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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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的启示范文第1篇
[ 关键词 ] 日本泡沫 经济 思考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课题,是全面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当年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以及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对日本今后的经济影响,这对我国保持经济稳定发展,防止陷入泡沫经济起着相应的启发作用。
一、泡沫经济发生的背景及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越南战争,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美元严重外流,带来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美国黄金储备大量减少,美元陷入危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开始崩溃。而此时,日本的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特别是美国对日本贸易,在1965年转为逆差之后,197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猛增至35.6亿美元,1972年又增至41.6亿。由于美元危机后日本的大量出口遭到非议,国际社会在1973年3月承认浮动汇率制的同时,也要求日元升值。此后,由于世界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加之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受到很大冲击,为日后的萧条埋下了祸根。1985年五国财政部长会议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在1985年9月至1988年11月的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从1美元兑换230日元上升到1美元兑换121日元。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经历了一次迅速升值过程。日元的升值推高了股票市场,而且日本推行了金融自由化政策,使得社会公众坚信东京有望成为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世界各地的银行、证券公司蜂拥而至,东京迅速暴露出地产发展滞后问题,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土地神话”,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格急剧上升,银行也给股票和房地产投资者提供了大量优惠贷款。由于金融资产快速膨胀,财富效应发生作用,社会经济出现空前的繁荣和异常的景气。这就是著名的“泡沫经济”。一度的经济过热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担心,政府开始采取行政手段对土地投机加以压制;另一方面,日本银行也担心波斯湾战争引起通货膨胀,于1989年至1990年连续5次调高再贴现率,使贴现率水平达到6%,对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股价地价双双大幅滑落,“泡沫经济”于是破灭。
二、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
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是内外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泡沫经济的形成,“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和其后的刺激政策都属于外部因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1.日本泡沫经济生成的内因
(1)企业相互持股结构
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率普遍较低,资本结构的这一缺陷是通过相互持股弥补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之间相互持股,为全面推升股价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由于大部分股份控制在银行、公司等法人手中,市场上流通股有限,很容易将股价炒高。股价越高,资产收益就越多,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炒高股价的题材。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问题。在泡沫膨胀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银行绕过制度限制,通过旗下子公司,将资金转投于房地产,金融机构将房地产视为最可靠的“硬担保”,甚至按房地产预期升值的价值提供贷款。银行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胆贷款,又与“土地神话”密切相关。日本国土狭小,土地资源非常宝贵,金融机构坚信地价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2)监察制度不健全
在日本,与银行、保险、证券等相关的制度,其制定、推行和监督检查权,都集中于大藏省一个部门,外部监察制度严重缺失,致使“银证分离”等金融制度中的“防火墙”形同虚设,对于银行体系中的问题、证券公司的违规操作、企业的投机炒作等,无法做到及早发现,自然也谈不到及时纠正。投机风潮四起,“虚业”压倒“实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出口又面临与欧美日趋尖锐的贸易摩擦,企业经营日趋艰难。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教导企业和人们如何巧妙赚钱的“财技”大量涌现,投机风潮席卷日本列岛。许多企业不再专注于做“实业”,而是投身于土地、股票、名画、古玩等的炒作。“玩财技”压倒了“做实业”。
2.日本泡沫经济的生成的外因
日本泡沫经济生成和破灭的外部直接原因是日本宏观政策的失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日本货币政策曾经失去平衡,出现过三次重大失误。
1986年,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史称“日元升值萧条”。实际上,“日元升值萧条”的时间很短,仅仅是日元升值后市场的自动调整,当年年底日本经济便恢复增长。但是,出于对日元升值的恐惧,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萧条”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国际因素的影响,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量过剩资金。在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的情况下,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一次失误。
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快增长。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国、西德等相继提高利率,日本银行也准备升息。恰在此时,1987年10月19日,被称作“黑色星期一”的“纽约股灾”爆发。在西方国家的联合干预下,“黑色星期一”仅表现为一种市场恐慌,并且此后不久,人们原先对世界经济的悲观预期为乐观情绪所代替,各国经济均出现了强劲增长。但日本经济的灾难却由此开始。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日本银行提高利率,资金不能及时向欧美市场回流,可能再次引起国际市场动荡,因此,建议日本政府暂缓升息。
日本政府也担心,提高利率可能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日本,推动日元升值,引起经济衰退。并且当时日本正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需要以较低的利率来增加国内投资,减少储蓄,缩小经常项目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维持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不变,一直到1989年5月日本银行才提高利率,这时距离“黑色星期一”已经19个月,距离日本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已经27个月。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二次失误,也是一次“致命的失误”。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长期的超低利率又将这些资金推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1985～1989年,日经平均股价上升了2.7倍;1986～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了三倍以上。
1989年,日本政府感受到了压力,日本银行决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从2.5%调至6%。同时,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贷款。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股价暴跌几乎使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市场泡沫随之破灭。货币政策突然收缩,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这是日本货币政策的第三次失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
2004年以来,中国经济也呈现出人民币面临升值和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的趋势,虽然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经济的热度有所缓解,但是避免重蹈覆辙,就有必要借鉴日本经验,减小当前中国产生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更加完善中国的金融体制是必然选项,这里主要就宏观政策加以分析。
1.注重科研创新,正确引导投资流向
日本制造了上个世80年代的最大的经济泡沫,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投资并未流向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而是集中于房地产和股市。“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货币供应过多或金融创新过度,另一方也应该视作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不足以充分吸纳资金的增加。中国应该更加注重具有效益潜力的科研开发,不仅要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具备科研的“造血”功能,通过新兴技术运用带动的相关产业,展投资渠道,使投资领域、投资工具多样化、避免资金的过度集中造成的过热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新月异,开展国际贸易、发挥比较优势无疑是占优策略,但是过于依赖国外市场就丧失了对经济的主动权,尤其是在自己经济实力与贸易伙伴不对等的情况下,更易受到国际因素波动的负面影响。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在完善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也要及时培育国内市场。若是过于依赖国外市场,等到发现国外市场受阻才匆忙转战国内市场就延误时机了:速度过快,国内市场的一时接受不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会助长泡沫;速度过慢,经济却又不可遏止的下滑了。可以说,国内市场的蓬勃发展能在该国的国外市场受到冲击时起到缓冲作用。
2.客观评价经济指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奉行“生产第一,增长至上”的观念。追求增长数字、以增长率高低论政策成败的观念根深蒂固, 80年代后期的政策连环失误均与此相关。为了避免日元升值造成的经济下滑,日本政府将资金注入了大批公共工程。其实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无可厚非,但是一味的追求经济的华丽指标,忽视了股市和房市所酝酿的风险,无疑是短视的做法。
3.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时间和力度
日本政府在泡沫经济时期的货币政策起伏过于猛烈,而且时机掌握得也不好。一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但由于日元升值引发的交易条件改善的效果逐渐体现,以及金融、财政方面的景气政策发挥了作用,日本经济在1986年开始走出低谷,增长明显加速。但日本政府对此反应有点迟钝,一直将宽松的货币政策延续至1989年才有所改变,从而给泡沫经济的膨胀创造了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戳破资产价格泡沫时又显得有些操之过急,结果泡沫倒是破了,但宏观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和萧条中。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趋于紧缩,但要防止紧缩过度,使宏观经“济硬着陆”。
