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多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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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多度的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张谷英村;文化生态;保护;发展;湖南岳阳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在这个“同一化”过程中,原生态的民族聚落和城镇人文景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城镇形态风貌日渐趋同,个性逐步淡化。因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张谷英村始终与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显得闭塞保守,习俗古朴且风景秀丽。随着它独特的历史、文化、经济、旅游价值为人们所认识,在城镇化进程中,也被现代化的强势逻辑所要挟。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新的视角对张谷英村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文化生态的概念及背景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借用生态来研究特定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1]。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态概念,并从文化生态变迁的角度研究人类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创立了专门的文化生态学学科。文化生态学的核心命题是: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是对特定环境相适应的创造性结果,特定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特定的文化,文化在其特定的环境背景中取得发展[2]。文化生态学突出强调受特定生态环境影响的文化发展与变迁中的差异性,“文化生态学它寻求阐明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的特征和型式的起源”[3]。文化生态学主张的生态批判“带有强烈的学科转向特点,具体表现为:从文本形式研究到内容本体追问的转向;从研究的概念化模式向关注实在性存在的转向;从语言中心的文本解读向生命中心的文本阅读转向”[4]。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所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文化都绝非文化特质的单纯相加或简单汇聚,文化要素总是组成为系统。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体化和统一性,它依赖于一定的基础,按照一定的原则或系统组织起来[5]。”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文化要素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除了要研究其本身如何适应自然环境外,更要研究整个文化圈内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2001年6月25日张谷英村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名村是文化遗产的密集区,同时也是受破坏的重灾区。在对张谷英村保护与发展的研究中,采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能全面地认识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张谷英村,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启发。
2张谷英村概况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以东的渭洞笔架山下,地处岳阳、平江、汨罗3个县市交汇处,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体现聚族而居的明清时期的江南民居古建筑群。张谷英村因建筑规模之大、建筑风格之奇、建筑艺术之美,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相传明代江西人张谷英沿幕阜山脉西行至渭洞,见这里层山环绕,自然环境优美,他经过细致勘测后,选择了这块宅地,便大兴土木,繁衍生息,张谷英村由此而得名。张谷英村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经明清2代多次续建而成,总体布局依地形呈“干技式”结构,主堂与横堂皆以天井为中心组成单元,各个单元自成庭院,各个庭院贯为一体。目前保留了1 700多座明清建筑,内拥有206个天井,60多条巷道,1 732间房屋。整个建筑由当大门、王家塅、上新屋三大群体组成,其布局之妙,巷道之幽、排水之奇、空间之活、雕饰之美、用材之雅、石桥之玄,制作之精,堪称“八绝”。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连片大屋和村落环境与自然山水和谐与共,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在全国古聚落中具有其独特的存在和保护价值。
张谷英村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自然景观特征和人文内涵的乡村人文景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但在旅游开发后的10余年间,古村风貌遭受严重破坏诸如乱建乱盖、盲目建设,破坏了原有的景观,大屋内千疮百孔,景观“百步三桥和龙泉井”虽然风韵犹存不减当年,但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气;民俗文化逐渐瓦解等。同时,这座名村旅游开发的品牌意识淡薄、管理的模式不规范等都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当前历史保护与社会进步对立,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困难,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对当今张谷英村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保护与发展的文化生态学建议
聚落向现代化迈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迈进的过程中,究竟如何让历史与先辈们创造的财富和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不断前进的历史长河中发扬光大,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现从宏观出发、以文化生态学视角,谈几点建议。
生态学多度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人类学；美国
[作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069－007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指的是诞生于美国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它试图从认知的视角探讨不同的民族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该学科在欧美国家得到了较快发展，甚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生态人类学中主要的学术思潮之一。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学术界也以民族(ethos)为研究中心发展起另一种民族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框架，我们称之为“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由于中国当时恢复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因此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初期深受苏联学术框架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研究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植物学界和民族学界，从而开启了最早的中国民族生态学研究。然而，由于同时受到美、苏两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民族生态学界对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一直未能澄清，这给学科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忧。有鉴于此，我们希望此文能够增加国内学者对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认识，亦为促进民族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概念界定
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民族生态学的概念仍在不断的修正中，这也正表明其研究魅力所在。术语“民族生态学”于1954年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在菲律宾的哈努诺人(Hanunoo)中进行的植物命名方法的语义学研究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真正洞察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认知。不过，康克林与其追随者一样，只是花费很大力气去记述植物和动物名称的清单以及它们的文化使用口]，未能延伸到更深层次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日益对理解人群自己的感受及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感兴趣，因此他们对人类活动的动因和后果感兴趣的程度远远大于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兴趣。于是以人们自己的世界概念模型为重点，产生了被称为“认知人类学”的领域。鉴于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人类学家们有时也称之为“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学”(Ethnoscience)。刚刚诞生的民族生态学与这一领域不谋而合，在借鉴其方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简单了解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接着来探讨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虽然康克林没有就“民族生态学”一词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后来的生态人类学者多次试图去框定“民族生态学”。下面我们就较有代表性的四种界定予以分析，然后结合来自其他学科学者的意见，力争对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美国人类学家福勒(Catherine Fowler)是较早地试图从理论上总结民族生态学发展历程的学者。早在1977年，她在为《生态人类学》写作的“民族生态学”专章中叙述了民族生态学的历史、概念、方法论、招致的批评以及其他方面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正是在这一专章中，福勒把民族生态学描述为：一种关注本土人环境概念的独特的人类生态学进路，它主要采纳民族科学的方法，尝试证实对应环境的本土术语系统与那些概念化之间的条理关系。从福勒的上述界定可以看出，民族生态学在当时仅仅是人类学的人类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对福勒来说，其关键在于要从被研究群体的自观点(own point of view)去看问题，这样民族生态学就变成了一个群体从其自观出发的生物相互联系的观念。福勒还指出，虽然民族生态学因缺乏关注其方法的行为含义而招致了许多批评，但它却始终坚持自身能够更完全和完整地描述土著人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福勒之后，布罗修斯(J.Peter Brosius)等人对民族生态学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民族生态学(ethnoeeology)是民族科学的一个亚学科，它研究的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他们的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pp.187－188)。布罗修斯等人在文章中认为，民族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描述和呈现文化内观的知识，而不能止步不前。就像弗雷克(Charles O.Frake)所言，“民族志学者不能仅仅满足于西方科学式的文化生态系统元素的分类。他必须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按照被研究者民族科学的种类去描述其环境”。由于该文着眼于如何运用民族生态学去探讨传统农业知识，而不是重在民族生态学理论上的探讨，因此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也许在于指出了本土知识系统中分享的民间智慧和个体经验组合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本质。当然，布罗修斯等人在文章中亦指出，在以后的民族生态学研究中，要把研究的注意点从名词转向动词。因为动词本身暗示着过程和其语言认知，它对人类适应的概念化也十分重要。
当代英国生态人类学家米尔顿(Kay Miltort)认为，“ethnoecology”一词中“ethno”这个前缀的意思同“folk”差不多，指的是从被研究者的角度(主位的)界定的而不是从分析者的角度(客位的)界定的知识领域。这样，关于某一社会的被研究者对植物界的民族分类，便成为“民族植物学”，进而类推出“民族动物学”、“民族医学”以及“民族生物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生态学”区别于所谓科学“生态学”，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环境知识，而这些知识只在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是有效的。因此民族生态学有助于理解传统群体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过程，从而地方生态治理提供本土经验和智慧。
不难看出，上述概念界定基本上都限制在“民族科学”的语境内，因此我们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上述界定似乎跟人类学界最新的理论发展没有什么联系。其实，面对人类学的后现代时代，民族生态学家们多多少少总会有所触动的。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雷(Virginia D.Nazarea)在1999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一书中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一种看待人类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方式，只不过强调认知在框定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罢了。她认为，作为对自然环境的解释、认知和使用的系统的考察，民族生态学不再忽视文化的代表的与直接的方面的历史与政治基础，也不再把塑造知识系统和最终实践的分布、获取和权力问题拒之门外。民族生态学应该最大化利用其比较优势，结合事无巨细的田野工作，充分意识到历史、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民族生态学就会在跨学科研究中做出重大贡献，甚至成为保护、可持续性和平等研究领域的倡行者。从纳扎雷的上述论述中，我们亦可约略看出，民族生态学也在与时俱进中，它不仅坚持其原有的方法论利器，而且还勇于吸收布迪厄等人的知识、权力、风险的新思想，从而为民
