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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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第1篇
1．财政通过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影响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其机理是：通过注资、减免税、收购、利息补贴、收费、国债发行、担保等措施对处于低迷之中的宏观经济或特定行业予以支持，从而振兴实体经济，扩大就业，稳定物价，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防止经济衰退风险，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由于财政政策与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具有公共属性的一致性和目标的协同性，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可以部分地实现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其传导过程主要是：通过财政注资、收购或担保，改善企业或项目的融资状况，引导社会投资，盘活资产，增强经济活力，降低整体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及民生项目建设，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改善民生，同时影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业的发展基础；通过对企业或个人减免税费，可以提高企业和个人的偿债能力，降低银行信用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2．财政直接对银行业发挥调控作用，影响宏观审慎监管。通过对银行业进行注资、减免税、收购、利息补贴、收费、国债发行、担保等措施，或直接救助处于危机之中的银行业，防范系统性风险；或改善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水平等，使银行业能够释放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目前，各国银行业监管部门根据巴塞尔银行协议Ⅲ探索出实现三大目标的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一是信贷中介类指标，包括资本留存缓、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前瞻性拨备、杠杆率、差额存款准备金；二是市场稳定性中介指标，包括信息披露、恢复处置计划、应急可转换安排；三是融资成本中介指标，包括行业资本安排、资本充足率风险权重；四是流动性中介指标，包括贷款乘数（LTV）、借人债务收入比（DTI）、流动性比率（LCR、NSFR）。这些监管政策工具的目标，在于最终实现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实现宏观经济“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具体传导过程见图1。其一，财政通过向银行业注资、减免监管收费等，可以使银行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进一步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并根据经济周期情况，适当采取资本留存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防止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保证合理信贷水平；通过对问题银行进行收购、采取恢复处置计划、信息披露等措施，保护投资者和储户利益，增强市场信心，防止银行挤兑，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最终通过信贷和市场稳定两个中介目标的共同作用，实现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其二，财政通过对银行实行利息补贴和减免收费政策，支持银行业实行行业资本安排，降低融资成本，扶持科技创新、低碳环保、中小企业等特定行业发展，作用于融资成本中介目标，最终与信贷中介目标一起实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目标。其三，通过发行国债、担保融资等影响银行流动性比率和杠杆，进而影响银行业流动性，作用于流动性中介目标，最终通过融资成本、流动性中介目标与信贷中介目标共同作用，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促进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
二、财政在银行业发挥宏观审慎监管作用的国际比较
（一）在危机期间充分发挥财政的及时救助作用，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银行系统性风险美国、英国、巴西为了遏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扩展，降低其对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由财政直接向问题银行或濒临破产的银行注资、贷款、购买受损资产、提供担保、实行减免税、增发国债，使银行业能够继续获取资本金、恢复流动性、能够继续开展信贷等金融活动，避免大量银行破产造成救助成本上升，有效地防范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帮助银行业很快走出危机阴影（见表1）。财政救助有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稳定市场，发挥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当然，财政救助也存在道德风险，导致银行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过度进行冒险活动，成本和效率不匹配等问题，需要在财政救助过程中研究解决。
（二）推动银行业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中国和美国、英国、巴西等国十分注重发挥财政对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影响，通过减免税、发行国债等方式不断扩大财政对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水平，使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能够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通过资本留存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杠杆率、流动性和拨备等政策措施，合理调控货币供求，从而更好地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见表2）。从美国、英国实践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两国财政部和央行均联手对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救助。英国央行和财政部还联合推出融资换贷款计划，帮助英国银行业较快走出困境，防止风险进一步扩散造成对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在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同时，利用具有价格稳定作用的货币政策进行回购、逆回购调节使用，防止引发资产泡沫，导致系统性风险，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美国从2008年11月开始推出4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力地扩大了国内需求，扩大了就业和出口，对防范系统性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发挥财政在我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中作用的思考
（一）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对流动性的调节能力有限，需要财政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提供有效支持。在经济下行时期，财政通过向银行注资、减免银行税费、提供利息补贴等措施，使银行业增加或保持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降低资本充足率风险权重，能够继续向实体经济提供贷款，促进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发展。在经济上行时期，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发行国债数量、不再提供担保，减少银行业回购和逆回购数量，降低银行业流动性比率和杠杆；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免税和提高拨备等措施，引导银行业实行资本留存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或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降低银行贷款和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性，以促进保持物价稳定，防止经济过热，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
（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财政政策主要是借助国家信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地区、行业和重点项目，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促进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市场和银行资金偏紧的情况下，财政通过发行国债，培育资本市场，支持银行同业市场发展和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从而多投放信贷用于实体经济发展；对需要发展的产业、区域和中小企业，向银行安排的信贷资金提供利息补贴、减少监管收费，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实现调整经济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目标。
（三）对银行危机的救助在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实行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的情况下，应建立银行业危机处置制度。一是由财政设立专项基金，通过市场运作对于濒临倒闭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直接注资或收购，增加资本金，使其能够继续运行，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防止由一家银行的倒闭引发挤兑等连锁反映，诱发区域性甚至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研究发挥财政信用的作用，以政府公告、担保承诺等方式提升银行信用、扩大银行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在降低财政救助成本的同时，稳定金融市场。
（四）强化财政在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责任意识目前，我国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监管。但是，财政部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综合部门和国有银行的出资人，不仅应主动积极地协同配合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而且应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一，我国政府本身也是经济主体之一，不但可以通过国有控股企业（银行）和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而且通过对国有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行使股东权利、注资等方式，主动支持和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共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第二，在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国家财政事实上为银行承担了无形的担保和兜底责任，政府信用和银行风险之间互为条件，政府信用不出问题，银行就不会出大问题；同样，银行不出现系统性风险，财政也不会遭遇巨大风险。第三，我国幅员辽阔、经济体量大，实行分级财政制度，借鉴美国、印度、巴西等国的经验，需要加强财政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理，防止政府信用风险的发生及其对银行业的冲击。
（五）加强财政与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为实现财政、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目标，两者都需要根据经济金融发展情况运用相关工具进行调节，因而在使用财政工具促进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目标时，要注意财政与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搭配，以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防止出现冲突或叠加效应。如，为了防止经济泡沫，在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取消对银行业减免税和利息补贴等措施时，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就不应增加银行杠杆；同时，也不应提高资本留存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前瞻性拨备、差额存款准备金和流动性比率的要求，避免对实体经济和银行业发展产生双重的叠加作用。
（六）妥善处理财政风险和银行稳定的关系任何国家的财力都是有限的，而有限的财力对财政在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中作用的发挥，会产生相应的制约。因此，在财政对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要注重防止财政风险特别是政府性债务风险，量入为出、有所作为、适度作为。不能超过国家财力过度发行国债和不切实际、不加选择地对银行业进行注资、担保或减免税费，进而造成政府赤字和偿债负担过重，引发政府信用下降，甚至导致债务危机，最终影响金融体系稳定，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在这方面，欧元区和北欧一些国家为了救市和救助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加重债务危机的惨痛教训，值得深思和汲取。
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经济发展
前言：旧的宏观调控面临经济的改革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只有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如何进行改革成为困扰相关部门的重要难题。
1.经济管理职能的强化
1.1 宏观调节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水平的平衡发展，避免失业率上升、控制通货膨胀在一定的范围内，国际收支平衡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主要是财政、金融手段的运用，进行一定的结构控制和调整。从我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调节上仍存在着一些顽疾有待清除，主要呈现在：货币供给量控制状况不是很好，常常受到来自各方压力的影响；其次是调节手段只对部分群体有效，而对部分经济主体则无法发挥作用；再次，我国的财政赤字现象仍旧是较为严重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手段的发挥。类似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政府的宏观调节功能就无法进行，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1.2 稳定社会收入的公正性
