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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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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温室气体;低碳;污水系统;碳尺;节能减排;

前言

开展污水和污泥处理系统低碳技术研究, 目的是在我国污水处理工作向中小城镇快速推进时, 在排水规划、工艺技术选择方面, 不仅仅关注工程造价, 也不仅仅采取包含运行费用后的全寿命方案比较, 而应在更高层次上关注低碳技术的研发。近期应特别关注污水系统碳排放指标研究, 在方案选择中注重污水输送、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的全过程整体性考虑; 注重分析污水输送的方式, 工艺技术的原位排放和异位排放, 污泥处理过程的能源资源回收;注重分析低碳运行指标; 采用碳尺进行方案比较, 推动我国低碳污水系统的建立和发展, 使城镇污水系统的建设运行实现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目标。

一、污水输送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分析

在污水输送过程中, 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主要途径是排水管道厌氧环境产生 CH4, 间接排放则包括污水提升所用电耗等。有研究表明, 污水在压力管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 产生的 CH4 量越大, 管道的管径越大, 产生的 CH4量越大,压力管道中的 CH4浓度接近甚至超过标准状态下CH4的饱和浓度 22mg/ L, 这些溶解于污水中的 CH4, 通过放气阀、有压流转换为重力流或者进入污水处理厂后, 释放到空气中。

二、污水、污泥处理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研究

1、温室气体排放途径。污水处理是温室气体的主要分散排放源之一。就污染物去除过程而言, 主要产生 CO2、CH 4 和 N2 O, 对能量供给过程来说, 发电、燃料生产会排放 CO2。按照温室气体产生位置划分, 污水处理的温室气体可分为原位排放和异位排放两种类型。原位排放是指污水和污泥处理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 异位排放主要是指污水处理厂现场消耗的电能、燃料和化学物质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 除此以外, 还包括尾水排放至自然水体中污染物降解产生的温室气体, 以及污泥运输和处置过程排放的温室气体。但因缺乏 N2O 排放的准确数据, 现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研究主要集中在 CO2和 CH4排放方面。

2、污水处理过程温室气体的排放。污水处理过程涉及到的温室气体产生环节较多,需要限定的边界条件也很多。对好氧工艺而言, 其碳排放量与工艺泥龄和进水 BODu浓度均呈正相关。比较好氧和厌氧工艺, 在进水 BODu浓度小于 300 mg/ L 时,由于厌氧工艺可回收利用的 CH4对碳排放的削减不足以抵消其处理出水中溶解的 CH4 量, 此时, 三种好氧工艺的碳排放量均低于厌氧工艺。当进水BODu 浓度超过 300 mg / L , 厌氧工艺通过回收沼气, 一方面可减少 CH4排放, 另一方面降低化石燃料消耗, 使处理过程的碳排放少于好氧工艺, 此时,进水 BODu越高, 厌氧工艺的优势越明显。

3、污泥处理过程温室气体的排放。污水中的有机碳有相当部分转移到污泥中, 计算和评估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已成为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污水处理厂削减碳排放和评价项目长期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力浓缩、气浮浓缩和离心浓缩 3 种浓缩工艺中, 离心浓缩的碳排放量最大, 气浮浓缩次之, 重力浓缩最少; 通过回收厌氧消化过程产生的沼气, 厌氧消化反而降低了碳排放量; 在板框压滤、离心脱水和带式压滤等 3 种机械脱水技术中, 碳排放总量从高到低次序依次为: 带式压滤板、离心脱水和板框压滤; 对焚烧/ 熔融技术来说, 沸腾炉的碳排放量最高, 流化炉次之, 熔融最低。由此可见, 污泥厌氧消化过程的沼气回收对减少污泥处理处置过程的碳排放量贡献较大。

三、温室气体减排途径分析研究

1、树立低碳规划理念。污水系统规划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选择排水体制和处理模式, 实际规划中应在综合考虑城市规模和布局、受纳水置、环境容量等因素的基础上, 评估不同方案并统筹考虑污水再生利用和污泥资源利用的方向和规模。显然, 就污水收集系统而言, 采用分散处理的方案, 既有利于污水的再生回用, 又可降低污水长距离输送过程中的能耗和 CH4排放。

2、选择低碳水处理技术。(1)选择生物处理降低药剂用量。在污水生物处理中, 药剂消耗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超过污水处理厂排放总量的 50% , 是生物处理原位排放量的 2倍, 是电力消耗排放量的 4 倍。而化学处理往往需要消耗比生物处理更多的药剂, 药剂制备和运输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更多, 因此, 生物处理比化学处理更低碳。(2)选择节碳工艺减少外加碳源。选择节碳工艺, 避免外加碳源, 是减少生物处理过程碳排放的关键。短程硝化反硝化和反硝化脱氮除磷技术是两种广受关注的节碳工艺。短程硝化反硝化是通过创造亚硝酸菌优势生长条件, 将氨氮氧化稳定控制在亚硝化阶段, 使亚硝酸盐氮成为硝化的终产物和反硝化的电子受体, 短程硝化反硝化技术可节约 25%左右的需氧量和 40%左右的碳源, 减少 50%左右的污泥量; 反硝化脱氮除磷是利用反硝化聚磷菌在缺氧状态下以硝酸盐为电子受体, 同时完成过量吸磷和反硝化脱氮过程, 可节省 30%左右的需氧量和 50%左右的碳源, 减少 50%左右的污泥产量。(3)高浓度污水可选择厌氧工艺。污水厌氧反应产生 CH4的量随着进水有机物浓度的增大而增大, 污水浓度越高, 采用厌氧处理所回收的沼气越多, 经过收集利用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越大,当减碳量足以抵消厌氧处理出水中溶解的 CH4量时, 厌氧处理技术较好氧技术更低碳。

3、关注污泥处理处置能源回收。(1)选择厌氧消化回收能源。在污泥处理方面, 厌氧消化是一种较为低碳的污泥处理技术, 在生物降解有机物质的同时回收沼气, 实现污泥能源回收。沼气可以用于发电和加热, 沼气发电可补充污水处理厂 20%~ 30% 的电耗, 发电过程还可从内燃机热回收系统回收 40%~ 50% 的能量。(2)避免污泥填埋降低碳排放量。污泥填埋不仅占用大面积土地, 且填埋过程会产生大量无法有效收集的 CH4, 在污泥处置中属于高碳排放工艺。因此, 在工艺选择时应避免采用填埋。

4、加强低碳运行措施。(1)提高收集输送系统的有效性。排水管道的作用是将污染物输送至污水处理厂, 因此必须提高输送系统的效率。管道淤积将增加 CH4的产生, 而管道渗漏将影响污水管道的污染物输送能力。因此, 建立日常养护制度, 借鉴国外先进养护技术和修复技术, 减少管道污染物沉积量和渗漏量是污水收集系统低碳运行的关键。(2)改善曝气处理过程的精确性。污水处理厂的各种能耗中, 曝气系统日常运行的能量消耗中占40% ~ 50% , 曝气系统的节能效果直接决定污水处理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精确曝气系统是对污水处理过程的精细化控制, 能够实现按需曝气、降低电能消耗、稳定生化环境等功能。以上海桃浦污水处理厂为例, 通过在 3 组生化处理单元中, 选择一组作为试验池(2 万 m3/ d)进行精确曝气控制试验, 连续监测数据表明, 曝气量可节约 30. 51% 左右。

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范文第2篇

关键词:温室效应;低碳经济;减排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123-04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严重后果,发达国家着力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倡导低碳经济,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手段相对匮乏,更容易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因此,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抑制气候变暖有着更加紧迫的内部需求和外部国际压力。对如此内需外患形势,本文从对内对外两角度,分析中国如何缓解外部国际压力,为经济发展赢得更大发展空间;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具体措施谈论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希望能为中国保护生态环境有所帮助。

