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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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亚投行；一带一路；金融支撑；沿线国家；投融资；人民币结算
［中图分类号］F114.4［文献标识码］Adoi：10.13654/ki.naf.2016.02.006［文章编号］1003-7411（2016）02-0058-（9）
“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深化，全球宏观经济环境进入“全球化4.0时代”，“一带一路”的发展对于推动地区经济贸易和投资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起到重要作用。“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更大力度的政府合作，政策支持以及金融机构和资本的支持，而亚投行的成立能够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可靠地资金支持，能有效发挥其对“一带一路”的金融扶持作用［1］。随着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比重和作用越来越大，其广阔的经济发展潜力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载体来推动泛亚欧地区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目前亚洲地区的金融的多边合作、互助、开发、援助体系及机制众多，但亚洲地区的金融对多边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等支持的火力仍未全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挥金融引领作用，是切实破题、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同亚投行密切相连，二者的科学对接不仅推动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保障了其发展的资金需求，更是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繁荣。中国也期望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深化发展亚投行的金融作用，以互惠，共商，共赢的平等方式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共同繁荣。
一、亚投行成立的背景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放缓，结构不断调整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2013年，由中国主导的以亚洲国家参与为主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简称亚投行），对于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互动交流，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保持外需适度增长，应对日渐变化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能够支持和配合“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一带一路”的发展［2］。而亚投行成立的时代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亚投行的成立是为了推动亚洲经济发展。亚投行主要是以新兴经济体为主导的、为亚洲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服务的区域性开发银行，亚投行的成立对于亚洲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亚投行的成立能够有效弥补其他区域性金融机构组织的功能缺失，缓解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短缺现状，推动亚洲地区间的互惠共赢。通过成立亚投行，将在更大范围内以及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项目上同亚洲开发银行一起支持亚洲地区经济建设，形成合力，为亚洲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服务和资金支持，从而推进亚洲地区工程和项目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而且，亚投行其宗旨是为了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服务，所以必然会掀起亚洲国家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热，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这也为中国进行产业产能转移，需求国际项目工程的合作以及外部投资渠道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其次，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支持。但其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大，融资难度较高，私营部门和企业并不愿意从事和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工程的建设工作，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工程均由政府部门牵头进行支持。而且，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过于巨大，仅仅依靠沿线国家的力量还是难以支持，需要金融机构等外部力量的参与共建。但就目前的外部金融而言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金融服务和支持。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功能和定位要求不能紧跟经济形势变化；受意识形态和思维惯性的制约；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较为丰富，并不缺少资金，而是缺少一个具有统筹资金，运作资金的区域性组织机构或平台。而且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不能提供足够规模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不能满足亚洲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所以，需要构建一个以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为主导的，其业务范围和资金运营主要是为亚洲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而服务的多边开发合作银行，为亚洲地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最后，亚投行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走向国际提供了投融资渠道。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拥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一方面，就资金来讲，中国外汇储备丰富，居民储蓄率较高，有大量的闲置资金来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和进行大型跨国跨地区项目和工程的投资。另一方面，就技术层面来讲，中国的铁路建设，机场建设，公路建设以及航天工程等实力强，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于机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产能过剩超出市场负荷，必须进行产能转出，寻求新的渠道，创造新的价值，从而继续推进经济持续发展。通过对外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项目工程建设，推动人才、技术、资本、产能“走出去”，实现产业产能的战略转移，破除自身经济发展的瓶颈，不断优化外部投资结构，进而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这些背景下，亚投行的成立则成为必然趋势［3］。
二、“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互动关系分析
“一带一路”同亚投行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二者有效合理对接能够促进和带动亚洲经济进一步发展，既深化亚洲国家地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也有助于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区域投资能力，支持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满足亚洲国家地区经济建设的资金需要。二者互补互惠，关系密切［4］。
