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化学品报告
无机化学品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关注 历史 文化 凡人
〔中图分类号〕I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121-07
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在承接传统开创的格局中，紧扣时代脉搏，大胆突破既定条框，转向纵深发展，求取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真实，在题材选择上也更趋多元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历史反思、文化现象透视，以及民生的改善上，既与时俱进，又保持了关注社会、直面人生的优良传统。
一、从反映现实向反思历史转变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报告文学大放异彩。首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作品以数学家陈景润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巨大精神压力，摘取数学王冠上明珠的艰难跋涉为线索，发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典型人物，大胆地批判 “”中的极“左”思潮，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社会给予热情肯定。与此同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开卷之作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黄钢），则从地质学家李四光身上，反映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艰难历程；随后出的《大雁情》（黄宗英）、《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也使那些在“”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臭老九”成为亿万读者争相传诵的人。而《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命运》（杨匡满等）、《正气歌》（张书绅）、《为了的嘱托》（穆青等）控诉“”迫害人民群众的报告文学相继面世。上述作品与当时的“伤痕文学”（小说）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在反映强烈的社会现实问题上大体一致，但报告文学更多地表现出热烈高昂的基调，更多战斗锋芒，急切地反映“”对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压抑，呼唤着还他们以公正待遇，同时更着重于对正面人物形象以热情的赞颂，因而作品多闪耀着希望之光。
随着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改革浪潮汹涌叠起，大批蕴含“反思”意味和反映改革初期社会变化的报告文学纷至沓来，报告文学的题材范围在不断扩大。有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如《彭大将军回故乡》，有写战斗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优秀分子的如《船长》、《励精图治》，有写城乡改革壮阔图景的如《热流》、《一个“精灵”的出现》；还有写体育明星的《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写普通工人的《中年颂》、《一片叶子》，写战士的《好孩子》、《战士嘱托的报告》。甚至也有写反面典型人物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靳大鹰）和《人妖之间》（刘宾雁），等等。这一时期已开始出现描写普通人的报告文学作品，在题材和表现角度上都有新的突破，《癌病≠死亡》（柯岩）可称这类作品的代表。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内容上对“”十年的反思是其基本特质。这一时期的创作以强大的冲击力不断引起社会的轰动，为报告文学赢得了独立的地位和显赫的声名。这是过去时代或其它文学形式都不曾有过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作者开始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创作资源。虽然这些历史题材在外观上有比较明显的非现实状态，但它们同样蕴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十分有价值的内容。报告文学作者通过对它们的挖掘和审视后，同样使它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出重大的作用。如和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与《中国的眸子》、张重天的《共和国第一冤案》、刘丹的《大寨：在历史的坐标上》、王立新的《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赵瑜的《但悲不见九州同》、袁鹰的《玉碎》等等作品，都是以反思以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为题材的。这些作品站在时代的高度，用理性思维对共和国历史进行反思，因此，得出的结论不再是简单的对与错、是与非、功与过。如同样是反思“”与极左政治，的《中国的眸子》与《正气歌》等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作品就完全不同。《中国的眸子》不仅超越了《正气歌》“肯定与歌颂先驱者的勇敢与胆识、批判与揭露‘’的专制与罪恶”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在对被杀者进行、肯定的同时，还将此悲剧作为历史现象进行全面审视、反思，以期推动社会进程。因此，该作品具有深沉凝重的特点和浓烈的思辨色彩。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和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写的都是以往回避或遮掩的历史，即我党我军曾经历过的失败、屈辱的历史，也是未被正确对待和公正评价的历史。前者以大量具体、确凿的原始材料，详细描述了志愿军战俘从战败被俘到被关押、审讯，再到遣返回国、遭受不公正待遇及处境等整个历史过程；后者通过几十名已近垂暮的女红军之口，向人们讲述了她们悲壮的生命历程，和她们在半个多世纪中噩梦般的人生命运。作品扣人心弦，惊心动魄，读来使人思绪万千。然而，这些报告的作者要呈示给读者的，远非这些事件本身。作者在用当代思维烛照这些历史事件时，呈示给读者的是深层意识的启发和灵魂的拷问。这种启发与拷问，首先体现在作者的直接议论上。如《志愿军战俘纪事》这样写道：“对于历史来说，不存在‘功过相抵’，不存在‘以瑕掩瑜’……任何人为的东西都将被剥去，剩下的只是裸的真实。”又如“‘上甘岭’的英雄理应名垂千古，同样为祖国流血的‘战俘’却不应遗臭万年”，等等。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中，作者就多次发表议论，“她们是女红军，但她们也是人，是活生生的女人”；“失败并不一定全是错误路线造成的，被俘不等于背叛。对被俘的女战士而言，生活上的失贞，不等于政治上的失节……何况……王泉媛连生活上的失贞也没有!”并由此慨叹：“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否则，人生命运的悲剧终将不可避免!”这种启发与拷问，还着重表现在此类作品创造了一种人应该如何活着的境界。面对战争，个体如何迎上去？微弱的生命内部如何爆发出一种力量？在被动的死亡境遇里如何赢得生命的主动？作者对战争所蕴含的哲理和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挖掘，试图通过冷静客观的笔触，一方面，对战争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由此迸发的民族情感所导致的英雄行为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被人们的思维定势和历史尘埃所淹没了的战争以及战争中人物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进行揭示。这类作品的美学追求与美学意义正体现于此。
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所报告的或是被回避被遮掩的历史真相，即我党我军曾经经历过的失败、屈辱的某些历史事件，作者遵循新的审美原则和创作宗旨，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或是写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但作者不再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力图用鲜明的当代意识和深邃的哲理，描写交战双方的复杂命运与斗争过程，体现出史诗性的艺术风格。比如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从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探讨东西方文明的差距，重新审视了这场历史上的战争；邓贤的《大国之魂》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第一次正面描写和肯定在抗日战场上的功绩。通过这些，作者也对战争所蕴含的哲理和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挖掘。作品在精细消化和准确把握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将所得出的历史结论与人物刻画融为一体，从而达到政论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统一。故评论界充分地肯定该作是“历史的形象化”，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关系”，再现了“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精神世界的丰富性。”[1]
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界面对的是一个异常热闹的世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全世界的瞩目中走上大国政治舞台；三峡大坝蓄水发电，标志着当今天下第一工程成功在即；令全球战栗的SARS灾难，扎扎实实考验了中华民族；美伊战争，萨达姆政权，搅起了2003年最大的一锅沸水；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遨游太空，为华夏儿女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凡此种种，无不令报告文学作家跃跃欲试。而他们同时面对的，又是高度发达的媒体集群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面对的是与事件并步而行的新闻传播速度；面对的是受众对信息接受的高度饱和。这多少令报告文学作家在涉足这些炙手可热的题材时显出了犹疑和焦躁，如黄济人的《命运的迁徙》、何建明的《国家行动》、王霞的《人间伟力》、的《100个理由》、傅国勇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等。但与此同时，长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作者张庆洲花了7年的时间采访，在作品中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隐藏多年的事实真相；《中国第一爆》和《原子弹往事》不约而同将笔触深入到40年前，那令全世界瞩目的巨大蘑菇云背后，细心寻觅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披露了中国核实验事业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真实地再现了从事这一伟大事业的科学家和指战员们隐姓埋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将一段真实的英雄浩歌填入历史记忆的空白中。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其采访大部分是在长江湖北段的一座江心孤岛――百里洲上完成的。他们选取了百里洲这个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而大体保存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典型案例的孤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小麻雀”的解剖，观照中国农业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及阻碍变革的痼疾根源所在，其内涵的厚重价值不可低估。
由上可见，从对现实的反映转向对历史的反思，并不意味着新时期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淡化，而是在对现实生活反映的同时，融进了更多的历史进程的参照系，从而令这一类报告文学达到了更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文化内蕴的高度，形成令人为之震撼的恢宏感与纵深感。
二、从关注政治向关注民生转变
20世纪50-60年代，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形成了政治与文化、文学同质的单一结构。这种政治语境延续下来的报告文学，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20世纪80年代前期报告文学的取材和主题，大都集中在“”事件。其指向为“社会―政治”层面，同时也大都具有“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干预”性质。政治诉求仍然是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主体的普遍创作基点。这种报告文学现象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通过为人物立传，歌颂党粉碎“”的英明之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伟大功绩等，并在此对比下揭露和批判“”的滔天罪行与“”历史的荒谬之极。这方面的作品有杨匡满的《发生在那个夏季》、张胜友的《世界冠军的母亲》、史中兴的《他献上一颗虔诚的心》、胡思升的《萧三的最后岁月》、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等等；二是通过人物的悲惨经历直接控诉“”的黑暗专制与惨无人道，如《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划破夜幕的陨星》(王晨、张天来)等作品，就是通过主人公张志新、遇罗克等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来控诉“”罪行和“”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政治诉求欲望的逐渐减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式微和“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的勃兴，使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日渐突出。创作主体纷纷参与到民族文化审视、民族文化建构的文化大潮中。报告文学创作主体的政治诉求欲望也随之逐渐减退，相应的是文化关注兴趣的日益浓厚；加之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此岸性――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介入，更加强了它对文化关怀的迫切感和认同感。
20世纪80年代后期报告文学的文化关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类作品主要见于文化类报告文学。由于此类作品避免了政治类问题报告文学与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紧张关系，因而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写作环境。《阴阳大裂变》、《中国的“小皇帝”》、《中国文化凝重的撞击》、《爱河横流》、《神圣忧思录》、《唐山大地震》、《洪荒启示录》、《西部在移民》、《强国梦》、《中国穷吃》、《中国的私了》、《黑色的七月》、《中学生的情感世界》、《多思的年华》、《教育面临挑战》等作品都属于文化类问题报告文学。这类作品因为题材别致和对报告对象的文化透视深刻，引起了各方面的兴趣和关注。如《中国穷吃》，作者列举了中国穷吃的各种现象，从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着手分析，批判了落后的小农意识，同时也表现出深切的忧愤之情。再如《中国的私了》，对“中国的私了”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全面观照和具体分析，说明中国的法律从观念到制度均存在不少问题。这是中国文化中必须改造的部分，是中国向现代化进军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爱河横流》更是通过列举安徽省定远县农村中存在的私奔、换亲、彩礼、拐卖、童养媳等不合理或不正常的婚姻现象，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当今农村中存在的封建、愚昧、贫穷、落后等问题，以及传统陋习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社会现象。二是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作者通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揭示了凡人生命的价值。在对普泛的人类精神、人生命运与人生价值的亲近中，创作主体的文化关怀得以明显体现。如在《黄河悲歌》中，作者通过记叙无名百姓曾建生漂流黄河的壮举和不幸遇难的结局，歌颂了平凡人挑战极限的无畏精神和执着韧性。这类作品的出现预示着报告文学取材与主题的部分转移。这种转移促成了报告文学和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直接的联系，在此意义上也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空间。三是从传统自然文化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现代观照与阐释。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和《皇皇都城》均以北京为描写对象，探讨人与自然及城市与环境等问题。前者报告的是北京的“水危机”问题。作者通过展示水危机所致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和人在这种危机中诸种尴尬窘迫的作相，对人类自身精神的某种失落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后者反映北京的垃圾是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呼吁人们要注重根治污染和净化环境。