一、温室效应及其后果

人口的快速增加,城镇面积的不断扩大,森林资源的造伐比例失调,草原退化成沙漠,严重破坏了地球生态平衡,使得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剧烈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而且变暖速度空前。上世纪全球气候变暖非常明显,平均气温由1899―1901年的13.88℃上升到1999―2001年的14.44℃,净增加了0.56℃,其中80%的净增加量发生在1980―2000年[1]。自1750年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经增加了31%[2]。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大气中含量继续增加,未来50~100年全球气候将继续向变暖的方向发展[3]。我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趋势基本一致[4]。近百年来,中国气温上升了0.4~0.5℃;198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出现了16个全国大范围的暖冬,1998年冬季最暖,2001年次之[5]。

气候变化将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1)温室效应的直接灾难性后果是全球气温升高,地球日益变暖,海水受热膨胀,两极冰雪部分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一些岛国、群岛和沿海地区。潮汐测量资料显示,20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1~0.2米,上升速率为1.0~2.0毫米/年[2]。照这样趋势发展下去,未来100~200年内,美国沿海的部分地区、欧洲的荷兰、非洲的埃及、亚洲的孟加拉、越南、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等大量沿海国家和地区及岛屿将被海水淹没。我国上海地区也将被淹没,太湖水可能出现倒流。届时,将有数百万人流落街头,无家可归。(2)由于极地冰层融化,被冰封几十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可能会重见天日,地球上的病虫害增加,而目前人类对这些原始病毒没有抵抗能力,所以人类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3)温室效应导致全球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而且年均降水量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干旱严重。

二、国际应对温室效应的新举措――低碳经济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气候变暖主要是人类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8]。面对全球变暖的可怕后果,如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被正式列入国际谈判的议事日程,成为环境学、生态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订,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到2005年该议定书正式生效,再到今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谈判,各国将就《京都议定书》到期(2012年)以后的碳减排义务达成新协议,削减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已成为共识,低碳经济正在逐渐步入历史舞台。很多国家着力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倡导低碳经济,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奥巴马政府把全球变暖当作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并把能源改革放在其政策的优先位置上。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亦称气候法案),其核心是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奥巴马政府主张,不断压缩传统不利于环境的经济活动空间,建立一个新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来限制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使用可再生新型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

就具体行动来讲,欧盟已把低碳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三个20%的目标: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0%,一次能源消耗量减少20%,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20%。英国政府2009年7月15日正式了名为《英国低碳转换计划》的国家战略蓝图,其最核心内容是,设定英国未来电力构成来自低碳领域――风能、波浪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严格控制碳排放量,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为此政府出台具体刺激措施,出台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建立“碳预算”,提高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减排标准。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急先锋。

2009年6月,法国环境部长Jean-Louis Borloo公布了一份新气候-能源的白皮书,开始制定针对耗能产品征收碳税的方案,对那些在生产、运输中产生二氧化碳的产品征收“能源-气候”税,旨在引导法国消费者和制造商使用和提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服务。法国政府对此立场很明确,萨科齐6月22日在议会演讲时曾表示,希望法国在碳税问题上走在最前面。加拿大也在酝酿相关政策。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引进了碳税机制。日本则承诺,到2050年减排60%~80%,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三、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困境

作为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摆脱贫困和发展经济仍是首要任务。在目前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下,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高度依赖于能源和资源的投入。因此,未来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不可避免地呈增长趋势。表1显示,1995―2004年的10年间,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取得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2.67倍,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能源消耗总量增加了约1.55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约1.56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

我国近50年来的年平均降水量逐渐减少,大约平均10年减少2.9毫米,部分地区出现了暖干化趋势[2],[5]。尽管温室效应显示的影响和破坏力越来越大,但二氧化碳的减排还存在很多经济和技术上的难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方面虽然做出了一定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形成国内有效适应或全面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框架。因此,迄今为止我国只是执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随着奥巴马政府新能源法案的实施,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碳排放总量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排放国。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国际上要求中国限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中国难以回避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限制的承诺。

四、我国应对温室效应的对策分析

1.对外策略。(1)中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付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不懈努力。积极参与各项国际环境问题的讨论和谈判,加强同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的沟通,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将我国国情纳入讨论和谈判范围,强调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消灭贫困;同时考虑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承担可能的相对减排义务。对于具体问题,要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动成为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制定多赢的新规则,使我国从一开始就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为企业生存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2)中国应主动出击,抓住双赢点多作文章。中国当前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状况,能为发达国家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可观的回报,缓解其金融危机压力;发达国家掌握先进的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而中国拥有巨大的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需求,二者正好互补互惠;在低碳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定期交流和磋商,建立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将摩擦与争议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减弱我国限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

2.对内策略。(1)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节能减排作为基本国策,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首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积极实施“腾笼换鸟”战略,加快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促进设备不断更新,求得更快更好的减排效果,提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其次,推进企业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的产生,构建跨产业生态链,推进行业间废物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企业能源消费的减量化利用,提高煤、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燃料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强化技术创新,要组织培育科技创新型企业,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构建技术研发服务平台,着力抓好技术标准示范企业建设;围绕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开展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突破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开发太阳能、风能、水能、潮汐能、地热能等“绿色能源”。(2)利用税收、拍卖和配额等经济手段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通过征收二氧化碳税(简称“碳税”)的方式使排污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以使企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为温室效应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程度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数量直接相关,而与其伴随产品的价值量无关,所以最佳碳税应依据从量税征收,而不是从价税。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使得碳税政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专门性税收。对大量的高资源消耗行为课征碳税,使税制反映出商品和劳务的环境成本。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依存度、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等因素,确定和调整碳税的税率,同时考虑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实行差别税率,使碳税政策能反映出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的鼓励和优惠。当纳税人或污染源很分散时,税收征管成本相对就高。此时,政府可以颁布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综合排放限制,明确排放目标。然后,将允许的排放量基于拍卖分配给各个污染源,对于超过允许排放标准的污染源,可采取严厉的制裁,包括罚款等方法来限制;同时允许污染源将自己的排放量互相买卖。这样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可以重新设计工艺,降低排放量,将多余的法定排放量出售给其他企业,以节省生产成本。(3)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全民节能减排意识,推动全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机动车辆限号”政策,补贴公用交通工具;政府带头,发挥节能减排表率作用。2007年,科技部组织专家研究人们日常行为的节能减排潜力,选取百姓生活中衣、食、住、行、用等6个方面的36项日常行为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36项日常生活行为的年节能总量约为7700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约2亿吨。由此可见,“全民从点滴着手、从身边做起,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廉价、最清洁和最快捷的一种减排手段。(4)建立一个非赢利性贷款机构,对清洁能源产业,如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提供资金支持,向可再生能源项目投放低利率贷款或进行贷款担保,以激励投资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对一些基础设施,如城镇园区绿化、乡村沼气池等,提供一定的信贷支持,并进行补贴。(5)鼓励退耕还林,造伐并举,还原生态环境,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道路;把“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作为长期国策不变,防止地球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缓解生态环境的压力。(6)敦促环保机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和方针;环保协会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切实做到理论贴近现实、对现实作出指导;加强环保网站、报纸和杂志的宣传力度,增强全面节能减排意识;鼓励环保专家和学者百家争鸣、献计献策,为国家和人民排忧解难。(7)健全法制,加大监督检查执法力度,强化节能减排管理;不断完善政策,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对高耗能企业建立有效的二氧化碳排放检测系统,防止企业偷排和虚报。

五、总结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二氧化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减少其排放量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发达国家纷纷出台相应的减排措施,如碳税、开发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中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生产方式较粗放,对全球气候变暖有不可否认的责任,气候变暖的可怕后果使得中国面临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

本文从对内对外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如何缓解国际减排压力,为经济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加快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新能源,采用税收和拍卖的经济手段限制高耗能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设立非赢利性信贷机构为低碳技术开发提供资金支持,鼓励退耕还林和造伐并举,动员全民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发挥环保部门、环保协会、环保研究机构和学者聪明才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督和管理制度,为中国人民和政府献计献策、排忧解难。

注释:

①低碳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减少人为碳排放,以保持地球生态的碳均衡[6]。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7]。

参考文献:

[1]Brown L.R. Global temperature rising. http:///index.php?/indicators/C51/temperature_2002,2002.

[2]许小峰,任国玉,王守荣,张政.气候变化问题与我国的应对战略[J].中国软科学,2004,(1):23-27.

