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增人口；老龄化；相关产业；社会经济
本文受高校自主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5030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资助（项目编号：G20151202600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24日
《辽宁省2013年度卫生计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13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5，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更是高达19.1%。其中，沈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大连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虽然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但老龄化现象相比全省更加严重。就此增长率数据结合通过进行生育意愿问卷的抽样调查结果分析，在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后，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就长期而言，新增人口将不断增多，因此预测辽宁省未来十年人口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以来，生育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考虑到二胎的养育成本和当下的物价消费水平，很多符合条件的适育人群没有享受到“单独二胎”政策的福利，因此新增人口数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并没有很大的人口突破。五中全会决定放开“全面二胎”政策，即：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一政策的宣布，立刻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纷纷表示政策实施后，有意愿生育二胎。对此，我们可预期的结果是“婴儿潮”的出现更加刺激辽宁省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教育产业的影响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振兴与繁荣起着巨大的作用。“全面二胎”政策实施以来，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我们的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后备军，将直接影响基本战略的实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的转变，孩子的教育也成为了家庭一个重要的计划。
（一）新增人口增多，直接刺激幼儿园和各种幼儿培训、托管的猛增。而家长也愿意将时间与精力投资在这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优质的照顾，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由于近年来就业压力的影响或个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很多母亲选择不做家庭主妇，早早地把孩子送到托管或幼儿园中，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里。虽然家长可以选择让爷爷奶奶带孩子，但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及孩子的学前教育问题，更多的父母会选择托管和幼儿园，让专业的人员护理孩子。所以，从直接的影响来看，私立、公立的幼儿园、托管将会大幅度增加，以满足“全面二胎”政策带来人口增加的趋势。
（二）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政策，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预计未来小学、初中的受教育人数会普遍增加。那么，学校就会面临着校区扩建、师资力量补充等各种问题。目前，在辽宁省乃至全国教育设施系统和政策不完善的前提下，政府及教育部门将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增长进行预测、部署以及资源整合和调整，优化教育结构。
（三）人们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父母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增强孩子未来在社会上的竞争力，许多父母都为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特长班，期望孩子在学习之余能发展几门特长，为孩子将来更好地择校和就业加上一把保险锁。对于孩子本身而言，发展几门特长既有利于他们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也能培养起他们健全而又丰富的知识结构，同时对其社交面也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各种特长班会随着婴儿潮的出现迅猛发展并不断地完善成为一种新的朝阳产业。
教育贯穿于我们的一生，随着政策的实施，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将不断增加，所以高校的软硬件设施设备也将进入一个快速更新与进步的时代。除了教育的直接对象――学生增长之外，还有各个与教育有关的群体及个人也会产生量的变化。教师是教育的承担者与载体，政策实施的直接影响就是需要更多的优秀教师资源进行教学，那么某种意义上也就可能解决了新一代“90”后、“00”后的工作问题。同时，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培训班也会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样也带动了辽宁省相关教育产业的进步与发展。
二、“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家政服务业的影响
家政服务业是指将部分家庭事务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由社会专业机构、非盈利组织、家政服务公司等专业人员来帮助家庭与社会互动，构建家庭规范，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家政服务涉及20多个门类，200多个服务项目，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性特点，家政服务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传统的搬家、保姆等项目不断细分，月嫂、陪护、保洁、保健等服务不断成为家政服务的主要内容。
（一）月嫂的功能将会越来越显著。月嫂是与“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相关的一个服务群体，是母婴护理师的俗称，主要是专业护理产妇与婴幼儿，服务的内容以月子护理为主，新生儿的护理占80%，产妇的护理占20%。在“全面二胎”政策影响之下，婴儿的增多也会导致对月嫂的需求增加，那么月嫂市场就将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月嫂培训势必会迅速发展，而且会由中年父女向年轻女孩或者更广泛的女性范围扩张或延伸。同时，根据我们的观察以及走访，发现大连本地在近几年里出现和发展了多家的月子中心和会所，其中根据服务项目和级别的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月子中心这个朝阳产业，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动下势必也将会蓬勃发展。不论是月嫂还是月子中心，这两者都是政策的受益者，这是一个在新时代里可以不看学历而看能力和经验的工作项目，这样的工作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女性因低学历而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尤其是下岗工人或者是农村妇女。除此之外，还可以增加人口就业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除了月嫂之外，另一个与家政服务密切相关的是保姆行业。保姆与月嫂不同，它的服务周期和服务范围都比月嫂较为广泛。所谓月嫂，就是指其工作周期在新生儿诞生的前几个月内，照顾新生儿母亲并帮助她护理新生儿成长初期遇到的各种问题，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新生儿。当孩子逐渐长大，不再需要月嫂的专业陪护，而父母又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和管理家务时，就会对保姆产生很大的需求。保姆是专门根据要求为所服务的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儿童、老人、病人，管理家庭琐碎事务的人员。她们负责家庭所有成员的健康和膳食营养管理、家庭人员日常生活流程的安排、家庭成员与亲朋好友、社会关系的处理等问题。保姆的存在让孩子的父母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中，减少了处理日常琐事浪费的时间。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动下，保姆行业有着很光明的前景。除此之外，婴儿潮的出现也会在其他相关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保洁、保健、陪护等，将会大力推动辽宁省经济的发展。
三、“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婴幼儿市场的影响
首先，乳制品、奶粉等婴幼儿食品、孕妇保健养生品行业的发展。“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新生儿人口的增加对辽宁省母婴市场的需求大大增加。二胎政策的落地，婴幼儿奶粉行业将首先受益。若考虑奶粉喂养比例的提高和奶粉价格的自然增长，未来几年行业整体收入增长可能超过20%。随着人们对孩子的营养补充意识的提高，对优质奶制品和对孕妇的保健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奶粉在这类市场的占有率较高，因此“全面二胎”政策将显著增加国产奶粉的销量并促使辽宁省乳制品、婴幼儿保健品朝着优质、高效、健康的理念发展。
其次，婴幼儿生活用品、婴幼儿及孕妇的服装产业的发展，儿童相关行业及产品，如尿布、婴儿推车、儿童服装等会明显受益。“全面二胎”政策逐步放开带来的政策红利，已经促动了国内外众多的服装品牌纷纷加速在童装市场里的布局。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用品、最好的服务、最科学、最安全的产品，随着新一代年轻父母消费观念的转变，婴儿纸尿裤在国内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走强的趋势，这让婴儿纸尿裤行业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庞大市场。由此可推之，育儿生活用品产业将不断发展。
最后，益智类儿童玩具、动漫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各种各样的新式玩具争相迸发，儿童益智类玩具也发展得风声水起，例如家教机、智能游戏机、智能汽车、各种动漫人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智能玩具。智能产品的出现引起了孩子的兴趣，并且巧妙地抓住了孩子的喜好，充分调动孩子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助力开发孩子的脑力世界和精神世界。随着家长生活观念的转变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发展益智类玩具和动漫产业的需求就日益凸显，对辽宁省的服务业创新起着推动作用。
四、“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养老产业的影响