4.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力度
日本的教训表明,房地产价格膨胀很容易引发经济泡沫和银行危机。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已出现泡沫化的迹象,比如部分地区房产投资增长过快,房地产价格升幅过高,房屋空置比率上升,房贷违规现象增多等。近几年由于房地产过热,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抑制房地产行业的过度发展,如“从国六条“”国八条”到“国十五条”等,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究其原因,除了宏观调控政策显效具有滞后性以外,某些地方政府的权力托市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作为其政绩衡量标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与银行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相互配合,把大量资源投入房地产业的发展,甚至主动参与房地产市场的炒作,助长了房产泡沫的膨胀。我国开发房地产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的贷款,如果我国房地产出现严重泡沫并破灭,对银行和金融机构将产生很大的杀伤力。
5.中国需要为热钱流入增设屏障
警惕高报出口价、低报进口价等典型的热钱流入途径,房地产公司海外IPO对中国来说并无意义,它将外资引入经济中最热的、泡沫性的部门,完全违背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应予停止。对于非贸易性的、非QFII的证券投资资本的流入,也要严加监管。日本泡沫经济的一个主要的教训是金融自由化不是自由放任。资本账户的开放要与国内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程度相适应。当金融体制成为发展的桎梏,必须对体制进行调整乃至变革。但是体制的变革必须采取合适的方式和符合发展规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速度。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按照想当然的时间表以超常规速度推进。因为结构调整、经济模式的转移都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资本账户的开放更要把握节奏,欲速而不达。必须设计与自身的发展相适应的速度和方式,不可不切实际地拔苗助长。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资本全球自由流动是非常理想的国际贸易的秩序和目标。但是各个国家向这个目标努力的途径和进程会差距很大,不能强行复制,更不能重复别人的错误。从中长期来说,一定要按照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表,加速改革的进程,按照“十一五”的战略发展规划,尽可能减少,或不受干扰地稳步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转移,经济结构的调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的新途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年日本泡沫经济所带来的不足问题在中国也同样需要密切关注和努力解决。因此,日本的相关经验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张季风. 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与走势探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3,(06)
[2] 王凌云. 当心,日本 泡沫经济中国重演[J]. 资本市场, 2005,(08)
[3] 韩霈. 日本经济面面观(4)――泡沫经济的膨胀和破灭[J]. 日语知识, 2008,(04)
泡沫经济的启示范文第2篇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至今已过去整整20年了。对于今天中国经济而言,这是一段不能忘记和忽视的历史事件。就当时的经济环境来看,虽然跟今天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形成泡沫的机理和社会对待泡沫经济的反映上看,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日本1987年至1990年初所经历的泡沫经济时代正是日本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的阶段,实际GDP的增长率、矿工业生产指数的上涨率即使低于高度经济增长阶段的极佳表现,也各自达到了平均5.5%和7.2的高水平。
1989年12月末日本迎来了38915点的日经指数峰巅(可是到了92年8月日经指数就跌去了六成)。紧随而来的是地价在全国范围内的攀升浪潮,1990年9月日本全国城市地价指数冲上了最高峰,房价也随之而涨,势不可挡(可是到后来1994年中旬为止各自价格都跌去了八成左右)。有趣的是,在那个被事后认为最疯狂的房地产泡沫的时代,日本学者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央行官员和新闻主流媒体上都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对泡沫崩溃的担忧之辞。
另外,还有一个难以判断的问题是,日本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否与泡沫经济的膨胀有关。也就是说,日本企业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过程中,由于抵押资产的评估价格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而在向上调整,所以,不少学者认为:银行业土地和房产的抵押融资迅速增长,迎合了企业和个人对未来过于乐观的期待所带来的投资冲动需求。
泡沫形成机理十分复杂,今天归纳起来,日本学者达成共识最多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首先,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股市和楼盘市场的投融资活动中;其次,救市政策的“退市”工作没有完成,反而让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第三,日本社会全体不断膨胀的自信心遏制了日本政府决策上的调整能力。
日本泡沫经济带给中国经济的最大的启示莫过于中央决策部门在经济处于风险状况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它的潜在的发展方向,要做出明智的“防患于未然”的决策方针。千万不能寄希望于事后的补救。
第二、土地问题是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由于税收政策的不健全,日本土地本位的融资制度带来了日本地产的泡沫不断积累。再加上考虑未来增长的空间(比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和国土资源有限的事实,造成了人们对土地只涨不跌的预期,而且当事后股市和楼市投资的高额收益验证了人们的这种预期的时候,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倾向就会日益高涨。所以,政府一定要先下手为强,控制地价和房价上涨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物业税的尽早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目前这种“只涨不跌”的神话。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创造财富的那种过度的“依赖性”,不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依赖性来自于当前地方税和中央税之间税收“权力”和所需承担的公共投资“义务”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得不到解决所致。
泡沫经济的启示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信贷扩张；房地产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
一、房地产金融危机回顾
在近现代的房地产金融危机中，每一次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就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旦房地产价格下降，大量的开发商立刻面临着资金回收的困境，企业纷纷破产，留给银行的就是债务和已经不值钱的抵押物。下面对现代世界所发生的几次典型的房地产金融泡沫进行回顾和分析（由于次贷危机研究很多这里暂不做研究案例）。
1、日本的银行信贷扩张与房地产泡沫
在日本这个国土面积狭小而又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土地是最为可靠的财富。生产和技术能不断向前发展，商品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可国土却无法扩大。因此，日本国民强烈追求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土地价格不断上升成为大多数人信念。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大幅升值，为了抵消日元升值对本国出口贸易的负面效应，日本政府从1987年2月-1989年5月一直实行2.5%的超低利率。在超低利率的刺激下，日本国内泡沫空前膨胀。从1985年开始，日本六大城市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价格竟上升了30.7%，商业用地跳升了46.8%。土地价格的急剧上升造成土地担保价值上升，土地所有者能借此从金融机构借到更多的钱，并以此为本金购买别的土地，出现了信贷支持过度现象。
1980—1985年间房地产信贷额占信贷总额的比重稳定在026-0.27，但在1986-1990年间该比例逐渐上升到0.3，由于各个类别的信贷基数很大，因此该比例表明1985年以后房地产信贷支持额大幅度上升；1980-1985年间房地产信贷额年增长额占信贷总额年增长额的比重较低，但在1985年以后这一比重大幅上升，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有大量的资金投向房地产业。与所有的泡沫经济一样，日本泡沫经济的繁荣期维持了不到3年，终于在1990年底崩溃了。从1990年秋季开始，日本房价直线下落。从1990年12月到1991年12月期间，日本全国地价下跌4.6%，资产损失107.6万亿日元。和最高峰相比，房地产价格下降70%以上。1994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在1992年日本全民总资产比1991年减少448万亿日元，股票价值减少178万亿日元。
2、泰国的银行信贷扩张与房地产泡沫
1997年之前泰国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国内弥漫着乐观情绪，大量资金由金融机构投向非生产领域。泰国经济的顺利发展也提高了国际上对这一地区的预期，国际投资者普遍看好泰国。1992年泰国在东南亚国家中首先实行了资本账户自由化，取消利率限额管制，放松了对资本流动的监控，导致大量外资涌入泰国金融市场，且多为流动性大的一年期以下的短期资本。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驱使下，房地产开发商可以从银行取得高额贷款，他们用这些贷款四处购地建豪华公寓、别墅。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金融机构也毫无顾忌地把大量资金贷给房地产业，使本来就很热的房地产业更加升温。
据统计，泰国金融机构实际贷给房地产业的资金约占其贷款总额的50%。银行信贷支持力度的提高，促使地价和房价不断上升。到1996年底，泰国闲置住宅达85万套。住宅大量闲置，楼价急剧下跌，大量投资无法回收，房地产商无力偿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呆账、坏账急增。
泰国银行贷款总额在8年间增长了5.7倍，而房地产贷款额在8年间增长了6.4倍，说明房地产贷款的增长速度快于银行贷款总额增长速度；1990—1996年间房地产贷款额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稳定在0.32-0.4之间，该比例表明1990年以后房地产贷款额大幅度上升；1990年以后房地产贷年增长额占银行贷款年增长额的比重一直稳定在0.3左右，1990年和1992年竟高达0.7和0.42，说明在1990年以后大量的资金投向房地产业；从1990年以后房地产贷款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0.25左右，表明房地产投资逐年增加。
在信贷政策大幅向房地产业倾斜的同时，投资者和投机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资金，进行房地产交易，导致泰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1988-1992年间地价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1992-1997年7月，地价的上涨速度更是高达40%，在某些地段，地价一年内竟上涨14倍，银行信贷的过度支持直接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最终形成泡沫。
二、我国房地产信贷现状
我国房地产业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很高，远远超出发达国家对金融的依赖程度，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房地产信贷增长过快；二是房地产商自有资金比重低；三是商业银行过度竞争；四是住房贷款管理薄弱，“假按揭”贷款风险显现。
