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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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现状；原因；法律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X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44-0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ystem
Xing Ruo-mu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116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reatened current situation of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current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system, all the reasons and causes of inadequate protection, and finally combines the problems of China's specific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system, to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egal system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words: Biodiversity; current situation; reasons; legal issues; measures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定，生物多样性即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它包括物种内、物种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通常所说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体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它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层次。
一、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现状
生物资源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且使人们能够适应环境和需求的变化。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全球大约有3000万种生物，目前人类描述过的生物大约有140多万种，长期利用的仅150种左右。人类食物的90%是来自被驯化和培育的20种动植物。生物资源是人类财富的巨大宝库。然而，由于人类普遍缺乏对生态价值的认识，长期以来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来获得短期或局部的效益。而在这过程中，原有生物物种的人为消失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改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遗传多样性丧失
当前，全球大约492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乔木种群受到威胁。在美国西北部，159个遗传上显著不同的海洋回游鱼类种群已经处于高度或中等程度的灭绝危险中。自20世纪50年代，玉米、小麦、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品种的传播很快排挤了很多本地品种。印度尼西亚1500个当地水稻品种在过去15年里消失，这种遗传多样性丧失造成农业生产系统抵抗力下降。1991年，巴西桔子树遗传相似性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柑橘溃烂。1972年前苏联小麦大面积损失，1984年佛罗里达柑桔的溃烂的大爆发，皆起因于遗传多样性的减少。
（二）物种多样性丧失
专家估计，自6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以来，当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是它们在未受干扰的自然界中的100倍至1000倍。自1600年以来，大约有113种鸟类和83种哺乳动物已经消失，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物种濒临绝灭或面临严酷的生存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评估生物多样性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20%的动植物种群可能受到灭绝的威胁。
（三）生态系统多样性丧失
就生态系统而言，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发生在包含全球物种50%以上的热带森林。在今后30年内，物种极其丰富的热带森林可能要毁在当代人手里，大量的热带森林物种将面临灭绝。温带森林的破坏同样严重，许多物种丰富的原始森林被单一的次生林和人工林代替，导致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除非立即减缓毁林，否则大约60000种植物在今后的30年里可能绝灭，脊椎动物和昆虫的消失比例可能更高。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也在不断丧失和严重退化，其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处于相对封闭环境的淡水生态系统。另外，一些岛屿物种的生存也面临严重的威胁，现存物种中11%的哺乳动物和40%的鸟类的生存受到威胁。
二、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及法律问题分析
尽管在我国其他法律中散见了一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定，但是，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没有建立起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制度。
（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的不足
首先，单纯依靠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手段是不够的。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在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基因多样性等方面都己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目前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对生物多样性确实有一定的保护功效，但是，由于生物多样性所受主要威胁的特定性，这些规定在目前只有有限的价值，对于掌握着毁灭性技术，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事实上正在无限制地开发地球资源的人们影响甚微。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需要不同的环境政策。在现阶段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的生态立法虽已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但仅着眼于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这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我国涉及到外来物种控制问题的相关法律主要有：《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同时还有一些用以配套的名录及审批制度。此外，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也有相关的法律条款。然而，这些法律、条例及组织体系主要集中在人类健康、病虫害检疫等有关方面，并没有充分包含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环境破坏的相关内容，与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出发控制外来物种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二）法律制度不完善
