少子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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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少子化”；人口结构；“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1
引言
据相关部门统计显示，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2011-2015年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不断走低的人口生育率会带来幼儿园入园孩子减少、小学在校学生减少、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大大下降等等诸多问题。所以对其对策建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一、少子化的概念及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1.“少子化”的概念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代表未来人口可能渐变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会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2.“少子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从绝对数量看，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口为2.28亿，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出生人口只有1.46。在20多年的时间里，出生人口减少了36%。而目前中国适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未能找到配偶的结婚适龄男性数目达到3000万名。根据人口发展的过度，少子化现象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迅速得到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少子化”产生的影响
1.对教育的影响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近日《2015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从1978年的3300万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不足1700万，全国小学学校数量从19世纪80年代的900多万，下降到2014年的200万左右。这将导致空间闲置，教育资源过剩。
2.对劳动力的影响
“少子化”现象影响了劳动力结构。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全球逐渐步入了信息化社会，我国亦是如此。从打的趋势来看，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在飞速攀升，第二产业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将严重下降。这就导致从事新兴行业主图生物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等行业得以不断地发展，而一些传统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劳动力相对下降，甚至有些个别的行业遭受严重的劳动力危机。这也就导致了我国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少子化”现象影响了产业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是相互伴随的问题。正常的现象是年老人员和年轻人员能够合理流动。而在出现了“少子化”的情况下，将有一大批老年人由于具备了特别的专业技能，加上退休年龄的延长，年轻人很难加入进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产业需要新技术，能够很好接受新东西的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又不愿意去培训就不能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产生结构性失业，即合格劳动力短缺。减慢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中国的GDP。
3.对幼儿产业的影响
“少子化”现象将对幼儿产业带来极大的冲击。诸如婴儿服装、奶粉、出版物、玩具等等产业将会受很大的影响。这就使一些产业不得不转型。如果转型不成功会造成严重的供大于求，造成损失。
三、“少子化”的成因分析
1.政策因素
“少子化”最大的政策因素是中国七八十年代开始大力推行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人口对环境、资源的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少子化”、高龄化等一系列人口问题。
2.观念因素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的传统观念遭到了冲击。过去结婚的目的就是生孩子，传宗接代。现在很多女性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不急于生育，而且还推迟结婚。女性的自我权益意识逐渐提高，更多的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
3.经济因素
先在的育儿成本是逐渐提高的。而对于大部分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最大的两块支出有房贷和育儿费用。初次之外，还有各种物价的上涨，生活成本的提高。这都使女性生育的年龄往后推迟，或者生二胎的意愿下降。
四、我国应对“少子化”现象的措施及建议
1.出台相关法规
日本比中国出现“少子化”现象要早，并且也取得了成绩。日本出台过《“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二孩政策，这是第一步。接着从女性职业、产假、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来促进二孩政策的实施。
2.扭转观念
^念决定行为。在超低生育率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呼吁女性重新审视家庭的重要性、生育二孩将减少孩子今后的养老负担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将要面对的人口风险。
3.优化经济结构
我们不仅要提高生育率，更要正视少子化现象。在未来，我们将面临用工恐慌，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会减少。那么我们就需要把人员数量优势改变为质量优势，充分发展技术、信息等高端行业。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老龄化;少子化;养老保险;广东市场
1我国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经过30多年的严格实施，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不是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而是低生育率导致的适龄劳动力不足，以及逐步显现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问题。我国人口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峰值，自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推行后，出现了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使我国人口数量不断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2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的形成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下所产生的少子化直接导致我国人口不断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以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养老保险负担本已沉重。因此我国现有的政府推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地区必将受到来自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严重挑战。
3广东省某地区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
在笔者进行调研的某村，通过走访村部，查看相关村志和本村现有的人口资料等文献，结合与村民、学校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笔者了解到，某村现有住户156户，户籍人口约有571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占到13%，而0～14岁的少年儿童共有113人，约占19%，因此，根据对某村的调查发现，该村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均比较突出。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该村中青年，无论男女，外出打工现象盛行，绝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会选择外出务工，以赚钱养家。那么该村中的养老和育子责任如何保障?笔者针对广东省某地区农村的老年人希望选择的养老方式进行了调查(见下图)，其中希望依靠子女养老的老年人有39%，打算依靠自身养老的老年人有21%，打算依赖政府救济养老的老年人口有10%，打算依靠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养老的老年人有27%，还有3%的老年人甚至对自己将来依靠什么方式来养老还很迷茫。在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下，大多数老年人都考虑过将来的养老情况，但是在农村老年人群体中将养老寄希望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养老的老年人有72%，这也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还不完善，农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对我国养老保险的作用缺乏足够的信心。各地虽然都将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保险作为保险公司社会保险制度市场扩大覆盖面的主要对象，但在这个庞大的近两亿人的群体中，老年人参保率依然偏低，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万人。
4存在问题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对于商业性社会保险的意识低
在农村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问题，小学毕业甚至文盲等情况较多存在。这一代老龄群体对于社会养老保险认识度低，且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观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过度满足农村老人的物质需求
随着子女进城务工，收入的持续增加提高了农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农民生活得到较为可观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资料得以不断地丰富。
4.3经济收入低的不舍心态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体一辈子受苦受穷的经历，使得他们对于所获收入的钱财比较珍视，舍不得花费每一分钱，哪怕是他们自己生病，都延续着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态，对于养老未知风险的预防的金钱花费，他们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业养老保险难以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
由于中国保险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是在城市，商业养老保险公司忽视了农村养老市场的保险需求，简单地把在城市销售的养老保险产品直接运用到农村市场，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要，而且保费相对较高，大多数农民无力承受。
5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的对策分析
5.1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参保意识
为了加强老年人群体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信任，我们必须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使农村地区老年人群体对商业养老保险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为他们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建立信心，之所以许多农村地区没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们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不了解。另外，针对更新农村老年人的传统观念而言，他们认为依靠子女养老才是最稳妥的养老方式。但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形势严峻的今天，要加强农村老年人对于社会新形势的认识，加强农村地区信息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强化商业养老保险的概念，增加农村地区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意识，更新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化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识并鼓励购买的消费行为。
5.2鼓励发展商业保险
随着城镇化建设，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也不断上升，得到较大的改善，普通的社会养老保险提供的生活保障是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对保险失去信心的原因之一。所以要充分把握这个有利的机会来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满足农村养老保险需求。为此，政府也应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和积极鼓励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积极开拓发展农村市场，建立和完善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李俊华，刘均.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探析［J］．甘肃农业，2016(3):60.
