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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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厦门气候变化应对建议
当前，气候变化正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气温增高、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气象观测数据表明：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厦门地区气候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厦门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应对气候变化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何应对并减缓气候变化对厦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当前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1厦门市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
1.1气温持续上升，极端高温事件频发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厦门地区气温呈持续上升趋势，年平均气温平均上升速度是每10年0.16℃，上升速度在1989之后加剧，达每10年0.56℃（见图1）。相对于年平均气温上升趋势，冬季（12～2月）的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更为显著，暖冬现象已经连续维持12年，在维持总体是暖冬的形势下，近几年季节内的气温变化幅度比较大，仍有强降温、低温阴雨过程等天气事件。
在年平均气温持续上升的同时，近几年厦门岛年极端最高气温相继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2003年夏季出现高温大旱，年极端最高气温达到38.5℃，与1979年并列第一位偏高年；2005年年极端最高气温达到了39.0℃；2007年年极端最高气温39.2℃，又刷新了历史记录。这一极端高温现象除了大气本身的变化外，还和厦门市近年来城市建设加速，城市下界面改变造成的热岛效应有关。城市下界面大面积水泥化使得厦门市区夏季最高气温要比周边郊区高2～3℃，城市热岛效应明显。
1.2 暴雨、干旱和强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
尽管过去半个多世纪厦门年降水总量只有轻微的增加趋势，但极端降水事件却明显增多。自1980年代以来，每年暴雨发生日数显著增加（见图2），厦门地区的局部洪涝现象增多，当暴雨发生时，道路积水，城市内涝，严重影响交通和城市建设，给城市排水系统造成巨大压力。
伴随暴雨发生次数的增加，季节内长时间降水却偏少，降水时间分布非常不均匀，致使干旱气候灾害增多。如：2001年10月至2002年5月11日发生了秋冬春连旱，全市受灾面积18万亩；2003年自6月28日雨季结束至8月4日，厦门地区经历了37天的高温干旱，受灾人口达11.5万人，受灾面积达11.682千公顷；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厦门地区降水与往年相比偏少六成以上，已形成了较严重的干旱状态。干旱的发生并长期持续对厦门市农业、林业、水产养殖业、以及城市供水、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影响。
台风一直是影响厦门的最重要天气，在全球变暖的大背
*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项目《厦门市灰霾天气特征及与大气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编号：3502Z20092020）资助。
景下，台风的发生发展规律也产生相应的变化。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研究表明，由于海水温度升高，造成台风发生总数虽然变化不大，但是强台风(风速在14级)发生的频率在增加，从全球范围看，强台风出现的频率已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不到20%增加到21世纪初的35%以上[1]。厦门地区的台风天气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规律，登陆和影响闽南地区的台风的频次、强度、发生时间、影响范围和程度都有了新的变化。如2004年第28号强热带风暴“南玛都”于12月3～4日影响厦门市，这是有记录以来影响厦门最晚的台风。2006年强台风“珍珠”是有记录以来正面袭击厦门最早的台风，也是对厦门影响较重的台风。这些变化给厦门市的抗台风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1.3 能见度转差趋势明显，霾污染天气发生频数急剧增加
20世纪80年代之前，厦门地区能见度变化趋势不明显，但80年代后期开始，低能见度出现的频率急剧上升（见图3）。与厦门市能见度变差相对应的是厦门市霾天气的显著增加（见图4），特别是2000年以来，厦门市空气污染日趋严重，霾污染天气发生数急剧增长，2008年达到了创纪录的74天。霾天气的发生与空气中大气颗粒物的增加有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明显增多，大量极细微的干性尘粒、烟粒、盐粒等均匀地悬浮在空气中，使大气越发浑浊，能见度急剧恶化。霾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气象灾害，霾天气不仅严重影响视野能见度，同时对人体健康也造成很大威胁。
1.4 海平面上升加大沿海地区的洪涝威胁，减弱港口功能
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海水膨胀、极地冰盖和陆源冰川冰帽等融化，是引起全球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据国家海洋局监测与分析结果表明[2-3]：近30年来，中国沿海气温上升1.1℃，海表温上升0.9℃，海平面总体上升92毫米，呈波动上升趋势，平均上升速率为2.6毫米/年，高于全球1.7毫米/年的上升速率。福建沿海的海平面近30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预计未来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厦门地处亚热带和沿海海岸带，处于九龙江入海口区域，拥有大面积的海岸带湿地和红树林，是生态环境较为敏感和脆弱的地区。海平面上升不仅会加剧风暴潮灾害破坏程度，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等问题，造成沿海湿地损失，沿海珍稀濒危生物生存压力增大，生态系统功能破坏，同时海平面上升也会造成城市排污工程的排污能力降低，增加沿海地区的洪涝威胁，减弱厦门港口功能，严重影响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厦门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
为更好地增强厦门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保障厦门市的经济发展，加快厦门市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把厦门市建设成为一个气候更加适宜、环境更加友好的生态文明城市，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2.1 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厦门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
气候变化非单纯的气候问题，更非一般的环境问题，减缓气候变化必须从政策、经济、社会、科技等各个方面着手。气候变化已经深度触及厦门市的农业、水资源、能源交通、生态保护、公共卫生等诸多方面，而且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气候变化应对工作，把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厦门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法律、经济、科技的综合措施，全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制定厦门市应对气候变化、防御极端气候灾害的长期战略。加强各个领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特别是要加强农业生产、城市生态系统建设、厦门市水资源的管理和配置和九龙江海岸带的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气候变化适应，将气候变化相关科学信息纳入到这些行业的发展规划中，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可能不利影响。同时，加强气候变化立法工作,有效应对国际社会减排呼声,切实落实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战略决策和具体措施。
2.2 加强气候变化的监测、预警和影响评估
加强对厦门气候变化的监测，投入经费引进先进的观测仪器设备，建立较完善的气候观测系统, 提高气候系统监测能力，对影响气候变化的气象和大气成分因子进行监测，建立气候变化预警平台，加强气象灾害预警工作，特别针对脆弱地区和脆弱部门，提高气象灾害综合应对能力，降低自然灾害威胁，化解灾害社会矛盾。加强气候系统观测和预警，不但有助于提高我国气候变化领域的科技水平和服务能力，还能为外交谈判等提供有效服务。
加强有关气候变化对我市各部门、各行业的影响研究和评估,为各部门、各行业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重要的气候和经济参考依据。气候变化对厦门农林牧业生产、水资源、海岸带社会经济和环境、森林和生态系统以及卫生、旅游、电力供应、城市内涝和交通等领域都会产生影响，对这些影响的评估工作牵涉面广，不仅需要气候数据，还需要各种经济数据和环境数据，只有多方面的协调和合作，才能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与厦门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建议在厦门市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和协调小组的统筹领导下，设立厦门市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开展厦门市气候变化对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为减轻、减缓气候灾害损失提供科学依据。
2.3 制定厦门市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
气候可行性论证，是指对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规划和建设项目进行气候适宜性、风险性以及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影响的分析、评估活动。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下列规划和建设项目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
（1）城乡规划、重点领域或区域发展建设规划；
（2）重大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3）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区域农（牧）业结构调整建设项目；
（4）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建设项目。
中国气象局已于2008年12月了《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并自2009年1月1日起实行。厦门市应针对自身的地方特点，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从而为开展厦门市气候可行性论证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根据管理办法对城市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设、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进行气候环境评价和气候可行性论证，避免或者减轻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受气象灾害、气候变化的影响，或者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的影响。
2.4 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区域自身的行为，而是一个全球性、全国性的行为，需要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一起应对气候变化。广东省在区域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08年12月15～16日，由广东省气象局、香港天文台和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首次合办的“珠三角气候变化及气候预报工作坊”在香港天文台总部举行，此次工作会议吸引了超过120位来自大学、非政府组织、商界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政府部门及政策局的人员参加，这些专家分别就珠三角地区的气候变化、极端天气趋势、气候预报和气候变化公众教育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反应非常热烈。
厦门作为海峡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在加强大陆和台湾的交流和合作上具有先天优势。厦门的天气气候和台湾有许多相似性，厦门和台湾都共同面临着如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问题。建议在厦门市政府和厦门市台办的支持下，建立一个长期的两岸应对气候变化及气候预报论坛，促进厦门和台湾相关部门的合作交流，两岸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2.5 加强气候变化科普宣传，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
总体上看，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环境的影响有好有坏，但目前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偏见，经常会有一些关于气候变化的不良信息通过电影、报纸和网络等四处传播，引起社会恐慌，同时也有很多人对气候变化重视不够，不能积极投身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因此，需要加强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宣传，建立气候变化宣传长效机制，定期组织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专家，通过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络等途径，广泛传播气候变化知识，特别是在极端气候灾害与空气质量成因等方面做好舆论引导，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
3结语
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气温增高、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空气污染加剧、海平面上升等，给厦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十分严峻的现实威胁，这种威胁仍将持续并不断加剧。气候变化是气候和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因此，政府部门应在寻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制定具体配套措施的同时，制定和实施科学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环境政策，规范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使保护气候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保障应对措施的落实，以务实的态度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 2007.
