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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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共建园区；区域协调发展；行政托管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38-04
一、江苏南北共建开发区发展基本情况
1.南北挂钩共建开发区，是振兴苏北的一项重大决策。经济发展南北梯级差异明显是江苏的一个基本省情。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江苏省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苏南提升、苏中崛起、苏北振兴”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从20世纪90年代起，江苏省就建立了“五方挂钩”的帮扶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进入新世纪，又建立起财政、产业、科技、劳动力“四项转移”制度。这两项制度，都是为了加快苏北发展、引导南北合作、实现互利共赢。2005年，江苏省出台了《加快苏北振兴的意见》，对苏北地区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由以扶持输血为主转向激活内生造血机制为主。
2006年7月，苏北发展协调小组提出，要鼓励苏南开发区与苏北开发区紧密挂钩，更大力度地推进产业转移。同年9月，江苏省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南北挂钩共建苏北开发区政策措施》，决定让苏南十个县（市、区）在苏北跨区域挂钩建设十个开发区，并出台了支持南北挂钩共建苏北开发区政策措施。
由此，江苏开始探索南北共建园区创新实践，鼓励苏南重大产业转移项目落户苏北，对转移到苏北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大产业项目，适当降低建设用地门槛（一般比苏南地区降低10％）。同时，对南北挂钩共建开发区的土地利用提出了具体要求，例如共建开发区选址必须位于国家公告的苏北省级以上开发区范围内，不得擅自扩区或易位建设，此外，还要求加强对共建园区的考核评价，考核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共建园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完成额、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土地投资强度等。
南北挂钩共建开发区，是振兴苏北的一项重大决策，南北合作共建开发区的思路是，在苏北十个现有省级开发区内，单独划出一块土地，由苏南苏北的开发区合作共建。这块共建土地由南北双方共同出资成立开发公司来管理，实际运作中由苏南的开发区负责规划、招商等工作，共建土地的收益按照双方的股本构成分配。此举旨在推动苏北地区学习借鉴苏南开发区的管理经验和模式，利用苏南在招商引资、资本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加快苏北工业化进程。苏南地区也可较好地缓解困扰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共建园区的管理体制以苏南为主，苏北侧重提供良好外部环境。苏南在十年内不从开发区拿走一分钱，所有利润用于滚动发展。2009年4月底，苏南苏北共建开发园区已由最初的10家达到了20家。2010年江苏进一步深化南北合作，再次新批南北共建园区7个，至此全省共建园区增至了27个，苏南开发区共派出173名各级各类干部及管理人员到共建园区工作，各共建园区开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达到25．7亿元。
得益于南北共建园区的不断深化，江苏苏北地区2010年新开工500万元以上产业转移项目达到2 175个，项目总投资1 755．1亿元，苏北实际引资97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1％、20．7％和25％。这些转移项目规模大、领域宽，产业层次也明显提升，除了机电、纺织、化工外，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项目相继落户苏北。
2.实现苏北发展与苏南转型的“双赢”。2010年，苏北经济发展快速企稳回升，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领先江苏全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化南北共建园区建设，把推进共建园区建设作为深化南北挂钩合作的抓手和突破口：全年苏南开发区不仅派出众多素质突出的各级各类干部及管理人员到共建园区工作，而且在共建园区开发建设公司注册资本中，苏南方面达到18．9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73．5％。
在27个共建园区中，苏州、无锡两市与苏北共建园区分别为9个和6个，占了苏南与苏北合作共建园区个数的60％。苏州市共建的9个园区去年投入基础设施18．88亿元，注册项目83个，开工在建46个，建成投产项目109个，进区项目投资146．63亿元，累计320亿元。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一期项目全部布满，二期2．5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动，去年新开工项目13个，其中亿元以上11个，完成投资9．4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3．5亿元。
南北共建园区，实现了苏北发展与苏南转型的“双赢”。例如，入围“2010中国民营企业一百强”的亚邦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日前投资20亿元，与连云港市政府签约新材料产业投资项目。亚邦总部位于江苏常州，主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代表介绍说，园区位于灌南县堆沟港镇境内，南依“苏北黄浦江”――灌河入海口，北依新沂河，东临黄海，堆沟港是连云港的卫星港，有苏北最好的避风渔港和万吨泊位的运输码头，交通便捷、水资源丰富、环境容量大，人口密度低，发展空间广，一切条件都非常适合亚邦这样的化工企业发展。
3.徐州―无锡共建园区硕果累累。徐州有无锡高新区新沂工业园、锡山经济开发区丰县工业园、江阴经济开发区睢宁工业园、无锡蠡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贾汪工业园、无锡―邳州工业园以及宜（兴）沛（县）工业园6家共建园区。徐州市共建园区进区项目单体投资规模大，且产业结构层次和技术含量较高。截至目前，前3家共建园区引进注册项目44个，其中外资项目7个，开工在建项目27个，已建成项目14个，进区项目总投资37亿元。
无锡―徐州南北合作共建的蓝图正在逐渐变成现实，一批项目建成已投产或即将投产，又有一批新的项目奠基，按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要求推进。无锡―新沂工业园先后引进38个项目，涉及总投资48亿元，注册资本12亿元，2008年先后有12家企业开工建设，22家投产达效，聚集效应日益显现。锡山―丰县工业园立足把园区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产业集聚的载体和高效服务的平台，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目前开工建设项目26个，徐州丰城盐化工有限公司等一批重大项目落户园区。今年将重点把盐化工、纺织服装、电动车辆、机械铸造等企业转移到丰县。
没有苏北的振兴，就没有全省的率先！南北挂钩共建园区，让江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多了一个拉动力，带来产业的梯度转移，使苏南的先进经验传到苏北，带动苏北地区的发展理念、思维习惯、招商思路、服务方式等发生根本改变，加快了苏北振兴的步伐。园区共建的“江苏经验”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发改委两次派人实地调研，广东、浙江等兄弟省先后有五拨人马前来取经学习，明确表示要将“原产”于江苏的这种新机制移植或放大到更广领域。
二、南北共建开发区存在问题分析
南北共建开发区历经五年的运作发展，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共建模式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十一五”以来，江苏省财政支持苏北的转移支付及专项资金累计达到1 430亿元。向苏北转移500万元以上的大项目多达9 854个，总投资6 086亿元。苏南开发区采取选派团队、挂钩结对等办法，帮助苏北建设了27个开发园区。从苏南经济发达地区选派了大批干部到苏北工作，为苏北带去了新的理念、思路和资源。目前苏北5市党政正职中有9名来自苏南和省级机关。2010年，苏北5市GDP均超千亿元，财政收入均超200亿元。已有6个苏北县（市）进入全国“百强县”。
但是，作为经济社会领域的新形态、新探索，南北共建园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有的共建园区启动缓慢，注册资金不能足额及时到位；有的园区缺乏总体规划，“大路货”项目多。
作为共性问题，用人机制也普遍不够完善，共建园区主要管理岗位大多由苏南“输出”，因属组织派遣，加之缺乏相应的提拔任用机制，“输出”很容易成为短期行为，两三年派遣时间一到便走人，有临时观念、短期行为者不在少数。此外，共建园区定义范围过窄，扶持政策仅适用于赴苏北结对的苏南开发区。
2.操作层面的的冷热不均。从操作层面看，无论是已试点园区，还是正筹划兴建园区，大都存在“南冷北热”现象，未能真正形成两极联动机制，苏南一些县市积极性不高，认为苏政发[2006]119号规定共建工业园“由苏南地区的开发区负责规划、投资开发、招商引资和经营管理等”。苏南县市投入大，受益少；“省财政对每个试点开发区以奖代补1 000万元”，苏北县市受益多等，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共建苏北开发区进程。
3.共建园区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机制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目前的南北合作还不是对等的合作。动力机制方面：一是共建园区的动力更多的来自政府；二是还没有充分利用市场的优化配置资源作用推动共建园区；三是还不是完全建立在双方互利、共赢基础上的良性互动。
保障机制方面：一是还没有一套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共建园区发展的持续、规范进行；二是相关政策改革尚不到位；三是政绩考核标准，没有把推动共建园区作为干部政绩的一项主要内容。
开放机制方面：开放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封闭、保守，只取不予，将使共建园区成为一句空话。开放首先是无形的观念问题，但是开放也是有形的，需要具体的机制体现，可以表现在切实的措施、手段上。
长效机制方面：在可持续方面，一是对市场资源的“逆向”配置缺乏必要的扶持、激励措施，如人才到苏北，没有相应的鼓励办法，更多的是靠号召，靠道德力量的驱动，没有有效的市场性吸引手段和实际利益；二是产业梯度转移中，对环境保护因素考虑不够，随着产业的转移，也将环境污染随之转移，使新的发展地同时面临着缺乏可持续的困境；三是各共建园区中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发挥还不够充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长期协作、协调关系尚未牢固确立。
4.开发区共建合作方的选择范围仍有局限。其一，共建园区现在还是一一对应，带有拉郎配性质，没有根据南北各市产业结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应挂钩；其二，南北共建还只限于本省之内，没有向外省市拓展；其三，没有建立省内外大型企业自建或共建园区，实现产业链的链接和延伸。
三、南北共建开发区创新对策选择
1.进一步完善南北共建模式。江苏省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共建园区建设政策措施》以及建设发展情况考核评价办法，主要在几大方面进行了补充和改进，尤其是首次建立的考核评价体系，包括新建园区要“合格”，注册资金、机构人员、办公场所、建设项目“四到位”是必备条件；土地投资强度指标；评价指标中，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集中供热率或清洁能源利用率所占权重和外商直接投资、业务总收入、一般预算收入等不相上下；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外加附加分。这些规定是目标是实现“既要园区建设快，还要项目质量高”。此外，用人机制上也明文规定“对苏南派驻共建园区工作满二年以上人员，享受派出地区省定扶贫工作待遇”。
出台共建园区考核评价办法，以制度化推动共建园区的长期化、规范化发展，此举突破共建的“南北”限制，向全社会打开了吸纳各种生产力要素大门，可以有效防止产业兴衰、人员变动等对共建带来的影响，也将把南北共建园区这一模式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更加有效地推进江苏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拓展共建园区的空间，提升共建园区的水平。共建园区的模式既可以是与省内外发达地区政府或开发区开展合作共建，也可争取省内外大型企业自建或共建园区，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还带有帮贫、助困、输血性质的一对一共建园区模式，在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前提下，尽快提升共建园区的水平。可以采取诸如南通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和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CSSD）三方共建占地55平方公里的“苏通科技产业园”的 模式。同时，把扶持与苏北结对的苏南开发区政策的适用范围扩大，普惠至所有属于共建范畴的开发区，而不是仅适用于赴苏北结对的苏南开发区。
3.制度设计更加科学。其一，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共享、合作共赢机制。“园区共建”的初期，苏南的扶持，财政的补贴都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机制，才能确保实现南北各得其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其二，政策激励及时跟进。建议江苏省结合新近出台的扩内需保增长“十项举措”，设立专项资金，对共建开发区苏南县市给予一定奖励。或制定相应标准，对共建园区基础投入、项目转移达到一定额度苏南县市给予奖励，调动共建积极性。彻底改变共建中“南冷北热”的现象。其三，完善共建园区的用人机制，使每年1 000万省财政支持真正起到激励和促进园区建设的政策功效，让苏南“十年内不拿走一分钱，所有利润用于滚动发展”的承诺落实到操作层面。
4.实行“行政托管”创新体制。由于引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加上项目、资金、政策的支撑，共建园区一般都成为当地发展的引擎和示范区，发展的速度和层次都要高于周边行政区域。同时，目前共建园区合作范围（区域）仍然偏小，辐射、带动的影响力仍然偏弱，为了更充分发挥共建园区的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共建园区周边以及整个经济欠发达县市区域的新型工业化进程，适当扩大共建园区合作范围（区域）十分必要。这也符合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共建园区建设政策措施的通知》的精神。
实行“行政托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创新性的体制、路径选择。
所谓“行政托管”，是由发展较慢地区作为委托方，把隶属的某一行政区域委托给受托方（发展较快地区）在一定的时间内全权进行管理，从而实现托管区域从管理理念到管理模式的“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充分发挥受托方的资源集聚能力、产业带动能力以及要素辐射能力，加快区域发展步伐，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行政托管”的根本特点在于，被托管区域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变，行政空间的层级结构不变，现行行政版图不变，名义上的行政“所有权”不变，改变的只是被托管区域行政“经营权”，由受托方以新的理念和机制对被委托区域进行运作管理。“行政托管”实现的这种行政“所有权”和行政“经营权”的分离，目的是要产生在原有行政区划框架内无法产生的行政效率、市场效能、经济效益。