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可以对社会的分配保持其公正性做出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利益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一化呈现多元化的形式，贫富差距有所增多，尤其是在发展较快与部分落后的城市之间。与此同时，我国财政、税收等部门在维护社会收入分配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则显得不足。主要表现在，在我国尚未形成以源泉征税与收入义务申报制为中心、以贯彻税收法制为基本原则的现代征税制度，征税的标准也不够统一，造成大量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极小，而这离不开部分企事业单位承担了部分福利与保障职能有关，但要想覆盖全部人员，该制度仍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这对很需要社会福利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市场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为了抑制这种现象继续扩大，维护社会经济环境的稳定，政府的宏观调控显得非常重要，必须承担起维护收入分配公正的职责。
1.3 提供公共服务与墓础设施的职能
在未来的金融市场上，市场机制所要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但仅靠市场来提供是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的，尤其是部分公共与设施。类似的案例在世界各国都有体现，美国的信息统计部门主要是针对信息的收集和管理，并在整理后将其公布于众，我国在此项的服务明显落后发达国家；还有我的教育文教费用呈现上涨趋势，但是九年义务教育仍未得到普及，从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职能在改善公共服务的现状方面有待改善和加强。
1.4 维持社会的公序良俗
市场机制的引进，竞争现象明显，但是竞争规则却不是很令人满意，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为阻碍竞争、破坏公平交易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对维护社会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竞争，必须建立专门的部门进行该方面的改善，这对于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相当的重要，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
1.5 对市场领域的划分极为重要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不够明确，哪些应该交给市场去自行调控，哪些应该由政府控制，整体保持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部分垄断的行业以及大部分公益的事业应该采取政府控制和直接规划的方式，为了保证直接规划领域的效率，也必要在价格设定及收费体系方面适时进行调整。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更应该注意法律措施的完善和相关政府执行的方向加强管理，促进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的作用发挥。
2.宏观经济管理的调控手段
根据我国的经济特殊性，采取合适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在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选择上，可以采取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方式，直接调控就是由政府控制主要的部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该类调控正在逐渐减，间接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2.1 价格控制
价格是由市场自行调控的，但是在部分行业，尤其是生产和服务领域，为了保证基础的公共供给，防止部分企业为了获取经济效益，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危害他人，也为了保护经济发展中的弱小群体，政府对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行直接确定和间接影响的行
政性价格政策.，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主要食品、公共交通、水电气、邮政、卫生保险、农副产品、汽油、以及烟酒糖茶等方面。价格的调控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律，按照市场发展的原则进行的，所有的价格控制都要遵循市场的趋势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而且要定期进行审查，以便在控制的力度和范围上及时地做出调整，减少价格政策带来的扭曲和失误。
2.2 国家投资
我国一直采取的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其表现在各行各业，在投资领域，国家投资仍占有很大比重，而且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为了扶持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国家也应积极参与相应的投资，达到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
2.3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主要的作用是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财政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预算支出、政府投资、税收政策、财政补贴和公共债务等手段，这些手段按照发展的需求必须由政府直接掌握，始终体现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的调控政策的基本意图。
2.4 货币政策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国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进而促进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管理控制体系调控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出了应急措施的改善，更要嘉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管理，加快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将经济增长的目标放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实现经济质的飞跃。
总之，要根本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
参考文献：
[1] 张晓晶. 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体制根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 (04)
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入世十年；灰色关联分析；金融服务贸易；经济增长
一、引言
我国加入WTO十年以来（2001-2011），正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服务贸易也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进出口迅速增长，贸易规模逐步扩大，贸易结构也渐趋优化[1]。这十年之间，我国进出口服务贸易中的金融服也飞速发展，这既体现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也体现出我国切实履行加入WTO时所做出的逐步开放金融服务的有关承诺。那么，十年来金融服务贸易额的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呢？
二、文献综述
谈儒勇（1999）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金融发展和宏观经济增长进行的研究，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中介体系的发展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2]。危旭芳、郑志国（2006）通过计量分析得出服务贸易总额、服务贸易进口额和服务贸易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增长有存在正相关性，并且服务贸易的进口额与GDP的相关性大于服务贸易出口额与GDP总额的相关性[3]。张小峰、官沧海等（2009）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经济的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4]。
以上研究涵盖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服务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金融服务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到没有提及到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金融服务”一项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通常采用经典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方法。
三、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及其发展现状
国际收支平衡表（BOP）统计中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分为“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两类。其中“金融服务”一项，有一些经济学家称其为银行和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服务）。为了避免与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包括保险服务）概念混淆，本文称其为“非保险类金融服务”。
数据来源：国生产总值（GDP）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季度数据计算整理得到；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额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2010年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进口额达14亿美元，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0.72%；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出口额达13亿美元，占服务出口总额的0.76%。图2.1为我国入市十年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BOP中的“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同样，入市十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也得到了十分迅速的发展，图2.2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情况。
四、实证研究
谭学瑞、邓聚龙（1995）研究发现：回归分析主要是数据幂、和、积和等的运算，计算过程中的误差可能导致严重错误，使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受到歪曲[5]。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采取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选取
本文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2001-2011）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GPD）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里的“金融服务”一项的数据。以GDP值代表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BOP中的“金融服务”值即为本文所研究的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其中GDP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金融服务”额（包括“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三项）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二）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一种利用灰色关联顺序（称为灰关联度，GRO）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次序的数学方法[5]。
灰色关联分析（GRA）的基本公式为：
根据经验，通常取ξ=0.5，灰色关联系数大于0.6便认为满意了（因变量序列和自变量序列关联程度较大）。
（三）基本假设与数据处理
非保险类金融服务是服务贸易中较重要的部门，本文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包含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三个因素）为自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以灰色关联分析理论为基础进行数学分析。
本文为研究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关系，设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参考数列X0，分别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为比较数列X1，X2，X3。按照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在ξ=0.5的情况下，求出三个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系数，进而求出三个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γ01=0.7902，γ02=0.8096，γ03=0.8051，均大于可以认为结果理想的临界值0.6。
（四）数据处理结果分析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均大于0.6，即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有比较大的关联程度。入世十年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对三个比较序列（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对参考序列（GDP）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序：
出口额 > 进口额 > 净出口额
综上所述，入市十年来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且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出口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与其他两项素相比相对较小。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入世十年来（2001-2011）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入世十年来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额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出口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强于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进口额以及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净出口额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以来，正积极履行承诺，逐步放宽金融服务贸易政策，为外国提供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这些发展趋势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积极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发展过正中，我国可以进一步放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尤其是增强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出口，以此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陆燕.加入WTO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趋势[J].国际贸易,2011(9).
