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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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第1篇
自从有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分，近两千年以来，两者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又该如何继续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着手分析，以此促进我国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以及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 古代文学资源 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01).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诗 《女神》 文学价值 文学史价值
在众多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女神》都被视为新诗经典之作。然而，笔者认为《女神》在诗歌艺术上存在着不少缺憾。在《女神》的阅读、评价和认识中，存在着审美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明显错位。
一、《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再认识
《女神》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颇高，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开辟了专门的章节对其进行介绍评述。在流传广泛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学者们认为《女神》在新诗发展上的主要贡献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向极致；一方面使诗的抒情本质与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与重视，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翔起来。”[1]“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2]但笔者以为，《女神》虽然突破了古典诗歌的束缚，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是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但是它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超越中国古典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它的确是新诗的奠基之作，是开一代诗风之作，其地位不容忽视，也不容置疑。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女神》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并未超越古典诗歌。《女神》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转折期（即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发展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作品，但要称其为穿越时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文学经典文本却值得商榷。
二、《女神》的审美缺憾
《女神》艺术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语言。白话新诗的倡导者曾这样说过：“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舒服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3]为了突破传统文言文学的束缚和藩篱提出这样的观点未免矫枉过正，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形成了新诗艺术的貌似自由实则无视审美的状况。《女神》中不少诗篇充斥着大量口语白话，这些口语显得自由随意而缺乏精雕细刻。这直接导致了《女神》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耐人咀嚼的魅力，失去了诗歌的韵味，感觉不怎么像诗。
（二）诗歌形式。的《谈新诗》是新诗运动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的大解放”，“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样做”。[4]《女神》中的很多诗篇正好符合这样的诗歌创作观念。在诗歌篇幅、句式、韵律等形式上显得比较随意。诗歌本来就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倘若完全没有束缚，绝对自由，抛弃一切艺术和审美规范，任意为之，诗也就不能称其为诗了。
（三）激情过剩。在《女神》的很多诗篇中，我们都能看到激情过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比如《晨安》这首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向着广袤的宇宙一声声大喊“晨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的一代知识青年的具体心境，这种波浪翻滚的时代激情，这种袒露直切的情感抒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激情过剩作诗却并不可取。《女神》中很多诗篇是政治激情、历史使命感、文化责任感、思想力度与厚度，关乎着社会变革、历史演进、思想启蒙，却与文学审美指涉不多的作品。此外，因为作者把诗歌当作感情宣泄口，因而《女神》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基本上不外乎比喻、夸张和排比这几种，这些修辞手法尽管很有利于宣泄激情但却显得比较单一。
总之，在思想与审美的抉择中，《女神》的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了审美价值。思想内容地位崇高，审美价值却留下不少缺憾。《女神》是新诗史上的经典之作，却很难称为艺术上的成熟圆润之作；是文学史经典，却不是文学经典。《女神》是奠基之作，在新文学史上也是新诗的滥觞之作。《女神》的这些不足和影响绵延在百年新诗之中，在后来的新诗发展史上，出现了大量的效仿之作。很多这样的诗成为要么不押韵，要么只押韵的一本本分行散文而已。
三、《女神》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错位的原因分析
《女神》之所以出现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学的规范和价值被彻底批判和瓦解。新诗作者们无不主张诗歌创作的绝对自由。正如前文所说，在《谈新诗》中说：“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诗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5]。1915年，在一首诗中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诗如作文。”[6]这虽然有利于破除旧体诗词的做法和格律，但也易给诗人和读者以误解，即认为新诗极易创作，仿佛新诗无规范，随意用白话写出分行的文字就是诗，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阻遏的粗制滥造的浪潮，这无异于新诗的自杀。[7]