族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与上述人类学家不同，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学者的界定却有着一定的差别。民族植物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包括所有的描述地方性群体与其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因此它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学科。无独有偶，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Toledo)也倾向于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它旨在探索人类群体如何通过信仰和知识的屏幕来看待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形象上如何使用或管理自然资源。无论怎么表述，人类学以外的学者也都想把“民族生态学”这一理论工具延为己用，希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探讨来充实自己的专题研究。
我们认为，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人们所拥有的生态知识。这种研究最初仅仅在生态人类学界流行，更像是一种观察人与环境关系的视野或方法。只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特别是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医药学等亚学科促生后，民族生态学才向一门总括式学科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截然不同的是。“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大致在研究范畴上等同于生态人类学，“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由于中国民族学界也曾深受苏联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民族生态学一开始就是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以民族为中心的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它与生态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对象大致相同，并且其理论方法有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在当代中国的学科分类范畴中，“民族生态学”成为民族学下面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其培养模式与各分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相似。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博士点有两处：一是托庇于云南大学民族学研究院，走的是民族学人类学的培养路线，大致等同于生态人类学或生态民族学；另一个诞生于中央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走的是生态学的培养路线，实质上是“民族地区的生态学研究”。
二、理论预设
凡是熟悉民族生态学发展历程的人们都知道，民族生态学与认知人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其一分支学科。按照丹德拉德(Roy D'Andrade)的界定，认知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社会与人类思想关系的研究。认知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人们在社群中如何构想和思考那些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和事(p.1)。由于认知人类学非常关注分类、认知以及文化的内涵，这使民族生态学也深受其影响，从而使得学科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的理论预设：
1、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认知状况(思想、知识和语言)的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影响，不少人类学家认为语言是一个用来组织经验的概念体系，它不仅迫使人们接受一定的世界观，而且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从而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和文化。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类学家借鉴了语言学家派克的观点，提出要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去了解和记录文化，要把文化主位(emie，即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和文化客位(erie，即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区分开来。上述两种语言学思想是影响认知人类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思潮之一。
作为认知人类学的分支领域，民族生态学显然也深受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和派克语言学观点的影响，甚至在学科内部形成了对应的理论预设。民族生态学家们认为，人类是一个特殊的物种，他不像其他物种那样，他具有思维、知识和语言，因此这些文化元素必然会对其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行为施加影响。人们不会直接地对环境起反应，而只能对那些他们意识到的且语言中已标示的动植物做出反应。在面对环境刺激时，人们会在已有世界观的图式下调动其已有的知识体系，从而做出适应性的行为。对此，瓦伊达(Andrew P.Vayda)和拉帕波特(Roy A.Rappaport)曾经在“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做出了著名的区分。所谓“操作的”环境，即所有环境因素的综合，不管这些因素是否得到理解；而“认知的”环境则指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人们所意识到和理解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讲，“操作的环境”和“认知的环境”之间的区分更像是对来自派克的主位和客位方法的一种模仿。
为了洞察土著人的思想、知识和语言对外部环境世界的影响，民族生态学家经常从语义和分类的角度考察土著人的生物分类体系。他们不厌其烦地收集植物、动物、昆虫、土壤、疾病等方面的土著术语资料，然后按照生物分类学的发展或按照一般化水平对术语进行等级上的安排。通过揭示土著生物分类背后的组织原则，民族生态学家们声称克服外来者强加于土著人既有结构的倾向是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成分分析”上，很少能够进一步去思考。事实上，结构化了的动植物分类不仅反映了其环境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影响到分类结构本身乃至人类行为。这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因此不少研究成果被批评者们称为“民族语义学”或者“民族分类学”，而不能够升华到“民族生态学”的范畴中去。
2、由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环境的因素差异，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其所处的外部世界的解释会有所不同。
当今世界生活着各式各样不同的群体。他们采取狩猎一采集、园圃农业、畜牧业、精耕农业以及工业化农业等不同的生计方式。由于生计方式的差别，他们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环境观。不同民族的环境观会因为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而有所差异，同时自然环境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民族对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认知。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每个文化或社会看待外部的环境会一定有着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一再表明，不同群体的人们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可能会发展出相似的文化特质，从而在文化面貌上具备一定的相似性。
米尔顿的地球变暖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来自西方世界的科学家们说世界正在逐渐变暖，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向大气释放某些气体的活动是造成地球变暖的原因。虽然大家同处于一个地球，但是，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可能否认地球变暖在发生。或者，如果他们承认有变暖现象，他们可能归因于神灵的行动或神圣造物主。或者承认人类要负一部分责任，他们认为地球变暖是某个更高主宰施加的惩罚，因为他们的社会未能尊奉古老的传统。之所以对地球变暖这一外部事件的解释会有如此不同，不仅因为他们朝夕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较大的区别，而且因为他们与自然相处的不同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虽然我们并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文化建构的因素存在，但是这些差异巨大的解释肯定是跟其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差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这一理论预设与民族生态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其外部世界的解释(认知)会有所不同，当然所有的解释可能都不乏合理的元素，但只有本土人才会对毕生相处的环境做出最为合理的判断，才会有最为准确的解释。这样的理论预设促进了民族生态学的传统生态知识研究的拓展。著名民族生态学家波西(Darrell A.Posey)等人更是认为本土生态知识(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的研究亦即民族生态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传统生态知识研究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生态学、环境科学及其他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学科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两个理论预设结合起来来看，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讲的都是人类行为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第―个预设说的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会受到其认知状况的影响：如果某个群体的人们对某一类型的自然环境认知水平较高，那么他们就会在这种环境中运用自如，如鱼得水；反之亦然。第二个预设则讲的是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他们延续下来的社会文化传统会影响到其对外部世界的解释(认知)。如长期生活在中国华北平原的人们，来到青藏高原以后，基本上都会不适应，因为他们原来生活于海拔较低的地方，对应的社会文化传统难以应付这样的情形，因此会对这种类型的自然环境持否定态度；而原来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人们则不同，他们拥有相应的文化适应策略，长期以来也形成了应对的身体素质，因此对青藏高原的抵触性情绪就不会那么强，其解释也就自然有所差异。
三、学科特征
作为生态人类学发展中的独特成果之一，民族生态学在欧美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学的。由于民族生态学十分关注“他者”，尤其那些仍实践着传统资源利用和管理方式的土著群体，因此它具备一些不同于所谓的科学“生态学”的学科特征。具体来说，我们认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有以下学科特征：
1、本土人立场
本土人立场，亦被称为“主位”立场，是从被研究者本身出发看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出现与文化相对论关系密切。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文化相对论是必须秉持的观念之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学者常常把自己置于被研究者的立场，从被研究者的时空场景中考虑自己研究的课题，然后再跳出来，结合客位的立场，对文化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作为生态人类学中的一种独特方法，民族生态学必然也要坚持文化相对论，坚持本土人的立场。从学科名称来看，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是一个复合词，它由ethno加ecology构成，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属性，即ethno的生态学。ethno在英语中是“民族的”意思。如前所述，它与“folk!”的意思差不多。以此而言，民族生态学就是从本土人立场出发的生态学，其中的“本土人立场”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生态学的根本标志。如果在研究中未能采纳本土人立场，而仅仅对土著人的植物、动物、医药进行研究，充其量只是“土著人的生态学研究”，而不能称之为“民族生态学”。当然，如果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仍然可以称之为“民族生态学”的。
2、民族志方法
在长期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人类学中的观察、参与观察、结构性访谈、半结构访谈、无结构访谈、谱系法等等都民族志方法都得到了极大发展。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人类学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吸收了民族志方法作为学科的方法论支柱。从20世纪50年代学科诞生之初，到如今蓬勃发展，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民族志方法。事实上，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民族生态学研究都是由人类学家来完成的。民族生态学的创始人康克林对菲律宾哈努努人颜色分类和刀耕火种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人类学中的经典。为了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康克林从1952年至1954年初一直在菲律宾的哈努努人中进行田野工作。后来，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伊富高人身上去，并为此6次到田野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实地调查。正如民族生态学家诺兰(Justin M.Nolan)所言，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态学的附赠方法，民族生态学家通过使用参与观察和其他的定性资料收集技术，可以观察到相关生态可能性背景下的不同决策促生的行为模式。这一方法对决定和估测人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民族志方法是民族生态学区别于所谓的科学“生态学”的重要方法论，因此，民族生态学一定要坚持田野调查、坚持参与观察，否则就难以实现其研究目标。
3、认知的视角
作为认知人类学的一个分析领域，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认知的视角，而且长于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族群与其周围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随着认知人类学的发展，对人群概念世界描述本身成了目的，这样正规的采集资料技术就推广到民族生态学中。比如，一位对收集人们怎样对他们的自然环境分类感兴趣的生态人类学者，他会设计出几个层次的问题，从包含事物较广泛的范畴到较小的范畴。刚开始时，他可以问世界上存在着什么事物，然后再依次问有什么植物，有什么树木，有什么药用树，如此逐步缩小范围之最低层次为止。分析者通过向许多提供情况的人按照同样的顺序提出同样的问题，就能得到当地居民对他们自己所处环境的共同认识的总图。这种方法虽然有效，但人类学者逐渐认识到使用这种方法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可能在当地人的文化语境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分类，或者根本没有分类，被调查者就会强行按照自己的逻辑设计出一种分类方法来。这样一来，民族生态学家不得不恢复使用传统的参与观察法。由此可知，民族生态学始终坚持认知的视角，力争从“他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去分析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从而为民族生态学的存续提供跨学科的动力。因此，不少认知语言学家、植物学家参与到民族生态学研究中来，运用其语言分析工具和植物学知识，从而更为准确地揭示出“他者”的民族生态学特征。
