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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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危机范文第1篇
在债务三部曲中，债务循环始于资本跨境流动，导致利率下滑和刺激信贷增长。美国从全球吸收的存款（主要来自亚洲）大量流入次贷住房市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节俭的德国在欧元区资助了繁荣的爱尔兰住房市场和希腊公共支出。随着富裕国家泡沫破灭导致利率下滑到历史低位，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开始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最起码方向是正确的，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借贷过多过快，企业借贷大量资金盲目投资项目或购买价格过高的资产。新兴市场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从2009年150%增至195%。
当前这场繁荣景象也在走向终结。中国增长放缓和疲软的商品价格使经济前景堪忧，即便美国通过提高币值和利率来阻止廉价资本流动。接下来发生什么是可预见的，有些债务循环会导致经济危机和衰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元区困境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他债务循环会由于借款人停止支出和借贷人急于规避风险而使经济增长放缓。
新兴市场的信贷规模决定了严重后果，有些国家私营领域的债务增长幅度占GDP的比例超过20%，这些国家的GDP增长在借贷高峰后的三年内将下滑3个百分点。
2015世界慷慨指数缅甸第一 中国倒数第二
美国慈善救助基金会（CAF America）11月10日的最新“世界捐助指数”报告显示，在慷慨程度方面，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低收入国家的缅甸排名全球第一，以富有著称的美国只能屈居第二，中国排名从去年的倒数第八降至倒数第二。这一报告是基于盖洛普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3万民众的调查结果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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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网站
2015/11/20
欧美影子银行风险远超中国
以新的基于经济功能划分的“狭义”影子银行计算，各大发达经济体内的最大影子银行占世界总量的70%以上。在这一总量中，重要角色由美国（40%）、欧元区核心经济体（21%）、英国（11%）和日本（7%）扮演。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的份额仅为8%――中国占其中一半。直截了当地说，尽管国际社会十分关注中国的影子银行业，但中国影子银行业的规模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欧元区的五分之一。美国影子银行业的规模目前几乎为其GDP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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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石英财经网站
2015/11/16
新兴市场危机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货币危机 债务危机 主权信用等级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表现为某种单一形式，例如60年代的英镑危机为单纯的货币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为典型的银行危机，而80年代导致拉美国家进入“失去的十年”是纯粹的债务危机。然而，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本币大幅贬值至超过政府规定的波动幅度从而被迫放弃原有汇率制度的同时，当事国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银行业危机，银行坏账率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甚至出现了存款抽逃和银行挤提等现象。此外，墨西哥、泰国和韩国等国家在危机发生期间还出现了外汇储备无法保证外债按期偿付的债务危机。换言之，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同时或相继爆发作为现代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特征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尤为明显。这一共生性现象意味着上述三种类型的危机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而且从理论上分析这种联系的确存在。
涉及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研究文献总的来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集中分析分别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具有一定预警能力的金融指标。通过对此类研究文献的汇总我们发现，对货币危机具有一定预警能力的指标主要有：实际汇率的升值、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贸易条件的恶化、经常账户余额、外汇储备、短期债务／外汇储备、国内信贷、实际利率等(IMF，2001)；影响债务危机的金融指标主要有：人均收入、通货膨胀率、GDP增长、外汇储备、外债违约历史、债务／出口比、经济发展水平等(Edison，2003)。对照这两类危机的影响因素，我们可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对这两类危机均产生影响的共同因素非常少，仅有出口增长、贸易条件、经常账户／GDP以及外汇储备四个指标。这意味着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诱发因素或来源可能是不同的。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例如，GKR(Goldstein， Kaminsky and Reinhart，2000)与IMF(2001)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IMF进一步认为，某一国家的盯住汇率制变得不可维系，可能是由于某些宏观方面的原因而与该国是否有能力偿付其外债无关。此外，一国也可能发生债务拖欠或出现债务违约，而同时其汇率未发生任何变动，1999年的巴基斯坦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政府公开宣布停止偿付一切外债，但这并未导致其汇率发生大幅度贬值(IMF，2001)。
另一类研究文献则主要围绕主权信用等级展开。债务危机通常表现为一国对其主权债务发生违约，从理论上分析，反映一国主权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主权信用等级应当是研究者或市场参与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主权信用等级可视为一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宏观基本面因素影响着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为此，Cantor和Packer(1996)、Juttner和McCarthy(1998)以及Bhatia(2002)等许多学者就主权信用评级与一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均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主权信用等级。
既然主权债务评级中蕴含了众多基本面因素的信息，那么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是否可能通过主权债务等级这一渠道发生联系呢?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研究的结论大体一致，即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反而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GKR，2000；IMF，1999；Radelet and Sachs，1998；Reinhart，2002)。当然，这些研究也分析了主权评级未能预测出危机的可能原因所在。
然而，对上述所提及的GKR(2000)、IMF(2001)以及Reinhart(2002)等文献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文献所考虑的债务危机大多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债务危机大多都是对银行辛迪加贷款发生违约。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Amadou(2003)试图来回答在1994～2002年这一动荡时期内，主权债务等级是否有助于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所以选择这一样本时期，主要是考虑到这段时期的债务危机大多是对主权债券发生违约，这显然与80年代的银行信贷市场债务违约有所不同。他的研究发现与已有研究相同的是，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反之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而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当选择1994—2002年为样本期，同时当债务危机被定义为主权债务利差超过1000个基点时，那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通常在危机爆发两个季度之前就会经历资本市场规模的快速下滑以及外债利率的急剧上升，并且滞后的信用评级或评级变化(还包括不利的经济展望以及信用观测)有助于预测这样的债务危机。