［2］朱勇.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机构养老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少子化；原因；婚育观；日本
近年来，日本一直被“少子化”问题所困扰。何为“少子化”，如其字面意思所示，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日本当局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要维持良好的社会结构，最理想的状况是，每对夫妇生下2.48名孩子。但在2011年每对夫妇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39，与2010年持平。合计特殊出生率在2005年跌至1.26的历史最低点后持续上升，但增速有所放缓。本文将以日本少子化产生的原因为重点进行阐述。
一、日本出现少子化的原因
1、晚婚晚育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婚姻状况直接地影响到人口的发展，并且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从日本厚生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来看，2010年日本人的初婚年龄，男性为30.5岁，女性为28.8岁，而1980年，男性的初婚年龄为27.8岁，女性为25.2岁。约30年中，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分别上升了2.7岁和3.6岁。像这样的晚婚化日渐明显。初婚年龄的上升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生育年龄的上升。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由10年前的28.8岁到如今的29.9岁，增长了1.1岁。同样，日本的生涯未婚率（50岁为止的未婚率），男性从1.7%到20.1%，女性从3.3%到10.6%，以飞速增长。晚婚化和未婚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少子化的进展。
2、出生率的低下
由于晚婚化且女性最佳生育年龄限制等原因，不得不放弃生育的夫妇在增加。另外，随着结婚之后还持续原先工作或者生育后想再就职的女性的增加，会有控制生育儿童人数的现象产生。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的合计特殊出生率（1名女性终身生育子女人数）为1.39。出生率在2005年创下历史最低记录的1.26后逐年上升。2008与2009年的出生率均为1.37，2010年则上升了0.02点。厚生省分析认为，出生率上升是因为36至39岁生育和生育第二胎以上的女性增加，同时表示“虽然出生率转为上升，但少子化现象今后仍将继续”。
二、少子化原因的背景
1、日本女性追求男妇平等，拒绝成为生产工具
近年来，日本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婚姻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全球经济化的发展，现代日本女性得以和广阔的世界接触，视野得到了扩展。日本女性开始思考在历史潮流及现实生活中，作为女性所得到的评价，表示出想与男性一样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强烈愿望。半个多世纪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无论在劳动力不足、资源稀缺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经济泡沫破灭的九零年代，也不管是为了补充劳动不足还是为生计所迫，日本女性为自己家庭生活水平的保持，提高和日本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她们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必然会提出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要求，男性不对自己摆架子并且分担一定的家务事，正是她们追求男女平等的表现。
2、高学历化及女性劳动者的增加
从大学等高等教育机关的女性入学率来看，虽然近几年持稳定状态，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女性大学入学率直线上升。特别是4年制大学的入学率更是明显。1960年日本女性大学入学率为6.5%，而到了2008年则上升到了42.6%。如此高的升学率对晚婚晚育化的进展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伴随着女性的高学历化，“机会均等雇佣法”，“男女工资平等法”的颁布，女性就业人口保持不断增长的状态。希望同时兼顾家庭及工作的女性也随之增加。但是，由于日本公司惯有的人事制度，女性在生育之后不得不面临被解雇的困境。而且生育后的再就业也是异常艰难。然而工作和育儿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即使是在福利相对来说较为完善的日本，接收幼儿的托儿所也存在着数量不足的问题。因此，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比起生育儿女的乐趣来说，苦恼要更多。从而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女性选择了工作。而另一方面，由于离婚率的上升，女性对婚姻的不安定感越来越强烈，为了防止由于婚姻解体从而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一部分女性则不得不选择工作。
3、对结婚及生育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少子化现象的出现和现在年轻人的婚姻生育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是选择晚婚的男性还是女性，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单身生活更加的自由。随着职业女性的增加，她们的经济能力得到提高，没有必要像过去一样通过结婚而依赖丈夫来得以生活。因此，部分女性选择了较为自由的单身生活。
另一方面，从泡沫经济时代的“高学历，高收入，高身高”到现在的“有共同价值观，性格相符，有稳定收入”，可见女性对配偶者的要求也是渐渐从物质要求转向精神要求。2010年日本朝日生命保险公司随选出600名25至44岁的单身职业女性，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结婚对象的条件，重视“价值观一致”的女性占总数的61.8%，其次是“对待金钱的态度”（27.0%）和工作稳定（26.3%）。其中调查还显示，93.7%的女性“考虑过要一辈子独身”，首次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年龄均为28.6岁。在小于34岁的被调查女性中，近80%有过独身的想法。
4、育儿成本的增加
育儿成本的增加也是研究日本少子化成因时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据日本政策金融金库以利用教育贷款家庭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有小学生以上子女的日本家庭中，2010年度平均教育费用预计将达到198.2万日元，占家庭年收入的36.7%。这是自2000年度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教育负担比例。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05年的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家庭每年用于教育方面的费用约为，公立幼稚园25万日元，私立幼稚园54万日元，公立小学33万日元，私立小学137万日元，公立初中47万日元，私立初中127万日元，公立高中52万日元，私立高中104万日元，公立大学130万元，私立大学文科167万元，私立大学理科207万日元。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孩子如果从幼稚园到高中是公立学校，大学是国力大学的情况需要1091万日元，如果从幼稚园到大学都是私立学校的话则需要2352万日元。在如此高额的学费面前，日本的年轻母亲放弃生育也是无奈之举吧。
其次，日本女性的就业模式是典型的M型结构。大部分的女性一旦生了孩子，就只能放弃工作专注于育儿。待孩子上幼稚园时再回归社会。但是由于日本现在大部分的企业还是实行的终身制及论资排辈，即使女性再就业的话，也只不过是以临时雇用或打工的形式，并不能享受到正式社员的福利。她们由于育儿而失去工作的机会成本增加了。像这样可见的育儿费用的上涨及不可见的机会成本的增加给大部分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总之，日本少子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年轻人的婚育观念，特别是女性婚育关有很大关系。少子化问题是日本今后必须应对的难题，少子化的解决，对日本今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对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但是，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胡澎.当代日本妇女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资料集.2010.