4、关注传统生态知识
民族生态学自诞生之初，就把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除“传统生态知识”外，生态人类学界内部还有本土生态知识、农村人的知识、本土技术知识、传统环境知识、地方性生态知识以及本土农业知识等类似的术语。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英格利斯(J.T.Inglis)编辑的《传统生态知识：概念与案例》、贝尔克斯(Fikret Berkes)的《神圣的生态学：传统生态知识与资源管理》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本土环境知识”，如埃伦(Roy Ellen)等3位学者编撰的《本土环境知识及其转型》一书就是如此。通过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挖掘和深描，民族生态学家可以得知当地人怎样理解他们的环境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识，能够纠正和补充某些肤浅的人类生态学的研究。事实上，传统生态知识研究已经发现，一些个人在各样植物、动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上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而这是文化内部因素(如年龄、性别、地位、兴趣、教育以及经验)导致的结果。例如，在女性操控耕作和谷物食品管理的社会，女性很可能要拥有耕作方面的更精细的知识。相反，在男性参与的地方生计的狩猎者中，男性通常
操控和交流着野生动物方面的信息。民族生态学家已经从这些发现中获益，可以从中确认哪些个体在具体资源上是最具备与地方生境的物种差异。这对解决环境问题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都具有相当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5、跨学科色彩浓厚
如马丁和托莱多所述，民族生态学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跨学科领域，它包含着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生物学、民族医药学等多个亚领域。为了学科的发展，民族生态学持续地从生态学、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吸取营养。事实上，前辈民族生态学家已经在跨学科上给我们做出了示范：美国学者伯林(Brent Berlin)早就认识到自己学科专业的局限性，因此他长期与两位生物学家合作组成了跨学科团队，最终在民族生态学研究上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民族植物学家马丁也提倡这种跨学科团队的合作，生物学家收集和辨认植物物种，语言学家研究地方命名，人类学家记录生态知识，医药学家分析植物的医药价值，动物学家观测动物种群，资源经济学家证实森林产品的价值。不过，他认为，民族生态学家为了获得对传统生态知识的全面认识，一定会经常孤独地工作，因此必然要时常跨越众多学科的边界。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由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团队将会越来越多。
结语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概念界定、理论预设和学科特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像是一种观察视角或一种研究策略。在民族生态学内部分化出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医药学等更为专门化的领域后，民族生态学一跃成为一门统领性的学科，与所谓的西方科学的“生态学”遥相呼应。
生态学多度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生态体系;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3-0225-03
“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衍生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于1955年在《文化变迁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一书中首次提出，我国学者黄育馥于1999年率先介绍到国内，后来再被中国学者引用到多个研究领域。
一、“文化生态”概念的提出
斯图尔德的学术思想源于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主义和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的新进化论思想。博厄斯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都有自己的思维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明确确立了文化相对观。怀特认为文化是不断创新的，其创新的动力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博厄斯和怀特的影响下，斯图尔德在研究美国西部印地安部落的民族志时，把用于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生态学引入研究，从而创立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与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生命体系，其中人是最具主动性的因素，因此文化生态学既要研究生态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它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生态学那样仅研究自然环境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关系，认为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造就了另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种文化生态。由此可见，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将人类文化置于生态环境的多维空间中给予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性考察，不仅给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还赋予生态环境以应有的人类文化地位，因此《文化变迁理论》被学界普遍看作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内廷，1968）、《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一个民族的生态礼仪》（R・拉帕波特，1968）和《北方平原居民》（J・贝内特，1969）问世，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研究。70年代，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认为社会下层建筑研究应该优先于基础建筑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其中下层建筑由生产模式、人口结构以及宗教仪式构成，基础建筑主要指家庭经济、政治经济，上层建筑则由娱乐、美学的产品及其服务构成，显然这一研究比斯图尔德等人的研究更具体、更深入，给文化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研究平台。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己基本成熟，其影响也逐渐扩大，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参与了这一研究。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系统论被纳入文化生态学研究，并成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基础;（2）由环境单向决定文化研究转向了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3）拓宽了文化生态环境的内涵，把人化环境、信息环境也作为文化生态环境纳入研究;（4）文化生态研究从美国走向了全世界，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见，文化生态不等同于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生态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文化生态只是文化生态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之一。
二、国内学者对“文化生态”的重释
1999年，黄育馥在《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上《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第一次向国内学者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的早期发展情况，并考察了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概念以及运用这一概念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国内一些学者也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转向了这一领域，有的深入探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有的用它来研究具体问题，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还试图对文化生态这一概念做中国化的重释，总的来说可以把这些重释划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生态是一个有一定生命机能的文化生态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长乐[1]、方李莉[2]、柴毅龙[3]、孙兆刚[4]、王金柱[5]、徐建[6]、韩振丽[7]等。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使这个文化生态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状态。相对来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最多，目前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是文化生态所涉及的文化要素到底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没有交代清楚。
2.文化生态是一个由许多文化要素构成的文化系统，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邓先瑞[8]、张[9]、王玉德[10]等。乍一看此观点与前一观点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远不如前一观点深刻，因为该观点只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却忽略了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各自的能动性，把文化生态看成了一个文化要素的被动组合体。
3.文化生态是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管宁[11]、李学江[12]、戴伟华[13]、孙卫卫[14]等学者持此观点。这一观点既看到了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也看到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但他们却把文化生态看成了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状态，忽视了文化要素的系统性及其能动性，就像只看到了风吹树动的动态效果，却忽略了由树构成的森林这个整体效果，落脚点发生了偏差。
4.文化生态是“一定的文化形态与特定自然、历史和种种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15]，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是高小康。文化形态指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则属于文化要素，显然这一观点在概念的界定上出现了一些偏差。
5.文化生态就是生态文明，即一种和谐的、理想的文化状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熊春林[16]等人。很明显，这一观点把文化生态看作了生态文化，其实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文化要素的有机体，而后者只是文化的一个类型。
三、对“文化生态”的再理解
鉴于以上学者对文化生态在重释中留下的问题和产生的偏差，我们有必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厘清。
1.文化生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化系统，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要理解这一内涵，必须先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因为文化生态首先是一个文化系统。关于文化，多数中外学者都愿意把爱德华・泰勒的定义当作经典去引用，但是定义过于宽泛，难以具体化文化的所指范畴。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曾说：“凡人类（具体点说，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于各氏族）在经营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或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东西，大都属于文化范围。它既有物质的东西（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也有精神的东西（如语言、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等），当然还有那些为取得生活物资的活动（如打猎、农耕、匠作等）和为延续人种而存在的家族结构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17]陈建宪在《文化学教程》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文化系统的表层是物质文化，中层是制度和行为文化，里层是精神文化，贯串文化系统表里的是信息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最活跃、变化最快的要素，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有相当的稳定性与继承性，精神文化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18]由他们的界定可以看出，文化生态不仅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且这些文化要素有各自不同的活跃程度和分布区域：处在外层的是地理、气候、历史、政治、经济、建筑、交通、军事、科技等，它们客观地存在于大千世界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深深地影响着文化生态，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程度的最直接的外在标识;处在内层的是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观、审美观，乃至思想情感、民族性格等，即有关“人心”的方面，这是文化生态最核心的部分，是文化变迁中最难改变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部分;处在外部与内部之间的是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图画等，它们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生态得以体现的载体。