基于已有研究所得出结论的不一致，同时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债务危机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通常表现为主权债券的违约，二是通常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本文以18个新兴市场国家在1990—2004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首先，我们考虑到如果按照债务危机的传统定义，在所选择的样本期间，很少发生主权债务违约的事件。例如，根据穆迪公司(Moody)的一项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共有9个国家经历了10次违约事件(Moody Compang， 2003)。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主要借鉴了Amadou(2003)中的思路对债务危机进行了重新界定，并且按照这一新的定义，对所选择样本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从而大大增加了债务危机的发生次数、扩大了样本规模。其次，既然主权信用等级蕴含了多个定量或定性经济基本面因素的信息，而这些经济指标对危机应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这意味着从理论上分析主权信用评级应有助于预测危机。基于此，本文参照GKR (2000)的研究思路，针对所选择的样本数据，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在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时的表现。最后，我们转换一种思路，不直接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挂钩，而是将货币危机与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相联系，通过借鉴Duffle和Singleton(2003)一文中的转换模型，将收集到的主权评级数据转化为主权债务违约概率，同时通过计算获得样本数据相对应的货币危机发生概率，采用不同形式的估计模型来探讨货币危机与主权违约概率的相关关系。
二 经验研究的准备工作
(一)主权信用评级数据的获得
大多数有关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都将评级机构的字母等级转化为数值等级。然而，除了定期主权信用等级之外，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通常也会在正式宣布升级或降级之前，定期公布或正面或负面的等级展望报告，并且随后一些关于主权等级升级或降级的评论或重点观望名单。例如，标准普尔公司(S&P)曾公开表示，其的信用观望(credit watch)就是依据一些公开的事件与短期趋势来预测 90天内信用等级变化的可能方向。此外，S&P定期公布的等级展望报告就是对6个月到2年之内的信用等级可能变化的方向所做的预测。
参照Amadou(2003)的做法，我们将Moody或S&P做的字母等级转化为数值指数，取值范围为1-58，具体的对应关系可参见附表1。同时，根据信用观望为正面还是负面来决定如何进行上下调整。由此，我们可通过Moody与S&P公布的主权信用等级计算出月度平均综合评级指数(It)。考虑到评级指数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我们进一步对该综合评级指数进行对数变换：Rt=ln(It/(59-It))。
(二)对债务危机的重新界定及债务危机数据的获得
鉴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债务危机的频繁发生，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主权违约和主权风险的决定因素。相关研究首先需要对债务危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通常情况下，债务危机的发生意味着下列事件的发生：债务重组、未按期支付本金或利率而发生欠款、国际货币基金贷款协议的上限部分。一些研究综合考虑上述三个事件来定义债务危机；另外一些研究简单地采用某一个单个事件或对债务重组或欠款的度量来识别债务危机。例如Lee(1991)、Balkan(1992)、Lanoie和Lemarbre(1996)以及Marchesi(2003)采用债务重组的概念来定义债务危机；Hajivassiliou(1994)在定义债务违约时则考虑了所有上述三个事件。此外，考虑到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债务危机大多以对主权债券发生违约为特征，穆迪公司将一个主权债券的发行者满足下面的一个或多个条件时定义为违约状态，相关条件是：(1)延期支付利息或本金，尽管最终在宽限期之内付清；(2)发行者以息票率或面值更低的债券来代替原来的债券；(3)发生不公平的交换，以帮助发行者避免陷入更严重的违约中去(MoodyCompang，2003)。然而，当我们试图采用上述债务危机的定义时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主权信用评级的历史较短；第二，主权债券发生违约的事件非常有限，自1985年以来，仅有7个主权债券的发行国家对其外币债券发生了违约，而且大多集中发生在1998—2002年。鉴于样本期间主权违约事件过少这一事实，Amadou(2003)借鉴Altman(1998)对困境证券的定义建议：如果主权债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实际计算中，月度债券评级指数(EMBI)+国家利差来表示)超出美国国库券1000个基点或更多时，就将此主权债券认定为困境债券，主权债券被认定为困境债券时，就认为发生了债务危机。随后，Amadou又给出了一个备选定义：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券利差超出其历史分布的90%分位数时，就认定发生了债务危机。将主权债券处于困境定义为债务危机显然要比仅仅将主权违约界定为债务危机广义得多，这种改进的定义不仅包括了真正的主权违约事件，还包括了一些濒临违约但由于受到外界资助而成功规避的情况。显然，如果将债务危机的本质看做是信用风险的加剧，而这种加剧并不一定就导致违约，同时信用风险加剧事件的发生频率显然要比真正的违约事件发生频率更高，从这个意义来讲，这种改进的定义更加合理。因此我们采用这种改进的定义来识别债务危机的发生。
按照这种改进的定义，针对所选择的样本数据，我们总共识别出263次主权债券困境事件，而在这段时期货币危机的发生数为42次。进一步通过仔细对照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我们发现总共仅有12个月，货币危机与主权困境同时发生。这一发现可能意味着即使采用这种改进的定义，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小，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为了便于经验研究，我们引入债务危机的二元变量，如果在债务危机发生后的24个月内出现一次或多次主权利差高于 1000个基点，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该变量取值为0。此外，考虑到债券危机与货币危机尤其是后者通常都要持续多个月，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应设定适当的数据窗口(data window)。对于债券危机而言，我们参照穆迪进行评级展望的频率，设定6个月为数据窗口，即当主权债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在某月出现“大幅变化”(换言之，超出美国国库券1000个基点或更多时)，我们就将此后6个月内发生的所有大幅变化都视做一次危机，在统计债务危机发生时间与次数时不考虑在内。货币-[飞诺网FENO.CN]
(三)对货币危机的界定及货币危机数据的获得
Eichengreen等(1995，1996)是最早研究货币压力度量方法的学者，并希望以此来确定货币危机的发生时间。具体来说，他们将汇率处于压力状态定义为当所构造的指数值超过一定临界值。这里的指数是由名义汇率、国际储备以及利率三个变量相对变化的加权和构成，该指数既包括了成功的投机攻击也包括了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在该指数中的所有变量是相对于所选定的参照国家，同时其临界值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
Eichengreen等人关于货币危机的定义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并由此衍生出了许多其他有关货币危机的定义。Kaminsky等(1998)以及Kaminsky和Reinhart(1999)对货币危机的定义与Eichengreen等人的非常类似，但在他们所构造的指数中不包括利率变化，因为在他们所研究的样本国家中，利率受到了中央银行的严格控制。一些学者考虑到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很难被识别，因此在构造货币压力指数时并不考虑该因素。例如Frankel和Rose(1996)以及Esquivel和Larrain(1998)将国际储备与利率差这两个变量从汇率压力指数中略去，构造了一个简单的货币崩溃指数。此外，有的学者强调了在货币危机中变量的波动程度明显不同这一特征。例如Zhang(2001)采用随时间变动的临界值来解决这一问题。考虑到现代货币危机的本质，同时由于市场化的利率数据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无法获得，我们认为采用Kaminsky和 Reinhart的定义作为计算外汇市场压力的基准点是合理的。换言之，外汇市场压力(EMP)被定义为：