[2]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3]危旭芳,郑志国.服务贸易对我国GDP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04(3).
[4]张小峰,官沧海,柴彩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09(10).
[5]谭学瑞,邓聚龙.灰色关联分析:多因素统计分析新方法[J].统计研究,1995(3).
[6]郭根龙,冯宗宪.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J].国际金融研究,2000(1).
[7]韩龙,周茂荣.论WTO框架下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J].世界经济,2002(4).
作者简介：
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第4篇
[关键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Copula函数；在险价值VaR；风险积聚
[中图分类号]F832.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7-0071-05
一、引 言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指居民拥有的能够带来一定收益的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年报》统计口径，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主要由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保险准备金四大类组成。其中，现金主要满足居民家庭日常交易需求，这部分资产不但没有收益，相反还存在机会成本；储蓄存款作为居民对银行储蓄这种金融资产的投资额来考虑；有价证券可以分为债券和股票，这两者的风险差别很大，债券具有储蓄功能，风险小，而股票市场投机性强，风险较大；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中保险准备金所占比重较小，而且由于保险存在的概率赔付问题使得整个保险市场的收益率不好确定。一般而言，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和国债属于无风险金融资产，股票属于高风险金融资产。各类金融产品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配置情况，称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在不同时期，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中的资产类型持有比例是不同的，以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本文试图测算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观察其在不同时期风险的变化情况，同时分析各自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对宏观经济变动的敏感程度，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消费和投资提供研究依据。
金融资产风险测算一直是过去半个世纪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和前沿研究领域之一。1997年，J. P. Morgen集团公布了其内部使用的全面估计金融风险的方法、数据和模型，其核心技术就是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简称VaR）计算方法。VaR值就是在一定的持有期及一定的置信度内，某金融投资工具或投资组合所面临的潜在的最大损失金额（Jorion，1997）。它已被巴塞尔委员会推荐为一种允许金融机构使用、作为内部风险管理模型来决定资产监管要求的新方法，并明确建议其作为风险度量的标准。但是，度量单种风险因子的度量法，例如：市场风险因子度量法、信用风险度量法等，一般都不适用于集成风险的度量。因为单个资产所面临的这些风险形态多样且相互关联、交叉、渗透，并共同作用于资产组合，对资产组合所面临的集成风险具有叠加、放大的效应，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如何将各种不同风险、收益的资产组合起来，度量其集成风险。Sklar（1959）首先以“Copula”命名一类函数，此类函数能够把一维边缘分布函数连接在一起，形成联合分布函数。Embrechts et al.（1999， 2002）率先把Copula函数引入到资产组合的金融风险管理中。张明恒（2004）研究了多金融资产风险价值的Copula计量模型和计算方法，吴振翔等（2006）使用了Copula-Garch模型来分析投资组合风险。
综上所述，国内外有关金融风险的研究方法，从单个金融资产到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测算，已经比较成熟。但是这些方法大多只是用于宏观的金融风险的测量，尤其是股市风险的测量。对于家庭金融资产结构风险的测量方面尚缺乏相关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构建Copula函数，将家庭金融资产中的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结合起来，形成联合分布函数，并通过计算VaR来度量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在不同时期的结构风险。Copula函数运用于资产组合的集成风险度量有两个优势：①可以刻画单个资产收益率分布的非正态性质，即“尖峰厚尾”特征；②可以描述不同资产收益率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这样，Copula函数能够把具有非正态性质、相互关联的多个风险因子“连接”起来，构建由多个风险因子驱动的资产组合收益率的联合分布，并利用VaR方法度量资产组合的集成风险。
二、构建Copula函数测算金融资产组合风险VaR
在Sklar定理的基础上，测算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步骤如下：①首先计算资产组合中单个风险因子的分布；②找到风险因子之间的Copula函数；③运用单个风险因子分布和Copula函数刻画资产组合的集成风险因子分布；④使用VaR方法度量资产组合的集成风险。
（一）Copula函数的概念
Copula函数可看成一个多维分布函数C：[0，1]n[0，1]，其边缘分布F1，…，Fn为区间（0，1）上的均匀分布。Sklar（1956）提出了Sklar定理：令F为具有边缘分布F1（・），…，FN（・）的联合分布函数，那么，存在一个Copula函数C，满足：
F（x1，…xn，…，xN）=
C（F1（x1），…，Fn（xn），…，FN（xN）） （1）
其中C就是一个Copula函数，若F1（・），…，FN（・）连续，则C唯一确定；反之，若F1（・），…，FN（・）为一元分布，那么由式（1）定义的函数F是边缘分布F1（・），…，FN（・）的联合分布函数。
（二）Copula函数的分类
1. 多元正态Copula函数（multivariate gaussian Copula-MVN）
Nelsen（1999）给出了多元正态Copula函数的定义，多元正态Copula分布函数的表达式为：
C（u1，…un，…，uN；ρ）=
Φρ（Φ-1（u1），…，Φ-1（un），…，Φ-1（uN）） （2）
其中ρ为对角线上的元素为1的对称正定矩阵，ρ表示与矩阵ρ相对应的行列式的值，Φρ（・）表示相关系数矩阵为ρ的标准多元正态分布，Φ-1（・）表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的逆函数。多元正态Copula函数适合刻画对称相依性、不具有厚尾特征的多维风险因子。
2. 多元t-Copula函数（multivariate Student's Copula-MVT）
Nelsen（1999）给出了多元t-Copula函数的定义，多元t-Copula分布函数的表达式为：
C（u1，…un，…，uN；ρ，v）=Tρ，v（tv-1（u1），…，
tv-1（un），…，tv-1（uN）） （3）
其中ρ为对角线上的元素为1的对称正定矩阵，ρ表示与矩阵ρ相对应的行列式的值，Tρ，v（・）表示相关系数矩阵为ρ，自由度为v的标准多元t分布，tv-1（・）为自由度为v的一元t分布的逆函数。多元t-Copula函数适合刻画对称相依性、一定厚尾特征的多维风险因子。
3. Archimedean Copula函数
Clayton-Copula、Gumbel-Copula和Frank-Copula函数，它们只能用于二维的变量的分析：
Clayton-Copula：C■■=max[（u-α+v-α-1）-1/α，0]，其中，α？缀[-1，∞]＼{0}
Gumbel-Copula：C■■=exp[-[（-lnu）α+
（-lnv）α]1/α]，其中，α？缀[-∞，∞]
Frank-Copula：C■■=-■ln[1+■]其中，α？缀[1，∞]
Archimedean Copula函数中的Clayton-Copula函数和Gumbel-Copula函数适合刻画不对称相依性的多维风险因子，其中Clayton-Copula函数一般用来刻画具有较强下厚尾的特征，Gumbel-Copula函数则常用来刻画较强上厚尾的特征。而Frank-Copula函数适合刻画对称相依性、在中心和上下尾部分布均匀的多维风险因子。
（三）计算金融资产组合的VaR值
以包含两种金融资产的金融资产组合为例，两种金融资产的权重分别为w1和w2，并且w1+w2=1满足。使用X和Y分别代表资产1和资产2的对数收益率，P■■，P■■为t期价格，定义对数收益率为：X=ln（P■■/P■■），Y=ln（P■■/P■■），则资产组合的收益率定义为：R=ln（w1eX+w2eY）。对应的风险价值（VaR）值是：Pr（R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①使用各类Copula函数，产生相依的二维随机样本；②通过各边缘分布函数经过逆概率变换为对数收益率X和Y；③把两者代入资产组合收益率公式中，得到资产组合收益率R的样本；④计算资产组合收益率样本的分位数，即为一定置信度下的VaR值。
三、测算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集成风险
（一）数据的选取和说明
通过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手持现金、储蓄存款、债券、股票和保险准备金这五种金融资产在资产组合中所占比重进行计算发现，中国居民家庭的储蓄存款所占的比重一直比较高，在家庭金融总资产中占了一半以上，并且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居民的手持现金比例在持续快速下降，从1978年的40%多，下降到2008年的10%，期间有一些波动，从图1上看，周期性并不明显。居民持有的债券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比较高，到2000年以后逐年下降。居民持有的股票比例虽然比较低，但是变动却比较明显，反映出明显的周期性。我国居民的保险准备金比例虽然有上升的趋势，但是比重仍然比较低（见图1）。
由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中现金并不能产生收益，保险准备金持有比例比较低，所以本文只测算家庭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债券和股票。将储蓄存款和债券通过居民持有的比例合并为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股票代表家庭的风险资产。以1990年到2010年中国居民家庭的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作为原始数据，按照测算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步骤，首先计算家庭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对数收益率；然后，通过构建Copula函数计算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联合分布函数；最后，计算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VaR值。
（二）构建Copula函数计算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VaR值
计算居民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的对数收益率，并对其对数收益率数列进行正态Jarque-Bera检验，它们都服从服从正态分布，其中无风险金融资产对数收益率是右偏的，而风险资产对数收益率是左偏的（见表1所示）。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选择多元正态Copula函数构建联合分布函数。然后根据VaR计算公式，在险价值VaR的上下限区间为：VaR=R+σZα，其中R在这里为正态Copula分布函数值，为正态Copula函数的标准差，如果取显著性水平为，查表得正态分布的分位数。得到正态Copula函数和VaR值如表2和图2所示。
（三）家庭金融资产风险分析