（一）“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亚投行的资金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也就需要许多具有实力的金融机构的支持，其中就包括亚投行。通过亚投行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项目资金扶持，解决“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需求，实现“一带一路”同亚投行的共赢，进而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是伟大的战略目标，其发展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由于业务以及其他因素影响不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扶持，所以，需要亚投行的资金支撑来缓解亚洲地区经济建设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且，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同亚投行的资金扶持的对接，深化了“一带一路”同亚投行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可以解决亚洲区域的资源错配问题，实现其储蓄和投资的有效配置，并在全球进行融资和投资，支持亚洲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发展，这也将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海量项目，大多数靠自己无法完成，需要引进外部资金。而亚投行的资金需要寻找项目，因而可以优先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中按照市场需求筛选。“一带一路”已经启动了一批重大合作项目，例如：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项目的投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三是中国民营企业将成为未来“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建设中的主力军，这些企业在对外建设和投资以及承接项目工程等领域将发挥巨大的推力，既能提升企业的国际形象和背景，又能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走出去”，为其他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国家也从政策层面予以大力支持，特别是依托亚投行和丝路资金的资金扶持，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合理进行产业转移，推动具有区域多边功能的大型产业链和产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国民营企业的形象和实力。
（二）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更快更好发展
亚投行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亚洲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亚洲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金融投融资，实现中国产业和产能同国外的合作，推动产业产能的战略转移；有效规避和防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风险；催生新的国际贸易产业链等，推动了“一带一路”更快更好发展。首先，通过亚投行发挥其投融资作用，有助于中国的产业产能同国际接轨，实现中国产业产能的战略转移。一方面，有利于引导中国民间资本国家资本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承接和工程建设投资，有助于人才技术的输出，另一方面，通过亚投行吸引国外资本进行投资建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受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投资风险高，投资回报率低。而且部分投资项目不利于环境保护，可能会被叫停。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地区冲突，东道国的政权更替以及文化差异都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投资。通过亚投行的有效对接，缓解和降低企业投资风险，缓解其资金短缺，实现多边银行合作以及利益共享，进一步助力“一带一路”的发展。最后，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合理对接，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和模式，创造更多的对外投资渠道以及工程项目，实现资源的合理转移和配置，借助沿线枢纽及国家地区的经济优势、资源优势以及地缘优势等诸多优势进一步打造具有特色和规模的产业、贸易、金融集聚区，创造新的国际贸易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中，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产业可以划分三层。第一，是制造业产业链，主要有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东亚东南亚制造业产业链，进一步促进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推进中国制造“走出去”。第二，能源产业链，主要是俄罗斯、中国以及中亚五国之间的能源产业链，推动能源产业合理配置，缓解中国能源压力，实现能源产业的有效对接。第三，服务贸易产业链，主要是中国和欧洲国家形成的技术和金融贸易为主的产业链。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强大合力的带动下，推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全面经贸合作，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市场竞争力，通过产业转移，项目建设等形成新的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国际物流商贸需求，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国际贸易产业经济带。
三、亚投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广阔前景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以推动沿线国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为目的，实现亚洲经济繁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而亚投行能充分发挥其金融支撑作用，有效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5］。主要体现在：
（一）亚投行助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依据“一带一路”的宗旨及发展要求，基础设施建设是其核心，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目标。而且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未来沿线各国家和地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需求会大大增加，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作用将会更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而且，亚投行目前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亚投行，其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也缓解了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资金投入不足压力。“一带一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沿线各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发展联系到了一起，推动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能源革命、推动产业革命，使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立体发展，从海、陆、空建设到信息、金融领域的建设，加强了中国与沿线各国家地区的政策间的沟通、道路间的联通、货币间的流通，更加突显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对金融领域的广阔需求，亚投行的金融支撑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二）亚投行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联系
首先，通过亚投行发挥其金融支撑作用，极大推进了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为地区经贸合作以及市场交流打下了基础，区域间的经济、贸易、市场的合作交流也将受益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促进地区经贸合作的多边共赢，扩大和加强了沿线国家地区的市场联系。其次，在构建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交通物流平台，促进沿线国家地区之间能源、材料、技术、人才、资金的流通，带动信息，金融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方面，亚投行的金融支持作用也将得到更大的发挥。最后，通过亚投行作用的发挥，沿线国家、地区之间金融市场，经济市场以及技术市场等联系愈加紧密，国际经贸往来频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贸区将会以更加包容，积极，协作的理念助力沿线国家地区的市场经济合作，推动亚洲地区经济繁荣和地区一体化发展。此外，我国经济增速正在逐步放缓，由高速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要求我国加深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一带一路”战略更是为推动我国同国际市场接轨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在亚投行的引导下，更加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缓解了我国对外贸易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加快我国同国际市场合作交流的步伐。在亚投行金融引导下，为中国广泛开展自贸区提供更大、更开放的平台。