“行政托管”重新配置的虽然只是行政资源的，而没有直接配置其他市场资源要素，但是通过特定行政区域的行政管理关系的调整，间接地重新配置了其他市场资源要素，在一个全新平台上聚合要素，激活要素。行政资源要素在这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市场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当中，发挥了其他要素无法起到的作用，可谓“四两拨千斤”的点睛之笔。
实行“行政托管”的积极意义在于：其一，“行政托管”实质上是一种变通的行政区划调整，属于体制内的量化变革，不从质上改变、打乱现有行政区划的格局、结构，实行的权限在本级政府，难度相对较小；其二，托管委托方和受托方双方自愿，互利互惠，避免出现大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既有同级行政区之间的冲突也有具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行政区之间的冲突，而利益的冲突正是阻碍“最优化”行政区划格局形成的症结所在；其三，对于地处城乡结合部、以城带乡、以区（开发区）带乡式的“行政托管”，有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解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现代化进程。其四，为经济发展较快区域提供了更多的土地要素，解决了这些地区土地紧缺同时周边土地闲置现象并存的矛盾。既不违背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规律，也是政府搞好土地经营、实现土地价值合理化的有效手段。其五，体现了行政区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动态平衡的基本要求。行政区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行政区划演变的阶段性，行政区划必须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作相应的适时、适度调整，以保持行政区划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动态均衡。行政区划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使行政区与经济区边界极不吻合，造成行政管理的困难，并影响经济区的统一规划、建设、发展；第二，使区域新功能定位的确立缺乏相应的基于空间地域单元的行政支持；第三，使城市化的推进因行政区划的藩篱制约而受阻停滞。
实行“行政托管”需要的基本条件有：（1）托管委托方和受托方发展差距表较大，客观上存在实行“行政托管”的必要性；（2）由于要把施政空间的“治权”让渡给别人，因此需要托管委托方拥有战略眼光，前瞻意识和开阔胸襟；（3）需要上级行政管理者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跨行政区的“行政托管”行为，没有上级行政管理者的批准难以实施；（4）托管委托方和受托方要签订“行政托管”的有关协议，明确“行政托管”的责任、目标，靠法律和制度保障“行政托管”的顺利实施；（5）对受托方而言，实行“行政托管”核心是解决了“财富之母”土地要素的增量配置问题，但又不限于此，“行政托管”同时又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要求受托方不仅具有发展经济的能力，还必须具备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能力，承担起对受托区域实行全方位、多领域的综合管理的责任；（6）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经济社会得到更快发展，老百姓从中得到实惠为最终目的。
“行政托管”已有先例：徐州市2005年8月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将原属铜山县的大黄山镇、大庙镇划归鼓楼区行政管辖，两镇的人、财、物整建制交由徐州经济开发区管理。“交由管理”即为托管。此次区划调整使徐州经济开发区的面积由原来的25.6平方公里扩大到152.8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的3.9万增加到近20万。此举开启了徐州经济开发区二次创业的大幕，2010年徐州经济开发区成功晋升为国家级开发区。徐州的“交由管理”是一种有实无名的“行政托管。”
安徽省黄山市则鲜明亮出“行政托管”的旗帜。2009年1月起，将黄山经济开发区规划范围内的一社区两行政村交由黄山经济开发区进行托管，黄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统一领导和管理托管村（社区）的党务、行政、经济和社会事务工作，此举被视为“园区经济提速增效工程”的一件盛事，更是加快改革步伐、打造活力开发区的一件好事，大大促进了黄山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步伐。
About Jiangsu North-South Build Development Zone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DU Yu
（Xuzhou Municipal Party School，Research Departrment，Xuzhou 221009，China）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第2篇
丰富资源吸引企业扎根威宁
威宁马铃薯种植历史悠久，历经300余年，其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威宁县加大科研力度，马铃薯实用技术推广迅速，脱毒种薯得到快速推广应用，配套增产技术全面普及。目前，威宁马铃薯从米拉洋芋、草果洋芋、乌洋芋等发展到现在的高淀粉型、低淀粉型、鲜食型、加工型、兼用型及早、中、晚熟等180多个品种，种薯资源丰富。在推广种植方面，追求最大产值，实现种薯的优胜劣汰，大面积种植“威芋3号”、“会-2号”、“中心48”、“合作88”等优质种薯，逐渐淘汰一些产量低、品质差的种薯。正因如此，威宁在2008年被农业部授予“中国南方马铃薯之乡”称号，“威宁洋芋”也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授予地理标志证明。
“公司之所以在威宁选择马铃薯淀粉加工这个项目，首先是看中威宁招商引资的良好环境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优惠政策;同时因为威宁是中国著名南方马铃薯之乡，有优厚的马铃薯资源，玖圣公司作为马铃薯深加工企业，我们的目的是带动一方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把马铃薯产业做强做大。”公司董事长耿东对记者说。
据了解，公司目前已投资3个亿建成了年产3万吨马铃薯淀粉生产线一条及二期项目的相关设施，全年可生产马铃薯淀粉2万余吨，二期项目完工后，公司将通过“马铃薯-清洗输送-去石提升-粉碎分离-浓缩精制-气流干燥-成品包装”等一系列工艺流程进行加工研制，最终提取各类薯产品。
带动就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每天早晨6点，赵坤夫妻俩都会按时起床，穿上印有“贵州玖圣”的工作服，到公司上班。
“前几年，村里要建工业园区，我们家地被征了。本来我们是想去广东打工，后来，听说玖圣招工，就来上班了。现在每个月工资2000多，还管吃住。”赵坤说，“前几年，我在广州电子厂打工，虽然工资3000多，用到月底也剩不下什么。回家上班了就不一样了，现在明显胖了。”
“公司运营以来，招收的厂区环卫、食堂厨工、保卫、绿化工等，这些员工主要来自附近的失地村民。目前公司员工有200人，计划新招工560余人，基本都是附近村民，到2015年，员工有望达到1000人。”耿东说。
在采访中，耿东表示，玖圣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支持，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是玖圣义不容辞的责任，玖圣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用当地村民。公司修建了宿舍楼，目前可满足300多名员工入住。下一步，公司还将修建职工俱乐部、图书阅览室等文化娱乐活动场所，进一步丰富员工精神文化生活，让员工能在公司安心工作。
期望政府对民企多一些帮扶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第3篇
根据笔者目前的认识，公元10世纪因第二寒冷期的到来而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其时经济格局变迁的初始动因；而草场南移作为气候变迁的结果又持续挤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板块，显然这是晚唐以降党项、契丹、女真等周边部族与天水一朝争夺生存空间的经济动因；在农业经济板块向东南方向收缩的同时，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战乱的压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两宋之际扶老携幼、持续南移．导致劳动力分布和国家赋税重心移往长江下游地区；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转向工商业领域谋生，江南经济区于是不仅在量上(人口、耕地、赋役征取)，而且在质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经济区．我国传统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于是显现出崭新的面貌。至于交通网络的变化则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格局变迁的脉络及其具象，亦须揽人视野。本文即挟此认识，将学界关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的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自然环境的变迁、农牧经济板块的错动、经济重心的南移、交通网络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盛衰，扼要加以介绍．
一、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变迁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关系至为密切的三方面当是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变迁和水系变迁。
关于气候变迁。气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气温升降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选择之影响尤为突出．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3．1925．2)为研究历史时期气温变迁的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现较：丈变化。张家诚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科学通报》19：4，1974)、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1)等文，又做进一步申论．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代北移1个多纬度；而宋代寒冷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在则南移1个纬度以上。
也有部分学者从区域研究角度对竺氏观点作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2．4)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处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处于冷期。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1988)认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间气温处于上升阶段。李一苏《江西唐代以来的冷暖振动》(《农业考古》1990．1)认为，北宋初期的江西继唐代之后更加温暖。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1990)推断河南省在隋唐时期以暖为主．自9世纪起转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优势，温度有所回升；11世纪寒情显著．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分见《历史地理》第8辑，1990；第11辑，1993)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1个纬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际至元中叶．包括黄淮海平原在内的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有偏暖的迹象．陈家其《江苏近二千年来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记载．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认为，唐至北宋，华南气温较高，北宋末年气温逐渐降低．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认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东京仍处于隋唐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频繁的雪灾预示着寒冷气候的到来．
总体说来，竺可桢关于唐宋之际气候变迁的论断，迄今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为众多历史地理教科书所采纳，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学．1987；1988)，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中师范大学．1995)等。
关于干湿状况．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前揭)根据对比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的统计资料，认为唐代旱灾相对较少。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2)认为长江流域一般较黄河流域湿润．黄河中游早多于涝。1977年，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指出，自公元初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存在着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的趋势，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期持续时间长．其后则恰恰相反。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前揭)认为，东部地区的干湿状况大致与气温对应，唐中期至北宋中叶为最长湿期．持续约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区旱多于捞，淮河以南地区则相反．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北大学报》1983．2)根据唐代降水旱情的统计分析，认为气候特征以温湿为主。