EMP=%汇率it／std1it+%外汇储备it／std2it
这里std1it和std2it分别代表国家i在时间t时汇率百分比和外汇储备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偏差。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这里的标准偏差分别指一年中的月度汇率波动率与月度外汇储备波动率的标准差。这里假定与汇率压力相关的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当影响本币的购买力，换言之，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当导致实际汇率的变化(至少在短期)。这一条件排除了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所发生的一些急剧贬值现象，但同时保留了在通货膨胀较为温和的时期所发生的大幅贬值。
在确定是否发生危机时，一些研究者采用外生性的贬值临界值，即这一临界值对于所分析的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Frankel and Rose，1996；Kumar et al.，1998)；另一些研究者则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来确定具体的贬值临界值(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Kaminsky et al.，1998；IMF，1998；Esquivel and Larrain， 1998；Glick and Moreno，1998；Moreno，1999)。本文将汇率压力的大幅变动明确为所定义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变化超过5%，同时超出均值2个标准差，这里的均值和标准差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设定的。
同样考虑到货币危机通常都要持续多个月，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参照大多数研究者的做法，设定24个月为数据窗口，即当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某月发生了大幅变化，我们就将此后24个月内发生的所有大幅变化都视做一次危机，在统计货币危机发生时间与次数时不考虑在内。
三 主权信用评级是否有助于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
我们首先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能力。其中，因变量是货币危机(危机发生时取值为1，否则为0)，而解释变量是前面所构建的平均综合评级指数。值得注意的是，在估计过程中，我们将采用不同间隔期的指数变化、不同的指数构成来进行压力测试，以保证估计结果的一致性与可靠性。具体的估计结果参见表1。
从估计结果可看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并不能显著地预测货币危机的发生。尽管对数综合评级指数的3月期变化与Moody评级的3月期变化在5%的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但相对应的边际效应却分别仅仅达到-0.2%和-0.6%，意味着影响可忽略不计。此外，综合评级指数的12月期变化与6月期变化的估计系数的方向与预期的相同，但在统计上却并不显著。同时当分别采用S&P的评级指数、简单的评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一结果基本上与Amadou(2003)以及 GKR(2000)的研究结论一致，前者选取了1990-2002年期间的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的30次货币危机为样本，后者则选取了2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21次货币危机为研究样本。
既然主权信用评级不能显著地预测出货币危机的发生，那么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在货币危机发生后进行了调整?IMF(1999)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评级机构的表现进行调研，发现评级的变化通常滞后于货币危机的发生，意味着降级通常发生在危机爆发之后而并非之前。这一事实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观点：由于评级机构大多都是对被评客户直接收费，同时为了避免受到其降级行为可能引发危机的指责，因此评级机构通常没有动力在金融危机真正爆发之前主动地降低主权信用等级。当然评级机构对此也做了反驳，认为它们不会冒着损害自身信誉的风险而只考虑当前的利益。然而，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研究货币危机发生后评级的变化情况无论对于市场参与者还是决策者而言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这一问题，GKR(2000)以及Amadou(2003)针对不同的样本集合分别采用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货币危机的发生是否有助于预测主权信用评级的下降。在他们的估计中，因变量为主权信用评级的3月期变化，具体地说，当主权信用等级出现升级时，因变量取值为1，当未出现变化时，因变量取值为0，而当出现降级时，因变量取值为-1；而解释变量则为滞后3个月的货币危机二元变量。
同样，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概率估计方法，针对 1990 - 2004年样本国家货币危机的发生情况与主权信用等级的相关数据，在Limdep 7.0分析软件的帮助下，对货币危机对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是否具有预测力进行了估计，结果参见表2。从估计结果我们不难看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其边际预测贡献达到了7.9%，意味着货币危机有助于预测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这一结论与GKR(2000)以及Amadou(2003)采用不同的样本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程度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可靠的结论：货币危机的发生增加了主权信用等级被降级的概率。
GKR(2000)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权信用等级的决定因素是否就是对金融危机具有预测力的那组基本面因素?上面的经验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可能并不尽然。换言之，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因素(不同于通常讨论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在货币危机与主权违约事件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未来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我们最后来研究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可以代表主权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为此，我们采用1990—2004年期间18个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隐含违约概率(IPD)数据与综合评级指数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库来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从估计结果可看出，无论我们采用综合评级指数的3月期变化、6月期变化、 12月期变化，还是采用单独的Moody评级指数或S&P评级指数，R2均表现显著，在54%-72%的范围内波动，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估计系数的方向也与预期的相同，表明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主权违约的可能性。
四 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发生的相关性