家庭金融资产风险的特点是： 第一，居民家庭金融资产VaR值在各年间呈现波状变动，其中1991～1993年、1998年、2002年、2007年均达到高点，尤其以2007年VaR值最大。我们知道，1997年爆发过东南亚金融危机，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最终导致了持续几年的经济危机。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才达到高点，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则达到了最高点。由此的解释应该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区域性的危机，而2008年之前全球经济与金融风险积聚，经济泡沫随时都会破灭。反映到微观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上，风险已累积到了高点。第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值VaR与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波动幅度、波动时间是一致的。主要是因为无风险金融资产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的波动与资产组合的风险值VaR的波动幅度、波动时间完全不一致。而且，风险资产的收益波动与资产组合的风险值呈反向关系。其中，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的风险资产收益均低于VaR的下限值，也就是说，居民在这些年份中的总投资是亏损的。有意思的是，1997年风险资产的收益达到低点，随后1998年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值达到了高点；2002年和2007年的风险资产收益达到低点，同年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风险值达到了高点。
四、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协动性关系
本文将正态Copula分布函数作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风险的测度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GDP增长率、利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波动性相比较，分析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风险变动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协动性关系。
将Copula分布函数、GDP增长率、CPI和利率做标准化处理，然后作图观察它们的变动情况（如图3所示）。在图中，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波动要比宏观经济指标更频繁，90年代初和2010年左右，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与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基本是吻合的；而在1994年至2007年期间宏观经济经历了一次从峰顶到谷底再到峰顶的变化，即宏观经济经历了衰退、萧条、复苏的一个经济周期，并且萧条期持续了持续了5、6年之久，而在这一时期，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则经历了两次高位和低位（见图3）。
为了更好地说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协动性关系，本文试图对Copula分布函数、风险资产收益对数经验分布函数、无风险资产收益对数经验分布函数与gdp增长率、利率、CPI之间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通过单位根检验考察各变量的平稳性（如表3所示）。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除了利率和CPI是一阶平稳的，其余变量都是0阶平稳的。
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以变量平稳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分别在Copula分布函数、风险资产收益对数经验分布函数和无风险资产收益对数经验分布函数与GDP增长率、利率变化量、CPI变化量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整理如表4所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变化会影响未来5年的利率变化量和CPI变化量；居民家庭的风险资产收益变动会影响未来2至3年的宏观利率的变化量。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与GDP增长率的变化都没有关系（见表4）。
五、结 论
通过建立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Copula函数，并计算资产组合的VaR值，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VaR值的变动正契合了过去区域性或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因此，VaR风险值处于高点时，尤其是资产组合中高风险资产的收益低于VaR值的下限时，极易引发金融危机。
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信用;非均衡;货币政策;经济均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4-0004-05
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现象,尤其是2002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城乡、地区、国有-民营、虚拟-实体经济、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现象日益突出。[1]与此同时,金融信用的非均衡配置现象也日益严重。金融信用的非均衡进一步加剧了宏观经济非均衡,加大了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降低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当前,面对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危机,我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实施过程来看,过分依赖政府的拉动作用,加剧和造成了经济结构新的不平衡,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风险因素。因此,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均衡增长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促进金融信用的均衡发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保证经济均衡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
一、我国金融信用非均衡的表现与特征
(一)金融信用的城乡非均衡
与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相一致,金融信用的城乡非均衡也日益突出。从城乡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来看,由于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以及在转化金融资产能力与便利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金融资产差距持续扩大。据有关调查,城乡居民总量金融资产差距由1980年的2.1倍上升至2000年的4.0倍。1980年城乡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之比小于收入之比,但到2000年城乡居民总量金融资产的差距明显高于收入的差距。同期,城乡居民人均金融资产差距更高,由1980年的9.5倍上升至2000年的11.1倍。 从银行贷款投向看,农户贷款和涉农小企业贷款难始终是个难题,近几年来农业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重始终维持在5%。 从金融机构数量和营业网点看,国有商业银行基本撤离了农村金融市场,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局面,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网点也大幅下降,农村金融机构的减少降低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从银行贷款利率看,农业贷款利率也高于城镇贷款利率。相关调查显示农村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基本都存在利率上浮现象,其中贷款利率上浮最低的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了10%,上浮利率最高的则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150%。 而城镇居民获得房地产贷款可以享受15%至30%的优惠,国有大型企业由于其较强的议价能力,融资成本低于贷款利率下限。 贷款利率的城乡差异是农村信贷投放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金融信用的地区非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金融信用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但金融信用的地区不平衡迅速显现。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金融深化水平看,东部金融深化最快,截至2008年底东部地区聚集了全国60%以上的金融资产,而中部和西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加上非国有银行和民间金融组织的存贷资产,地区差距则更明显。 2008年东、中、西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61.3%、21.6%、17.1%(中部地区包括东北),各项存款余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60.3%、22.6%、17.0%,东部地区存贷款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4.37倍和4.08倍。 从金融结构数量及所有制结构的地区差异看,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相对较为简单,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与之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明显丰富。截至2008年,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个数、从业人员和资产总额在全国占比最高,95.5%的外资金融机构设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仅占全国总数的4%。 另外,东部地区聚集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均设在北京。从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地区非均衡极为悬殊。东部地区尤其是上海集中了我国股票、债券、黄金、衍生品等主要金融交易市场。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2008年东部地区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全国的比重为71.6%,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16.5%和11.9%。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东部地区的股票市值和上市公司数量都占有绝对优势。截至2008年末,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约占全国的58.6%,中西部分别约占23.1%、18.3%。 东、中、西部地区股票当年筹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71.1%、14%和14.9%。 