关于森林植被。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联．1981)认为，唐宋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地区继续缩小．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有变化。宋代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农业考古》]985．2)指出，唐宋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进入渐变时期，表现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远山区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残，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林区受到破坏。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农业考古》1986．2)指出．唐宋时期森林采伐的规模很大，时为农耕区的黄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山地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李继华《山东森林的历史演变》(《农业考古》1987．1)认为唐宋时期山东森林日益减少。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4)认为唐宋时期该地区森林未受明显破坏。植被方面。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2)认为，黄土高原上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其后果是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和《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两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植被的减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际。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1991)指出，唐宋以后，随本地区植被的锐减．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水早灾害加重．邹逸麟《前揭书》认为，唐宋之际华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渐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太行山区森林至北宋已为童山．秦岭大巴山区森林仍然茂密。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农业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不少林区残败，生态后果远远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业简论》(《农业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带主要分布于山区．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东和两广、福建北部，北方则主要集中于秦岭山脉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区以及太行山区．
关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际东部平原水系变迁较大，而尤以黄河中下游水系和长江中下游水系变迁对经济格局影响至为明显。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1．939)较早涉足水系变迁问题。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1957)为探讨黄河变迁的最早专著。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2)认为．安史乱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黄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为严重，河道频繁改易．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1982)介绍了黄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叶前后的五次改道情况．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见《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1986)认为．唐末下游河道渐趋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时期53年内决溢19次，11世纪初又出现了悬河现象。邹逸麟(前揭)认为至唐末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此后黄河下游进入变迁紊乱时期．湖泊方面，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从6世纪至]o世纪，华北大平原上的湖沼虽有一部分消失或缩小，但整个湖招的布局似无根本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华北大平原湖沼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部分湖泊开始淤废。
关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迁．王育民、张步天、邹逸麟(前揭)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概述。他们认为，唐宋时代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下荆江统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断淤积．逐步深化为河曲，北宋河患始见频仍；洞庭湖进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扩展；鄱阳湖因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迫近鄱阳县城。太湖平原湖泊广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复归淤浅．泛滥时有发生，而吴淞江虽在人宋以后渐淤，但经北宋中叶整治，情形有所改观．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1)认为唐代是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最低的历史时期．湖泊方面，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认为，唐宋时期洞庭湖仍处于沉降扩展之中．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体奠定了鄱阳湖未来的范围和形态．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研究
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气候变迁是影响我国北部农牧业经济板块发生错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2)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气温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即会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程洪《新史学一一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6)认为，若其他因素不变，某地区平均气温降低1℃，相当于将该地区向高纬度推进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减少100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则将向南退缩100到500公里。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1982)认为，唐五代温暖湿润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翁经方等《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华东师大学报》1987．4)认为，如果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1)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冷变干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农业地区随之不断南退。
关于唐宋之际的农牧业分布，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指出．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从隋唐开始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农区，农牧区之间的界限则处在变动之中。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1986)认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乱后至北宋，处于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历史时期。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马地原在陇右，鄂尔多斯高原也在唐初开始成为游牧区．河陇各地在吐蕃占领时，也均为牧场．唐后期马政渐趋废弛，原牧马区仍为半农半牧区。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说，“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经都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这时应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7．2)和《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马区由前期的集中于陇右、关内、河东三道，转向河淮一带分散。而且牧马区域稳定程度渐差．人宋以来，河牧监内移，良田被占，河北路农耕地仅为该地区总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河东路山区及泽、潞、辽等州军，农牧混杂。陕西路地处农耕区西界，西、北两面均为半农半牧区．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河北学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场．宋代畜牧业总量较唐代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业的发展却超过唐代。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认为，自唐宋时期开始，该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雍际春《宋代以前陇中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认为．中唐以后，陇中牧业衰退，农业也呈不平衡发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滥垦之风更使草原牧场加速退化。张泽咸认为，西域在吐蕃占领期间，畜牧业有显著振兴，农业亦未见衰落；归义军时代河西农业仍称发达(分见《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1998；《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科．1999)认为，唐代农牧业界线为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较汉代有所北移．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上，西南端达至陇山之西，东北端伸向辽水下游．而半农半牧区的界线则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辽夏金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由从外长城(即秦汉所建长城)退缩到内长城(即明代长城)一线，即从位于东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龙门一线．此线以西以北，大片农田化为牧地，除燕云一带的部分地区外，多以畜牧业为主。就是此线以东以南的农耕区中．草场牧监也为数不少．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1963)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1987)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墨点农家村庄．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历史地理》第10辑．1992)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历史地理》第14辑．1998)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中国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阊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江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8．3)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漆侠、乔幼梅(前揭)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l0辑．1992)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科，2002)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三、经济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提出。始见于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食货》2：11，1935)，其后张氏又相继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4：1，1936)和《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1942)重申自己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经济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时间、南移的判定标准，以及南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
在对经济重心的理解上，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1977)提出安史乱后唐代财赋重心在江南的说法．冀胡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科，1981)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袁荚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3)提出财政重心的说法，但认为唐代后期财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6．15；《农业考古》1991．3)赞同．财赋重心”的提法．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3)，则区分了．经济重心地区”与．经济中心地区”的不同，认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不平衡的结果。