事实上，我国虽然对于外来物种问题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但远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外来物种控制体系，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早期监测控制和迅速反应，都没有相关的规定。同时，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系统类型众多，有些入侵生物虽然在短期内还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依然会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构成潜在威胁，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来物种管理的法律制度只是刚刚起步，而且法规级别较低，已有的措施并不十分得力，缺乏专门性、系统性的法律法规，防治监管体系也有待建立。总的来说，我国现行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水平与我国面临的生物安全的严峻形势很不相称。
（三）执法力度不够
在机构设置方面，在环境保护部门中没有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执行机构，很多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都是由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联合执法。由于没有专门的执行机构，造成很多保护工作的进行效率低下，权责不明，出现问题时极易出现推诿责任的现象。在执法人员的素质要求方面，没有规定相关的执法人员从业资格标准，导致现有的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普遍专业素质不高，使国家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定无法被执法人员准确理解贯彻和执行，造成相关法规政策的预期社会效应难以得到应有的发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观念的推广方面，当前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观念的推广力度不够，整个社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较为淡薄，人们更多的是看到各类生物资源的经济价值，而没有看到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在资金投入方面，财政部门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济投入与实际保护工作的资金需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缺口，很多刻不容缓的、生态价值巨大的保护工作因为资金问题而迟迟难以进行。
三、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的对策
（一）确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的基本制度
1.生物资源评估制度。国家对生物资源总体和各种生物多样性资源类型的状况定期进行评估，以作为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可利用管理工作的本底数据。
2.生物资源产权制度。明确规定生物资源的产权(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产权的取得、利用、转让和散失方式，规定对产权的基本保障措施和对产权转让的基本管理措施。
3.有偿使用制度。以税、费等形式规定对国家所有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有偿使用。
4.综合利用制度。确定综合利用的基本要求。提倡生物资源节约使用、废旧利用、、循环利用，发展和推广综合利用技术。
（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监督管理机制
1.各生物多样性资源行政部门的职责。各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与之相适应的生物多样性及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综合性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自然区域的保护和无具体管理部门的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的保护。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责行使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监督管理权。
2.环境保护部门的统一协调。环境保护部门是国家负责环境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的专门行政机构，应负责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的全面统一协调工作，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规划和政策方针的制定，在整体上协调各有关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3.人大专门委员会的监督。加强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通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进行实质性的监督，保证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的实施。
4.制定监督管理部门法律。以专门法律的形式确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机制，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范围、统一协调方式和法律规范，实施监督程序。
（三）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查询制度
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管理者服务，为他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制定土地利用规划、评价环境影响等问题上提供必要的信息。同时，生物多样性的编目和监测提供了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生物学信息，可应用于一些基础学科，如系统学、生态学、行为生物学等领域，也可应用于一些应用学科，如生物技术、土壤学、农学、林学、水产学、保护生物学及环境科学等方面。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就是将原来分散、零散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利用信息汇总，在保证准确、可靠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电子化，并提供完备的数据检索和查询工具，以适应不同目的的查询需要。
（四）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制度
自然保护区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途径和希望。因此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制度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项重要制度。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是对就地保护原则的具体贯彻落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要求，建立不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进行有效的管理。