（二）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现代汉语语言幼稚。“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成败得失自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中国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我认为，要全面评价中国新诗，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因为白话语言方式施行的时间尚短，人们还来不及对白话语言的声音特性和语境特性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也难怪写新诗的诗人们对所用白话的种种特性缺少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8]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作为文学中的诗歌，审美价值的形成对于语言的熟练运用和精准把握近乎苛求。古人作诗都精于炼字，曾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之功。而《女神》的创作时代是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的时期，还没有认真研究和探讨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审美规律性，这是《女神》审美价值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历史环境导致诗人文学观念的偏颇。“五四”一代的文学家们，都幻想依赖文学改革社会、启蒙思想，夸大了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赋予了文学过多的非文学负担和因素。郭沫若曾自述：“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角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9]创作《女神》不完全出于文学的艺术的审美动机，更多是为了给体现着特定历史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的内心的双重郁积寻找宣泄口。这种文学观念的偏颇导致了《女神》思想激情有余，含蓄蕴藉不足，没有能够形成神完气足的诗性意境。
四、由《女神》看新诗的发展
由于《女神》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代表作品、奠基作品，因此它所体现的新诗的弊端也一直影响和绵延在百年新诗的创作之中。过分注重思想激情，忽略艺术和审美追求，甚至将二者对立，新诗必然走入死胡同。当前诗歌生存境况的尴尬就是新诗发展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出现这种尴尬的困境和新诗诞生以来的缺憾与弊端不无关系。
从《女神》遭遇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现象来看，联系新诗遭遇的创作和阅读窘境来看，新诗发展的重要一点就是不能抛弃传统，必须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积极营养，丰富和完善审美价值，才有可能创造汉语新诗的辉煌。“但新诗向古典诗词学习，并非是对其形式简单袭用便能奏效，而应是通过研究和发现古典诗词形式与文言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供研究和发现新诗形式与白话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作参考，从而促使适应于白话语言系统的新诗形式逐步完善起来。”[10]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新诗作者们不断做出艰辛探索和努力尝试。
注释：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03页。
[3][5]：《文存·谈新诗（卷一）》，上海东亚图书馆，1929年版，第234页。
[4]：《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5页。
[7]陆耀东：《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8][10]朱晓进：《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我看中国新诗》，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第3篇
其实应该在肯定经济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注重从文化、哲学、宗教、社会心理及科学等诸多环节来探讨外国文学史的流变,并要特别突出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西方文学与文化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西方文化从特质上来看属于酒神文化、太阳神文化。这种文化从源头上根源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古希腊先民是个海上“商业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促使古希腊初民形成了乐观、自由、活泼、个性解放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心态。这种民族心态表现在文学上,就形成热爱生活,以人为本,执着现世,无视来生,积极进取,勇于追求的文学精神。
而这种人文精神滋养了整个西方的民族文化,使整个西方文学史始终贯穿着人生价值观念和人学母题。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了解单一的国别文学发展的线索、阅读作品,做一些例行的赏析,而是承担着教育人、引导人的神圣责任,通过对异域文化在感知世界、认识人生、表达情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学习与比较,从更高层面上感知异域文化,发展、完善、提高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文化和文学本来就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教会学生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去体会文化的传承,特别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好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文化素养,达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
优化教学体系,丰富文学史的文化因素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效果。外国文学囊括了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学,面对这样浩繁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如果处理不好,就很难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史而言,古代是起点,近代是重点,现当代是难点。欧洲近代文学成就尤其突出,是重点讲授的部分,而现当代文学却作为选修课来讲,显然不是教学重点。至于东方文学就更不入流了。