在南移时间的看法上．学界存有较大分歧。依各家意见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种是“南宋说”．张家驹(前揭文)认为，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的发达已渐渐超过北方。及至宋代．东南已完全成为国家根本。而南宋时代更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转变的最大关键．其所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强调，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时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1996)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第二种是．隋代说”。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认为，中古之经济重心在隋代业已南移．第三种是“晚唐五代说．，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厦门大学学报》1956．1)认为，五代时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均较北方发达．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2辑，1982)认为．唐代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转向南方。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4)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东晋南朝，终于唐五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1992)认为，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倾斜．终南移于长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大，2001)认为唐代后期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唐前期。尤其是长江流域。宁可主编《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2000)指出。大体上从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第四种是“宋代说”，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1957)说，“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认为宋代经济水平整体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1991年)根据《元丰九域志》的统计数据，认为北宋熙丰年间(1068年-1085年)耕地和劳动力资源重心的南移过程已经完成．近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认为，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粮食生产的地域差异》(《历史研究》1991．2)中甚至认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后又在专著《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1992)中说，”宋代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五是“六朝说．．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海学刊》1984．3)为其代表。
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断标准上．学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多数学者是从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晖《唐代的人口》(《食货》3：6．1936)指出，天宝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黄盛璋《唐代的户口与分布》(《历史研究》1980．6)认为，安史乱后人口比重发生变化，黄河中下游让位于长江中下游，汴河两岸让位于汉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户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9)认为，经过安史之乱的人口南迁．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国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从黄河流域转向了江南．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大，1984)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方远远超过北方。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4)亦认为安史之乱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转折点．费省《论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2)认为．元和时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区为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南迁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发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失去了传统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1999)指出，安史乱后，长江流域民户日趋增多．宋史领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1991)认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为北方人口的减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江淮一带，这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2000)指出，辽宋初期无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方人口占优，此后南方人口逐渐确立了绝对优势，并一直维持到明清时期。
后来渐涉农田水利、蚕丝纺织、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分布等诸多方面。论者们普遍认为，南方水利事业在中唐以后的大规模兴修，是促使南方经济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兴修的163项水利建设中，北方五道有101项，占全数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项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项，以江南道为最多，竟占49项．因此安史乱后，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巩固与发展．则在10世纪以后的宋代。阐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极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李灿文《唐代水利事业与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4．1978)．黄耀能《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农业考古》1986．2)，杨荫楼《秦汉隋唐间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区域重心的转移》(《中国农史》1989．2)，钮海燕《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994．1)等．
纺织业方面，孙运郅从丝织业角度考察，认为丝织业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丝绸之路和我国丝织业中心的迁移》。《华东师大学报》1981．1)．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985．2；1986．1)认为我国蚕业中心的南移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绪《论宋代私营丝织业的生产形态及地理分布》(《中国经挤史研究》1990．2)认为宋代南方私营丝织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铁《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2)认为，在两宋三百年间丝织业的生产重心尚未转移．邹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渐形成(《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从自然生产力角度探讨，认为唐代北方自然灾害远较南方频繁．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6)。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4)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是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
林立平从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阐述．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都城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也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2)．近有郑学檬(前揭)将经济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它地区．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网络变迁研究
唐宋交通网络由国内陆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线三方面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严耕望《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交通图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两人对复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线贡献尤巨．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作过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1997)中也有六篇关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
先看陆路。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7)列举出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六条陆路交通干线．在所开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岭山路为最重要。宋代陆路干线改以开封为中心。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分见《学术研究》1987．1；1989．3)认为，唐代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条交通路线中．北路较南路发达，西路较东路发达。宋代岭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袭唐代，但其功能开始由唐代的政治型、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岭南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李孝聪《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1990)认为．宋辽驿道的开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辽边界形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带。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叙述了唐宋时期岭南以广州为中心联系内地的三条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认为自唐代完成对大庾新路的开凿后，该路成为人岭南的最佳线路，岭南交通重心亦因此东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岭路．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l1辑，1993)指出，宋代由内地进入两广的道路自西向东主要有三条．湘桂道(水路)、骑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较为通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科，1995)指出，安史乱后西线中的荆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变得格外重要。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讯》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长安东南行至岭南道；一为洛阳东南行至汴州．经运河至福建、岭南道．宋代人闽路进一步开辟，几条南北干线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杭州与淮西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寿彝(前揭)指出唐代的运河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叶后大运河南段地位更见重要．北宋汴河(通济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际，所开浚的河渠中作用较大的还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广济河、金水河、荆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无法与运河相比。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认为．