（五）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中应规定各地区的有关部门应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一方面通过接受有关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部门和其他企业部门自愿捐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培训、资源开发和各种服务积累资金，再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去。再者，随着公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认识的加强，还可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同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制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重要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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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范文第2篇
例如，在讲授遗传的物质基础时，我没有直接告诉学生主要的遗传物质是什么，而是对细胞有丝分裂、减数分裂和受精过程进行回顾分析，了解染色体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在有丝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复制一次，细胞分裂一次，有丝分裂的结果，每个子细胞中具有一套形态和数目完全相同的染色体，保证了每种生物的细胞中都含有一定形态和数目的染色体；进行有性生殖的动植物，其有性生殖细胞是通过减数分裂形成的，其结果使得性细胞染色体数减为正常体细胞的一半，经过受精作用使染色体数恢复到原来的数目。这说明染色体在生物的传种接代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人们认为染色体在遗传上起着主要的作用。从细胞的角度来看，染色体即为遗传的物质基础。接着，再从分子水平上对染色体进行研究，知道染色体主要是由DNA和蛋白质组成的，其中的DNA在染色体里含量稳定，是主要的遗传物质。这样就完成了新旧概念的改造，原来认为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主要遗传物质DNA的载体。如，对生物多样性原因的认识：在高中生物中有三处提及生物多样性原因，其一，第一章中指出，蛋白质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生物的多样性；其二，第五章中指出，DNA分子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生物的多样性；其三，第六章中指出，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学说，能够科学的解释生物进化的原因，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虽然在这三处均对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有不同的描述，但实际上书本是从不同侧面和层次上来描述多样性原因的，我们应该让学生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原因是蛋白质分子的多样性，而DNA分子结构多样性则是生物多样性的根本原因，因为DNA控制蛋白质的生物合成，DNA多样性决定蛋白质多样性。
而生物进化学说对生物多样性的解释实际与生物遗传物质结构多样性是一致的。这样，不仅能把DNA的多样性引起生物多样性同化到蛋白质多样性引起的生物多样性中，而且使得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二、在解决问题时，不死套公式，而是融会贯通，善于多渠道，用简捷的方法解决问题 例如，在讲解自由组合规律时，为了让学生搞清其实质，我围绕等位基因互相分离，非等位基因之间自由组合这个实质，出了多种类型题，根据亲代基因型推出子代基因型和表现型；根据子代同一对相对性状的表现比，直接推出亲代基因型；根据子代基因型组合数推出亲代基因型等一题多解的练习题，用多渠道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但在解决以上问题时，我发现有的同学当题目中出现不同于书本上的遗传比例时，不知所措或解题方法繁琐，我便告诉学生应学生化繁为简，有些遗传练习题看似复杂，但只要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局部，逐一研究局部的问题，最后再把局部问题的结果综合在一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像两对以上相对性状的遗传看似复杂，但只要两对以上的等位基因是独立分配的，就可以把复杂的遗传现象分解为一对一对的相对性状来研究，即用分离规律来研究。在把每一对相对性状的问题研究清楚后，再把它们综合起来，达到问题的最终解决。
三、在创造活动中，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不安于现状，有创新意识，有丰富的创造想象力。
首先，在实验的改造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例如，高中生物实验，关于《观察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中，需要培养洋葱根尖，以前，都是教师培养出来供学生用，现在我要求洋葱根尖由学生自己培养，希望他们除了按照书本上的要求培养外，也可选用其它的材料或其它的方法培养，并希望他们能找到比教材更好的方法来。一段时间后，我吃惊的发现根尖培养出来了，学生培养的根尖中，有的是用洋葱水养成的；有的是洋葱沙培成的；有更换材料用大蒜采用类似方法培养的；也有少数用蚕豆沙培养出来的。后来又进一步发现沙培的根尖用完后，继续把洋葱等放在湿沙中培养，继续长出的根又可用来做《观察对矿质元素离子的交换吸附现象》实验。如此一来，既培养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又发展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范文第3篇
关键词：GLOBIO3 模型 完善
中图分类号：X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248-04
GLOBIO3 perfect predictive model of biodiversity - questions，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JIANG Xintong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GLOBIO3 model is one of the frontier achievements in global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and forecast.Based on the dose-effct relationship，the model predicts the hardly available biodiversity data using the relatively attainable monitoring results of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rivers.Though innovative，the model shows clear shortcomings.This paper will firstly introduce the core framework and fundamental methods of GLOBIO3 as a preparation， then focus on the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of the targeted disadvantages of the model.Following this logic，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meaningful improvements to the model and encourage more studies in related fields.
Key word：GLOBIO3 model perfect
1 引言―― GLOBIO3模型简介
1.1 基本思想
GLOBIO3[1]使用与原始环境相比的相对平均物种丰度（MSA）来表征一定环境条件下的生物多样性，这是模型需要预测的因变量。同时，GLOBIO3使用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程度、生态环境破碎化程度、全球平均气温、大气氮沉降量和基础设施建设量这六个驱动因子作为自变量。模型的基础是因变量与六个自变量间的六个函数关系。在对生物多样性进行预测时，先使用未来情景预测模型对驱动因子做出预测，然后将因子的预测值输入模型，其输出结果就是预测的MSA。