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旅游业；能源需求；二氧化碳排放；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7-0064-09
引言
旅游业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产业，每年国际旅游的人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6，如此庞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对气候、环境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引起相关国际机构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第一届全球气候变化与旅游国际会议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世界气象组织（uNwM0）、世界旅游组织（uNwTO）等国际组织及其他研究机构达成共识：旅游业是能源消费的主要领域之一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旅游业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成为近5年来旅游研究的热点。我国该方面研究起步较晚，2008年“旅游业节能减排”字样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目前仍处于探索性研究阶段。本文系统地对国内外旅游业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研究进行了回顾，以期通过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对比分析，为下一阶段我国旅游业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研究提供思路，为我国旅游业节能减排工作提供科学借鉴与参考。
1、国外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研究进展
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的实质是旅游环境影响以及气候变化与旅游相互影响问题的延伸，国外该方面研究开展得很早，可追溯到20世纪中叶。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与途径，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定量测算、预测及旅游业节能减排措施等4个方面。其中，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算是研究的重点。
1.1 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途径与结构
厘清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途径是旅游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工作的首要前提。由于旅游业产业关联性高、产业链长，旅游活动灵活多样，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途径复杂且多元。尽管如此，国外相关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特别是国际长途旅游飞行）和在目的地为游客提供舒适的设施等。由于国家发展水平和旅游业发展阶段不同，各国旅游业能耗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途径和比例结构有所差异，但旅游交通始终是各国旅游业能源需求与排放的重头（表1）。旅游业所需的能源主要来自化石燃料中的石油。2006年，石油提供了全球40%的能源需求和90%的交通需求；未来15年，因交通和旅游业发展，石油占全球能源的比例将达60%。约曼等（Yeoman，et al.）在分析了全球经济、石油替代能源生产及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等形势后，认为随着石油供应量的衰减及价格上涨，长期来看，将对苏格兰旅游业产生颠覆式的影响。而在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生物质特别是木材是主要的能源来源。尼泊尔安那波那保护区的住宿业每年要消耗掉3600吨薪材和近47.5万升煤油。联合国环境署和经合组织共同推出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旅游业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中，航空占40%，汽车占32%，住宿占21%，剩下的7%分别被旅游活动（4%）和其他交通方式（3%）所排放。世界旅游组织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全球旅游交通和住宿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192百万吨和284百万吨，占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约为63%和15%；其中，航空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40百万吨，占旅游交通排放的53.69%。高斯林（Gtissling）从能源需求、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物种多样性等5个方面研究了全球旅游业的环境影响，结果表明，2001年全球旅游业因交通产生的耗能约为13223皮焦，占总能耗的94%；排放二氧化碳当量为1263百万吨，占总排放的90.28%。住宿业能耗为508皮焦，占总能耗的3.5%；排放二氧化碳当量80.5百万吨，占总排放的5.75%。剩下的为旅游活动所消耗和排放。贝肯等（Becken，et al.）用实证研究法对新西兰旅游吸引物和旅游活动的能源消耗模式进行研究，发现旅游交通能耗占总能耗的65%～73%。
1.2 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定量测算
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定量测算是最基础但又最核心的研究内容，是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制定节能减排措施的科学基础与前提。旅游业的能源需求与排放涉及众多行业和部门，包含直接和间接的能耗与排放，加上旅游业统计数据缺乏这一现实，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定量测算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
1.2.1 测算方法
从全球来看，目前尚没有系统的关于旅游业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的方法。文献研究显示，目前最常用测算方法主要有两种（表2），一种是借用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常用的碳足迹法（carbonfootprint approach）和生态足迹法（ecological footprint approach）；另一种是“自下而上法（bottom-up approach）”，即直接计算旅游业各环节的能耗与排放，最终求得整个产业的能耗与排放数据。
（1）碳足迹是指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从其定义不难看出，碳足迹法是对生产和消费全过程、直接和间接排放碳当量的追踪，甚至不考虑碳发生的区域。澳大利亚资源能源旅游部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运用碳足迹法估算了澳大利亚旅游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结果表明，2003～2004年间，澳大利亚旅游业碳足迹为1.15亿吨。洛克等（Loke，et al.）利用碳足迹法研究了夏威夷能源需求与旅客数量急剧增加以及旅游者国别多样化的关系，发现旅游者能耗占夏威夷总能耗的比重平均为60%；且国外游客比例越大，能耗需求也越大。
（2）生态足迹是指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或者全球的生存所需要的以及能够吸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地域面积。旅游生态足迹即指维持旅游活动所需要的以及能够吸纳因旅游而排放的废物、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地域面积，其实质是一定区域内旅游活动对生态影响的一种定量测度。亨特（Hunter）认为，生态足迹法对理解旅游的环境影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将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指标广泛采用。罗伯特等（Roberto，et al.）采用生态足迹法，结合兰萨罗特岛旅行推断模型，计算兰萨罗特岛公路旅游交通使用量及其对未来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兰萨罗特岛上的旅游交通主要是依赖于私家车，在接下来的10年里，公路旅游交通量还将持续增长，并达到饱和，兰萨罗特岛旅游交通在旅游生态足迹中所占的比重将会增大。
（3）“自下而上”法是从到达目的地游客的数据分析人手，向上逐级统计能耗与排放量。这种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逻辑算法简单，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既要求研究区域旅游业统计资料完备，同时还需要海量的实地调研数据；二是遗漏大部分旅游业间接的能耗与排放，导致估算结果总体偏小。但尽管如此，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自下而上法被采用得最多。前述的几项关于全球旅游业能耗与排放的估算研究，其思路都暗含着自下而上法的运算逻辑。贝肯等采用“自下而上”法分析新西兰南岛西部海岸旅游者不同行为引致的能源消耗。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游客的能源消费总量是新西兰国内游客的4倍。霍伊特等（Howitt，et al.）采用“自下而上”法发现2007年单次往返于新西兰的国际邮轮游客碳排放量范围为250～2200克/人·公里，每位旅客在邮轮上的住宿所需的平均能耗约为1600百万焦/晚，比陆地上的一般酒店能耗要高出12倍。
1.2.2 测算内容
据文献整理研究，当前国外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定量测算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总量的定量测算。高斯林估算2001年全球旅游业共消耗能源14080皮焦，排放二氧化碳当量1399百万吨。皮特尔斯等（Peeters，et al.）的测算表明旅游业导致了全球4.4%的二氧化碳排放。世界旅游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的一份联合报告指出，2005年全球旅游业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该排放量所造成的影响，大约可以达到全球温室效应的14%。江南等（Konan，et al.）的测算显示，夏威夷旅游业的能源消耗占全州总能耗的60%。澳大利亚资源能源旅游部估算2004年澳大利亚旅游温室气体直接排放为470万吨，间接排放为2810万吨。尼泊尔（Nepal）测算了尼泊尔安那波那保护区乡村旅游的能源消耗，结果表明住宿业每年约消耗3600吨薪材和47.5万升煤油。二是对一些关键参数的定量测算，如交通工具、住宿方式、旅游活动的单位旅游能耗和排放强度。相关研究较多，并注意到了国别之间的差异。比如乘飞机旅行单位能耗为2.0百万焦/人·公里，排放二氧化碳396克/人·公里；乘汽车旅行单位能耗为1.8百万焦/人·公里，排放二氧化碳132克/人·公里；新西兰酒店单位能耗为155百万焦/床·晚，马略卡岛为51百万焦/床·晚，桑给巴尔为256百万焦/床·晚；新西兰直升机滑雪单位能耗1300百万焦/游客，潜水800百万焦/游客，博物馆参观10百万焦/游客；往返于新西兰国际邮轮旅游者平均碳排放为390克/人·公里等。
1.3 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预测及情景分析
研究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是为了把握未来的趋势与动态，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对其预测及情景分析作了研究，以期能够为有针对性的节能减排措施提供具体可靠的科学依据。世界旅游组织研究报告预测，以2005年为基准，在2035年以前，来自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将以2.5%的年均速度增长；其中住宿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速为3.2%。而皮特尔斯等的预计比世界旅游组织的预计高0.7个百分点，即2035年之前全球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将以每年3.2%的增长率增加。杜波依斯等（Dubois，et al.）用敏感度分析法，以2000年为基准，预计按照当前旅游业增长趋势，到2050年法国旅游休闲业温室气体排放将增加90%。
1.4 旅游业节能减排的措施研究
节能减排措施是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最终落脚点。从国外研究进展看，目前已基本形成体系化的节能减排措施。世界旅游组织从旅游行业角度分别就政府、旅游企业及旅游者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同时还对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相关领域的节能减排提出了具体对策及技术途径。理查德（Richard）利用仿真模型分析碳税对国际旅游的影响，指出如果全球按1000美元/吨征收碳税，则乘飞机的国际旅游将减少0.8%，相对应可减排二氧化碳0.9%。贝肯等研究表明，坐落在世界遗产拉明顿国家公园的生态客栈采取绿色全球21环境认证计划，成功认证后，每年能耗大幅减低，二氧化碳排放每年减少189吨，节约15000澳元。除了政策或有关技术手段外，旅游者行为方式的选择也是旅游业节能减排的重要方面。贝肯等研究发现，无论在国际旅游者还是国内旅游者能耗账单中，交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改变旅行方式能够有效影响旅游者的能源需求。巴克利（Buckley）认为，“慢旅游”是一种有效的降低碳排放的旅游方式，它是指反对乘坐飞机等快速交通工具的旅游，更重视游的过程，强调旅游的过程和目的地同样重要。“慢旅游”必将发展成为一种未来旅游的流行方式。
2、我国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研究进展
我国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探索性研究阶段。文献资料研究表明，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算和旅游业节能减排的对策措施方面。
2.1 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测算研究
我国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测算研究涉及全国、省域/地区及产品层面。全国层面，石培华等首次系统地估算了全国旅游业的能耗与排放，结果表明，2008年我国旅游业消耗能源为428.3皮焦，排放二氧化碳51.34百万吨L25 2。省域/地区层面，陶玉国等估算了2009年江苏省旅游业直接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32.56皮焦和3.7百万吨，占江苏能源总消耗量和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为0.53%和0.56%，旅游交通、住宿业和旅游活动占旅游能耗的比例分别为70.91%、17.32%和11.76%。章锦河等分别对四川省九寨沟、鄂西、湖南和江西等地旅游生态足迹、碳足迹进行了测算。另外，郭等（Kuo，et al.）对我国台湾地区澎湖列岛旅游业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每年澎湖列岛旅游业消耗能源795.96百万焦，排放二氧化碳5.05千克；其中，旅游交通能耗4.95×108百万焦，排放二氧化碳3.38×108克，住宿业能耗为1.17×108百万焦，排放二氧化碳8.56×108克，旅游活动耗能1.24×108百万焦，排放二氧化碳7.71×108克。林（Lin）对台湾地区垦丁等5个国家公园旅游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近8年旅游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增加，5个国家公园平均每年排放二氧化碳16.1万吨。产品层面，等以云南旅游市场最具代表性的香格里拉“八日游”系列产品为例，从生态足迹角度对该线路产品的生态效率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2.2 旅游业节能减排的对策与措施