[3] 山本肇.少子亡国论.かんき出版社，1998.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4篇
人口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年度内的人口构成状况，一般可以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收入阶层等方面进行划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一国或地区劳动力市场、消费、储蓄、经济规模等都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年龄变化趋势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明显。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老龄化。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14%的社会就是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比重达到20%的社会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0.906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1%，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加速发展。到201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94亿，占我国总人口比重达到14.3%，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预测，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达到2.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8%。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8%左右。届时我国老龄化程度会逐年超过美国、英国，并接近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与老龄化相伴随，使老龄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少子化，这也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少子化是指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造成的0-14岁低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减少的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实施是少子化最主要因素，当然，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增大也客观上对少子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数据显示，自1982年开始，我国0-14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世界人口展望2010》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21%，到2010年该比重下降为19.19%。与其他一些发到国家相比，我国少子化的进程发展较快。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在美、英、德等七国最高，到2050年我国0-14岁人口比重下降至12.51%，该比重仅高于七国中的日本。一般而言，少子化会推动人口结构发生两种变化：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因此，少子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长远影响。
2、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水平降低，经济增长面临趋缓压力如前所述，我国人口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结构当中，而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我国人口结构在短期内的不可调整性，使得我国老年抚养比到2050年将超过50%，而少年抚养比的下降也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到2050年不到全社会人口的60%。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按照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视为老年劳动力人口。2011到2050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呈现不断老化的趋势。其中，15-2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2011年15-2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4%，到2050年该比例下降为24.1%。30-4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7年到2028年有个较小幅度的提升外，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1年30-4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3.6%，2017年下降为30.7%，而后略有增长，到2028年该比例约为32.8%，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该比例约下降为28.4%。45-64岁的劳动力老年人口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1年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约为32.9%，2050年上升为47.5%。可以看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也呈现出了老化的特征，而且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深，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也在不断下降。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约为9.77亿，如果人口政策等未发生变化，到2050年预计这一总数约为7.90亿。根据Y＝F（N，K），总产出是劳动力的函数，在劳动力过剩阶段，因为有足够劳动力剩余存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冲击。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迎来刘易斯拐点（蔡，2013）。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劳动力老化对社会劳动力产出率有抑制作用，进而会抑制经济增长。劳动产出率都会随着劳动力老化而有所下降。而劳动产出率的下降，势必会带来社会产出的下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老龄化的加速将会降低我国劳动产出率，进而减少我国社会产出总量。
（二）消费水平下降，内需拉动力量有减弱趋势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对全社会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者是理性的，并且会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以达到效用最大化。因此，老龄化和少子化会对个人的消费和储蓄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年轻人消费水平较高，而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会随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减少。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消费整体水平下降。加之我国老年人有储蓄养老等传统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现行拉动内需的政策效果。由表2可以看出，消费率和少儿抚养比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高，则消费率越高。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居民的消费水平会降低。消费率和老年抚养比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越高，消费率也越低。人口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即无论是从少子化角度，还是从老龄化角度来看，我国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消费水平的下降。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老年人预期寿命普遍提高。根据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简称LCH），消费率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寿命越长，就要将有限收入放在更长时间里来消费，这样每一个时期消费量就呈下降趋势。图4也完全支持上述观点，从图4中可以看出，35岁之后，人们或者是为了子女教育、或者为了自己养老方面考虑，在消费上的支出总体较低。特别是70岁以上的年龄段老人的消费水平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因此，当一个社会中7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时，会严重制约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因此会受到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