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环保问题上就事论事，而是由此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启示人们正视我们的精神现实。因为自然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人的精神危机。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化，各类社会矛盾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暴露，诸如贫困、贪污受贿、环境污染、离婚、、艾滋病等等问题，原来被各种因素掩盖着的矛盾逐渐披露，凸现在大众面前，引起全社会的重视。陈桂棣的《悲剧的诞生》以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永嘉被无辜关押、整死的冤案，反映“人治”代替“法治”的社会现实，其干预现实的难能可贵的精神与卢跃刚如出一辙。《民间包公》描述安徽巢湖地区农经委主任陈三乐辞官不做，开办律师事务所，为民主持公道的故事，作品融歌颂与批判、主旋律与多样化为一体，显示出深邃的思想意蕴。的《子午线上的大鸟――中美合作生产的麦道MD-82飞机之随想》，记述上海航空公司承担中美合作生产麦道MD-82飞机的经历，探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与执着。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不仅是对马家军的调查，也是对中国体育界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调查。这类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不仅提出问题、揭露问题，更重要的是追踪、探索问题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大国寡民》在近40万字中，武芳案件的报道仅占1/4，原因的探索却占了3/4篇幅，可见作者用心所在。它们秉承报告文学的优秀传统，从未放弃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对假恶丑的揭露与批判，将报告文学干预现实、反思历史的批判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具有热血心肠、胸怀正义感的报告文学家还走上了“反贫困’的征途。黄传会写出了“反贫困系列报告文学”，梅洁、李林樱写出了《创世纪情傣》、《雅碧江的太阳》、《贫困的呐喊》、《山风浩荡》等作品，为关注贫困、开发大西北而鼓与呼，震动了全国上下；还有孙晶岩的《山脊》、谭谈的《大山的倾诉》这些关注扶贫问题的报告文学。何建明的《落泪是金》、黄传会的《托起明天的太阳》、《中国山村教师》、《希望工程――苦涩的辉煌》、范香果的《21世纪中国教育最新报告》等，为中国积重难返的教育痼疾所造成的贫困大中小学生呐喊，引起中央乃至全国的重视。这些富有社会正义感的作家所写的推动整个社会关注弱势、关注民族未来的报告文学将会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2003年春夏，带给全世界莫大恐惧的SARS灾难，在中国尤为演绎得惊心动魄，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留下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花许多时间去思考的命题：突发灾难与一个现代国家的应对机制的关系；国家利益与百姓大众利益的关系；人民生命安全的权利与政府机构权利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心向背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整体民族的素质与每个人思维行为的关系，等等。伴随着SARS斗争的深入和胜利，出现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像徐南铁的《“非典”的非典报告》、广东作家的报告文学合集《守护生命》、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全国作家的报告文学合集《人间四月》、徐刚的《国难》等等。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视角，报告了SARS病魔带给人类的痛苦、恐惧以及死亡的威胁；报告了中国人民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万众一心共度艰险的壮丽场景；报告了广大医务人员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英雄行为；报告了大难降临时的社会百态、善恶美丑。诚然，报告文学的创作需要有个审视、沉淀、整理、思考的过程，不能期望在短时间内产生关于“非典”的“经典”之作，但依然有值得评说的宝贵文本。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就是一部“感动了全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一个非专业的民间文本。作者是一个普通的护士长，因为在专门收治SARS患者的临时病区里的亲历，从而生发了她特有的对生命价值的领悟，对“救死扶伤”涵义的理解，对生与死考验的解读。因其直白的日记体语言，更显其朴素、诚实、亲切。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无故作姿态的内心独白，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职业道德、真实的人生态度，故而令我们荡气回肠，令我们感动不已。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农民生活水平总体偏低。因而，三农问题倍显突出，且由来已久。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三农问题所隐含的实质乃是社会公正的失衡和社会阶层利益分配的不公。真正使三农话语走出政界和学界并迅速升温为整个社会注目的热点的，应该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等报告文学作品的面世。还有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海默的《横亘国人心头的――户口之痛》、宁小龄的《户口：项链与绳索》、李青松的《共和国――退耕还林》等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思考着农业的历史处境与未来方向，希望尽快改变落后的单一农业生产方式，走科学化、生态化、市场化、规模化、效益化的农业发展之路。
无疑，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从关注政治向关注民主的转变，充分表现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强烈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他们直面人生，关注百姓疾苦，自觉抵排俗流、甘于清贫、乐于吃苦、勇于奉献，追求真实与崇高。用自己的作品为人民办实事，既是报告文学作家鲜明的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的体现，又是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自觉的“殉道”精神的反映。
三、从关注社会精英向关注小人物转变
20世纪80年代，我国报告文学基本上是遵从长期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模式，即主要地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并以此原则来组织报告相关的生活事件的，[2] 因而以人物为主的人物报告文学持久不衰。只不过，关注的对象有所不同。
20世纪80年代前期报告文学大多以写人为主，他们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社会精英”、“时代风云人物”等。通过人物的生活经历与客观描述，折射出来的是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指向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政治―社会”这一层面。人物不是真正地作为对象主体体现在作品中，更多的是作为图解政治、控诉历史和歌颂社会的注脚。比如《她在丛中笑》、《大雁情》、《祖国高于一切》、《为了的嘱托》、《热血男儿》、《省委第一书记》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均属此列。即使是写“平凡的人”，追求的也是“不平凡的精神”。[3] （P41-42） 如《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三门李轶事》、《胡杨泪》、《痴情》等作品，就是通过对“平凡的人”的尽情描绘，表达出主人公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热爱祖国等精神。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种现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凡人”作为主人公开始大量进入报告文学创作主体的艺术视野。这种进入不仅仅表现为作家们所关注的对象主体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更表现为文本中的对象主体所具有的独立性、自主性。这种对象主体不再肩负图解政治、控诉历史等重任，作家所关注的只是他们的生活情状。这种新变是和现代语境中的公共意识、社群意识、非英雄意识等时代情绪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化启蒙意识、现实批判意识、历史反思意识和理性精神密切相关的。此期报告文学创作主体对“凡人”的处理主要通过两条基本路径来实现。一是对领袖、社会精英等杰出人物进行“凡人”化处理。二是对平民百姓个体或群体的直接关注。这些作品一反过去的领袖写作模式，突破既往思维定势，在日常生活和平民心理的具体氛围中，写出了“伟人们”的喜怒哀乐、情感故事等生活情状。这类报告文学创作，打破了以往领袖人物题材正面切入的一维视角，从日常生活、情感故事等多个视角切入，在不损害人物崇高性的同时，也淡化了其神圣感、威严感和不可侵犯性，从而突出了“伟人们”日常生活中“凡人”的一面。如在叙写宋庆龄这位伟大女性时(《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柯岩就是从美丽的外貌、恋爱和婚姻、生活与革命等多个侧面来展开叙述的。作品如《玉碎》（袁鹰）、《思乡曲》（叶永烈）、《南国情人》（柳明）、《走下神坛的》（权延赤）、《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等，也是将“非平常”人物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中来描写，无疑突出了日常生活中凡人的一面。
直接以“凡人”为写作对象的报告文学创作潮流，与生活化的时代情绪以及作家的现实关注态度密不可分。他们尤其关注改革开放时代日益凸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中个体的生存境遇。贾鲁生就是把“小人物置于社会大背景中来写”，他觉得“小人物的命运、心态、现状都和社会大背景紧密联系。”麦天枢也着力于描写下层人们的不幸与苦难，“并试图凭借自我的呼唤与扶助使人们摆脱不幸与苦难。”[4]（P16） 这种对“凡人”个体生存境遇的关注，其价值并不仅仅限于作家审美视野的拓展，更在于真正的“人”的意识在报告文学作家审美活动中得以觉醒。前期创作中大量被“政治化”了的孤独的“人”，在这一时期已经退居次席，取而代之的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个体”或“群体”。如在《人生环形道》中，作者蒋巍通过报告下乡知识青年雷超、肖丽返城之后的婚姻变故，反应了“小人物”在情爱、婚姻与生活之间无可奈何的尴尬境遇。而在《西部在移民》中，作者并没有具体直接地报道国家在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用心良苦的西部移民工程，而是以简单的笔触深刻地报道了西部自然环境恶劣、人们思想落后、生活极度贫困的现实图景，以及三者之间形成的“怪圈”现象。而在《丐帮飘流记》中，作者通过记叙自己化装成乞丐加入丐帮多日之后的认识和见闻，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封闭的人生之门，使读者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人何以成为乞丐的不同经历，也使读者了解到作为社会边缘人的乞丐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情感世界。乞丐组成帮派，自然有许多帮规、有许多讲究。这是一个属于光明社会背面的阴暗世界，其间既有其纷繁复杂的一面，也有着神圣的行为和丑陋罪恶的相互较量。
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多层次、多品位共存的文化背景下，对民众的关注点更有所转移，他们不再为某一英雄人物、正面人物而欢呼、感动；很少为某一遭受不幸的人物而悲怆、抱不平。他们转而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问题，希望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背景，探索并寻求解决的办法，为自己，也为下一代提供一种更加优越的生活环境。经过几十年的动荡之后，民众更加世俗化，也更加理性化了。如郝在今的《八千万流民部落》、杜卫东的《世纪之泣――艾滋病的现状、未来与思考》、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梅洁的《西部在倾诉》、何建明的《生死一瞬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等等。这些作品视野宽广，立意高远，既有全方位的宏观综合，又有典型人、事的生动描写，既有对现状的反映，更有对深层原因的挖掘。它们是意蕴隽永、艺术上乘的优秀之作。
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作家对“小人物”的关注，又有更丰富的表现。长江的《矿难如麻》，通过对山西繁峙矿难发生前后的实况报告，对人性中的愚昧、无奈、痛苦、贪婪、冷酷等诸多内涵，做了深刻而形象的诠释，表达了一个新闻记者兼作家见义勇为的职业操守。曲兰的《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充满了深切的悲悯情怀，把诚挚的关怀触向接近终极的人生况味，吁请全社会对传统美德和伦理底线的固守。蒋巍的《你代表谁》则干脆挺身而出，直接为遭受不公和欺凌的弱势群体振臂而呼。这些创作活动，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敬业道德和社会良知。程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以农民儿子的身份，从自己与农村父母、亲朋、老师、同学的血肉联系中，盛赞中国农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同情和愤慨于他们的“奶”“被一双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然而却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巨手，一滴一滴地挤出、端走，换回的，却是城市与农村巨大的隔膜、城里人对乡下人骨子里的轻蔑。”胡传永的《血泪打工妹》则以含血带泪的文字，揭示打工妹挣到的钱非常有限，而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尤其令人震惊的，还有心灵的被伤害、精神的被扭曲，一代农村少女的青春、一个庞大的公民群体的自尊和一个民族灵魂的丢失。侯黎风、梅柏青的《把学校背上山的校长》这篇作品的感人之处，不单单在于校长愚公移山式的行为本身，还在于这个故事引申出值得思考的意义：“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作为一条农村地区随处可见的标语，似乎已显出了并不生动的空泛。吴雯的《我只养你到18岁》、王宏甲的《中国教育风暴》同时选定了一个对象：中国现存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被全中国所有的小、中、大学师生、专家学者及家长们所关注的焦点；等等。
报告文学创作由关注社会精英转向对小人物的关注，使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共鸣，满足了读者渴望近距离了解生活真谛和人性的阅读期待。
以反映现实转向反思历史、从关注政治到转向民生，这是一个重大主题的转折，其实前后两者，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现实”与“政治”在当代中国充满狂风暴雨，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这是与“意识形态”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一切都“沉静”下来之后，中国的主潮文化也随之由躁动转入“沉思”：或离开当下的现实，转向历史；或离开“火辣辣”的政治，转向平凡民生……这既有意识形态的根源，也有非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就报告文学来说，从50年代的“在桥梁土地上”开始，直至80年代初的“人妖之间”，都充当了文学干预政治――充当意识形态的急先锋的角色；后来都急转直下，文学从此也就不再关心政治、现实，滑向“玩文学”了，或者是走进“现代―后现代”的宫殿中隐闭起来。然而，报告文学则铁骨铮铮，脊梁不歪，支撑着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大厦而未塌。看看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孟晓云的《胡杨泪》、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霍达的《国殇》、与张胜友的《中国的眸子》、张重天的《共和国第一冤案》、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陈桂棣的《悲剧的诞生》、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梅洁的《西部在倾诉》、孙晶岩的《山脊》、何建明的《落泪是金》、《生死一瞬间――自然灾害备忘录》、黄传会的《希望工程――苦涩的辉煌》、郝在今的《八千万流民部落》、长江的《矿难如麻》、胡传永的《血泪打工妹》、侯黎风、梅柏青的《把学校背上山的校长》等等作品，真是令人潸然泪下。至于走向民生与反思历史的非意识形态的必然性，乃是指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广泛复兴，以及中华灵魂在世界舞台上之觉醒大有关系。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它是永远扣人心弦、摆脱精神危机、给人力量的总契机。
而由关注精英（伟人）转向小人物（凡人），这似是主人公的转换，其实是从“现实―政治”主题向“历史―民生”主题转换，在人物焦点上具有不得不如此的必然性。一切都离不开“人”，仅是背景与舞台的区别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小人物之芸芸众生登上历史舞台，当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得以发展的强大靠山，它甩掉了“玩文学”和“现代―后现代”的拖累，而昂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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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可训. 文体的多元和观念的多元[J]. 文学评论，1988，（2）.