这种传统的教学内容往往偏重于西方,并且厚古薄今,远详近略。作为专业基础课,教学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系统性,这对学生学习知识,形成技能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但如果在教学中忽视现当代重要的研究成果和文学思潮,就会使学生对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知之甚少,对新的文本解读方法也很陌生,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广阔学术视阈的形成。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研究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精选和优化势在必行。在讲授欧洲近代文学的同时,要增加对20世纪文学的讲授。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第4篇
前言
近些年国学的兴盛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很大的浪潮，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国学，对国学热的原因进行认真的思考。
一、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冲击和影响
（一）国学兴盛的原因
国学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精华,它在文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国学热的出现也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同时反应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认同，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传承了我国千百年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思想。［1］
当今社会，无论是文学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建设，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则是现代文学的宝库。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起着任何其他文化不能替代的作用，它推动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的发展。所以说，国学热的兴起不是偶然，是一种必然。
（二）现当代文学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
在现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的过程中，文学作品的出现如雨后春笋，但是总体走势呈现低俗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倾向。在现当代文学过度繁荣的背后，是一片繁乱的景象，理念和思想的复杂以及观点的混乱，让读者对现当代文学想要表达的内容模糊不清。我们很难去辨认哪些作品具有文学价值，能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汲取更多的养分。科技迅速发展，文学的传播模式也趋于广泛，但网络文学的兴起似乎并没有给文学带来想象中的繁荣。人们接触文学的途径越来越多，所得到的知识和所阅读的作品却越来越少。一些作家的创作不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更多的是为了附和大众的需求，迎合现代社会广泛的娱乐口味，导致作品的内容呈现肤浅的模式，文学作品的高雅品位和崇高精神也逐渐消散。的确，现当代文学发展到现在，优秀的作品越来越少，现代都市的浮夸和躁动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品的内涵和深度都有所减弱，但这并不能代表现当代文学总体的水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的作品亦堪称经典。［1］
（三）国学对现当代文学的冲击
很多学者认为国学的兴盛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对国学的热衷和推崇，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质与量比不上传统文学，这使得现当代文学的地位遭到压低。对国学盲目的推崇，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被更好的诠释，而且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不到任何推动作用。［2］
二、国学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发展历程
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它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有着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但是我们也需用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它。
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初期，人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对国学的盲目否定和抗拒，把国学统统拒之门外，这种盲目的态度对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没有起到半点积极作用。在20世纪末，一方面由于现当代文学呈现出止步不前的颓势，作品商业化的味道越来越浓厚，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文化信心得到恢复，在抛弃传统文化很久之后迫切的想拾起祖先的勤劳智慧，这就使对国学资源的全面需求成为一种必然性。正是因为急切的想要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出现了国学热，但随之便是盲目的国学崇拜，混杂的国学知识不断的出现，混淆了人们的视野。
在现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的时候，人们开始用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学，用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学中的糟粕和精髓。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现当代文学学科内容的深入和发展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儒家的传统文化尤为经典，在当今社会和文学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和谐社会的理念来自于儒家；于丹在央视主讲《论语》受到热捧，百家讲坛国学经典被广泛的解读等等。所以我们要全面看待国学，使国学更好的为现当代文学服务；要以积极地态度对待国学，辩证地看待国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要与时俱进，把国学和现当代文学巧妙融合在一起。
三、国学自身的发展以及对现当代文学未来发展的引导作用