[3]秦大河,丁一汇.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4]秦大河,王绍武,董光荣.中国西部环境特征及其演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5]丁一汇.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OL].http:///cn/NewsInfo.asp?NewsId=3746,2002-9-18.

[6]DTI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UK Energy White Paper: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London:TSO,2003.

[7]冯之浚,牛文元.低碳经济与科学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9,(8):13-19.

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范文第3篇

(一)碳排放的含义

比较早的给出碳足迹概念的是britishskybroad-casting(2006),是以碳足迹如何计算的方式给出的;POST(parliamentary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于同年也提出碳足迹是在产品或整个生产生命过程中释放的CO2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总量。Eckel(2007)指出,对一个企业碳排放的评价不仅要计算能源消耗,也要涉及企业实践的各个方面。英国碳基金(2007)认为碳排放或碳足迹应评估在生命周期中从原材料、制造到成品的处理过程中排放的以碳形式表现的温室气体的一种方法;识别和测量在供应链过程中个人的每项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综合目前现有的研究,对于碳排放或者碳足迹,考虑和衡量的范畴应从CO2扩展到其他温室气体,即为某一活动(个人、企业、组织、政府等)、产品或服务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直接或间接排放(包括上下游产业)到生态环境中的CO2及CH4(甲烷)、N2O(氧化亚氮)、HFCs(氢氟碳化物)、PFCs(全氟化碳)及SF6(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的总量,以CO2当量表示。

(二)碳排放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应用范围尺度,碳排放可分为产品的碳足迹(碳排放)、企业碳足迹、个人碳足迹和国家/城市碳足迹,目前国际上已经就这四个层面的内涵达成了共识。产品的碳排放足迹是产品和服务从制作、使用至废弃阶段的“从摇篮到坟墓”(fromcradletograve)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因使用化石燃料及处理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企业或组织的碳排放足迹,除了产品碳足迹外,还包含企业非生产活动时产生的温室气体。个人碳足迹是指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产生的CO2及CO2当量。国家/城市碳足迹为整个国家/城市的总体物质与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果按照产生的方式分,可分为两种。第一碳足迹,衡量的是能源消费和交通运输工具燃烧化石能源直接排放的CO2或其当量,这类排放可直接控制。第二碳足迹,次级或间接碳足迹,是使用产品或服务时从制造到最终废弃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CO2排放总量。或者可按照边界和范围,将碳排放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前者是燃烧化石燃料,包括能源消费和运输产生的CO2排放;后者是人类使用的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产生的CO2排放。

二、碳排放的测度方法的比较分析

对于不同尺度的碳排放,有不同的评估方法。大致分为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分析方法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环境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目前主要有生命周期法、投入产出法、IPCC计算方法和网络计算器。

(一)生命周期法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ifecycleassessment,LCA)是评价和估算产品和服务从原材料、制造、分销和零售、消费者使用、最终废弃或回收处理的整个周期内产生的CO2及其当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从摇篮到坟墓的计算方法。碳基金(carbontrust)最早系统使用LCA方法进行核算,并与Defra和英国标准协会(BritishStandardsInstitution)在2008年了《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评估规范》(PAS2050),这是第一部通过统一的方法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规范性文件,成为产品和服务碳排放评估和比较可以参考的标准化的方法。PAS2050是建立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由ISO14040&14044确立)之上的评价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规范,针对某个企业的具体产品,从摇篮(原材料)到坟墓(产品报废进入垃圾场)整个生命周期所排放的CO2总量。PAS2050规定了两种评价方法:企业到企业BtoB(business-to-business)和企业到消费者BtoC(busi-ness-to-consumer)。前者指碳排放从产品运到另一个制造商时截止,即所谓的“从摇篮到大门”(fromcra-dletogate);后者产品的碳排放需要包含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摇篮到坟墓”)。PAS针对温室气体评估的原则和技术手段主要包括:a)整个商品和服务GHG排放评价中,部分GHG排放评价数据的企业到企业(BtoB)以及企业到客户(BtoC)的使用。b)温室气体的范围。c)全球增温潜势数据的标准。d)处理因土地利用变化、源于生物的以及化石碳源产生的各种排放的处理方法。e)产品中碳储存的影响的处理方法和抵消。f)特定工艺中产生的GHG排放的各项处置要求。g)可再生能源产生排放的数据要求和对这类排放的解释。h)符合性声明。

(二)环境投入产出分析方法(EIO)

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创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该方法也可用于估算企业、部门或城市和国家的碳排放数据。Matthews(2008)将碳排放分为三个层次,并分别计算。第一层次为来自部门或组织本身的直接排放,如生产或运输;第二层次将边界扩大到组织使用的能源产生的碳排放;第三层次边界继续扩大,包含了其他间接活动的碳,及产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他将投入产出法应用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形成了EIO-LCA方法。这种估算方法涵盖了产业供应链中从采购开始的所有过程,边界广泛,包括了经济中的所有活动。根据他的计算,碳排放的估算公式为:b=Ri(I-A)-1y其中,b为温室气体排放量,Ri为CO2排放系数矩阵,I为单位矩阵,A为直接消耗矩阵,y为最终需求向量。EIO方法是自上而下的估算方法,并可以应用二手数据,将I-O表中的经济活动与环境指标结合,将整个经济系统作为边界,可以提供一种比较综合和稳健的碳排放估算数值。

(三)IPCC测度方法

该方法是200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编写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公认和通用的碳排放估算方法。指南中将碳排放的范围分为能源部门、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部门、农林和土地利用部门以及废弃物四个部门。其中,能源部门包含了能源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运输业等燃料燃烧活动;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包含采矿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工业、电子工业排放以及源于燃料和溶剂使用的非能源产品和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等;农林和土地利用部门包括林地、草地、农地、湿地、聚居地及其他土地的排放、牲畜和粪便管理过程排放和石灰尿素使用中的CO2排放等;废弃物处理主要计算废弃物排放、生物处理焚化和燃烧以及废水处理与排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IPCC的测度方法是:碳排放量=活动数据×排放因子。

(四)碳足迹计算器

就个人或家庭的碳足迹而言,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partmentforenvironment,foodandruralaffairs,defra)曾了CO2计算器,可以根据个人或家庭户使用的能耗设备、家电以及出行工具计算CO2的排放量;美国加州以及我国的一些网站也设计了一些碳足迹计算器,这些都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以上几种计算方法各有优缺点,如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时需要考虑目标和范围、清单分析、影响评价和结果解释,要确保数据的质量(数据来源、准确性、一致性、可再现性等)达到ISO14044及PAS2050的标准,为数据的获得付出的成本较大。几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及优缺点比较见表1。

三、我国碳排放测度方法及低碳经济发展选择

(一)以产品供应链为依据,确定碳排放的测度

计算碳排放是能够量化减排的第一步。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通过对供应链的研究,计算产品从原材料到生产过程再到最终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一般包含如下步骤。第一步,分析内部产品数据,了解产品过程,包括原材料、将原材料转化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废弃物和产出的副产品、存储过程中涉及的运输环节。第二步,建立供应链流程图,明确所有投入产出和过程,同时构成数据收集和计算的依据。流程图应包括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和原材料,每一种原材料也许是另外一个供应链的成品。因此,每种原材料加工需要详细的追溯,直到确认初级的原材料没有温室气体排放。第三步,确定系统边界和数据要求,应包括原材料、生产转化,到使用和处理的所有过程中的直接和间接的以CO2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第四步,收集数据。构建的产品供应链流程图有助于确定数据,涵盖了从投入到最终处理的所有排放数据,为计算打下基础。第五步,通过供应链流程步骤计算碳排放。在上面的基础上,构建质量平衡,即在整个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流程中满足:输入=累积+输出。此过程中,使用能源或直接排放气体的排放系数,待每个步骤的CO2当量计算完毕,汇总的结果即为整个供应链中以CO2当量表示的产品的碳排放量。为了使计算结果具有科学性,需要与ISO14004生命周期评价、ISO14041生命周期清单系列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同时需要结合公司温室气体清单标准ISO14064、III型生态产品的环境标志的ISO14025以及WBCSD和WRI①共同颁布的企业温室气体议定书(greenhousegasprotocolforcorporatereporting),核查结果的标准化程度。