无机化学品报告范文第2篇
药品不良反应（简称ADR）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是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重要手段，是落实科学监管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维护百姓切身利益、造福公众的一项民生工程。通过开展监测活动，既可以防止药品不良反应的重复发生，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同时也为上市药品再评价提供科学依据。但是，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的要求，报告ADR是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其刚性不足，基层药品监管部门对医疗卫生机构的ADR报告和监测工作无管辖权，如对医疗卫生机构无相关人员负责ADR监测工作、未按要求报告ADR、发现ADR隐瞒不报等行为，没有资格采取强制措施。因为按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规定，只有省级以上药品监管部门才有权将有上述行为的医疗卫生机构移交同级卫生部门进行处理。
1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存在的问题
1.1ADR监测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在法律的层面，我国《药品管理法》第71条仅规定了我国实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对于细化的规范、程序、要求，尤其是处罚，都没有明确规定。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卫生部联合颁布的部门规章《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中的罚则法律效力不够，可操作性不强，对于忽视药品安全性监测，不履行报告责任的单位和个人，缺少法律法规层面的制约措施。到目前，全国尚无因ADR监测工作不力而受到处罚的案例。制约措施的缺失导致报告单位缺乏开展监测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是药品生产企业，应负有对药品安全性监测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ADR的信息收集、安全性监测和评价等方面，工作力度小，进展慢，药品生产企业上报ADR病例报告数量仅占报告总数的1％左右，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90％。
1.2组织机构建设需要加强
1.2.1监测机构设置不适应ADR监测工作的发展需要。目前，除省中心外，市、县级ADR监测机构都不是独立机构，没有单独编制，而是挂靠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药品检验所。随着ADR监测工作由最初的信息收集向分析评价、科学预警方向发展，对监测机构的专职化、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目前以挂靠为主的市、县级监测机构无法适应ADR监测工作的发展需要。
1.2.2监测人员数量不足，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几年来，我市ADR监测工作量迅速增加，已收集到的大量ADR信息需要分析和评价。同时，监测工作范围快速扩展，ADR监测中心承担职能不断增加，业务范围已涉及信息收集、分析评价、宣传培训、信息检索、假药危害性评定等，尤其是2005年开始增加了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的职能，市中心现有4名专职工作人员显然难以满足当前工作及未来发展对人员数量的要求。从人员结构看，市、县级监测机构专业人员少，相当一部分是从其他岗位转来的缺少医学、药学专业知识的人员，对监测工作需要一定的熟悉过程，进一步开展分析、评价等专业性强的工作难度较大。
1.2.3ADR监测设施落后。部分县中心办公场地狭小，甚至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必备的打印、传真、拍摄、交通等设备缺乏，基本办公条件落后，甚至没有网络报告设备，制约了对ADR信息的及时上报和反馈。
1.2.4经费严重不足。ADR监测是维护人民用药安全的公益事业，没有任何行政许可权力和收费项目，ADR监测机构的办公经费都是依靠挂靠单位提供。由于没有专项经费，作为需要政府投入的公益性工作如面向公众宣传、严重事件调查、监测人员培训、上报设备购置、评价会议的举办等，往往受挂靠单位经费限制而存在严重瓶颈。
1.3ADR应急机制有待建立。
由于广大公众对药品安全性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新闻媒体对ADR的发生尤为关注，紧急、严重药品不良事件发生后，如何科学应对，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ADR监测机构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我省的ADR应急机制尚未建立，药品生产企业对产品出现不良事件的处理束手无策，缺乏思路，医疗机构也以掩盖矛盾，息事宁人为主要处理手段，不仅不利于ADR监测工作开展和有效监管，而且阻碍了企业和医疗机构的长期、健康发展。
1.4对ADR监测的认识有待提高。
受法律法规、人员编制、专项经费等因素限制，宣传和培训跟不上ADR监测工作的需要，公众对ADR的认知度不高，缺乏基本的安全用药知识。对ADR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如何预防ADR缺少基本常识，造成不合理用药而引起ADR；发生ADR后又往往误认为药品质量问题、医疗事故等，引起大量纠纷、诉讼等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
1.5ADR报告质量有待提高。
在ADR报告内容方面，部分报告表填写规范性、完整性差，部分县区的ADR病例报告中已知的、一般的ADR报告占绝大多数，新的、严重病例报告占全部病例报告的比例仅为10％左右，造成分析评价困难，信息利用度低。
1.6ADR信息利用需加强。
在ADR信息利用和服务方面，我市开展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但与及时预警、有效控制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受人员、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对已有信息的分析、评价，警戒信号的提取、研究，指导临床用药，药品安全性分析与企业结合等工作开展力度不强，为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范围较窄，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
2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几点对策
ADR监测与报告是一项复杂工作，事关全社会合理用药水平，是各级政府必须办好的一项社会事业。鉴于当前ADR监测与报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ADR监测与报告工作应当从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加强对相关单位的监管力度入手。
2.1建立和完善药品生产再评价激励机制。
在确定药品上市价格时，可将药品上市后再评价成本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引导药品生产企业建立药品上市后再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生产企业要积极设立监测机构，聘任监测人员，健全监测制度，对上市后的药品进行跟踪随访，按期上报药品再评价报告，及时发现新的不良反应，经认定的不良反应要及时写入相应的药品说明书。
2.2建立和完善药品流通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激励机制。
在核定药品流通价格时，应根据药品的注册和上市时间的长短，适当考虑ADR监测的成本需要，鼓励药品经营企业建立ADR监测与报告体系，每年度按所经营药品品种的多少报告一定比例的ADR事件。
2.3建立和完善医疗机构ADR监测与报告激励机制。
由于非营利医疗机构占多数，地方政府可以设立适当的医疗机构ADR监测基金，作为医疗机构开展ADR监测工作的补贴经费，也可以规定医疗机构从药品销售纯收中提取一定的监测与报告经费。同时要求医疗机构按不同规模和使用药品品种和多少每年度报告一定比例的ADR病例。
2.4建立群众报告ADR激励机制。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以市地级为单元，制定并向社会公开ADR报告方式和渠道，设立ADR报告奖励制度，对有价值的ADR报告给予报告者一定的物质奖励。
2.5强化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ADR监测工作的监管职能
为加强ADR监测力度，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对ADR监测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监管制度，一般不良反应监测与报告违规案件，可以由省以下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查处。
无机化学品报告范文第3篇
调查报告是对某项工作、某个事件、某个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将调查中收集到的材料加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以书面形式向组织和领导汇报调查情况的一种文书。
调查报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写实性。调查报告是在占有大量现实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用叙述性的语言实事求是地反映某一客观事物。充分了解实情和全面掌握真实可靠的素材是写好调查报告的基础。
(二)针对性。调查报告一般有比较明确的意向，相关的调查取证都是针对和围绕某一综合性或是专题性问题展开的。所以，调查报告反映的问题集中而有深度。
(三)逻辑性。调查报告离不开确凿的事实，但又不是材料的机械堆砌，而是对核实无误的数据和事实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探明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预测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提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分类
调查报告的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情况调查报告。是比较系统地反映本地区、本单位基本情况的一种调查报告。这种调查报告平方根是为了弄清情况，供决策者使用。
(二)典型经验调查报告。是通过分析典型事例，总结工作中出现的新经验，从而指导和推动某方面工作的一种调查报告。
(三)问题调查报告。是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项调查，澄清事实真相，判明问题的原因和性质，确定造成的危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建议，为问题的最后处理提供依据，也为其他有关方面提供参考和借鉴的一种调查报告。
三、写法
调查报告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一)标题。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即“发文主题”加“文种”，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这实际上类似于“发文主题”加“文种”的规范格式，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思考》等。作为公文，最好用规范化的标题格式或自由式中正副题结合式标题。
(二)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范文一
××市居民家庭饮食消费状况调查报告
为了深入了解本市居民家庭在酒类市场及餐饮类市场的消费情况，特进行此次调查。调查由本市某大学承担，调查时间是XX年7月至8月，调查方式为问卷式访问调查，本次调查选取的样本总数是XX户。各项调查工作结束后，该大学将调查内容予以总结，其调查报告如下：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样品类属情况。在有效样本户中，工人320户，占总数比例18.2%;农民130户，占总数比例7.4%;教师200户，占总数比例11.4%;机关干部190户，占总数比例10.8%;个体户220户，占总数比例12.5%;经理150户，占总数比例8.52%;科研人员50户，占总数比例2.84%;待业户90户，占总数比例5.1%;医生20户，占总数比例1.14%;其他260户，占总数比例14.77%。
(二)家庭收入情况。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从本市总的消费水平来看，相当一部分居民还达不到小康水平，大部分的人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样本中只有约2.3%的消费者收入在XX元以上。因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本市总的消费水平较低，商家在定价的时候要特别慎重。
二、专门调查部分
(一)酒类产品的消费情况
1、白酒比红酒消费量大。分析其原因，一是白酒除了顾客自己消费以外，用于送礼的较多，而红酒主要用于自己消费;二是商家做广告也多数是白酒广告，红酒的广告很少。这直接导致白酒的市场大于红酒的市场。
2、白酒消费多元化。
(1)从买白酒的用途来看，约52.84%的消费者用来自己消费，约27.84%的消费者用来送礼，其余的是随机性很大的消费者。
买酒用于自己消费的消费者，其价格大部分在20元以下，其中10元以下的约占26.7%，10～20元的占22.73%，从品牌上来说，稻花香、洋河、汤沟酒相对看好，尤其是汤沟酒，约占18.75%，这也许跟消费者的地方情结有关。从红酒的消费情况来看，大部分价格也都集中在10～20元之间，其中，10元以下的占10.23%，价格档次越高，购买力相对越低。从品牌上来说，以花果山、张裕、山楂酒为主。
送礼者所购买的白酒其价格大部分选择在80～150元之间(约28.4%)，约有15.34%的消费者选择150元以上。这样，生产厂商的定价和包装策略就有了依据，定价要合理，又要有好的包装，才能增大销售量。从品牌的选择来看，约有21.59%的消费者选择五粮液，10.795%的消费者选择茅台,另外对红酒的调查显示，约有10.2%的消费者选择40～80元的价位，选择80元以上的约5.11%。总之，从以上的消费情况来看，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基本上决定了酒类市场的规模。
(2)购买因素比较鲜明，调查资料显示，消费者关注的因素依次为价格、品牌、质量、包装、广告、酒精度，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生产厂商的合理定价是十分重要的，创名牌、求质量、巧包装、做好广告也很重要。
(3)顾客忠诚度调查表明，经常换品牌的消费者占样本总数的32.95%，偶尔换的占43.75%，对新品牌的酒持喜欢态度的占样本总数的32.39%，持无所谓态度的占52.27%，明确表示不喜欢的占3.4%。可以看出，一旦某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因此，厂商应在树立企业形象、争创名牌上狠下功夫，这对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4)动因分析。主要在于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其次是广告宣传，然后是亲友介绍，最后才是营业员推荐。不难发现，怎样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对于企业来说是关键，怎样做好广告宣传，消费者的口碑如何建立，将直接影响酒类市场的规模。而对于商家来说，营业员的素质也应重视，因为其对酒类产品的销售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饮食类产品的消费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一些饮食消费场所和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饮食进行，调查表明，消费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消费者认为最好的酒店不是最佳选择，而最常去的酒店往往又不是最好的酒店，消费者最常去的酒店大部分是中档的，这与本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相适应的，现将几个主要酒店比较如下：