前面我们曾提到，GKR(2000)与IMF(2001)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然而，上述两项研究均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与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是密切相关的。GKR与IMF的结论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债务危机，而且这些危机通常都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债务危机通常以对银行贷款发生违约为特征。进入90年代，债务危机通常以主权债券发生违约为特征，同时我们对传统的债务危机定义进行了修正，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本文参照Amadou(2003)的研究方法，针对所选择的样本国(18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集样本期间(1990-2004年)JP—摩根银行的EMBI指数以及样本国相对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利差数据，在假定利率期限结构不变且回收率为30%的情况下，运用一个基于强度(intensity-based)的非参数模型计算风险中性的IPD。这些IPD值给出了样本国在样本期间发生违约的可能性。通过比较这些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的变化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平均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用t—检验统计量做进一步的验证，仍不能拒绝原假设“在货币危机期间的平均IPD值=整个样本期间的平均IPD值”，这与Amadou(2003)的研究结果是相同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将本文的样本数据运用于刘莉亚(2004)中货币危机预警模型中，在Limdep 7.0分析软件的帮助下获得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在获得代表着主权债务发生违约可能性的IPD数据与代表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危机概率数据后，我们分别采用简单的线性相关性检验、非线性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以及两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三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看出，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线性相关性是较低的，相关系数仅为5.2%。同时，当把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作为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这里我们选择了有序probit模型)时，我们发现R2仅仅达到0.0076，并且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估计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当把货币危机发生概率作为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时，结果也是相似的，R2仅为0.0036，IPD的估计系数同样在5%的水平上并不具有显著性。最后，我们采用了两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分别从一阶至五阶，从F值及相应的p值可看出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即两变量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均不成立。
上述结果表明，在所选的样本期间1990-2004年内，与已有的研究有所不同，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由于在样本期间内，债务危机不再表现为对银行辛迪加贷款发生违约，而大多表现为主权债券违约概率的加剧，同时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主权债券违约的形成机理与银行债务违约的形成机理有所不同。同时，这一估计结果与本文第三部分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即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这样的估计结果如何来解释?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均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尽管分别对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影响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有许多，但这两组因素的重合点却很少，即使少数因素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均发生作用，但它们的预警能力的大小也大相径庭。
五 结论
新兴市场危机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汇率Reflections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Abstract】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generally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experiencing the course of this crisis have exposed a lot of similar or different problems， even if the problem is different may also be pertinen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will face， so the positiv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other countries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nd various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where the problem lies， as well as a comparison with China， summed up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capital account; exchange rate新兴市场国家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机制和经济法规完善程度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且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具有较大市场发展潜力，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成熟的条件下，就已经开始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很难有国家能在这种情况下独善其身。
1金融危机使新兴市场国家陷入困境
当美国和欧洲相继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大量资金会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撤离，包括东盟、印度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股市大幅波动、对外贸易逆差增大、外资出逃等方面。
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的流动资金在危机时纷纷脱逃，返回本国救市，这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股市与汇率的大幅波动。在2008年下半年道琼斯指数跌破10000点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者对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形势的担忧加剧，主要股市全线下跌，其中一些股指跌至近年来新低。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股市，仅在2008年9月一个月内下跌将近30%，韩元贬值程度超过20%。“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和巴西，股市2008全年跌幅都超过40%甚至高达60%，而俄罗斯的股市则停止交易。MSCI新兴亚洲市场指数也一路下滑，由9月12日的327点跌为10月23日的216点，下跌幅度达34% 。
金融危机还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贸易。从2007到2008年的新兴市场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对外进出口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减小，对外贸易出现逆差。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韩国受到影响最大，颠覆以往顺差状况。2008年上半年有5个月出现贸易逆差，至同年8月其逆差额达到26.8亿美元。而印度贸易逆差也有逐步扩大的趋势，8月份逆差已达109.7亿美元，与2007年同期相比翻一番。
外资的出逃也使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困境。大量的外资进入助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股市虚高。而金融危机之后，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和投资回报预期产生了担忧，这也引起了部分资本外流。而随着通货膨胀及汇率贬值的出现，大量外资的出逃又把股市推向了低股。比如越南、韩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阿根廷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一改此前资本流入、货币升值的状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以中国为例，2008年9月份中国外汇储备仅增加214亿美元，远低于当月外贸顺差(293亿美元)和FDI(66.42亿美元)之和，为2008年以来单月最低规模。而路透社的统计显示，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2008年9月份外汇储备锐减至24600亿美元，减少203.3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均有所减少，其中马来西亚的外汇储备缩减最多，达到129亿美元。韩国和印度分别减少35.3亿美元和34.9亿美元。而据花旗集团判断，从2008年初至11月，印度的投资外流总额已达到87亿美元。