（三）养老问题更加凸显，养老金支出压力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主要会从赡养比方面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赡养比主要是指缴纳社保基金人口与领取社保基金人口之比，这一比率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会产生重要影响。当该比率较低时，说明该制度下缴费者多于领取者，从而形成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当该比率较高时，表明领取者多于缴费者，会逐步形成收入少于支出的情况。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的有关数据，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9.7%，而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约为30.8%。2011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1.5%，而2050年该比例约为56.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未来4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会不断下降，且有可能下降为2:1以下，即两个在职职工就要供养一个领取养老金者。老龄化加深带来的赡养比下降意味着依靠在职职工不到20%的工资收入所积累的养老基金收入会远不足以支付约占领取养老金者工资收入60%的养老基金支出。近年来，很多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我国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进行了各种测算。世界银行和财政部合作的测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债务的课题的数据显示，以1997年为基准，从2001年到2075年，我国养老金的隐性负债规模约为13万亿元。国务院《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课题研究显示，以1997年为评估时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债务最低约为1.8万亿元，最高约为11.9万亿元。考虑到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会迅速扩大。老龄化带来的农村养老压力也不容忽视。自2009年开始，我国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到2011年底参保人数已达到3.26亿人。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此外，我国还有对80岁以上老人给予高龄津贴的政策，根据郑功成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对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财政责任按照两种方案进行预测，第一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至2030年平均为18.3亿元，第二种方案预测农村高龄津贴自2010年到2030年平均为32.3亿元。我国老龄化到了2030年之后会迅速加深，因此这一财政津贴的数额会继续增加。由此，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也会增加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支出方面的责任。
3、我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建议老龄化社会趋势不可改变，要做的是设法使其进程放缓
（一）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保证我国劳动人口维持一定规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大国特点之一是人口多。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保持一定人口规模是保持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人口太多，超出自然资源承受能力范围，肯定是负担，但人口太少，也会有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没有适当规模的劳动力投入，就不会有大的社会总产出，也会危及经济大国地位。特别是在全球人口增长不很乐观的情况下，未来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可能不再仅仅限于今天所谓的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对年轻人的竞争。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为缓解劳动力不足，日本文部科学省拟对以亚洲为中心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实施毕业“包分配”制度。目前这一计划已经进入细节探讨阶段，将被写入文部科学省2014年的预算中。日本的这一行动或许就是全球年轻劳动力争夺的序幕。再加上人口的调整涉及因素很多，调整人口结构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育，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需要15年或者更久。因此，目前就需要认真研究在坚持基本国策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和调整人口政策。2014年之后，我国将陆续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这势必会延缓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们还应该根据各地区发展水平与人口结构的不同，持续调整人口政策，以达到优化劳动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
（二）改善我国劳动就业政策，着力提高就业率提高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亿，占总人口的69.2%，比2010年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是该比例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0》的数据预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我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的影响下，将在2018年达到峰值9.93亿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50年该年龄段人口将下降至约7.90亿。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力的减少将会通过就业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我国养老金支出负担。因此，我国应该从长远角度、通过长期规划来促使就业率提高。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劳动力人口减少问题极其重要的途径。老年人口在体力上无疑会处在日趋不利的阶段,但其智力、经验和社会资本等却并不一定会同步衰减。鼓励身体健康、有意愿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鼓励和扶持年轻人创业、通过设立专门就业服务机构来缩短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等待时间、增加就业培训等多种方式来提高我国就业率，以最大限度缓解我国养老金支出压力。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5篇
这一改革从提案伊始就争议重重，然而执政党几经易换却没有影响法案的施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日本社保的巨大缺口让财政重建迫在眉睫。而医疗费用约占社会保障费用的1/3，且逐年上涨，而这正是造成这一巨大缺口的主因之一。
医保赤字困扰日本
在“国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日本医疗保险大致以三种形式覆盖全民。
首先是由协会健保、船员保险和各种共济组合组成的职工保险，其中协会健保包括以中小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健康保险，和以大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健保组合。其次是以农民等非正式职工为对象的国民健康保险（国保）。此外，还有以75岁以上的全体后期老龄人口，以及65岁以上74岁以下有身心障碍的前期老龄人口为对象的老龄人口医疗保险。
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指出，2011年国民健康保险实际收支情况为3022亿日元的赤字，而健保组合在2012年的赤字为2976亿日元。由于医疗费用财源由保险金、公费和个人负担三部分构成，近年来，窗口个人负担的金额不断上涨，而伴随着保险金的增加，未参保者也在增加。在严峻的财政状况下，各保险机构都强烈要求扩大公费投入。
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表明，由于现存医保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以及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等原因，日本医疗费用总额在近五年间，以每年1兆日元的速度持续增长，2010年已达到37兆4202亿日元，其中公费负担占38.1%。医疗费与国民收入比和GDP比分别为10.7%和7.8%，与OECD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值相比，虽然处于较低水平，但医疗费用总额中的公费负担率与英国等国家同属于最高等级。按照现状分析，预计其医疗费在2025年将达到60.4兆亿日元，其中公费负担将显著增加。