泰福大酒店是大家最看好的，约有31.82%的消费者选择它，其次是望海楼和明珠大酒店，都是10.23%，然后是锦花宾馆。调查中我们发现，云天宾馆虽然说是比较好的，但由于这个宾馆的特殊性，只有举办大型会议时使用，或者是贵宾、政府政要才可以进入，所以调查中作为普通消费者的调查对象很少会选择云天宾馆。
2、消费者大多选择在自己工作或住所的周围，有一定的区域性。虽然在酒店的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机性，但也并非绝对如此，例如，长城酒楼、淮扬酒楼，也有一定的远距离消费者惠顾。
3、消费者追求时尚消费，如对手抓龙虾、糖醋排骨、糖醋里脊、宫爆鸡丁的消费比较多，特别是手抓龙虾，在调查样本总数中约占26.14%，以绝对优势占领餐饮类市场。
4、近年来，海鲜与火锅成为市民饮食市场的两个亮点，市场潜力很大，目前的消费量也很大。调查显示，表示喜欢海鲜的占样本总数的60.8%，喜欢火锅的约占51.14%，在对季节的调查中，喜欢在夏季吃火锅的约有81.83%，在冬天的约为36.93%，火锅不但在冬季有很大的市场，在夏季也有较大的市场潜力。目前，本市的火锅店和海鲜馆遍布街头，形成居民消费的一大景观和特色。
三、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1、本市的居民消费水平还不算太高，属于中等消费水平，平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相当一部分居民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
2、居民在酒类产品消费上主要是用于自己消费，并且以白酒居多，红酒的消费比较少，用于个人消费的酒品，无论是白酒还是红酒，其品牌以家乡酒为主。
3、消费者在买酒时多注重酒的价格、质量、包装和宣传，也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持无所谓的态度。对新牌子的酒认知度较高。
4、对酒店的消费，主要集中在中档消费水平上，火锅和海鲜的消费潜力较大，并且已经有相当大的消费市场。
(二)建议
1、商家在组织货品时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
2、对消费者较多选择本地酒的情况，政府和商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引导消费者的消费，实现城市消费的良性循环。
3、由于海鲜和火锅消费的增长，导致城市化管理的混乱，政府应加强管理力度，对市场进行科学引导，促进城市文明建设。
范文二
一、调查方案
(一) 调查目的：通过了解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为手机销售商和手机制造商提供参考，同时为大学生对手机消费市场的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 调查对象：在校生
(三) 调查程序：
1. 设计调查问卷，明确调查方向和内容;
2. 进行网络聊天调查。随机和各大学的学生相互聊天并让他们填写调查表;
3. 根据回收网络问卷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 根据样本的购买场所、价格及牌子、月消费分布状况的均值、方差等分布的数字特征，推断大学生总体手机月消费分布的相应参数;
(2) 根据各个同学对手机功能的不同要求，对手机市场进行分析;
二、问卷设计
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同学您好：
打扰一下，帮我填一个表可以吗?为了了解在校大学生对手机消费的需求，我特地展开了此次的调查活动，希望您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帮我完成这份市场调查.，将您的选项填入括号中。
1.您目前拥有手机吗? ( )
a.有 b.没有
2.您的手机牌子是什么?
a.诺基亚 b.摩托罗拉 c.三星 d.索尼爱立信 e.cect f.夏新 g.其他( )
3.您购买手机的场所是?
a.商场 b.专卖店 c.网上订购 d.其他( )
4.您喜欢的手机牌子是什么?
a.诺基亚 b.摩托罗拉 c.三星 d.其他()
5.购买手机， 您认为合适的价位是多少?
a.500—1000元 b.1000—1500元 c.1500—xx元 d..xx元以上
6.您购买手机的主要用途是用来什么?
a.发短信 b.打电话 c.打游戏 d.其他
7.您购买手机首先考虑的问题是?
a.外形 b.功能 c.价格 d.品牌 e.其他
8.若您要更换手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您最想使用下列哪种类型的手机：
a.智能手机 b.拍照手机 c.音乐手机 d.普通手机
9.您的手机主要用来?
a.打电话 b.发信息 c.玩游戏 d.上网
10.您现在或曾经使用哪些手机功能?
a.文字短信 b.彩信 c.手机摄影 d.无线上网e.下载游戏 f.ems
11.您将来会尝试使用哪些手机业务与手机功能?
a.文字短信 b.彩信 c.彩铃 d.手机广播信息 e.手机摄影 f.手机报纸 g.手机小说 h.手机电影/电视 i.游戏 k.gprs l.手机交友
12.您觉得手机对你的生活来说：
a.很重要 b.比较重要 c.一般 d.比较不重要 e.一点都不重要
13.您作为顾客，希不希望厂家配送配套的手机套、手机链?
a.希望 b.不希望
14.您希望手机厂商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a.校内维修 b.学生专卖店 c.手机专卖店
15.请简单描述您理想中的手机
第二部分 数据分析
根据以上整理的数据，我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学生手机市场是个很广阔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
(一)根据学生手机市场份额分析
根据调查显示，在学生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品牌中，学生市场份额偏高的品牌有诺基亚36%、摩托罗拉18%、三星25%等，这几个品牌无一例外都是主要以低端机冲击市场，目前国产品牌在学生市场中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
(二)学生消费群的普遍特点
作为学生我对这个群体做了一些了解，对于我们共同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出手机市场应该针对不同学生群体开发产品或进行针对性的营销手段，才能够抢占市场。下面我们就来对学生群体的特点来进行分析：
1. 学生消费群的普遍特点：
1) 没有经济收入;
2) 追逐时尚、崇尚个性化的独特风格和注重个性张扬;
4) 学生基本以集体生活为主，相互间信息交流很快易受同学、朋友的影响。
5) 品牌意识强烈，喜爱名牌产品;
无机化学品报告范文第4篇
1978年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打倒“四人帮”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报告用约1/3的篇幅论述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上述引号中的词汇也是报告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实词，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主要强调布置工作和任务、表达决心和愿望的“要”（“不要”和“要不要”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比如，“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彻底改变”、“要加强物价管理”等。“要”总共出现了198次。
1978年是一个既号召“革命”和“斗争”，也强调“发展”和“建设”的年代；也因此，报告主要由表示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两类语汇组成。报告中有许多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比如：恶毒、小丑、污泥浊水、一小撮、倒行逆施、反攻倒算等，此外还有“他们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到处煽风点火”等语汇。这些饱含“革命激情”的词汇和语句只出现在这一次人大换届的政府报告中。此后的6个报告不再使用的词汇还包括：敌人、地富反坏、走资派、反动派、叛徒、流氓、法西斯、剥削阶级、阶级斗争、腐朽等。但与此同时，强调“洋为中用”，反对“固步自封”也只有那个年代。
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人民公社、路线教育、政治运动等也是那时的专用词汇。
备战、备荒；反帝、反修、反霸；兴无灭资；愚公移山等此后不仅从报告中永远消失，也从中国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日渐淡去。
10年“文革”结束不久的1978年，也成为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春天，学术界、科学家、脑力劳动等词汇出现在报告中；但旋即，它们又销声匿迹。而“知识分子”亮相的次数也是30年间最多的一次。
在约3.1万字的报告中，“农业”一词出现32次（“农业机械”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也是1978年至2008年7次政府换届时提到最多的一次。报告用约1800字来论述“全国动员，大办农业”。在号召“科学种田”的同时，报告也强调:“所有社队，都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不懈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也是“灌输”在7个报告中唯一出现的一次。
论述“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的部分则有约4400字，篇幅之大在7个报告中仅略少于1988年。报告中出现最多的国家名称是“苏联”（14次，另外还有“苏修”等称呼），这主要缘于：它“是最危险的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且“亡我之心不死”，“甚至狂妄地要我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这完全是白日作梦”。这也是“狂妄”和“白日作梦”等在7个报告中唯一出现的一次。
报告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结尾。在这次报告后，“万岁”没有再出现过。
1983 “中国特色”与“振兴中华”
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频率最高的5个实词是“我们”、“建设”、“经济”、“发展”、“要”，其中“建设”和“经济”比1978年有了大幅增加。而1978年报告的第一实词“要”则锐减6成。大幅下降的还有：“社会主义”由1978年的104次降为39次，“无产阶级”则由37次降到1次。
“改革”、“提高”则有了大幅提升，两个词汇均跨入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实词；其中“改革”1978年仅提到6次，而1983年则达到54次，增加了8倍，这还不包括新出现的“体制改革”等词汇。此外，“企业”也由21次增加到37次（“乡镇企业”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
一个特别的现象是：报告中数字出现的次数比1978年增加了1倍多，而本次报告的篇幅比5年前减少了1/4强，只有约2.3万字。更多借助数字说话是报告的一个明显变化。
报告提及“苏联”的次数大大减少，而“提高警惕”则永远消失。
报告中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革命”的式微，从1978年出现86次（“革命家”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骤降到1983年的3次，这其中还包括“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新说法。1978年报告中“革命”一词是出现第6多的实词，而1983年则沦落至几近600位。
在有千余个1978年使用过的词汇退隐的同时，1983年报告中出现了数量更多的新词汇，比如：拨乱反正、机构改革、经济特区、承包经营、联产承包、引进技术、外汇、关停并转等。
“市场”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一起出现，报告也强调绝不能让“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自由泛滥。
报告也首次强调：我们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坚持不懈的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教育人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与此相关的新词汇还有：法制观念、法制建设、顾全大局等。
事实上，一些词汇不仅新出现在1983年报告中，而且自此成为报告的必用词汇，比如：中国特色、稳定、发达国家、祖国统一、机构改革、对外开放、不正之风等。
中国体育健儿多次打破“世界纪录”的同时，也使得“振兴中华”的口号传颂于报告、响彻于神州。
“物质文明”首次出现，电视机、洗衣机、家用电器等也随之而来。然而，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耐用消费品”却只出现在1983年的报告中，1978年的报告也许是无暇提及，而此后的5个报告可能是不屑提及。
有意思的是，“消费者”也只被1983年的报告顾及。这类只出现在1983年报告中的词汇共约700个，其中与违法犯罪相关的词汇包括：凶杀、强奸、盗窃（“贪污盗窃”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抢劫、劫机、铤而走险等。这些词汇出现在报告后不久，中国就开始了第一次“严打”。
1988 “改革”与“初级阶段”
1988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务院代总理李鹏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展”首次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比1983年增加了一倍多（“发展中”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并在此后的4个报告中一直稳居首位。在这个约3万字的报告中，一个更大的变化是“改革”的崛起，共出现121次（“体制改革”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是1983年的2.24倍，1978年的20倍，一跃成为使用频率第5高的实词；也是7个报告中出现最多的一次，“改革”在1988年达到了顶峰。
“企业改革”也首次出现，报告指出：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当前改革的关键是根据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与此相关的新词汇还有：招标、承包、股份制、合同制、产权、分流、分税制、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租赁等。
个体经济、房地产、集资、债券等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强调对外开放的年代，外贸、外商、外向型、外资、投资环境、留学生、海关等词汇也应运而生，而被用来衡量涉外经济成效的“美元”一词也开始频频出现。
公务员、审计、政企分开等则是报告在谈及政府机构改革时使用的新词汇。与此同时，腐败现象、贪污腐化也出现在报告中。
报告承诺：在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对话”一词尽管现在仍在流行，但当年却有着特别的内涵，1988年报告就将其定义为“是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人民群众沟通思想，加深理解，消除隔阂的有效途径。它既是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正当权益、呼声、民主政治等同时也催生了“公民”的诞生。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违纪、失职、渎职等是报告在谈及进一步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时出现的新词汇。