(二)考虑国际经济的环境利益问题

此外,在碳排放测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国际贸易部分。随着国际贸易、投资和运输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生产过程被置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于科学技术和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相对宽松,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发展中国家成为高碳产业集中、碳排放密集的地区。因此生命周期的过程核算框架应该跨境延伸,在确定边界层次时,需要考虑到扩展的碳排放。评估与核算产品和服务的制造(建立)、改变、运输、储存、使用、提供、再利用或处置等过程中的任一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激励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整个产品系统的碳排放。

(三)采用具有成本效率的激励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与其他环境措施相同,降低CO2的措施和方法,有以限制为主导的命令控制方式和激励型的措施。命令控制方式通常由政府来决定企业实体的排放量或者应该采用的技术类型,而激励型措施由于对如何达到减排标准和减排数量更具有灵活性,可以作为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激励性的政策包括排放税(ataxonemission)、固定的年度排放总量及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cap-and-tradeprogram)等。无论采取哪种措施降低CO2排放,最有成本效率的政策是可以最好地控制减排的边际成本。采取排放税措施,政策制定者为企业或组织排放的CO2或化石燃料中所含的每吨CO2制定一个费率。研究表明将CO2排放税的税率确定在估算的减排边际收益的水平,可以激励企业在减排成本相对较低时采取更多的措施减少排放量。与固定总量限制相比,排放税的净收益为后者的5倍②。虽然从长期角度看,排放税达到减排目标的成本小于固定的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状况与发达国家不同,而且北欧、荷兰、英国、德国等国家征收碳排放税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鉴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结构不平衡的现状,全面实行碳排放税需十分谨慎。在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计划下,可就一段时间内规定总排放的上限,要求企业实体拥有限制量下的排放权利或者额度。在给定期限内额度或权利分配完毕,企业可自由买卖排放权。与排放税不同,总量限制和交易安排会对排放上限有规定,但由于每个市场的能源、气候和减排技术不同,减排成本也有差异。自2008年以来,我国多个省市设立了环境权益交易所,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为龙头,广州、大连、河北、武汉、昆明等几个省市均成立环境权交易所。与欧盟和美国相比,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缺少规范性的碳排放交易所、初始分配权存在制度缺失、缺少排放权的定价机制、配套机制不完善以及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因此,除了法律规范和加强政府监督指导外,合理地设计总量和交易安排的结构,对达到碳排放减排目的有促进作用。首先,设定排放的上限,政府通过维持上限,出售给企业额度。其次,允许企业跨期转让减排需求,即存储额度。当减排成本低于预期的将来成本时,企业将存储额度;反之,企业可以借出额度。最后,基于额度的价格逐年修订总量限制。

(四)改善能源结构,加快低碳发展

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土壤 碳 森林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4-0300-01

一、 森林的碳汇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最新数据显示,大气中温室气体水平已经超过了可能引起危险气候变化的极限,人类面临的缓减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任务变得更加严峻和紧迫。森林在维持全球碳平衡及潜在的碳储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为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重要有机体。森林生态系统是地球上除海洋之外最大的碳库,森林碳库包括森林土壤碳库和植被碳库两部分,约占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碳库总量的50%,而这其中2/3的碳被固定在森林土壤中。土壤是陆地表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的交汇处,被认为是处于活跃状态的最大碳汇。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是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积累,其做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排)和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增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是通过降低能耗、提高能效、使用清洁能源来实现。而增加对温室气体的吸收,主要是通过森林等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即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到植物体和土壤中,这个过程和机制实际上就是清除已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此,森林具有碳汇功能。由于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投入少、成本低、简单易行,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我国政府把林业纳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要求全力打好“森林碳汇”这张牌,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

二、 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土壤类型、面积、土层厚度等基础数据来源于2010 ―2012年黑龙江省市县森林资源调查数据。设置按林种,林分类型,林龄(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和成、过熟林),坡向(阴坡、阳坡),密度级(疏、密)有代表性地段设置标准地36个。

(二) 统计处理

采用Visual Foxpro 6.0软件计算土壤碳储量,采用excel和SPSS17.0软件统计处理数据。

三、 结果

(一) 空间分布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土壤类型有机碳密度:沼泽土>暗棕壤>黑土>草甸土>白浆土。各土壤类型有机碳密度与年均降水量之间除暗棕壤外,均无显著相关性。小兴安岭北坡各土壤类型有机碳密度与年均降水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森林土壤碳储量达1.65亿吨(不含森工集团所属区域)。各类型土壤碳储量分布规律为:暗棕壤>白浆土>沼泽土>草甸土>黑土。其中暗棕壤碳储量最高(1.62亿吨),黑土碳储量最低(27万吨)。有机碳密度:沼泽土>暗棕壤>黑土>草甸土>白浆土。各土壤类型有机碳密度与年均降水量之间除暗棕壤外,均无显著相关性,说明降水量对土壤有机碳密度影响不大。土壤碳储量分布规律为:暗棕壤>白浆土>沼泽土>草甸土>黑土。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整体呈先减后增趋势,这主要与森林经营导致的森林面积改变有关。

(二) 时间分布

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整体呈先减后增趋势。2011年土壤有机碳储量达1.63亿吨,较2010年减少278742吨,减少0.17%。2012年土壤有机碳储量达1.65亿吨,较2011年增加520794吨,增加0.32%。2010-2012年,土壤有机碳储量共增加242052吨,增加0.15%。2010~2012年,各类型土壤中草甸土碳储量增幅最大,增加11.65%;暗棕壤碳储量增幅最少,增加0.09%。土壤有机碳密度接近我国全土平均水平,但低于世界全土平均值。

四、森林经营对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影响

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标准;责任分配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促进气候的稳定,不仅是对过去破坏行为的补偿,更能够带来长远的收益。《京都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缔约国对2008-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种类、减排标准和进度做了承诺,对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京都议定书》即将度过其预算周期,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气候变化起到了控制作用,新的预算周期中又将如何选择温室气体减排的路径,将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温室气体减排的属性

温室气体的排放种类和排放数量是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常作为监测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把握气候变化的属性对于顺利减排意义重大。气候变化首先是全球公共物品,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行为活动综合效应的结果,全球各个国家甚至各个家庭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公共物品又可以具体的区分为经济公共物品与焦点公共物品,主要的区别在于焦点公共物品更容易获得一致同意的协议而经济公共物品则难以量化。在这一层面上,气候变化又可以界定为经济公共物品,因为气候变化是全球各个国家行为活动的长期影响和综合反映,投入成本和收益很难具体的衡量。通过温室气体减排来调节气候变化,需要解决气候变化属性所带来的两个难点,即如何突破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性以形成行动力,以及如何将温室气体减排的标准进行量化。温室气体减排的控制就必须考虑到经济公共物品的特性,将全球公共物品的公共责任转化为参与国或者缔约国的内部责任,即责任内化,并且采取相对容易操作和衡量的指标监测执行的效果。

解决公共物品问题面临着适度联邦主义程度的确定和威斯特伐利亚困境两大难题[1],这两大难题的存在,使得温室气体减排要经历复杂的协商与解决过程。适度联邦主义是指解决公共问题需要确定一个能够实现公共问题溢出效应内部化的政治层面,即在该政治层面以内,公共物品的外部性能够转化为该层面覆盖成员的内部利益。温室气体减排是全球性公共问题,任何一个地域或洲际都决定不了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使得温室气体减排的政治层面只能是全球范围。威斯特伐利亚困境是指任何一个国家有自主选择和自由决策的权力,未经该国同意,不得将义务和责任强加于该国。威斯特伐利亚困境决定了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必须允许某些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而只享受减排成果,不能通过强制性措施使得全球国家共同承担减排义务和责任,这也注定了温室气体减排进行国际谈判和协商的进程是极其缓慢的。

温室气体减排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减排的最终目的不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是气候和环境的改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种类和数量是控制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但气候变化受到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种类、排放集中程度和排放时间等多个要素的共同作用。目前多数国家将减排致力于降低“量”,而没有从其最终结果考虑替代手段或者改善措施。因而,应当将气候和环境的改善作为决策的调整方向,将温室气体减排看作控制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而不应视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和测算指标。