在医疗费用对公费的高依存度下，另一方面，日本的税收却处于下降趋势。由于医疗费用中公费主要来源于税收，其结果就是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公共债务与GDP比已经达到两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面对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况，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希望放在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上，以期通过消费税率的提高增加公费投入。然而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现行5%的增税方针并不能实现财政重建。要实现基本收支平衡，必须要提高25%的消费税。同样，要解决医保赤字，光靠提高消费税可谓治标不治本。因此，学习院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远藤久夫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国民正确理解到，经济不景气、少子高龄化和过剩债务的背景下，要维持全民医保的公共医疗保障极其困难，为此首先应就医保制度中负担与支付的理想状态取得一致意见。
医保制度积弊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世界第一。这有赖于国民皆保险制度下的医保制度极具公平性，和选择医疗机构的高自由度。因此日本医保在世界上的评价相当高，然而当其政府公债成为世界最高，开始加大力度抑制医疗费上涨时，正如远藤教授所说，有必要将目光放回到医保制度本身，追本溯源，以求更好地解决医疗费上涨问题。
首先，在支付制度上，日本医疗保险的结算方式被称为诊疗报酬制。其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进行全国统一定价。具体方式是将实施的医疗行为按照各自对应的项目打分，以每分10日元的价格来计算。其内容包括基本诊费以及特殊诊费。简单来说，诊疗报酬制是按项目收费的结算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检查越多，开药越多，医疗机构的收入也越多。医疗机构为增加检查，不断导入CT、PET、MRI等高价格的检查仪器，而患者自身也习惯了大量的检查，造成了医疗资源和费用的浪费。
另外，根据OECD2010年的数据，日本每1000人中有2.2位医师，低于OECD3.1位的平均数目，但日本平均住院日却达到了18.2天，在34个国家中排在首位，远超于OECD7.1天的平均数目。日本正陷于一种怪圈：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就面临赤字，而即使医疗质量不高只要数量够了，也能得到利益。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诊疗报酬制，自由选择医疗机构的机制让日本的短期病床接收了很多需要长期疗养的患者。
在日本，无论是在大学医院还是诊所，只要是医保定点机构，个人负担的金额比例并无区别，因此患者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由选择医疗机构。
从事医疗管理工作的星多绘子认为，这种自由选择机制一旦过度，会造成对医生的选择性消费以及重复治疗，从而使国民医疗费用增加。
日本的现实是，患者为了安心，首选拥有200张病床以上的大医院，这让双向转诊制度成为一纸空谈。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诊疗报酬曾规定，对首诊时没有诊所医生开具介绍信就到大医院就诊的患者额外收取一笔费用，一般在5000日元左右，但即使如此，也没有遏制住患者到大医院就诊的意向。因此2012年日本的诊疗报酬降低了首诊报酬，通过增加“选定疗养”患者的经济负担，来减少患者到大医院的就诊人数。
虽然政府希望借诊疗报酬的改定引导患者合理流动，但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表明，医院在最近5年间减少了338家，而每家医院的医疗费月额增加了3500万日元。这表明医院申请的诊疗报酬在增加，从中可以看出面向大医院的医疗集中化的倾向。由此可见，诊疗报酬的诱导并未起到应有作用。
医疗费用可以用“医疗量（住院日数、治疗人数）×诊疗报酬（医疗单价）”表示。梳理日本近二十年来医疗政策的流变可看出，每两年改定一次的诊疗报酬是日本抑制医疗费上涨的重要工具（见链接）。日本通过上调医疗服务价格同时降低药品价格的方式，实现诊疗报酬的负增长，从而抑制医疗费用。
然而，由于老龄人口持续增加，减少诊疗报酬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连续的医疗费抑制政策也带来了医疗崩坏。为维持应有的医疗水准，又能从根本上改变抑制医疗费上涨的政策，进一步修正筹资比例必不可少，然而前提是全体国民达成一致意见。
2010年日本医疗费的48.5%来自社会保险金，38.1%来自公费，13.4%来自个人负担（见图）。日本公费负担比重远高于OECD一般国家，其中公费的50%用于后期老龄人口医疗。从患者负担医疗费的比率来看，70岁以下6岁以上的患者负担三成，75岁以上患者负担一成医疗费。公共保险的保险金根据收入而非风险决定，这就使得年轻一代面临过重的保险金负担，影响了社会公平，也使得公费负担随着老龄化加剧而加重。另一方面，因为公费负担过高而不得不提高消费税的做法，又无形中加重了低收入者的负担。
但提高社会保险金也并非最稳妥的做法。在中小企业减薪的背景下，协会健保的平均保险金率在2012年比过去最高上升了10%，财政状况十分严峻。而健保组合的保险金率虽然低于协会健保，却强烈反对提高保险金。国保更是由于无业者和非正式职工的增加，构造上极端脆弱，并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以低收入者为中心保险金的未缴纳率在上升，提高个人负担比例也遭到了医疗团体与患者的强烈反对。
在现有医保制度的支付与负担如何达成理想状态的问题上，日本或许还需继续上下求索。
少子老龄化雪上加霜
“在探讨医疗费与公费负担的问题时，最大的课题是对于75岁以上的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应该如何筹资。”关西大学的林宏昭教授在《医疗与公费负担――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财源政策》一文中这样指出。
在造成日本医疗费上涨、财政严重赤字的因素之中，少子老龄化是一个避无可避的话题。
2012年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4.1%。根据预估，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2025年将达到3657万人，75岁以上的老年人2055年占全人口比重将超过25%。另一方面，出生率的低下带来了儿童数量的减少。2013年65岁以上老年人与年轻人已经达到了4比1的比率，可以说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社会。
老龄化社会带来了相比过去达到最高的社会保障费。据统计，社会保障费与国民收入比从1970年的5.8%上升到了2010年的29.6%，而老龄人口在社会保障费中所占比达到了68.1%。
为应对少子高龄化，日本在2008年以前施行“老年人保健制度”。但在 75岁以上老年人和现役人口加入同样的制度下筹集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现役人口和老龄人口的负担比例很难分清，要抑制医疗费的上涨也很困难。
为此，日本从2008年开始施行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将老龄人口作为独立的年龄层，纳入新的保险体系。运营主体为多个市町村加入的“广域联合”。由于老龄人口自身负担能力较小，需要其他医保层面的支援机制。其中未满75岁和75岁以上的人有所不同。65岁到74岁的“前期老龄人口”与现役人口加入同样的医疗保险，自由营业者和无业者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大企业员工加入健保，中小企业员工加入协会健保。
企业员工离职后，很多人转入国保，使国保医疗费上涨。而健保组合和协会健保按照参加人数，支援一定的“缴纳金”，即所谓的“财政调整”机制。2013年，日本的缴纳金在2兆9000亿日元以上。
75岁以上的老年人加入“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医疗费中除去由个人负担的部分，由公费负担五成，剩下的部分一成来自老龄人口的保险金，四成来自现役人口的支援金，支援金约为5兆8000亿日元。
与老龄人口极低的负担保险金额相对的是，2009年老龄人口的人均诊疗费是年轻人的4.7倍。
少子老龄化加重了生产年龄人口的负担，特别是财政基盘脆弱的协会健保，由于支援金的影响已经存在大幅赤字。可以说，少子老龄化已经威胁到了互相扶助下成立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存续。
为此，认为老龄人口应当提高负担比例的呼声正在日渐壮大，但究竟何时才能施行，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由于国保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保险，当一个家庭中，成员先后进入后期老龄人口层时，其计算方法就会相当混乱。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对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按照年龄区分的做法加以修正。
少子老龄化是世界性的问题，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一长寿之国，并无多少他国可借鉴的经验。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6篇
关键词："少子化" 警示 转变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教授的理论，依据毛入学率的不同将高等教育分为不同的阶段。当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属于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15%小于50%为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大于50%的为普及化阶段。根据以上划分，台湾早在2009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便达到82.17%，已经处于普及化阶段，而我们到大陆到2012年才达到30%，再加上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发展的诸多相似性（例如：扩招），可以说我们正沿着台湾高等教育曾经走过的道路前进。除了低头赶路，我们还应时不时地抬头看路，通过台湾在前方道路上遇到的波折给自己提个醒，提前做好准备。
一、台湾“少子化”给台湾高校带来的困境