在现当代文学发展呈现低迷态势的时候，国学的出现显得更有价值，给予文学以适当的刺激，使现当代文学学科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和总结，这有利于现当代文学肃清频频出现的低俗作品和仅仅是为了娱乐而出现的作品。通过对国学的重温，汲取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粹，使现当代文学学科拓宽研究领域。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国学也应当具备当代价值，才能更好的促进当下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国学的当代价值主要在于寻找民族的文化之根，这包括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这些在现当代文学中普遍的缺失。我们要使国学与时俱进，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其与西方文学及文学相互影响、和谐共处，来推动现当代文学的发展。［3］
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危机意识日益显现出来，需要国学的支撑来寻找新的出路，这就需要我们立足民族文化的内部。当文学走向肤浅，走向虚无的时候，需要能振奋精神的传统文化来拯救，来引导。我们要通过对国学的新的运用和阐释使现当代的文学学科和文化对思想界产生有教育意义的影响力。现当代文学初期对传统文学片面的理解，就需要我们在充分了解传统文学的基础上来解读现当代文学，来引导现当代文学新的发展。传统文化经典的内容被放在现当代文学中以现代的观点和思想来解读别有一番风味，还可以避免现当代文学片面注重西方文学而疏离传统文学。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更好的理解传统文学，特别是国学精粹；要学会汲取传统国学的精华，使之为现当代文学服务；要把古代传统文学作为一个基石，让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道路上看的更高，走的更远。
四、加强对传统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使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向着更深远的方向发展。“加强与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点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现当代文学，丰富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内容。”［1］
当代中国文化的全面建设，需要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根基，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的超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开放性以及西方文化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都需要民族传统文化来引导。现当代文学学科和古代传统文学学科一样，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学功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虽然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但二者的巧妙融合也是必要的。国学在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且使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化是正在发展中的文化，所以我们应当努力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此作为推动现当代文化发展的契机，实现国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现代化。借鉴国学的研究方法，使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有利于改变当下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出现的低迷和浮夸的状态。［4］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第5篇
1916年创作并导演独幕剧《醒》
张彭春，字仲述，1892年12月生于天津，比兄长张伯苓小16岁。父亲张久庵为纪念自己59岁喜得麟儿，为其取乳名“五九”。1904年，张彭春进入张伯苓创办的私立中学堂(南开学校的前身)，与梅贻琦、喻传鉴、金邦正等人成为该校的第一届学生。1908年，人保定高等学堂学习。1910年，以总分第十名的成绩，与、竺可桢、赵元任同榜考取游美学务处，踏上了长达6年的留美之路。
抵美后，他先是在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四年的课程，他只用r三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这使他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西方戏剧领域，在广泛阅读。和研究挪威著名剧作家易性作品的同时，开始自学欧美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191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后，又尝试着撰写戏剧剧本。1915年，他的处女作《灰衣人》发表在《留美青年》杂志上。当时晗逢日本向提出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于是，他又创作了《入侵者》、《醒》这两部极具现实意义的剧本。
1916年，获得教育学与文学硕士学位后，张彭春结束了去国怀乡的留学生活，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回到他的母校，担任专门部主任。在时子周的举荐下，张彭春出任南开新剧团的副团长。从此，凭借深厚的西方戏剧理论功底、严谨的创作作风和一生的执着追求，张彭春在中国近代新剧发展史上演绎出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张氏兄弟的携手，也为北方新剧乃至中国话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张彭春带给南开的第一件礼物，就是导演了自己在美国创作的独幕剧《醒》。他不仅亲任导演，而且还在剧中扮演了男主角。《醒》剧演出后，得到南开师生的一致好评。首演后的第二天，便在校刊《校风》上撰文。称赞该剧“颇多引人入胜之处，佳音佳景，两极妙矣”。1916年底，《南开英文季报》刊发了《醒》的英文剧本。此后不久，该剧英文版又被毕业班的学生搬上舞台，在毕业典礼上演出。
诚然，《醒》剧仍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方面，由于新剧在中国尚属刚刚起步阶段，源于国外的写实剧一时还很难被观众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张彭春的创作、导演生涯也还处于摸索阶段，而该剧又是他首次将自己的剧本转换成现实的戏剧表演，因而难免有些不够成熟的地方。但《醒》剧的问世，在中国新剧发展史上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剧比发表于1919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话剧剧本《终身大事》要早三年；而张彭春的导演工作则比1922年回国、被话剧史专家称为“中国最早的导演”的洪深要早六年。
1918年，张彭春主创的五幕剧《新村正》，更宣告“中国现代戏剧结束了它的萌芽期――文明新戏时期，而迈入了历史的新阶段”。