国内旅游业节能减排工作实践最早从要素部门开始，从生态景区、循环景区到绿色饭店、绿色交通。对策与措施的研究紧跟实践步伐，并最终拓展至旅游城市（圈）、全行业。章锦河以九寨沟和黄山两个国内知名的生态型景区为例，以旅游废弃物为手段定量测度旅游业能源需求与排放对生态的影响，认为合理控制游客规模、缩短旅行距离、减少乘飞机出游等是旅游业节能减排和建设生态型景区的有效举措。王辉等提出要借鉴台湾坪林地区的措施，给每个海岛型景区设置一个“碳减量计数器”，以此增强游客节能降耗意识并约束自身的旅游行为方式，从而有效降低旅游活动的能耗与排放。李萍就酒店行业的节能减排，从发展理念、能源管理、引导消费观到政策和制度保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对策与建议。林研究了1999～2006年台湾地区5个国家公园旅游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政府可以通过提升管理效率，运用价格杠杆等降低碳排放，同时通过就近旅游、提高交通荷载、使用清洁能源及其他技术措施来降低旅游二氧化碳排放。蔡萌等从低碳旅游发展导则、低碳旅游设施、低碳旅游吸引物、低碳旅游体验环境和低碳旅游消费方式等5个方面构建了低碳旅游城市模型，提出规范发展、互动发展、示范发展等城市旅游低碳发展的战略举措。万幼清认为武汉城市圈旅游业节能减排需要提升绿化措施、优化绿地布局、加强水域生态保护。石培华等系统整理了旅游业各要素、各领域节能减排的技术手段、运行模式和制度安排。
近3年来，作为旅游业节能减排实现方式的低碳旅游，成为旅游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在中国知网，以“低碳旅游”为主题或关键词检索，共得到有效文献297篇。文献数量统计表明，2011年共发表137篇，占全部文献的46.13%；2010年和2012年各79篇，各占26.60%；2009年仅有2篇，占0.67%。而近300篇文献中，仅有17篇（5.72%）发表在核心期刊，一定程度上表明研究的深度有限。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及特征研究，低碳旅游发展案例介绍，发展模式及实现的路径、建议等。
3、国内外研究总结与对比
3.1 总结
整体而言，国外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研究主要在3个方面取得了进展：1）识别了旅游业能耗、排放的重点领域及结构；在旅游业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定量估算研究与情景分析方面形成初步结论。2）对各类型交通方式、住宿方式及旅游活动的单位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等关键性参数有了一般性的认识，并识别了明显的国别、地区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差异。3）基本形成体系化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但是，国外研究同时存在3个方面不足之处：1）虽然形成一些标志性成果，但总量不多，还没有系统化和规模化的研究积淀；对旅游交通、住宿及旅游活动方式等单个领域和环节的实证研究多，地区性、全行业的系统研究较少。2）多是基于部分国家/地区的调查数据和经验数据进行估算，尚没有系统的估算方法和情景分析法。3）多以旅游发达国家或经济发达国家为对象，针对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
而从国内研究进展来看，主要有4个特征：1）起步晚，绝大多数研究是2009年之后开展的，且研究总量有限。2）现有的旅游业能耗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现状估算研究更多地是参照国外已有研究的架构及经验数据进行的，其中涉及的关键性数据如不同交通方式的能耗及排放参数等都是通过文献研究得到的经验数据，对我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3）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预测和情景分析至今仍是空白。4）旅游业节能减排对策与措施研究的科学支撑不足，宏观对策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举措少。
3.2 对比分析
主要从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与途径，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定量测算、预测及旅游业节能减排措施等4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见表3）。
在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与途径研究上，国内外总体上是一致的，即重点都在旅游交通和住宿两方面，但总量和结构有区别。总量上，从全球来看，旅游业能耗及排放占全球的比重在5%左右，而我国则不到1%，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域层面。结构上，国外旅游交通能耗及排放明显高于国内，旅游活动则相反，国内要高于国外，住宿业能耗及排放水平比较接近，可能和我国住宿业从学习国外而开端有关。定量测算方法上，国内几乎完全借鉴国外研究方法，没有开发出适合我国旅游业特色的方法；定量测算的广度国内外比较接近，但深度上国外明显深于国内。预测方面国内目前仍是空白。对策与措施方面，国外已基本形成体系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对策措施，国内对策体系尚未形成，以宏观对策居多。
4、研究启示与展望
结合国外研究进展，针对国内研究现状，未来国内旅游业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内容：
4.1 加强旅游交通和住宿等重点领域能源需求与排放的定量实证研究
总体来看，我国旅游业能源需求与排放的研究存在现状不清、总量不明的问题；旅游交通能耗与排放情况完全空白，住宿业仅粗线条掌握全国四星级以上酒店的水电气等能源消耗数据。因此，要加强旅游业特别是交通和住宿重点领域能耗与排放的定量测算；根据我国旅游业实际，对不同类型旅游交通方式、住宿业态、旅游活动单位能耗/排放强度等关键参数开展针对性定量实证研究；开展各种工程技术手段方面的节能降耗效率与能力的实证研究。
4.2 加强旅游业能源需求与排放的预测分析和情景研究
旅游业能耗与排放的科学实质是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是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旅游业能耗/排放的预测与情景研究是衡量旅游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旅游业减缓和响应全球环境变化的科学依据。因此，必须强化对未来旅游业能源与排放不同情景的模拟研究与分析，为科学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制定适应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范文第3篇
一、联席会议的组成单位
（一）联席会议召集单位：省经贸委
（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人事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厅、省信息产业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国资委、省地税局、省环保局、省广电局、省统计局、省物价局、省工商局、省海洋与渔业局、省质监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国税局、福州电监办、省气象局、人行福州中心支行，省总工会、团省委、省科协，省电力有限公司、华电福建发电有限公司。
二、联席会议的工作任务
（一）分析能源形势，研究节能政策与工作落实情况。针对节能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阶段性节能工作目标、任务和重点，决定节能重大行动，提出节能立法建议、产业政策。
（二）研究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三）审查全省性节能规划、年度工作目标和计划。
（四）听取省节能办和各设区市节能工作汇报，提出需要省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节能和资源节约事项，通报节能工作进展情况。
（五）研究企业节能激励机制和措施、全省性节能奖惩规定。
（六）落实省政府交办的有关工作。
三、联席会议任务分工
（一）省经贸委（省节能办）
负责提出节能立法建议，组织编制节能规划和节能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的开发研究计划，组织编制地方性节能标准、节能产业和节能技术投资导向，研究制定节能政策措施，组织制定实施高耗能行业市场准入和评定标准、节能招标采购具体办法，组织节能企业、节能项目和节能产品认定，组织实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组织实施全省重点节能示范工程建设，安排节能专项资金，组织并监督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节能审查，监督节能目标和节能工作落实情况，开展节能信息交流、宣传、教育、培训，表彰节能先进，指导各地、各行业和企业开展节能。负责组织召开节能工作联席会议。
（二）省发展改革委
将节能工作作为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利用“6·18”平台，支持节能技术对接项目落地建设；推动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参与推进节能其他工作。
（三）省气象局
开展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资源的详查和评估，为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供科学依据；开展气候变化对福建能源安全影响的专项评估；加强气候观测系统建设及各类极端天气与气候的监测、预警、预报，及时信息，并协助有关部门科学防范和应对极端天气与气候灾害及其衍生灾害。
（四）省建设厅
监督新建居住和公共建筑的设计和施工严格执行节能50%的建筑节能标准。组织编制地方建筑节能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和标准设计图集；组织建筑节能示范项目建设。积极推广建筑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新技术新产品，培育建筑节能产业，推广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推动太阳能热水器在住宅和公共建筑中的应用。加强城市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
（五）省交通厅
合理规划交通运输发展模式，推进节能型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运输车辆的更新改造，淘汰老旧高耗能车辆，发展柴油车、高效低耗重型车，推广厢式货车，发展集装箱等专业运输车辆；促进远洋、沿海船舶向大型化、专业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逐步淘汰技术落后、高耗能船型；鼓励发展节能环保交通工具，加快运输企业集约化进程，优化运输组织结构，提高运输效率；组织推广新节能技术、产品在交通车辆中的应用。
（六）省农业厅
促进农村资源利用高效化，大力推广沼气、太阳能热水器的应用；积极推进规模化养殖场沼气工程建设，开发农村清洁能源；大力推广低耗能先进实用农业机械；改进作物和品种布局，有计划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
（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制定政府机构的能耗定额和支出标准，建立和完善政府机构节能规章制度，编制政府机构节能采购指南和节能采购目录；按照节能标准改造政府机构采暖、空调、照明、电梯等系统，推广使用高效节能办公用品；带头采购低油耗汽车，加强公务用车日常管理。
（八）省统计局
负责提出能够反映各地区能源水平、节能目标责任和评价考核制度的节能统计体系，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能耗指标制度；统计和分析工业重点用能行业和企业能源利用状况；督促工业企业建立健全能源生产和使用的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重点耗能企业能耗情况。
（九）省质监局
加强我省相关的行业资源节约及综合利用标准研究和标准体系建设，大力推动节能产品认证和能效标识管理制度的实施。督促、检查、指导企业认真实施《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建立企业计量检测体系，加强能源计量管理。积极推广特种设备节能产品；建立企业节能计量管理工作通报、表彰制度，定期通报各地耗能企业计量节能管理工作情况。
（十）省财政厅
在省财政安排的省级工商发展资金中设立节能专项资金，对节能技术与产品推广、示范试点、宣传培训、信息服务和表彰奖励等工作给予支持，并按《福建省工商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履行职能。
（十一）省科技厅
加快节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支持节能科技的自主创新和节能公共平台建设，加强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科技攻关，推动高效节能项目的研究开发、应用示范和产业化，支持企业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设备和节能产品；支持开发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警技术、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和气候变化适应技术。
（十二）省国资委
负责推动省属所出资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将能耗指标纳入省属所出资企业经营业绩非财务指标考核体系，作为省属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管理相挂钩。
（十三）省环保局
加强对清洁生产实施的监督，依法推进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十四）省信息产业厅
负责推动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降低企业能耗；宣传推广LED、太阳能光伏产品等节能型电子信息产品；推动企业生产符合国家能耗标准的节能型电子信息产品。
（十五）省林业厅
加强林产工业节能。研究提出我省可生产生物质能的树种的种植发展方向。推进植树造林工作，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
（十六）省国土资源厅
严格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用地审批，对达不到节能标准的项目不予批准用地。
（十七）省工商局
查处流通领域假冒伪劣节能产品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耗能产品；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十八）省物价局
贯彻执行国家制定出台的差别电价政策，制定出台促进我省节能工作的价格政策。
（十九）人行福州中心支行
贯彻国家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指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强对节能项目的支持。
（二十）省水利厅
制定水能利用规划，推动水能利用。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大节水力度，建设大江大河防洪工程体系。
（二十一）省海洋与渔业局
结合我省沿海的特点，根据海洋功能区划，拟定全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建立海洋综合管理制度和协调机制，及时协调处理海洋开发和保护行动出现的各种矛盾。建立综合管理示范区；开展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技术研究并组织实施；建设现代化海洋观测系统，提高岸基、浮标、地波雷达等设施的海洋环境观测能力；开展海平面变化的监视监测和长期预测，提出应对海平面升高的适应性建议。
（二十二）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执行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促进我省节能工作的税收征管措施。
（二十三）福州电监办
配合关停小火电机组工作，撤销关停小火电机组的发电业务许可证。对电力企业、电力调度交易机构执行电力市场运行、电力调度交易规则及有关节能方面政策的情况实施监管。加强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上网的监管。会同政府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电力企业的节能工作。
（二十四）省电力有限公司
调整和优化电网结构，完善高、低压配电网络，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节能新设备，降低电网损耗；积极推广“两型一化”（节能型、环保型、工业化）设计，采用同塔双（多）回、大截面导线和紧凑型输电线路技术，以节省土地、保护环境，提高输电、配电能力。实施节能调度和水、火电联合调度，降低煤炭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电网优化配置资源能力。
（二十五）华电福建发电有限公司
落实电力“上大压小”政策，优化电源结构，提高节能减排工作水平。