目前我国房地产金融以银行信贷为主，当然还有包括债券融资、信托融资、上市融资以及基金融资等其他一些融资方式，但在银行资金来源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在1998年以前，银行房地产信贷的主要对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1998年以后才扩展到个人住房消费信贷。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过程及其资金链来看，银行信贷贯穿于土地储备、交易、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的整个过程，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各种相关主体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因此，有必要对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进行具体分析，以明确银行信贷支持在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所占的具体比重，并对具体分析银行信贷政策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关系打下基础。
从规模上看，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发展迅速，已由1998年的年投资额3614亿元，发展到2012年的43232亿元，十多年间增长了10倍多。从结构上看，几年间银行对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增幅一直保持2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增速（金融机构贷款增速一般在16%左右），从1998—20129年我国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部分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特别是2009年，国内贷款共计11293亿元，比2008年增长48.5%。《2009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显示，全年我国房地产开发共筹资57128亿元，虽然直接反映为银行贷款的资金仅占20.9%，但实际上，如将企业自筹资金、预收款和定金中的银行贷款考虑进去，房地产开发中银行贷款占的比重在55%以上。如果加上置业者的个人按揭贷款、企业开发的流动资金贷款和施工企业垫资的银行贷款等，房地产业资金来源的80%左右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商业银行贷款。
三、我国房地产信贷的危机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信贷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的制度和体系处于建设中，具有明显的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初级阶段特征，这些与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初创期和金融业的间接金融主导相一致。
1、房地产开发融资渠道有限
鉴于我国金融业具有明显的间接金融主导型特征，直接金融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整个经济活动中直接融资比例过小。相应的，我国的房地产金融活动表现为以银行信贷为主，资金来源高度依赖银行。据测算，80%左右的房地产开发资金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商业银行信贷资金。
2、房地产信贷机构单一，系统性风险集中在银行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机构比较单一，以提供信贷资金的银行为主，缺乏许多发达国家经济体常见的、旨在分担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责任的保险（担保）机构。
3、房地产金融交易集中在一级市场上
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发展还很不充分，主要以传统的银行信贷产品为主，缺乏直接融资产品，存在着明显的滞后和不均衡。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尽管一级市场已初具规模，但能够解决房地产金融流动性的二级市场正处于萌芽状态，发展很不成熟。
4、政策性房地产信贷缺失
住房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方面。对于贫困人群、低收入者、刚参加工作者等特定人群来说，如果缺乏政策性住房制度及相应的金融支持，就无法尽快实现政府“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政策目标，难以满足弱势人群的住房需求，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将带来不利影响。我国目前缺乏明确的面向特定人群的住房保障制度，因而也缺乏明确的政策性房地产金融制度安排，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由世界房地产金融泡沫得到的经验和启示
纵观上述国家所发生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历程及其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经验教训：
1、银行信贷行为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美国次贷危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不景气时，美联储大力度的降息，鼓励消费者借款，刺激购房需求；贷款机构为了扩大份额降低贷款条件，恶性竞争。当泡沫经济出现时，连续的调高利率以及抬高贷款门槛又成了金融机构的主要举措。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因此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适时的根据国际、国内的金融环境制定合理的，有效的金融信贷政策。
2、金融管理体制滞后、监管不力是泡沫经济得以成长的条件。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推进，需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建立新的监管制度，在金融营业状况的透明度、金融内部监管、贷款的审查制度等方面都要引起重视。如果政府当局在贷款方面对房地产、建筑业和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限制、监管和管理，抑制房价地价上涨并不是很困难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建立完善的房地产金融体系、规范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业务以及加强央行和其它金融监管机构的宏观调控，对于防范和化解房地产泡沫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易宪容.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与风险预警[J].财贸经济，2005
[2]黄正新.关于泡沫经济及其测度的几个理论问题[J].金融研究，2002
泡沫经济的启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泡沫危机;投机驱动;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在18年前日本发生的被称之为“泡沫危机”的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停滞发展10余年。目前,中国经济也面临近10年来最困难的局面。而中国、日本作为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通过对日本“泡沫危机”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将当时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对正确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和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一、历史回眸
日本的“泡沫危机”形成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1989年达到泡沫的顶峰。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出口严重受阻,为摆脱“高日元萧条”,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1987年秋天的“黑色星期一”导致欧美国家股票市场出现暴跌,并很快影响到实体经济,为克服这一事件对日本经济的消极影响,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的力度。结果,日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急剧膨胀,形成了不动产与股市的双重严重泡沫。日经225指数从1984年初的10,00点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3816点,1987年日本股票市值就已经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房屋地价指数则从1984年的33.0上升到1990年的最高峰104.1,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为挤压泡沫,日本从1989年5月开始连续5次提高利率,从3.25%提高到1990年8月的6%;在财政政策上,1991年出台地价税,规定从1992年起,不管地价涨跌,凡持有者必须向国库缴纳土地持有税,从而彻底打击了对土地的投机。1990年初,股价开始下跌,1991年地价也出现下跌,泡沫经济开始彻底破灭。日经225指数从1989年的最高点3467点,最低跌到2003年的7,60点;日本的地价指数也从1990年的最高峰104.1,跌落到2004年的30左右。日本企业和银行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闭现象,泡沫破灭后的近10年内,日本企业倒闭112,88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倒闭总数也多达180家。
二、日本“泡沫危机”的本质特征与中国经济比较分析
(一)日本“泡沫危机”的本质特征。日本的“泡沫危机”从本质上说,是在一段时期内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连续使用不当造成流动性的严重泛滥和市场主体行为的集体非理性,进而诱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巨大泡沫,最终导致全面金融与经济危机。而“广场协议”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促使一系列错误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出台的关键角色。为了克服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避免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主的内需型增长策略,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建设的。1987年秋欧美的“黑色星期一”引起的金融动荡又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政府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日本国内土地资源的匮乏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投机热,投资膨胀又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迅猛扩张,在普遍乐观预期的支配下,市场主体的集体非理最终导致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迅速膨胀。
(二)中日两国经济比较。中国目前的情形与1987年“黑色星期一”爆发时的日本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
首先,投资驱动。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和起飞靠的是投资,投资对GDP的比率从1955年的15%快速上升,到七十年代初已接近40%。我国经济增长最有力地推动也是投资,投资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提高到2006年的42%。而战后美国的投资率一直稳定在15%的水平上。另外,中、日两国先后都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从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的1973年,日本GDP增长约为10%,而消费物价通胀年平均不到2%。低通胀的原因是投资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过剩产能下的过度竞争限制了厂商的定价能力。同样,由于投资驱动,中国目前经济周期的特征也是高增长和低通胀。高增长掩盖了诸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低通胀则解除了货币当局的警惕,信贷供应充足。信贷刺激了投资,投资带动景气上升,企业盈利的改善促使银行发出更多的贷款,如此形成投资-景气-信贷之间的循环,进一步强化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很有可能引发日后的流动性泛滥。如果投资下滑增长便难以为继。自七十年代初开始,日本的投资率从35%的高位上回落,GDP增长率随之降到年平均4%以下,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增长基本停顿。