台湾重视高等教育，台湾高等教育在台湾经济腾飞中的作用至为重要。台湾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巨大，但是其教育投入也有不合理之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公私办学的风气盛行，教育资金往往过多地用于兴办学校和盲目扩招。据统计：从1995―2003的8年中，台湾的大学由原来的58所增加到139所，若将专科、军警和空中大学包括进去，2004年台湾的大专院校已达168所，每100万人中就有约7.1所高校。[1]有媒体报道称：“台湾是全世界大学密度最高的地区”，“几乎遍地是大学”。台湾高考（联考）录取率在2007年已经达到96.28%，可以说目前台湾高中毕业生只要想上大学就都可以上，台湾高等教育的供需已经饱和。[2]
台湾“少子化”使得高校入学适龄人口逐年减少，高等教育出现供过于求。台湾1991年出生人口为30.86万，1998年降为25.48万（2016年大学入学），到2006年更降为19.29万，而台湾高校目前每年可容纳30万学生入学，也就是说从1998年以后每年出生的人就算全都读大学，也填不满台湾168所大学的招生需求。许多学校已经招生不足，比如淡江大学兰阳校园原拟容纳8000人，结果目前只有400多学生。台湾高校经常要靠参加“大学博览会”宣传自己才能招到学生，在大学博览会现场，学生像活生生的骆驼被牵进大学博览会会场，各校绞尽脑汁吸引考生注意力，好几家大学使出奖学金吸引一流的学生，金额愈飙愈高，台湾南部一家大学被逼得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喊出‘毕业给两百万出国’的重赏。[3]大学倒闭在所难免。台湾世新大学校长赖鼎铭预测，从2016年开始台湾陆续会有大学倒闭，私立大学更是首当其冲。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助理研究员林宗弘也表示，台湾年轻世代的结婚率与生育率快速下滑，预计10年内，台湾将有1/3大专学校（科技大学）面临倒闭。赖鼎铭更主张，应该扩大招收大陆学生，以增加学生来源！
二、台湾“少子化”给大陆高校的警示
1.肉少了
与台湾相类似，大陆自1999年开始也经历扩招、办校的热潮。为早日普及高等教育，从1999年起高校的招生人数以每年增加40万人的速度递增，1998年我国高校总共招生108万人，到2011年招生675万人；另一方面，各种私立院校、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截止到2012年大陆高等院校共计2198所容纳了2536万学生。[2]目前，大陆适龄人口毛入学率总体上已经突破了30%，有些省市已经超过了50%，北京、上海甚至已达到了80%率先进入普及化阶段。
虽然总体上大陆高等教育资源仍然需求大于供给，然而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却已开始下降。根据教育部的数据， 2008年高考考生为1050万人；2009年为1020万人；2010年考生人数跌破千万，降至957万；2011年为933万；2012年变为915万；2013年又减少3万人，已变为912万人，全国高考考生人数已经“五连降”。南京财经大学程瑶、章冬斌教授根据我国《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口出生率的分析，2008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达到了最高峰，2009年以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逐年下降，到202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将减少30%。有人据此预测大陆在未来的5至8年高等教育供给与需求达到饱和，届时大陆高校像台湾高校一样无人可招，必将有一部分高校被淘汰出局。台湾高等教育现在遇到的困境我们即将面对，留给大陆高校尤其是实力偏弱的私立院校的时间已经不多。
2.狼来了
与台湾高校相比，大陆高校不仅要内部间争夺生源，还要面临台湾、欧美等发达国家高校对大陆生源的争夺，对大陆高校来讲不但是“肉少了”而且还“狼来了”！
为吸引大陆生源赴台进修，2011年1月，台湾在大陆招生近2000人，而2014年则预计增加到5700人。除台湾外，欧美名校为吸引中国优秀学生，也加强了在大陆的招生宣传，并提供相当丰厚的奖学金。高中生参加“洋高考”，放弃国内的高考的现象逐年增加。据媒体报道，上海的高中四大名校中，出国的优秀生的比例已约达10%～20%，比较高的甚至已达到30%～40%；2005年以前，人大附中的学生以考北大、清华为荣，2005年以后，他们则希望考入香港的大学，2008年之后，学生们的目标增加了美国的大学。
三、转变
如何在与海内外众多高校的“掰手腕”中立于不败之地？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增强忧患意识，转变思想观念，转移工作重心。
目前许多大学仍然热衷于圈地建校、扩充规模，以“大”为“强”，万人学校比比皆是，大量的教育资源浪费在校园建设上。然而事实一再证明“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良好的硬件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办好教育，教育的关键还应落在“人”上。欧美教育之所以对全球普遍产生强大的吸附力，根本原因在于对个人价值的发掘与尊崇，对独一无二、顶天立地的那个单数第一人称“I”本质力量的开发和弘扬，其本质是对个人主体及其潜才潜能、别情别趣的“蔽式发现”，即俗话所说的“因材施教”，而这恰恰是大陆高校最容易忽视的。大陆的教育以“预制”的课程标准去迫使学生统一进入课堂流水线，格式化地就范于课程所负载的价值系统，从而使本应充满文明和尊严的教与学异化为学生个体不断被“产品化”、“工具化”。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是学校存在的基础。学校的办学质量将成为学生选择学校的首要因素。在“嘴多、肉少、狼来了”的激烈竞争中，谁能以学生为本，根据学生自身特长因材施教，提升教学质量、打造特色专业，创立学校品牌，谁就能在将来占据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董泽芳.DONG Ze-fang 台湾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特点及启示[期刊论文]-高校教育管理2011，05（2）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养老金制度现收现付制人口老龄化
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养老金制度的建立也晚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在战后，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其养老金制度也作为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得到充实和完善。此后经过上世纪80年代适应经济由高速向低速转轨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上世纪90年代适应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到来的养老金制度重构的尝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分析研究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正在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我国来说，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一、日本养老金制度的沿革
日本的养老金(年金)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八年(1876年)的“恩给制度”，即由中央政府出钱，对退役军人及政府官员支付老年生活费作为国家对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军人及官吏的一种恩赏。进而在1939年建立船员保险和1941年制定《劳动者年金保险法》，是最早以民间劳动者为对象实施的养老保险，保证在他们年老或受到伤害及死亡时，本人或其家属可以领到养老金。1944年又制定了《厚生年金保险法》，保险范围扩大到职员和女性劳动者。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复兴，产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急剧涌入城市；再加上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空前低落，人口平均寿命逐步延长，进而急需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并完善国民养老保险制度。这样，1961年日本制定并开始实行《国民年金法》，规定20岁至60岁的日本国民都要加入国民年金，实现了“全民皆年金”。
然而此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养老金制度。为了确保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稳定的发展，1985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年金修改法》，设立基础年金，对分立的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实现了给付和负担的公平化，对重复给付也进行了修正，同时还确立了女性的年金权。也正是这次改革确立了目前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基本框架：大体上可以分为公共年金和补充年金。公共年金包括国民年金(基础年金)和雇员年金，其中雇员年金又分为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这样日本以国民年金为基础层的保障，以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为第二层的保障，而以自愿建立的年金等补充年金为第三层次的保障，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经济一蹶不振，养老金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之中。1994年引入月工资浮动制，决定免除受雇者育儿假期的养老金保费；1997年开始实施“基础年金账号”制度；1999年决定将“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的给付水平减少5％，引入在职老龄年金等。在此基础上，2004年日本在养老金制度方面又做了比较大的改革，力图实现养老金的给付与负担的合理、公正，解决养老金财源问题，保持养老金制度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次改革针对一些紧迫的问题采取了具体的解决方法，例如，针对泡沫经济破裂、经济长期萧条而带来的养老金缺口所采取了增加政府对年金的补助；调整缴费基数；提高缴费比率；取消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一些限制；规定大学生保险费补缴制度等措施。为了解决部分人拒交保险费的问题，日本政府决定利用行政手段，采取查封银行存款、冻结个人资产等非常手段，强迫被保险人交纳养老保险费。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沉重负担，采取了在提高保险费的同时，逐年降低向被保险者支付的保险金；分阶段提高退休领取年金的年龄等措施。