报告首次提出要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并鼓励对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等腐败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公开批评”和揭露。
脱贫致富、创新、吸收外资、尊重人才等新词汇表明的则是政府的某种期待和努力。而旅游业、乡镇企业、专利制度等则是改革开放的新事物。
初级阶段、小康、一国两制、三通等从此开始流行。
关系民生的“食品”首次出现在报告中，尽管也涉及食品卫生，但当时更多关注的却是食品价格和食品供应。唯独出现在1988年报告中的“紧俏商品”、“进口商品”等反映的也是当时的市场供需。
“迷信”的出现意味着部分民众的迷茫、无助和新的精神寄托，而“假冒”的“时有发生”则不仅是因为不法之徒的贪婪，也有管理的“不善”。
“商品经济”是昙花一现的新词汇，此后即被更新的词汇所替代。但企业家、出口创汇、独资企业、期货等尽管没有新词汇代替，却也是只出现在1988年的报告中。这类没有“连任”的词汇还有：按劳取酬、企业承包、包干、参股等。
只在那时提及的还有：世界文明、主人翁、勤劳致富、人人平等、人道主义等。
此外，1978年和1983年两个报告都使用，但自1988年起却废弃的词汇则是：党政军、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继续革命等。
1993 “市场经济”与“股票”
1993年3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务院总理李鹏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约1.9万字，在篇幅比1988年减少1/3的情况下，“开放”一词却增加了约1倍；与此同时，“问题”的出现也更为频繁。
如同1988年的报告一样，“发展”、“要”、“建设”、“经济”、“改革”仍然是出现次数最多的5个实词，只是“建设”与“经济”互换，此时更强调“建设”。
报告中，“市场经济”取代了“商品经济”。与之相关，第三产业、外汇储备、高新技术、并轨、宏观调控、股票等开始出现。
“流动人口”和“社会公德”也开始被报告关注。
“电冰箱”、“电话”首次进入报告，与之一起涌来的还有“伪劣商品”。
“民主化”是报告出现的新词汇，但它出现的地方有两个：一是表示“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二是强调“国际关系应该民主化”。
那是一个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巨变的时代，也是从那时起，反腐败、武装警察、严厉打击、危机等开始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必用词汇。
无机化学品报告范文第5篇
2011年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总体情况
2011年全国共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量852 799份；每百万人口平均病例报告数量637份。其中新的和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量145 769份，占同期报告总数的17.1％，与2010年相比基本相同。
按照2011年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来源统计，来自医疗机构的占83.1%，来自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占13.7%，来自个人的报告占3.2%。医疗机构作为不良反应报告主体的格局依然不变，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报告比例较2010年略有增长，但仍显不足。
2011年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分析
1．化学药品报告情况
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抗感染药报告数占化学药总例次数的51.2%，较2010年降低了1.4%，可能与医疗机构加强规范使用有关；其次是心血管系统用药、镇痛药、消化系统用药、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等。
化学药严重病例报告中最常见的类别是抗感染药，占44.9%，较2010年降低了3.6%，其他排名前五位的化学药类别依次是抗肿瘤药、心血管系统用药、电解质/酸碱平衡及营养药、神经系统用药等。在严重病例报告中近半数报告涉及抗感染药。
2．静脉注射给药途径药品报告情况
2011年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的给药途径以静脉注射为主，占55.8%；其次为口服给药；化学药、中成药给药途径分布情况与2010年基本一致。
2011年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的给药途径以静脉注射为主，占73.4%；其次为口服给药，占20.0%；其他给药途径占6.6%。提示静脉注射给药途径风险较高，选择合理的给药剂型、途径是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的重要方法。
3．中老年及儿童患者监测情况
与2010年总体病例报告的年龄分布相比，14岁以下的儿童患者的比例与2010年基本一致，45～64岁患者比例升高，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明显升高，提示应加强针对中老年患者的用药监护。
4．中药注射剂监测情况
2011年全国共收到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事件报告65 572例次，其中严重报告4 034例次。2011年中药注射剂报告数量排名居前的类别是理血剂、补益剂、开窍剂、解表剂、清热剂、祛痰剂，占中药注射剂总体报告的97.3%。2011年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量排名前3的药品分别是清开灵注射剂、双黄连注射剂和参麦注射剂。
5．国家基本药物监测情况
2011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共收到国家基本药物的不良反应/事件报告310 397例，其中严重报告11 580例，占3.7%。国家基本药物报告涉及的药品类别中，化学药品病例报告构成比与2011年总体报告构成情况和2010年基本药物报告的构成情况无明显差异。2011年国家基本药物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总数、严重报告数增长水平与总体病例报告增长水平基本一致。2011年国家基本药物安全状况平稳。
药品风险控制措施
2011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对发现存在安全患的药品采取了相关管理措施。
1．药品安全警示信息
2011年共《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9期，通报了9个（类）药品安全性信息。《药物警戒快讯》11期，报道了60余种药品安全性信息。
2．修改产品说明书
2011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要求生产企业对异维A酸制剂、尼美舒利口服制剂的风险在说明书中进行明确提示，指导广大医务人员和患者合理使用药品。
3．严格限制使用管理
2011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加强尼美舒利口服制剂的使用管理，包括禁止用于12岁以下儿童，限制适应证、剂量、疗程等具体措施。
4．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或药品标准
（1）2011年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含右丙氧芬的药品制剂逐步撤出我国市场。监测和研究数据表明，含右丙氧芬的药品制剂存在严重的心脏毒副作用，且过量服用可危及生命，在我国使用的风险大于效益。自2011年7月31日，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含右丙氧芬的药品制剂，撤销该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2）2011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停止阿米三嗪萝巴新片（复方阿米三嗪片）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撤销批准证明文件。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其有效性在用药组与安慰剂组中无统计学差异，不支持阿米三嗪萝巴新片可有效提高非痴呆性血管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
（3）2011年9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停止了盐酸克仑特罗片剂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并撤销该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对该品种的再评价认为，盐酸克仑特罗片剂具有潜在滥用风险，临床价值有限，长期不合理使用可对患者心肺功能产生严重影响，药品使用风险大于效益。
无机化学品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软广告 新闻化
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a of soft advertisement invading the news and takes the Taiwan province as the example， so as to analyzing its ways and influences.
Key words soft advertisementnews tendency of advertisement
一、软广告与置入营销
广告收入是媒体的生存命脉。随着广告手法的推陈出新，及电视产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广告购买制度转变所致的广告主买方市场倾斜，媒体传统的广告方式起了极大的转变，整合广告、公关与商品置入的所谓“置入性营销（Placement marketing）”成为近年来广告商重要的媒体购买策略。“置入性营销”指的是厂商以金钱或有价回馈方式来交换产品或服务在节目或新闻内容中出现，①且在不明示广告主的情况下，为付费者营销广告主商品、服务或形象的作法。目前国内盛行的“软广告”，有相当比例就是属于这种隐藏性的广告（surreptitious advertising）。
“置入性营销”又称为商品置入或品牌置入，早在1930年代就已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1982年上映的电影《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是置入性营销最早的成功案例。②1980 年代以来，因为产品置入手法有极佳的促销效果，且能降低影视节目制作单位的成本而开始盛行。近年来，置入性营销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影视产业营收增长的重要方式，如韩剧带来的“韩流效应”，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三个最重要的影视市场，置入式广告数量大幅增加，脱口秀和综艺节目到处可见主持人吹嘘各种各样的产品，针对年轻人的电视剧更是处处可见置入式广告。
“置入性营销”的风行是因为，传统电视广告虽能直接诉求产品或品牌的促销，但观众对其已有防卫、抗拒心理，甚至不会认真观看。而置入性营销经过巧妙的包装，以节目内容作为商品或品牌营销的“保护色”，化广告于无形的节目内容中，不但提高其曝光度，也能让观众在不自觉中改变印象。对电视台或节目制作单位而言，在节目中进行置入营销，不但可赚取广告费或节目制作费，更可以增加节目制播的资源、减少独立制作的成本。
“置入性营销”的类型很多样，通过媒体的置入营销除了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体之外，包括音乐剧、话剧、演唱会，新兴的网络媒体、博客（blog）及游战电玩等的置入营销手法更是推陈出新，置入营销可以说是全面、大规模的渗入了各种传播场域。其中，电视是置入性营销的主要媒介，从体育、戏剧、综艺、竞赛、谈话节目，几乎是无所不“置”。甚至一般认为不宜置入的新闻、儿童、教育等节目，也可见到置入性营销的身影。
二、新闻：置入性营销的禁区
在大众传播媒体内容置入商品营销引起的主要争议是，以节目内容作为商品或品牌营销保护色却未善尽告知或提醒观众之类，不免有欺瞒观众的嫌疑。但各国对“节目广告化”现象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像美国标榜尊重市场机制的自由经济，并未针对置入性营销广告单独进行管制，但因为公关公司“制造”新闻的手法越来越高明，甚至让人分不出广告跟真实、独立制作的新闻有什么差别，因此，公民团体强烈主张要有更严格的法令来管理置入营销。欧盟在2007年5月通过《影音媒体服务指令》，原则上仍禁止置入性营销，在排除儿童节目之外，以正面表列的方式开放电影、剧集、体育、娱乐节目类型，并规定置入性营销的作法。无论管理程度为何，但许多国家都严禁在新闻、时事、儿童节目中，进行置行入营销。③ 但置入性营销最严重的问题，正是新闻报道充斥着商品或品牌置入营销的“广告新闻化”现象。
“广告新闻化”指的是，新闻因为客观报道的预期功能而得以取信受众，但一些商业讯息却包装混掺成新闻信息，表面上是客观的新闻报道，但其实是为特定的产品促销，让观众误信为真、而达到商品销售目的。研究显示，由于阅听大众阅读、收视、注意新闻内容的时间远超过广告，因此广告新闻化很容易诱使观众将广告讯息当成是新闻内容加以接收。广告新闻化的确有误导阅听大众、强化广告讯息的功能，读者对新闻与广告讯息根本无法分辨，而广告新闻化使读者更注意、且更能思考与记忆广告。④
新闻学者McManus针对新闻产制的研究指出，“新闻”本来就是“人们不知道的事”， 既不像汽车可进行“查验”（除了亲眼目睹的新闻事件），也不如服务可亲身“体验”（除了气象报导及球赛分数）， 几乎全是消费者以信心消费的。但比起过程中的人为疏失、社会菁英自利、甚或记者本身偏见造成的偏误， 媒体出于自利而扭导的情形反而更常见。McManus将媒体“在商言商”的运作称为“市场新闻学”（Market-dirven Journalism），批评其已取代了传统的规范式新闻学（Normative Journalism）。广告新闻化的操作，连带使得新闻编采人员的工作自主权大受影响，包括决定新闻重点、选择报道题材、决定采访对象、决定访问问题、决定新闻内容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⑤
只是，各国虽都禁止商品置入新闻，但仍然无法杜绝大众传媒业者及广告主一些合谋取巧的偷渡行为，软广告百无禁忌侵入新闻的操作方式，不但严重干扰记者的专业、影响新闻报道质量及阅听大众的收视权益，并侵蚀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三、台湾地区经验、方式及影响
置入营销泛滥导致媒体公信力及新闻质量退步，台湾地区就是一个例子。台湾地区大众传媒多为民营企业，其中有线电视频道数量超过一百个，号称全球电视频道密度最高的区域。数量众多的电视频道竞逐有限的岛内广告市场，再加上广告主采取“媒体集中购买制度”使电视产业沦为完全广告商主导的买方市场。有些电视频道更直接将时段卖断给外制单位，任由外制单位将商品广告包装成节目型态播出。由于争取广告主的置入性营销经费，不仅增加广告营收，同时也能大幅降低内容制作的成本，因此许多传媒机构甚至跳过广告商，设立内部的营销部门，整合广告、编辑或节目及新闻部门资源，主动规划“项目”，寻求等广告主的经费，运用传媒的媒体影响力争取置入营销的业务。
甚至为了配合“市场需求”，新闻媒体的广告单位也规划灵活且多样的业务配合方式，将新闻内容视为标准化及规格化的商品，依时间（或版面）、报导形式及内容呈现等广告客户之不同需求，或为广告主“量身打造”，订出不同价钱出售。新闻界操作各种置入方式愈形精细，以报纸为例，各报常以“专题报导”、“专栏”、“特别企划”、“座谈会”、“论坛”及民调等方式呈现置入性的营销活动与广告。电视新闻的置入手法就更为多样化，电视上出现的独家新闻、一般新闻、新闻专题、深度报道、主播专访、SNG新闻联机、滚动式的新闻速报，画面、语气、口白、标题等，甚至是充满期待、正面和称赞之词的新闻报导语气，都可能是订好价目的“广告”。