其次,投资驱动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过度发达,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相对落后。虽然人均GDP和美国相差不多,但日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65%,比美国低了至少15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产值不到GDP的40%,并且近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失衡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贸易顺差和本币的升值都与之有关。服务产品在本土消费不会引起国际贸易摩擦,而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只能由海外市场吸收,强劲的出口为投资驱动的必然结果。
再次,中、日两国的创新能力不足成为两国经济的软肋。日本给人以科技发达的印象,但其实正如日本前金融相竹中平藏所指出的,日本的特点是二元经济,外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制造业部门创新能力较强,可与欧美竞争,而国内的金融、地产、建筑、零售等行业长期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产品技术陈旧,效率低下。而中国的二元经济也与日本类似,一方面是监管保护和政策扶持下的国有部门,一方面是在国内外激烈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民营部门。创新能力不足,使两国为保持经济增长都不得不追加投资,以弥补投资收益递减留下的缺口。美国之所以能够以15%的投资率实现战后中度增长,关键是通过创新不断改进效率。
目前,中国在经济上与日本的共同特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大国经济――泡沫膨胀――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趋势与风险。
三、启示
中国经济在两个市场泡沫破灭的“内忧”与美国“金融海啸”冲击的“外患”夹击之下,如何避免出现严重衰退,使经济尽快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又要防止重蹈日本不当“救市”导致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重新吹起一个更大泡沫问题的覆辙,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任何情形下都要努力避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同时出现巨大的泡沫。如何在经济较快发展的过程中避免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同时出现泡沫的非理性膨胀,是政府经常要慎重处理的一个课题。
(二)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摆脱萧条。把产业结构的调整贯穿进去,确定新的经济增长点,注重低能耗、低污染、高质量的内涵型经济增长,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和实体经济泡沫的重新出现。
(三)泡沫已经出现且很大,但还没有完全失去控制之前,通过相关经济的、税收的、货币的政策挤压泡沫非常有必要。在各种措施都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就应该采取较为有力的措施确保经济发展的核心――银行系统的安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相当的前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
(四)“救市”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泡沫没有彻底破灭之前以“救市”的方式介入,特别是采用极易重新导致通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介入,最后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极有可能滋生更大的泡沫。中国股票市场目前已经基本调整到位,但房地产市场泡沫并没有彻底破灭。因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出台时机与力度、积极财政政策的导向与切入点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
(五)只要银行系统没有出现重大问题,应静待泡沫的彻底破灭。在泡沫彻底破灭之后,“救市”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方法要科学。同时,针对最近这一轮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和动力进行深入分析,防止在救市过程中诱发新一轮更大的泡沫。并且,我们还需要充分估计到泡沫彻底破灭所带来的各种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准备好充分的应对措施,有备无患。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国际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雷鸣.美国“次贷危机”与日本“泡沫危机”的比较分析[J].长春:现代日本经济,2008.
泡沫经济的启示范文第5篇
中日泡沫经济相似吗
进入2008年，我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热浪灼人的几年发展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出现了有价无市的局面，房屋交易非常冷清，股市也在2007年的罕见大牛市后迅速走低，再加上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日益加大，国际原油价格不断飙升，国内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珠三角大量工厂的倒闭……，似乎一切都昭示着中国经济存在极大的泡沫，且即将破灭。
为此，国内媒体大量报道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泡沫经济，并将其与我国现在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十分相似。许多经济学家也纷纷加入其中，各抒己见。有的认为中国和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一样存在经济泡沫，破灭就在眼前；有的则认为中国压根就不存在经济泡沫，中国经济将继续高歌猛进；比较艺术的说法是，中国经济需要防范泡沫，但远远没有到达破灭的时候。
目前的中国经济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相比，到底有哪些异同？那些“中国经济存在泡沫”的言论到底是警世良言，还是自我吓唬？
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相比，更多的是差异
笔者并不否认当前我国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泡沫经济有某些类似之处，但更多的是本质差异：
发展阶段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几乎不存在差距，国内市场处于饱和状态，发展空间很小。而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国内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产业结构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已形成了发达国家型的产业结构，不论产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第一产业下降至5%以下，第三产业接近60%，而中国现在农业就业人口仍占50%左右，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60%左右。
货币属性不同。当时的日元已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区域性货币；而现在的人民币仍然是不可自由兑换的本币，与日元相比，其国际影响力是不同的。
消费物价指数(CPI)不同。日元升值，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资金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进口价格下降稳定了日本国内物价。上世纪80年代，日本物价水平一直处于低位。而中国人民币升值缓慢，对进出口产品价格影响不大，只要国际油价、资源、粮食等价格上升，立刻就会影响到国内物价。
泡沫经济的幅度和深度不同。当时的许多日本企业、银行也汇入炒股、炒房大军，而且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国的绝大数企业，特别是银行并未参与炒股和炒房。
政府应对泡沫的政策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完成了追赶任务，经济进入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从政治家到普通国民都对泡沫的警惕与认识不足；泡沫膨胀后，日本政府采取硬着陆的错误政策，从而导致泡沫迅速破灭。中国政府对泡沫的危害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密切关注经济运行动态，多次重申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频频出台政策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汇率升值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非常稳健。
中国经济现状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更接近
多方比较，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社会状况与现在中国具有更多的相似点之处：
经济发展阶段相近。当时日本实现了大路货生产的世界一流水平，一些高端的产品还无法和美国、欧洲相比。这一点和我国的现状很接近。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工厂”，钢产量、煤产量以及中低端家电产品世界第一，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等还是出口主导产品，但在高端、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并没有优势。
增长模式相似，都比较粗放。当时日本的增长主要依靠设备投资和出口牵引，由于长期追求高速增长，结果导致环境的破坏和公害的泛滥，和我国现在的状况也比较类似。
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接近。首先是对美贸易顺差增大并在外压之下汇率升值。自1965年以来，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在这种背景下，日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提高日元汇率。迫于压力日本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从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我国现在实行自主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但在顺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美国的威逼因素。
其次是国际油价上涨问题。战后初次油价大幅度上涨始于1973年10月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油价从过去的每桶2.8美元涨到11美元，涨幅达四倍。而现在国际油价攀升趋势是尽人皆知的，在2008年第一个交易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历史上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日本所需的石油百分之百依赖进口，而中国现在石油进口依赖度也接近50%。石油的战略意义对两国同样重要，而石油涨价所带来的问题也同样严重。
国内经济形势比较类似。第一，资产价格暴涨。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提出要在全国建设众多的25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对国土进行全方位的大规模开发。在“列岛改造热”的氛围下，股市和地价飞涨。列岛改造的风潮和我国现在的无序开发也颇为相近。
第二，国内通货膨胀。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低物价相比，7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石油上涨，很快带动国内的物价上涨， CPI不断攀升，成为战后以来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我国国内物价的上涨也主要来源于国际能源、资源、粮价的上涨。