运河联结着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导致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剧烈变动．李剑农指出，安史乱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见重外．由湘、赣二水人江，沟通江以南与岭表，又顾流人扬州．经汴淮以达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汉、汉沔经陆路至长安。此亦有唐一代内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线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广北航经泉州．北以江都为终点；扬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线．几无定泊之港。然在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前揭)。《长江水利史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水利电力，1979)指出．北宋时期，与长江干流密切相关的运河有三个系统：其一为江北运河，联系黄河、长江的汴运颍运等；其二为江南运河，联系江浙；其三为荆襄运河，联系长江、汉水。冯汉镛《宋代国内海道考》(《文史》26．1986)，对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长江口外、钱塘江口外、闽江口、珠江口外、黄淮以北的海道，进行了详细考察．王兴淮《我国历史上的江汉运河》(《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汉运河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时期之一．王力平《唐肃、代、德时期的南路运输》(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认为，中晚唐水陆交通中。穿过秦岭．经汉、沔水系，沟通关中地区与江汉流域以及整个东南地区水陆联系的南路，肃、代、德时期运输非常活跃．承平之际即告萧条．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说，“北宋的惠民河与唐时的淮颖(蔡)水运相比，已不再是临时性、替代性的运道，而成为了固定运输线．”张泽咸(前揭)认为，有唐一代，珠江、长江、淮河、黄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发展．
域外交通又分陆、海两路。白寿彝(前揭)较早据《新唐书·地理志》列举唐代通四夷的七条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丽渤道、广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条为陆路，自唐天宝乱后，西域交通渐形衰落，虽北宋盛时也不能完全恢复。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2)、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1)分别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认为，南方陆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缅印道．
港口与海上交通．开创者当属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中华．1929)和《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1935)．两书据伊本．胡尔达兹比《道程及郡国志》记载，指出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为唐宋四大贸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温州、明州、松江亦为沿海贸易港。白寿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时代的域外交通，较前为特别进展并历时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乌廷玉(前揭文)认为．唐代从广州出发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诸国；对日本的商路则有两条，一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为南路．从明州出发．两宋海外贸易路线经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1956)、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中华，1981)和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1986)等诸多先生的持续努力，现已清楚有四条航线。东海起航线是从明、杭等州出发东渡高丽、日本；南海起航线是从广、泉等州出发．有三条．一是经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转航阉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宾群岛)等地．二是经兰无里(今印尼亚齐)再横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食诸国．三是从兰无里出发横渡细兰海到故临(今印度奎隆)．在此换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驶入波斯港、亚丁湾。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发掘出来。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东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华亭、温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广州、雷州、徐闻、琼州等港；介于东海和南海航路间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时期，长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诸州．以及长江口以南的越、台、福、漳、潮、雷、琼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湾的登州、莱州、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亦有海舶往来．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1987)认为，广州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贸易港，宋代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较唐代为多．海外贸易也超过了唐代．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3．5)认为，自唐宋以降，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陆路(丝路贸易)地位日趋下降。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优势．基本上处于主导、支配地位。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认为，宋代广西海港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西南地区贸易重地和出海门户。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2003)认为，宋代贸易港较唐代有明显增长，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形成多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
五、区域经济研究
此项研究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杂志．进入80年代后，关注者益多。漆侠对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堪称详尽具体．他认为从整体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从动态角度将其发展趋势概括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并将各区域经济的特色归纳为：中原经济顽强发展、一波三折，东南经济蓬勃兴起、后来居上．西川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南经济困顿停滞，广南经济地旷人稀、起点过低。
中原经济区。该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大体包括关内、河东、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区．宋代则为京畿、河北、京东、河东、陕西、京西北路六路．学界普遍认为，关中地区自唐中叶后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人宋以后渐次恢复。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从农业和手工业看，较之唐代．宋代陕西经济地位明显低落。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认为，中原地区以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高；陕西则次之．虽本地农业区仅限于关中，但仍能达到较高水平；河东略有余粮；唯河北一路粮食最为短缺。程民生《论宋代河北路经济》(《河北大学学报》]990．3)认为．宋代河北路经济仍然发达，实力雄厚．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河北学刊》1990．5)认为河北的丝织业仍较发达，丝织业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论宋代陕西路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认为宋代陕西的经济发展屈从于国防利益，但手工业门类齐全．商业也异常活跃．
东南经济区。该区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尤其以太湖流域为重心．在唐代大致为淮南、江南道东部地区．宋代大致为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区。该区在两宋时期发展迅速，故成果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指出，五代时，各地商业繁荣．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称道．杨章宏《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历史地理》第3辑．1983)认为，唐后期，该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至宋代，更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渐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1)．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1)指出两宋时代福楚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土地的垦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开发和兴修；各种物产丰富；对外贸易的崛起。梁加龙《宋代江西蚕业发展初探》(《农业考古》1985．2)．文士丹、吴旭霞《试论北宋时期江西农业经济发展》(《农业考古》1988．1)和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江西的经济发展。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年)认为．扬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过是东南地区内部中心城市转移的一种表现．杜瑜《历史地理变迁与扬州城市兴盛的关系》(《平准学刊》第4辑上．光明日报．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扬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扬州亦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发展为全国最大经济都市。杨希义《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到唐代后期已超过北方．林汀水《两宋期间福建的矿冶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1)认为福建的矿冶业初兴于唐代．至宋极盛．成为全国重要的矿区之一，出产金、银、钢、铁、水银、锡和矾等矿。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中国史研究》1993．1)认为，唐代中叶以后，从生产工具水平、手工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盲，该地区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韩茂莉论述了《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若从唐宋茶的产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则四川，荆湖第三，两浙第四，淮南13山场至北宋盛极，福建茶产量虽逊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质优良著称．两广产量甚微．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3)认为北宋崇宁以后太湖地区农业发展达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1994年)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宋代的经济与市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东南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四路。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区自晚唐五代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手工业以制茶、制盐、纺织、竹编、苇编、瓷器、酿酒、造纸、药材等为主．水平较高。江西经济开发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是稻米、猪、牛、禽、鱼等副食品资源、木材、矿产、蔬果、乌血等经济林等等；手工业品则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平原，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水平。而从总体来看，五代时期南北方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经济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北方，但本地区内部亦不平衡。方健《两宋苏州经济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一文，认为宋代苏州经济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与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相一致．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1．