国内债券筹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3.7%、8.9%和6.4%。 就保险业来看,东部地区保险公司数全国占比81.2%,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1.3%和7.5%;东部地区保费收入全国占比54.4%,中部和西部分别为27.9%和17.7%,保险密度(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保费收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2005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分别以3293元/人、2452元/人、885元/人的保险密度位列全国前3位,中西部地区基本都低于300元/人,但东北地区密度相对中西部较高。 从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差异看,东中西部的差距也非常明显。金融工具和创新与运用是地区金融市场组织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发卡量来看,中国工商银行2002年共计发行信用卡73768383张,其中东部地区发行量为44503369张,约占发行总量的60%,中部地区14714234张,占发卡总量的20%,西部地区发行量14550753张,占发卡总量的20%,西部是东部地区的33%,同期交易量西部仅是东部地区的18.13%,可见东部地区金融创新能力较强,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综上所述,从东、中、西部地区金融资产总量、金融机构及其所有制结构、金融市场和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四个方面看,东部地区金融信用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金融信用的地区非均衡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三)金融信用的国有――民营非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所占比重上升,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明显下降。近十年来,民营经济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工业增加值和出口分别保持了20%和40%左右的增长速度,每年吸纳大多1000万的新增从业人员,扣除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经济,民营的税收贡献率在70%以上,但我国金融信用配置却明显向国有经济倾斜,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日益严重。 从表2可看出,截至2008年底,其在全部短期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仅为3.37%,与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贡献严重不符。2009年以来,4万亿政府投资拉动和银行信贷快速扩张并没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相反金融信用的国有-民营非均衡问题更加突出。
(四)金融信用的虚拟――实体经济非均衡
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特点来看,虚拟经济包括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不论从房屋租售价格比和房价收入比来看,实体层面的住房需求都无法支撑现有的高房价,因此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虚拟经济的成分更大。随着1999年房改和房地产市场的启动,金融信用向虚拟经济倾斜的现象非常明显。从银行信贷对企业投资的支持来看,我国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带息债务占全部投资的比例:2004年为49.7%,2005年为45%,2006年为38%,2007年为33%,总体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与此同时,银行贷款长期化趋势明显,中长期贷款占总贷款比重2004年为43%,2005年为41%,2007年为51%,2008年为51%。 从增长率看,房地产贷款增长率远超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率,使得房贷占总贷款比重逐年攀升,从2000年的6%上升至2007年的17%左右。 上述数据表明金融信用向房地产市场的倾斜十分明显。银行信贷向房市的过度倾斜是房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如李宏谨(2005)对中国房地产的实证检验发现银行信贷在房地产市场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增加1亿元贷款,房价上涨0.685元,房地产供给贷款弹性为0.95,需求贷款弹性为0.68,说明银行信贷直接决定房地产供需。[2]关于银行信贷是否大量流入了股市,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开通融资融券业务,银行信贷没有直接进入股市的渠道,但仍存在间接渠道进入股市,一是企业可能将一部分贷款用于股市投资;二是一些银行贷款可能以房地产贷款的名义进入股市。桂荷发等(2007)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银行信贷的一个标准差正冲击,股票价格在1至5季度内呈现正响应。[3]2009年上半年,我国银行信贷增长放出天量,与此同时,股价也出现了迅速的上涨,证明了银行信贷与股价的紧密关系。总之,银行信贷投向的虚拟化日益加重,对实业投资的支持不足,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
(五)内外经济失衡背景下的金融信用非均衡
2002年以来,在外贸、外资“双顺差”的局面下,外汇储备连年快速增加,截至2009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21316亿美元, 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导致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过多投放了人民币。在“双顺差”背景下,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国际热钱加速流入中国。根据估计,2005年大约有670亿美元热钱流入中国。 总之,在“双顺差”局面下,金融信用的扩张加快,且金融信用过多的配置到了外贸部门和金融资产部门,非贸易部门的金融信用供给不足。[4]
二、金融信用非均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通过货币政策调节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从各国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看,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总量保持合理的稳定的增长速度;二是通货膨胀保持在合理水平。由此可看出,不论是理论界还是货币政策当局,对宏观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都缺少重视。理论上非均衡导致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和脆弱性大大增加,增大了货币政策调节的难度。在金融信用非均衡的背景下,旨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调节可能引起宏观经济的过激反应:一方面,如果货币当局面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建议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但在扩张货币政策的刺激下,通过非均衡的金融信用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非均衡,大大加大了宏观经济风险和脆弱性;另一方面,如果货币当局面临经济过热,应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资产泡沫首先破裂,实体经济可能硬着陆。因此,经济、金融的非均衡背景下,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调节不但没有熨平经济波动,反而加大了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有效性大大下降。
(一)宏观经济非均衡与宏观经济风险
严重的金融信用非均衡是我国宏观经济非均衡的重要原因,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从收入分配来看,金融信用非均衡是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拉大的重要原因,而持续拉动的收入差距使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大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衡量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上升至目前的0.46,其中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5和0.40。 从收入的城乡差距看,1980年,城乡收入比为1.86倍,2006年扩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计算在内,我国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5-6倍。 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35.7%上升至76.9%,上升了41.2%。 同期,农民收入的比重则由64.3%下降至23.1%。 占全国41.8%的城镇人口占有着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9.2%,而占全国58.2%的农村人口仅占有30.8%,收入分配明显向城镇倾斜。 从收入的地区差距看,2008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20195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13204元、12839元、13037元,与东部地区之比分别为65%、64%、65%,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8108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4448元、3574元、5142元,与东部地区之比分别为55%、44%、63%,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明显。 从收入分配的行业差距看,国有垄断行业利润过高导致行业收入差距在加速扩大。1978-200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从615元增加至18364元,同期,行业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从458元扩大至32249元,扩大了69.41倍。 按20多个大行业划分,2005-2007年全国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超过6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6%下降至2006年的36.3%,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 消费-投资非均衡导致产能过剩,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增强。内部非均衡必然表现为内外经济的非均衡,在产能和储蓄过剩的背景下,出口快速增加,由每年净出口带来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且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外资涌入,其结果增大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由于金融信用的非均衡作用,又进一步拉大了国内收入差距和消费-投资非均衡,大量资金流入金融资产市场导致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波动异常,加剧金融-实体经济的非均衡。如果不能有效降低我国金融信用非均衡、收入差距、消费-投资非均衡、金融-实体非均衡,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而且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信用非均衡,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的非均衡现象,使得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很大的风险,货币政策操作难度非常大。