2.文化生态是一个具有“生命”体征的文化有机体。方李莉说：“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9]这是理解文化生态的关键。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文化要素并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具有各自的“生命”能动性，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成长”，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比如中国文字，经历了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以来的楷书几个发展阶段，它们之所以发生变化，不仅受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政治体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促进自身发展，以适应社会和人类的需要。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要现实的载承。而现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只有在这种时空构造中，文化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20]
3.文化生态是一个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由诸多文化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只要有一个文化要素发生变化，其他要素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引起整个文化生态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比如蒸汽机对纺织、冶炼、机器制造、轮船、铁路等行业的推动发展，既典型地说明了科技与机器制造、纺织、交通等文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它们相互依赖、互兴共荣的利害关系。
4.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受文化要素的影响文化生态也带上了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比如我们可以说长江流域文化生态、黄土高原文化生态、峨眉山文化生态、河西走廊文化生态、蒙古草原文化生态、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生态，也可以说藏族文化生态、苗族文化生态、汉族文化生态、哈萨克族文化生态、保安族文化生态等，就是因为文化生态有其地域性和民族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同理，人们创造文化也要受条件的限制，地域和民族是两个主要条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生态，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态，可以说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其文化生态就不同。
综上所述，文化生态是指由影响文化生成和变迁的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习俗、语言文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想感情等变量所构成的文化生态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变量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演变规律，它们还相互作用影响着整个文化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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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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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J].理论学刊，2004，（10）：118-120.
[13]戴伟华.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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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熊春林，等.国内文化生态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10，（3）：15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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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建宪.文化学教程[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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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2007：121.
On Cultural Ecology Again
XU Feng
（Lanzhou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College of Literature，Lanzhou，Gansu 730000，China）
生态学多度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学 大学英语 阅读教学 网络多媒体
【基金项目】该研究为：2012高教社――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英语教学改革研究立项课题“网络多媒体环境中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大学英语多元教与学的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5-0114-02
“生态学”这一概念最早是德国物理学家E.Haeckel首次提出来的，指出这是研究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1932年，美国教育学者沃勒（Waller，W.）在《课堂生态学》一书中提出“课堂生态学”概念。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克雷明（L. A. Cremin）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正式提出教育生态学的概念，建议运用生态原理研究教育的发展规律（王雪梅，2011：28）。本世纪初，Tudor于2001年出版了《语言课堂之动态性》，Leather在2003年出版了《语言习得生态学》，这标志着生态外语课堂的正式形成（魏晶，2010：70）。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生态学研究进一步拓宽深化。
教育生态学是依据生态学的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揭示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概括地说，教育生态学是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生理心理的）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的”。
国内对教育生态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比较集中在生态教育研究的宏观层面，即把教育生态简单地理解为教学环境的营造；对生态教育的微观层面、课堂生态问题的探讨不多。更重要的是，对于把生态教学理论作为教学策略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或者完全忽略。本文将依据生态教学理论，结合网络多媒体教学的特征，探讨基于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大学英语阅读课堂教学的生态学教学观念，促使我们加强教育过程中的生态意识，整合教与学过程中的各种教育生态因素，从而提高教育效率，以期构建和实施生态化网络外语教学。
1.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现状及原因
1.1教学内容单一
1.2教材内容滞后
1.3学生地位被动
2.大学英语课堂生态
课堂生态是教育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课堂生态研究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关注、研究课堂问题。多伊尔（Doyle， W.）和庞德（ Ponder， G.）把课堂生态界定为“对教学环境产生影响的、互相联系的过程和事件所形成的网络”。根据这一观点，大学英语课堂生态就是由教师、学生和课堂环境三种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生态因子之间所构成的“网络”，即微观生态系统。所以，对课堂生态因子的研究总是关注这三个因子中的某一个或多个， 同时，其中一因子又会不可避免地与其它因子互相关联。
大学英语生态课堂是一种动态和谐的、自然与人工互补的生态系统，以一种整体、和谐、协同和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模式呈现。其中教师与学生是系统中的能动因素和主导因素，双方的良性互动决定了系统的发展水平，是系统中的生物因素；系统的非生物因素即课堂环境是课堂活动得以实现的基础，包括物理环境、教学目标、内容、方法、手段、教学氛围等，这些非生物因素不仅仅为外语教学提供基础，还是促进教与学的重要外因。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网络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由计算机、网络和其他信息技术所构成的教学媒体为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系统注入了新的元素，在大学英语课堂环境因子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了生态因子中重要的构成要素。
3.利用网络多媒体开展大学英语阅读课堂教学的优势
对传统大学英语阅读课堂教学的弊端进行分析后发现，将网络多媒体技术引入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显得尤为迫切。而且，这种引介不是盲目的追风，其是源于教学的客观需要，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导向的，其优势体现如下：
3.1教学内容的拓宽
网络多媒体技术与外语教学的有机整合促使外语教学由传统的封闭式和单向性的知识与技能传播转向开放式和多向性，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课堂活动，使师生有广阔的选择空间，打破了课堂教学时空的局限性，将师生置于开放的生态系统中，把课堂延伸到社会。教师有机会引导学生走出教室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实现学习主体与环境的有机整合，克服传统课堂教学中的温室效应，从而达到生态平衡。教师不再受累于单一教材的束缚，可以自由的搜索与教学主题相关的材料，从教材层面丰富教学，强化了教材的时效性，贴近了社会生活，对教材的改革也具有启发意义。同时，多媒体的引入，让教师省去了板书时间，从而腾出一定时间和学生交流互动，给教学的生态构建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又有创新意义。
3.2宽松自主的学习环境
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传道”。在网络多媒体环境下的学习可以归结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信息搜集与加工型、人际交流型和问题解决型。学习者在此环境中学习时，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和自，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语言学习材料，自主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进行有效的学习。在此过程中，教师应体现出其主导作用：设计、组织课堂教学活动；指导、帮助学生开展课堂教学活动；作为交际活动的一员，直接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绩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从而引导和帮助学生培养学习积极性和自主学习能力，实现生态因子的可持续发展。
3.3师生间的和谐互动
“教育生态学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互动”。 网络多媒体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超越时空的立体互动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师生关系由霸权、控制转变为多元、共生，教师以组织者、引导者的身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学生以参与者和探索者的身份与教师平等交往；同时，生生之间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实现既定的学习目标而实施双人、小组、班级活动，有利于生生之间的思想感情交流。师生、生生之间的这些直接、频繁的交往和紧密合作促进了课堂的和谐性；和谐平等的课堂氛围不仅能够减轻焦虑，激活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学会做事，学会与其他生态因子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社会、自身及自然的和平共处。
3.4灵活多元的评价体系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个体差异在教学中不可忽视。因而，用统一和标准化的传统方式来评价学生有其局限性。网络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具有快速、及时的特点，网络环境使得有主体参与的多元化教学评价不但可能而且可行。
3.5实现教师个体的可持续发展
将网络环境引入教学，对于学生和教师都是全新的课题，它要求教师不仅懂得现代教育技术如计算机及其网络或一些教学软件的开发和使用、多媒体设备的使用等，还要求教师掌握先进的现代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一些趋于成熟的教学模式，以寻求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及新的角色定位。
4.课堂生态系统的平衡
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中的物种是平等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的。如果把教学视为生态系统的话，则作为系统中的构成因子――教师与学生应当是平等的。生态化课堂教学强调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高度重视学生在开发教学资源中的主体作用，重视资源开发及生成过程的潜在教学功能，努力实现资源开发与教学活动的和谐与统一。
5.结语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生态失衡问题，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教师的原因，亦有学生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教师应该本着“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打破自由想象，激发阅读热情，提高阅读质量”。同时，教师应注重提高个人的理论和实践素养，采取更为有效的方法，并学会运用科技和多媒体手段来丰富教学的形式和途径。通过树立生态型教学观念，构建具有生态特征的英语阅读课堂，从而改进大学英语阅读教学。
参考文献：
[1]Leather， J. & J. Van Dam. Ecolog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2]陈坚林.计算机网络与外语课堂的整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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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祖斌.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述评[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1）.