3)认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快速成长期，扬州、开封为两大龙头城市，而沿运河相继涌现出的新城市中较为突出的有宋、楚、泗、寿、颍、濠、宿、庐等州．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2002)认为．北宋时期，两浙路的城镇发展最为显著，已达到乃至超过了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东路次之．接近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西路虽较宋代以前有显著的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与两浙、江东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3)认为，人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崛起，进而在本地区出现海洋发展路向，其具体表征有五：其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其二，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构成当日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之一；其三．进出口商品中，分别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其四，中外商人队伍壮大，出海经商风气盛行；其五，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远较汉唐丰寓详赡。此前，也有专文讨论福建地区的海外贸易问?，如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1)，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3)．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经济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剑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这四路．关于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先后有两部专著予以讨论，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认为，自10世纪后期至北宋中叶，本地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宋代农村商品生产》、《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分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会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2)认为，宋代本地的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农村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专业分工现象极为普遍．在蚕桑纺织业、茶叶种植业、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药材种植业、酿酒业、井盐业、水果生产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城市经济的发展貌似繁荣。但在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战争的冲击下，很难持续．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点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论“扬一益二”》(前揭)认为，宋代成都的经济十分繁荣．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4)认为．川峡四路的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川东地区却仍然较为落后．林文勋《宋代四川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1994)认为．时至宋代，四川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
中南经济区．该区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带，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晨的动向》(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指出，唐五代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使地区联系日趋紧密，由此江南经济正在向超过北方的方向发展。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12辑．1995)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未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认为．两宋时期是两湖平原市镇在空间上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又是县以下镇、市的扩展．
广南经挤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岭南道，北宋的广南东西二路．徐俊鸣《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认为，唐宋时期本地区手工业较为发达．诸如造船、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制纸、矿冶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陈伟明《宋代岭南主棱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1)认为宋代岭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区。关履权《宋代广东历史发晨趋向与农业商品化》(《广东社会科学》1991．1)认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对广东历史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但与内地相比．岭南大多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笔者自知，对于学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段中所做的有关唐宋经济格局研究的成果，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尽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较为重要的成果，间或亦有遗漏．在对经济格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上述梳理后．笔者认为要使此课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还须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确立贯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变革期学说为指导．改变过去以朝代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将晚唐至宋的经济格局变动视作整体予以考察，关注趋势的演变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时经济格局变动的总体面貌。
第二，明确经济格局变迁的内涵，切实把握其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经济格局当以自然环境、农牧业经济、经济重心、交通网络和区域经济为主体构成部分．这也理应成为学界探讨此课题的侧重点．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第4篇
［关键词］铸造产业群；内生型产业集群；升级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5-0161-03
制造业是我国的重要产业,制造业集群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举足轻重。但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制造业形成了冲击,不仅外生型制造业集群受到了影响,而且内生型制造业集群也出现了发展停滞甚至衰退现象，部分集群已经进入调整期,面临如何发展、如何升级等问题。因此研究我国制造业集群的升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在欠发达的山西晋城市成长起来的“铸造业集群”为例进行分析,因为“作为最基础的产业,铸造比任何行业都需要高科技”。而这种高科技的投入主要表现在工艺技术、产品技术的提升。
1 晋城市铸造产业群是典型的内生型制造业集群产业集群是区域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从我国实践中的产业集群来看,主要类型有两种,分别为内生型集群和外生型集群。其中,内生型集群是指以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商业文化氛围为基础,少数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首先进入某种行业,由于赢利而产生示范效应,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带动下,许多同行企业依次产生,逐渐形成了集群；外生型集群是指主要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如主要依靠地缘优势、政策优势、低成本优势等吸引外来资金直接投资某产业,在先前来投资企业的带动下,同类企业逐渐增多,并逐渐形成产业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晋城市经济发展迅速,成长起来许多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的资源型产业集群,铸造产业集群就是其中之一。该市位于我国欠发达省份山西省的东南部,1985年5月设市。现辖泽州、阳城、陵川、沁水4县与城区、高平市1区1市。
晋城市铸造产业集群是从当地生长起来的。晋城富集煤、铁等发展铸造业所需要的矿藏资源,在该产业发展的初期,当地的能工巧匠利用丰富的铁矿资源,打造各类小铸件,成为该产业的主要创业者。如泽州县南村镇在1968年时,全镇就兴建有10多座铁业社。其中,位于浪井村的浪井机械铸造厂,主要生产电风扇底座和刹车箍。该铸造厂12万元起家,仅仅4年固定资产就达到500多万元。由于价格优势(当时南方的铁卖到每吨400元,而浪井村每吨只卖200元),该厂成了苏州长城电扇厂的合作伙伴与股东之一。长城电扇每年所需的底盘有一半由浪井供货。由于对底座的需求量增大,浪井就把承揽的任务分给周边的个体铸造业,从而带动了周边村庄铸造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当地的企业家纷纷投向铸造行业,壮大了晋城铸造业整体实力,扩大了影响。如在泽州县南村镇，1993年由当地人兴建起来的有红星铸造厂、金秋铸业、鹏飞铸造厂等50多家,1994年发展到160余家,示范效应明显,形成了铸造产业集聚泽州县南村镇的产业空间分布格局。到2004年由于竞争加剧,优胜劣汰有39家存活。与此同时,高平市、晋城市经济开发区等也发展起来一批有一定影响的铸造企业。这些在本地成长起来的铸造企业共同壮大了晋城市的铸造产业，内生型特色明显。
铸造生产是获得机械产品毛坯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机械制造工业的重要基础。如汽车工业的关键零件,如缸体、缸盖、曲轴、缸套、活塞、进气管、排气管等几乎全部由铸造而生成。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也需要大量的铸件。铸造业历史悠久,铸造技术是人类掌握的最古老的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铸造业发展前景广阔。在山西省晋城市成长起来的铸造产业群属于制造业集群,而且是典型的内生型制造业集群。
2 晋城市铸造产业群升级历程考察
晋城市铸造产业群以铸管和铸件为主要产品,在近60年的发展中,铸管和铸件产品分别在材质、工艺以及产品方面实现了升级。
2.1 材质升级
晋城市铸造产业群中的铸管企业,在1998年以前,生产的铸铁管材质都是灰铸铁。目前生产的产品以灰铸铁管和球墨铸铁管为主,而且在高平泫氏铸管有限公司、晨晖管业有限公司、箭头铁业公司等领先企业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转为生产球墨铸铁管,其中“泫氏铸管公司”于2002年开始进入生产球墨铸铁管产品,现已生产球墨铸铁管近1万吨,产品50%左右出口至欧美、中东、非洲等地。
球墨铸铁相对于灰铸铁性能优良,如1979年日本宫城大地震后,日本自来水协会对供水管网做了统计,对几种管材的抗震能力做了对比,球墨铸铁管地震时管线破坏率仅为0.04%,灰口铸铁管则为0.17%。
2.2 工艺升级
1980年前夕,铸管企业采用的生产工艺多是“砂型铸造”或“连续拉管工艺”。1980年后期,集群内部分企业的制造工艺由“连续拉管法”逐渐转变为“连续铸造法”。1990年后期,部分企业率先采用了“连续铸造离心工艺”,如建立于1997年的阳城县润城镇的“华王通用离心铸管厂”,在正式投产一年之后,“华王”凭借40㎜小口径离心铸造灰口铸铁管,获得了上海国际有色金属博览会金奖。目前,集群内企业应用的多是最为先进的“连续铸造离心工艺”。离心铸管工艺又分为两种,其一是水冷金属型离心铸管,又称德拉沃离心铸管法,主要用于生产DN 80-DN 1000管径的铸管；其二是热膜法离心铸造,它又可分为树脂砂内衬法热膜离心铸造和涂料内衬法热膜离心铸造两类。涂料内衬法所生产的铸铁管具有较高的质量,因此有取代树脂法的趋势。对于大口径离心球铁管而言,为提高工作效率多采用多工位热膜离心铸管机。就小管生产而言,热膜法因为管磨不打点、拔管方式等因素,从而外表面比较粗糙,加上涂料中含有一定的气体,在离心铸造中容易形成气孔,所以不常采用。
对比世界同行业的发展状况,单从工艺水平来看,这些企业采用的水冷金属型离心铸管工艺已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不大。但集群内铸管企业众多,资金实力不一,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至今仍有个别企业采用连续拉管法生产。伴随领先企业的示范效应以及市场竞争的激化,向连续铸造法升级已是大势所趋。
同时,部分企业采用了消失模铸造工艺。该工艺方法是一种近无余量、精确成形的全新铸造工艺,包括预发泡、模型成型、模型簇组合、模型簇浸涂、浇注、落砂清理等几个环节。因其在生产过程中用干砂代替传统工艺的湿砂,使得污染指数大大降低,被世界公认为绿色铸造工艺。1999年起,晋城市铸造产业群开始大力推广消失模技术,在国外刚刚兴起这项技术时,其中位于阳城县润城镇的“华王通用离心铸管厂”、位于泽州县南村镇的“鹏飞铸造厂”等就引进了消失模铸造技术和全套生产线,生产出了重量轻、组织致密、精度高、强度高、内外表面光洁的铸铁管件产品,开拓了市场。
此外,在机械配件领域,位于晋城经济开发区的汉通机械有限公司、小笠原铸造有限公司等于2003年从日本引进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和主要生产缸套、空调压缩机等产品的生产技术与生产线,使得晋城铸造集群企业生产产品依托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线与工艺流程而增加了产品宽度与提高了产品质量,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我国一汽、浙江、日本、韩国、俄罗斯与中东一带。
2.3 产品升级