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当局、企业及普通国民产生一个共识，那就是“资源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发展必须要转变增长模式，即从过去的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变。为此，日本从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入手，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企业开展瘦身运动，终于克服了石油危机，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
针对恶性通货膨胀，日本叫停了“列岛改造计划”，并迅速出台强硬的抑制政策。首先是对石油产品等进行价格统制。其次是采取紧缩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其三是强化“窗口指导”，将规制对象从城市银行扩大到地方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以及互助银行，甚至对外国银行也进行了严格规制。1978年，CPI终于降至3.8%的正常水平。
石油危机迫使日本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从基础材料型产业向汽车、机械、电子加工等组装型产业转移。日本这次产业结构调整非常成功。据原兴业银行的调查，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日本实际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7%，而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只增长了17%，单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下降了一半。在降低重化学工业比重的同时，能耗较低的电子、家电产业，特别是汽车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平均水平超过美国。
大力开发节能技术、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术。日本先后推出了“日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是太阳能、煤能、地热和氢能等新能源开发计划。后者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核电发展最具成效。1970年，日本仅有3座核电站，1980年达到21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核电已占日本整个电力能源的30%左右。
鼓励和支持生产厂家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尽量降低家用电器的耗电量。大力开发节能汽车，深受消费者青睐，很快占领了欧美市场，并成为日本出口的主导产品。目前日本的太阳能发电、蓄电池等技术以及其它节能技术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其基础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打下的。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其它西方国家还在石油危机和“滞涨”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时，日本已摆脱了危机而一枝独秀。
泡沫经济的启示范文第6篇
任何银行的经营都会受经济周期波动风险影响，而全球各地经济周期的趋同势头加快。
国际银行业和美欧日地区银行业20年发展历程充分表明，银行业的景气周期几乎重合于或者稍滞后于宏观经济的景气周期，而银行自身的经营战略和策略只决定其受经济景气周期影响的强弱程度。例如，在1980年代末的美国银行业危机中，78%的倒闭银行位于遭受经济衰退最严重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农业银行所受的负面影响最大。同时，相对于资本和资产变动，银行的利润和不良资产状况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更为明显。
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势头加快。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还不深，各地区的经济周期并不完全重合。就在1980年代末美国银行业步履维艰的时候，日本银行业则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当1990年代中期，美国银行业处于复苏繁荣阶段的同时，法国银行业正因为经济衰退而陷入萧条。在此背景下，国际化战略成为各大银行分散经济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但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提速，各地经济周期重叠的趋势亦日益明显，因此，不断提高银行自身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敏感度，坚持稳健经营、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风险管理成为银行维持稳定经营、减小经济波动风险的关键。
银行可能成为泡沫经济的助推器，也因此成为泡沫经济的受害者。
首先，事实证明，泡沫经济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在于银行信用的盲目扩张。尤其在本币汇率面临较大升值压力的背景下，境内外资金加快流向境内房市、股市等市场，资产价格走高，在盈利压力和动力的双重刺激下，银行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房市、股市等市场的冲动放大，从而成为加快泡沫经济滋生的推手。以日本银行为例，在泡沫经济形成的初期，日本各大银行一方面对高涨的股价、地价和房价熟视无睹，将自有资金大量投入到股票及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放宽抵押贷款限制，大量发放抵押贷款，甚至允许以土地、股票等虚拟资产投机品作担保，提供再次贷款，客观上刺激了企业和个人投机，成为拉高资产价格的主要推手。
其次，泡沫经济的破灭将给银行带来致命打击。1990年日经指数开始下跌，房地产价格随后暴跌，泡沫经济破裂。股价暴跌致使银行的资本金严重不足，同时由于发新股扩充股本的能力削弱，其只能大幅收缩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因此骤降；房价的暴跌一方面使银行大量的房地产相关贷款劣变，另一方面以房地产为抵押的抵押品价格严重缩水，加剧了银行的资金紧张，同时投机者大量抛售股票和房屋导致股价、房价进一步下跌，企业和个人破产猛增，银行的不良资产迅速上升，信用级别亦骤降，破产倒闭风险加大。
可见，正如经济周期有上下波动风险，在本币升值的过程中，泡沫堆积的风险加大，银行若丧失理性，必将成为泡沫经济破灭的最大受害者。
金融自由化进程对银行经营的影响很大，稳步加快混业经营是大银行的唯一选择。
前述分析表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给其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欧洲和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则总体上为其银行业带来了较多的发展机遇。除了监管层对金融自由化的总体进程和改革路径把握有所区别（我们在前文中已得出结论，监管层的政策取向和空间、政策引导和协调是决定银行经营的重要外生变量，目前普遍的共识是，金融自由化或市场化的进程中，监管层的干预至关重要，具体内容由于主要涉及监管层本身，在此不作详细分析），关键因素还在于银行自身能否牢牢把握住金融自由化或者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加快转型和改革，稳步推进自身的混业经营。尤其是对绝大多数排名国际前20强的大银行来说，混业经营几乎是其唯一的选择。1980年代以来，国际大银行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以提供涵盖各种金融业务品种和服务方式为主要特征的“一站式”的金融机构日益增多。
购并尤其是跨国购并已成为银行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对近20年国际大银行变迁的分析表明，对规模经济效应十分突出的银行业来说，稳步扩大银行规模、提升银行业的集中度是增强银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的大背景下，跨国购并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一个典型的反面例证是1990年代的意大利银行业，规模过小、数量过多直接影响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总体竞争力，因此没有一家意大利银行能够入选全球前20强。
银行业并购从大类来看，可以分为收购和合并两种。按兼并双方所属行业，银行并购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横向并购，主要指银行之间的合并，包括大银行对中小银行的并购、中小银行之间的合并和大银行之间的合并，目的是减少业务的重复设置，优势互补，降低交易成本和营运成本，增强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二是纵向并购，主要指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或是其他商业银行某项业务的收购，往往是并购银行的发展由于受到行业进入壁垒的限制，从而通过纵向并购来直接进入某个市场或开展某项业务，减少其在新环境下的市场调查、信息搜集及广告宣传等成本，并实现金融产品、服务的交叉销售，同时通过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的共享降低成本，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效应；三是混合并购，主要指银行对工商企业股权的收购，但其弊端在日本银行业的十年困境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暴露无疑，目前已较少采用。相比之下，199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并购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横向并购主要由以前的“大银行吞并小银行”转变为“大银行与大银行之间的强强联合”，旨在迅速增强竞争力；纵向并购则越来越多地成为银行打造金融控股集团的有效途径，即银行通过纵向并购来控股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公司建立银行控股集团，形成综合经营平台。其二，合并代替收购成为银行业并购最主要的形式，主要原因是最近的合并几乎是强强自主联合，同时合并牵涉的法律问题较少。其三，并购策略由过去的恶意并购、强制并购为主转向主动合作和自然并购。这种并购不是以一方战胜另一方为主要特征，而是强调主动接触、充分酝酿、积极协商及认真筹备，强调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通过银行间的战略联盟，一方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利益损失和市场损失，另一方面可以分担成本与风险，集中资源优势，增强资产与业务品种的联系和契合力，将同类竞争演变为局部的内部联合。其四，跨国并购越来越多。在最近一轮的国际银行业并购浪潮中，由于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并购由过去以国内并购为主逐步走向跨国并购。例如，美国银行业把跨国并购的区域重点放在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而欧洲的银行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则抓住有利时机，大举向美国和新兴市场进军。
国际银行业大规模并购导致全球金融机构数量减少，银行业集中度上升，这在全球前20家的大银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2000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公布的全球20家大银行中，有12家是自1997年以来凭借并购为主要途径来迅速扩充规模的。
银行资本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980年代，无资本金约束的资产扩张曾是银行发展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此后多次的银行业危机表明，雄厚的资本金实力是银行防范风险的必要条件。尤其是随着1988年《巴塞尔协议》及2004年《新巴塞尔协议》的颁布，资本充足率已成为国际银行业衡量银行经营稳健及对抗风险能力的主要指标，银行自身亦彻底摈弃了以往盲目扩张资产规模的发展模式，而将不断增加股本、提高盈利能力、提高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和降低营运成本作为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从1990年以来国际银行业的资本和资产数据变化中可看出，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建立在了以一级资本增长的基础上，两者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见图1）。总体上看，资产增长速度慢于资本增长速度，1990～2006年资本增长了3.06倍，快于资产2.72倍的增速。同时，资本变动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要明显快于资产变动亦说明了资本金的敏感性和重要性。
零售业务和非信贷业务成为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银行“脱媒”日益明显，加之大量行业外竞争者的进入加剧了传统存贷款市场的竞争，同时监管限制的放松亦拓展了银行新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国际银行业的业务结构调整加快，普遍将发展重心由批发银行转移到零售银行并加大了对非信贷业务的开拓，使零售业务和非信贷业务对银行收入的贡献度不断增加。可以说，零售业务和非信贷业务收入已日益成为国际银行业新的盈利模式中的重要利润来源。