[6]黄芳.以培养“卓越工程人才”为核心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探索――以上海理工大学的改革实践为例[J].外语电化教学，2011（1）.
[7]刘森林.生态化大学英语课堂模式设计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08（3）.
[8]马武林.大学英语混合式学习模式研究与实践[J].外语电化教学，2011（3）.
生态学多度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关系学;生态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本论文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对公共关系学本体论的一种创新思考。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传播学领域,本体论聚焦的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关系学中,本体论探讨的是关于世界观、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等一般性的本质问题。本文选择此研究视角是基于对新媒体的互动性、关系性特征的本体论思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激发了人们对传播学研究的乐观想象。从早期的印刷术、无线电、电视、录影机、到现在的无联网和移动通讯,关于新媒体带来的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种种挑战和颠覆,似乎成为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叙事。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挑战和颠覆首先是发生在本体论层次的,这种本体论的转换可能发生在信息传播和关系传播之间,一直以来,传播作为“信息传导”的主流想象,导致传播学对嵌入传播之中的“关系讯息”的忽视。而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对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导人们对新媒介社会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传导”和“运输”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通道等,这些比喻虽然为人们理解新兴的互联网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形象的进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使得关系传播又一次在新媒体的研究中被边缘化。
随着web2.0技术的实现,使得新媒体的关系特征更加明确,与麦克鲁汉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个科技哲学家伊德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出发,将科技视为人类存在的延伸,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体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延伸了、转换了人身体的与知觉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体现观点”观之,新媒体是一种关系媒体,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1],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关系传播的观点来看待新媒介系统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行为、关系方式的影响,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陈先红,2006)。正如莫伊所说的,新媒体传播所提供的技术沃土已经为我们培育出各式各样新颖的叙事方式,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和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词汇“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进入公共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体从哪里结束,关系从哪里开始?”、“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领域”。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关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传播效果的评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点开始从“传播”转向“关系-relationships”,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维持和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玛丽.佛格森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Ferguson Mary,1984), 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也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巨大创新 。
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西方的关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际传播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组织-公众关系的维度要素、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较微观的关系研究层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公共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关系范式转移,但是仍然没有出现权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认为,这种权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学范式在公共关系学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当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模型都是以公关在组织-环境关系中的意义和角色为基础的,都具有生态学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从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调整与适应模型,到格鲁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关系实践的对称模型,都是属于生态观点。另外,在公共关系领域先后出现的系统论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整合营销学派和关系管理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关系研究的生态学意蕴,毫无疑问,借鉴生态学思想和方法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
但事实上,公共关系领域的生态研究成果是比较分散零乱,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些研究都是从研究单个组织出发,利用个体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微观公共关系活动中各有关利益主体的决定及其变化,试图解释组织公关行为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规律。尽管上述公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生态学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个公共关系活动为考察对象,采用生态系统分析法,研究公共关系活动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解释一般公共关系原理、概念、范畴、方法等问题,公共关系学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运用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范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建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传统,并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公共关系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公共关系学科成熟的标志,这对理清时下混乱不清的公共关系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主要从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展开论述。
二、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
在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对生态思想的运用非常普遍,生态学由于其所主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生态思想,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建构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证明和认可,但是运用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来建构不同的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似乎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公共关系理论建设最有影响的学者皮尔森(Pearson R,1990)曾经提出:“生态思想为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两种方法:伦理方法和策略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这是公共关系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因为皮尔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断。在此基础上,格鲁尼格进一步把公共关系世界观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不对称世界观是以劝说操纵为目的,对称世界观则是以解决冲突和促进理解为目的。
本人认为,我们可以运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和建构公共关系。他认为,生态学范式可以分为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两种范式,他们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观 。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一切事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张走中间道路,对自然过程做出谦卑的默认,更倾向于人性化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它把生态危机归结于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因此深层生态学的危机处理主张是集中在个体意识的转变上,要求每一个个体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举例来说,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二者同为生态学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基本假设,但是他们的生态学世界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运用格鲁尼格的对称和不对称世界观来分析的话,不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功利型伦理观,遵循功利主义,强调策略方法,侧重对公众的说服,民意的操纵,偏向于微观层面的公共关系;而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义务型伦理观,强调伦理方法,强调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强调关系的质量,社会整体的和谐,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公共关系。不同的偏向对公共关系学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理论差异表现如下图:
本文认为,宏观而言,公共关系学强调“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的关系论、系统整体论和有机论,组织存在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无缝之网”,组织和公众、环境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之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他们的关系所组成的;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居间者” ,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一种“主体间性”,公共关系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通过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总之,公共关系的目的是要组织“拥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让组织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从个体自我,逐渐转化为社会自我,最终成为“生态自我[2]” ,从而“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达成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的真善美。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第三方立场”。简单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 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属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关系居间者”。
三、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公众―环境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规定了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开展公共关系实践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透过目前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学研究对象主要存在以下误区:1、模糊性,笼而统之地将“公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社会学发生较大程度的重合,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难以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2、片面性,将公共关系研究范围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国际上对“关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众关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视对组织-环境关系(OERS)的研究,这导致了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的缺失。3、单一性,孤立地从主体层面、客体层面或者目的层面揭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仅仅是把“单一的组织”、“孤立的公众”或者“有效的传播”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没有把“关系”,没有把“组织、公众、环境”作为一个关系整体进行研究。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只是研究组织与顾客、竞争者、消费者等生命系统的公众变量,而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统的环境变量的研究,环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的,这样就使得公共关系理论限于一种战术层面的微观研究,而无法涵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变量”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很难测量,但是其作为一种战略公众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可,比如,格鲁尼格等人认为,环境对于公共关系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变量的研究上,对其他环境变量的研究关注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三个环境变量对公共关系实践极其重要;Dejan Vercic则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变量: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发达程度)、激进性水平(组织面对压力集团活动的程度)、文化属性和 媒体系统(媒介体制和舆论环境)。 他认为,“环境变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开端,只有当研究超越了对一个国家中公共关系如何实践的描述,把公共关系和其他变量如文化、政治体制、媒介环境等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建构才能够实现”(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识别环境变量有助于提高公共关系研究者的预测能力,也能够帮助从业者制定正确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技术。但是,如何把环境变量纳入公共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呢?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两个研究对象合二为一:或者把组织-环境关系包括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组织-公众关系放在组织-环境关系的框架内,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表达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并不是“人与自然”、“自我-他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应该被分成“作为主体的组织”和“作为客体的公众或环境”,而应该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它与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与更为复杂的各类公众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组织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 社会组织既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外,也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上,而是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场景之中去完成公共关系行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态的评价和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组织-公众-环境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并不是主观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层生态学基本假设的,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了关系而不是公众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关系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组织-环境关系是最广泛的存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按照“组织-公众-环境关系”来理解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纠正一些模糊的、不确切的、片面的说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共关系学的总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够贯串它的全部内容。总而言之,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组织-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四、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织网、造流、占位