辽宁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的省份之一，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影响辽宁省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放缓了老龄化进程，但短时间内来看，“全面二胎”政策不能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辽宁省养老问题还十分严峻，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同时也给辽宁省养老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一）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就目前来看，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是我国目前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在这三种模式构成的体系中，家庭养老作为传统的养老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养老院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的发展则严重滞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80、90”一代绝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很多人都面临着要赡养四位老人的重任，在这种家庭结构下，“养不起父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及高龄老人的日益增多，急需突破原有的家庭养老方式，建立多种适合省内发展的养老模式，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通过对辽宁省内一些养老机构走访调查，结合辽宁省一些养老机构的资料，分析出目前养老存在以下问题：（1）养老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在已有的养老机构中，社会化养老设施不足、基础薄弱；（2）专业护理人员极其短缺。辽宁省养老机构不仅数量少、容量不足、设施简陋，而且普遍缺乏护理人员，且专业技术服务水平低，专业护理人员极其欠缺；（3）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滞后。我国养老机构主要分公立和民办两种。其中，公立养老机构属于社会福利性质，入住率接近100%，全社会普遍存在一床难求的现象。而民办养老机构则由于投资回报率低，民间资本进入的意愿和热情不高，现有数量只占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10%。相比公立机构，由于收费较高，民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较低，床位使用率仅58%。
（二）养老产业依然存在发展机遇。根据以上养老问题的现状分析，“全面二胎”的实施对辽宁省的养老产业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有需求更带动养老产业的发展，为辽宁省养老产业带来发展机遇。伴随传统养老模式的削弱，辽宁省的社区养老、助老将在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提供的医疗护理、休闲娱乐等，可以替代家庭的一部分功能，补偿某些家庭缺失。高龄老年人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得到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交流情绪和感受，消融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苦闷与烦恼，得到精神慰藉与寄托，形成健康、和谐的心理状态，排除高龄老年人常有的孤独和失落感。因此，也催生出辽宁省养老产业的衍生服务业，如老人陪聊服务、老人心理咨询、老人健康理疗等等。针对高龄老年人的特殊身体状况，政府也应建立高龄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体系，比如每年对高龄老年人进行身体检查，对高龄老年人的医疗收费进行优惠，特殊情况应免费治疗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完善辽宁省养老保障体系。
五、“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医疗产业的影响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不断推进，加之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全面二胎”政策的冲击，人们的生育意愿逐步提高，将会在未来几年内产生强大的婴儿潮，这必将带动一系列婴儿产业的发展，与婴儿产业密切相关的就是妇产科事业与医疗器械事业。
妇产科事业和医疗器械事业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父母爱子心切，在传统思想的认知下，他们会不惜一切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环境。医院是新生儿降临后第一接触的地方，婴儿潮的出现不仅会对妇产科医院产生大量的需求，而且对相关领域技术水平和医疗器械的要求逐步提高。需求的增长也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在人们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时代里，强大的竞争压力必将会带领妇产科事业和医疗器械事业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像当下热门的“互联网+医疗”（即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其包括了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管家服务）为更多的适孕人群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于是“互联网+医疗”的创新创业项目应运而生，大连市的许多医院也不断推出“掌上医院”等一些电子医疗的项目，提供更好、更快捷、更便利的医疗服务，解决看病排队耗时长、老人的保健护理等问题，同时为孕期妇女打造了更科学的孕期方案以及婴幼儿的生产方案，这也为辽宁省医疗器械、妇产医疗保健、儿童孕妇医药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在政府强有力的监控下，积极发展医疗产业将是辽宁省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就目前医疗市场现状而言，儿童医疗市场供需明显不足，因为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随着人们生育意愿的逐步提高，产妇数量也会不断增多。新生儿出生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运而生，如接种育苗、预防流感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对儿童医疗相关行业的需求大大增加。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过程中，满足全面二胎政策而不满足单独二胎政策的人群，从年龄结构上比较偏向30～35岁以上，较短期看高危产妇会增多，会增大医务人员的压力和风险，对技术精湛、有较高的从医素养的知识应用型人才的渴求度提高，也对辽宁省的医疗发展水平和医疗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六、“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保险行业的影响
保险行业一直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行业，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保持对保险行业的较高需求。“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新生儿增多，人口随之增加，同时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辽宁省的社会保险行业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保险将会出现进步与发展。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保险长期内呈现上升趋势。在“全面二胎”政策下，新生儿会增多，父母为了让适龄儿童在上学期间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将会购买更多关于教育方面的社会保险。此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增加，会通过购买各样的社会保险来保障自己的健康，例如医疗、工伤、失业等一系列的保险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样，新生儿的增多生育险也会出现上升的趋势。
需求的增多会带来保险行业的发展与进步，不论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全面二胎”政策将会推动辽宁省保险业的发展，这也要求辽宁省保险行业推陈出新，在获得广阔客源的同时更加有效地保障居民的权益。
七、“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一）从短期需求来看，“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会太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有可能生二胎的夫妻工作刚刚稳定，他们的经济基础只能满足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费用，而不具备为了再生一个孩子换房以及抚养教育的经济实力。因此，为了节约支出，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短期内家庭不会产生换房或购房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30年来，已积累了1.4亿户独生子女，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父母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当前的投资趋势，很可能还要多更多），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下一代是无需为住房担忧的。但是，也存在更换户型，或者为了孩子的成长而刻意购买学区房的可能。
（二）从长期需求来看，未来房地产需求表现不会太明显，整体需求会呈上升的趋势。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增加了新生儿的出生数量，每年将近有百万的新增人口，虽然短期内由于家庭经济等方面原因房地产需求不会产生太大的波动，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有更大的空间进行日常的生活活动，那么孩子的居住环境就催生了由目前2居的住房向3居、甚至4居的住房置换的需求。此外，新生儿的出生对学区房、交通环境、地理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为孩子的教育成长考虑，会刺激家长对房屋购买或者置换的考虑，另外家庭对于户型的要求也将更贴合家庭人口数目现状，对室内设计、房屋建造、房屋设计等行业的需求越来越高。由此看来，辽宁省的房地产行业在未来几年会呈现折线波动趋势。
八、“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环境的影响
人口增长带来的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将推动经济的转型与变化。人口增长不仅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平衡，而且人口的增长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环境保护。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刺激对土地住房、资源、生活必需品等的需求，加大对资源的开发，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矿产资源开采量加剧，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根据2010年数据显示，辽宁省森林覆盖率达37%，植被覆盖率中等偏低，人口数量的增多会导致对土地的需求增大，加快对植被的砍伐，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空气质量下降。这一局面也促使辽宁省经济实现转型，向高新技术、低碳环保型、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逐步向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如类似辽宁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相关产业会蓬勃发展，形成以农产品（食）品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三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由人口增加带来环境影响促进相关环保企业的发展，将逐步促进辽宁省企业经济转型。
综上所述，由于生育周期、成长周期客观存在的时间因素，“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短期内对辽宁省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就长期而言， “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新生儿数量增多，人们为满足第二个孩子的生长所需，会在生存生活条件上的消费大幅度增加，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进而辽宁省消费结构在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上较十年前会有明显的增长，也带动养老、教育、儿童用品、家政服务、医疗、保险、房地产行业等相关产业发展。此外，人口的增多加剧了辽宁省环境的压力，也促进辽宁省产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因此，“全面二胎”政策进一步为辽宁省经济结构调整、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补充人力资源后备力量、缓解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辽宁省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4.