2、《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式和效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中提出控制排放温室气体,减少人为行动对气候的破坏,也确立了若干重大原则,具有总体上的指导意义,《京都议定书》正是在该公约的背景下提出的。然而,公约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公约,把拟定落实公约目标与原则的具体措施的任务,留给了各缔约国的国内法或由缔约国未来再去谈判、制订。[2]《京都议定书》作为第一个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执行国际气候减排义务的协议,对于推进各个国家间进行责任分担,共同应对气候变暖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式

《京都议定书》的主体对减排原则和减排方式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并通过附件对温室气体的界定和相应国家的减排责任进行了补充,主要包括:(1)减排总量的限制:议定书按照相对值确定了减排总量,即按照1990年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准,承诺国第一预算期的排放量将至少减少5%;(2)减排程度的计量:①选用历史基年法,确立了1990年为计量的基准年份,情况特殊的国家可以在符合议定书规定的情况下,申请确立其他年份为基准年或基准期;②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所有缔约国共同承担减排责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社会条件及发达国家发展时对环境的破坏,第一预算期内发达国家承担较多的责任,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必须的资金、技术支持;③排放权可以进行交易:议定书允许国家之间为了顺利完成减排目标,就承担的减排量进行交易。[3]总体上看来,《京都议定书》主要从排放数量上对缔约国的减排责任做了约定,减排责任的划分实现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为了平衡年份之间的减排数量,《京都议定书》在第三条别规定了承诺期内排放量少于既定减排量的缔约国,可以要求将少排放的数量转入以后的预算期内。同时,《京都议定书》适当的顾及了部分国家排放量已经很低的事实,在附件B中规定了部分国家减排量与基准年相比大于100%,从而承认部分国家减排量已经达到相当低的水平,通过国家之间的减排分配平衡实现总体减排的目标。基准年的设定会造成减排责任分配的不公平,部分国家因在基准年的排放量少,形成较大的减排压力,有的国家(如俄罗斯)在基准年排放量特别高,其减排压力就较小。

2.2 《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分析

《京都议定书》订立之后,一些国家从国家形象、自身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出发,将温室气体减排转化为实际行动,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俄、日、英等国家通过立法、税收、产业政策等多种方式,贯彻履行了议定书中约定的减排任务。[4]《京都议定书》是全球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也是关注自身生存环境发展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不同国家之间携手合作以解决全球性气候问题的重要举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京都议定书》也遭遇了许多阻力,限制了其在控制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作用的发挥。

(1)美国的中途退出削弱了议定书的影响力度。美国于2001年3月28日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从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高居首位的美国将不再受减排责任的约束。减排的收益远小于支出是美国退出的主要原因,美国论证得出达到预定的2010年7%的减排目标,可能需要耗费1060亿-1600亿美元的成本投入,该投入将是不减排可能面临损失的1.7至2.6倍[5],执行减排任务还可能使生产力下降约1000亿-4000多亿美元,汽油、电力价格将会上升,产品成本也会增加。[6]显然,以经济利益为重的美国是不可能以自身的利益损失为代价,来推动温室减排以惠及其他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滞后性决定了其只能通过国际性缓慢的努力才能见效,美国单方索取又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行为在引起其他国家不满的同时,也给其他国家一个暗示,即完全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必要损害自身利益以维护共同享有的公共利益。

(2)议定书约定的减排任务所能覆盖的比重较低。即使约定的减排任务全部实现,所能够覆盖的减排量占全球排放量的比重也不大。执行机制最完善也最可能完成减排任务的欧盟只占全球排放量的8%,截至2002年议定书覆盖的减排任务即使全部实现,也只占全球排放量的30%。[1]两个最大的排放国为美国和中国,美国选择退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第一承诺期的责任,因而温室气体最大的两个排放国都不承担减排的压力。议定书的谈判过程是协调气候系统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强调历史责任的公平,发达国家则专注于现实行动的效率,利益的博弈使得减排义务的分配难以顺利进行。[7]《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为2012年,为了第二期的责任分配已经展开了缓慢又艰难的谈判,具体能够覆盖多少仍然是个疑问。假定在理想的情况下,忽略腐败、监管的无效率等问题,即使缔约国完全实现了其预定的目标,较低的覆盖率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

(3)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增加了协调成本。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正是基于相对公平的基点而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暂时被排除在第一承诺期的减排责任之外,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对发达国家以环境为代价事先发展的相应惩罚。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发展中,以环境为代价获得了经济增长,理应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让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破坏式发展的行为方式买单是不公平的。[8]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其公平与合理性,却也为后期决策的制定增加了协调成本。第一预算期主要由发达国家承担减排责任,随着减排行动的展开,遵守减排承诺的成本会不断累加,而减排的收益却因滞后性难以在短时间内体现,从而执行议定书的时间越长,减排国家的不公平感会越大。从成本—收益的主体来看,成本的投入主要由负有减排义务的缔约方承担(主要为发达国家),而收益则是所有国家共享的,不管是未做减排努力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未受议定书约束的国家都能享有减排所获得的收益。[9]成本的单方面付出和收益的共享性使得承担减排责任的发达国家感觉不公平,时间的推移又将扩大成本收入比,更消减了发达国家减排的积极性。不断协商确定各方责任的过程会耗费巨大的协调成本,以少部分国家的努力使得所有国家受益,推动过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协调成本。

(4)采用数量法和历史基年法确定减排标准缺乏应变性。《京都议定书》对减排标准的确立选用了数量法作为标准,即通过温室气体的排放数量来衡量不同国家的减排努力程度和减排效果。数量法有其特有的优点,其标准明确,量化与测量简单。然而,温室气体减排的最终目标是气候与环境的改善,量化后的温室气体减排容易与初始的经济或政策目标相背离。通过历史基年法确定的减排标准,对于基准年高的减排国家或者碳能消费高的国家(如英国、俄国、乌克兰等)是一种奖励,而对于减排效率已经很高的国家(如瑞典等)则可以看作一种惩罚。[1]以历史基年的排放量确定减排的标准,面临着应对变化能力差,再一次协调困难,难以考虑到技术升级、计量方式变化、税收补贴导向等因素的实际影响。

3、后《京都议定书》时期应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路径探讨

温室气体减排所具有的公共性、收益出现的滞后性,以及解决公共物品所面临的找到“适度联邦主义”的程度及威斯特伐利亚困境两大难题,使得全球合作推进减排的进程相当缓慢。《京都议定书》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力和作用效果的前提下,另起炉灶重新设立一个新的国际条约来取代《京都议定书》的约束作用是费时费力的。特别是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在短暂时间内重新缔造更为科学的合作方式将产生巨大的成本。后京都时代,至少在第二承诺期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现在,对《京都议定书》进行改良而不是摒弃似乎更符合政策渐变的要求。

3.1 关于减排量的确立:历史基年法背景下适时引入价格法

《京都议定书》采用的是历史基年法进行减排量的衡量,选取历史上某一年如1990年,以基年的排放量作为减排量衡量的基准,依前所述,数量法容易使行动方向更关注于排放数量而忽略了减排最终目的是改善气候和环境。数量法和价格法的主要区别是排放水平的确立方式。数量法中,排放水平是可以直接确立的,按照历史基年的排放水平,按照既定比例确定出减排标准,不同国家间可以将数量限额相互转让。价格法中,排放水平是由对碳排放征税或者罚款的水平间接决定的,通过确立协调好的价格、税收、费用等方式促使不同主体间的协作,较为成熟的运用案例为欧盟采用的协调税收以及国际贸易中采用的协调关税等。价格法通过制定合适的零碳税(自然基数),能够减少加入时间不同而带来的减排标准差距,从碳约束中获得高效协调作用。价格法存在的问题是必须采用科学的方式确定碳税率,使之能够起到控制碳排放的调控作用,又不至于影响政策的稳定性。