从生产的铸造产品门类与工艺标准来看,1980年以前主要生产火炉和民用锅,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铸管、暖气片、电器外壳、底座等产品的生产,1998年以来,通过广泛的横向联合,全市企业先后与60余家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开发了球墨铸管、导流式散热器、东风EQ1090E车轮轮辋总成、V法生产配重、卧式离心泵、台钻架等11项科技含量较高、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产品,产品档次明显提高,铸件形成了以铸铁管和管件生产为主,以散热器、汽车铸件、机械铸件、衡器铸件、建筑构件、工艺铸件、抗磨铸件、民用铸件为辅的9大类20多个系列、200多个品种。(见下图)。
3 结果与讨论
在近60年的发展过程中,晋城市铸造产业群在材质、工艺、产品方面实现了技术升级,见下表。促使晋城铸造业集群发生升级的主要原因应归于购买商驱动。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该集群中的生产企业,无论是生产档次较高的精加工铸件的企业,还是家族制的小型企业,无一例外地注重与外地供应商或客户建立关系,均有着较强的市场开拓意识,多数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关联市场客户群,如泽州县南村镇南马匠“鹏飞”铸造厂与北京、天津、沈阳、长春等地的客户建立了稳固关系，“鑫裕铸业公司”则与江苏常州某公司等建立有稳定合作关系；晋城开发区的汉通机械公司与美国福特汽车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高平市的泫氏铸工集团,产品远销至沙特、叙利亚、西班牙等国家。可以说,晋城铸造产业集群通过购买商环节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并在购买商的驱动下实现了产品与工艺的升级。这种产品升级主要表现为产品宽度的扩大,工艺升级主要表现为新生产工艺的采用、新生产线的引进。而且首先由当地的领先型企业引起。这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公布的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大多数嵌入了‘购买商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判断基本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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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核算存在的缺陷是无法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统计核算。修正的基本思路是：以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为起点，引入环境资源核算，对GDP进行修正，计算绿色GDP。西部地区近几十年的粗放式发展造成了当地资源环境破坏严重，因此建立环境经济核算走保护性的开发道路已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开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本文重点论述了西部地区计算绿色GDP、实行环境经济核算的必要性以及构建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思路。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资源环境的索求与影响愈来愈大，造成了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环境问题已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前我国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的破坏相当严重。水资源污染、空气质量下降、各种自然灾害加剧，使得环境问题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局面十分严峻。据统计，全国水土流失面积总共为356万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地区就占了80％；在全国2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面积中，西部地区占到了9O％以上。总体上说，西部地区主要面临水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水土流失、风蚀沙化等三大生态环境问题。在目前西部经济开发的战略布局的大调整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西部经济的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在客观上要求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现行GDP核算进行修正，计算绿色GDP，对西部地区经济活动实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同时引入资源环境核算。
一、对现行GDP核算的修正：绿色GDP核算
现行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核算只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过程与结果，未体现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代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未考虑自然资源消耗成本。经济活动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GDP只核算了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成本，却没有计算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即自然资源耗减成本，造成自然资源无价或低价，其结果高估了当期经济生产活动新创造的价值。二是未考虑环境降级成本。经济活动往往造成环境污染，引起环境质量的下降，亦称环境降级成本，包括环境退化成本和环境保护支出。GDP核算一方面没有扣减环境退化成本，即环境污染的代价，另一方面将环境保护支出作为生产活动来反映，从两个方面增加了GDP。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GDP越大；环境保护支出越多，GDP也越大。高估的GDP将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导致自然资源与环境状况恶化，人类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绿色GDP核算，又称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称为环境经济核算，就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即将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的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形成一套能够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能够提供资源环境核算数据的核算体系。环境经济核算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总体或平均的角度看往往意义不大，所以，环境经济核算工作的实施应以地区为主，国家为辅；空间结构与总体趋势有机结合。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简称绿色GDP，它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之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它是在现有GDP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即将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
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实行环境经济核算
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大部分为干旱、高寒和沙漠地区，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近几十年的粗放式发展造成了当地资源环境破坏严重，即使是付出极大的代价，在很长时间也难以恢复，这一特殊的区情决定了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性质是走保护性的开发道路，不能为短期的利益而肆意破坏环境。从资源存量上来说，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确实存在着潜在的优势，但要把这些潜在的优势转化成实际经济优势，则主要依赖于人们对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而不能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否则得到的是无效的或虚假的经济增长，它可能带来当前局部的利益，但从长远来说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实际上，西部经济的发展需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用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观点来讲，就是在贫困地区的发展中要注重该地区资源存量的均衡分析，既必须使资源存量的增加值大于资源存量的减少值，使流量意义上的资源盈余成为现实，如果历年都出现流量意义上的资源赤字，则必然会出现资源枯竭的结局，那么可持续发展也实现不了。然而，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由于GDP指标的局限性，使得开展资源存量均衡分析成为难题，于是建立环境资源核算就提上了日程。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已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开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三、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思路
在我国，构建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其核算思路是：资源环境实物量核算——资源环境价值量核算——资源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核算的主要内容包括：矿产能源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草地资源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自然资源核算；生态环境、大气环境等环境核算以及绿色GDP、绿色NDP(国内生产净值)、资产负债存量、．国民财富等环境经济综合指标的核算。西部地区环境经济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一部分，其核算原则与全国国民经济核算基本一致，但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别要考虑资源产品和污染物在地区之间的流入、流出核算。
1．资源环境的实物量核算。
资源环境的实物量核算是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其十分重要的核算表现形式。从西部地区环境资源的特点出发，目前主要对自然资源实物量进行核算，包括期初期末资源存量；由于自然增加或减少、经济发现或使用等引起的期内资源流量，如使用量和耗减量等。为此设置了如矿产能源资源的储蓄量一耕地面积的耗减数，淡水资源污染和水质下降程度，森林的采伐量、草地面积耗减量等相关的实物量指标。建国五十多年来，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等主管部门积累了丰富的统计数据，为西部地区资源存量的均衡分析、开展资源环境的实物量核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资源环境的价值量核算。
资源环境的物质损耗只有通过价值核算才能进行总括反映，并进入GDP体系，进而对GDP进行相应的修正。资源环境价值量核算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是指在核算期内一国或一地区所有常住单位的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自然资源“实体性”物量耗减，这些耗减的价值反映便构成耗减成本。根据自然资源的特征，有些自然资源具有一次消耗性质，如西部地区的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资源(用材林)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这些资源的使用为资源耗减成本，具有中间消耗的性质。有些自然资源具有多次消耗性，如土地资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资源(特用林、防护林等)和南方的海洋资源，这些资源多次消耗的使用类似于固定资本使用的性质，其资源耗减具有”固定资本消耗”性质。对耗减成本的核算，首先应按上述实物量指标及相应的明细指标进行分类统计，再根据分类统计的结果核算资源环境的存量、使用量和耗减量，及相应的价值量。
(2)环境降级成本核算。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价。环境降级成本又分为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退化成本，环境保护支出指为保护环境而实际支付的价值，环境退化成本指环境污染损失的价值和为保护环境应该支付的价值。自然环境主要提供生存空间和生态效能，具有长期、多次使用的特征，也类似于固定资本使用特征。这样，由经济活动的污染造成的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即环境降级成本，也就具有“固定资本消耗”性质。对资源环境损失成本的核算，可先根据上述实物量指标进行分类统计，再根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制定的资源环境质量标准进行分析比较，确定那些资源环境没有达到相应的质量标准，超标或未达标的差额是多少，对资源环境质量恶化的关联度和破坏程度有多大。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恶化程度估算其损失成本。
在实际核算中。根据估价方法的不同，对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又分为实际成本和虚拟成本，实际成本指在经济活动中明确发生、实际支出的资源环境成本，虚拟成本指在经济活动中不能直接体现、需要以间接方式估算的资源环境成本。一般来说，资源耗减成本大部分为虚拟成本，环境降级成本中环境保护支出为实际成本，环境退化成本为虚拟成本。
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的价值量核算，是建立西部地区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关键。只有客观、正确地反映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的经济价值，才能准确地反映本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完整、客观地反映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的生态价值，才能更好地完善、实施资源环境政策以及使经济政策与资源环境政策有机的衔接配套，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3．资源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