（三）“一带一路”加快了资本输出，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多为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不完善的新型市场国家。我国可以通过亚投行加大对沿线国家地区的项目投资和工程承建，继续加大资本输出，扩大外需，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资本输出，也可以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有助于打造中国同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资本流通平台。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投资能力，降低我国外汇储备风险，另一方面，也为民营资本的输出提供了渠道，亚投行将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四）亚投行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梯度转移，实现区域经济转型
一方面，亚投行在项目投资引进、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产业投资中具有金融引导作用，能够有助于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可以将部分中低端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逐步实现产业的更新换代，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进步。另一方面，有序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产业梯度转移，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内产业链的提升以及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巩固亚洲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地位。而且亚投行也为我国产业的战略转移提供资金支持，且在产业转移进程中，对资金、投融资模式和渠道等方面的需求等都将有更高的标准。
（五）发挥扩大金融开放作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亚投行的建立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的功能和作用逐渐增强，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首先，人民币跨境结算已在周边国家，例如新加坡、越南等国，逐渐为人所接受。而随着亚投行的建立，人民币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率先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实现区域内人民币的自由流通，更加方便区域内的经济贸易合作，在旅游购物等领域也将更加开放，进一步推进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其次，我国与周边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货币互换协议等协定的签署，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资源之一，进而满足不同国家地区的金融需求，提供更加优质的投融资项目，推动国家地区经济发展［6］。
（六）亚投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会有更大的金融话语权
作为新兴的区域开放性组织以及具有金融性质的新机构，亚投行既可以为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查漏补缺，通过改革创新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作为新组织的优势，也能够随着其不断发展完善，促进我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建立公平正义合理和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特别是亚投行是由我国主导建立的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性金融组织，其在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将随着“一带一路”进程的加快而提高，尤其是对“一带一路”中铁路、公路、港口、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对“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引导作用以及在世界金融体系组织中的话语权将越来越高，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需求，满足地区经济建设需要。
四、“一带一路”建设中亚投行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亚投行对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对于推动我国和亚洲地区国家经济合作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文化差异，思维方式等不尽相同，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亚投行作用的发挥将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
（一）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互联互通，影响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降低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而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受其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所能获得的投资或者吸引资金人才技术的能力也有所不同，这也一定程度影响其在区域内资源配置比例以及经济话语权，特别是随着亚投行作用的不断深化，其项目引进的质量以及投融资的方式都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比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而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造成其经济增长缓慢，对外经济合作空间和机遇狭小。而在人才技术投入方面，新加坡等国家地区人才技术等资本投资较多，对于促进国家建设和地区经济发展作用巨大，这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也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亚投行作用能否高效发挥的挑战。
（二）区域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差异化
亚投行的成立对于构建新的区域性金融秩序，完善地区金融体系，形成新的地区金融格局具有战略意义。但是，由于区域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因而区域内金融市场开发程度不一，国与国的差距也逐渐加大，更加容易产生金融风险，不利于金融市场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地区之间金融不能开放，金融贸易自由度低，对外贸易陷入瓶颈，“一带一路”建设将不能合理、高效、有序开展，项目引进投资以及国际贸易很难保质保量，亚投行的金融支撑作用也将很难发挥。
（三）区域内存在摩擦和分歧
亚洲地区较为复杂的政治格局、地区冲突、领土矛盾等一直是影响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外部因素。首先，“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地区由于，民族冲突等问题导致其国家政局不稳定，缺乏经济稳定和谐发展的大环境，不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其次，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的建立产生怀疑和担忧。不利于亚投行的金融运作，不利于中国正面积极形象的建立，阻碍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开展以及人才、能源、技术、资本以及基础设施等资源的合理转移和配置，进而制约了地区经济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和亚投行金融领域作用有效发挥的挑战［7］。
（四）大国博弈的压力
“一带一路”的发展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4.0”时代，中国将在这一阶段更多地利用其外汇储备优势、投资和贸易优势发挥其大国作用，不断提高其国际形象。但是，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刺激下，美国一直处于世界金融中心位置，美国和美元是“全球化3.0”的标识，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金融等领域。而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的成立将更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将进一步挑战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同时，亚投行的成立将会分割亚洲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日本在亚洲地区经济话语权。对此，亚投行的成立能否切实有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重构亚太经济格局，这些都可能会受到美日等大国的压力［8］。
五、发挥亚投行金融支撑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
（一）以新结构主义思维指导中国建设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思想