2新兴市场国家的通病
2.1新兴市场国家的内忧外患: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大多国内状况良好，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并且也不存在失业和汇率波动等问题。但是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不成熟，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一直以来存在着其他内在和外在的隐患，这些在金融爆发后也凸显出来。
首先，新兴市场国家最致命的问题是资本账户的过快和过多开放。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普遍都大范围甚至全面开放了本国的资本账户，这些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迎合国内主要的财团与国际的大型金融机构的需要，因为政府本身就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表者，比如韩国、越南。资本账户的过快和过多开放造成了大量国外的资本在短时间内就进入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市场中，同时造成了以美元等货币计值的短期外债增加，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其次，以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显现出了弊端。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中，出口贸易扮演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直接影响着国内经济。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造成大量贸易逆差或者出口贸易受阻，那么本国经济将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发展资金而产生紊乱。东南亚各国(地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普遍存在经常项目逆差，由于美元走强，使其主要对美出口增长大幅度放缓，而主要对日本的进口快速增长，以至于国际收支平衡进一步失去控制，形成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如1996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泰国10.2%，马来西亚6.3%，印度尼西亚5%，菲律宾3.1%。经济的脆弱性由此可见一斑 。
再者，美元本位的汇率制度为新兴市场国家抵御危机制造了困难。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实行的是低频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国际货币体系依然是以美元为中心。由于美元本位制为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通过各种金融策略向全球转嫁危机提供了可能。2007年到2008年，泰国、韩国和越南等国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保留了过多外汇储备，致使本国国内货币市场剧烈震动，国内出现大量的破产和严重的经济衰退，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债。
最后，对国际资本的过分依赖也是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外债余额大幅上升，尤其是短期外债上升更快，接着就出现了外债偿付困难，再加上国际游资趁火打劫，本币迅速贬值，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国内金融危机的发生。韩国在2008年的名义GDP为10176亿美元，外债为3990亿美元，外债占GDP的比例约为39.25%。短期外债(一年之内到期)占总外债的比例为40.2%，约为1600亿美元，而其外汇储备只有2100亿美元，总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190% 。这也导致韩国目前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亚洲经济体之一，2008年以来韩国的股市下跌38%，韩圆兑美元的汇价也下跌了约30%。美元短缺已经导致韩圆的币值在2008年下跌三分之一。
2.2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同样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经历了股价暴跌，出口大幅下滑，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低等问题。主要原因是中国与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样，资本账户在逐渐开放，并且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样依靠出口来拉动，难免受到冲击。但是得益于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以及足够的外汇储备，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由于我国资本项目是受管制的，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外商直接投资，“异常资金”快进快出都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短期资本不能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流动，形不成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同时中国还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在金融危机前暗中增加了在美国市场的股权投资。截至2008年6月，中国所持有的美国股票数额从2007年6月的290亿美元激增至995亿美元，期间增持705亿美元。中国在2008年6月底的时候持有52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5270亿美元长期机构债 ，同时中国的外债规模和结构都显得比较安全，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不到20%。
2.3中国金融体制的发展方向: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大的损害，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时暴露出来了此类经济体的通病，再者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很难保证中国不会赴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后尘，对此中国的金融体制亦应随着经济发展和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
2.3.1资本项目的开放要继续坚持循序渐进: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标志着本国经济已经完全与世界接轨，也标志着本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完全暴露，易受到外界的冲击，因为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与经常账户开放相比，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要大得多。国情不同，国际经济环境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导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和结果也有很大差别。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不可逆的，所以我国在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上，一贯谨慎，但是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深化和全球资本泛滥，以及开放国内的资本项目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几乎无法抵制国际游资跨境流动，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开始进入了国内的资本市场。通过我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的对比发现，为了不造成热钱的快进快出，资本项目的开放要继续坚持循序渐进。首先，在大范围开放资本项目之前必须完善我国的金融制度和国内银行体系，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应取决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和抗风险能力。资本项目应首先开放有实际经济活动背景的资本项目，国内金融市场成熟后再开放金融性资本项目。第三如果国内的资本市场达到了可以开放资本项目的程度，对国外资本管制需要按照先放松对入境资本的管制、再逐渐解除出境资本的管制的原则进行。第四，在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之前必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措施，一旦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我国的资本市场，这套政策措施能够迅速反应，大幅降低国际短期资本的套利的可能性和收益率，尽可能减小其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影响。