(二)国有――民营发展非均衡与宏观经济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民营企业已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但与国有经济比较,民营企业在获得金融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以北京市为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约占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的20%,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占80%。 国有大型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与银行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其融资成本低于贷款利率下限。民营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的门槛仍过高。在金融资源向国有大型企业集中的体系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下降加大了我国宏观经济风险。
首先,货币和信贷资源向国有大型企业的倾斜,将进一步加强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国有大型企业一般集中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核心产业,位于产业链的上游。国有大型企业垄断地位的提升,势必使得企业在上游产业领域,如石油、煤炭等资源类产业,具有很强的垄断定价能力,追求垄断利润必然导致上游产业价格的上升,并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产业,加大通货膨胀风险。另一方面,国有大型企业由于可获得高于市场收益率的垄断利润,国有大型企业职工的工资和福利的增长水平大于其他行业和中小企业,进而可能导致国有部门内部的“工资-国有企业垄断价格”螺旋上升机制,加大我国通货膨胀风险。
其次,国有大型企业资金运用虚拟化,表现为三点:一是在实体经济紧缩的大背景下,大量闲置资金流入股市和楼市。从股市看,2009年的股市上涨主要是流动性充足造成的,而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家庭投资者被套牢的情况下,国有大型企业由于获得了当前信贷扩张的大部分资金,其资金是充足的,最有可能流入股市。从房地产市场看,2009年大量“地王”的出现基本上都是中央企业造成的,中小房地产开发商和民营开发商并没有积极参与。二是委托贷款大幅增长。从北京市的情况来看,总部企业较多,实力雄厚,总部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数量迅速增加,并游离在信贷规模之外,大量闲置资金进入资产市场催生了资产泡沫,加大了未来通货膨胀风险。三是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股票市场、信贷市场等多种金融渠道获得大量的外源融资,而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很难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也由于信贷配给、门槛效应等原因而面临融资难,但国有大型闲置资金很少用于技术创新,无法实现产能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长期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是科技创新,而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将削弱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三)虚拟――实体经济非均衡与宏观经济风险
在金融信用的金融-实体经济非均衡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调节导致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异常,货币政策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目标难以实现。近年来,在外部经济不平衡、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深化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金融层面和实体层面进一步分离,资产价格自我发展机制已形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下,货币流向金融市场,在资产价格自我发展机制的作用下,资产泡沫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资产价格泡沫加大了宏观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其价格的剧烈波动对实体经济稳定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
理论上来说,资产价格波动可以通过以下渠道传递到实体经济:一是通过财富效应和托宾Q影响消费和投资,从而对产出和物价水平造成冲击;二是资产负债表效应;三是资金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替代效应。温和的资产价格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托宾Q效应,有利于扩大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在乐观预期的推动下,资产价格异动上升,可能形成“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螺旋上升效应,即银行信贷流入虚拟经济推升了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提高了抵押品价值,又可以借贷进入股市和房市,从而形成资产价格与银行信贷的自循环体系。另外,资产价格泡沫产生“吸水器”效应,即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采取利率上升或者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将首先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进而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紧缩效应。
(四)内外经济非均衡与宏观经济风险
在内外经济非均衡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是通货膨胀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中国人民银行被动的购买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进而增大未来通货膨胀压力。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国际贸易经常项目顺差;二是FDI流入;三是国际热钱流入。而汇率具有传递效应,一般来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会降低进口品相对价格,降低输入性通货膨胀风险,但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小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的程度,仍有可能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国际套利,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加大,国际热钱大量流入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根据刘莉亚(2008)的实证研究,国际热钱的涌入显著地推动了住宅价格尤其是豪华住宅价格指数的上升,并且住宅价格指数变化率的波动中有约20%是由热钱异动所致。[5]全球流动性过剩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美元泛滥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加
大。[6]
三、以金融信用均衡发展推动经济均衡增长
非均衡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非均衡有扩大的趋势。从宏观经济供求角度看,中国是一个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国家,而美国是一个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国家。在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我国经济运行日益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而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下降,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美元贬值预期下,我国实体经济取得的成就可能被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摧毁。因此,当前经济形势下,改变我国经济非均衡态势,促进经济均衡增长已经刻不容缓。金融信用的非均衡和经济非均衡是相互促进的,要打破我国经济的非均衡状况,需要综合的经济政策,着手改变我国金融信用的非均衡状态是重要的环节。
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建立富有创新与竞争、功能齐全高效的金融体系。一是微观金融组织的再造。我国金融机构的垄断程度很高,竞争机制不足,造成金融效率较低。应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产业资本和外国投资金融领域,形成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和谐竞争的格局。尤其要加快和扶植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微型金融的发展,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主要由农村信用社垄断,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这种局面应尽快改变,以此改变金融信用的城乡和地区非均衡。二是政策性金融体现政府的经济导向作用,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银行信贷倾斜。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创业投资,推动信用担保和增信机制的创新,发展中小银行等措施,逐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形成开放的金融市场,逐步放开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大力开发金融产品。
目前,随着我国财富的积累,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以增加投资渠道分散风险。同时金融工具的开发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正如袁志刚(2008)教授指出的,如同我们已经享受了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一般,未来三十年的发展经济需要“金融红利”的支撑作用。[5]我国需要一个均衡的金融体系,以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同时货币政策调节的有效性也将得到提高。[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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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荷发.银行信贷与股票价格动态关系研究[D].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08.