（二十六）省委宣传部
协调指导新闻媒体开展节能（应对气候变化）宣传，宣传党和国家节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标识；宣传普及节约（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知识和方式方法；宣传节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先进单位、个人的事迹，曝光严重浪费资源的现象。
（二十七）省教育厅
加强中小学、高等院校、职业学校的节能（应对气候变化）知识宣传培训。
（二十八）省广电局
负责广播、电视等媒体的节能（应对气候变化）宣传，播放节能、节水等公益广告。
（二十九）省总工会
组织开展群众性的节能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创新、发明创造等活动，推动节约型企业、节能型企业建设。
（三十）团省委
组织团员青年开展节能（应对气候变化）宣传和实践活动，教育青少年从小养成节约能源的良好习惯。
（三十一）省科协
围绕节能（应对气候变化）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三十二）省委组织部、省经贸委、人事厅、省效能办
建立各设区市党政班子节能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制定考核办法，对各设区市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纳入“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并作为干部评价、任用的重要依据。
（三十三）省监察厅
对违反节能法规行为进行督查。
四、联席会议工作机制
（一）省经贸委为联席会议的召集单位，联席会议召集人由省经贸委主任担任。联席会议议事办公室设在省经贸委环资处，负责联席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
（二）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召开。联席会议召集单位预定召开联席会议时间，并提前会商各成员单位，收集需要提交联席会议研究的有关事项，确定会议议题，正式发出会议通知。
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碳规制； 效率困境； 低碳认知； “认知-态度-行为”模型
中图分类号：F205；X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03407
作者简介：宋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上海201204 ）
一、 背景与问题：单一治理结构下的“规制效率”困境
“十一五”节能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措施的干预。我国节能法第六条确定了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将20%的节能目标作为各地方政绩考核的约束性指标，明确了政府在低碳治理中的主导责任。为完成该行政减排指标，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开展结构型节能管理，主要是电力、交通运输、建筑等高耗能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升级①；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投入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基金用于节能环保工程建设，特别用于能源消耗效率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技术应用和改进②。
政府的一系列财政、税收和电价政策，大力推动了结构性节能和技术性节能的贡献率，促进了落后产能和落后技术的改进和替代。在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干预下，我国的节能减排在短时期内，特别是“十一五”末期取得明显绩效。截至2010年，我国单位GDP的一次能源消耗比2005年下降19.8%，主要污染物单位GDP排放量下降10%。其中，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的能耗强度下降17.4%，工业的能耗强度下降16.9%，建筑能耗强度下降15.4%，而交通和生活用能的单位能耗有上升趋势，2010年比2005年分别增长了32.9%和44.4%。自2001年以来，我国居民生活领域的能耗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05年后甚至超过工业能耗的增速，成为我国增长最快的能源消耗领域。尽管生活领域的能耗占总能耗的比重变化不大，维持在13%，但其绝对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数据来源：2010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可见，政府的节能政策和新能源发展措施推动了电力、建筑和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有效地降低了相关领域的能源增长，但规制政策供给对于改善社会公众的低碳消费理念，强化节能减排责任，仍然缺乏成效。低碳规制政策在激励企业和公众的低碳行动中遭遇治理困境。
所谓低碳治理的“效率困境”，是指完全或主要依赖中央政府政策规制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在该治理模式下，政策的供给和财政资金对低碳发展的促进效率逐层弱化。而地方政府在这一治理结构中是“承上启下”的核心行动者，其低碳行为博弈体现在：一是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自身利益与区域经济总量增长存在高度正相关，其以追求地区效益的最大化为发展目标。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了越来越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当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出现抵触时，地方政府会在节能降耗指标上“讨价还价”，以获得博弈的边际收益；二是由于中央政府掌握对地方政府“人权”的管理权限，基于政绩考核的顾虑和“一票否决”、“问责”制的行政管理压力，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最优博弈结果是被动接受低碳发展方案，或者将中央政策扭曲执行；三是作为“公共利益人”，尽管地方政府与市民在公共治理中存在广泛的利益共容性，但由于政府治理能力限制和信息的不对称，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和公众的短期利益诉求也存在相悖的冲突。
本文拟根据“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理论，通过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有关低碳意识的问卷调查，着重分析导致 “效率困境”的政府规制内生性因素。“认知-态度-行为”模型认为对起因和影响的认知程度决定了行动的态度，而态度决定了行动意愿。基于该模型理论，政府的低碳意识被分为三个层次的指标：认知——政府的低碳价值观；态度——政府的政策供给偏好；行为——政府开展低碳治理的行动意愿。政府对气候变化减缓的认知指标，要测度不同科层、不同区域的政府对低碳发展概念、低碳发展目标、低碳发展措施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水平；政府低碳治理的行动意愿指标，要测度政府促进低碳发展的驱动利益、行动阻力和已经采取的行动举措；政府低碳治理的政策偏好指标，要测度不同科层、不同区域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偏好的治理模式和政策措施供给。问卷调查将对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低碳治理行为进行比较。
从2011年1月至2011年10月，课题组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培训学员开展问卷调查。采取自填式问卷采集方式，共发放问卷377份，收回376份，其中有效问卷316份，有效回收率为838%。调研对象由中央部委官员（占27%）和地方政府官员（占73%）构成。其中，地方政府官员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调研对象选择上海、浙江和江苏，占总调研人数的37%；中部调研对象选择河南和湖南，占总调研人数的29%；西部调研对象选择四川、、贵州，占总调研人数的34%。调研对象所从事的工作涉及环境保护、水利、国土资源管理、交通运输、能源管理、城市规划及建筑管理等低碳治理领域。
二、低碳认知逐层弱化气候风险感知存在差异
（一）对“经济发展”和“低碳”的认知差异
该部分的问卷调研包括三个问题。如表1所示，中央受访者和地方受访者对“温室气体的主要构成”的回答正确率均不高，中央受访者的正确率为47.2%，地方政府官员为43.9%。主要的认知错误是将二氧化硫（SO2）和化学含氧量（COD）误认为温室气体。关于“2020年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 2020年中国承诺的3个碳减排目标：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问题，只有三个目标均被正确认知，才被定义为“正确”。中央政府官员对该问题认知的正确率为688%，说明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共识；地方政府官员的认知正确率为53%，略低于中央政府官员。从答案分布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被84%的政府工作者认知，但地方政府官员对“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的认知正确率明显偏低，是中央和地方对“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认知的差异所在。
表1政府对低碳发展概念和目标的认知
问题12中央12地方温室气体的主要构成1247.2%12439%2020年中国承诺的碳减排目标12688%12530%强调“经济发展”比“低碳”更实际1212.2%1222.7%“低碳”是“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1287.8%1277.3%关于“低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88%的中央受访者将低碳发展视为经济转型的良好契机，而地方受访者中仅有77%的人认同此观点。其中，东部区域的工作人员的该认知率较好，中西部区域除四川外，其他区域对“低碳”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知存在误区。产生认知差异的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看，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逐步降低的特点。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转向现代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东部的高能耗产能也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东部区域政府的低碳发展意识相对较高。此外，从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布看，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东部地区，自然资源禀赋较为缺乏，能源储备较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大量需求主要依靠中西部地区（晋、蒙、豫等地）供给，区域能源降耗的内在压力较大。相应地，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较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地方政府在实现区域产业由资源依赖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过程中，存在对“经济效率”的担忧和顾虑胡宗义、刘 静、刘亦文：《中国省级能源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7期。。
（二）对气候风险的认知差异
如图1所示，在气候变化的认知方面，88%中央政府受访者和86%地方政府受访者都认识到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风险。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对海平面的影响尚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仅有25%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和27%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可以引发海平面上升。
各级政府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已经形成较高共识，75%以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受访者都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在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方面，来自中央政府的受访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能源短缺风险有较高认知，认知程度分别达到88%和75%；而82%来自地方政府的受访者认为台风、暴雨等引发的洪涝灾害是今后的主要气候风险，对该风险的认知甚至高于中央认知程度（75%）。以上几方面的气候影响较为直观，而且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和洪涝灾害已经给农业、畜牧养殖业、城市的基础设施等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此外，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引发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十一五”和“十二五”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任务。在这一政策引导的背景下，能源的短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也得到政府的较高关注。
50%的中央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会增加交通的脆弱性和人体健康的脆弱性，但仅有45%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影响，27%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影响交通。仅有32%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和25%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表示认识到气候变化给城市带来的次生灾害。可见，以上几个方面的气候影响尚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其原因在于：一是这些气候影响并不直观，其潜在影响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个过程来显现；二是如果防护及时或者地方气候适应能力较强时，气候影响的脆弱性不明显，并且不会造成较大的灾害和突发事件，这种潜在气候风险容易被忽视。
图1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三、政府政策偏好治理理念、政策供给缺乏市场激励
表2政府低碳治理模式偏好
12中央12地方立法1238%1216%经济激励手段1238%1244%市场机制126%1215%NGO引导社区驱动模式1213%1223%其他125%122%表2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偏好理念。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青睐规制性治理措施。76%的中央政府受访者表示，会选择立法和经济激励政策措施推进低碳发展，仅6%和13%的中央受访者表示会通过市场机制、NGO参与开展低碳治理。地方政府中，44%受访者表示青睐经济激励政策主导的治理模式，23%受访者对NGO参与的低碳治理模式表示了认同，即有意愿尝试碳交易市场体系和低碳社会的培育。总体而言，在治理理念上，我国各级政府主体在低碳治理理念上偏好行政资源和财政投入的经济激励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偏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节能市场化发展的现状决定的。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碳市场交易、低碳认证、碳排放清单等相关政策。尽管我国是开展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占全球CDM市场份额近50%以上，但由于缺乏碳市场相关办法和交易标准的建设等，中国的碳市场尚未建立，且碳交易一直处于交易链的低端。