“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1926年春，张彭春从清华回到南开，与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的相遇，并结下了不解的戏剧情缘。此后。他们合作演出了《压迫》、《国民公敌》、《玩偶之家》等多部话剧。
第一次接受张彭春的艺术指导，是1927年排演丁西林的《压迫》的时候。在这次排练中，他深为老师严格而民主的导演风格所折服。在确定剧目、分配角色之后，张彭春对演员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先要他们弄清剧本的主旨、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他先是讲述自己的意见，然后发动演员各抒己见。展开讨论。一旦大家有了一致的想法，所有人就必须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不得含糊。
饰演《压迫》剧中的房客时。看到他“恰到好处”、“有趣而不狂放”的表演，张彭春的眼前一亮，他发现了一名“具有异常才华”的演员。从此，他对喜爱有加，着力培养。
世界著名戏剧家易卜生虽然很早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但把他的名著搬上中国舞台却很鲜见。张彭春决定在南开学校23N年纪念时上演易卜生的五幕剧《国民公敌》，并由扮演女主角裴特拉。为了保证排演成功，张彭春向所有演员详细讲解了易卜生的生平和创作。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排练，这部“幕幕精彩，处处动人’的新剧，在1928年23日上演，并赢得好评如潮。这是第一次在大型剧目中扮演主角。演出大获成功，张彭春激动得一把把抱了起来。
排演《玩偶之家》时，张彭春再次让扮演女主角娜拉。排演时，张彭春严肃地告诫，要把这次演出当成一次大考。18岁的，在这次考试中获得巨大成功，向世人充分展现了他天才的演技。著名电影导演鲁回忆说：“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戏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在新剧团里是跑龙套……我敢说现在也演不出他们那么高的水平，我总觉得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此不仅为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使他成为南开的新闻人物，而且为他日后从事话剧创作奠定了基础，增强了信心。
1929年10月，张彭春准备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当时虽有郭沫若的译本，但与舞台演出尚有距离，张彭春把改编任务交给了，并让他扮演董事长安敦一。该剧第一次采用男女合演方式，演员多达五六十人，并且成功地将编剧、导演、演员、舞美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尤其是改编的“幕幕精彩。词句警人”的剧本，更为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从此，他便开始了辉煌的剧本创作生涯。
1936年，在处女剧作《雷雨》的自序中写到：“末了，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
梅二芳访美演出的导演、顾问
1930年，应华美协进会之邀，梅兰芳赴美演出。2月14日，在华盛顿中国驻美使馆首演《千金一笑》时，梅兰芳感到观众反应平淡。终场后，他问应邀观剧的张彭春：“今天的戏，美国人看懂了吗?”张彭春坦率地说：“不懂，他们没有端午节，更弄不懂晴雯为什么要撕扇子。”梅兰芳深知张彭春不仅对中国戏剧具有很高造诣，而且十分熟稔西方的戏剧理论和传统，于是，诚邀他出任剧团的导演兼顾问。张彭春欣然应允。
张彭春认为，外国人是希望通过京剧艺术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因此，我们必须选择他们容易理解而又蕴含中国传统故事的剧目；由于语言不通，这些剧目更要做、打多于唱、念。由此，他与梅兰芳、齐如山等人一同议定了三个戏单：《汾河湾》、《青石山》、《舞剑》、《刺虎》，《贵妃醉酒》、《芦花荡》、《羽舞》、《打渔杀家》，《汾河湾》、《青石山》、《霸王别姬》、《怀盘舞》。其中，张彭春提议增加的《刺虎》，成为最受美国观众欢迎的一出戏，演出结束后，梅兰芳谢幕竟达15次!
张彭春精心编排了演出程序。2月17日，梅兰芳在纽约四十九街戏院公开演出。开幕前，张彭春身着燕尾服最先登台，用英语说明了中国戏剧的组织、特点、风格以及动作所代表的意义。然后由剧团翻译杨秀用英语作了剧情介绍。最后才由梅兰芳登台演出。考虑到美国人的时间观念较强，张彭春还严格限定了各个程序的时间，整台演出以两小时为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张彭春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废除检场陋规，净化戏曲舞台，对剧本删削改良，减少纯交代性重复场次等。如减少《贵妃醉酒》一剧中的进酒、调情次数，使演出时间由原来的45分钟减为25分钟。所以有人说，张彭春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京剧导演。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第6篇
文学批评家追求真理和扞卫真理,就是在文学批评中自觉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不断超越自我局限,而不是固步自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文人相轻”,互不尊重,主要是一些文学批评家不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学批评成果,而是拒绝承认并吸收其他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成果。有的文学批评家不是在相互辩诘中彼此促进,共同提高,而是避开正面交锋,自说自话;有的文学批评家参与文学争鸣不是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捞取名声资本,哗众取宠;有的文学批评家不是认真辨别对方的正确与否并吸收其正确的一面,以便丰富和发展自己,而是故步自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这种不太自重的行为不但很难赢得作家乃至全社会的尊重,而且很难推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序发展。
有的文学批评家在尖锐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界“文人相轻”现象时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没有经典和大师,而是不少文学批评家对于经典和大师不敢承认。这位文学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经典和大师,但是,不少文学批评家厚古薄今、“文人相轻”,漠视这些经典和大师的客观存在,只是看到甚至夸大中国当代作家的局限,却没有看到他们早已跻身大师行列。其实,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对同时代作家过分挑剔甚至苛刻并没有错。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一些文学批评家即使以伟大作家为标杆要求甚至衡量同时代作家,也不为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同时代作家的这种敦促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作家精神懈怠的危险。因此,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对同时代作家过分挑剔甚至苛刻与其说是文人相轻,不如说是文人相激。