[4]杨国中.流动性、通货膨胀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第6篇
随着中国证监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于2002年12月1日施行，QFII作为一种资本市场渐进开放的制度安排正式进入中国。本文对QFII出台的经济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QFII对我国资本市场将产生改善效应、引导效应、纠错效应、学习效应和介入效应。最后，对QFII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以及风险控制措施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QFII资本市场金融自由化风险控制
一、QFII的经济背景：渐进式金融自由化的必然产物
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是中国渐进式金融改革或金融自由化战略的一个必然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推行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经过20年的努力，我国金融体制在产权结构、市场结构以及金融产业规模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明显。在金融业的改革逐步推进的同时，我国也在努力推进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我国的业务规模和业务范围逐步扩大。但是我国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是相当谨慎的。我国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之所以未受较大冲击，其主要因素在于我国资本市场是基本封闭的，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实现自由兑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国资本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就象有些学者形象地指出的，“我没有输球，因为我没参加比赛”，但是这种幸运并不是永久性的。封闭不是长久之策，中国的金融体系终究要面对世界竞争。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资本账户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成长的必然趋势。QFII的出现，正是这种要求的产物，是我国走向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下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这个目标的一个中间目标，一种渐进策略。
从国内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认为，QFII的出台与近年来我国股市的低迷有一定关系。从1999年到现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1年9月之前，这个阶段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态势良好，市场交易非常活跃，给经济发展注入了不少活力；但在2001年9月之后，我国证券市场逐渐走向低迷，人们对股票市场的消极预期增强，2002年全年的低迷态势更是十分明显，股票投资收益率也有很大下滑。资本市场的低迷态势与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趋势十分不协调。因此，引入QFII，对于激发资本市场活力，遏止资本市场低迷态势是有一定作用的，尽管我们不应将其估计过高。
QFII出台的第三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国加入WTO。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作的有关金融业开放的各项承诺近期要逐步兑现，其中包括银行业的开放（最终允许外国银行业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证券业的开放（允许外国证券公司从事中国股票的承销和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交易以及基金的发起）以及保险业的开放（最终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展保险和再保险业务）。QFII的引入，是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步骤，通过引入QFII，我们有选择、有控制、有目的地引入一定规模的外国资本，实现资本市场的部分开放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局部可自由兑换，这是WTO在金融业开放方面的基本要求。中国历来是以开放促改革，在内部改革压力和阻力增大、各方利益主体矛盾难以消弭、改革推行成本加剧的时候，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改革，是我们一贯的秘诀。QFII的引入和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也必将发挥同样的作用。
二、QFII对资本市场将产生五大效应
可以说，作为我国金融自由化（包括国内金融体系放松管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的自由化）的一个过渡性的步骤，QFII制度对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未来影响必定是深远的。具体而言，我认为QFII制度会产生以下的效应：
第一是资本市场结构的“改善效应”。我国资本市场中以散户投资为主，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仅仅占10%，这种资本市场结构非常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容量的扩大和市场稳定性的提高。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机构投资者占整个证券市场的股权比例来看，英国约占75%以上，日本是50%左右。引入QFII，可以大大增大机构投资者在整个证券市场中的比重，这不但可以较快地扩大资本市场容量，而且机构投资者的长远投资和理性投资会增加市场的稳健性，减少资本市场的波动性。美国股票的年波动率在20%左右，而我国股票的年波动率在60%以上。机构投资者增多，对减少波动率有好处。
第二是资源配置中的“引导效应”。QFII都是在全球有影响的、投资实战经验丰富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来到我国之后，其投资倾向必然会对我国的投资者产生相当大的引导作用，从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从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瑞银华宝和野村证券的投资倾向看，它们的投资选择基本集中于蓝筹股。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境外机构投资者选择的并非一定是大盘股，但肯定都是行业龙头，可见在初期阶段QFII感兴趣的投资方向是蓝筹股。蓝筹股的普遍特性是具有行业代表性、流通量高、财务状况良好、盈利稳定、派息固定。但是蓝筹股作为证券市场的基石，却在资本市场中长期受到冷落，在沪深股市的价值长期被低估，这可能与蓝筹股大多属于传统行业的骨干企业、盘子大、缺乏想象力有关，而境外机构投资者对蓝筹股的青睐，必将使蓝筹股在股市中的遭遇有所改观。
第三是金融监管中的“纠错效应”。QFII的引入对东道国金融监管提出了崭新的要求。境外投资者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供应者的预期投资回报，因此从利益驱动的角度来说，境外机构投资者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寻求投资利润的机会。当东道国的政府金融监管、外汇管理机制、证券市场游戏规则、托管银行管理制度等方面出现漏洞的时候，境外机构投资者就有可能利用这些漏洞进行投机性活动，获取投机利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QFII的投机活动虽然有可能带来一定风险，但同时也建立了一种有效的“纠错”机制。它逼使金融监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和证券市场管理者及时修补“漏洞”，逐步将相关监管制度严密化、监管规则规范化，同时不断提高监管行为的有效性。在QFII的投机性投资活动和监管者的监管行为之间，永远存在着这样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俗语说“水涨船高”，随着QFII纠错功能的实现，我国的资本市场规范性和金融监管水平也必将得到提升。
第四是金融运作和证券投资中的“学习效应”。实际上，一个国家金融业开放的过程，就是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向国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学习过程，外国金融机构给东道国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资金，而是理念。国内投资者从学习国外金融机构的投资理念中，逐渐学会如何判断金融市场的趋势，学会如何从经营业绩、财务状况、未来发展趋势和公司内部机制等方面遴选和甄别不同成长前景的公司，学会如何进行资产组合和资产管理以提高投资回报率，学会如何进行金融创新以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和投资收益。获得我国QFII资格的都是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它们在资本运作方面具备长期的全面的全球性经验，国内金融机构必将从中汲取宝贵的营养，学习到有价值的投资理念。
第五是公司制度变迁中的“介入效应”。国际经验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从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美国，机构投资者一般通过“关系投资”和“过程投资”两种形式参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关系投资”是指投资者作“耐心股东”，从财务评价和公司治理两方面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以获得长期回报。机构投资者积极介入企业管理，参与到企业的财务、人事和发展战略等重大决策当中。“过程投资”指机构投资者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管理决策，而是着眼于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善、实施反映股东价值取向的治理活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可以达到双方福利的同时增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降低了“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上市公司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根本改变，从而提高自身盈利能力；而同时，机构投资者也通过介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改善而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从而在弥补监控成本之余获得更多回报。我国引入QFII之后，国外机构投资者必将对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对我国企业改革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然，这些正面效应的显现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一方面将QFII看作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助推器，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对QFII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估计，尤其是要加强监管力度，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QFII并不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救命稻草”，在引入QFII促进金融业开放的同时，我们应该加快金融业内部改革的步伐，尤其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改革，同时为国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和国内民营资本平等参与金融业竞争创造制度条件。[NextPage]
三、QFII制度的国际经验与资本市场风险控制
新兴市场经济中，有许多国家在90年代以来开始实行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其中包括拉美的巴西等国，东亚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南亚国家印度等，我国台湾地区也于1990年12月28日公布开放外国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台湾股市。应该说，QFII的引入，对于促进东道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对于东道国投资者投资理念的提升与改变、对于东道国资本市场游戏规则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与规范化、以及对于东道国金融人才的培育等等，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入QFII的经验表明，我们千万不要将QFII当作本国资本市场的“救命稻草”。这基于三个理由：第一，在引入QFII初期，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大量系统性风险，境外机构投资者会持观望犹疑姿态，因此所引入的QFII规模必然是有限的，对其作用不应作过高预期。第二，尽管大部分国家引入QFII之后引起相当规模的外资流入，从而对本国资本市场产生积极效应，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QFII进入初期由于各种市场因素的作用，QFII介入股票有可能产生不盈反亏的情形。1991年4月QFII正式进入台湾地区股市，但是QFII介入的股票跌幅超过投资者预期，可谓亏损惨重，截止到1993年10月进场外国资金累计亏损36%。但到1994年8月，由于基本面利好的刺激，外资概念的股票才恢复涨势，QFII平均获利率达到42.12%。第三，外国机构投资者的目标与东道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并非一致，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对于外国机构投资者，它们所关心的是满足资金来源国投资者的收益回报要求，这种强利益约束和利益驱动导致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国外机构投资者有可能利用东道国在资本市场监管和游戏规则方面的漏洞和缺陷进行投机性的投资行为，这些行为会对本国资本市场带来比较大的负面作用。