二、评析日本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日本养老金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逐步成熟并成为得以信赖的退休人员生活来源的支柱。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日本养老金制度的不断改革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变化的需要。战后，经济增长迅猛的日本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巩固经济的发展，所以扩大了养老保险的保障范围，实现了全民皆有年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又针对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多层次立体化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养老保险基金的金融运作以及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机制等。进入2l世纪，由于经济发展的停顿和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日本的养老金制度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仍然面临着以下问题：
(一)养老金财政困难有增无减
目前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截至2006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40万人，比上年增加83万人，占总人口的20．7％。另一方面，日本的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减少25年。少子化和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使养老金财政日益困难。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等办法抑制养老金给付，并阶段性地提高养老金保险费，但这些措施仍没能改变日本养老金财政赤字的状况。在最近这次改革中规定：国民年金(基础年金)的国库负担比率由以前的l／3逐渐提高，到2009年达到1／2。这样做是想通过提高国库负担比率、增加投入来弥补年金财政的不足，尽量抑制年金保险费的上涨，使低下的保险费缴纳率不会进一步恶化。而作为安定的财源，政府可考虑的只有提高消费税率、增加税收来充当这部分费用。但是，把税收只为某种目的而使用是否妥当，以及南于增税而引起的民众不满并带来消费下滑，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就得不偿失了。
(二)养老金空洞化，企业负担加重
代际间付出与回报的不公，社会保险厅的违规操作，政治家和官僚们滞纳养老金保险费，2007年5月又发生了日本社会保险厅遗漏了5000万份养老金保险记录的大事，使日本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日本公共养老金产生了信任危机，日本国民养老金的空洞化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拒绝缴纳保险费，会使将来拿不到养老金或无法拿到足额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样，新一代人会更加不信任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最终会使建立在代际转移基础上的养老金制度难以维系。另外，这次改革规定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厚生年金，要从目前的13．58％最终提高到18．3％，这样做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企业将用尽各种手段图谋逃避缴费，例如，增加非正规用工，变更工资的支付方式，从而减少企业厚生年金的负担，但是这会使年轻人的雇用受到影响，并减少整个社会的保险收入，使本已脆弱的日本年金体系受到更加负面的影响。
(三)如何实现多种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元化管理
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不断进行年金制度的合并，最终形成现在由政府掌管的国民年金和雇员年金两大块。但从目前来看这两块的给付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别，复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并存造成了一定的不公。比
如，截至2005年3月以国家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年金”月给付额为22．4万日元，以地方公务员为对象的“地方共济年金”为23．2万日元，而以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厚生年金”仅为16．9万日元。对于这种差别，人们希望将雇员年金并于国民年金之中，对公共养老金制度实行“一元化”管理。2007年4月13日日本内阁专门召开会议，通过了《被雇佣者年金一元化法案》，决定在2010年废止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年金”，将其统合到以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厚生年金”制度当中，从而消除在公共养老金上的官民差距。尽管该法案还要在国会审议，离具体实施还有段距离，但应该说是向养老金的一元化管理迈出了一步。
三、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分析了解，结合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所进行的改革，我们认为日本养老年金制度中的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一)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
日本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不同层次的制度覆盖着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了不同水平的养老保障。有基础的，有补充的，这一点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尤为重要。中国是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人数多。随着家庭结构由传统的大家族制向核心小家庭的转变，传统的家庭养老将无法维持，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难以妥善解决。在建立健全城镇养老体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体制，以形成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养老保障体制，才有助于为中国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提供制度基础。
(二)养老体制的改革和设计要解决代际不公问题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养老体制并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经济衰退等问题的恶化，养老金账户的不平等问题就凸现出来。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国的养老金缴费率一直保持在职工工资的25％-28％，与此同时养老金收入的欠费率每年也在20％左右。而且许多企业不堪重负采取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方式。所以对于我国而言，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需要通过利用资本市场和国有企业改革来化解转轨成本，以及做实个人账户问题。从长远来看，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只有选择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筹资困难、养老金财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等问题。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8篇
关键词:劳动力供给；延迟退休；精算调整因子；提前退休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是对我国当前“少子老龄化”挑战的强力回应。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至更替水平(2.1)以后，我国总和生育率(TFR)持续下滑，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2019年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12.6%。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些不仅威胁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而且会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针对上述挑战，近年来我国不断进行政策调整，尤其是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而且“十四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两项举措都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增加未来的劳动供给，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则是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资源。然而，“全面两孩”政策增加新出生人口的效果不及预期，2016年至今出生人口数反而逐年减少，2019年出生人口数仅为1465万;延迟退休年龄从具体政策出台到产生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政策效果尚不可知。除了这些举措，能否通过对现有制度的改革达到增加劳动力供给的目的呢?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临类似的“少子老龄化”挑战，许多OECD成员国着眼于通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来激励老年人增加劳动力供给，许多改革措施提高了老年人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和劳动参与率、降低了提前退休人员比例，这些国家的制度改革能够为我国提供参考。本文将采取文献综述法和比较研究法，从宏观角度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市场结果结合起来，考察荷兰、奥地利、德国养老保险制度不同改革举措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最后基于案例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践，提出对我国的启示。