表3体现了近5年里受访者在低碳发展过程中政策选择偏好。63%中央受访者和73%地方受访者均表示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开展低碳发展。50%以上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者表示会开展“长期能源规划”、“低碳教育和宣传”来促进低碳治理。但75%以上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受访者对合同能源管理、低碳认证、碳排放交易等市场机制作用缺乏供给偏好。与表2描述的治理理念比较，地方政府在实践中较为保守，对市场化措施的偏好反而低于中央政府的偏好。地方低碳发展更多偏重“淘汰落后产能”，对中央的政策和行动方案产生明显的“依赖”惯性，低碳发展的政策创新活力不足。
表3政府低碳发展中的政策选择
政策选择12中央12地方能源立法和中长期能源规划1263%1250%淘汰落后产能1263%1273%征收碳税1213%1214%能源审计、合同管理等激励企业节能1225%1215%低碳认证、碳排放权交易制度1213%129%教育和宣传1250%1259%中央财政专项资金1225%1232%经济激励手段促进新能源开发1213%1227%四、低碳行动的系统认知和“主动性”偏弱
如图2所示，各级城市开展低碳行动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63%的中央政府管理者表示开展低碳行动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中央行政减排指标的压力。另外，分别有63%和50%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同时表示，会基于长期能源规划、国家形象或“城市荣誉”感的考虑来采取节能降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调控措施。地方政府的低碳行动主要受到两个因素驱动：一是来自中央的行政减排压力。68%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表示驱动力来自行政减排指标。二是期望获得低碳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协同相应。73%地方政府受访者都对新能源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表示出积极态度。
图2政府引导低碳发展的驱动力图3显示政府认知的低碳发展阻碍。75%的中央政府受访者和72%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表示低碳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低碳与发展理念互相冲突”的观念误区。可见，GDP仍旧是政府的主要绩效指标，并在城市领导者的理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地方政府对低碳发展障碍感知较中央政府强烈。61%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相关政策的缺乏”限制了地方开展低碳建设工作；44%地方政府受访者认识到技术研发和储备的滞后对低碳发展带来的限制；39%的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其地方低碳发展缺乏专项资金的扶持；33%地方政府受访者认为低碳、节能相关专业人才短缺是低碳治理的主要瓶颈。
图3政府对低碳发展的主要障碍认知可见，在国际组织的压力和城市声誉资本的驱动下，中央政府已经形成“低碳化”发展的价值观。该价值观通过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地方政府的落实进行传递，并最终影响和形成“低碳”社会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对低碳发展缺乏系统认知，我国地方政府的低碳行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框架，低碳行动能力缺乏“主动性”，从而造成价值理念在“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中出现逐层弱化的趋势。
五、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气候风险意识，并建立低碳治理与气候风险管理的协同机制
从问卷分析结果看出，我国中央层面基于能源安全、社会经济安全（农业生产、健康卫生等）的考虑，较地方政府具有更积极的低碳治理意愿；而地方政府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事件及次生灾害影响（极端气候下的交通瘫痪、建筑坍塌等）具有更直观的认知，因此，地方政府对气候风险防范，特别是增强地方防灾抗灾能力方面具有更强的行动意愿。《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对简化和适应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提高适应和减缓能力的政策有共同之处，其共同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协同影响。可见，适应气候变化与节能降碳战略同样重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有限条件下，低碳治理应该注重“减缓”与“适应”并重，通过建立减缓和适应的协同机制，鼓励地方的适应行动，提高地方的减排效应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
（二）从单纯强调政策主导转向企业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激发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
中央政府的低碳发展决心是我国“十一五”低碳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可再生能源规划、节能工程项目规划等，地方政府积极淘汰落后产能，补贴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而使电力、制造业和建筑部门的碳强度取得明显回落。但这些政策措施较为单一，主要侧重生产领域或高能耗企业的节能降碳，而中小企业和公众的消费节能意愿并不强烈。低碳治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地方政府的低碳治理要解决的不是单纯的碳减排问题，而是“减排减量化”下的发展问题，其关键是促进地方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低碳消费也是带动企业低碳生产的重要内生动力，比如企业/家庭减排指标体系和碳标识制度、区域碳交易市场机制、阶梯电价等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创造低碳消费的社会环境，还能树立企业的绿色营销理念，激励企业自愿减排的行动力。
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农业产量；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22日
一、厄尔尼诺现象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气候现象，会导致太平洋中东部以及南美太平洋沿岸国家发生频频洪涝灾害，同时也会导致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发生严重干旱。对于中国来说，在厄尔尼诺发生时，由于全球气压场和经向环流的减弱，首先造成冬季北方极地大陆气团南下的势力变弱，经常影响中国的冬季风也就相应变弱，冷锋过境减少，出现暖冬、少降水的天气；其次是夏季，由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势力减弱，造成夏季风势力变弱，北上的速度变缓，南方的江淮等地多雨的可能性增大，可能出现洪涝灾害。1998年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二、厄尔尼诺现象对中国各地区天气的影响
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2015年夏季中国南方共出现18次暴雨过程，总体来说，南方地区降水偏多，其中长江下游地区大约超过2成以上，局部地区超过5成。夏季，华北大部、西北东部、东北西南部、黄淮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量明显减少2～5成，造成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宁夏等地夏旱严重。
有专家预测称当年冬季会出现“暖冬”，然而受西伯利亚寒潮影响，2016年1月份中国大部分地区受极冷空气影响，气温降幅达到10～15摄氏度，南方出现大范围雨雪，贵州、湖南等地出现冻雨，浙江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雪天气，极寒天气持续十多天。
2016年，虽然台风登陆姗姗来迟，强度却不容小觑。自2016年7月9日起“尼伯特”到10月21日登陆的“海马”，陆续6次台风来袭，对我国西南沿海城市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同时，7月19日受厄尔尼诺影响，导致河北省邢台地区短时强降雨，至20日16时，邢台市平均降水达到167.7毫米，临城上围寺最大降水量达到673.5毫米，沙河、内丘、临城、邢台市区、邢台县、隆尧、南和多地出现350毫米以上降水量。这次强降雨历时长、强度大、面积广，对邢台地区的农业及城市建设造成重创。
三、厄尔尼诺现象对行业经济的影响
（一）对旅游业的影响。呼伦贝尔完善冬季旅游景区建造，打造精品路线，富有民族风情特色的少数民族节日作为旅游热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欣赏。2016年1月份的世纪寒流使内蒙古地区气温降至零下47℃，与往年相比，罕有前来欣赏呼伦贝尔冬季美景的游客，并且大部景区大都因罕有游客而暂停营业，当地开旅馆、饭店的村民也因此只能关门歇业。2016年6月16日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园，迎来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为上海起到激活作用，使上海经济发展迸发出更大的活力。然而，暑期正值旺季的上海迪士尼游乐园也因2016年7月9日登陆的“尼伯特”而不得不暂停户外景点。同样，9月14日中午12时厦门市21家A级景区因莫兰蒂台风全部关闭，同时涉及258个旅行团的3，000多人行程取消或者改签。台风过境后，厦门多数景区可谓满目疮痍。以古龙酱文化园为例，古龙酱文化园的迷宫景观被毁，古早酱缸大量破损，大量酱油半成品流失，总损失预计在1，500万元左右。而同安影视城树林绿化基本无存，大门、牌坊景观被刮倒，直接损失预计在400万元左右，间接损失约为100万元。
由于极端天气，不少景区考虑到游客游玩时的安全问题不得不暂停营业，例如暴风暴雨天气，一些山区风景区就会选择封山，禁止游客攀登游玩；游乐场的娱乐设施也不得不停止运行。并且，在这些极端天气影响下，游客就会放弃出行计划，景区游客数量骤减，如果继续营业，所获得的经济收入远远达不到为了维持整个景区正常运营所需要的支出。同时，具有破坏性的极端天气可能会对旅游景观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对旅游城市来说是毁灭性打击，其经济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
可见，对于以旅游产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来说，极端天气在不同季节对城市的经济影响也是不同的，特别是在旅游旺季时段，极端天气的发生会导致游客数量锐减，从而造成该地区全年经济数据的大幅度下滑。同时，一个地区的旅游产业同时会带动当地的宾馆住宿、饮食娱乐、公共交通等行业的收入增长，所以在极端天气影响下，城市其他产业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对工业的影响。“莫兰蒂”造成了厦门电网毁灭性的破坏，除了有三座220千伏的大型铁塔被吹倒之外，还有一座500千伏的高压铁塔拦腰斩断，这也造成全市的大面积停电，厦门市供电公司当即从福建全省调集了大批人力修复电路。但由于树木倒伏、交通受阻，完全修复消耗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电网破坏，地区工厂被迫停止生产作业，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容小觑。
同时，受台风天气影响，不仅陆路运输受到影响，海运、航运交通都被迫停运，或者由于冰雪天气导致高速封路，工厂原材料、产品等运输由此受到影响，被迫延迟生产或者改变生产计划，这对工业制造产业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
（三）对农业的影响。新闻报道：大风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农田受淹，中晚稻出现倒伏，葡萄、柚子等果树出现落果甚至倒伏，绿化树被连根拔起，设施大棚受损严重，农业经济损失较为严重。2016年夏季以来，多起台风以及邢台7・19洪涝灾害对当地农业生产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毁坏，对该地农业产量以及经济收入造成严重损失。
四、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相应建议
（一）将协整理论运用到评估气象因子对行业的影响。根据协整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定量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到气温对行业的长期以及短期影响，学习并运用该方法对今后项目的开展有重要意义。
（二）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气候（气象）要素对社会经济生产的影响的敏感性定量分析，可以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受气象条件制约的敏感性。将气候因子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构建一个关于气象-经济敏感性的模型，可以据此做出相应的敏感性评估。
（三）通过分析厄尔尼诺现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路径，可以在未来预测气象对于各产业会产生的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防范、抢救措施，避免受到较大的经济损失。气象学在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现今我们则更需要将其研究成果与经济领域结合起来，推测各种气象状况会对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规避风险，帮助促进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
五、农业应对措施
（一）优化我国农业种植制度。优化种植制度是适应气候变化最重要的且能立竿见影的技术手段。利用我国长时间序列的气象观测数据，分析我国以及我国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趋势，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可能影响，分析当前气候变化和未来气候变化对光、热、水资源重新分布和农业气象灾害分布格局的影响，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热量资源增加、复种指数增加等优势，规避高温热害、干热风、干旱等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进而改进作物布局，科学的优化种植制度，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保证粮食生长的高产稳产。
（二）优化作物种植结构。优化作物种植结构可以趋利避害，合理利用气候资源而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可以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气候类型多样，应该开展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作物种植结构研究，优化种植结构，研究和探索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种植结构，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开发高效灌溉和节水技术，扩大灌溉面积；强化综合防治气象灾害的工程设施建设，科学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增强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四）发展现代生物技术，选育抗逆品种发展生物技术是重要的应对策略。选育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品种。要加强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生物技术、抗御逆境等生物控制技术开发，培育抗逆性强、高产优质的作物品种是最根本的适应性对策之一。然而，作物育种周期较长，需要长期持续的研究推进。
主要参考文献：
[1]翟盘茂，余荣，郭艳君等.强厄尔尼诺过程及其对全球和中国气候的主要影响[J].气象学报，2016.74.3.