资源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是要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逻辑顶点。只有将其资源环境的经济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才能正确反映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及自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完整代价，反映资源对经济的潜在支撑力和环境容纳度，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有机联系。
资源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的核心内容是计算绿色GDP。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由于对GDP的计算忽略了资源环境的价值存在，将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分割开来，利用绿色GDP核算方法可以将经济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的利用作为经济产出的投入加以核算，求得当期由资源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量，即绿色GDP。
计算公式为：绿色GDP=GDP-资源环境成本资源环境成本=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级成本
西部地区计算绿色GDP存在两种核算范围和计算公式：
第一种是封闭式的绿色GDP，核算原则是：西部地区拥有的自然资源被开采，在本地区计算耗减；西部地区排放的污染物。只计算影响本地区环境质量退化的成本，不考虑资源产品和污染物在地区之间的流入、流出，核算公式为：
绿色GDP=GDP一本地区资源环境成本
第二种是开放式的绿色GDP，核算原则是：西部地区使用的自然资源产品，统计为在本地区经济活动导致的自然资源耗减；西部地区排放污染物造成内外环境退化的成本，都由本地区来计算和承担，以反映资源产品和污染物在地区之间的流人、流出，核算公式为：
绿色GDP2=GDP-本地区资源环境成本±跨地区资源环境成本
不论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绿色GDP，其关键是估算资源环境成本。资源环境成本的计量有不同的层次，具体计算时可以分步进行。
第一步，按自然资源耗减价值进行扣减：
绿色GDP．赍源=GDP一自然资源耗减成本
绿色GDP2一资源=GDP一本地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输入本地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一本地区输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
第二步，按环境降级成本进行扣减：
绿色GDP．环境=GDP一本地区环境降级成本
绿色GDP2一环境=GDP一本地区环境降级成本+污染物流出引起的区外环境降级成本一污染物流入引起的区内环境降级成本和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第6篇
【关键词】鄂尔多斯；水网
1、 引言
水利部部长陈雷在2010年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河湖连通是提高水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途径”的治水理念。“河流水系是水资源的载体，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我国水资源配置能力，必须做好河湖连通这篇大文章”。“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河流水系分布和工程布局特点，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城乡一体，河库联动，以水库为调蓄中枢，以河道、渠系为主要输水载体，连通河流水系与沿途水库，构建河库水网体系，根据丰枯变化调水引流，实现水量优化配置，提高供水的可靠性，增强防洪保安能力，改善生态环境。”
为了增强我市水资源调配能力，解决水资源配置问题，协调全市和区域之间的供水需求，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我市紧紧围绕陈雷部长提出的“河湖连通”的治水理念，结合鄂尔多斯市水源条件、河流水系分布、已在建水利工程布局，按照河湖连通、科学调度的水资源配置思路，规划编制《鄂尔多斯市河湖水网专项工程规划》。
2、 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2.1往年的干旱情况
由于我市独特的气候特点，决定了我市干旱灾害频繁，局部干旱时有发生。鄂尔多斯市是我国主要的沙原地区之一，地处黄土高原，地下水季度缺乏，掘地30余丈始能汲取地下水；农田和草场，皆靠天雨灌溉；因邻陕北丘陵，故当地也有“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的说法。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用水需求增加，以及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干旱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干旱灾害呈现频次加快、范围扩大、损失加重的趋势。
1947年鄂尔多斯七旗及东胜县、桃力民办事处、达拉特旗组训处全境内大旱，春夏雨季从未落雨，造成空前未有的旱灾，区域辽阔，赤地千里，牲畜倒毙，饿民成群。2012年1月至5月份我市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少，各地累计降水3.5毫米～73.5毫米，其中杭锦旗累计降水5.3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87%，鄂旗累计降水14.4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64%，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也比历年同期偏少40%左右。
2.2经济建设的需要
鄂尔多斯地区近几年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煤炭、化工、制造业和电力为主的工业经济发展迅速，但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当地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当地水资源短缺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是总量严重短缺，据分析计算，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13.1亿m3，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20.57亿m3，人均占有量为2200m3，而国际贫水线为人均5000m3，由此可见水资源短缺程度。二是时间性短，鄂尔多斯地区降水量少而集中，年内分配极不均匀。三是区域性短缺严重，鄂尔多斯市个别地区水资源较为丰富，主要集中在沿黄河的南岸灌区等，这些地区约占鄂尔多斯总面积的20%，而水资源总量却占全盟水资源总量的60%以上。当地80%以上的地区为干旱硬梁草原区、丘陵山区、库布齐沙漠区等水资源极为缺乏，这些地区因地下水短缺或埋藏极深或水质差难以开采利用，生态环境极度恶化，扩大再生产已没有条件。
为了实现鄂尔多斯市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有序、快速和可持续发展，要强化中心城市建O，实行“强化中心，依托轴线，梯度发展，带动全域”的总体发展战略，将资源型经济逐步向深加工、化工、电力、多元化经济发展。为满足鄂尔多斯工业项目建设发展的需水要求，建设河湖水网安全保障供水工程，可提高供水保证率，避免重复建设；便于水资源统一管理调度，节约水资源，减少占地面积；确保工业、生态建设总体发展战略的实施，解决水资源短缺难题。因此，鄂尔多斯“一横两纵”水网规划工程的建设非常必要。
由此可见，鄂尔多斯水网的建设不仅可以保证当灾害来临时城镇居民的供水可靠性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可以保证工业园区的正常运行减少企业的损失。同时解决了供水工程存在的体系不完善、区域之间丰枯调剂能力差、安全保障程度低等主要问题，将我市已经形成的调蓄能力和提引黄河水能力尽快转化为具有较高保证程度的实际供水量。全鄂尔多斯市重点建设互连互通工程，将主要河流和主要区域性供水体系连接起来，形成纵贯南北，横跨东西，多源互补，丰枯调剂的供水网络。
3、 工程建设的可行性
3.1自然地理与水资源情况
鄂尔多斯市自然地理环境的显著特点是，起伏不平，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复杂，东北西三面被黄河环绕，南与黄土高原相连。地貌类型多样，既有芳草如茵的美丽草原，又有开阔坦荡的波状高原；全市境内五大类型地貌，平原约占总土地面积的4.33%，丘陵山区约占总土地面积的18.91%，波状高原约占总土地面积的28.81%，毛乌素沙地约占总土地面积的28.78%，库布其沙漠约占总土地面积的19.17%。
鄂尔多斯市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风大沙多，降水量少而且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年降水量150～350毫米，年蒸发量2000～3000毫米，水资源匮乏，属资源性、工程性和结构性缺水并存的地区。鄂尔多斯地区水资源的构成分为地下深层水（ >70 m深处 ）、地下浅层水（
3.2供水体系
客观分析，我市河流的天然条件远远不如南方的水网地区，也不具备覆盖全市所有区域的条件，因此我市的水网建设是以覆盖各旗县和主要经济中心区为目标。
在“一横两纵”的水网工程建成后，我市和主要经济中心区的工程供水能力总体上可以满足今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在一些区域初步建成以大中型蓄水、引水、提水、调水工程的配合下，以地表水源为主，多种水源统一调配、互相补的区域性供水体系。
黄河干流过境水位鄂尔多斯市的重要水源，引黄工程有着水源稳定可靠供水保证率高的特点，但引黄工程的建设也收到黄河分水指标的限制。在不超过黄河分水指标的前提，应充分挖潜，优先安排建设。规划新增一批为工业园区供水的地表水源工程，并积极利用非常规水源。挖掘黄河支流和内陆河水资源，进一步提高当地地表水供水能力，提高当地水资源利用程度。大南沟水库供水工程、呼斯太河宝龙昌水库供水工程、窟野河公捏尔盖水库供水工程、乌审旗工业供水工程等等4项地表水供水工程向大路工业园区、纳林河工业园区以及阿镇装备制造基地供水。
新建宁夏红墩子引水入洞沟水库为上海庙工业区供水，改扩建棋盘井、碱柜取水口分别为棋盘井和蒙西供水，新建小南河取水口为独贵塔拉工业园区供水，新建包头画匠营子二期为达拉特经济开发区供水，扩建柳林滩取水口向大路工业园区供水，新建包头磴口取水口实施北调黄河水向东胜区、阿镇、乌兰木伦神华项目园区、新街生态经济区、乌审召工业园区、图克工业园区供水，利用万家寨水库实施东水西调向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汇能项目园区供水。7项引黄供水工程新增年供水能力39400万立方米。
3.3^为稳定可靠的供水水源
供水水源工程是水网中的节点，在水网中起着源头的重要作用。将天然河流与人工的供水体系连通成网，可以将地表水、地下水、岩溶泉水、黄河水统筹配置、联合调度。在丰水、平水年份，多用地表水，涵养地下水，岩溶泉水主要以泉口出流以后再引水的形式利用。供水体系的运行模式以经济、高效为原则。
在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年时，水网内部的地表水供水量依靠一批多年调节的水库和黄河提引水仍可以维持在正常供水能力的70%左右，加上岩溶泉水和紧急动用的地下水，可以满足城乡居民生活基本用水需求，基本保障全市的城市生活用水，维持各主要工业基地和经济园区的正常运行。
当遭遇特大干旱年或突发事件时，一些供水区域由于实施远距离调水，成本较高，但是有利于在紧急情况下保持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经济出现大的倒退或破坏，这些成本是必要的、合理的。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第7篇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南方经济开发的表现范文第8篇
高层建筑中，混凝土的应用非常广泛，且表现出结构强度高、安全性及耐久性好的优点，但同时也暴露出混凝土易受到外界因素及自身材料影响的缺陷。因此，在高层建筑混凝土施工中，应根据具体施工要求，优化混凝土施工技术。本文针对高层建筑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展开讨论，并以下列案例进行详细说明:某高层住宅群楼由地下1层及地上主楼组成，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为14000m2;
1混凝土施工技术要求
本混凝土工程具有施工面积大、地基深及垂直高度高的特点，因此，混凝土材料的选择非常关键，具体按选用混凝土，这是混凝土施工技术得以优化的前提条件。混凝土本身具有耐久性好及强度高的特点，但在实际应用中，除了要设法增加混凝土的耐久强度及抗压性外，还应添加外加剂、粗细骨料及胶结材料来增强混凝土的免振性，以降低混凝土拌合物的屈服应力及增加混凝土的塑性黏度。此外，在混凝土正式施工之前，要做好施工环境的勘测工作，即了解当地的施工温度及施工湿度等，为正确选定施工方法提供参考意见。本工程地处南方地区，地形和气候均较为复杂，因此，合理选择混凝土施工养护技术非常重要，即控制好混凝土养护的时间、温度。
2高层建筑混凝土施工技术
2.1凝土裂缝处理
本工程地处南方山区，地形、气候条件均十分复杂，高层建筑混凝土施工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混凝土施工裂缝出现的频率较高。对此，除了要落实好混凝土裂缝处理工作外，还应优选混凝土原材料及优化混凝土配合比，即根据当地气候温暖、空气湿润的气候环境，选择防渗水能力强、吸收率大的骨料，同时按比例加入减水剂和粉煤灰，以增强混凝土的可泵性及抗渗透性，从而防止混凝土沉淀或渗水。实践证实，上述方法对控制混凝土施工裂缝非常有效。
2.2混凝土振捣施工
本工程具有施工面积大、垂直高度高的特点，因此，做好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工作非常重要，即按下列技术要求进行大体积混凝土施工:①混凝土振捣时，选用插入式振捣器，以快插慢拨的方式运行振捣器，注意均匀布设振捣插入点。②技术交底时，明确要求，如混凝土振捣时控制好振动棒上下振动的频率、速度，以控制上下振捣的均匀性。③混凝土分层浇筑时，按振动棒的长度设定混凝土浇筑的分层厚度;底层混凝土初凝时浇筑上层混凝土，且在振捣上层混凝土的同时插入底层混凝土，以免新旧混凝土之间产生接缝。一般来讲，混凝土的振捣均应振捣至混凝土表面不泛浆、无气泡及混凝土表面始终保持水平状态，这一振捣过程约25s，注意在此过程中，应控制好振动棒的振动强度及在下一层混凝土浇筑之前检查上一层混凝土的振捣质量。
2.3混凝土浇筑施工
根据本工程施工的技术要求，施工方决定选用拖式泵浇筑混凝土。拖式泵支持一次性连续垂直运输、水平运输，且具有劳动强度低、施工效率高的优点。混凝土浇筑施工时，应注意下列事项:①按预先设定的浇筑顺序对混凝土进行分层浇筑，以免混凝土施工中产生施工缝。②拖式泵运行中，应按混凝土浇筑的速度及时间间隔，对泵管输送的方向进行调控，层厚≤400mm，同时将混凝土的浇筑厚度明确标识在固定基础架上。③当混凝土施工中所用的现浇板厚度＜15cm，则应选用平板振动器来振捣混凝土，此过程应控制好振捣的充分性及均匀性;当现浇板＞15cm时，则应依次选用振动棒、平板振动器振捣混凝土，此振捣过程务必要控制好混凝土振捣的密实性及均匀性。
2.4混凝土养护
混凝土养护是混凝土浇筑结束后的重要内容，这是高层建筑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凝土养护时，应重点对混凝土进行保温养护，以防混凝土的优良性与收缩性因温差过大而受到不良影响。本工程地处南方山区，因此昼夜温差较为明显。那么，在低温环境下施工时，应对混凝土进行保温处理，即首先将塑料薄膜盖在混凝土上，然后将草袋盖在塑料薄膜上，以使混凝土内外部温度低于25℃及强度在混凝土凝固时逐渐加强。当混凝土养护时遭遇暴风雨天气，则应将防雨布搭在混凝土上，同时应及时排掉混凝土边缘的雨水;如果遭遇高温天气，则应及时用塑料布盖住刚刚浇筑完成的混凝土，以防混凝土内水分过快蒸发及防止混凝土表面开裂。实践证实，上述养护办法对控制混凝土温降速率、增强抗压强度及抗裂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从而使此高层住宅裙楼的混凝土施工质量更优。
3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