2.3.2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与管理:外汇储备是抵御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在本次危机中，外汇储备不足极大地削弱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抵抗力，美元投机资金攻击其本国货币，促使它国货币贬值，造成货币金融危机，与之相反的是，我国政府一直保持着高额的外汇储备，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本国的金融市场。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在本次危机中美国大幅减息、美元持续贬值，造成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不仅冲击我国金融体系安全，而且由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比例仍然较大，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能会造成收益下降，外汇资产缩水。所以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对于外汇储备的管理势必要考虑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个方面。首先，我国对外汇储备管理目前的任务是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由于美国利率下调，应减少购买长期产品，增持短期债券。其次，面临美元虚弱和长期贬值的必然趋势，我国应该采取鼓励进口的政策措施，减小贸易顺差，应该在美元大幅度贬值之前减少部分外汇储备。第三，要以外汇储备为担保，向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人民币贷款，选择部分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新兴市场国家，根据双边贸易规模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人民币贷款，使其运用于和中国的经贸往来，鼓励其对华贸易按人民币结算，并承诺其对华贸易顺差以美元支付(刘昌黎2009)。第四，要鼓励企业对外投资。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以各种方式向境内外投资，以期提高外汇储备运用效益。
2.3.3汇率制度的变革方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实施的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浮动汇率制度起到了关键的防御作用，尽管本币的升值影响到某些行业对外贸易，但总体而言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很小没有形成大的货币市场的波动。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我国的资本项目是受管制的，如果我国将来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完全开放了国内的资本市场，这种汇率制度的防御作用会不会被削弱?另外在经济完全与世界接轨的条件下，我国的汇率制度又是否能形成独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所以我国的汇率制度应该继续探索，不断完善，使其能够在短期内应对剧烈的国际市场变化，长期内向着独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方向发展。首先，我国外汇市场要完善各方面建设，不断地推出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适应市场投资需求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为微观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避险工具 。其次，人民币的汇率波动范围应该是可调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之下采取不同的波幅。第三，参考货币的选取亦应随着国内外及国际形式的变化对其作出适时的调整，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修正。
2.4.4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在金融危机产生之前就采取措施抑制危机的形成或者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的效用远大于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实行的被动防御策略的效用。我国应该建立专门的危机预警机制，实时监测国际市场的变化，及时预警可能出现的危机并向主管部门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控制事态的发展，这是在本次危机中我国恰恰缺少的。一下介绍一下本人构想的危机预警机制。危机预警机制首先需要一个由银监会、证监会、央行以及外管局等联合组成的情报网络，各个机构各司其责又相互联系，从各个方面收集的情报实现共享，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同时危机预警机制还需要一个有众多金融专家组成的顾问团，根据情报网络所提供的信息，在第一时间作出市场动态的预测，就各位金融专家提出的观点经过论证，商讨解决措施，并反馈给主管部门。法律支持也是危机预警机制必不可少的，我国应该出台在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临时管制办法，为各个金融机构对紧急事件的处理提供法律依据。参考文献
[1]陈曦.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根源:制度与模式的考察[J]发展研究，2009，(2)
[2]吕进中.浅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特点及影响[J]广西金融研究，2009，(1)
新兴市场危机范文第4篇
美出口强劲拯救衰退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克里斯托维茨近日指出，美国经济之所以到目前还未陷入严重衰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仍保持增长，这为美国扩大出口提供了可能。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是世界其他国家在推动美国经济发展。”
在外界一片“衰退来了”的警告声中，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仍增长1.9％，其中主要得益于出口增长强劲。经济学家们预测，今年上半年，外贸给予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个百分点，如果扣除外贸因素，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将会下降0.2％。克里斯托维茨说，正是出口强劲增长“将美国经济从衰退中拯救了出来”。
新兴市场推动世界经济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迅猛发展势头引人注目。数据显示，2007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仅增长2.7％，其中美国增长2.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8％，其中中国和印度分别增长11.9％和9.3％。正是依靠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劲表现，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5％。2008年尽管发达经济体经济表现更加疲软，但世界经济在新兴市场的推动下仍有望增长4.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次贷危机对发达经济体造成严重冲击之际，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世界经济正越来越依赖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这三国去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而且，新兴市场经济体还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主力军，近年来国际贸易增长主要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
美国经济学家扎卡里・卡拉贝尔指出，随着次贷危机不断恶化，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个人消费支出大幅下降，许多企业因此陷入困境，但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强劲需求则为这些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比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美国汽车工业巨头，在美国本土市场的亏损不断增加，但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却相当不错。
新兴市场危机范文第5篇
不少外汇投资者感觉迷惘,不清楚哪种货币才是长远投资的优选。我们将各货币分成美元、欧系货币、商品货币、新兴市场货币等几大类别,一一探讨。