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范文第6篇
对此，在“从巴黎协定展望世界未来”为主题的2016年广州・世界青少年环保交流大会中，气候变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
“蜂巢式”布局节约城市资源
近年来，每到夏天，高温红色预警不断，便有许多人戏称，“我的命是空调给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气候变暖问题和城市热岛效应问题愈发严重。而在城市化发展缓慢的乡村，空气清新，气温适宜，有时甚至连风扇都用不上。人们不仅纷纷“重返乡村”避暑度假，更回归乡村生活、养老，逆城市化现象增加，难道这预示着大城市的发展到达瓶颈期？
带着这个问题，在本次大会活动期间，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生态生活的践行者，佛山杜马禅园的主人杜边疆作为主讲者，与大家一同探讨“关注气候变化，城市发展的‘红海’与‘蓝海’”主题。（“红海”代表现已知的市场空间；“蓝海”则代未知的市场空间。）
杜边疆认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模式是集约化的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从而导致人口过于集中，城乡资源分布不合理，造成巨大的风险和资源浪费。而要改善这个问题，未来城市格局应该由“集约式”转向“蜂巢式”布局发展。
那什么才是“蜂巢式”城市布局？杜边疆用德国的城市状况为例，对这种布局进行了解说：“在德国，人口只有数万或数十万的小城市、城镇多，人口几百万的大城市非常少，而且每一个小城市的工业结构、科技结构、人才分配等都非常平均，几乎就是蜂巢状的。德国的交通系统特别发达，能够有效地节省交通移动方面的时间。如果一个地区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控因素对城市造成破坏的话，它所遭受的损失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很小的，就像蜂巢的一个z房被破坏的话，它的蜂蜜不会影响到整个蜂巢的道理一样。”
其实，“蜂巢式”布局的城市发展，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了城市间应该如何解决公共资源分配问题，和及时应对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在讨论中，有部分青少年代表提出，蜂巢式的城市布局，是否基于“平均分配”的愿望，蜂巢式布局怎样才能实现？
杜边疆提出，人口集中在某一城市，若超过了该城市的承载力，不仅导致资源分配不足，而且更没有办法应对自然灾害。现阶段，我们能够尝试进行城市“蜂巢式”布局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因为互联网已今非昔比，它是“新时代的河流”，通过这条河流，人们能快速而有效地进行财富或劳动的输出或交换。互联网在今天就像自然界的水一样，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聚集地联系在一起。信息流、物流、人才流、资金流的互联网化，必然促进人们回归生态特色的生活、生产方式。
也就是说，“蜂巢式”布局可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流通和资源分配，能够有效减轻能源动力项目、交通运输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压力，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和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而改善城市小气候状况，使城市生活更加舒适，科技与生态得以共存。
“海绵城市”建设彰显生态底色
由于全球气温总体升高和城镇硬地增速过快，我国临海城市夏季洪涝频发，城市规划和再规划时，必须考虑城市如何弹性蓄水、用水、排水。对此，在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有关环保专家指出，“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是我国城市雨洪问题的解决对策之一，指的是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让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弹性而有效地控制雨水径流，而非单纯地建景观、挖水沟。各类水系及城市配套设施都可以作为“海绵体”，使雨水下渗、滞蓄、净化、回用，最后剩余部分径流通过管网、泵站外排。有效提高城市排水系统的标准，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缓减城市内涝的压力。
记者了解到，今年，深圳市、珠海市成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并已经开始了实际的行动，如在深圳市的光明新区，不仅对道路进行透水改造，还利用道路两端的公共景观设施、下凹绿地、人工湿地、地下蓄水池等方法进行雨水渗透、蓄积和净化处理，同时通过有针对性地种植植物，达到以绿化来净化空气和水，以及隔音的效果。
对此，广州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学院教授陈鸿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城市中心区大多人口密度高，楼房密集，在城市快速发展初期，由于片面地追求房地产经济效益，较少地考虑给环境生态“让路”。那应如何根据这种现状做出设计调整，以实现在城市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呢？陈鸿雁认为，一是可以“化整为零”，通过采用小块的公共区域，充分利用现有的有限空间，达到零散而覆盖面广的绿化目的；二是充分利用高楼大厦、小区公寓住房的屋顶天台，种植功能性植物，如绿草、蔬菜等。这些与生活相关的绿化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同样可以起到缓解热岛效应和水利用压力的作用。
其实，环境问题治理最离不开的四字方针是“因地制宜”。可以说，“海绵城市”的发展为气候变化大环境下的城市发展提供了一条新型智慧道路，无论是“海绵城市”，还是其他低碳环保可持续城市设计，当它们真正契合当地环境特点和需求的时候，都能发挥出充分的环境保护作用。
“因需制宜”规划城市配套设施
人类活动加剧了气候变化的脚步，其带来的一系列极端天气问题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可见，在城市这个人与自然的交接点，如何处理好双方的关系，使城市不仅服务于人，更服务于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中必须直面的迫切问题。
陈鸿雁表示，城市规划设计之初，考虑周边的环境因素，根据区域、地区相应的气候变化特点作出相应的、考虑人的健康和安全的设计是很有必要的。例如，香港中环位于海边，道路窄，楼高且密，在建设评估的时候就已经充分考虑到如何让自然海风进入中环区域，如楼距、楼高经过精确测算得出最佳数据，并且把大楼的二三楼都建成架空通道，连通所有建筑，海风便可以通过通道进入建筑群中。这样的设计，既能保证空气流通，降低温度，缓解热岛压力，又能使人亲近自然，舒缓心情。
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气候变化；时间偏好；不确定性；技术变迁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19-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4
大量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许多活动，如发电、交通运输、砍伐森林、工农业生产等都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由于许多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可在大气中残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它对气候的影响具有极大的滞后性。即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未来能逐步稳定下来，其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因此，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引致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问题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由于气候变化与经济系统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自然成为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
从经济学本质来看，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涉及外部性。标准的外部性理论指出在确定性条件、完全竞争以及单一政府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采取科斯提出的产权分配以及直接管制等手段加以解决。但全球气候变暖是在较大不确定性和市场失灵条件下的跨期国际间协调的集体行动问题，该问题涉及面广、跨度长，且更加复杂。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项全球性挑战，同时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不同。发达国家现期排放量所占比重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大幅增长。从气候变化的未来影响来看，如不对温室气体加以控制，环境恶化问题会对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更为糟糕。因为受到低收入和资本有限的约束，发展中国家要平衡增长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此，要遏制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合作是必需的。而要推行一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避免“搭便车”现象出现，就要在气候变暖的后果、各方的责任、激励机制等问题上达到共识。为形成有效可行的国际协定，所有国家必须了解减缓气候变化对于其增长、产业竞争力、安全、公共财政及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减排成本对增长可能带来的冲击，减少其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的负面影响[1]。可见，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进展对于各国制定可行的减排政策，促进气候政策的国际间协调，有效平衡经济增长与气候恶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 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概述
从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学界就开始对是否要采取经济手段来减缓气候恶化、全球变暖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他们通过建立不同的经济模型来比较减排成本和不采取减排措施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从而提出不同的政策结论和主张，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甚至针锋相对的几派观点。其中主要包括以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首相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为代表的“激进派”；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L. Weitzman）为代表的相对“保守派”；以克拉克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为代表的学者引入了导向性技术变迁因素，得出更为系统的结论，估且称为“综合派”。
2006年10月，受英国政府的委托，由斯特恩主持的团队历经一年的调研时间，了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详实报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下文简称为Stern报告），全面阐述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Stern报告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运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采用成本—收益方法展开了详尽的经济学分析，系统剖析了气候变化与增长的关系，平衡减排成本与气候损害的政策决策，遏制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以及国际合作的开展等，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该报告最重要的主张是与不采取减排行动可能带来的未来损害相比，各国立即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是必要的、合适的[2-3]。
Stern报告以后，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判与质疑，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威廉·诺德豪斯教授William D. Nordhaus的研究。他对Stern报告的分析提出了强烈质疑，指出该报告提出的应立即采取有力减排措施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和特定的效用函数假设。如果根据当前的市场真实利率和储蓄水平而改变假设条件，则该报告较为激进的结论不再成立[4]。马丁·魏茨曼教授Martin L. Weitzman也对Stern报告较为激进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该结论主要依赖于低贴现率的假定以及分析过程中对难以量化的不确定性的忽略。如果对这两大因素重新加以考量，得出的气候政策主张将会明显不同[5]。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也同样针对Stern报告中对未来远期进行近似于零的贴现因子的设定提出了质疑，但他仍基本认同该报告的主要结论，认为各国应迅速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不要甘冒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未来损害的风险[6]。
大多经济学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分歧主要源于时间贴现因子的设定及对气候变化损害的不确定性的考量上，而对于技术进步对气候政策的内生性回应没有予以充分考虑。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等学者引入导向性技术变迁（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从全新的视角分析了气候变化政策。他们在环境约束和有限资源条件下将内生的、导向性的技术进步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基于不同类型技术（清洁型技术和污染型技术）对环境政策的内生性回应，对不同环境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首先建立一个两部门（污染型投入品和清洁型投入品）的导向性技术进步模型，然后在污染投入品生产中引入可耗尽资源进行均衡分析，最后从单一经济扩展到两国模型；从而得出有关遏制气候灾难发生的政策类型，最优气候政策的结构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延迟实施环境管制的代价，生产污染型投入品是否使用可耗尽能源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国际技术联系、国际贸易对国际间气候政策协调必要性的影响等重要结论。他们认为在两种投入品替代性强度不同的情况下，气候政策主张截然不同[7]。因此，该研究结论更加系统、全面，并对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调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
可见，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关注的焦点包括：用模型来刻画增长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对技术选择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建模，计算碳的社会成本以及探讨碳税、市场机制及其它政策安排等方面。而分析的关键在于探讨如何平衡减排成本和不采取减排行动的风险的战略，即对采取不同环境政策所带来的遏制环境退化的收益以及减缓经济增长的成本两方面的权衡比较。因此，面对全球变暖的威胁，国际社会应当作出多大程度、多快的反应，是当前经济学家分析的首要问题。目前国外学者对于各国是否应立即采取大幅度的减排行动，仍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梳理相关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厘清不同政策主张背后的原因以及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国际社会制定更合理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
2 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争论焦点
不同经济学家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出发，基于不同的假设条件、考量因素和模型设定，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从而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政策主张（包括减排目标、减排行动的快慢、减排的阶段性安排等）以及减排措施等方面，而政策结论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时间贴现因子和特定效用函数的设定两大关键假设，对不确定性因素以及技术变迁因素的考量等方面。
2.1 政策主张