在“一带一路”建设同亚投行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中，亚投行将更多地发挥其在项目建设、项目引进、资金投融资等方面的金融作用。通过亚投行构建亚洲区域的新金融体系，从而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潜在的经济利益。保持“一带一路”发展的活性，以健康、精干、绿色的发展理念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亚投行为代表的中国建设国际多边发展机构需要新的指导思想。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思想则能作为中国建设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指导思想，发挥其理论指导意义。该理论引入了新的禀赋--基础设施。他认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经济结构和禀赋是变化的，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要有与之相符的基础设施。具体包括：能源，通信，交通等硬性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教育，社会等软性的基础设施。他认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来优化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缺少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那么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等将面临短缺，并会影响其他要素禀赋的作用发挥，从而阻碍经济体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共同作用，将给“一带一路”同亚投行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提供新的助力。亚投行要想在区域间的经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金融支撑作用也需要沿线国家地区政府的引导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这样才能保证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进投资等领域发挥其金融引导和支撑作用，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建设。
（二）亚投行应更积极地拓宽投融资渠道、提高投融资有效性
亚投行应该更加积极的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有效性。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依托亚投行等金融组织的大力扶持，通过亚投行股票发行，债券发行以及设立各种金融融资工具等，积极推进PPP模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亚投行项目投融资等，有效缓解“一带一路”建设中融资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项目和工程，因而，如何高效并且保障项目投融资效益是重点，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融资和资金使用模式，发挥资本等要素在推动亚太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积极地进行项目投融资活动，特别是在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匹配的配套设施方面进行投融资，根据情况合理引进，提高投融资有效性以及拓宽亚投行在“一带一路”中的投融资渠道。
（三）明确亚投行在现阶段国际格局中的平衡与补充地位
就目前格局来看，亚投行在“一带一路”中的经济作用更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是重点，大宗项目引进投资交易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都需要资金支持，而亚投行的成立是为了缓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资金短缺，融资难，支援其基础设施建设而服务的、其参与国家大多是亚洲国家，作为南南合作平台的本质不变，与其他新兴的区域性多边合作机构一样，这些机构提供融资的能力以及推进国际发展议程的实际影响力都很有限，只能对现阶段国际格局的发展起到平衡和补充作用，难以发挥出决定性作用，所以，明确亚投行的地位是发挥亚投行金融支撑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
（四）构建新型的亚投行与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需要亚投行提供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投入，推进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新型的亚投行与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关系能够更好地发挥亚投行在其业务领域的作用，服务和支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一方面，构建新型的亚投行与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关系，需要亚投行更加积极地发挥其金融支撑作用，参与地区经济建设，而且目前的多边发展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历史悠久，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国际合作网络比较广泛，人才使用和管理机制比较完善，并且项目资源相对优质，亚投行与现有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充分利用其经营管理和项目开发的资源和经验，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亚投行与其他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能够有效弥补其他机构在项目合作和资金投融资业务方面的不足，补充和完善区域金融体系。通过新型合作关系的构建，可以加强新设多边机构和现有机构的联系和沟通，促进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和完善。此外，新机构的设立，不可避免地会冲击旧机构的秩序。新旧机构必然存在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所以，要想构建亚投行与多边发展机构的良好合作关系，就要正确处理好新旧机构之间的这种竞争合作关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发展理念参与多边发展机构的合作交流，推动“一带一路”更快更好的发展。
六、结语
“一带一路”这种新型的区域合作模式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亚投发挥其金融支撑作用。亚投行的建立可以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亚投行助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又可以带动出口行业的发展，刺激相关金融需求的增长；亚投行的建立，可以为未来人民币全球性结算、融资、储备和贸易提供了便利和条件，扩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交流；同时，亚投行的建立，对于推动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起到促进作用，弥补了这些金融机构在支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领域的金融作用及功能。“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金融支撑，亚投行也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发挥亚投行的金融支撑作用，实现亚投行同“一带一路”之间的金融互动，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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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亚洲四小龙（The Four Asian Dragons），是指自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期间，亚洲四个发展迅速的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亚洲四小龙在1970年代之前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导，1970至1990年代经济发展高速。它们利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利用本地廉价而良好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而发展迅速，成为亚洲继日本后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其成功的经济发展过程和经验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典型例子。
（来源：文章屋网 ）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雁行模式”说，始于日本学者赤松要就国际贸易对后进国工业结构变动影响而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该“形态说”是从日本棉纺工业发展进程的考察中发现了如下的历史轨迹：日本棉纺品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推移进程在图形上酷似三只大雁翱翔,故称之“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当今人们所说的“雁行模式”，确切而言应看作是日本学者对20世纪后半期东亚国际分工格局的形象描述：东亚国际分工格局是以日本为领头雁，依次带领亚洲“四小”、东盟和中国等(呈“人”字型排列)向前飞行。