既然《京都议定书》已经选择了数量法作为评估的工具,价格法或许会有更好的调控作用,不过在短时间内将整套体系的计量方法全部更换也是有巨大成本的。与其大费周章的进行新一轮的利益博弈,不如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的现在适当的引入价格法进行调控,或者在利益内化共同体内部(比如欧盟内部)进行价格法调控,发挥价格法调控内部利益的优势作用。当价格法的应用机制成熟了或者在国际范围内有条件实施的时候,再尝试将价格法引入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确定中。

3.2 责任承担方面:维持以国家为减排单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

减排责任的分配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投入和收益,关乎其切身利益,所以制定出符合社会正义要求的减排责任分配并得到尽量多的国家认可是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首要步骤。有学者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碳减排构想,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保持深度减排,第二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较为强大的国家逐步承担减排义务,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积极自愿的贡献减排力量,见表-1。[10]不同程度的减排任务不仅能够使得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暂时接受转移支付,集中力量寻求经济的发展,而且体现了发达国家对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带来的早期经济发展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划定指标除了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分配外,还包括其他的计量方式,较具竞争力的是以人口为基础的分配方式。人口平等份额是指以人口而不是国家作为减排单位,按照人口数量平均的分配减排任务,地球上每个居民都平等的享有排放权力和减排义务。人均平等份额虽然容易解释公平的问题,但是在普遍以国家为承载单位的国际协议下,引入人均平等份额将引发新一轮的利益争夺战。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国家人口相对较多,人均占有的资源也相对较少,以人均平等份额作为责任划定指标不利于经济较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此外,人口是动态值,而国家作为行政区划具有相对稳定性,就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全球公共问题来说,以人口进行责任分配不利于政策的长期贯彻执行。

国际协议的制定中,主体间不断进行利益博弈,以使责任的承担更利于自己,这也导致协议达成的过程缓慢而艰难。议定书既已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从历史维度上维护了公平与正义,是发达国家对耗费化石燃料求利益发展方式的适度惩罚,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也理应承担较多的减排责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有限,决定了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独立的承担减排责任,需要暂时接受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咱不承担减排义务绝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减排的责任。

后京都时代,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引发了双方的分歧,发达国家更专注于责任的共同性,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强调责任的区别性。[11]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所应当承担的义务也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焦点。[12]继续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能够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发展中国家减排能力的提高将极大的扩大议定书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为了使议定书能够顺利的延续下去,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必要主动的承担一定的减排责任,不仅促进发达国家在更长远的时间内平衡其收益和支出,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责任,促进全球合力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更为明显。

3.3 关于维持机制的完善:引入市场竞争

减排责任分配完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责任约束,在规定的时间结束后如何监测责任主体是否实现了相应的减排责任,采取的实现方式是否可行及实现效率等,对责任进行约束所需的维持机制可以从过程的监督、成果的审查及奖惩等方面展开。议定书原本确立了以减排为目标,以直接减排与增加碳汇的二元机制为路径,但对碳汇机制实施效果产生质疑的研究报告使得减排路径有向直接减排单一机制转化的趋势。[13]沿用议定书既定的模式并加以完善发展后京都时代多数国家的选择。在现有的维持机制基础上进行改良,以更为严密的机制防范原有的漏洞,能够促使减排政策顺利的执行。

为了能够增强缔约国之间的交流,体现减排任务机制的弹性化,《京都议定书》允许进行减排量交易。从表面上来看,减排量交易能够提高减排效率,促进减排效果的完成。从实际操作来看,只有在监管完善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通过减排量交易来减排,否则减排交易之后,买方监管有效率而卖方的监督无效,交易计划将使得表面上的排放总量下降,而监管无效率会助长全球的排放水平。减排量在事实上未曾交割,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的方式不同容易引发类似的漏洞。引入价格法及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价格的协调实现对未完成减排任务主体的惩罚,通过经济手段发挥缔约国自身的能动性。

此外,通过革新生产技术和产业转型优化,将能够从传统的环境依赖型向科技创新性转换,引入市场竞争以加强监督将比个人和企业的自愿行动更有效。[14]建立合理的碳交易约束机制,能够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经济与环保事业的同步发展。[15]运用市场机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能够通过市场的调控减少监督成本,促进缔约国内部之间的相互监督,提高减排效率。由此可见,单纯的运用数量法进行减排量的维持是不够的,应该适当辅以价格法,利用价格的调控机制推动整体监管的效率提升。

4、结论

后京都时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温室气体减排面临着路径的重新选择。减排量的确立上,《京都议定书》的历史基年法难以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在数量法的基础上适时引入价格法以方便减排义务的确立及衡量,使减排更直接的服务于气候和环境的改善,而不只是减少排放量。责任承担方面,延续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合理的,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为强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发达国家有必要对不发达国家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使不发达国家形成独立减排的能力。维持机制方面,监管与成果审查的低效率使得减排量的交易未曾实现真正交割,减排技术的变化使得原有的数量法难以覆盖行业补贴等新型的减排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价格的调节实现对缔约国的监督、惩罚与制约,能够有效提高监管效率,更好地实现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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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卫星.后京都时代(2012~2020年)碳排放权分配的战略构想——兼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

[11] 王英平.《京都议定书》及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制度.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6.

[12] 万霞.“后京都时代”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外交评论2006(4).

[13] 周珂.论水循环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3).

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化,湿地,温室气体,水文条件,生物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S3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湿地和全球气候变化概况

我国湿地面积大约有7.0×107hm2,占国土面积的2.6%。全球湿地面积约为5.7亿hm2,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其中湖泊为2%,酸沼为30%,碱沼为26%,森林沼泽为20%,洪泛平原为15%。红树林覆盖了约2400万hm2的沿海地区。

湿地是一个生产力巨大的生态系统。湿地由于介于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之间,特有的边际效应使得其中的物种种类和数量都是其他生态系统所无法比拟的。而且湿地还是有些动植物特有的栖息场所,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巨大作用。湿地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一定空间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功能。并且这种相互作用可以达到某种功能上的稳定,而这种相对稳定则来源与生态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即对外部环境压力的适应。

由于大气中CO2及其它温室气体(CH4等)浓度的增加而导致全球变暖已成不争的事实。在对温室气体不采取减排措施的情况下,未来几十年内全球平均气温将每10年升高0.2℃,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升高1~3.5℃,海平面相应将上升约15~95cm。我国在自然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共同影响下,预计2013~2022年,全国平均气温将增加0.45℃,降水增加3%;而2033~ 2042年气温将增加0.75℃,降水则减少5%。

2全球气候变化对湿地的影响

2.1对湿地水文条件的影响

不断变暖的气候将导致大气降水的形式和量的变化,而这将通过改变湿地水文过程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从而显著地改变湿地的生态功能。气候的变化通过改变湿地的水文特征来影响湿地整个生态系统。

除了地貌外,降雨和蒸散作用也影响景观单元中地表径流和地下水补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降雨入渗和地下水的直接蒸发对与地表水体相连的景观部分有动态影响,包括湿地形成的位置。水位通常与地表水体和湿地的岸线相交,以致该点没有不饱和区的存在。

2.2对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对海岸湿地,海平面的上升会增加其被淹没的频率与深度,从而改变其生态学过程。海平面升高所加大的冲蚀和淹没会失滩地,这些湿地的失去和功能的变化无疑会削弱其作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价值,同时这些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也会减少,给湿地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威胁。

湿地对沿海地区的生态和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的生产率等于或超过任何自然或农业系统。湿地生态系统不仅具有很强的生产力,同时,湿地具有特殊的储水性能,地蓄水空间巨大,可以储存过量洪水,起着降低洪峰高度的功能。在雨水丰沛期,面积广阔的洪泛湿地接纳雨水并渗入地下含水层,恢复地下水的供给能力。湿地的特殊结构可以使水中悬浮物、有毒物、营养物通过沉降、吸咐、降解等方式,得到净化。湿地植物拦蓄、吸附减缓水流速度,使得湿地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把上游的水过滤了一遍。