[2]邬沧萍，杜鹏.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中国老年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
[3]王琳.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及原因的国际比较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4.1.9.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养老保障；和谐发展
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产生的根源与主要解决办法
产生老龄化的原因有二个：寿命延长、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
解决老龄化的措施，依据产生的原因不同而有所区别：
1、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来解决。
2、由于人们“非均衡生育（包括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由于“非均衡生育（生育高峰和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只能通过“均衡生育”来解决，其中实现“代际均衡政策”是最为可行也最为公平的选择；在发达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17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代际均衡的生育率为2.3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理想的生育率是2.3胎（10%无胎、10%一胎、40%二胎、30%三胎、10%四胎及以上）。
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要将中国的生育率调控到2.3胎，实行“鼓励二胎、充许一胎、征税多胎和无胎”的生育政策是最理想的选择（俄罗斯已经对无胎征税），这有利于实现人口调控的“费改税”，并从根本上减少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改善政府形象。同时，还有利于形成“普通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和少胎”的理想人口结构，有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尽快使中国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由于进入到严重少子化社会之后（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下，为超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8%～20%，为少子化；20%～23%，为正常；23%～30%，为多子化；30%～40%，为严重多子化；40%以上，为超多子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并且难以恢复到人口的代际均衡的水平；中国在2000年前后就进入了超少子化社会（14.03%），就算现在放开生育，也已经难于恢复到世代交替的正常水平了；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否则，人口快速衰退不可避免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我国许多城市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l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NP仅为8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变动、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有密切关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二）我国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l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整体而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明显低于东部。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会养老保障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首先，养老保险居于社会养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环.以资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话，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大量增加。
其次，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会养老保障向更高层次迈进。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使高龄老人不断增多，家庭内的代际数将相应增加；伴随父母年龄的提高，子女的年龄也在相应提高，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局面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而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带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龄化发展只解决经济供养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好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因此，大力培育社会化服务功能，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满足日益增强的社会养老需求，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个现实要求。
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样面临较多的制约因素，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低、缺乏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体系
我国原来实行的现收现付的以公共养老金为基础的老年保障体系已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家独立支撑的养老保险体系转化为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已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应增加企业和个人的义务，在国家基本保险之外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支柱和个人自愿参加的其他补充保险，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资金筹集、管理运作以及养老金发放方面，应该逐步分离，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别实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基本养老金的比重应该逐步缩小，更多地发挥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仍处于探索阶段，覆盖面很小，保障水平较低。从我国人口变动的趋势来看，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农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对于农村“三无”老人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还可以因地制宜推广绿色养老保险，在乡村利用资源优势，开辟养老田、养老山、养老林、养老塘的形式，为农村老龄化人口自我养老提供一个平台。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以自愿实行农民退休金制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老年农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领取一定数额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商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据法律来经营管理全国养老保险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它利用社会成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依法进行投资经营活动，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政府公债、存人国家银行获取利息，受到通货膨胀等的威胁。特别是这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公债、银行存款利率在不断下调，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并不高。建立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将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状况直接与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联系，调动公司管理人员管理养老金的积极性。商业养老保险必将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养老金缴纳的时间长，有定期性，储蓄的时间也很长，比较适合作长期投资，而长期投资的收益则是很高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引导监督多支柱体系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基本养老金+强制性储蓄积累”的二元养老保险模式，从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标上看两者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在此间的职能应该逐步分离，行使宏观调控职能。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3篇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China. However， under the existing population policy， there are new challenges many problems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ly.
关键词： 城乡统筹；人口问题；人口政策调整；挑战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population problem；population policy adjustment；challenges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3-0321-02
1 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从2007年开始，笔者因为自己家父身体原因开始关注我国老龄化的情况，在现在研究的将近五年的时间里，笔者与学生多次深入农村、城市社区和养老机构进行有关人口、生育意愿、老龄化等人口和人力资源的相关情况的调查研究。每与学生和老乡在深入交谈中，作为中国本土的理论研究者，都感到身负时代巨大的重担与强烈的责任和使命，在此笔者把这几年调查的、研究的、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期望能给决策者们思考。
所谓城乡统筹发展就是指要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筹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解决，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应该说，城乡统筹发展，将是我们国家提升和发展农村的一个重大壮举，它在带给农村资金、技术、机械以及城里人发展思路模式等的同时，也在为农村发展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缓解农村土地空置、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短短的几年或几十年，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然而，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人，是基于人的全面开发与管理，在此基础上，得有愿意奉献自己知识、资金、技术等的城里人，还必须得有爱家乡爱农村愿意扎根农村的新一代农民。
2 现阶段我国农村发展基本情况描述
在我们对湖南省200多个行政村或湾进行调查走访中，目前我省农村的基本情况有如下三种模式：一是劳动力的大量外移导致“空心村“数量增多。而空心村里突出表现在老龄化特别严重，劳动力严重不足，部分村落荒凉得非常厉害，大量的良田荒芜、杂草丛生。部分村庄人口萎缩非常厉害。如常宁板桥高银上湾，10年前38户人家120多人，现在在家不足7人，且大多为老人和小孩且十年中人口负增长已经有5年了。二是新农村建设走在时代前沿的村庄，土地利用非常高，经济结构调整较为合理，农民普遍比较富足，农民外出务工的非常少，这些人闲时在家打短工（一般为基建短工）；农忙时进行农活耕作。但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很少有人愿意种田或再从事农业。父辈更多的原意自己的孩子脱离农村成为城里人。三是农村土地抛荒非常厉害，农民基本不种田，大部分农民在离家较近的企业务工、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基本与城镇没有差别，但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非常突出。
3 城乡统筹发展，人口面临新的挑战
3.1 老龄化非常严重、空心村和空巢家庭将大量出现 调查发现，湖南地区目前有大约70%的村庄都是“空心村”
状态。空心村和空巢家庭的大量出现，使得农村老龄化非常严重。老年人和小孩子在家守着荒芜的良田土地与村落。村落目前非常荒凉。在调查中，多个村庄的老人在得知我们来意后亲切的与我们交谈，他们说现在很难有十年前村庄的兴旺了，那时候逢年过节大伙在家舞灯耍棍，有事没事大伙聚聚，家里农田土地很难看到荒草，儿孙绕膝天伦之乐非常幸福。而现在，家里只有几个老人带着几个小孩，有问题想找个劳力都很难，有什么事情也只是空叹息。部分小孩子跟着爸爸妈妈进城学习，部分家庭只有一个老人在家，有个老人在家死了一个星期了居然没有人知道，是老人的儿子打电话给了村里其他老人过来看才知道老人过世。近年来，农村人员锐减非常严重，在家里如若有老人过世想把棺木和尸体抬到山上去都非常困难。老人说现在房子一栋比一栋修建得漂亮，过年过节是一年比一年冷清，老人是一年比一年孤独。而在家的小孩读书问题在部分村里同样变得非常为难，主要在于入学人数太少，很多学校已经合并了。以常宁板桥镇为例，15年前，每个村就有一个学校且人员爆满，后来撤乡并镇，现在一个镇上也只有一所学校，且学校一个年级也只有一个班，部分班级只有5-6人不等。大量空心村和空巢家庭以及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将会使大量的农村变得更加荒凉，更加没有生气！
3.2 人口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劳动力将面临短缺或非常短缺 随着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受生养小孩经济、抚养小孩成本等压力影响，部分农民只愿意生育一孩和晚婚晚育，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在我们问卷调查中（共有2954份问卷）有一个问题是，假设国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你愿意生养的小孩数目：选择一孩的高达36.3%，选择二孩的高达63.4%，选择三孩的0.3%，选择四孩及以上的为0。而在有二孩指标的人群中，选择不生育的占了总数（符合二胎政策的）67.4%以上。低生育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广和执行，传统的生育文化面临巨大破坏。农民朋友都已经知道这个真理：“中国啥都可能缺，但惟独不缺人。”目前我省农村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主要表现在：行使经济合作组织的地方或栽种经济作物的种粮大户很难请到中青年劳力，尽管他们工资比在外务工还要高些（主要是没有人在家）；另外大量的80、90年代的青年基本上不愿意再从事农业，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做过农活，更别说精于农活。一孩或一孩半政策的执行，使大量的父母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培养小孩，期望小孩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离开农村。而大量的新时代出生的农民后代，在父辈的期望和精心呵护下，很难有机会再去从事农业耕种等传统农业耕作，农业人才面临严重短缺已经成为定局！