Stern报告率先提出了较为激进的气候政策主张。报告中指出要遏制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各国必须迅速采取有力的大幅度的减排措施。该报告收集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经济成本的证据，并用不同的手段评估了成本和风险，并得出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远远超出不行动的经济成本的重要结论。基于标准经济模型的结果，报告估计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气候变化的整体成本和风险相当于每年全球GDP至少损失5%。如果将更大范围的风险和影响考虑进来，损失估计会上升到20%甚至更多。而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来看，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55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水平CO2e（当前水平为43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工业革命前仅为28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气候变化恶劣影响的风险会大幅降低，即意味着要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目前水平上至少降低25%。如果当前立即采取有效减排措施，实现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目标的成本可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如果考虑到效率的提高以及控制环境污染的其它收益，成本还会有所降低。因此，尽管采取长期持续的措施来实施减排，控制气候变化的成本较高，但是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可看出立即采取有力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根据该报告的测算，若对温室气体排放不加以控制，气候变化将会对增长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据测算，如果当前不采取减排措施，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在2035年可能会达到前工业时代水平的两倍，即全球平均气温至少升高2℃多。长期来看，气温甚至有50%的可能性会升高5℃。这无疑会对自然地理、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使处在温和变暖的水平上，所有关于气候变化对各地区、部门影响的研究以及其对全球影响的经济模型估算，均表明气候变化将对全球产出、人类生活以及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显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其影响最深，尽管它们前期排放的温室气体比重较小。由于气候变化是不可遏制的，各国只能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因此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至关重要，比如进行更有效的规划，培育更能抵抗气候变化的作物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
可见不论从成本—收益的对比，还是从对气候变化不加以遏制可能带来的未来损害程度来看，Stern报告都认为各国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势在必行，延迟行动的代价极大。
而该结论与许多早期的经济模型包括DICE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RICE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等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8-10]，大多经济模型均支持“气候政策斜坡理论”（climate policy ramp）。Nordhaus认为采取渐进性的全球减排路径是最优的，即起初实施缓慢温和的减排政策，随后在中长期加大减排力度，减缓全球变暖的政策是逐渐紧缩的，最后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650-700 ppmCO2e水平上（这与Stern报告中设定的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450-550 ppmCO2e水平相距甚远）[11-12]。其原因在于资本回报率的变化，目前回报率较高的投资主要在于有形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预计将远超过产出，因而转向更为集约型的减排投资更加有效。实施减排的组合方式及时机则取决于成本、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程度等。相类似地，Weitzman也不赞同Stern报告较为激进的政策主张，认为减排并非一个紧急性的行动。
尽管许多批评者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损害程度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而且这种成本和损害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因此Stern所倡导的迅速有力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是不成立的；但Arrow认为即使Stern报告中的假设条件存在缺陷，但报告的基本结论仍是合适的。他指出在进行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方面：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通常是不可逆的，且在大气中存留的时间长达数万年；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范围的外部性。因此，现期进行大幅减排与当前不采取行动而遭受可能的风险和损害相比较是福利改进的。
Acemoglu等学者通过引入导向性技术变迁的视角，设立两部门模型，得出当清洁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的替代性强度不同时，气候政策也随之变化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清洁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有较强替代性时，只要对污染型投入品的生产征收暂时性的碳税（或对清洁部门补贴）就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长期增长，这一结论比Nordhaus更加乐观；当两部门的替代性不够高时，与Stern的观点类似，要避免气候灾难需要永久性的政策干预；但当两部门生产的投入品是互补品时，要阻止气候持续恶化的发生必须以牺牲经济长期增长为代价。同时Acemoglu等也认同Stern报告中，延迟政策干预的代价十分昂贵的观点。他们指出政策反应速度越快，低速增长的转换期就越短，但代价高昂的原因不仅是由于直接的环境损害（与Stern报告类似），更重要是因为政策干预的延迟进一步扩大了清洁型和污染型两部门间的差距，延缓了从污染型技术导向清洁型技术的转变。
2.2 减排措施
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手段方面，不同学者也有不尽相同的主张。Stern报告提倡全面、多种减排手段并用，并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协议框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
Stern报告指出由于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
① 贴现（discount）包含两个相关但易混淆的概念，其一指货物贴现率，即衡量不同时点上货物的相对价格，又称作资本实际回报率、实际利率或资本的机会成本；其二指随时间推移不同家户或不同代人经济福利的相对权重，又称为时间偏好或时间贴现因子。本文提到的贴现率主要指后者。
农业和森林砍伐，因此有效的减排治理也应从这三大主要领域着手。首先，要减少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可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变需求以及推广清洁能源、电力、交通运输技术来实现，这需要各国共同采取有力而审慎的政策手段来进行有效激励。为实现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全球电力部门需要在2050年以前去二氧化碳化率达到至少60%，运输部门同样需要进行温室气体的减排处理。即使可再生能源能广泛地推广应用，预计到2050年化石燃料仍然将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一半以上，因而碳捕获和碳储存的广泛应用显得十分必要。其次，非能源消耗，如森林砍伐、工农业环节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也同样重要。对于许多相关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私人部门起到主要作用，而这需要清晰、长期可靠的市场结构和激励政策。有效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三大方面：通过碳税、基于产权分配的贸易或管制手段进行碳的合理定价；推行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政策；采取措施减少影响能源效率的壁垒，并通过教育宣传手段告知大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通过信息交流、讨论和教育手段来改变人们的偏好和行为。
同时，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应作出集体回应，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性合作应基于各国对长期目标设定和行动协议框架的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国际性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各国间仍需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达成国际性共识，并形成更积极的合作协议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碳排放交易，扩大全球性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实现减排的有效手段，同时能为发展中国家向低碳发展转型提供资助；②技术合作，通过非正式的协调和正式协议均能提高全球创新投资的有效性，产品标准的国际性合作也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手段；③减少森林砍伐，由于森林砍伐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运输部门更多，管制森林砍伐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高效手段，应推行大规模的国际性试点计划来探讨有效的管制手段。④提高适应能力，由于最不发达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发达国家应遵守承诺通过海外发展援助基金为这些国家提供资助，加深他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并资助那些更抗洪涝灾害的新作物物种等研究。
尽管Nordhaus对于Stern报告激进的政策主张持怀疑态度，但他仍肯定了Stern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选择气候变化政策时综合考虑了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从原则上纠正了《京都议定书》的致命缺陷。对于该报告中提及的多种减排手段，他更侧重于提倡征收碳税的手段。他认为，与总量管制以及《京都议定书》中减排机制安排等数量导向性的手段相比，运用价格导向机制，提高碳排放定价，建立透明可比的全球性碳价信号（碳税等），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及激励低碳技术的研发十分关键。
Acemoglu等人的研究发现，最优的减排手段包括碳税和对清洁型投入品的研发补贴两部分，因为仅仅依靠碳税来减少碳排放并影响研究投入的方向，会导致过度的扭曲，因此碳税的过度使用是可以避免的。他们通过数值较准，在合理的参数设定以及两种投入品间的替代率足够高时，进一步验证了通过有效的减排措施迅速将技术进步导向清洁技术是最优的，而且最优的气候政策不会减缓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这一研究对于有些学者关于征收碳税会产生过度扭曲，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回应。
此外，他们将一国模型扩展为两国模型，研究发现当世界范围内仅存在国际技术联系而无国际贸易发生时，且两部门投入品间是高度可替代性的，仅仅发达国家（北方）实施环境管制就足以遏制气候灾难的发生。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若没有全球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南方）将沦为“污染天堂”，从而导致气候的加速恶化。这无疑为世界各国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合作与协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2.3 贴现率和效用函数的假设
在假设条件方面，Stern报告运用R—K—C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社会决策者最大化无限期内贴现后的消费效用，即社会福利函数的经济路径选择。在该分析框架下，Stern报告设定了近似为零的贴现率和效用函数中的消费边际效用不变弹性，并充分反映了英国当局“政府大厦”功利主义（Government House utilitarianism）色彩，作为全世界的社会计划者，决定着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风险的方式。而这种分析用于指导各国家进行气候变化磋商谈判显然不太合适。事实上，各国在进行商讨温室气体减排和责任分摊的磋商谈判过程中，会充分权衡自我收益以及减排投资与其它投资的收益比较。
显然，Stern报告激进结论与其它研究的分歧主要源于贴现率①的假设。零贴现率意味着无限远期的未来世代的经济福利与当代人同等对待；而正贴现率指未来世代的福利与当代人福利相对是缩减的（discounted）。时间偏好无疑是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的焦点问题。Stern报告认为设定正贴现率意味着忽略遥远未来的巨大成本，在此假设前提下进行长期决策是不可靠的，因而将实际时间贴现因子设定为每年0.1%。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实际上代表着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所提倡的代际中立（intergenerational neutrality），同样是英国政策功利主义传统的体现。而Nordhaus指出零贴现率使得分析气候变化问题时将大多发生在遥远未来的气候变暖损害的贴现值夸大，现期决定对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变得更为敏感，从而导致牺牲现期较多的收入（消费）以小幅度地增加未来收入（消费）。从伦理学出发，对代际间时间偏好的设定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Rawlsian （minimax） welfare function劳斯福利函数等，而该报告对其它可能的选择并未加以提及和比较。
同时Nordhaus对于Stern报告中设定的对数效用函数及消费边际效用不变弹性，即不变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弹性设为1）也提出了质疑。在有限时期内，人们等量的消费可视作为拥有相同的福利水平，但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考虑的是无限远期，不同代人的消费效用存在着极大不确定性。未来世代的各种偏好，比如不同消费的效用水平，与老一代人消费的差别，对不同消费（物质或精神追求）的不同偏好等，为我们建模分析气候变化政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Nordhaus进而指出Stern报告中贴现率和效用函数的两大假设与现实市场利率水平是严重脱节的。从资本实际回报率角度来看，在最优增长模型框架中，该实际回报率是内生决定于时间贴现因子，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和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根据Stern报告的相关假定（人均产出长期增长率1.3%），实际利率的均衡水平仅为每年1.4%，与现实实际利率水平不太匹配，相应的全球最优净储蓄率也为现实水平的两倍。事实上，减排决定是基于当前减排边际消费成本与未来减少的气候变化损害的贴现后的边际消费收益的平衡作出的，其中资本实际回报率起着关键作用，但该报告对这种内在联系也并未考虑。
为进一步证实Stern报告两大关键假设的不合理性，Nordhaus通过不同的贴现率和消费弹性设定通过DICE模型进行了校准，证实了Stern报告所得出的激进结论主要依赖于贴现率和消费弹性两大关键假定，进而通过资本实际回报率来产生影响的。其它学者运用模型进行校准的结果也较为类似。例如PAGE模型的发明者Chris Hope根据他的假定条件和贴现因子，模型得出的碳平均社会成本为$43/t（Stern报告测算出的碳社会成本为$350/t），而将0.1%的贴现率带入PAGE模型后，碳成本便提高到$364/t[13-14]。Mityakov运用另外一个关于气候变暖的校准模型，发现Stern报告关于贴现率的假定使得气候变暖损害的现值夸大了8-16倍[15]。
Arrow同样对Stern报告中贴现率的设定提出了质疑，但其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对成本—收益进行估算时，要适当地权衡未来影响与现期影响间的关系，其中时间偏好是关键因素。他同样也指出Stern报告中所采用的近似为零的贴现因子与现实观察到的储蓄率和利率水平不太匹配，但他利用Stern报告中的成本、收益方面的数据，将边际消费弹性设定为2（与当前大多经验证据一致），发现只要时间贴现因子低于8.5%，减排取得的收益（相当于避免气候变化的损害）都会超过气候变化的成本。因此他认为支持立即进行强有力的减排措施以控制二氧化碳（及其等价物）水平的结论对时间贴现因子的取值并不敏感。实际上，贴现因子和边际消费弹性两大假设是通过共同影响资本实际回报率来起作用的，因此，他的观点与Nordhaus的质疑并无矛盾。
2.4 不确定性的考量
由于气候变化损害发生在未来远期，而且存在极大不确定性。Weitzman指出Stern报告的激进主张主要源于低贴现率的假定以及未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同时他认为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贴现还存在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小概率的气候变暖损害的影响，而收集更多关于具有厚尾型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的信息，对结构性参数不确定性进行更好的量化是当前研究的首要问题。因此他认为将遏制气候变暖问题简单地概念化成一种最优的消费平滑（consumption smoothing），相当于购买保险来抵消一种小概率的可能发生的大灾难的行为是不妥当的，要将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正式纳入分析框架进行考虑。
Arrow也同样指出对减排收益和气候变化的成本进行估算时，要考虑到气候变化恶劣影响的不确定性及体现风险规避倾向的行为（偏好）影响，尤其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损害的态度。因此，对气候变化的未来损害的不确定性进行更精准的刻画和模拟，将有效弥补当前大多研究气候变化经济模型的不足，更准确地拟合出气候变化与增长的动态变化，为气候政策的设定与协调提供更切实有力的依据。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假设条件的设定，各国利益的平衡，效用函数的设定、科学数据的处理、模型的选取与运用、遏制气候变暖政策的未来成本和收益的确定、未来学习与技术进步的前景等方面都会影响决策结果。因此单凭某一个经济模型或相关设定，不可能制定出客观合理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而需要对不同的情境、假定条件和模型设定进行比较和稳健性分析，尽可能较全面地反映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
当前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主张争论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时间贴现因子和效用函数的设定、对未来损害不确定性的处理以及内生的导向性技术变迁等（见表1）。