由此可见,湿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单元,特殊的边际效应使得生物多样性超过任何生态系统,所以由于全球气候上升所带来的影响是超过其他生态系统的,由于升温所造成的降雨量下降,蒸发量提高,在减少湿地水容积的同时影响沉积和营养物的输送、并增大沿岸洪涝灾害的频率。在这样的生境中,生物的生存无疑是困难了许多,这样肯定减少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3湿地对全球变化的影响

3.1湿地中的CO2

湿地生态系统由于地表经常性积水,土壤通气性差,地温低且变幅小,造成好气性细菌数量的降低,而嫌气性细菌较发育。植物残体分解缓慢,形成有机物质的不断积累。不同类型的湿地碳累积或分解的速率不同,碳密度相差很大。影响湿地中碳的形成的有植被(有机质输入量、物质组成),气候因子(温度、湿度),土壤性质(结构、粘粒含量、矿化度、酸度等),以及其它因素如施肥、灌溉。所以湿地生态系统中关于碳的准确计算还有待研究。

关于碳在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可以以下图为例:

图1天然湿地碳循环示意图

由图可知,湿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基本模式是:大气中的CO2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形成有机物;植物死亡后的残体经腐殖化作用和泥炭化作用形成腐殖质和泥炭;土壤有机质经微生物矿化分解产生CO2,在厌氧环境下产生CH4释放到大气中。在经常性积水条件下,湿地是CO2的汇。假如能够通过控制湿地的条件,使大规模的湿地生态系统一直保持在“汇”的状态,那么这中情况下的湿地生态系统则能够很好的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通过对碳源的控制来延缓升温的趋势。

3.2湿地中的CH4和N2O

CH4和N2O也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CH4 从湿地中的排放是发生在土壤中的一系列生物和物理过程的结果。在厌氧环境条件下,CH4通过甲烷产生菌的作用而产生;在氧化条件下,CH4通过甲烷营养菌的作用而被氧化和迁移。

大气中绝大多数N2O来源于生态系统N循环中的硝化和反硝化过程。高温、湿润、高碳氮含量的土壤是N2O产生的最佳环境。而湿地恰好满足N2O产生的理想条件,因此,湿地生态系统是N2O的重要“源”。

受植物生长状态、根层深度及植物传导气体的效率的影响。根际氧化作用仅发生在生长季,植物对气体的传导效率影响根际 CH4 的氧化作用和排放通量。水位下降时,由于氧化层增大,土壤中氧化作用增强,导致 CH4 排放量减少,同时水位降低,根际氧化作用减弱。在植物生长季,水位降低 15cm,将导致土壤中 CH4 氧化作用增 25%。

4总结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球气候的变化会导致湿地水文条件的改变,同时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而水文条件的改变又可能诱发湿地中的温室气体CO2、CH4等的加速释放,失去了“汇”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温室气体的“源”,并且,由湿地中释放温室气体的潜力是其他任何生态系统都无法比拟的。

湿地生态系统和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关系,两者都不是孤单地存在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方,我们要缓解全球气候变化,不仅要着眼与温室效应或其他气候原因,同样要考虑到全球的像湿地生态系统一样的各种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起到的正面或反面作用。同理,在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管理中,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湿地这一特殊生态系统对整个全球系统的影响和贡献。

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编译.湿地公约履约指南(A).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2】国家环境保护局主持.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编.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8.

【3】彭少麟,李勤奋,任 海.全球气候变化对野生动物的影响[J].生态学报.2002.7.1153~1159.

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范文第7篇

低碳农业是指在保障社会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科技、政策、管理等措施节约资源、降低投入、减少排放、控制污染.提高资源的利用转化效率、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碳捕获碳汇能力.实现生产全过程(产前、产中和产后)直接和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最小化的农业生产系统从此定义可以看出.低碳农业的目的是使农业源温室气体净排放最小化其实现途径是改变以“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和高污染”为特征的“石油农业”、“机械农业”和“化学农业”等高碳农业形态.代之以“节能、降耗、减排、控制污染”为特征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新型农业形态从功能上看.一方面.低碳农业是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化肥过度使用。农业中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是氮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的氮肥.大约只有一半被作物吸收剩余的氮肥或渗人土壤,成为主要的水污染源;或以氮氧化物的形式排放到空气中.造成的温室效应几乎是CO的300倍:二是畜禽粪便不当处理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是牛羊等家畜在反刍消化过程中排放的CH气体,以及动物粪便处理过程中产生的CI-I.、CO,等。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年的报告指出.畜牧业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等量二氧化碳测量占全球总量的18%.超过全球交通运输业排放量,位居第二;三是耕地源温室气体。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耕地释放的温室气体.已经超过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相当于150t的CO2;四是秸秆焚烧及森林减少秸秆燃烧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如能在上述四个方面采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就会大大降低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农业系统具有碳汇功能。所谓碳汇,就是通过采用免耕、植树、植草等方式将空气中的碳固定到土壤中。农业耕地和非耕地(如园地)上种植和养殖的农业系统,包括稻田、鱼塘等人工湿地.具有碳[功能。研究表明,水稻、甘蔗、木薯和果用瓜4种连作或高杆作物系统每年作物净生产力吸收二氧化碳量大于土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花生、大豆、花卉和蔬菜4种矮秆作物系统每年作物净生产力吸收二氧化碳量也大于于土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多数农作物在生育期间都具有碳汇功能。在撂荒期才体现碳源作用。

2美国发展低碳农业的经验

美国从市场机制和农业政策两方面入手来解决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美国以相对完善的技术体系、服务体系为支撑.构建标准的碳交易市场.用市场机制作为基础性力量来推动美国低碳农业的发展美国于2003年成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这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基于国际规则的温室气体排放登记、减排和交易的平台。它试图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温室效应这一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农户参与芝加哥碳交易市场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碳排放者加入.另一种是作为碳抵消额提供者加入美国政府主要是激励农户成为碳抵消提供者如果农户的碳排放并不显著.那么农户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来获得碳财务证券契据(CFI),并可以到芝加哥碳交易所交易。(1)保护性耕作。这是一个合同项目.要求农户在固定范围的土地上连续5年以上使用免耕方式.在此基础上.基于项目及地点的不同.按照标准比率给该农户发放碳抵消额.通常比率范围每英亩每年为0.12~0.15公t。另外.此类项目需要通过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认可的第三方组织来进行评估(2)草地保护项目。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给那些增加草地覆盖率的农户发放CFI契据但农户种植时间要求至少10时间。另外.此类项目也有一个具体基本碳储量标准要求.如果农户能够提供一个更高的碳储量证据.可以从芝加哥碳交易所获得更高的CFI契据。农户所得的CFI契据.有20%是应对自然灾害而准备的碳储备.灾情中所损失的土壤碳储量将从中扣除其余80%的CFI契据.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3)农业沼气。对于用特定方法处理沼气甲烷的农户给予信用额的办法信用额的给定.从以下两者中取其少者一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所排放的甲烷的理论值:二是实际处理的甲烷的量。通过建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这一平台.就能把企业(或公司)和农户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一种“企业——碳交易所——农户”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某些已达标的会员可以卖出超标减排量并获得额外利润而未完成减排目标的会员可以通过农业碳汇等手段去弥补.但其所购的碳汇量的比例不能超过其目标减排量的一半科研结果显示.采用免耕后每年每英亩可以减少0.17~0.35t碳排放.相当于每英亩0.5~ItCO,.而参与碳汇交易的农民每年每英亩可获得3.5美元的收益依阿华州的农业主管部门从2003年开始实施碳汇一举成功.现已将碳汇市场扩大到了全美。除了建立标准化的碳交易市场f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行政手段。推出了一系列农业政策、法规以解决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3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美国低碳农业及启示

农业作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除了土地自身的碳释放外.化肥施用量、畜牧业与水稻种植业等也不同程度影响着农业源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经济学角度看.农业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源于排放的负外部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当一个行为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给第三方强加了非自愿的成本或利润时.外部性就产生了这种外部性的实质是使行为主体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一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负外部性是指行为主体将本应自己负担的一部成本转嫁给社会来承担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性导致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生态环境恶化和大量温室气体的产生要根治这一外部性从经济学思想渊源看有两条路径:

①庇古的征税和补贴。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指出.某一经济主体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负外部性这时.其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依靠市场是解决不了这种损害的.即所谓“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来解决这一问题。庇古指出,如果某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净收益和边际社会净收益相等.同时它在各生产用途的边际社会净收益都相等.这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在边际私人净收益与边际社会净收益相背离的情况下.单靠市场力量是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要消除这种背离.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对边际私人净收益对于边际社会净收益的部门征税.使对边际私人净收益小于边际社会净收益的部门实行奖励和补贴.使其二者相等。庇古认为,通过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被后人称为“庇古税(PigouTax)”;

②科斯的明晰产权.通过市场自由交易权利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196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在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表达了被后人称为“科斯定理”的思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把初始产权赋予谁.市场机制都会驱使人们自由谈判.最后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则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也就说.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交易成本不同.从而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有不同的影响。所以.在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制度对产权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的选择是重要回过头来看美国低碳农业的做法首先.美国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碳权交易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ox)碳交易遵循科斯定理.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要治理.而治理温室气体则会给企业(或农户)造成成本差异就像普通商品一样.各会员可以以碳排放权为标的进行自由的交易.其背后实际上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权利(产权)的交易由此。借助碳权交易便成为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最有效率方式。这样,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一经济问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需要指出,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或农户)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政府利用以产权交易制度为基础的碳权交易市场.发挥自由市场的成本激励机制.从而产生市场的供给行为和需求行为.最后实现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作为外部性市场成本的“创造者”.

正是其不可或缺的成本激励手段形成了市场的成本级差效果.以“级差地租”的经济性引导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向。其次.政府介入.推出一系列农业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大都以激励机制为主(主张农户自愿减排),如对农民的减排行为提供补贴和奖励.对农业碳减排方面的研究与技术推广给予公共财政支持。但同时政府也推出了强制性行政措施.如实施农业碳排放限额制度和征收碳税等原因在于.农业减排成本不容易被内部化,换言之,农民在做生产决策时,不会将这部分成本考虑进来。因此.美国通过制定农业碳排放限额和征收碳税等办法把这些成本内部化.借此对农民的生产决策实施影响农业是化石燃料的消费大户.一方面.天然气是生产化肥的重要原料,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也直接消费大量的能源在实施农业碳排放限额制度和碳税背景下.如果不能提高化石燃料的使用效率.或者对化石能源实行绿色化替代.那么农业生产成本就将上升.进而会降低农民的收益.并通过价格对农产品消费者产生影响考虑到农产品是缺乏价格弹性的产品.碳税的负担绝大部分会由农产品消费者承担.但同时也会对农业内部资源重新配置产生重要影响那些使用较多化石燃料的农产品.其需求及利润可能会出现下降.这些农产品将在市场上处于价格劣势而被其他产品所代替碳税对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影响.取决于碳税收人的使用如果碳税收入被用来促进低碳产品的消费.或直接降低了碳消费.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减少如果碳税收入被用来促进其他高化石燃料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则碳税的减排效果会被冲淡.碳税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也将抵消相对价格变化过程中的替代效应因此.加大对低碳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方面的投资.或改变消费方式而选择绿色消费.将会促进碳税对农业碳减排的作用综上分析.美国主要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两方面来推动美国低碳农业的发展。

借鉴美国经验,建议如下:

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范文第8篇

1.1评价内容

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是评价主体以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现状为基础,采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及标准,根据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未来的要求,对全国或者某个指定地区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分析评价,寻找评价对象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为促进公路运输节能减排,建立低碳交通运输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1.2评价目的

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评价的目的一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评价结果能够帮助了解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水平,是制定公路运输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政策的重要依据。②评价过程有助于发展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制约减排主要因素,以便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③不同时段的评价可以了解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变化轨迹,帮助判断是否在接近或者原理期望的减排目标,以便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及规划,为政府的宏观管理决策提供有效依据。④不同区域间的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有助于了解区域间的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差异情况,发现本区域的减排优势和劣势,通过加强化区域间的合作,减少整体的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量。

2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2.1评价指标体系的功能

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指标体系是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因素的集合,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具有层次性和结构性的指标组成有机的体系。该体系是对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评价、制定和实施减排策略的重要手段。具有评价、描述、监测预警、规划决策等功能。(1)评价功能:衡量不同区域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状况并利用指标体系及相应的模型方法,确定减排的障碍性因素。(2)描述功能:通过该体系可以从多层次反映公路运输的现状、结构和运营情况等。(3)监测预警功能:是描述功能的进一步发展,当这些指标给出明确的发展目标时,指标体系的运行就可以进行监测。(4)规划决策功能: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体系设立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对排放现状的评价,不断调控其中各指标的运行状况,指导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

2.2指标体系的选择思路

该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目标为:全面、准确、科学地反映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状况并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体现发展低碳交通,实施节能减排的思路。根据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本文认为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以CO2排放水平作为最主要的指标进行评价,同时考虑基础设施水平、运输服务水平、燃料结构以及管理政策和信息技术水平对排放水平的影响,从5个方面共同构成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总体上反映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状况。(1)CO2排放水平:是评价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子目标,通过对排放量的测算,总体把握评价对象的排放情况,是最直接的量化指标。通过测算客货的千人和百吨公里CO2排放量来体现。(2)运输服务水平:提高公路基础设施水平来降低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需要公路运输行业提高运输服务水平,从运输效率水平、运输装备水平以及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等三个方面的指标来反映。(3)燃料消耗结构:此项指标是反映公路运输新型及替代能源的使用情况,反映行业客货运输的排放情况以及能源综合利用情况。(4)基础设施水平: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是公路运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硬件基础,要求从总量和结构等方面促进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下降。优化公路基础设施结构,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效率,保障车辆经济运行速度,降低车辆的Co2排放;加快公路信息化网络建设,提高高速公路ETC覆盖率,提高运输效率,发挥网络效益。(5)管理政策与信息技术:随着运输网络的日益完善,减排保障措施的实施和信息技术水平的应用,在转变交通发展方式、提高运输效率,进而降低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评价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也越来越体现为组织管理的有效性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管理政策与信息技术水平可进一步由减排保障措施、信息化水平两个方面的指标来反映。

3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以现有交通统计数据指标为基础,提出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体系由四个层级构成,分别是目标层、子目标层、准则层和测度层构成。(1)目标层A: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综合评价作为目标层的综合指数,在总体上反映排放的状况和趋势。(2)子目标层B:由5个子目标构成,具体为排放水平(B1)、运输服务水平(B2)、燃料结构(B3)、基础设施水平(B4)、管理政策与信息技术水平(B5)。(3)准侧层C:一共由8个部分构成,排放水平由CO2排放水平(C1)表示;运输服务水平由运输效率(C2)、运输装备水平(C3)以及公共交通发展水平(C4)构成;燃料结构以能源消费结构表示(C5);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指公路网服务水平(C6);管理政策和信息技术水平由减排保障措施(C7)和信息化水平(C8)构成。

4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方法

4.1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依照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建立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模型。模型重点要体现与公路温室气体排放直接相关的因素。

4.2评价指标属性值的无量纲化方法分析

在本次评价中,指标主要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定量指标可以通过基础统计数据直接查询或者计算得出指标值,而定性指标相对就难以量化。为了在本次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评价指标中对定性指标有相对准确的评价,因此,首先对定性的指标以明确的定义,再根据定义和实际情况对具体指标进行打分,对不同等级规定评分值,可结合公路运输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技术参数等情况,人为定量化,定量化的标准使各评价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1)定量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对于本次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定量指标,首先要进行指标的标准化处理,统一到一个可比较的区间范围内,本次评价选择的范围为[0,100]的区间,即指标的最高分为100分,最低分为0分。根据本指标体系的实际情况,考虑采用直线型来进行标准化处理。(2)定性评价指标的量化方法。对于定性指标的评价,国内外的研究方法很多,没有一个公认的量化模式,而在实际应用中常综合使用多种方法。针对本文中所提出的定性指标,即减排保障措施,本文拟给出指标的评价内容,根据满足的内容的不同,对指标进行分级。

4.3减排保障措施

根据省市自身特点,制定关于管理、资金保障、技术应用推广等一系列保障措施。

4.4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