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各国央行均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但是2002年之后,在长期双赤字、欧元挑战等因素影响下,美元开始了漫漫熊途。虽然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出现了报复性的上涨,究其本末,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市场流动性干竭后对美元现金的大量需求;二方面是欧洲等地的债务危机正处风头上,导致资金避险奔向美元。明显地,上述都属于短期因素,不足以长期支撑美元走强。
从另一面看,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时大量注入流动性并举债,反而为将来的恶性通胀留下了极大隐忧。根据官方数字计算所得,美国2009年债务占其GDP的83.29%,在2000年为57.02%。预计这种占比在2010年还会继续扩大。因此,从长期来看,美元潜伏着很大的危机。
欧系货币
美元不被看好,欧系货币又将如何?市场上有说法是,金融危机后,美国轻伤,欧洲重伤。债务幽灵在欧洲肆虐,欧洲预计需要长时间恢复元气。本次事件更是直接表明了在危急时机,投资者还是选择美元。证明美元的货币地位虽然下降,却仍无可替代。欧元作为挑战者,在债务危机中显露出不少设计漏洞,市场信心已失,长时间内难以对美元形成威胁。
新兴市场货币
在货币市场,最看好新兴市场的货币,特别是金砖四国的货币,如人民币、印度的卢比、巴西的雷亚尔。理由是在传统发达国家遭遇经济困境时,新兴市场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带动全球经济。根据IMF公布数字显示,2008年全球GDP增长3.7%,金砖四国贡献了其中的1.85%(1.11%来自中国),美、欧、日仅贡献0.51%。
以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平衡来看,像中国、印度、巴西等正在城市化、重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其经济相对西方已经工业化完成的增长速度要快,经济极具活力。在美、欧等经济体出现危机更会加速资本往新兴市场流入,因此新兴市场货币升值的压力将会明显加大。
商品货币
出于对新兴市场经济前景的信任,一些以商品出口为主的国家货币也值得关注。因为在新兴市场城市化、重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衍生出对商品的需求,像澳大利亚靠商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其货币的表现会比较好。
另外,像澳元、纽元这些商品货币,其往往利率会高出其他货币一大截。在提高了利息收入的同时,也能吸引资金投资,进一步推升货币价格。
新兴市场危机范文第6篇
市场人士指出，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措施（QE）退出“常态化”，流动性趋紧的现实将使美股短期维持弱势盘整态势，欧洲、日本等发达市场股市恐也难维持去年如虹的涨势。与此同时，真正面临危机的或是新兴市场，其资本外逃情况料将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也在所难免。
QE削减“常态化”
美联储1月29日宣布，从2月开始将进一步缩减750亿美元的月度债券购买规模至650亿美元。这也是美联储连续第二个月采取放缓刺激经济的措施。由于美联储缩减QE将导致市场流动性减少，因此对全球股市形成利空。
在随后数个交易日中，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市场股市，以及以亚太和南美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股市和货币都出现大幅下跌。2月3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2%。2月4日，全球主要股指追随美股下跌，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跌幅超过4%。
市场交易员认为，从短期看，美股还会维持弱势运行态势，流动性趋紧的现实会使资金继续回流美元资产，新兴市场会遭受更大的冲击。
花旗集团在最新报告中指出，美联储缩减QE已经开始“常态化”，每次会议削减购债100亿美元成为“默认模式”，但必要时决策者可调整缩减步伐。此前美联储已多次强调，未来退出QE的速度将取决于经济表现。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就业市场及通胀形势向好，即便股市表现糟糕，美联储也会继续其退出节奏，这将给市场带来一定压力。
瑞信集团分析师指出，目前新任联储主席耶伦和大多数决策者以及多数市场分析师预期美联储将保持目前的缩减步伐。但这种速度很有可能加快，一旦加快速度超过市场预期，将给市场带来动荡。
费城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普洛瑟日前明确表示，反对目前的货币刺激政策，应该比计划速度更快地削减购债规模，在今年年中以前结束购债。普洛瑟的讲话暗示出，如果未来的美联储政策会议继续只是将每月购债额进一步缩减100亿美元，他可能持反对意见，希望加速削减规模。
新兴市场难阻资本外逃
与发达市场相比，新兴市场形势更为严峻。MSCI新兴市场指数2月4日已跌至五个月新低。今年以来，印度、俄罗斯、巴西与墨西哥的基准股指跌幅均超过4%。新兴市场抛售还推升了相关国家融资成本，例如2028年1月到期的俄罗斯国债收益率4日曾逼近历史新高。
巴克莱银行的监测数据显示，仅截至1月29日当周，全球共有63亿美元资金撤离新兴市场股市，为2011年8月来最大周度资金流出。而今年以来，共120亿美元资金撤离新兴市场股市，已接近2013年全年的资金流出量。
法兴银行跨资产研究团队认为，“从新兴市场资金外流角度看，危机可能刚刚开始”，当前环境预示着资产价格将面临大幅波动。一方面，多头要小心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可能成真，市场可能看到自新兴市场资产开始的一场大波动；另一方面，“此前G7央行联手稳定市场的先例应该让每个空头警醒”。
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指出，新兴市场从云端跌回地面。此次引发金融动荡的是一系列事件，包括阿根廷的货币危机，中国经济数据疲软，土耳其、乌克兰和泰国出现持续不断的政治不稳定等。不过，“金砖四国之父”——前高盛资产管理主席奥尼尔称，新兴市场今年表现差正造就新一轮的买入机会。
瑞银首席执行官埃尔默蒂表示，短期内有大量资金撤离新兴市场，但这似乎有些反应过度，“对于投资者来说，做投资决策时，区分具体国家很重要。并非所有的新兴市场今后都有同样的前景”。彭格纳资本集团基金经理施罗德斯预计，股市等风险资产可能继续下跌，特别是新兴市场。
摩根大通私人银行首席投资官马迪根预计，今年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会更大。而且一些指标已经体现出各种资产的波动性都在增加，最近的波动源头就是新兴市场。但目前的市场形势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危机有不小的区别。在新兴市场之中，摩根大通依然青睐经常账户稳定、收益稳定增长的大宗商品进口国。摩根大通还预计，南美地区将最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因为以大宗商品为支柱的南美经济主要依靠中国的需求。该行估计，中国经济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南美经济增速减少0.82个百分点，而亚洲和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分别减少0.51和0.21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及美国或欧元区，但中国对新兴市场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国和欧元区。”
发达市场“受伤”或有限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发达市场而言，在逐步接受美联储将结束QE的现实，并适应其退出步伐后，其所遭受的冲击将有限。新兴市场基金研究公司
（EPFR）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股票基金的资金流出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而发达市场股基并没出现明显的资金净流出，特别是欧洲和日本股基还吸引了较大规模的资金净流入，成为资本“避风港”。
富达基金分析师表示，对于美上市企业而言，其利润还在显著增加，上季度盈利有望创历史新高，“对于逆向投资者，形势不利通常是好事”。詹姆斯·科菲证券公司董事总经理格雷戈里·基廷认为，现在美股出现的回调是健康的。总体来看，预计今年美股仍会上涨。
高盛集团策略师指出，预计美国股市不会持续弱势。没有发现足够的理由改变企业的基本收益前景，美股近期已经回调不少，市场整体依然有吸引力。斯特金资本集团基金经理马里内利指出，去年市场已经习惯了股市连续上涨，甚至创新高。但如果回顾一下2008和2011年发生危机时的股市表现，这次的调整只是“千分之一”。
新兴市场危机范文第7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股市节节攀升，各大指数年初以来的回报率将近10%。3月，市场更是见证了美股新一轮的普涨，道琼斯指数突破了历史最高点位，标普500也在逼近历史记录。
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背离
新兴市场股市的相对疲弱并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已经和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让人不解的背离。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股市集体下挫，经济增长放缓。在随后的复苏中，新兴经济体一直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去年新兴经济体增速约5.7%，远超发达国家的1.9%。2011年， 新兴经济体更以6.2%的增速超越发达国家的1.6%。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兴市场股市却表现疲弱。根据MSCI的统计，从2011年算起，新兴市场股市回报率为负11%，远远低于全球股市11%的正回报。