3.3 人口的大量移动，将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 城乡统筹一体化，必然导致更高的城乡人口流动，而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农村劳动力城镇化。而人口的大量移动、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不放开，必然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最突出表现在：大量农村学校校舍的荒芜，闲置；大量农民农村住房的闲置浪费，大量农村土地的荒芜；还有城市在人口老龄化加速老化和消亡后大量后备人员不足所引发的大量住宅的闲置和荒凉。
3.4 二元户政制度存在，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压力增大 受我国二元户政制度的影响，很多农民朋友的小孩在教育上同样面临教育不公，主要表现在：在农村，由于入学小孩的锐减导致学生教学质量也同比下降，特别在小孩子的英语、计算机等方面。而跟随父母到城里读书的小孩，由于较高的择校费和农村学校较低的学习基础，很难让学生享受到城里孩子相同的全面发展机会。农村孩子读名校的机会在现在已经远远落后与同龄的城里孩子。而农村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一点都不比城里父母少，农村孩子读书、升学等面临沉重的压力。而这点将直接影响农村后续人才的培养！
3.5 性别比例的高失衡导致新一轮婚姻挤兑效应，直接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 在调查中发现，农村中男女比例失衡非常严重，如在高银村8个湾336户人家中，男女性别比例高达157：100。从婴儿胎次看，一胎性别比基本持平，二胎性别比严重失衡，即胎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尤其是第一胎是女孩的，第二胎全部是男孩的，属于畸形偏高，会引发婚姻拥挤等社会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直接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3.6 传统人伦文化将会被流失，家庭亲情将渐渐面临淡化或被边缘化 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少子化和老龄化家庭，必然会成为日后社会的主流家庭结构。然而受城乡统筹人口流动等影响，年轻人将会更加偏好城镇而把父母留在农村。长期的父母与子女分开或部分子女请父母中一人在城里帮他们照看小孩而留一人看守农村家里，将会或者已经导致了诸多问题：对家庭亲情的追求淡了；传统的儿孙满堂不能享受了；姑姑、舅舅等称谓将要进历史了；啃老族多了，吃苦的年轻人少了；家庭亲情将渐渐面临淡化或被边缘化。
3.7 独生子女家庭风险释放，国防建设中兵员的数量和质量很难保证，直接威胁国防建设 在调查中，我们设置了一个问题，如果国家现在需要招兵可能应付战争，你会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军营吗？有高达65.6%的父母认为不会考虑，23%的父母认为尊重小孩的意愿，随小孩的意愿决定；11.4%的父母认为应该把小孩放到军营进行锻炼。
4 建议与对策
4.1 及时的调整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把政府强制的一胎化计划政策变成家庭自主计划生育，而政府应尽快的调整角色，在新时期更多的充当服务者，为群众服务。我国很多学者、国际知名网站如网易、新浪、凤凰网等以及部分计生部门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对当前我国人民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大多的家庭偏向生育两胎，而想生四胎及以上的非常少。这说明我国的生育文化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的“多子多福”到现在“少子精养”的观念中来。这一方面反映，我国如果现阶段完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短期会导致人口的增长，但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不会造成人口大量的反弹；而目前我国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青年，二胎生育意愿较为强烈，他们完全能够抢生一部分人口以补贴未来劳动力，缓解目前老龄化现状。可以说现阶段的人口政策调整迎来最好机遇期，一旦错过这个时机，我国可能会面临发达国家如俄罗斯等国那样即使鼓励生育也难以使生育率上升，改变人口负增长命运。同时，现阶段调整人口政策，也是民心和民意所向。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30年，让中国大多数（特别是城镇地区）的家庭变成了独生子女家庭。如若不调整现时的人口政策，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将会在未来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阻碍中国的民族复兴，改变我国民族在整个国际的伟大历史和书写不幸未来！
4.2 加大对农民职业和技能培训，同时积极选派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服务农村和奉献在农村，完成新时期农村建设人才储备。城乡统筹的关键，在笔者看来，主要任务在培育一大批具有奉献农村、扎根农村的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知法懂法的新型农民和农民企业家。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社会和政府关注和投入相应的人才、资金进行农民职业和技能的培训。这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大学生村官输送力度，让新时期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献身农村，为农村服务；还需要对当地农民进行基于市场和国家人才培养战略考虑，进行职业和技能培训；当然就目前农村培训市场的现状来看，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农业人才培训和农业人才建设的资金投入以及制度保障。只有这样，农村才会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巨大引颈和推力器！城乡统筹将会造福人民和社会！
4.3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同时多举办 “关爱女孩、关注老人”等活动，从思想、观念上给予人口问题解决方法。新时期城乡统筹发展的同时，对国民进行传统文化宣讲如“孝”文化和国民精神如“艰苦奋斗，敢于拼搏、勇于创新” “关爱女孩，男女平等”等活动开展，目的是从思想、观念上给予人口问题解决方法，使人口问题变成城乡统筹发展的助力器和发动机。这样将会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国家更加富强！
参考文献：
[1]范红蕙.独生子女家庭与国防风险研究[J].青年探索，2006（1）.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口结构状况 人口红利 人口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随着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面对的人口“负债”，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
国内学者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的一般特征，即“中间大，两头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同时，陈友华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交替出现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实质意义落脚于人口的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一般研究中，将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分界线。 。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可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是社会总抚养比，计算公式如下：
少儿人口指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有两种算法：
一是按我国现在执行的退休制度， 15-59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0岁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岁的话，15-64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6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人口。按劳动年龄的两种算法可以算出两种抚养比，即社会总抚养比（一）和社会总抚养比（二）。
三、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红利分析
1.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
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高速增长期，1949～1970年；快速放缓期，1971～1978年；平稳波动期，1979～1990年；稳步放缓期，1991～2010年。
1.1高速增长期。建国初期，在“人多力量大”、“伟大母亲”和“多生多光荣”等鼓励多生多育口号的号召下，我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从1949年的54167万人增至1970年的82992万人，年均增加人口数2620万人，年均增长20.526‰。虽然这个阶段死亡率由于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断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带动了我国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
1.2快速放缓期。70年代初，我国人口专家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暴增，我国将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倡“只生一个好”，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33.4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8.25‰，年均回落1.898个千分点；虽然死亡率这个阶段趋于平稳，但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70年的25.8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2.00‰，年均回落1.7288个千分点。
1.3平稳波动期。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后，我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趋于稳定，但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进入生育年龄，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平稳波动状态。
1.4稳步放缓期。从1991年起，我国出生率开始呈稳步下降态势；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间继续维持稳定，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出生率的稳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稳步下降。
2.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红利状况
随着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间）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计生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国的少儿人口数也随之迅速减少，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随着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随之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稳步提高。在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和少儿人口数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虽然我国老年抚养比也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稳步提高而不断提高，但抵不过我国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国社会总抚养比还是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
2.1若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即国际惯用算法，也是我国六普以前的算法）。从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高达68.61%，其中少儿抚养比高达61.17%；到1964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提高，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提高，高达79.37%；到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少儿抚养比的迅速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回落，为62.60%；之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稳步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稳步回落，到1990年已经降为49.83%，刚好低于50%的临界值；到2010年六普时，我国社会总抚养已降为34.28%，远远低于50%的临界值。以上分析说明：若按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199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2.2若以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劳动年龄按15～59岁来算，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时，我国少儿抚养比为34.36%，老年抚养比为15.70%，社会总抚养比为50.05%，比值刚好等于50%。201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23.70%，比五普时下降10.6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为19.02%，比五普时提高了3.32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五普时下降7.33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42.72%，比50%的临界值低7.28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若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则2000年我国刚进入人口红利期，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下降，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四、未来我国人口红利的预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国现阶段获得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红利”的对立面是“负债”，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耗尽，以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建国后历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
1.2011～2035年我国人口状况的预测