根据“雁行模式”构想，东亚之间应该建立紧密的分工合作体系，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处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上游，应集中力量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产业，并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一些丧失了比较优势的劳动资本密集产业，通过这种垂直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产业部门间的)的分工合作，带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明眼人不难看出，按照“雁行模式”的分工体系，日本将永远处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上游，而东盟、中国等其他国家将永远固化在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下游。
客观地说，战后随着在美国扶持下日本经济的复兴，随之而来的向“四小”和东盟的产业转移，的确带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完全依照日本的“领头雁”构想发展。“广场协议”(1985年9月，美国召集西方五国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著名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对美元升值)后，以日元升值为背景，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加速。随着亚洲“四小”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及日本自身扩大海外经营形势的发展，日本已无法固守以往领头雁的“日本中心主义”信条，其向海外转移技术的规模和层次也在逐步扩大与提高，日本与“四小”间双向的技术转移与产业渗透也开始出现，从而使日本与东亚各经济实体间的分工，开始逐步由垂直分工向垂直与水平分工(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产业部门间的)并存、由部门间分工向部门内分工的格局扩展，从而预示着日本一家独大的“领头雁”格局被打破。
“雁行模式”构想先天不足
早在“雁行模式”构想提出之时，即引起颇多的争议。80年代以来东亚国际分工发展的进程，也反映出这一构想无法贯彻始终的客观现实：
首先，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构想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有相悖之处。因为，后进赶超先进，世界各地产业的跳跃式发展，早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定律，不平衡规律决定了日本的“领头雁”地位终将发生变化。2000年夏季日本经济企划厅发表的《亚洲经济2000》报告即指出，亚洲的发展形态可能已不再是“雁行模式”。随着信息产业的兴起，世界各国的产业已无需逐级跟进，各国可以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产业。客观现实亦显示，今天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信息产业占GDP的比例已达13％，远超过日本的6％；新加坡和香港的因特网和个人电脑的普及率也超过了日本。也就是说，目前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收入水平虽比不上日本，但产业信息化的步伐却比日本来得快。
其二，一家独大的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模式”构想，忽视了经济多元化、特别是东亚地区还存在着另一拥有巨大潜力的经济实体――中国存在的现实。几年前，一些日本学者即指出，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加之初步形成的基础技术――中间技术――高技术产业体系，使得中国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技术与经济板块，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火车头。最近日本公布的“2001年通商白皮书”也承认，日本主导亚洲经济的时代已告终，往后中国大陆在带动亚洲成长上将扮演更大的竞争者与推动者的角色。
最后， “破坏雁群团队的不是别人，正是领头的日本自己”。 正如近来日本一些评论指出，虽然以“封闭、照顾关系”闻名的日本企业在以往一段时期内造就了日本的强势，但这对快速变化的信息时代已难适应。另外，囿于垄断不愿竞争的理念也严重阻碍着日本的改革与调整的步伐。所有这些，使得在当前信息革命浪潮中守旧的日本落伍了。今天，作为“雁行模式”基础、日本大而全式的产业结构已寿终正寝，这种由基础技术、中间技术和高技术构成的大而全式的产业结构，曾经是日本充当领头雁、支配“四小”和东盟的重要经济技术依托。随着“四小”在不同层次技术领域水平的提高，日本与“四小”间的摩擦日益频繁，加之日本自身的产业空心化，一些基础技术、中间技术甚至高技术领域的产业向海外转移，致使日本大而全式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
“多元化、网络化”的东亚分工体系
正是由于“雁行模式”的先天不足，使得它的灭亡成为必然。而就在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因此有人预测，今后的东亚经济将会出现以中国为主引擎或是以日本和中国并列为主引擎的发展模式。总之，东亚经济将出现“多元化”(日本和中国等多个增长极并存)和“网络化”(各部门产业相互交织)的发展趋势。其中，日本作为亚洲第一经济大国，不能回避带动东亚经济发展的职责。当前，日本虽然未能走出经济持续停滞与衰退的怪圈，预期今后几年亦仍难摆脱困境，但是，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经济大国，无论是资本输出还是商品吸纳，均有着巨大的潜力，应为东亚经济的发展与振兴多做实事。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抽水蓄能电站已有上百年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抽水蓄能电站发展缓慢。20世纪60～80年代约30年间,是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西欧各国领导着全世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潮流。20世界80年代以后,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重点开始慢慢转向亚洲。
从国外最早的原始装置算起,抽水蓄能电站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世界上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于1882年诞生于瑞士苏黎士,其装机容量515kW,扬程153m。早期建设的抽水蓄能电站主要以蓄水为目的,多数都达到季调节能力,主要用于调节常规水电站出力的季节性不均衡,大多是汛期蓄水,枯水期发电。
20世纪上半叶抽水蓄能电站发展缓慢,到1950年全世界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仅几百兆瓦,主要集中在几个西欧国家。20世纪60～80年代约30年间,是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尤其70年代和80年代可谓抽水蓄能电站发展的黄金时期。60年代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年均增加1259MW,而70年代和80年代各增加3051MW和4036MW。30年间全世界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年均增长率比全世界总装机容量增长率高一倍左右。到1990年时,全世界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增至86879MW,已占总装机容量的3.15%。
至20世纪50年代,西欧各国始终领导着全世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潮流,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一直占全球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的35%～40‰到60年代后期,美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跃居世界第一,并保持了20多年,进入90年代后,日本后来居上,超过美国成为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也是经济发达国家中至今仍在大规模建设抽水蓄能电站的唯一国家。
但是从20世界80年代,由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进入平缓区,而亚洲地区的经济则高速增长,电力负荷不断增加,对调峰填谷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于是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重点开始慢慢转向亚洲。
国外抽水蓄能电站发展趋势
目前,全世界在建的抽水蓄能电站主要在亚洲。世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中心由西欧将转移到亚洲。
日美西欧诸国20世纪80年代GDP增长率一般保持在2%～4%,90年代经济不景气。多数国家GDP增长率降至1.5%～2.3%,电力负荷增长也放慢,再加上电力市场化改革和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等影响,近来,只有德国建设了装机1000M W的金谷抽水蓄能电站,其他西欧国家及美国没有新的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
与此同时,亚洲地区经济则开始高速增长,亚洲地区部分中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GDP增长率远远高于欧美经济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经济既以大幅度领先各国的增长率快速发展。继之,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与菲律宾等国也从80年代起陆续加入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的行列。即使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韩国和泰国等国,其GDP增长率也达到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2～3倍。而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率则更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连续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GDP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上世纪90年代,印度GDP增长率也达到5.7%左右。已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正逐步转移到亚洲地区。