一般来说，台湾电视新闻置入性营销的形式可分成四种类型：（一）策划报道：指营销传播代理商直接赞助某一电视新闻杂志节目，针对某类产品与议题制作专题报道；（二）与公关活动搭配：由记者参加产品发表会或某政令倡导的记者会，针对特定议题进行报道；（三）新闻话题置入：电视新闻主播报道某新闻话题时， 将话题与某品牌结合；（四）谈话性节目置入：主持人与来宾在节目中谈论某一产品及使用该产品的亲身体验。⑥
置入性营销已经成为台湾新闻界普遍现象，记者被要求参与置入性营销项目的比例很高。一项针对台湾新闻记者进行的调查发现，电视记者被要求参与置入性营销项目尤其高，超过六成的受访记者表示曾参与制作新闻项目，而在新闻项目产制过程中，有八成以上受访记者指出广告商会要求访问广告主或广告主指定之人士，并有79.1% 认为广告主要求介绍产品功能。⑦而为因应不同广告主的需求，新闻记者、编辑必须学习将特定商品讯息如何包装成不同的新闻型态。而记者不但照常署名，更务求技巧吹捧，使其看来与一般新闻相同，让读者无从分辨。
在台湾，新闻记者收取费用报道的“有偿新闻”向来是被媒体所禁止的，认为是记者违背违背专业规范的表现。但是，但为营收增长、单位创利的所争取的置入性营销业务，既已成为组织政策及业务目标，媒体会对配合业务执笔的记者给予薪资以外的奖励或项目津贴。特别是新闻部门主动接案之后，由于执行效率较佳，编辑室因为业务配合能力及主动性增强，竟然因此反而有地位提升的例子。
台湾媒体置入性营销盛行到这种地步，不仅影响新闻产制，也影响新闻专业与自主，对新闻记者的工作自主权、工作满意度、未来工作计划及伦理态度都产生负面的影响。⑧同时，“广告化新闻”充斥新闻版面及节目，使得媒体新闻难以保持公正立场、媒体公信力备受大众质疑。
四、结语：慎防置入营销侵蚀新闻
在传统广告之外，置入性营销不但为媒体开辟新的财源，规划良好的置入营销同时也为某些节目或版面内容增色不少，因此逐渐受到新闻编采或节目制作单位的欢迎。如今，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处处可见商品置入隐藏在节目内容或新闻中出现。尤其是民生新闻及软性新闻的报道题材的增加及新闻娱乐化的报道偏风，使广告新闻化问题更易滋长。
“广告新闻化”的置入性营销大行，主要原因是厂商利用阅听大众对新闻的信赖，误导大众把广告当成是新闻以提高阅读或观看的意愿。越来越多收费广告正以巧妙的方式化妆为新闻出现，此一现象必须及时进行有效的规范及管理。毕竟，媒体产业的本质是在提供观众可信赖的讯息服务、优质的节目或新闻内容，专业的公信力才是维持新闻媒体产业竞争力的长久之道。
注释
英国Ofcom的定义。参见曹琬凌：《欧盟拟放宽置入营销》［EB/OL］，pts.org.tw/~rnd/p2/2006/061110a.pdf。
中国营销传播网：《置入性营销─媒体的广告算盘》［EB/OL］，adidc.com/News/hydt/14314115.html。
曹琬凌：《欧盟拟放宽置入营销》［EB/OL］，pts.org.tw/~rnd/p2/2006/061110a.pdf。
洪雪珍：《台湾报纸广告新闻化现象的研究》［D］，台湾：台湾大学，2003。
罗文辉，刘蕙苓：《置入性营销对新闻记者的影响》[J]，新闻学研究89期， 2006年10月。
蔡树培：《电视新闻性置入性营销：营销视野之探讨》[J]，中华传播学刊， 2005:5。
无机化学品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 财务报告 管制
一、财务报告的非管制论
许多学者对政府管制财务报告提出异议。如stigler(1964)在《证券市场的公共管制》中论证了1933年证券法实施以前,新股票承购人的获益并不低于实施后的承购人,从而认为投资者的收益与购买股票时是否得到足够的信息无关,进而得出证券市场管制无用的结论[1]。benston(1969)认为,在1934年信息披露制度确立之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62%自愿披露财务信息,因而公司具有自愿披露信息的充分积极性。他认为,依据证券法规定所作的披露纯属旧闻,对投资者毫无用处。即使是对专业人士(投资公司),披露的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benston(1973)发现,1934年以前,在准备和发布财务报告时,很少有欺诈行为。言下之意,《证券交易法》并不能减少欺诈。f.h.easterbtook和d.r.fischell(1984)认为,证券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可以由市场自行解决[2],自愿且准确地披露均对公司有利。反欺诈规则和重新返回资本市场的需要都要求自愿披露的真实性[3]。george foster(1986)认为,公司有提供信息以便以他们认为最恰当的条件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动机。尽管公司有在财务报告中作过于乐观的陈述的动机,但至少有四个机制能够防止其在财务报告中进行虚假陈述:公司的声誉、管理者的声誉、第三方(注册会计师、投资银行等)的验证和法律的制裁。peter taylor和smart turley(1986)也指出,管理当局具有强烈的动机来提供充分而可靠的信息,以便吸引资源并确保对股票价格等经济指针(economic indicator)产生有益的效果(beneficial effects)。paul g.mahoney(1999)对证券联营(stock pools)研究后得出结论,1934年证券交易法主要是由于国会和政府想对证券交易所实施政治控制,而不是要减少操纵(manipulation)。jan barton和gregory waymire(2002)对1929年10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交易的531家公司进行检验后发现,更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将减轻投资者在市场危机时的损失,管理当局自身具有提供更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动机。
财务报告非管制论的主要依据是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
(一)代理成本与财务报告
jensen和meckling(1976)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在代理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其中,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是最典型的一个契约。
jensen和meckling(1976)首先分析了外部股票的代理成本问题。他们将代理成本定义为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的总和。监督成本是指外部股东为了监督管理者的过度消费或自我放松(磨洋工)而耗费的支出。保证成本是代理人为了取得外部股东信任而发生的自我约束支出(如定期向委托人报告经营情况、聘请外部独立审计等)。剩余损失是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而导致的其他损失。
在所有者与管理者身份合一的情况下,经理拥有企业全部的剩余索取权,经理人员会努力地为自己工作,因而不存在什么代理问题。但是,当管理人员通过发行股票方式或债务融资,从外部吸收新的经济资源时,就产生了代理成本问题。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的利益函数不一致,股东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债权人的目标是企业能正常经营从而能到时还本付息,经理则追求较高的报酬和闲暇,因而代理人(经理)不会总是根据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股东(或债权人)因无法直接观察到经理人员的具体行动,所以愿意与经理签订契约来对经理进行监督,从而发生高昂的监督成本。在理性预期的资本市场上,存在所谓的价格保护机制。由于管理者行为而导致的企业价值的下降部分将全部强加给管理者,也就是说,代理成本最终将由管理者承担。这些成本不但会降低投资报酬,还有可能降低经理的奖金、分红和其他报酬,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理就有使监督成本保持最低的动机。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如果外部股东付出监督支出从而迫使所有者——管理者减少对非金钱收益的消费是可能的话,那么,管理者将自愿地与外部股东缔结一份契约,该契约赋予他们权利以制约管理者在非金钱方面的消费。因此,管理者愿意提供一些保证,以限制其消费,因为这样他们将获得全部收益。“因为外部和内部的两种监督成本均强加于所有者——管理者承担,……如果管理者本人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这些信息,预先答应承担提供这种报告的成本并请独立的外部审计人员来检验其准确性,这对他是有利的”[4]。
由上述分析可见,代理理论认为,管理当局本身从自利的角度出发,有自愿提供经独立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动机。
上述理论是建立在起源于科斯(coase)的新古典契约理论基础之上。该理论认为,财务契约发生在老练的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一般而言,投资者意识到被剥削的风险,会惩罚那些未按契约披露(contractually出sclose)有关信息的公司,使其约束自己以善待投资者的公司(llsv,2000)。企业家在发行证券时将承担这些成本,因此他们有动力通过与投资者签订契约,以限制其对投资者的剥削(jensenand meckling,1976)。只要这些契约得以执行,金融市场就不需要监管(stigler,1964;easterbrook and fischel,1991)。
(二)信号传递模型
1970年akeflof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提出了旧车市场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他认为,在旧车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所谓信息非对称,是指一个经济当事人知道另一经济当事人所不知道的某些事情[5]。就旧车市场而言,旧车的卖者知道车的质量,而买者并不知道,而只知道旧车的平均质量,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那些质量最差的车主最急于将车脱手,所以当车的价格下降时,那些只有轻度缺陷的车的车主将退出旧车市场,剩下的将是劣车,即发生坏车驱逐好车现象。这样一来,将导致市场上质量的恶化,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甚至导致市场的萎缩和不存在。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是由于有信息的个体依赖于他的私人信息的贸易决策影响不拥有该信息的市场参与者而引起的[6]。
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信号传递(sig-nalling)。如果拥有私人信息的卖方有办法将其私人信息传递给没有信息的买方,或买方诱使卖方揭示其私人信息,交易的帕累托改进就能实现。因此,代理人(卖方)有动力显示自己的类型,选择某种信号,使自己的类型能够被委托人(买方)识别。委托人在观察到代理人的信号之后,与代理人签订契约,如在旧车市场上,好车的卖主会愿意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提供了一辆好车而不是一个蹩脚货,并且质量越高,其披露将越充分。这就是所谓的信号显示机制。
在证券市场上,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及其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在证券市场背景下,信息不对称是指不同质量的证券可以相同的价格出售[7]。投资者由于不能充分了解企业机会和风险,因而不能正确地对企业做出评价,进行正确的投资,从而发生逆向选择,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同时,投资者又是理性的,他们将意识到内部信息的可能性,但由于
他们不能区分企业的质量,因而他们就会采取与旧车买主一样的决策,降低购买股票愿意支付的价格。其结果是,证券市场将会变得无效率或萎缩,而且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投资者和信贷者将会要求更高的资本报酬,以补偿其风险或进行财务分析的成本,导致企业筹资活动的困难和资本成本的上升。这时,拥有关于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等私人信息的企业管理当局就有动力进行充分披露,向市场传递企业未来的准确信号,以证明他们的企业属于合意(desirable)的种类,他们的股票定价是偏低的(underpricing)。可信而充分的披露,减少了外部用户对公司前景的不确定性,外部用户将那些较高质量的企业从“柠檬”中剔除,而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其证券,企业的酬资能力将会提高,资本成本将会降低,企业的价值将提高。因此,市场将会做出积极的反应,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而那些不披露信息的公司则被认为是有不好的消息,其股价将会下降。那些业绩一般的企业,由于认识到沉默会被视为隐瞒坏消息,并导致投资者对公司前景产生怀疑,因而也将自愿披露某些消息。业绩较差的企业出于维护信誉的考虑,也有可能自愿披露有关信息。最后,“只有那些最差的企业不再发出信号揭示其价值”[8]。
二、财务报告的法律管制观
一些学者从市场失灵和维护证券市场公平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当对信息披露进行法律监管。
(一)市场失灵
只有满足以下四个假定,市场才能引导资源有效配置:(1)商品或服务是私人物品;(2)一种商品对潜在消费者的全部价值或效用都反映在该商品的消费函数上,不存在虚张声势,没有威胁和策略,所有消费者都有正确和诚实的偏好显示;(3)生产该物品的所有成本都反映在供给曲线s=mc上;(4)市场是竞争性的。但是,在现实中,这四个假定是难以满足的,这时便出现了市场失灵,即市场失去其优化资源配置作用,市场运行的效率降低。会计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是指财务报告在无管制状态下的信息产出在帕累托法则意义上并非最佳(watts和zimmerman,1986),或者说,由财务信息市场而导致的资源配置是不公平的,也就是对某些集团或个人是不公平的。r.勒夫特维奇认为,会计信息的市场失灵会导致信息产出不足或过剩,甚至信息泛滥。
1.会计信息的非对称性。如上所述,证券市场背景下会计信息严重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上市公司与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股东(委托人)无法观察经理的全部行动,也无法充分了解经理的能力,而只能获取关于经理行动和能力的不完全的信息。这样,经理等内部人员就拥有了更多、更准确的有关企业现在和未来的信息,也即存在内部信息。尽管按照有效市场理论,在一个半强式有效的市场,股票价格将会充分反映所有可公开获取的信息,但内部人仍能拥有比外部投资者更多的关于企业真实质量的信息,从而能够利用信息优势赚取超额利润。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管理当局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发生偷懒、不当消费等行为,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另外,管理当局会故意向股东提供虚假财务据告,以隐瞒自己的无能、舞弊行为或追求提升等利益。其二,在外部信息使用者中,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机构与众多散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其中,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最显著、最普遍、最难控制,同时也是能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认为,不对称信息的两个典型后果是逆向选择(不利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败德行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所谓逆向选择,是指代理人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之前,利用掌握的对委托人不利的信息签订对己有利的合同,而委托人则由于信息劣势而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所谓败德行为,是指代理人只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管委托人利益是否受损或从自身利益出发蓄意使其受损。逆向选择是事前选择,就会计而言,是指投资者错误地购买了公司的股票,选择了不称职的管理者。道德风险是事后交易行为,对于证券市场来说,主要是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不尽心尽职,投资于高风险的项目或进行过度的在职消费,而不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并进行选择性披露,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虚夸业绩,从而损害投资者尤其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持管制论的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本身不能克服的,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需要对财务报告进行管制。