其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文人相轻很少发生在文学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主要发生在文学批评家之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存在一种严重轻视甚至排斥文学理论的倾向。因为有些人混淆了以理论为指南与以理论为公式的根本区别而轻视文学理论甚至排斥文学理论,有些文学批评家便认为强调文学创作是否符合文学理论而忽视文学创作的个体化、自由化特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失误之一。这种认识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的理论成果的严重轻视。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美学家朱光潜虽然强调宽容别人和“我自己”的异趣,但是他承认文学的趣味是有高下的。在这个基础上,朱光潜提出了纯正的趣味这个美学概念,认为“不仅欣赏,在创作方面我们也需要纯正的趣味”②。这就是说,在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文学趣味中,有的文学趣味是纯正的,有的文学趣味则是低下的。
因此,文学的趣味既要不断推陈出新,也要充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必须从理论上深刻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深刻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而不是囿于地域和当下的局限并在强调文学趣味的多样化中纵容低下趣味的流行。其实,有些文学批评家之所以轻视文学理论甚至排斥文学理论,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陷入了误区。这些文学批评家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文学自由地表现自由和美才是最根本的道理。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来看,文学描绘现实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展现的是人类对真正的生活的渴望。优秀文学作品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既因为它是自由创造的,亦因为它表现了人性的自由品格,还因为它本身就创造了人自由的方式,使人在未必自由的现实中表达和体悟自由之美。或者说,在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中只有艺术相对而言是最自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往往存在着强调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而反对文学对现实的“超越”的倾向。
③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与“超越”关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一些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家就割裂了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与“超越”关系的辩证关系,割裂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批判和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西方文学理论家赫?马尔库塞的文艺思想就比较典型。赫?马尔库塞明确地认为:“艺术所服从的规律,不是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而是否定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④艺术的基本品质,即对既成现实的控诉,对美的解放形象的乞灵。赫?马尔库塞之所以割裂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与“超越”关系的辩证关系,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的斗争力量。赫?马尔库塞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变成一个由腐朽的戒备森严的垄断阶级所支配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整体也包括了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阶级相等的需要和利益。”这就是说,在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同现有社会合而为一。而被剥削阶级即“人民”越是屈服于现有权势,艺术将越是远离“人民”。因此,艺术只有服从自己的规律,违反现实的规律,才能保持其真实,才能使人意识到变革的必要。
⑤可见,赫?马尔库塞只看到了广大人民被统治阶级奴化和同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抵制和抗争的一面。因而,赫?马尔库塞在强调作家艺术家的批判力量时,不但没有看到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力量,而且完全忽视了文学艺术对这种人民的革命力量的反映,即艺术对解放斗争的贡献不能由被压迫阶级出现(或不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来决定。秘鲁作家略萨提出的文学的“反抗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赫?马尔库塞的这种文艺思想。略萨认为:“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在这个基础上,略萨要求文学对现实生活进行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即“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⑥。显然,略萨所提出的这种文学的“反抗精神”既是空洞的,也是苍白无力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不但从根本上脱离了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而且没有深刻地反映这种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但是,马尔库塞、略萨的这种文学思想却被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毫无保留地引进了。有些傲慢的文学批评家甚至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已深入地批判马尔库塞、略萨的文学思想后依然故我,仍然片面地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而忽略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服从关系。这些傲慢的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往往是随波逐流,不辨是非,甚至只认强弱,而不是追求真理和扞卫真理。在这些文学批评家那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一个彼此互不联系的差异世界。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考察哲学史时曾深刻地指出:全部哲学史是一有次序的进程。“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但我们必须将这些哲学的原则作为特殊原则,和这原则之通过整个世界观的发挥区别开来。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