一、理论基础:养老保险制度影响
老年人劳动供给的作用机理已有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制度主要通过三方面因素影响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分别是正常退休年龄和提前退休年龄的设置、养老金财富、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其中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对老年人劳动力供给行为的影响最为直接、影响效力更强。
(一)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
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可视为影响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的直接变量，是达到退休年龄以后再多工作一年其养老金财富的变化值占继续工作期间劳动收入的一定比例。相比t－1岁退休，t岁退休的养老金财富更多意味着延迟一年退休获得了隐性补贴，反之相当于对多工作一年的工资所得征收了隐性税。理论上，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越高，老年人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越大，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通常与实际平均退休年龄负相关(Duval，2004)。
(二)养老金财富
养老金财富指的是参保者未来养老金待遇的折现值减去全部缴费的折现值，而养老金财富增长率是t岁退休与t－1岁退休的养老金财富差额除以t－1岁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通常认为，如果预期养老金财富增长率为正，人们会选择继续工作、增加劳动供给。养老金财富受到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而养老金财富本身又直接影响到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
(三)退休年龄的设置
退休年龄的设置通过影响养老金财富水平和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对老年人的劳动力供给行为产生影响，是养老保险制度影响老年人劳动力供给行为的间接变量。改革可以通过调整提前退休年龄或正常退休年龄来影响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规定的最低养老金领取年龄越高，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越低，老年人越有可能增加劳动供给(Duval，2004)。
二、实证经验:荷兰、奥地利和德国的改革及其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下降、实际退休年龄降低、提前退休增多带来的挑战，许多OECD国家在制度改革时着眼于改进相关参数的激励作用以推动人们增加劳动供给，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引入待遇精算调整因子、改革提前退休计划等举措，以此达到降低提前退休人员比例、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实际退休年龄的效果(Schils，2008)。接下来将分别阐述荷兰、奥地利和德国的制度改革及其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具体为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实际退休年龄、提前退休人员比例等指标的影响。
(一)荷兰提前退休计划由非精算公平向精算公平改革:消除高隐性税率
荷兰的法定养老金领取年龄是65岁，允许在65岁之前提前退休。20世纪70年代，荷兰开始采取“VUT计划”作为提前退休计划，该计划是现收现付制筹资模式，提前退休待遇相当于退休前最后工资总额的80%。“VUT计划”不对待遇进行精算调整，参与者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较高，有激励提前退休效应。90年代，政府开始对“VUT计划”进行改革，逐渐被精算公平的基金积累制“PP(pre－pension)计划”取代:“PP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安排，养老金待遇替代率至少比“VUT计划”下降低了10个百分点，提前退休的养老金财富更少，但由于进行精算调整，延迟退休者的待遇更高(Euwalsetal.，2010)。提前退休计划的精算调整改革消除了继续工作的高隐性税率，影响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进而影响劳动供给行为。比如改革之前，雇员倾向于在59岁提前退休，因为推迟1年退休反而使享受80%高替代率养老待遇的时间减少1年;改革以后，59岁退休时养老待遇替代率是45%或48%(取决于其出生年份)、60岁退休时替代率为55%或59%，提前退休激励消失了，人们更有可能延迟退休。荷兰提前退休计划开始实施和改革的时点与55－64岁劳动参与率趋势的转折节点吻合:1971年55－64岁的劳动参与率为46.0%，70年代和80年代大幅下降，1986年降至27.2%的最低水平;90年代以来，55－64岁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2005年提高到46.9%，而且90年代以后的增幅大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降幅。这说明55－64岁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提前退休计划实施和改革的影响，将非精算公平的“VUT计划”改革为精算公平的“PP计划”提高了55－64岁雇员的劳动参与率。
(二)奥地利提高提前退休年龄:减少提前退休者的养老金财富
奥地利的养老金制度规定，只要缴费年限满35年，男性60岁、女性55岁(即提前退休年龄)就可以申领提前退休养老金。在正常退休年龄(男性65岁、女性60岁)之前申领退休待遇只能享受减额养老金，超过正常退休年龄申领养老金则有所增加，每提前或延迟一年，养老金系数降低或提高约2个百分点。2000年，政府逐步将提前退休年龄提高1.5年，还加大了对提前领取退休待遇的惩罚力度，即每提前一年退休，养老金系数降低3个百分点。2003年，再次将提前退休年龄提高3.5年(女性60岁、男性65岁)，而正常退休年龄并未调整，因此逐渐消除了早于正常退休年龄领取退休待遇的可能性。2000年和2003年两次改革的目标是激励增加劳动供给，实际确实对增加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了积极效果。整体而言，提前退休年龄每提高1年，受80影响男性雇员的就业率提高9.75个百分点，女性就业率提高1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2000－2010年，57－64岁男性就业率从19.8%提高到38.8%;52－59岁女性就业率从39.5%提高到64.9%。60－61岁男性、55－58.2岁女性就业率在2000年以前基本不变，2000年以来大幅提高:2000－2010年，60－61岁男性就业率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55－58.2岁女性就业率提高了约30个百分点，超出提前退休年龄后仍继续就业的雇员增多了(StaubliandZweimuller，2013)。
(三)德国引入待遇精算调整因子:降低隐性税率
德国养老金制度在1992年改革之前，没有对待遇进行精算调整，但因待遇与工作年限挂钩，实际上每提前1年退休，待遇减少约2.5%。1992年，德国引入了待遇精算调整因子，65岁之前每提前1年退休，养老金待遇降低3.6%(即每月降低0.3%);65岁以后每延迟1年退休，每月待遇增加0.5%，到2004年完成改革(BerkelandSupan，2004)。未对待遇作精算调整时，延迟退休会损失养老金财富，制度具有激励提前退休效应。1992年改革削弱了这种效应(削弱而非完全消除这种提前退休激励效应的原因在于，1992年改革设置的精算调整因子并不是“完全”精算公平的)，改革以前继续工作的隐性税率超过50%，2004年隐性税率降到20%左右(SupanandJurges，2006)，能够发挥提高实际退休年龄、减少提前退休者的影响。相比改革之前，1992年改革后，男性实际退休年龄从平均61.2岁提高至63岁，女性从61.7岁提高到62.4岁。改革之前，男性(女性)60岁以前和65岁以前退休的人员占比分别是17.2%(10.8%)和81.9%(66.9%);1992年改革后，男性(女性)60岁以前和65岁以前退休的人员占比分别下降到4.7%(6.3%)和51.7%(54.8%)。据测算，如果精算调整因子由3.6%提高至6%(更接近完全精算公平)，男性实际平均退休年龄将从63岁提高到64.9岁，女性从62.4岁提高到63.2岁，低于65岁的男性退休者将从51.7%减少为20%，女性则从54.8%减少为42.9%(BerkelandSupan，2004)。引入待遇精算调整因子的积极效果明显，调整因子的精算公平性越高，养老保险制度激励老年人自愿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效应越好。测算结果还显示，将德国的正常退休年龄提高1年只能使男性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从63岁提高到63.3岁，女性从62.4岁提高到62.6岁(BerkelandSupan，2004)，提高正常退休年龄的效果小于引入精算调整因子。
三、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