毫无疑问，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事实上，2009年到2010年新兴市场股市一直是投资者的宠儿，金融危机后大量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助推了股票的上扬。这两年间，新兴市场股市走出了金融危机的低谷，快速上升。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回报率高达95%，而全球平均回报仅为55%。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欧债危机是关键因素
2011年是一个分水岭。自2011年起美国股市的表现就开始超越新兴市场，而后者的指数一直徘徊不前，这两年来新兴市场股市的回报率大幅度落后于发达市场股市。
2011年是欧债危机影响全球市场的一年。欧债危机对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市场造成了沉重打击。随着市场波动性大增，投资者避险情绪加剧，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撤出，转向美国国债等低风险资产。加总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四国资本账户下证券投资（包括股本和债券）的资金净流入数据可以发现，自2011年开始，四国资本市场的资金净流入大幅下降，全年总净流入甚至都比不上2010年第四季度的净流入。
失去了资金流量的支撑，2011年全年新兴市场股市出现了大幅下挫。以亚太股市为例。2011年第三季度，希腊国债评级屡遭下调，债务重组计划止步不前，全球投资者一度恐慌，在东亚也引起了连锁反应，部分股市连续遭遇恐慌性抛售。泰国股指曾在短期内狂跌5.65%，触发泰国证券交易所启动自动“断路”机制，股市市值蒸发1.02万亿泰铢。同时外资持续出逃，净抛出泰国股票30亿泰铢，加剧了股市下挫。菲律宾和印尼股市也连续多个交易日下跌，累计下挫均超过10%。
汇率是货币供求关系的最佳反映。在2011年这段动荡时期内，全球投资者表现出了对美元资产的渴求。泰铢汇率受到冲击，印尼盾兑美元也贬值至一年多以来新低。新加坡元在9月初贬值近8%。到2011年9月底，韩元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比两个月前贬值了12.1%，在21个主要国家货币中处于最高水平。
不止是亚洲。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也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流现象，导致美元兑巴西货币雷亚尔的汇率不断上升，流入巴西的美元持续减少。2011年下半年新兴市场股票基金甚至创造了连续8周资金净流出的记录。
量化宽松政策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资金配置的不平衡。随着2010年QE2的推出，美国市场流动性逐步增加，但由于风险厌恶情绪加剧，大量资金留存在了美国本土市场，而较少流入新兴经济体。美国市场资金水位不断上升，却始终无法导流至极度口渴的新兴市场。究其原因，归根到底在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有着较强的抗风险功能，而新兴市场所蕴藏的风险抵消了其潜在回报的吸引力。可以看出来，2011年后在国内宽松政策的推动和国际资本回流的双重推动下，美国国债的需求量大增，国债收益率不断下行，正是这一金融逻辑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受到高通胀的束缚，新兴经济体政府始终无法执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发达经济体的数轮量化宽松政策不断推高大宗商品价格，造成输入型通胀。为应对通胀，新兴经济体只能提升利率。随着利率水平升高，资产价格被进一步拉低，这和美国维持低利率抬升资产价格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升一降，投资者自然更倾向于追逐处于升值通道的资产品种。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对于新兴市场股市来说，外部资本流量由于风险厌恶而不愿入场，而自身的“水龙头”又不能打开，因此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因此，尽管2011年全球股市整体下行，但受到资金撤离的影响，新兴市场下跌幅度远超发达国家。当年MSCI新兴市场指数下跌21%，而全球股市下跌仅为8%。
经济增速下滑又拖累股市
如果说2011年风险规避是资金流动的主要驱动力，那2012年新兴市场经济体本身增速的疲软就成为了影响资金动向的重要因素。
金砖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速在2012年下半年约为4.2%，这是自2009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差的。去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4%，创下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去年第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2.9%、5.3%、0.9%和2.3%，后两者增速甚至低于美国的2.5%。实体经济令人失望的表现拖累了资本市场，再加上欧债危机的影响，不断打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使得2012年前三季度再次出现了资金撤离潮，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货币相继贬值。尽管2012年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逐步放宽货币政策，但仍然没有大幅度扭转股市颓势。
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资金流动状况似乎出现了一些转机，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加速增长，中国、印度等市场的股指迎来较为强劲的反弹，使得MSCI新兴市场的全年回报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这并不能说明趋势性问题，进入2013年后新兴市场表现令人大跌眼镜，股票基金的资金进出也出现反复，显示出投资者依然在观望。
未来会怎样
新兴市场危机范文第8篇
在过去12个月,我们向客户强调了很多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
首先,尽管经济仍笼罩在衰退和危机中,整个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五年可能会一直超过发达国家。自2001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和工业产出已经超过发达国家4个至5个百分点。有意思的是,最新获得的数据显示,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超越有改变迹象。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在全球各个角落都能看到,但新兴市场国家仍然比发达竞争对手扩张要快,或者相对收缩较慢。
其次,尽管前面使用了“整体”这个概念,但从个体角度讲,新兴市场国家实际上彼此差异很大。一方面,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剔除价格因素后的真实增长率仍然在5%-7%,没有出现危机的情况;并且数据显示,这两个国家正在复苏。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基本的经济指标时,大多数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看上去要好于美国或者欧元区。大多数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过高的国内杠杆率,而且国际收支状况也很好。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东欧国家正在面临灾难:极高的杠杆,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债台高筑,缺乏短期复苏或增长的机会,产出大幅下滑,财政债务令人对危机担忧加剧。
所以,我们正在寻找新兴市场国家比过去五年更大的优势,这个优势能使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增长得更快。过去五年,几乎每个新兴市场国家都增长强劲。
我们先看上图,它代表过去三个季度新兴市场国家以本币计价的股市趋势。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些线之间没有明显差别;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有很强的关联性,在2008年下半年猛跌,并在过去六个月强力反弹。
接着,我们看到了差异,股市的走势跟经济基本面竟然相反。2009年初以来,股市表现最好的地区是东欧,而且,明显好于其他新兴市场。
然后,我们看看具体市场。2009年1月以来,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的股市涨势分别位列新兴市场国家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这无可争议。不过,俄罗斯在经历了产出和经济活动凄萧条之后,股市上涨幅度竟然位列新兴市场国家榜首。另外,一些问题严重的国家,比如阿根廷、乌克兰和土耳其,也都跻身前八。
所以,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股市投资者为什么要听经济学家的话?
哦,别急。下面,我们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表示一个较长时期相同区域的股票市场表现,并以2007年为基期。突然,事情看起来有一点不同了。正如你能看到的,如果你已经在2007年1月或者从2008年1月开始,在四个区域投入等额的资金,你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收益更高,但是,在中欧和东欧会特别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