首先，零售业务可以较好地分散风险，尤其在宏观经济发生变化时，收益能维持相对稳定，同时其与证券、保险及基金等多个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交叉互补性，业务创新的空间广阔。2005年，汇丰控股个人金融业务的利润贡献度已达到47.2%，花旗集团全球消费金融集团对整个集团的利润贡献度则高达53.2%。
其次，非利息收入具有高收益、高附加值、低成本及稳定性较强的特点，同时由于信托服务、共同基金销售、现金管理等非信贷业务需要很少甚至不需要监管资本，从而允许银行可使用更高的财务杠杆，提高其单位风险和单位运营成本的利润。近年来，大部分国际先进银行的贷款资产比和贷存比两项指标稳步下降，而流动资产比呈稳步上升态势（见图2、3、4），主要原因是其大力发展了中间业务、保险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贷款和利息收入在总资产及总收入中的占比降低。仍以汇丰控股为例，经过10年的调整，其以信贷业务为主体、高度依赖利差收入的经营格局已转变成以发展信贷业务、收费业务和投资业务并重的经营格局，2005年其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4.17%,非信贷资产占比高达63%。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新兴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国际银行业带来了广泛的投资机会和可观的投资收益，投资业务特别是对新兴市场股权投资的地位日益突出。以汇丰银行为例，1993年其对附属及联营公司投资为322亿港元，到2002年增至1107亿港元，投资资产占比则由1993年的15.9%稳步上升到38%，此间股权投资的收益率最高达5.38%,最低也达到3.22%，高于其2%～2.95%的平均信贷业务收益率。
对中资银行的主要启示
近年来，随着三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相继完成股改上市，中资银行在国际市场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07年的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名列第7、第9和第14位。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成长性及各行自身加快改革创新，经营业绩不断提升，尤其在近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断加快、境内股价总体呈攀升势头的背景下，加之股本结构因素，三大银行市值不断增长，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市值于2007年7月首度超过花旗成为全球第一。但前述近20年国际排名前20家大银行的变迁历程对中资银行的一大重要警示是，应冷静客观地看待市值排名上升，在充分利用国际知名度迅速提升的同时，扎扎实实地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近20年来，出现在世界前20强之列的银行数不胜数，但始终走在世界银行前列的银行可谓少之又少。在短短几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并领跑国际银行业比较容易，而如何成为国际银行业的“常青树”或是“百年老店”，成功经受住各种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的考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基于此，中资银行应客观看待市值排名迅速上升的内外客观因素，深刻总结国际银行业在20年变迁历程中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加强对经济周期变动的研究与把握，坚持稳健经营的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减少周期性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国际排名前20家大银行20年的发展变迁路程充分表明，经济周期是影响银行经营的重要外生变量。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2002年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景气期以来，投资出口需求持续走旺，消费增长稳中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提速，利率市场化进程和人民币汇率制度综合改革稳步推进，2002～2006年均GDP增长率为10.14%，2007年前三季度又达11.5%的历史高位。虽然我国目前尚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衰退，但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是其必然规律，同时中国尚不具备在经济衰退时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经验，尤其在当前美国次级债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可能性增大的背景下，切实防范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性风险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因此，加强对经济周期变动的研究与把握，坚持稳健经营的科学发展观对商业银行来说至关重要。为此，中资银行一方面应高度重视并强化对经济周期变化规律的研究，密切跟踪经济金融运行走势并及时发现问题、提示风险，提高对监管层宏观调控的敏感度，有效地顺应其正确的政策引导；另一方面应时刻掌握好盈利增长与风险控制的平衡，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及时调整信用总量及行业投向和资产负债的利率与期限结构，加大转型力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周期性经济波动对银行经营的负面影响。
加快经营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非信贷业务，主动应对以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
前述分析表明，金融自由化在给国际银行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发展机遇。当前，中国以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加快，基准利率SHIBOR雏形初现，外汇存贷款利率基本放开，本币贷款利率已有10%的下浮空间，下一步将首先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直至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亦会逐步放松。随着利率成本上升、竞争加剧及利差收窄，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大挑战，同时亦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为此，中资银行应加快经营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零售和非信贷业务，尤其抓住当前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力拓展资产管理和相关的服务收费业务；同时应加快构建收益和风险相匹配的利率定价体系，准确识别量化利率风险，并通过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来对冲利率风险。
顺应“金融脱媒”的历史潮流，通过发展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来实现综合化经营。
金融脱媒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以花旗为代表的国际前20强银行近20年的发展历程显示，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金融脱媒”从而挤占银行传统业务发展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新的利润空间，这深刻表明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是互补而非互斥。因此，从以存贷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向提供传统银行、证券及保险业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的全能型综合经营模式转变，是中资银行的必然选择。当前，国内综合化经营的政策空间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基本框架亦初步显现。尤其是三大国有控股银行具备广泛的客户基础、机构网络，在综合经营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应尽早与证券、保险、基金、租赁及信托等机构合作，构建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同时加快机制变革和创新，加快发展投行等业务。
加大跨境购并力度，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中资银行加快国际化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国际前20强银行近20年的发展历程显示，跨国购并在银行国际化经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中资银行应采取以并购为主、申设机构为辅的战略；在目标市场的选择上，应考虑从亚太新兴市场到欧美成熟市场逐步推进；在购并对象的选择上，宜注重业务的互补和服务功能的多元化，从而推动综合化经营的发展。可喜的是，近年来，三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跨境并购上屡有动作，下一步应高度重视并购后的整合工作：对被并购机构的发展定位、客户资源及其企业文化都需要进行细致、有效整合；同时尽快建立境内外统一的系统平台，缩短购并整合的过渡期，以尽快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
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综合制度改革的跟踪研究，防范汇率风险，并主动顺应监管层的调控取向，防止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经济金融泡沫的堆积。
首先，中资银行应牢固树立本外币一体化观念，加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综合改革的跟踪研究，高度关注综合改革进程及其对自身带来的影响，全面提高外汇风险管理水平，并加强对外汇资本金的保值管理。同时，为防止重蹈日本银行业在本币升值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滋生而导致银行受损的覆辙，中资银行除了坚持稳健经营、不做助长资产价格泡沫的推手，还应主动顺应监管层的调控取向，切实执行相关政策，加强真实性审核，防止境外短期投机资金通过银行渠道流入境内。
未雨绸缪，注重总结、学习国际排名前20强银行近20年来应对银行业危机的经验。
我国至今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项下的资本流动并未全面对外开放，但开放是大势所趋，这就要求中国银行业需要更多的智慧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复杂的动荡局面。鉴此，加强对国际银行业沉浮变迁走势及其原因的研究，尤其是总结国际排名前20强银行近20年来应对银行业危机的经验，显得十分必要。从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是提高应变能力，及早采取补救措施，提高坏账准备金，并严格审查及调整信用投放；二是削减成本，裁减雇员；三是积极实行业务重组，缩减非核心、非优势及高风险业务，集中力量壮大核心业务；四是寻找机遇，由消极防御战略适时转为积极进取战略。例如，利用可靠的品牌信誉来积极吸纳存款，购并有价值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抓住大量资金在不同金融工具、不同币种间频繁转移带来的盈利机会，为企业提供重组服务等。
泡沫经济的启示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 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两次金融危机。这两次金融危机的触发机制和传导机制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两次危机的爆发也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两次危机的比较
（一）危机表现
图1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泰国GDP变化与次贷危机前后美国年度GDP变化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ord Bank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危机冲击的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经济增速也有所下滑，泰国1997年和1998年的GDP分别下降了17.1%和25.9%，同样美国2009年的GDP下降了1.77%。金融危机除了冲击证券市场和经济增速外，也使得受冲击国家的货币贬值，房地产市场萎缩。
从金融危机的表现上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危机的发生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二）危机爆发的原因
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就的。