作为学科的公共关系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将一盘散沙式的研究主题和兴趣,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纵观当今国内外的公共关系教材,其内容就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从伦理到法律,从政治到环保,从历史到文化,从媒体到广告,从品牌到礼仪,从策划到演讲,从……到……,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泛传播”“大文科”的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杂烩”、“大拼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对公共关系学基本范畴的界定。
本文提出,应该在生态学范式和关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首先,生态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调整与适应,和谐与均衡,生态网,生态流和生态位等,这些概念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用。其次,就关系过程理论而言,布鲁姆和格鲁尼格提出的 “关系形成模型”和“关系策略模型”,为我们奠定了宏观公共关系学范畴的基本雏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关系概念”和“关系后项”来描述组织-公众关系的形成。而格鲁尼格则进一步修正为“情境前项”、“保持战略”和“关系结果”,并强调了关系维持的策略 ,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讨论组织-公众关系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以及关系资源的特殊结构和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它类似于生态链中从供应原点的前向关系,通过组织活动流向消费终点的后向关系,这两个理论模型只是强调了一维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种整体关照,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关系管理层面,正如生物学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说的那样:“自然以网络而不是链条方式联结万物,然而,由于人类的语言不能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所以,人类只能以链条的方式跟随。”
因此,作者对关系发展三阶段模型进行横向分解,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作为宏观公共关系学的三个基本范畴,从而使关系管理的结构体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一阶段,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定义了构成关系资源的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文化规范、集体认知和期待、资源的需要,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鲁尼格则用“情境前项”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的六种类型:组织影响公众、公众影响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公众、组织影响组织-公众联盟、多样组织影响多样公众等。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网”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成员要素和关系结构问题。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资源网”。
关系资源网就是“由组织-公众-环境系统所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网络”(陈先红,2006),具体的说,它包括两大子网络:组织-公众关系网和组织-环境关系网,其中:组织-公众关系网主要包括组织-员工关系、组织-持股者关系、组织-消费者关系、组织-社区关系、组织-媒体关系、组织-政府关系、组织-竞争者关系、组织-金融关系等等。组织-环境关系网主要指组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按照生态关系的性质,这两大子系统又可以分为合作者关系网、联盟者关系网、威胁者关系网和制约者关系网(见图1)。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与管理关系网络,让各种资源畅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处,止于其当止之地。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换、交易或转移等属性,这些关系属性既描述着系统中的关系,也体现了系统中的结构。格鲁尼格则从关系维持的角度提出了对称性整合战略和不对称性分配战略。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这一关系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流”的问题,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信息传递的引导下流通变化的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关系传播流”。
关系传播流是指传播在组织-公众-环境关系发展中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它在组织内外不断产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种有源头的“流”。任何一个组织中的关系传播都不是一维流动的,而是多维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鉴人际传播和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关系传播流的三维框架:目的维度,性质维度和内容维度。目的维度包括由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构成的连续统一体,性质维度包括由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连续体;内容维度包括从信息流向文化,从文化流向情感的连续统一体。目的维度和性质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而内容维度以三个同心圆置于其中,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见图1)。从目的维度来看, 关系传播流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传播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传播的变化连续体;从强弱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传播变化连续体,从内容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体地说就是由“社会层面”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和“人际层面”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传播连续统一体;其中,社会层面的关系体现一种以社会分工信息为主的角色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信息为主的价值观关系,人际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情感关系。 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是从信息、文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研究维持强弱关系的日常性传播策略和战略性传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各种关系类型的强弱测量和变化规律;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的实现和转化策略;战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内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 强弱关系的文化传播研究;日常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投资模型;战略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表达;情感维度与关系结果评估,等等。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最后阶段,布鲁姆的“关系后项”包括目标达成、依赖和丧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为四个结果,格鲁尼格的“关系结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号关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动关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满意,承诺等)。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是关于“生态位”的问题,即关系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及其机能,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生态位”。
关系生态位是指一个组织的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集合,它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仅包括空间概念,而且包括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组织对关系管理的适宜程度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程度(陈先红,2006)。它包括两层含意:一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性状描述。比如关系管理是一种花费还是一种投资?关系管理的结果是建立了信任还是促进了合作?关系管理是否增强了组织魅力,增加了社会资本?关系管理在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资本方面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结果,即组织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每一种组织在多维生态空间中都有其理想生态位,而每一种环境因素都给组织提供了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差就产生了生态位势。关系管理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帮助组织去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建立声誉,塑造品牌,能动地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环境,调节自己的理想生态位,通过议题管理,危机处理,实现组织和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差最小。所以,从公共关系角度看,可以把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看作是某种生态位的具体体现。从功能性质角度看,品牌体现了组织所处的市场生态位,声誉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生态位;从时空角度看,危机体现了组织在某一时间点的特殊生态位,议题反映了组织在某一时间段进入的空间生态位。可以说,对关系生态位的管理就是对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的管理(见图1)。
因此,本文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共同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网”,“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建构模型
根据社会科学的性质, 公共关系理论模型共分为四层:最高层是世界观层,第二层是方法层,第三层是核心概念层,第四层是理论观点层。世界观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世界观是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这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迄今为止,围绕“传播”和“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主要理论成果有劝服操纵模型、双向对称模型、调节-适应模型、社区模型和文化调节模型等,如下图:
在此模型中,在图的最左侧,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纵型公共关系,即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其特征就是以传播为中心,以劝服为手段,最终达成利己单赢关系状态,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观点为米勒的“劝服说[3]”。
在图的最右侧,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公共关系,即社群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区感”为己任,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会关系,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认同感,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格和斯达克的“社区感假设[4]”。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双向对称公共关系,即理想主义的对称型公关,在双向对称模型中,组织-环境关系主要是一种研究背景,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其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传播管理说”和“卓越公共关系”。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是调整-适应模型,此模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 ,在组织-环境关系的适应与协调中,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关系变化的适应性。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点,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是卡特利普,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是文化调节模型。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把原来处于背景地位的组织-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从组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通过对话和研究,达到伦理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陈先红提出的“关系生态说[5]”。
从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学将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方法导向伦理方法,从强调外在的公共关系技术、手段和策略,到强调内在的公共关系理念、文化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还原公共关系建立社会信任,追求真善美这一本来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科学共同体,它表示了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而没有一门学科是完全不变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不断发展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公共关系学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好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讨论和更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关系居间者”的概念来自马丁布帛的关系哲学,他认为人是关系的居间者。
[2]“生态自我”的概念来自奈斯,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形而上的大写的我,来表明这种自我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竭尽全力用符号控制某些环境的过程”. 见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鲁克博格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社区感的努力。见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陈先红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组织运用调查研究和对话传播等手段,营造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公益性和公共舆论性的关系生态,以确保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参见《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参考文献:
[1]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北京:现代传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湾达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7.
[5]陈先红.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 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4: 72
[6]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138-140.
[7]孟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5-2006).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271
[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生态学多度的概念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葡萄生态学 混合式教学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8.056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research， deepe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pe and wine engineering，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wine industry o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of demand changes， from the meaning and basic thought of blended teaching.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grape ecology"， in the "grape ecology course implement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pattern play the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students， good teaching effect is achieved.