1.1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测算。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有序波动，波动较为平稳，在2000～2010年10年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从2000年的14.03‰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11.90‰，年均下降0.21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7.5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79‰，年均下降0.279个千分点。根据2000～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推测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将延续2000～2010年的波动规律，从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情况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为负数，即我国人口总量开始停止增长（见表1）。
1.2人口总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从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时我国人口总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数（见表2）。
2. 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推算
2.1 0～64岁人口死亡率的预测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78～2005年27年间，我国死亡率波动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6.50‰左右波动，但从2005年开始呈逐年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引起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4.41%缓慢提升到1990年的5.57%，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7.10%，到2010年已经高达8.92%，按照联合国的定义， 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所以可以推断2005～201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断提高引起的，而0～64岁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较为稳定，从而可以假设2011～2035年我国0～64岁人口的死亡率将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2.2 0～64岁人口数的推算
2.2.1第一步根据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为：
2.2.2第二步根据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数、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来推算2011～2035年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
如2011年推算公式为：
3. 2011～2035年我国人口红利的推算及预测
根据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总量、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数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一）和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二），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将达到50.16%，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在2017年消失。随后逐年继续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将高达79.01%，其中老年抚养比将高达57.52%，到时我国将肩负着沉重的老年抚养负担。
若我国把退休年龄延至65岁的话，则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将达到50.82%，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退。随后每年以2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也将高达57.24%，老年抚养比将高达38.36%，我国的人口红利也将很快耗尽。
五、计生政策调整迫在眉捷
30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严峻的人口暴增形势，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从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逐渐转向老龄化结构，再加上现有的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了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加大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等，我国的计生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1.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同时《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含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1.1经市（不含县级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1.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1.3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1.4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1.5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1.6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2.计生政策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
2.1人口总量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据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测算：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亿内，并将在2028年停止增长，随后将逐年下降。
2.2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为1.18，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2.3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32%，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2%。随后将逐年提高，根据推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32.13%，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高达24.40%。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2.4人口红利即将消退。以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即以15～59岁为劳动年龄来算，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龄延至到65岁的话，则我国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失。而我国的大部分行业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距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依靠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据有关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年轻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开始不断攀升，成为日本经济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2.5现有的计生政策已经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渐失调：现有的计生政策让我国传统的观念承受巨大考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催生了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让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日渐失调（见表3），将给今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贫富差距加大：现有的计生政策让独生子女拥有较大的财产继承，而农村的二胎特别是越穷越生的子女长大后面临与独生子女较大的经济差距，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三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溺爱，以至于长大后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又将肩负沉重的养老负担；随着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和姓氏传承等中国传统观念严重困惑着独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失独家庭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带来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些机构已做了样本统计：目前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2.6生育需要一个周期。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从出生人口变成劳动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红利已经消退了再来调整计生政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是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整了，必须及时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六、计生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1.首先建议马上放开单独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买卖商品那么简单，无法也不能提前设定条件，所以双独家庭比重相当低，其实更多的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虽然我国已经放开了双独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绝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但我们不能忽视了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独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中国人传统的姓氏传承和回谁家过年过节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单独婚姻家庭。建议马上放开一方为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尽可能缓解现有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2.其次建议有条件地放开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开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适当加大生育间隔期，以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选择在我国人口红利开始发生转折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又适当地加大生育间隔期，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不会带来人口总量的剧增。因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对人口总量不会太大影响。
3.再次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
对现有的计生政策进行微调，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户籍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总体素质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从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其实真正全面实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户籍人口，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时仅为29.14%，而占总人口比重高达70.86%的大部分人口实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穷越生，最后影响孩子的户籍上报和教育，很多失学儿童特别是失学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除户籍以外其他几乎与城市没什么区别，实施城乡无差别的人口计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最后建议严格执行和落实婚育政策
相关部门应制定严密的措施，确保婚育政策落实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国的人口总量控制在预期范围内，还能够彰显公平。当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层落实不到位，还存在较严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64岁的育龄妇女中：存活子女数达3个及以上的占了13.39%，其中存活子女数为3个的占了9.43%，存活子女数为4个的占了2.91%，存活子女数达5个及以上的占了1.05%；在2009.11.1–2010.10.31间一年内有生育的育龄妇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6.55%，按育龄妇女年龄分，其中15-19岁的育龄妇女占了2.35%。
参考文献
[1]王颖，佟健，蒋正华.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34（5）：28-34.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影响措施
20世纪后半叶,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老龄化成为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已对经济产生了持续的,全面的,巨大的压力,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是一个严峻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正确地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从总体来看,截止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1.4亿,占总人口的12%,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超过4.3亿。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还有以下特点:
1.人口基数大。我国总人口将近14亿,占世界总人口20%,基数非常大。