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段,正是高耗电的重化工业和家用电器普及阶段,也是电力负荷与峰谷差迅速增加的阶段,于是亚洲各国便开始大规模修建抽水蓄能电站。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别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达到GDP人均2000美元的水平,而泰国到2000年也达到此水平,同时期他们也进入油水蓄能电站建设的发展期。中国台湾在1985年和1992年分别建成明湖(1000MW)和明谭(1600MW)两个大型抽水蓄能电站。韩国在1979年和1985年分别建成清平(400MW)和三浪津(700MW)抽水蓄能电站。泰国也在1995年建成普密蓬(175MW)和斯林纳盖特(360MW)两个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
目前,全世界在建的抽水蓄能电站主要在亚洲,初步统计,仅中国、印度、韩国和泰国四个国家在建抽水蓄能电站规模就达到17530MW,若加上日本后则达到24650MW,分别为世界已运行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的1/6和1/4左右。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中心逐步转移到亚洲,今后世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中心也将转移到亚洲,这已是明显的趋势。
经济发达国家新建抽水蓄能电站愈来愈困难。美欧等国家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重点已从新建电站转为对老电站的更新改造和扩建增容。
经济发达国家新建抽水蓄能电站愈来愈困难。由于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高,电力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风险增加等原因,即使取得许可,建设成本也要增加。其次,由于设计和制造加工技术的发展,使得抽水蓄能电站通过更新改造,可提高效率、快速响应能力和可靠性,适应电力系统对供电质量和可靠性提出的更高要求,有利于增强抽水蓄能电站在电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于是,美欧等国家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重点已从新建电站转为对老电站的更新改造和扩建增容。
更新改造 美国抽水蓄能电站更新改造的规模最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建的抽水蓄能电站仅巴德溪和落基山电站两座,绝大多数为老电站的更新改造。萨利纳抽水蓄能电站是最先进行更新改造的工程,1990年完成。据不完全统计,美国8座装机容量大于1000MW的大型抽水蓄能电站中已有一半多进行了更新改造,包括最大的巴斯康蒂抽水蓄能电站。改建后的新机组出力通常可比老的机组出力提高10%～20‰
扩建增容 为短期内满足电力负荷迅速增长的需要,将现有的抽水蓄能电站扩建增容是最优,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日本奥清津和奥多多良木抽水蓄能电站都进行了扩建增容,装机容量分别从1000MW和1212MW增加至11600MW和1932MW。
电力负荷的峰谷差迅速增加、常规水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下降、抽水蓄能电站由大批新建转向技术更新和改扩建,是影响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发展的主要因素。
首先,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欧美和亚洲,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电力负荷迅速增长;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普及化,电力负荷的峰谷差也迅速增加,具有良好调峰填谷性能的抽水蓄能电站应运而生,得以迅速发展。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东亚奇迹；东亚复兴；经济增长机制；区域产业循环
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方法上，我们认为，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必须把握东亚经济发展的共性和特性。前者主要指东亚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最具共性和决定性的特征，后者主要指东亚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其经济发展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后发地区的特殊性。“东亚模式”实际上就是“制度模式”和“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综合体。本文将对从二战后“东亚奇迹”的出现到21世纪“东亚复兴”这个时间段有关经济增长机制的文献，特别是从区域产业循环视角考察东亚经济增长过程的这类文献做一番梳理。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东亚奇迹”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文献评述，第二部分对“东亚复兴”中区域产业循环模式的评述，第三部分总结全文。
一、 “东亚奇迹”时期
从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其持续时间之长是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因而这段时期东亚经济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从区域产业循环的角度看，东亚奇迹时期东亚经济增长的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滚雪球效应”、“雁行形态”和“喷泉模式”。
1. “滚雪球效应”。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东亚的经济增长对外部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四小龙”和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美国政府扩张性政策、财政赤字的扩大和消费膨胀所提供的庞大市场，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美国和日本对东亚国家的资本流入、技术开发及援助，对这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事实上，这一期间存在一个美国市场的需求拉动和日本、美国的资本供给推动所构成的“一拉一推”的经济增长模式（如图1），这种模式是“东亚奇迹”时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机制。
2. “雁行形态”机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东亚模式”的特征是有一个领跑的国家，其后有数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以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前进，这就如同一群飞行中的大雁所形成的阵形，故又称为雁行形态。该理论最早是由赤松要于1935年在《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一文中提出的，小岛清对其进行了更深入阐述。小岛清把产品的周期分为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再进口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各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种产品在不同国家所处阶段也不同，从而各国间形成了雁行形态。在该理论的实证方面，很多日本学者认为，从经济数据看符合日本、“四小龙”和东盟经济发展的事实。由此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形成了多层次经济追赶式现象。
“雁行分工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各国基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一种相似产业在区域内部梯次传递的过程或趋势，是比较优势随时间推移在东亚各国间不间断的转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FDI作为主导因素把某一母国丧失优势的产业或经济活动向外转移到区域内其他在该种产业或经济活动中具有优势的东道国。这样，一方面使低层次的东道国得到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也为母国国内的结构调整让渡了新的空间。有些学者把这一现象形象地概括为“跨国支持型结构重组”，即以FDI为核心的动态产业结构传递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或优化相互间贸易流量增大各国（地区）生产规模、能力扩大，工业化水平提高经济起飞或持续高速增长更多或更高层次的产业梯次传递。其中，FDI是东亚区域内网络生产结构和“雁行提升模式”的主导力量。在实证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雁行提升模式”明显地表现为“FDI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动态过程。以FDI为基础的东亚“雁行提升模式”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顺序即各国工业化的起点选择具有密切联系。日本无疑是上述“雁行提升模式”最初的领头雁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3. 喷泉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单纯的雁行形态。不仅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开始向外转移资本和技术，甚至东盟各国也开始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构成投资源多源化的现象，这导致东亚地区出现多发性的增长源。对此，学者们将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喷泉模式”或“多发性经济增长源”机制。