Key words grape ecology； blended teaching； teaching reform
“葡萄生态学”是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酿酒工程专业（葡萄酒方向）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对后续课程的学习起着基础奠定的作用。目前“葡萄生态学”作为一门限定选修课来供学生学习，旨在通过该门学科的开设，让学生了解到与葡萄学有关的生态科学，掌握葡萄与葡萄酒生产的生态技巧，从而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教学方式：混合式教学
狭义地说，混合式学习是一种网络学习与面授教学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具体又可划分为以面授为主、网络学习为辅的模式，以及网络学习为主、面授为辅的模式。广义地说，混合式学习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以学习目标为中心点，继而在加之以不同的学习策略和授课方式来取得更理想的教学效果，从而达到最终的学习目标。总而言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在混合式学习方式兴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模式。①正因如此，它具备着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和网络教学模式的综合优势，比如传统课堂上突出知识的传授和迁移、重点强化课堂中“教”的模式，不仅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而且使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模式结合了网络自主学习与传统课堂讲授，实现了优势互补，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②③
2 “葡萄生态学”教学环节的问题
2.1 教学时间不充足
作为一门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知识和方法理论为教学目标的学科，它还研究葡萄与其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④根据教学安排，该院“葡萄生态学”课程36个学时，考虑到该课程涉及面之广，涉及的理论知识之多，如果单单依靠学校规定的学时，则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应在现有的基础上适当地增加课时数，以此来弥补不足。
2.2 缺乏相关专业教材
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可供教师和学生直接参考的“葡萄生态学”方面的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教学效果，比如影响了学生对生态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更直观的理解和掌握。目前教师授课主要参考《土壤学》、《农业气象学》、《果树生态学》等教材，并将这些资料重新编排制作讲义，以供教学使用。国外一些葡萄酒科研与教学较为发达的院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注重葡萄生态学相关的基础知识的讲授。
2.3 涉及面广，学生缺乏其他与之有关的学科知识
“葡萄生态学”涉及的知识与其他诸多学科密切联系，比如土壤、气象等学科所涉及的内容。目前本院的专业培养方案比较偏重工科，相对而言也就忽略了与农学相关课程的开设与教授。比如本学科涉及到土壤学、植物学、气象学等相关课程，而学生之前并未对相关知识有过较为系统、清晰的理解与掌握，从而给教学带来了很多困难，毋庸置疑，这也就要求教师在教授该门学科知识的基础上，额外补充大量的其他相关基础知识，来帮助学生们理解、记忆与掌握。同时，葡萄生态学难度中等、涉及范围广，这也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一定的困难。⑤某些知识对于葡萄和葡萄酒的品质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土壤形成及各种土壤类型特点以及气候学，但通过简单的讲解，学生只能获得浅显的认识，并不能深刻理解与掌握。
2.4 缺乏实践机会
由于“葡萄生态学”缺少实践环节，若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更好、更深入地理解与掌握课程理论知识，那就必须在课堂授课的基础之上加强学生课后的实践与动手操作，通过亲身实践，从而透彻掌握所学专业知识，也就能更灵活地运用这些知识。我们现阶段所采用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上课时间短，再加上知识内容较宽泛，这无疑又给学生进行实践增加了难度。即使教师会经常鼓励学生参与课外实践，或者有时候会布置相关的课外学习任务，但学生由于缺乏组织、监督和自制力，该项工作往往难以顺利开展，这也造成了教学上的一大缺憾。
3 “葡萄生态学”混合教学设计方案
3.1 课程前期分析
课程对象：“葡萄生态学”课程为我院酿酒工程本科专业所设置的重要课程，教学时间安排在二年级下半学期，具体时间为第一周到第九周，总计9个教学周期，并有4个学时安排在每个教学周期。
课程现状：该院“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模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并结合作业、课堂随机提问、课上师生互动浅显的讨论以及小论文等方式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在平常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采取讲授、PPT演讲、随机提问、课上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让学生真真切切地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和原理。
面授学习环境：该院“葡萄生态学”课程理论部分教学设立在多媒体教室，当然，这些教室都配备投影仪、投影幕等相关教学设备。
3.2 课程整体设计
3.2.1学习单元划分
教学内容按章、节、知识单元等学习板块进行设计安排。例如在讲解第八章《葡萄产地评价与区划》这节内容时，将本节内容分为以下两个小节：第一节，葡萄与葡萄酒种气候规划的概念和意义；第二节，中国主要葡萄产区的生态评价。在每一个小节里按知识点进行归类划分，并且也相应地引入了教学资源中的文字、音视频等相关资源，以便学生们对知识有更加详细的理解，尽量加深学生的理解记忆，提高课堂效率。
3.2.2学习内容设计
目前国内外仍然没有专业的“葡萄生态学”课程教材，并且在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更是日新月异，随着内容的不断更新，与其相关联的分支也愈来愈多。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想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授课教师应以讲授葡萄生态学基本理论为基础，适当拓展学生们的理论视野，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保持教学内容的新颖性，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资源。同时抓住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理与积极探索心理，结合相关知识内容，也在课件制作方面采用一些吸引眼球的设计。
3.2.3教学活动设计
在授课方式上，采取了平常授课与互动问答、小测验和讨论穿行的形式，既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又达到了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温习和思考的目的，一举两得，使每位学生都能真正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这样，在学习效率大大提高的同时，也激发了学生探究知识的热情，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程度。比如期末测验环节，授课教师首先安排好所需完成的任务，然后按照我国的葡萄酒产区，将每个年级全体同学分为十多个小组，每组3人，要求学生们课下通过查阅文献统计相关数据，结合生态学课程讲授的内容和当地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状况，对每个区域进行客观细致的生态评价。并以幻灯片模式展现所查阅内容，分组上台讲解5分钟。同时，采取评委评分制度对学生们的作业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给予相应的分数，以此作为期末测评的一大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整个课堂以学生为主，授课教师为辅的模式，而且也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每一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其中，也因此对全国的生态条件有了全面了解，对葡萄生态学的相关专业知识有了独特的见解。
3.2.4教学评价设计
课程评价包括课堂考勤、课前预习、课堂表现、讨论、课程作业、论文及期末测验等，更加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考察。“葡萄生态学”的教学评价包含讨论课成绩、平时考勤成绩、课堂积极性、小论文成绩、期末成绩等五大块。其中，考勤占10%，讨论课成绩与小论文成绩各占15%，课堂积极性占20%，期末试卷成绩的比例由原来的60%降为40%。并且现阶段，正在尝试在考评方式中加入幻灯片制作、小组演讲等环节，以此来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这样，各个环节、各种形式相辅相成，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更加注重了对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核，实现了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
4 结语
混合式教学中，师生角色发生了转变，教师成为了课程教学中的主导者，而学生也真正成为了课程教学活动中的主体，这种角色转变，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特别有利。但是，就本学科而言，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发现不足并进行改革。第一，增加课时数，尤其是实践教学环节的课时数。作为研究葡萄与环境关系的学科，“葡萄生态学”更加要求学生应多动手实践，多做，多学，多看，深入葡萄产区和基地，进行试验、实践，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针对专业特点，对培养方案进行相应的改革。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作为集工科知识与农科知识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对授课要求也会较高。学校和教师都应采取相对合理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使学生在学习前期能先接触、理解、掌握相关基础学科的相关知识，从而降低课程的教学难度，提高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兴趣，为“葡萄生态学”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 郑春芳.混合式教学中网络资源与课堂教学有效结合的途径探析――以《宏观经济学》课程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33（32）：52-54.
② 王其亮，王爱春.基于翻转课堂的新型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4（4）：27-32.
③ 余胜泉，路秋丽，陈声健.网络环境下的混合教学―― 一种新的教学模式[J].中国大学教学，2005（10）：50-56.
④ 刘旭，惠竹梅，房玉林，张振文.《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西部科技，2014.12（13）：48-49.