首先，泰国泡沫经济崩溃带来了不良债权。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地膨胀，外国资金的流入也推动了泰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了1997年，泰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泡沫的破裂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债权。
其次，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出口减少，产生贸易逆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由于美元升值，泰铢又是长期盯住美元浮动，因此造成泰国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扩大。
再次，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对冲基金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冲击。冲基金预期到泰铢的贬值，于是对泰铢发起了攻击，泰铢大幅度贬值。在对泰铢进行了冲击之后，对冲基金又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货币进行了冲击，使得这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美国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创造了多环节的资产证券化。美国的房地产放贷机构大量地发行次级贷款，抵押贷款公司又发行了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MBS），并将MBS出售给了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以MBS为基础发行了担保债务权证。这样，当利率身高，次级房贷的债务人无力偿还贷款时，就会使得整个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金融危机爆发。
其次，贸易顺差国资金流入美国引起房地产市场泡沫。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用将外汇储备用以购买美国的债券，将资金注入美国市场。资金的流入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图2 2001-2007年次贷危机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官方网站
再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美联储在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当美国经济在2003年开始反弹的时候，美联储并没有及时上调利率，长期的宽松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房地产泡沫。
最后，金融监管的欠缺最终使得危机爆发。在美国金融机构不断进行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时候，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并没有对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地监管。监管的欠缺放大了金融产品的风险，最终使得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危机的触发机制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两次危机的触发机制是不同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引起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前者发起于发展中国家，后者是由发达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引起的。但是引起两次危机爆发的共同原因是金融监管的欠缺和危机前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
（四）危机的应对措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的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应对危机中主要是接受了IMF的援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对本国经济进行了救助。作为美国债权国的中国、日本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也因不愿看到美元资产贬值而加入到拯救危机的行列中。
二、两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从两次危机前后我国出口额变化的情况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要远远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原因在于：
一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中国在出口中的竞争国家。因此，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我国出口的变化并不会很大。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危机冲击的主要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当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其进口需求减少，我国的出口必然大受影响。
二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身的影响范围要大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了比1997年更严重的冲击，自然我国的出口所受的影响也将会更大。
三是，由于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官方数据的限制，我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只能是年度数据，因此很有可能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所使用的月度数据波动性更小。
（二）危机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图3两次危机前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年度变化（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从两次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看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在两次危机中外商直接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由1996年的700多亿美元下降到了1999年近400亿美元。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由2007年第四季度的350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不到200亿美元。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三）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以及资本充足率都已有显著提高。由于资产负债表更加强劲，资本杠杆率更低，我国银行无需通过减缩贷款对危机做出反应。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银行正通过提高杠杆率向经济注入流动性。2009年3月份的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8月份的14.3%增加到29.8%。这说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应对危机的机制更加成熟，银行业应对危机也有着更大的主动性。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一）在经济发展中要警惕泡沫经济的出现
不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危机爆发前，危机发生国都出现了由于流动性过剩而引起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是两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触发机制。因此，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也要警惕这种由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在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住房实际使用量的监控。
（二）加强金融机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有由于金融监管不力而造成危机加剧的因素。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大量热钱涌入东南亚国家的市场，推动泡沫高涨，这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是很大的。我国目前也是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很多资金由于看好中国市场而想涌入中国。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因此，这还没有给我国造成过大的冲击。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的资本项目将逐步开放，在那种情况下，我国一定要警惕短期资本的冲击行为，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
除了对于热钱的监管外，我国也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我国的金融业尚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各种金融创新的工具将在我国逐步使用，我国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吸取美国过度创新引发危机的教训，加强监管。
（三）保持适当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冲击
从我国历年外汇占款的变化看，我国的外汇占款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加速增长的时期。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汇率完全浮动之前，我国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可以防止在资本账户开放后国际游资对于人民币的冲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国家正是由于最终的外汇储备不足而无法抵御对冲基金的冲击，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四）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金融业的发展是一种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虚拟经济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只有制造业、实业等实体经济得到切实的发展才能真正的增强一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有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而造成经济泡沫放大的因素。因此，只有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够提高一国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刘亮.美国次贷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J].金融数学与研究，2010（1）
[2]刘遵义.十年回眸：东亚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2007（8）
[3]余永定.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1997（9）
泡沫经济的启示范文第8篇
一、创造了制造业辉煌的日本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二战后经过50年代的经济恢复，在60、70年代的高速增长中，逐渐定型。从构成经济增长的各要素的关系看，日本市场经济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日本的市场经济是典型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
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向和配置方式具有更大的权利。日本政府主要通过政府引导、政府保护企业、政府政策调配等途径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调控。