2.发展速度快。从1982年到1999年,我国仅仅用了17年的时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西方国家一般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在2000年到2007年的7年中,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更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
3.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同时发生。不同于他国的先老龄化,后高龄化,我国是“三化”同时发生,给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4.老龄化先于现代化。老龄化一般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我国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因此老龄化问题势必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往往会给一国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老龄化程度越高,发展速度越快,其给经济增长带来的阻力就越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根据人口学的规律,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的就业人口将不断下降。目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拥有富裕的劳动力这一优势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而取得的。而老龄化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势必会削弱这个优势,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2.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水平的影响。有调查显示,老年人口比重每增加1%,储蓄率会相应增加0.37%。我国一直是个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内需不足,过多地依赖出口是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老龄化的发展会使这个问题恶化,是我国经济增长难以保持安全性和稳定性。
3.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但总体来说,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远远低于年轻人。因此,在一个老年人不断增加的国家中,消费会持续下降,并间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人口老龄化对国家财政的影响。首先,国家难以负担巨额的养老金,虽然个人和企业也承担了部分,但目前我国的养老金缺口仍有1.3万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政府支付的养老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超过10%,占工资总额的比重将超过30%,超过国际上划定的警戒线,意味着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将陷入困境。其次,医疗保障资金将急速增加。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料的主要消费者,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对象。到2030年,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将占GDP的8%―9%,增速远远大于GDP。最后,我国农村人口养老问题形势严峻。我国60%以上的老年人居住在农村,但他们却缺乏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我国正在积极建设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准备逐步建立针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制度。这些都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
三、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接受的挑战,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更不可能幸免。当前,我国应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这个问题。
1.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经济目前仍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国情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就业人口的大幅减少,将使我国丧失劳动力这一最大优势,使经济受到重创,因此放开二胎乃至三胎的生育政策会增加年轻人口,有效缓减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冲击。
2.大力投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源泉,在劳动力数量无法增长的情况下,要想保持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就必须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3.充分利用老年人资源。老年人尽管在体力上已衰退,但他们拥有青年人无法比拟的丰富的经验。开发老年人资源,不仅可以实现他们的价值,增加他们的收入,更可以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维持经济快速发展。
4.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老年人是医疗保健,人寿保险等行业的主要消费人群。我国有1.4亿的老年人口,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据测算我国每年老龄消费者有100亿的购买力未能实现。如果可以充分开发这个前景广阔的市场,将大大刺激我国内需,缓解就业压力,带动经济增长。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至今,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我国一直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水平,使经济发展从高能耗、高投入、低收益向低能耗、低投入、高收益方向转变。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其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我国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更加巨大,因此必须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现象,实施切实有效的措施,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艺婉.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J].当代经济,2009;7
[2]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6篇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时也给城市人口再生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此，研究概括转型期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表现，对探讨、梳理、防范和化解城市人口风险的对策与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特征
（一）城市人口风险的基本涵义
城市人口风险是与农村人口风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城市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就是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人口迁移或人口健康等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这里的城市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不包括县城和小城镇。城市人口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要素组成。
（二）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是损害性。不管是无子化风险、失独化风险、先衰化风险，还是贫困化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城市病风险，都可能使其遭遇一定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具有损害性。
二是不确定性。按照当前条件分析，10年或者20年后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情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变数太大，难以确定或者保证，具有不确定性。
三是可变性。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变性。
四是社会性。人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生存，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千丝万缕关系，反之，社会发展也需要人，离不开人。个人的、家庭的风险必然累及社会其他人员，因而具有社会性。
（三）城市人口风险的划分与分类
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人口风险包括城市人口风险与农村人口风险两大类。进一步而言，城市人口风险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直接风险就是基于城市人口再生产过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风险。例如少子化风险、无子化风险、出生型残疾化风险、贫困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等，就属于直接风险。间接风险就是内部风险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者外部风险对城市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例如，外力型残疾化风险、污染致病化风险、人口被城镇化风险等，就属于间接风险。
二是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就是适龄劳动力减少或严重不足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损失。例如贫困化风险、经济衰退风险、创新活力不足风险等，就属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就是城市人口比例失衡而对城市教育、医疗、卫生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损失。例如单极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社会失稳风险等，就属于社会风险。
三是结构风险与规模风险。结构风险就是城市老中轻比例失调或男女比例不合理而产生的风险。例如老中轻比例失调、男女比例失调、区域人口不协调等，就可能出现结构风险。规模风险就是城市某一地区或某一阶段人口数量过多过密或过少过稀而产生的风险。例如某一个大城市承载人口极限为3000万人，超过3000万人，就可能出现规模风险。
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表现
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城市人口再生产主要面临或遭遇7大风险。
（一）少子化风险
少子化风险就是城市家庭人口越来越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凡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原则上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减缓趋势明显，三口之家成为城市家庭主流。另一种情况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使得一个家庭一般只要一个孩子。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和生活节奏过快，一部分家庭无力或不愿意，导致具备生育条件的家庭也不愿意多生育孩子。再一种情况是单身独身者增多。大城市单身独身比中小城市严重，北上广单身独身最为严重。
据有关部门统计，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6.60%，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约为1.18%，由此步入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国家行列。[1]
（二）无子化风险
无子化风险就是一个家庭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子女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丁克家庭。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为数不少的夫妇都选择了不要孩子的无子模式家庭，被称为丁克家庭。另一种情况是不孕不育家庭。或者是错过生育年龄而不能生育，或者是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症，使得家庭无子女。部分大都市晚婚成明显趋势，生育率下降，形成无子化不良态势。再一种情况是失子化家庭。由于疾病、车祸、自然灾害等导致子女死亡，导致部分失去子女的家庭成为无子化家庭。
（三）劳动力短缺化风险
劳动力短缺化风险就是年轻的、新生的劳动力减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红利消失风险。政策性少子化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少而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与老年人占比倒挂，持续30年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乃至消失。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创新活力减弱。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而中老年劳动力逐渐增多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由此必然降低企业创新发展的生机或活力。再一种情况是企业用工荒严重。近年来新生劳动力逐渐减少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包括部分中部地区企业招工难、用工难，引起用工荒的短缺状态。
根据专家统计，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红利接近临界点，2012年一年，15～59岁的人口减少了345万。[2]
（四）单极化风险
单极化风险就是为数不少的流动迁徙人员偏好北上广等大城市而不爱中小城市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北上广，人口膨胀，导致大城市病。不管是大中专毕业生，还是外出务工经商，人们大都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就业、去打工、去经商。另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省会城市，不喜欢中小城市，导致城市病。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超过一半是8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20岁前已经外出流动的占75%，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3]
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全国范围内人口减少趋势明显，但同时人口向北上广集中的现象也在持续。大都市企业多、人口集中固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一旦遭受灾难，其风险也会十分严重。