生态学多度的概念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教材分析；教学重点；人教版教材
中学生物学中有一些概念，会在教学过程中发生变化，即所谓的概念演变。有的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有的随着学习内容的加深而变，有的则随着一道高考题的出现而变。概念演变在中学生物教学中很普遍，却让很多学生产生的错误也比较多。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对于有效开展教学活动至关重要。突出重点才能使学习简约、高效；突破难点方可扫除学习障碍，调动主体潜在的能动作用。本文拟在笔者教学实践基础上对重点、难点的确立及教学对策作概要论述，下面就来谈谈有关高中生物教学的难点。
一、突出教学重点基本策略
能合理确立教学重点，不但要有助于把握教学关键、理清更好的教学思路，还应该是减轻学习负担从而提高学生素质的必要前提。
确立重点可帮助教学大纲和会考纲要。一般地的来说，认知水平在“理解”上为重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忽略了属于自己的记忆基础，不仅仅会让非难点问题转变为难点问题，所以努力让学生明确重点所在，掌握确立重点的基本要领。
教学过程不仅仅是只有老师自己掌握重点，更重要的是学生要掌握重点，只有更大程度的让学生参与教学，学生才能更好的理解，吸收。引导学生参与问题的讨论，从生活中发现社会问题，如分析目前世界面临的粮食、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是非常有利于学生认识光台作用、遗传和变异、生物与环境等课题的学习重点。从生活中因小见大，如对于周围环境的认识，其实就是对生态学的认知。引导学生从实例中认识到生物与环境之问的相互关系已成为一个涉及人类和所有生物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态学就生态学研究层次而言，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四个层状中，由于维护生态平衡、防止环境污染以及自然保护等当前世界性重大同题的解决都与生态系统的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从生态系统水平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学的核心内容，“生态系统”一节又是重点中的重点。
二、统揽知识全局，认识重点
合理教学，以点概面，构建关系网。例如细胞是生物体站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细胞》一章是教材的基础篇章，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新陈代谢是生物的最基本特征，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只有理解细胞与新陈代谢，才能更好地认识发生在细胞内的各种生命活动的本质。因此，在全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理应成为学习重点。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涉及到亲子代之间的联系，即生殖细胞这之间唯一的桥梁。理解减数分裂不仅有利于全面理解细胞分裂，也是学习第五章的基础，第三、五章存在内在的本质联系。而遗传和变异作为生物的固有矛盾，又对生物的进化有重要意义，这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第五章又和生命起源与进化及生物与环境的内容有密切关系，是后二章的基础。透过现象看遗传和变异的实质是本章的核心，因为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特性有其物质、结构和生理基础，其物质，结构基础离不开细胞，必须从细胞中寻找与遗传和变异有关的物质和结构；其生理基础离不升新陈代谢，必须从新陈代谢中去寻找与遗传和变异有关的物质变化和能量供应以及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第五章又是建立在第一、二章基础之上的。由此，第五章在全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加之本章的内容多、篇幅大，新概念多，重点难点知识多，联系实际内容多（理论性、实践性、趣味性强），德育因素多（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态度与方法、科学思维习惯的养成等），更显本章内容之重要性。
三、重在引导
教师对作为重点的理由分析固然重要，但如果学生掌握了确立重点的基本方法将更能调动潜能，幢学习活动更主动高教。就“遗传和变异”而言，核心知识为：DNA和基因、基因的分离规律、基因突变。结合教材适当引导学生分析以上三方面，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其中的基因分离规律作为重点的理由，可联系生活情境引导学生分析；从基因自由组合规律的分析方法看，基因分离规律是遗传规律的基础；其中涉及有关遗传实验和理论解释等方面的概念，是学习后继知识的基础；测交即是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实际育种的重要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又是逻辑推理的极好典范，对思维能力、解题能力的提高足有意义；不仅是基本观点教育的内容，也是学习知识和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化发展的不断进步，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的知识和能力基础总是有限而有差异的。因此，正确引导学生理解教材中的难点并准确地把握难点所在，利用恰当的手段和方法解决学习中的各种障碍，则将更加增强学习兴趣把学习不断引向纵深。
【参考文献】
[1]朱正威，赵占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吴相饪，刘恩山.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学）.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生态学多度的概念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原则
1 植物景观设计的概念
植物是园林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作为唯一具有生命力特征的园林要素，能使园林空间体现生命的活力，富于四时的变化。植物景观设计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关专家和决策部门针对当时城市园林建设中建筑物、假山、喷泉等非生态体类的硬质景观较多的现象再次提出的生态园林建设方向，即要以植物材料为主体进行园林景观建设，运用乔木、灌木、藤本植物以及草本等素材，通过艺术手法，结合考虑各种生态因子的作用，充分发挥植物本身的形体、线条、色彩等自然美，来创造出与周围环境相适宜、相协调，并表达一定意境或具有一定功能的艺术空间，供人们观赏。但是，植物景观设计概念的提出是有其时代背景的。随着生态园林建设的深入和发展以及景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等多学科的引入，植物景观设计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现代的植物景观设计概念不但包括视觉艺术效果的景观，还包含生态上的和文化上的景观，甚至更深更广的含义。
2 植物景观设计的一般性原则
植物景观设计对于城市及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植物景观设计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弊端，其功能性得不到满足，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更是无从谈起。尽管有许多研究者提出过这一方面的一些原则，但主要局限在科学性和艺术性等方面，不够全面，因此，有必要寻求一个正确、全面的思想行动准则，以便在各种情况下把握植物景观设计的尺度。以下就植物景观设计的一般性原则作一探讨。
2.1 以人为本的原则
任何景观都是为人而设计的，但人的需求并非完全是对美的享受，真正的以人为本应当首先满足人作为使用者的最根本的需求。植物景观设计亦是如此，设计者必须掌握人们的生活和行为的普遍规律，使设计能够真正满足人的行为感受和需求，即必须实现其为人服务的基本功能。但是，有些决策者为了标新立异，把大众的生活需求放在一边，植物景观设计缺少了对人的关怀，走上了以我为本的歧途。如禁止入内的大草坪、地毯式的模纹广场，烈日暴晒，缺乏私密空间，人们只能望“园”兴叹。因此，植物景观的创造必须符合人的心理、生理、感性和理性需求，把服务和有益于“人”的健康和舒适作为植物景观设计的根本，体现以人为本，满足居民“人性回归”的渴望，力求创造环境宜人，景色引人，为人所用，尺度适宜，亲切近人，达到人景交融的亲情环境。
2.2 科学性原则
植物是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每一种植物对其生态环境都有特定的要求，在利用植物进行景观设计时必须先满足其生态要求。如果景观设计中的植物种类不能与种植地点的环境和生态相适应，就不能存活或生长不良，也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景观效果。
2.3 艺术性原则
完美的植物景观必须具备科学性与艺术性两方面的高度统一，既满足植物与环境在生态适应上的统一，又要通过艺术构图原理体现出植物个体及群体的形式美，及人们欣赏时所产生的意境美。植物景观中艺术性的创造是极为细腻复杂的，需要巧妙地利用植物的形体、线条、色彩和质地进行构图，并通过植物的季相变化来创造瑰丽的景观，表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2.4 景观生态性原则
植物景观除了供人们欣赏外，更重要的是能创造出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它具有吸音除尘、降解毒物、调节温湿度及防灾等生态效应，如何使这些生态效应得以充分发挥，是植物景观设计的关键。在设计中，应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结合区域景观规划，对设计地区的景观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否则，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例如，北京耗巨资沿四环和五环修建的城市绿化隔离带，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城市“摊大饼”式的向外蔓延带来的环境压力，但在规划中由于缺乏对北京区域环境、自然系统和城市空间扩展格局的分析，采用均匀环绕北京城市周围的布局方式，不但不能真正防止北京城市无序扩张，而且可能拉动和强化这种扩张模式。
2.5 历史文化延续性原则
植物景观是保持和塑造城市风情、文脉和特色的重要方面。植物景观设计首先要理清历史文脉的主流，重视景观资源的继承、保护和利用，以自然生态条件和地带性植被为基础，将民俗风情、传统文化、宗教、历史文物等融合在植物景观中，使植物景观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特征，产生可识别性和特色性。如杭州白堤的“一株桃花，一株柳”、荷兰的郁金香文化、日本的樱花文化，这样的植物景观已成为一种符号和标志，其功能如同城市中显著的建筑物或雕塑，可以记载一个地区的历史，传播一个城市的文化。而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绿化出现“千城一面”的局面，城市的地域特征在绿色景观中荡然无存，人们也因体验不到城市应有的独特风貌和魅力而兴味索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并行发展的今天，历史文化连续性原则更应该成为植物景观设计的指导原则。
2.6 经济性原则
植物景观以创造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增加投入。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土地都是有限的，须遵循经济性原则，在节约成本、方便管理的基础上，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居民生活环境质量服务。例如，多选用寿命长，生长速度中等，耐粗放管理，耐修剪的植物，以减少资金投入和管理费用。
3 展望
植物景观设计的提出，对生态园林建设、经济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从概念的提出到现在，植物景观设计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乡土植物的驯化及大量引种使得造园植物不断丰富，植物配置理论的发展使得植物不再只是建筑的附属物、硬质景观的软化剂，而是开始独立成为空间及景观画面的主要构成要素。植物保护及树木养护技术的发展使植物景观效果更加稳定持久，园林绿化也从二维绿量（绿化覆盖）转向三维绿量（绿色量）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随生态园林的不断发展，植物景观设计将发展成为涉及土壤学、气象学、植物生理学、花卉学、树木学、植物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园林规划设计、植物保护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等多领域的交叉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