⑦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也不例外。我们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批评主体“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关系、文学的批判精神的把握上不难看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就是一种有次序的发展进程。有的文学批评家指出中国当代“先锋批评”没有在借文学对现实说“是”的同时揭示文学对现实所说的“不”,而是对于现实现在只说“是”,认为这种“先锋批评”从过去只说“不”到现在只说“是”是丧失了文学批评的立场。而有的文学批评家则反对这种抽象地规定文学批评说“是”与“不”,认为文学批评既可以只说“是”,也可以只说“不”。文学批评是说“是”,还是说“不”,不取决于文学批评自身,而取决于文学批评所把握的对象。如果批评对象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是”;如果批评对象不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不”。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而批评主体说的对与不对是关键,至于批评主体怎么说则是次要的。不问批评主体“说什么”,而是质问批评主体“怎么说”,这是本末倒置的。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西翻译简史》 翻译理论 述评
一、内容与结构
本书第一、二章可划分为一部分。第一章首先介绍了翻译的来源与产生及其地位，以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性。第二章分别介绍了西方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史的分期。作者从翻译对象出发，提出把中西方翻译史分为宗教文献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阶段的观点。此种划分方式为后面具体叙述中西翻译史铺平了道路。
本书的第三、第四以及第五章可划为一部分，主要记录了中西翻译史在宗教文献翻译阶段的发展状况。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中国翻译史在宗教文献翻译阶段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中国翻译史始于佛经翻译，并且经历了三个时期：东汉末年、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作者针对上述三个具体时期中的佛经汉译情况分别进行了详述。第四章主要介绍了西方翻译史在宗教文献翻译阶段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西方翻译史始于圣经翻译，并且经历了三个时期：希腊罗马时期的早期圣经翻译，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翻译，现代圣经翻译。同样，作者从这三个时期出发分别阐述了圣经翻译的情况。第五章主要记录了《圣经》中译在宗教文献翻译阶段中的情况。本章主要记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圣经》中译的情况：早期传教士的圣经翻译，译名之争，官话合译本和《圣经》的现代译本。
第六、第七章可划分为一部分，主要分别记录了中国和西方的科技文献的翻译情况。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翻译和中世纪阿拉伯文献翻译的介绍，第六章阐述了西方的科技翻译情况。第七章则主要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科技文献翻译情况。作者分别从古代和清末明初这两个时间节点出发，系统的介绍了这两个时期中国的科技文献翻译状况
第八、第九章可视为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翻译对中西各国民族语言形成的影响及其地位。第八章主要分别叙述了翻译对英语、德语和法语形成的影响。第九章则论述了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佛经汉译对中国现代语言与文学的影响；清末明初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的影响；文学翻译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第十和十一章可划分为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翻译对中西文化价值传递的影响与作用。第十章以欧洲各国对古希腊典籍的翻译情况为例，从古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典籍的翻译为出发点，阐述了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文化传递所做出的贡献。第十一章则通过介绍清末明初时期的社科翻译，马克思著作的中译，苏俄和东欧文学的汉译，以及现代西方思潮流派的中译，阐述了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对文化价值传递所形成的影响。
第十二和十三章可视为一部分，论述了翻译在中西翻译史上对当代各国文化交流上的影响。此部分通过介绍西方国家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和经典文学名著的中译情况，阐述了翻译在中西翻译史上的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十四章分别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提及了西方翻译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
第十五章主要描述了翻译职业化，翻译教学专业化和翻译产业化的现状。
二、本书特点评析
1.编排新颖.本书首次将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研究，首次按照翻译对象进行划分研究的时间节点，即从宗教文献翻译、文学翻译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三个阶段为路线对中西翻译史进行论述。
这样的编排在译学史相关著作中尚属首次，十分新颖，吸引读者。此书为读者系统地对比性阅读中西翻译史各自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有助于读者在短时间内同时了解中西翻译史。
2.主次分明.此书虽涉及内容多，但主次分明。作者从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两条路线出发，着重论述中西翻译史上的主要事件、代表人物和主要的翻译思想与理论，突出了本书的要点，同时也系统地记录了中西翻译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使读者能在宏观上了解中西翻译史的基础上，把握住重点。
三、本书局限性
1.全面但不详细.此书虽涵盖了中西方翻译史的相关内容，内容全面系统，但是相比较于单独研究中国翻译史的书籍和西方翻译史的书籍而言，此书在论述某一翻译阶段的历史情况时未进行深入地剖析和完整的介绍。例如，此书在介绍中国翻译史上的佛经汉译时，只讲述了诸如玄奘、鸠摩罗什等少数几个大家耳熟能详地佛经译者，未介绍一些同样为佛经汉译事业做出贡献的，但却鲜为人知的学者，例如赞宁等。
2.全面但重复.此书以宗教文献翻译、文学翻译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三个阶段为路线对中西翻译史进行论述，内容全面，但不乏有些章节有重复现象。例如：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清末明初对西方社科名著的翻译”与第七章第一节“中国古代的科技翻译”有所重复。