(二)日本的市场经济是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经济
从50年代开始，日本就确立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后日本利用欧美国家和西欧国家进行产业调整的机会，抓住有利时机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对外贸易体制，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所以战后日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在“贸易立国”战略指导下走向国际化的过程。
(三)日本的企业制度是一种团队精神很强的企业制度
从古代社会遗留下的依附关系，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日本特定文化的背景下，变成了员工对企业、小企业对大企业、大企业对银行、企业对政府的服从和忠诚关系。员工对企业的服从和忠诚在日本企业的内部又变成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相互配合的团队精神。
(四)日本的经济模式是赶超型学习模式
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通过大规模生产提高引进技术的重复使用效率，然后在开拓的国际市场中进行销售，在短期内实现赶超西方发达国际的目标。实践证明，日本的赶超产业政策是成功的。正是这种赶超政策使日本在短期内创造出了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工业制造大国。
(五)日本的经济模式是适应制造业发展的经济模式
在技术上，制造业技术需要两次创新。即理学上的原理性创新和在原理的指导下面向终端产品的属于工程学上的适用技术或工艺流程的创新。而日本的经济模式恰恰满足这两个条件。
综上所述，日本在80年代所具有的优势，从总体上讲，是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优势。
二、新经济时代日本市场经济模式迅速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如：产业结构高级化战略、优先发展机械工业战略，“技术立国”战略、贸易自由化政策战略以及“政、官、财”复合体制，使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在新经济时代迅速发展。
(一)产业结构高级化战略
通过重化工业的发展，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20世纪7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日本从“重化工业化”向“知识密集化”转化，“知识密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减少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使产业升级换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优先发展机械工业战略
发展特定机械工业所需资金，由政府给予保证。私人企业对特定机械工业进行投资，可享受减免税优待。正是由于这种政策，使机械工业在一些主要方面赶上了欧美发达国家。机械工业的技术优势成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秘密武器”。
(三)“技术立国”战略
针对战后日本面临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日本实行了以引进、模仿、改进、创新为主的吸收型技术战略。其中引进技术对日本短期内赶超先进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改造创新，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反过来进行出口创汇。
(四)贸易自由化政策战略
日本首先对原料部门实行自由化，原料进口自由化使工业品价格下降，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对个别幼稚产业进行贸易保护，待其壮大后，再逐渐实行贸易自由化，最终使其国际竞争力大为增强，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五)“政、官、财”复合体制
日本政府规划战略，银行根据政府的导向提供贷款，企业根据政府政策的导向制定发展计划和组织生产。通过政府指导市场经济，降低风险，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三、新经济时代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失灵
80年代后期因日元升值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之中。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主要致力于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银行坏帐、投资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将日本经济陷入不景气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泡沫经济的破坏力，这显然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日本经济在90年代遇到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解决泡沫经济后的遗留问题，而是面对掀起的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制度与结构的深层进行改革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以下几个主要问题致使日本经济走向失灵：
(一)政府导向型模式的弊端
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政府面对不景气的企业和银行大量坏帐，仍然贯彻“护送船队”的政策，对破产企业和落后企业予以保护。同时对应该处理的银行坏帐未能及时处理，延误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还有过分相信政府调控力量的结果是希望通过政府的调控力量走出经济发展的不景气，大量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发展，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巨额国债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
(二)缺乏原创性的技术革新
在制造业时代，日本和欧美共同分享来自同一源头的水，日本比欧美甚至分享的更多。但在高新技术革命时代，来自欧美之源的水，不需要通过日本就可以流向全世界。在新经济时代，缺乏原创性技术体系成为昨日黄花。
(三)缺乏竞争、创新力的企业制度对新经济反应迟缓
在政府保护下缺乏淘汰机制的企业序列制度，缺乏人才流动的终身雇佣制，很难使新型企业在传统的企业制度体系的夹缝中产生。日本企业制度的封闭性，成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障碍。从80年代以来，日本的一些跨国公司和大的企业集团，虽然进行了很大调整，但这是在保留原企业制度下进行的，所以其竞争力和创新活力有限。
四、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二战后经历过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和
不景气，目前又处于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时期的日本经济，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通过对日本市场经济研修考察，可以发现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日本与中国都属于东亚农耕文化体系，东亚农耕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组织和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相对较大。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资本主义、实行工业化的国家，但日本仍属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的在赶超中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目前中国推进的工业化战略也属于这种类型。日本虽然没有像中国那样搞过计划经济，但日本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某些作法与中国计划经济有相似之处。日本的企业系列制、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制度有某些相似。日本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有许多借鉴和启示。
(一)利用WTO的相关条款，保护和发展幼稚产业
在幼稚产业的保护期限上，不应拘泥于具体的时间表，一旦幼稚产业初步具备竞争实力，就首先在国内引入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企业实力足以与国际大公司相抗衡，就果断撤消保护，让其在国际竞争大潮中搏击； 在幼稚产业的保护手段上，既应充分运用WTO 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例外条款等一系列不违背WTO 则的保护措施，又要在关税递减的情况下，使既定的进口关税水平发挥最大的功能，强化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的分配环节，灵活运用政府采购、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
(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式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严重的扭曲现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严重偏低。所以，中国不能按照传统的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道路，而是要走一条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存的复合式产业发展道路。
(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这对目前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借鉴意义。政府的投资方向和开放计划必须考虑到利用市场调节的功能，这应当是我国开发西部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果将西部大开发的注意力过多集中在向中央要钱上，而忽视了本地区的市场环境和开发资源的培育，可能欲速则不达。
(四)大力发展原创技术
适应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学习日本大力推进面向市场的二次技术创新做法的同时，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我们必须吸取日本的教训，大力发展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原创技术系统。
(五)法律保障
虽然日本是一个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也是法制程度较高的国家。日本的产业政策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都有一套严密的法律依据。依法治国，依法对经济进行调控，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六)坚持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产业政策和进口政策紧密联系
面向国际市场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集团，应当成为中国21世纪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日本在发展制造业中，一方面积极引进尖端技术，另一方面大力进行二次技术创新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在产业政策实施上，日本始终坚持将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技术进步与进口政策紧密联系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七)大力发展制造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要保持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最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制订专项规划，建立国家重大装备发展基金； 扩大提供卖方信贷资金额度，制定鼓励出口优惠政策； 实行灵活的税收政策； 在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形成企业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出清机制，防止重复建设。
(八)经济模式需要不断改革与创新
面对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在新经济时代的失灵，需要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正如没有永动机一样，也没有永远有效的模式，只有不断的改革与创新。
(九)发展规模经济，培育企业“航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