二、 “东亚复兴”时期
1. 亚洲经济的自我循环机制。日本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发现，1990年~1995年，在亚太地区的进口增长额中，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了33%，美国次之，第三是中国（18%），第四位是东盟各国（17%），日本占9%。3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计进口增长额在亚太进口增长额中所占的比率为68%。亚洲各国的区域内相互贸易已从1980年的327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 366亿美元，增加了4.2倍，进而又增至1995年的3 361亿美元，增加了2.5倍。1995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亚洲对全世界出口额的37%，对全世界进口额的39%。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盟各国的最大投资者并非日本、美国，而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中国的最大投资者亦是以香港为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92年~1995年4年间中国所引进的FDI实际利用额有58%为香港包括澳门所占据，其次是台湾，占10%，日美两国合计也不过14%。
基于以上数据，渡边教授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需求飞速地增长，亚洲区域内物资流通的“自我循环机制正在形成”，即通过“在区域内获得出口货物的需求对象和投资资金的供给对象”这样一种“让货物和资金在区域内自我循环，亚洲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一方面实现了包括周边和近邻各国在内的外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区域内分工的重组和深化。他认为这两方面表里一致，共同的直接原因是称为“双重机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这是比较劣势化的产业对海外的投资，是一种旨在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行为，将促进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动。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起到了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并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
2. 顺贸易志向型海外直接投资带动论。小岛清对渡边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他认为亚洲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起参与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竞争，建立新的增长机制。为此，需要顺利实行两种转换：一种是从发展模式“要素投入型”向“生产率主导型”的转换；另一种是将与此相呼应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机能”从以往的等级制度型向水平型转换。这种海外直接投资“能起到将经济活力传送到亚洲整个地区且实现再利用的导管作用”。小岛清将亚太经合组织15国分成两组（亚洲组和非亚洲组），对1980年、1990年和1992年的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海外直接投资增加与贸易依赖程度同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区域内贸易额与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亚太经合组织内、尤其是亚洲组内的投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投资和贸考试吧到了互补作用，出现了由投资所改善的贸易关系，进而又促进了投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顺贸易志向型”的关键在于为了扩大互补贸易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模式，由投资国的比较劣势化产业开始投资，以此加强受资国的该产业的比较优势。
3. 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呈现出整体性、内部化的增长趋势，水平分工得到了迅速发展。薛敬孝认为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即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象几个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一种彼此互相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而各个齿轮的咬合联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市场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 转贴于
从东亚分工的角度看，薛敬孝认为东亚分工的层次性仍然存在，但是出现了四点新变化。一是出现了产业间的水平分工。表现为在“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以及其它一些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二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出现。如在纺织工业领域，日本和四小从东盟大量进口编织产品，而东盟从日本和“四小龙”大量进口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合成纤维产品。这种形式的分工也存在于汽车业和电子、电机产业内部。三是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出现。如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间逐步展开的纺织业中纱与织物、电子业中的电子部件或汽车业中汽车部件等产品中间的水平分工。四是由于上面分工形式的新变化，在东亚分工中，各梯度之间的转移和推进已不是简单地从第一阶梯到等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而是出现了各个层次的分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层次间动一一推拉的分工扩张、深化、演进的机制。
此外，根据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结合度与需求乘数来分析，薛敬孝认为东亚地区内贸易（下转第101页）的紧密关系较世界平均水平要大得多，而且不对称性在缩小；从投资角度看，东亚地区有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资本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而且形成了咬合联动的格局。在整个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日本和“四小龙”占的比重较大，东盟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东盟增加对外资的鼓励，以“四小龙”和日本为主对东盟的投资实质性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和投资的增加所决定的，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东盟也有相似的经历。
最后，从经济周期角度看，东亚地区也形成咬合联动的局面。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而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时，由于两国之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后者使前者的经济下降幅度降低，并且提前走出下降阶段。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初，中国经济高涨对四小和日本经济周期向上的带动作用。
三、 结论
东亚模式曾经受到广泛赞扬，成为众多落后国家争相效仿的楷模。虽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但对整体趋势并无影响。东亚模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这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风暴中展示出的一些优势，是抵御冲击的有效措施。在外部环境不佳的条件下，亚洲地区应加强内部生产网络的构建，巩固内部循环机制，保持地区稳健的经济增长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好的“稳定器”。
参考文献：
1. （日）小岛清. 雁行型经济发展论——赤松原型.世界经济评论，2000，（3）.
2. （日）小岛清.亚洲的直接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评论，1997，（3）.