需要指出的是,该观点与信号传递理论的起点都是信息不对称,两者的差异是信息不对称能否由市场自身克服。信号传递模型认为,公司管理当局在市场推动下,会主动传递公司质量的信号,以减少偏低定价(underpricing)问题。而管制论者认为,信息不对称不是市场所能克服的,需要对会计信息进行管制(吴联生,2000;毕秀玲,2002)。
2.财务报告的公共物品性质。所谓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具有以下特征:(1)公共物品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一个人能在不减少其他人对同一物品消费的条件下消费此物;(2)公共物品的消费是非排他的,它不能阻止潜在的使用者,无论消费者是否在取得公共物品时付出成本,都将从公共物品的消费中获益;(3)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是不可分的,它不能分割出售。
信息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刘峰,1996)。gonedes和dopuch(1974)认为,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物品。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代表人物coffee(1984)也认为,证券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各国《公司法》或《商法》一般均规定,上市公司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公布财务报告。因此,上市公司的每个股东(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债权人、供应商、竞争对手)均可以得到公司的财务报告。这样,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就成为一种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每个消费者将会意识到其他人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也给他带来利益,即发生搭便车现象。根据外部效应理论,如果供应者不能将生产成本转嫁给所有的商品需求者,公共物品短缺的现象将始终存在。因此,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是无效的。这时,应当通过政府干预来加以纠正。由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及其所包含的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上市公司提供财务报告的好处并不能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所独享,而财务报告的提供者上市公司却不能要求那些搭便车者支付信息提供成本,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并无动力提供更多的信息。尽管部分高质量公司管理当局有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但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性要求,许多公司也只愿披露对公司有利的信息,而隐匿对公司不利的信息,甚至披露虚假的信息。财务报告还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对投资者的行为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投资者一旦受到虚假信息的误导,将遭受巨大损失。会计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这一特性,决定了政府应当对其进行管制。正如勒夫特维奇指出的,持公共物品论的人必然要求强化对会计信息的监管[9]。
(二)公平
公平是各国证券法所关心的问题。在证券市场交易中,必须保证每一投资者有均等、公平的机会获取信息,以使所有投资者的获利、受损机会均等。因此,应当对财务报告进行法律管制(吴联生,2000)。对财务报告进行法律管制,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完整、真实地披露有关信息,减少(并惩罚)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和虚假陈述行为,以实现投资者之间的公平。
三、结语
代理理论认为,管理当局为了使代理成本最低,会自愿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信号传递理论认为,管理当局有自愿提供信息的动机,以传递公司质量的信号,减少定价偏低的情况。这两种理论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们不能解释现实中上市公司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现象。在代理理论中,管理当局是在比较了成本和效益后才主动提供财务报告,如果造假的成本
低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管理当局仍然会选择提供虚假的财务报告。当然,也可以将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制裁看作是增加的成本,这更验证了应该对虚假财务报告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信号传递理论所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信号必须是不能被轻易模仿的。但是,在监管不严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散布虚假的信号来欺骗外部用户。这样,如果不对散发虚假信号的行为进行惩罚的话,将造成会计信息信号传递作用的丧失。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作为代理人的管理当局都是经济理性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如果不对虚假陈述行为加以规制和惩罚,将造成舞弊横行。正如一位美国证券法专家所说的,如果人都是天使,政府管理将成为多余,而事实是,人的本性使得证券市场不得不防范欺诈和操纵[10]。尽管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应该能够识别管理当局的操纵行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有效市场毕竟只是一个假说,即便是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一般认为也只达到半强式有效,其大量存在的财务舞弊对投资者造成巨额损失,并对投资者信心乃至整个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打击。在资本市场处于发展初期的我国,更是存在大量的虚假财务报告,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因此,资本市场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客观存在,要求必须对财务报告进行管制,并追究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责任,惩罚违规行为。
财务报告及其所载的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证券市场失灵是证券市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政府必须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进行适当的干预。
综上所述,为保证公司提供充分、真实、及时的信息,政府需要对财务报告进行必要的管制。对财务报告进行法律管制,追究虚假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是政府干预证券市场、避免市场失灵带来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重要手段。政府对信息披露的管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保证公司准确、及时、全面地披露有关信息,即实行强制披露制度;二是通过法律手段,对违反信息披露规则、提供虚假信息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进行惩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和完整。上述两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说,追究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责任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必然推论。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没有牙齿,制度只有以责任为后盾,才具有法律上之力。一切以法律形态实现的目的、宗旨、理念、权利皆是如此”[11]。一项制度要有效,除了应当包含制度本身的要求以外,还需要包含如果不遵循这项制度将会受到惩罚的条款。只有使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人们才会选择“说真话”。上述观点在现代证券管制中得到了证明。例如,在大危机后,美国先后制定了《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加以管制;在连续爆发会计丑闻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30日发布了sarbanes-oxley act of2002(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加强了对财务报告的监管,尤其是强化了上市公司对财务报告的法律责任。
诚然,对信息披露进行法律管制,并追究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可能会导致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减少。但是,相对于较少的披露,虚假信息披露的副作用可能更大,且更容易误导投资者的决策,相关性也不会提高。当然,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应当在成本效益的基础上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并鼓励自愿披露。但不管是强制性披露还是自愿性披露,都必须是真实、可靠、充分、及时的。为了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及时,必须追究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责任。
政府对财务报告的管制有一个限度的问题,管制过度同样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如增大改革难度、协调成本过大、产生更多的寻租空间等(毕秀玲,2002)。对于财务报告,要结合运用政府管制与市场调节手段,在对财务报告进行管制的同时,考虑管理当局自身提供财务报告的动机以及对新的财务报告管制的反应。至于两者的度如何掌握,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其基本原则是,既保证投资者能够获得真实、完整的信息,又不致给公司造成过高的披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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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品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审计报告 公共物品 产权 审计关系 审计基金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会计信息产权的研究日益深入，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且越发成熟。但是相关的研究中单独涉及审计报告产权的研究甚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之所以大部分研究会计信息产权的文献并未特别提及审计报告，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多数学者将审计报告作为会计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杜兴强（1998）认为，审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审计报告虽不直接产生会计信息，但它增加了提供会计信息的可信赖性。再者由于对多数投资者而言，他们购买一个公司的证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信该公司财务报告的高质量，而审计报告有助于肯定或否定这一结论。然而，笔者认为，虽然审计报告不可能离开会计报表单独存在，但是它也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首先，它所提供的信息是单一而不可分的，它所针对的是会计报表的表达，而不像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那样丰富多彩，每个报表信息使用者可从中各取所需。其次，审计报告的供求机制也不同于会计信息。审计报告由注册会计师（CPA）提供，其初始产权归CPA所有，企业需通过支付审计费用来购买其产权；而会计信息则是由管理层生产，在现阶段其产权归公司所有。所以，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现阶段审计报告产权属性，重构一种新的审计关系模式，力图为消除其公共物品属性带来的消极后果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二、审计报告的资产属性与产权安排
（一） 审计报告资产属性的演进历程
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审计报告具有不同的资产属性。自审计于18世纪诞生以来，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审计报告资产属性的发展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现代审计的产生根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有限责任公司制的产权结构下，公司的所有权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两权的分离程度还十分有限，主要表现在股东人数有上限规定，且公司高管往往具有股东身份。CPA在完成公司所有者的审计委托后将审计报告直接呈交给股东，审计报告主要为数量有限的股东所享有，其他外部各方无权过问。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报告的产权还只是简单的小范围的个人产权集合形式，具有俱乐部物品的特征。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日益复杂，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股份有限公司制的产权结构得以产生并不断健全。其中，在上市交易的股份公司中，股权已脱离企业而单独存在，股权交易使得股东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以至很难辨明公司的股东是哪些人，最终形成所谓的委托者“虚位”。在此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潜在投资者），因而他们也都有权获得公司的审计报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审计报告已演变成公共物品。