时间偏好的高低直接反映人们对当前世代福利与未来世代福利的权衡，低时间贴现因子的设定使得无限远期不确定性的气候变化的损害被无限扩大，从而得出Stern报告中较为激进的结论：立即进行更加广泛且及时的干预是必要的，而且这些干预必须长期存在，从而会减缓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以Nordhaus为代表的其它经济学家对其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提出了质疑，指出Stern报告中关于时间贴现因子以及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弹性为1）的设定得出的均衡利率水平与实际市场利率极不相符，从而动摇了结论的可靠性。Nordhaus的分析得出了较为乐观的结论：有限度的、渐进式的干预政策是必要的，而且最优的管制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减缓的影响有限。Arrow虽然支持Stern报告中要立即采取大幅减排行动的结论，但在模型验证中仍修正了消费边际效用弹性的假设，以保证资本回报率与现实水平相一致。
不确定性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评估各种决策的有效性必须充分考虑不确定性程度，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可能的各种结果。因此，气候变化的科学、经济及社会后果的综合不确定性使得各国要达成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一致意见十分具有挑战性。同样地，不确定性也会影响税收、产权分配和管制手段等政策工具的选择。例如，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时价格工具或数量工具（税收或配额）的取舍。因此，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意味着采用简单的方式进行未来贴现和效用函数的设定可能有误导性。
导向性技术变迁的引入，使得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时，充分考虑到了传统污染型技术和清洁型技术的未来演进路径与导向性选择，从而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论：在两种投入品替代性较高条件下（较符合现实情境），只要及时对污染型生产采取有效的环境管制政策（征收碳税或对清洁型生产给予补贴），仍可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良性循环。这一研究不仅对鼓励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减排行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调引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向。
通过对当前国外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该领域目前仍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对于时间偏好的设定进行经验验证，使其与市场实际利率与储蓄率水平相匹配；试图将内生性时间偏好引入气候变化问题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中；选取合适的概率分布引入随机变量来刻画气候变暖问题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量化环境损害的未来成本或自我修复能力的不确定性；引入内生的导向性技术变迁来深入分析最优气候政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试图运用微观、宏观数据对污染型和清洁型投入品的替代弹性进行估计；建立更为全面合理的两国或多国模型，分析各国气候政策的协调合作，为减缓气候变暖的国际协定的达成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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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Review on the Latest Progress in Foreign Researches
ZHANG Jua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气候变化对交通的影响范文第8篇
关键词:低碳旅游;必要性;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124-02
1 引言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计,我国到2020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世界第四大游客来源国,而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旅游业这一“低碳”型行业已被提升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柱性产业。可见,低碳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我国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我国低碳旅游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解读低碳旅游
低碳旅游是顺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其概念最早在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在我国,低碳旅游的实践在民间已经开始,但一直没有正式提出。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推进节能环保,实施旅游节能节水减排工程,明确提出倡导低碳旅游方式。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低碳旅游的概念,对旅游饭店、景区景点的节能减排提出要求,为我国低碳旅游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2.1 低碳旅游的含义
低碳旅游是低碳经济背景下产生的新名词,已有学者对其定义加以界定。
低碳旅游是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汇机制和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以获得更高的旅游体验质量和更大的旅游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一种可持续旅游发展新方式。(蔡萌、汪宇明,2010)
低碳旅游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在旅游过程中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来体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的理念,以行动来诠释和谐社会、节约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建设目标。(刘啸,2010)
总之,低碳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理念,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低碳生活的逐步认识与追求,低碳旅游的定义和内涵必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2.2 低碳旅游与生态旅游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态旅游,现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生态旅游与传统的旅游方式显著不同,它强调景区内野生动植物的自然属性,是一种蕴涵有自然生态文明的高雅休闲旅游形式。生态旅游无疑是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生态旅游的相对局限性日益明显。首先,由于生态旅游内涵的丰富性,众多学者对其定义进行探讨,但仍未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从而导致相关的生态旅游对象、生态旅游者和生态旅游过程等概念模糊化;其次,生态旅游强调“生态”,仅侧重旅游环境的生态持续发展;第三,为保护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的规模必然受到一定限制。
低碳旅游的出现恰好弥补了生态旅游的不足。低碳旅游强调“低碳”,着眼于旅游发展中碳排放量的控制,注重旅游及其环境整体发展,在涉及旅游环境生态性的同时其内涵不断扩充。著名低碳经济学家、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张坤民教授认为,低碳经济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由此,低碳旅游亦可进行量化,从而避免生态旅游内涵的空泛化。此外,低碳旅游贯穿于整个旅游过程,强调旅游活动中食、住、行、游、购、娱等全方位的低碳,这样既可避免关于旅游资源、对象和过程的争议,又可以突破旅游规模的限制。
3 我国发展低碳旅游的必要性
3.1 发展低碳旅游是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形式
一方面,低碳旅游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核心,通过控制碳排放量来获取旅游经济、环境、社会等多重效益,其本身就属于可持续旅游的范畴,必然会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旅游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旅游资源盲目开发,造成滥砍滥发、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旅游经营模式中造成的资源浪费也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公众环保意识缺乏更使得旅游活动中产生大量垃圾,碳排放量随之增加。这些无疑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可见,发展低碳旅游是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3.2 发展低碳旅游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
低碳经济基本涵盖了所有的产业领域,由于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性强的特点,在发展旅游经济的长期过程中,旅游业的贡献不可小觑。旅游业涉及“食、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以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车船公司、旅游商贸公司等为主要内容,对其他产业既有极大的依托性,又有极强的带动性。每一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每一个旅游项目的建成,都会带动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旅游业的低碳发展会带动其上下游产业的共同低碳化,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3.3 发展低碳旅游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
旅游业的发展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简单来说,就是旅游业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某些地区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地。气候变化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旅游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因此,旅游业应该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积极发展低碳旅游,为减少碳排放量承担责任,维护和创造清洁健康的环境,从而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4 发展低碳旅游是响应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最佳手段
随着全球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加剧,我国更加重视“节能减排”,并相继出台许多政策。而在减排的长期过程中,旅游业将大有作为。有分析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法国、西班牙、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第一旅游目的地。同时,我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减排40%-45%,可见,旅游业的低碳发展是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低碳旅游势在必行。对于旅游业的环保发展,国家也有相关政策支持。2008年11月4日,国家旅游局正式了《关于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气候变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旅游业要积极适应气候变化趋势,充分把握可利用因素,因势发展,顺势发展。而发展低碳旅游正是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必然选择,是对该意见的最佳响应形式。此外,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推进节能环保,倡导低碳旅游方式。有关专家指出,该《意见》就是在减排的大背景下,国家为配合低碳经济发展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信号,而旅游业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行业。这表明发展低碳旅游无疑是响应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最佳手段。
4 我国低碳旅游的发展对策
发展低碳旅游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政府、旅游企业和旅游者的共同参与。
4.1 政府
4.1.1 设立低碳旅游标准
在刚过去的两会上,马元祝代表建议加快制定推进旅游业低碳建设的法规,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将低碳旅游标准化和制度化。政府部门可以对旅游景区、旅游交通和旅游饭店等制定严格的低碳标准,并将其纳入星级酒店和A级景区的评定标准中,加强旅游相关企业低碳的考核制度。对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旅游企业按照其开发利用资源的程度和污染破坏资源环境的程度征收排污税、碳税、污染产品税等环境资源税,从而加快整个旅游产业抢先进入低碳旅游的步伐。
4.1.2 资金和政策支持
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励低碳旅游企业的发展,对该种企业在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激发旅游业开展低碳旅游的积极性;同时,对于旅游景区的低碳旅游项目,政府应当投入必要的资金,鼓励旅游酒店、交通等相关旅游企业采用新能源、新材料,引进先进高效的节能减排技术。
4.1.3 加大低碳旅游的宣传力度
政府应加强各部门间的合作,共同宣传绿色旅游、低碳旅游;多做公益广告,强化公众的环保意识,使其了解低碳旅游,促进公众主动进行绿色消费,践行低碳旅游,追求低碳生活。
4.1.4 开展国际合作
低碳旅游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产生的,我国发展低碳旅游必然要与国际接轨,采用国际国内先进的低碳管理模式,实现技术共享,以促进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高其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
4.2 旅游企业
4.2.1 旅行社
作为旅游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行社在低碳旅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旅行社要积极开发设计低碳旅游产品,倡导农业旅游等新兴旅游形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设计低碳旅游路线,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景区景点为重点,可适当设计徒步旅行路线、自行车旅行路线等,引导旅游者走向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减少碳排放,从而维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2.2 旅游景区
旅游景区作为整个旅游活动的重要环节,是减少旅游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渠道。旅游景区要从规划开发建设时就着眼于低碳,建立并执行低碳评价制度,合理确定景区容量,科学设置游览项目与设施;景区建筑应尽量采用环保型材料,以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代替化石能源;景区管理也要注重低碳,尽量减少办公用电、办公用纸等;此外,景区还可推广重复使用的电子门票,使用生态公厕、环保垃圾箱等,发展低碳旅游环境卫生设施。
4.2.3 旅游交通
交通是旅游的重要支撑,有着较大的节能空间。发展低碳旅游需要提倡公共汽车、电动车、自行车等低碳或无碳的旅游交通方式,对于需要燃料的交通工具,要采用无污染的新能源,对于一些短程旅游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选择徒步旅行或自行车旅行,这种环保的旅游方式既可以让人接近自然、放松心情,又可以最小限度地减少碳排放量,从而为低碳旅游创造了更多机会。
4.2.4 旅游酒店
发展低碳旅游,酒店必须继续坚持“绿色饭店”的经营模式,通过前厅、餐饮、客房等各部门的节能降耗来推动酒店的全面低碳化发展。酒店应深入了解自身的能源消耗情况、能源的比例和种类、能源的使用效率,在此基础上制定全方位的酒店能源管理计划,并针对能源的性质进行相应的诸如时间、温度、压力、洗涤量等方面的控制。同时,酒店要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节水节电,合理利用常规能源,如煤、石油等,采用节能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尽量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酒店向无污染的绿色方向发展。
4.3 旅游者
旅游者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是促进低碳旅游发展的主要力量。旅游者可以将低碳贯穿于整个旅游过程即吃住行游购娱之中,实现其自身真正的低碳旅游。在吃方面,旅游者可选择以蔬菜和植物性食物等低碳食物为主;在住方面,旅游者可选择绿色酒、小规模酒店或青年旅馆等,减少能源消耗;在行方面,旅游者可选择环保型交通方式,不乘或少乘飞机,减少自驾游,选择徒步旅行或自行车旅行,尽可能减少乘坐出租车的频率;在游方面,旅游者可选择生态旅游景区或去郊外旅行,自觉处理垃圾,维护环境,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为低碳做出贡献;在购方面,不购买过度包装的旅游纪念品,使用帆布购物袋,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率;在娱方面,去一些放松心情的低碳娱乐场所,享受低碳环保的娱乐方式。这样,旅游者在享受健康的旅游环境的同时,也创造了健康的环境,有利于促进低碳旅游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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