（五）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就是超过某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所能够容纳的人口最大值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循环式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人口再生产发展太快、失去控制或任其发展，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内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外循环使外来流动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自身人口再生产与外来流动人口共同作用，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外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据有关部门测算，上海市人口承载极限值为3000万人口。也就是说，在2040年至2050年期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应控制在2800万至3000万之内，与目前人口水平相比，约增加400万至600万，超过3000万极限值就会出现风险。[4]
（六）城市贫困化风险
城市贫困化风险就是部分城市居民源于无子化、失能化、收入偏低或失业致贫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引起贫困。另一种情况是低收入阶层因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城市低收入阶层因为收入增长困难、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再一种情况是就业难和失业引起贫困。一部分城市居民因为文化水平低、没有教育学历，就业难，或者有机会就业了但很快又失业了，由此引起间断性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失地农民被城镇化。虽然被转为城镇户口，但没有工作，也不会从事企业的技术工作，虽然补偿了一大笔征地费，但不会使用，更不会投资，乃至不经意中被花光用尽，沦为贫困之人。
据专家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低保对象约 2300万，加上流动人口，贫困人口超过3000万，每年新增城市贫困人口不少于80万。[5]
（七）人口老龄化风险
人口老龄化风险就是老龄化提前到来或老年人过多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风险。截至200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15 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另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衰、未富先老的风险。中国的人均GDP不高，尚处于不发达国家行列，然而，老龄化却急速而来，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再一种情况是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空巢化的风险。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近2亿老年人口中约半数子女不在身边，精神慰藉的缺乏威胁着空巢老人。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了1.94亿，占全国总人口14.3%。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有可能突破2个亿，2025年将突破3个亿。[7]
三、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生育国策与风险应对
（一）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城市人口安全观
一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树立与时俱进的生育政策观。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是基本原则，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人口过多、过快时，可以实现计划性、限制性生育政策，当人口偏少、偏慢时，则可以实现鼓励性、非计划性生育政策。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适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局部性、结构性微调。
二是要正确认识城市人口风险，切实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一方面，城市人口风险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具有损害性、不确定性、可变性与社会性等特征。要正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不确定性，绝不能轻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严重危害性。在一定条件下，城市人口风险可控可防，并非深不可测或者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城乡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大大减缓了城市人口压力与风险，但城市人口系统整体上并不稳定，增长势头还较为强劲，潜在的、不确定性城市人口风险依然存在。
（二）创新生育政策观念，引领生育潮流，有效增加城市人口总量
一是适时调整一胎生育政策，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化解少子化风险。要大胆放开一胎与二胎间隔时间限制，加快人口生育速度；要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缓解处于生育率警戒线的低生育率困境；对人口密度过稀的城市，可以试点一对夫妇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要转变一胎化的习惯思维，倡导至少生育二胎化新观念；要鼓励适龄夫妇及时结婚生子，不鼓励不提倡过度的晚婚晚育。
二是倡导生育光荣，强化生育责任感，化解丁克家庭化和单身化风险。大力宣传生育光荣，强调养儿防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培养生育的积极性；强化繁衍子孙人人有责的基本理念，增强养儿育女的责任感；不鼓励不提倡丁克家庭化，积极引导丁克夫妇生育或收养子女；不鼓励不提倡单身化，积极引导单身再婚组建新家庭，生育或收养子女。
三是放宽收养、领养政策门槛，鼓励无子化家庭收养、领养子女，化解无子化风险。对于三口之家的少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再收养、领养一个子女；对不育性无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失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收养、领养子女的家庭，国家实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制度。
（三）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化解城市人口规模化风险
一是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严格控制大都市人口规模，化解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对北上广等大都市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刚性宏观调控，制定限制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必选条件式调控。对省会级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宽松的柔性宏观调控，制定阶段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选择条件式调控。
二是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流动的态势，化解城市人口单极化风险。北上广等大都市要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精尖技术产业与金融中心，有条件地招引国内外的一流知识技术精英，实行有计划的人口流动管理模式。省会级大城市要重点发展中低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总部基地，广泛招引省内外的各类知识技术精英，形成人口有序流动的良好态势。中小城市要放开进城门槛，拓宽人口流动渠道，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中小城市落户就业，允许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落户城区，有效吸纳各类流动人口，逐步增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
（四）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化解城市贫困化风险
一是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进一步加大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的扶危济困力度。扶贫政策既要覆盖到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也要覆盖到低收入家庭、失业家庭、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家庭。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力度，让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分享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果。
二是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要因地制宜，不断拓宽贫困居民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帮扶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人员，尽可能地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要尽可能地增加适合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岗位，增加其工资收入。对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征地单位要尽可能地因人而宜安排其就业，也可以留出一定的土地让农民从事商业开发，增加工资性、经营性收入。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五）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城市老龄化风险
一是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化解机构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建立健全市、区（县）、乡镇街道、社区与居委会四级养老服务机构，主导引领养老服务工作。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公办养老机构，积极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建立公办、民办并存与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机构体系。要加快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确保养老服务机构有序运转。积极试行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鼓励引导各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参保，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
二是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产业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各类服务主体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社会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要求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教育、健身、旅游等领域互动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琳.中国步入“少子化”时代 专家称应正视人口风险[J].《望》新闻周刊，2012（2012-07-25）.
[2]杨琼.专家呼吁通过户籍制度等改革维持中国人口红利[EB/OL].国际在线，2013-09-25.http：///42071/2013/09/25/6071s4265630.htm.
[3]李莹.国家卫计委：七成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落户大城市[EB/OL].新华网，2013-09-10.http：///politics/2013-09/10/c_117312622.htm.
[4]徐瑞哲.专家称上海最多承载3000万人口[N].日报，2013-09-22.
[5]王东.应警惕城市人口膨胀和贫困化所致风险[N]. 学习时报，2012-03-12.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7篇
一、贵州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的年龄主要是由人的生理过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指总人口中不同年龄组人口的数量比例关系。本文选取了贵州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得到了贵州省2010年的人口金字塔，如图1。
根据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判读，贵州省形成的塔形是下部狭窄中间宽，成钟形，属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
为了具体分析贵州省内的差异，本文选取了九个地级市老年人口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这两个数据都是从分析和度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中选取，如表1。
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分类标准得到60岁以上占10%以上的属于老年型，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都是大于10%，期中老年人口比重最大的是铜仁地区，为14.70%；最低的为毕节地区10.87%。
表1 贵州省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
市名称 老年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贵阳市 11.90 16.74
六盘水市 11.11 17.28
遵义市 14.40 23.21
安顺市 12.88 20.82
铜仁市 14.70 25.67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11.50 19.00
毕节地区 10.87 18.77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14.67 24.26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14.03 22.43
二、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状况的聚类分析
（一）聚类分析法简介
聚类分析就是将一批物体或变量，按照他们在性质上亲疏远近的程度进行分类。本文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通过spss软件来实现。
（二）聚类分析结果
本文选取了贵州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和9个地级市在贵州省的GDP比重三个指标，运用spss软件对9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然后得到9个地级市的聚类树图。如图2。
根据聚类结果，将贵州省9个地级市分为三类，如下：
类别一：包括四个地区，分别为贵阳、六盘水市、毕节地区、遵义；
类别二： 铜仁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安顺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类别三：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三）方差分析验证
为验证以上三类地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均值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本文又运用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2。
表2
方差分析表
df Mean Square F Sig.