以上审计报告资产属性的演进历程表明，公共物品并非其天然和本质属性，而是特定阶段下制度安排的产物。
（二） 审计报告公共物品属性的解析
在产权学看来，公共物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不可分性，即消费者只能在保持物品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消费者共同享受，而不能将其分割为可以计价的单位供市场出售；二是非竞争性，即消费者的增加不会引起该物品生产成本的增加，也不会减少任何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量，某个人对一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妨碍其他人对该物品的享受；三是非排他性，即一个人对某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其他人对该物品的同时消费，且人们不能根据某个人是否支付了费用来决定他的消费价格。
现阶段的审计报告已具备了公共物品的三种特征。首先，审计报告是CPA对公司会计报表总体表达是否合理、公允所发表的意见书，其传达的CPA的意见是单一明确且不可分割的，只能是无保留、保留或拒绝表示其中一个，而不可能同时传达多个信息或模糊信息，使用者不可能分而用之。究其原因，可知是审计报告的本质使然。这表明审计报告具有不可分性。其次，现阶段的审计报告由企业或股东向其他需求者免费提供（审计关系异化的表现）。任何一个使用者对审计报告的使用都不会引起对审计报告的“损耗”或是减少其他使用者的效用，而且企业支付给CPA的审计费用（审计报告的生产成本）也不会因为审计报告使用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这说明审计报告具有了非竞争性。最后，审计报告可由众多使用者同时使用，而且由于广大的潜在投资者的存在以及企业的免费提供，使其消费价格实际上无法确定。这成为审计报告非排他性的表现。
（三）审计报告的产权安排
针对审计报告的公共物品属性，存在两种形式的产权安排，即正常审计关系模式下的产权安排和异化审计关系模式下的产权安排。
在正常的审计三角关系中，CPA接受股东委托对管理层提供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发表意见后，由委托人即股东支付相应的报酬，而股东则根据经审计师验证过的财务报表来评价管理层完成受托责任的情况并作出进一步的决策。正如审计报告的称呼所指，审计报告由CPA向全体股东呈送，其产权归全体股东共同所有，并由其提供给其他需求者无偿使用。由于股东作为一个特定的团体，存在一定的入会门槛，排除了股东以外的人对审计报告产权的拥有。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审计报告产权就具有了俱乐部产权的特征。
在异化的审计关系中，股东大会根据管理层的推荐选聘CPA，同时由于股东对公司经营事务的远离以及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普遍存在，管理层所推荐的CPA往往都能通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从而使原本处于被审计地位的管理层通过层层“关隘”，最终在实质上拥有对审计师的选聘权。审计报告的生产实际掌握在管理层手中，审计报告的生产成本由公司承担，而其他需求者（包括股东）都将免费使用。此时，审计报告的产权已然归上市公司所有，成为了一项法人产权。
三、审计报告公共物品属性的后果分析
（一） 审计质量难以提高
审计报告具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的非排他性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则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产生的成本就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除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其中公共产权所导致的外部性最大。另外，由于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使用效用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使用效用，因此，公共物品会引发“搭便车”现象，每个人都不愿意为使用公共物品而支付费用。
在现行审计关系的制度安排下，审计报告总是在公司或股东与CPA进行产权交易后提供给债权人、政府、潜在投资者等需求方使用。由于审计费用由公司或股东承担，其他使用者因无偿使用而纷纷“搭便车”。公司或股东作为信息提供者无法补偿所消耗的信息生产成本（审计费用），最多只会提供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没有动力要求CPA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报告 [1]。因此，笔者认为审计报告具有的非排他性造成的外部性和大量的“搭便车”行为是导致审计质量不高的重要根源。
（二） 审计合谋频繁发生
从产权角度来说，审计的产生是企业的所有者为保护自己置于公共领域的会计信息产权不受管理当局的侵犯，而向独立第三方寻求监督检查管理层，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武丽，2005）。理论上来说，所有者应当对该独立第三方进行监督，从而保证所获得的审计报告的可靠性。然而，在现行异化的审计关系模式中，股东、债权人、政府和潜在投资者等审计报告的使用者并不直接从CPA手中获得审计报告，而由管理层转交。这种与初始产权交易的远离，使原本在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导致使用者所承担的监督成本大幅增加。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使用者在权衡利弊之后，很可能放弃对CPA和管理层的监督权。同时，由于审计报告产权的模糊，产权主体权责边界界定不清，导致大部分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各主体对审计报告无偿使用所引发的“搭便车”行为使得使用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对CPA实施有效监督。
在监督成本增加和监督动力丧失的情况下，在审计合谋博弈中CPA选择合谋的机会主义动机就很可能转化为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诱发审计合谋，导致CPA与管理层或控股股东共同攫取置于公共领域的会计信息产权（武丽，2005）。
综上可知，审计报告公共物品属性带来的外部性是导致诸多不良后果的主要原因，而现行的两种产权安排却无法消除这种。德姆塞茨认为，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内在化的激励。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产权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费用，二是产权能够将外部性内部化。这为我们通过新的产权安排来消除审计报告产权的外部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由上述审计报告属性发展的历程可见，公共物品属性并非审计报告的“本来面目”。这为我们通过产权安排改变审计报告公共物品属性提供了可能性。
四、审计关系模式重构：从产权安排的角度
（一）来自“科斯的灯塔”的启发
在科斯之前，传统学家普遍认为作为公共物品的灯塔必须由政府提供，因为私营灯塔是无从收费或无利可图的。科斯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中第一个以事实为根据反驳了这一观点。科斯发现，在1610—1675年间，在英国私人投资建造了至少10个灯塔。在当时的灯塔制度下，私人投资灯塔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证，获得向船只收费的授权。该申请还须由许多船主签名，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而过路费的多少则由船的大小及航程经过的灯塔数来定。虽然到了1842年后，英国的灯塔又全收归公有，但这至少证明了灯塔私人生产是可能的。“科斯的灯塔”为在审计关系模式重构中审计报告产权安排和政府介入提供了启发。
1.审计报告的生产可由私人（CPA）提供，各使用者成立一个俱乐部式的机构并通过交纳一定信息使用费来获取入会资格；审计报告由CPA生产出来后其产权由CPA转让给俱乐部，并由俱乐部提供给需求方，从而改变审计报告的公共物品属性。在这一关系模式中，审计报告的初始产权归CPA所有，通过由俱乐部购买其产权，终极产权归需求方的形式促使CPA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并由此加强对CPA的监督，防止需求方因与产权交易的远离而导致有效监督的缺失。 [2]
2.由于私人收费的客观限制，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政府介入。主要表现在：由政府发起并组织俱乐部日常运转；入会费的收取经政府批准并借助政府帮助收取；同时，俱乐部日常运转的费用除可在入会费中支取外，政府也有义务提供，一方面政府是审计报告的需求方理应交纳一定的入会费，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其履行政府职能的支出。
（二）审计关系模式的设计：审计基金模式
1.审计基金模式概述
审计基金模式下，审计基金是由各审计报告需求者组成的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成员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客户、供应商、潜在投资者与管理层 [3]。审计报告由审计基金向CPA购买，而后直接交给已经交纳一定入会费的俱乐部成员使用。此时，审计报告产权是一种俱乐部产权，归俱乐部成员共同所有。
首先，对股东和潜在投资者的收费可通过股票交易所采取每笔股票交易中根据交易金额向交易双方收取一定比例的审计费用。由于股票市场上成交金额大，且实行双向收费，因此可以保证审计收费的充足性。根据2005年沪深股市成交总额和上市公司审计市场收费总额，经过笔者测算（即便不考虑后面的收费来源）对股东的收费比例约为交易额的1‰ [4]。这个比例对股东和潜在投资者来说应该不算沉重。其次，管理人员可以从他们的薪金报酬中按一定比例扣除作为俱乐部入会费。再次，政府可以在审计基金成立之初以及运行过程中以专款拨出的形式作为其入会费。最后，对于其他需求者采取的交费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在他们需要审计服务时向审计基金购买。
2.审计基金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
（1）审计基金的组织结构
对于审计基金的定位，考虑到其应该保持的独立性，宜将其界定为一个非盈利组织，由负责保障资本市场健康运转、维持投资者信心的证监会和负责对审计师行业进行管理、对审计领域较熟悉的中注协共同推选代表成立。审计基金内部可设立管理层负责基金的日常工作和执行审计委托、支付审计费用。针对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审计基金内部组织结构可以进一步细化，按照行业在管理层下设立若干个部门，分别负责某一行业上市公司的审计委托中对事务所的资格审查并关注该行业的状况，为专家确定标底提供帮助。
（2）审计基金的运行机制
审计基金模式下的审计委托方式可借鉴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进行。首先，审计基金各行业分部可根据中注协掌握的各事务所规模、人员配置、以往表现等情况对参与本行业竞标的事务所的资格和胜任能力进行审查，严格市场准入门槛。然后，基金管理层按照行业推选专家组成若干专家组，每次可从中随机抽取部分专家来确定该行业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标底。此时，基金中各行业分部可依据其掌握的该行业的基本情况和动态为专家确定标底提供帮助。最后由专家组确定中标的事务所，并由基金管理层与其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各中标事务所在完成审计工作后，应将审计报告提交给审计基金管理层，由其支付审计费用。管理层通过各种媒体将审计报告最终转交给信息使用者。
考虑到审计成本因素，笔者认为不宜进行过于频繁的招标，同时又为了防止审计师与客户因长期合作而独立性，可将每次招标的间隔期控制在3年左右。并可规定一家事务所对同一公司连任不得超过2次，以防止事务所与该公司应长期交往而产生“感情”。
（3）审计基金的监督机制
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应该包含较为完善的内外部监督机制。对审计基金的监督也可分为内部和外部监督。首先，可在基金内部设立监事会，由其对基金管理层和各行业分部在审计委托、付费过程中是否合规、尽责进行监督制衡。监事会成员可由证监会另行指派人员或推选一部分外部专业人士担任。其次，外部监督可引入国家审计，由审计总署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审计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并将审计结果进行公告。
（三）对审计基金模式的评价
作为为改变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单位合一现象而设计的制度，审计基金模式有自己的突出优点。第一，它设置了一个独立的审计委托机构，解决了因委托人虚拟化所导致的审计委托关系异化，改变了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在经济利益上依赖的现状，从而使审计师不受制于人，其独立性得以保障；第二，由于采用了较为公正的招投标方式选聘事务所，各事务所站在同一位置展开竞争，因此有望解决我国事务所在业务承接中长期存在的行业垄断、地区垄断问题，加强事务所之间的竞争；第三，在这种审计关系模式下，由于审计师获得的正常效用有了保障，当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实施舞弊时，其选择与审计师合谋的收买成本也会增加，从而减少审计合谋发生的可能性 [5]。
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当然，这种审计关系模式还存在一些缺陷。首先，由于审计费用的来源主要转向审计报告需求者收取，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股东承担，这无疑会增大公司的融资成本，对公司筹资规模，甚至投资决策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其次，由于基金规模较大，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将会产生大量的货币贬值损失。所以是否需要运用基金进行投资，从而实现其保值增值，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6]。
五、小结
作为一种新的审计关系模式，审计基金模式具有独特的优点，但由于收费对象的变化，涉及到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变化，也可能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不过笔者认为，改革总是会带来阵痛，虽然以往的许多对提高审计质量、治理审计合谋提出了各种建议，但是都还不够彻底，而这种通过重构审计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审计报告公共物品属性来消除其消极影响的，则从另一种角度提出了建议，为从根本上提高审计质量和治理审计合谋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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