但有些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持一种过分的担忧态度。他们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这种观点虽然并非没有道理，但无疑是非常片面的。新兴市场资本项目的开放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次序和路径选择、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行为的规范化改革、自由化过程中的政府监管和宏观经济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次序和路径选择来讲，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之所以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出现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其激进式的自由化策略导致国内经济政策衔接不力。资本账户自由化必须遵循一定的次序，不能一蹴而就。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国内金融自由化、经常账户开放、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不应一概而论。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资本项目本身的自由化应该是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长期证券投资，后短期证券投资；先放开资本流出，后放开资本流入。我国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正是遵循了这样的路径。南锥体国家中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但因其采取激进的自由化策略，导致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匹配，从而屡次引发金融危机。
从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讲，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弊端，这些弊端是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之一。东亚金融体制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强调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金融体系的产业工具性质；广泛的信贷配给现象；不透明不明确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扭曲的银行——企业关系。这些特征增加了东亚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有人把东亚金融危机仅仅归结为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这是有失公允和全面的。
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控制的角度来说，实现资本
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第7篇
而笔者认为，鉴于目前相关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因此对放开存款利率限制的期望不应过快，无论是存款保险机制还是金融机构清算机制，都难以一蹴而就。放开存款利率则将进一步加大银行业内的竞争压力，而中小银行是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这容易造成中小商业银行经营困难，坏账增加，从而连累宏观经济，尤其是我国目前经济还处于经济下行和调结构周期，推行存款利率市场化应当慎审。
宏观经济非平稳时期。存款利率市场化除了需要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主体、市场化的利率、费率定价权限和良好的社会认知程度以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据彭博社报道，在标准普尔的报告中，信用分析师AndrePalmer称，亚太地区的主要风险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其实际GDP增速已经威胁2013年增长7.5%的官方目标。依据标普的基本假设，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长7.3%，明年维持在该水平。依据下行假设，预计今明两年下滑至6.8%， 依据严重下行假设，预计今年下滑至6.5%，明年下滑至5.0%——无论是哪种假设，均认为我国经济下行趋势尚未见底。同时，由于制度因素作用，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同样略显偏紧；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增长较为缓慢、存贷比处在偏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一方面可能导致存款市场利率迅速跳升、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可能加剧，甚至造成金融市场较大的动荡；另一方面，在信贷需求旺盛的条件下，资金成本大幅上升必然导致银行同步提高贷款利率，将大部分或者全部的新增成本转嫁到借款客户身上，从而对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冲击。第三是，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自由化，其同步在经济下行周期、货币紧缩周期，特别是热钱大规模外流前夜推出，将会给国际资本，特别是投机热钱，做空中国造成客观条件。
存款保险制度缺失。存款利率要放开，首先得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尚未推进。相应的，一些相关法律如《存款保险率法》、《商业银行破产法》也还末建立。如果不做好准备，存款利率的放开很容易导致金融崩溃。从美国经验来看，尽管利率市场化完成后银行业存贷利差并没有下降，而且美国早在1933年就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但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创新金融工具发展和更为激烈的竞争，仍然使得大批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倒闭，仅1987年到1991年每年平均就有200多家倒闭，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剧烈波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历程都在10年以上，而2到3年内快速市场化的拉美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名义利率急剧上升、金融机构大量倒闭的现象。截至2011年，已经有111个国家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越低收入的国家越倾向于隐性的保险制度。而在我国，目前的存款保险是以隐性保险制度的形式存在的。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的提速，建立透明有效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将变得更为紧迫。
金融市场不够稳定。现在中国的金融风险已有所积累，今年年中出现的“钱荒”就是一次预演。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后很有可能收窄存贷利差，加剧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减少对利息收入的依赖。从而促使其更多的发展高利息收入的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发展理财业务及其他资金业务。这对目前的银行靠吃存贷息差为主的发展模式具有极大的冲击，如果推进太急促，极易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及不稳定。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受欧美金融危机影响，国内银行股估值偏低，从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受到制约。国内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的约束下，只能保持12%—13%的信贷增长，这不仅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也不利于满足居民企业的贷款需求增长，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此时推出存款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的股价会进一步受到打击，再融资能力和经营发展能力再次受到限制，有可能陷入股价下降和经营发展能力交替下降的困境。
保险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范文第8篇
【关键词】延迟退休 政策性保险 相互制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退休年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决策，涉及到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而现在人社部的方案只是在研究什么时候延迟退休，延迟几年合适，已然认定了退休年龄的调整必须是延迟。究其原因，是延迟退休可缓解政府养老支付压力，毕竟延迟退休年龄利于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增加退休后收入，劳动者在60岁以上仍然可以自食其力，自己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
但从宏观经济形势、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以及就业情况等方面来分析，我认为我国目前尚不适宜进行延迟退休。
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任何的经济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宏观经济形势这样的大背景，基于我国即将面临的养老金重大缺口，人社部才寄希望于延迟退休，以期通过延迟退休带来的巨大“收益”来弥补养老金的不足。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弊病重重。过度投资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增长乏力，使中国对外依存度过高。同时，投资和消费失衡造成大规模的产能过剩。
然而，延迟退休并不能够解决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状况，甚至会加重产能过剩。因为延迟退休对于社会就业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就业市场上处于明显的供过于求的状态，延迟退休更加挤占了市场新入劳动者应有的就业岗位。大批失业者在市场上出现，并且这部分失业者的消费则更无从说起，更会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的失衡，对整个社会无益。
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分析
再从微观的经济社会体制方面进行分析，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依旧存在相应地问题，而解决方案不能够仅仅通过延迟退休来扬汤止沸。
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同样是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难点。我国有8亿多农民，农民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实现建立社会保障的目的，也会对社会构成巨大的不安全隐患。
所以延长退休年龄，由老年人自己工作自食其力来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不然。如果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得当，老年人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并不需要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同时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延迟退休年龄仅仅是为了解决养老问题，这正说明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有失偏颇，所以建立适合当前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势在必行。
三、医疗制度缺陷分析
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即在医疗市场化之前，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25%左右，扣除公共部分，个人实际支出的看病费用只占到总费用的17至20%，在那时候的居民看得起病。然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个人医疗卫生支出逐年急剧大增，2001年即超过65%，2007年将超过80%。在10年间，我国居民个人付出的医疗费用翻了4倍多，从当初的个人支出可以忽略不计变成了现在的国家支出可忽略不计，看病贵就是自然的了。
同时我国目前实行的“以药养医”制度存在重大的社会隐患，中国目前的国际通用类药品（西药）生产成本应该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在医院或药店则是欧美市场价格的2-14倍。医院的药品医疗近乎漫天要价，一个家庭因为一个成员的重大疾病而近乎倾家荡产的新闻屡见不鲜。而且居民对医生的怨恨情绪也水涨船高，杀医事件的频发也让我们不寒而栗。
老年人是重大疾病的高发群体，理应让他们更加健康地安享晚年。减轻老年人的工作压力，同时让他们能够看得起病，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体制应该具备的良好状态。
四、就业现状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注入市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扩大就业关系到当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就业将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发展最大的难点。
根据人社部《2011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来看，八成以上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有要求，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对35岁以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用人需求增长幅度较大。
虽然这仅是一个季度的分析，但是可以看到，大多数用人单位会青睐年轻人，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年龄45岁以上的仅有4.9%，可以想象出要求劳动者年龄60岁以上的会有多少？
从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偏好来看，延迟退休并不能够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相反，持续雇佣60岁以上的劳动者，未必能够继续对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对此企业或许还会付出雇佣年轻劳动者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的机会成本。
五、结论
延迟退休涉及到当前经济社会各个制度层次，各方面争论不休。不过从整个经济形势上来看，只有等我国养老保障体制、医疗体制和就业形势等方面得到完善，改善养老问题以及养老金的缺口，那时再推出延迟退休或许更加合适，目前尚显得操之过急。
参考文献：
[1]庹国柱， 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