Zscore
（老年人口比重） Between Groups （Combined） 8 1 0 0
Linear Term Contrast 1 8 0 0
Deviation 7 0 0 0
Within Groups 0 .
Total 8
Zscore
（老年抚养系数） Between Groups （Combined） 8 1 0 0
Linear Term Contrast 1 6.888 0 0
Deviation 7 0.159 0 0
Within Groups 0 .
Total 8
Zscore
（gdp占全省比重） Between Groups （Combined） 8 1 0 0
Linear Term Contrast 1 0.333 0 0
Deviation 7 1.095 0 0
Within Groups 0 .
Total 8
从中可以看到F只与sig值都趋向于零，因此存在明显的差异。
三、结论
通过前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贵州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相对较为严重，遵义市、铜仁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老年人口比重大于全国13.26%的比重，从地区的分布上看，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但是GDP所占全省比重相对较低，如表3，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相对较低，为6.8%，但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位14.67%。 而作为贵州的发展较好的城市，贵阳、六盘水、毕节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相对较低，都小余12%。
表3 各地级市GDP所占比重
省市名称 GDP占全省比重（%）
贵阳市 24.42
六盘水市 10.90
遵义市 19.78
安顺市 5.07
铜仁市 6.39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6.69
毕节地区 13.08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6.8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7.76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第8篇
从现在往后看，中国一定是一个生育率偏低的社会，人口老化的社会，城市化的社会，人口流动的社会。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缺乏认识，缺乏准备。
生育问题也是一个新的问题，原来我们觉得人口增长太快，就搞计划生育，号召大家避孕节育，放慢人口增长。整个人口工作的思路就是这样。
但是随着生育率下降，问题颠倒过来了，人们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跟计划生育毫无关系，它是整个社会的变化，世界各国都在发生这个情况。
现在的低生育率，一个原因是结婚、生育年龄越来越晚，而生育年龄大，不孕的可能性也会上升。还有就是人生目标多了，过去女孩子的理想无非是结婚、生子、养孩子、当婆婆（或外婆），现在要读书、工作，想生也没有时间。人们的生育意愿在降低，而实际的生育情况比意愿还要低。
我们在江苏作过调查，在当地农村，也是一胎政策，但是假如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现在好多农村的独生子女已经长大结婚，越来越多的夫妇可以生二胎，他们想生吗？会生吗？
我们调查了1.8万多人，其中4000多人符合二胎生育标准，但是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一成。这个比例太小了，让人难以理解。他们也觉得生两个孩子好，但是很多妇女回答：“我想是想的，生是不生的。”21%的人说自己还会生二胎，但是3年之后我们再去调研，真正生二胎的只有6%。
当地人会说养不起。他们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总归是提高了，为什么以前养得起，现在反倒养不起了？后来我们发现，这不是一个钱的问题，是人们对孩子的期望已经变了。过去孩子生下来，日后就是当农民，现在孩子要上学，“我要我的孩子上大学、研究生，出国……”农民口气都大得很，他们知道不这样的话孩子不足以在社会上立足。
西部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可以多生孩子，但是他们觉得像汉族干部一样只生一个，是一种时尚的、先进的想法。
湖北宜昌的两个土家族自治县，是老少边穷地区，没有高速路，2004年前后经批准可以生二胎，城乡干部都可以，但是多年来生育率一直在下降，人口出生率很低。
当地老百姓的思想变化太大了。我们去之前都觉得那是很偏僻的地方，其实那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人们的思想一点也不偏僻。当地人看的电视、上的网站，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信息并不闭塞。特别是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见多识广，人口流动带来观念的极大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特别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变化，我们还远远没有意识到。
过去小农经济社会需要人手，需要劳动力，而且死亡率高，哪个家庭孩子多，哪个家庭富裕得快。20世纪80年代家庭承包制的时候，首先变成万元户的都是孩子多的家庭。现在，家庭不需要靠人多来创收了。
为什么人们不想生二胎了？甚至有些人一个都不想生了？因为他们觉得人生不是为了生孩子，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随着改革开放，什么事情都在多元化，怎么能在生育问题上一刀切呢？这是不可能的。一些人还是觉得，假如说生育没有政策限制，人们肯定都使劲生。但实际上人们对生育的想法“弱化而多元”。现在很少有人说一定要生很多孩子。看看欧洲社会，也有生很多孩子的家庭，但是整个社会生育水平还是低的。
新生育观是否太功利了
人们在生活、工作、经济上的压力，说到底还是有了其他的追求。工作上别人做得好，自己也不能差。人们想法的多元是整个社会经济变化造成的。长期以来，一代一代养儿防老。现在孩子不仅生得少了，而且跑掉了，农村的人口到城里来了。农村的老龄化比城市要严重得多。农民没有工资，没有收入，老年人生病就会很艰难。城市化大规模发生，“养儿防老”的观念自然瓦解了。
现在这代人的新提法是“不当孩奴”，自己挣钱，将来养自己，还可以买保险，不一定非要靠孩子。与其等着孩子养，不如没有孩子，个人发展得更快一些。
一些人还担心二胎政策放开，觉得将来孩子多起来，教育、医疗的资源不是更紧张了吗？这是年轻人的想法，觉得最好自己的竞争者越少越好。但是却又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将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未来。
一个低生育的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正在慢慢体会。现在已面临民工荒，将来也还会荒――20年前生的孩子少，20年后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呼唤年轻人站出来承担生养责任，意识到现在的政策调整是他们的福祉所在，为他们创造纳税人，为他们创造劳动力。
现在人生观不一样了，学历比孩子重要，职称比孩子重要，拿个世界冠军比什么都重要。社会发展，人们的人生目标在增多，生育已经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至于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直接的影响就是人生不再是一条路，而是有了很多路。
我们认识了这个现状之后，起码不要一对夫妇一个孩子了。我们之前看到强制人流的新闻，但是有这个必要吗？他们觉得这个孩子不能生下来，要不然是危害国家的人口安全，但是到底这样的行为对国家的人口是正作用还是副作用？
生养孩子是投资，也许没错，但是，有的投资是功利性的，比如养儿防老，还有一种是精神性的，不是为了从孩子那里得到什么物质回报，而是满足于陪伴孩子成长的欢乐。
现在很多人的想法太过功利性，对我有好处才做。比如生孩子，很多人觉得是一种付出，但付出其实是一种享受。现在好多人觉得生孩子怀孕不能上班了，人家没有孩子过节就去旅游了，我们有了孩子就什么也干不成了，钱也紧张起来了。请月嫂一个月好几千，到新西兰买奶粉好几千。这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