《中西翻译简史》首次将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共时地研究论述，对中西翻译史编写有了新地探索和尝试。本书涉及内容广，条理清晰，主次分明，为广大英语翻译专业学生在短时间内同时了解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具有极大地指导意义。
现代文学发展史范文第8篇
关键词：日语 语言文学 家园意识分析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友好近邻，两国的文化具有深层的底蕴与广泛的共同点。日本文化一直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及影响，从而保留了很多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印记。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文化开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点。在一定时期内，日本还存在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现象，两种文化最终融合形成了日本先进的社会主流文化。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的艺术特点及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而完善我国的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来了理论体系。
一.日语语言文学的主要特点
1.1日语语言文学中具有明显的语言标记
研究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日语语言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文化鲜明的特点及固有的印记。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西方文化开始涌入日本，进而对日本的语言文学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日本的文字虽然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但日语的发音及拼写规律与汉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日语语言文学便带有鲜明的印记[1]。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史并不是简单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是新旧文化不断交替融汇的过程。
1.2强烈的社会特征是日语语言文学的又一特点
不管是早期日本的作品还是日本的近现代作品，都在文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性，这是日语语言文学的一个重大特点。日本的近现代文学作品，都会集中地展示日本历史发展每个阶段的社会现状，及表达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由于受日本地域的影响，日本的文学作品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日本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了城市化的倾向，一般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京都为时代背景。直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日本的武士开始成为新的贵族，进而登上历史舞台，武士中的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便带动了国内文学创作中心的转移。
1.3日语语言文学中常常饱含浓厚的家园意识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日本非常重视家庭，他们认为家庭是促进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2]。因此，在很多日本的早期创作作品中，都会蕴含浓厚的家园意识。特别是以表达离愁别绪及思乡为主要情感的抒情诗歌，这些作品将作者对家庭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充分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在日本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国民受到战争的袭扰及摧残，家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进而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就将日本人民对家园的深深眷恋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在日语语言文学中，有许多作品都以家园为题材，进而赋予了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
二.日语语言文学中家园意识分析
2.1家园具有安宁的象征意义
正像前文所说的那样，家园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无论是早期日本的文学作品，还是日本近现代的创作作品，家园始终被文学家赋予了安宁的象征。这种安宁不仅仅是对生活的安宁，更是内心深处的那片宁静。日本在近代以来，它的社会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黑船来航事件，佩里叩关以来，日本的闭关锁国局面被打破。日本的农耕文明开始被西方先进文明所侵袭，进而使得社会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了农耕文化给日本国民所带来的安全感及安宁感意识被完全打破[3]。等到了二十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给世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也给日本本国带来了严重的浩劫。因此，日本人民对家园的安宁有着前所未有的渴望，这可以从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
2.2家园在日语语言文学中有缩小的意识特点
缩小意识是日语语言文学中的一个典型特点，日本文学家善于将很多大的事件、认识及观念通过一些特殊手法来把它们缩小到家园之中，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表达作者对社会及人生的感触。在日本文学家的笔下，所写的家庭饱含着无限的亲情，是日本人民内心最美好的象征。
三.结语
家园意识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可以将日本人民对美好家园的追求与向往表现出来。所以，我国在研究日语语言文学时，要从作品创作的家园意识出发，进而不断完善我国对日语语言文学的研究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正鸿.论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J].时代教育，2013，17：131.
[2]蔡啸.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探究[J].金田，2014，02：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