3. （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世界银行.东亚复苏之路.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6.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7篇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接受一家德国媒体访问时说，中国欢迎美国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如果在日常，中国表示欢迎美国加入中国主导的组织，实属正常。但现在中国如此“欢迎”美国加入亚投行总感觉话语背后一种“怪怪”的味道。这种“怪味”不在中国身上而在美国身上。
面对英、法、德、意以及卢森堡欧洲国家纷纷有意向加入亚投行，美国是抱着极力反对的态度。就在去年底亚投行筹备国成立之时，面对澳大利亚、韩国以及日本产生的加入意向，美国从中“作梗”，最终使得这些国家打消了加入的想法。不过，随着英国等欧洲国家纷纷加入，这三个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和韩国重新萌发了加入意向。
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看中的是亚洲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是目前世界经济最具活力和发展最快的地区。而欧洲由于老牌资本主义包袱和资本主义的“老年病”，多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特别是欧债危机以后，经济基本处在停滞阶段。向欧洲这样的地区，其经济复苏完全依靠内力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之小，必须向外“扩张”、向外寻求经济拉动力。唯一的出路，也是最为高明的做法就是与世界上最发达地区寻求密切合作，其中与在全球经济发展最快地区中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合作是极度高明的。
英法德意卢加入亚投行，借助亚投行这个平台，连接欧洲与亚洲的经济金融资源和发展，为本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寻求投资机会，对欧洲国家是实实在在的利好。这是英法德意卢不顾美国警告甚至反对而加入亚投行的原因。
在对待亚投行包括对待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态度或者思维方式上，美国仍停留在过去完全霸权阶段。目前的世界特别是经济金融格局多元化、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一元化、一极化已经不可能了。比如：在世界金融格局上，有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IMF两大机构继续独霸世界金融格局和话语权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两大金融机构由于历史偏见，使其业务发展出现作茧自缚的状况，逐步被边缘化趋势凸显。
而美国却仍在试图继续独揽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话语权。奥巴马总统在今年国情咨文中说：“中国希望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置美国民众和经济于不利地位。我们为什么要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应该来制定规则。”从现在看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亚洲，美国试图制定规则和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难度越来越大。
聪明的做法，不是霸权、孤立和对抗性，而是积极参与或者说掺透的方式。比如，在亚投行设立问题上，美国不是百般阻挠盟国加入，而是积极鼓励其加入甚至美国自己也加入进来。接触了、进入厂、渗透了、参与了，才能深入了解，也才能在其中争夺话语权或者规则制定仅，甚歪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孤立和完全不接触，无论如何都无法渗透和争夺话语仅。美英法德意等发达体国家加入进来后，亚投行就会更加国际化，就会完全按照国际规则运行，就会更加透明公开。
同时，亚投行成立后，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形成一个既合作又竞争的良性关系，达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之目的，有何不好呢？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8篇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总量决定亚洲城市的密度
长期以来，亚洲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目前有大约42亿人居住在亚洲，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超过60%，而亚洲的国土面积仅占世界的30%。世界上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6个在亚洲，而且都在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里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一个城市能容能纳多少人口有经济规律可循。亚洲的经验表明，城市规模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总量。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我们将15个人口和城市数量较多的亚洲国家加上中国台湾的样本拿来分析（见图1），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关系：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地区），其首位城市（即该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所占的人口比重也越大。为什么会这样？
发展的早期，经济以农业为主，而农业生产依赖于土地，人口分布必然相对分散。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工业生产在专业化和集聚的过程中产生了规模经济，这有助于生产者靠近市场，节省运输成本，也有助于其雇用专业的劳动力，分享大城市的技术和信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将进一步提高大都市的地位。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服务业的消费将越来越多。大多数服务类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必须面对面进行，因此，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以本地需求为主，只有大都市才能拥有足够大的人口规模来支撑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对于亚洲的发展，大城市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发展阶段都是依靠出口拉动增长。其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出口带动需求，提高投资回报，于是本国提高储蓄，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长期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受制于国际经济大环境。当国际需求增长缓慢时，大城市在拉动国内技术进步和消费提升两个方面的规模经济作用将尤为明显。特别是首位城市，它作为国家经济的龙头，对于其他地区的带动和辐射效应将是无法替代的。
第二，总体来说，在亚洲，国家人口规模越大，其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越大。在国际视野里，亚洲的城市相比其他洲的城市更大。2008年，全球有22个超级大都市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亚洲占12个。如果将紧密联系的都市圈算作一个人口集聚区，则全球最大的20个人口集聚区中，亚洲占有13席，其中排名前五的是东京圈、广州圈、雅加达、上海（包括苏州）和首尔圈。
然而，人口的集聚并非永无止境，人口越多则越有可能产生城市体系中的“次中心”，从而对城市体系产生分散化的作用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和孟买在各自国家的人口占比相对较低。在一个大国的内部，合理的城市体系是由若干个都市圈组成的，除了以首位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之外，一些区域性的都市圈也会存在，主要是满足于当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
东京人口规模的变迁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的规模与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那么，首位城市的集聚趋势就是这个国家保持竞争力的体现。东京的人口变化是最好的例证。
二战以后，东京都人口在20年间增长到1945年时的三倍。这段时期也是日本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时期，城市人口比重从1945年的27.8%上升到1965的67.9%，恰恰是今天中国所处的阶段。之后，东京都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在1990-1995年期间出现过短暂的下降，但之后又出现了缓慢的上升。从1967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外，总体上从东京向外迁移的人口要多于迁入人口。但在2010年，东京的迁入人口再次超过了迁出人口。需要强调的是，东京都人口上升不是由日本人口的增长带来的，事实上，整个日本的人口规模已经于近年来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迹象。
像很多国际大都市一样，白天在东京都上班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不住在东京都，而是住在周围的小城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京都的夜间人口偶尔下降，但白天人口自1965年来却从未下降过。这说明，东京都作为日本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其创造就业的活力始终不减。但从居住来说，似乎有不少工作在东京的人在夜幕降临之际“逃离”这座城市。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