1.2 具体方法
对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函数关系进行回归时需要使用样本数据，这些样本数据通过Meta分析得到。选取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条件的关系”高度相关的研究，提取其中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条件进行描述的数据形成回归建模的素材。
得到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函数关系后，需要对未来的自变量取值进行预测。模型中六个驱动因子的预测值依赖于对未来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情景的预期。GLOBIO3将经济发展、植被覆盖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权威研究结果结合起来，构建驱动因子的预测模型。
将驱动因子的数值分别输入六个函数，得到每个因子影响下，生物多样性的预测值。基于驱动因子间不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假设，将六个函数的因变量值相乘，得到MSA综合预测值。
1.3 论题摘要
GLOBIO3模型的思想方法新颖、使用过程简洁。但是这不能掩盖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中显示的不足之处。为了完善该模型，该文将对三个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建议。分析的三个不足之处包括：
（1）忽略重要驱动因子导致模型具有遗漏变量偏差；
（2）样本数据的收集质量不高，函数关系缺乏对某些地区和某些因子的代表性；
（3）对未来发展情景的预测结果单一，结论不够稳健；
以下三个部分将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行分析。
2 忽略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子
2.1 问题分析
GLOBIO3的基础是六个驱动因子（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程度、生态环境破碎化程度、全球平均气温、大气氮沉降量和基础设施建设量）与生物多样性（平均物种丰度MSA）的剂量反应关系。其中，土地覆盖变化、土地利用强度、生态环境破碎化程度、气候变化、大气氮沉降因子源于评价全球环境的综合模型（IMAGE；MNP 2006）[3]；基础设施建设因子源于GLOBIO2模型。通过参考IMAGE团队、MNP和GLOBIO2的研究成果，GLOBIO3模型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现有研究中对生物多样性具有显著影响的因子。
但是，通过文献分析找寻驱动因子的方法容易受到文献选择的制约，产生遗漏变量偏差。解决遗漏变量偏差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更加深入的研究将以往未注意到的显著因子纳入模型。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使得很多研究注重贫困和生态的关系。已有一些研究发现，贫困地区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高度重合（Brendan Fisher 2007）[7]，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符合贫困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理论预期。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在完善GLOBIO3模型时，应当首先纳入被遗漏的“贫困水平”驱动因子以减小预测的偏差。或许“贫困水平”只是诸多遗漏变量中的一个，纳入它并不能使得这个模型足够全面。但是通过纳入“贫困水平”来完善模型却是探索更多遗漏变量的良好开端。
2.2 解决措施
（1）准确选取贫困水平的测度指标
将“贫困水平”纳入GLOBIO3模型的前提条件是找到合适的指标量化贫困水平。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以往研究中使用的贫困测度指标包括生活水平、财产、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营养条件等（Azariadis 2005[4]，Bowless 2006[5]，Carter MR 2006[6]）。由于在GLOBIO3中纳入“贫困水平”因子是从经济和环境的关系入手分析人类的福利水平变化，其测度应当既包括反映经济水平的货币指标，又包括反应环境变化的非货币指标。例如：选取劳动力人均收入直接度量贫困水平（Huib Hengsdijk 2007）[7]；或选取人群健康和死亡率指标间接度量贫困水平。
（2）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选择函数形式
“贫困水平”具有显著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在描述它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时，许多学者以环境经济学为基础提出：应当使用库兹涅茨曲线的函数形式（Stern et al. 1996）拟合这种函数关系。这种想法来源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会提高经济活动的机会成本的基本理论（M.Norton-Griffiths et al.1995）[8]，表示早期生物多样性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而到达一定临界状态后，生物多样性又随经济发展而升高。更多研究在试图应用这一函数形式时发现：该种形式成立的条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协调实施，而这种双赢关系通常难以实现（D.Hulme 2001[9]， C.B.Barrett 1995[1]，M.Wells 1992[10]）。所以，在拟合生物多样性与贫困水平的函数关系时依然应当采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3）在适合的尺度上使用模型
“贫困水平”的地区异质性（T.Kepe 2004）限制了模型应用的尺度条件。正如对库兹涅茨曲线临界点的计算结果常因所选取的研究地区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差异（Panayotou 1993；Cropper and Griffiths 1994[12]），经济变量受制度因素的影响极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差异显著。（Southgate 1990[13]， Mendelsohn 1994[14]， von Amsberg 1994[15]）可以说，“贫困水平”因子作为该模型中对经济水平的代表，对全球尺度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效果已经很不明确了。因此，纳入“贫困水平”后的GLOBIO3模型应当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使用，比如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共同体范围内。
3 样本数据的收集缺乏代表性
3.1 问题分析
GLOBIO3模型中驱动因子与生物多样性的因果关系是通过Meta分析从已经发表的文献中收集数据并拟合回归得到的。GLOBIO3团队先从SCI等权威数据库中搜索以“生物多样性与驱动因子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然后，从这些研究中提取驱动因子和生物多样性的数据；最后，利用这些数据建立驱动因子和生物多样性的对应关系。在实际检测技术受到限制，监测数据缺失严重的情况下，Meta分析方法能够间接帮助研究人员获得数据（G?ran Arnqvist et al.1995）[16]，但是其精确度低、数据代表性不足等问题降低了研究的指导意义。下文将着重讨论如何通过建立更完整有效的网络来获取并综合利用数据来拟合函数。
GLOBIO3在拟合函数时使用的数据通过Meta分析得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对不同区域的代表性不均。在温带和北半球的大多数区域，人类活动的历史较长，难以找到未受人类干扰的参照情景，所以计算相对物种丰度存在困难。这一问题使得GLOBIO3中热带地区的数据丰富程度远高于温带和北方区域，导致模型对不同地区的代表性不均匀。第二，对于不同物种的代表性不均。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的研究多以鸟类或哺乳动物为研究对象；而分析大气氮沉降的影响的研究则主要以温带植物为研究对象。第三，数据的统计精度差异为综合利用带来困难。比如：不同利用类型的地块分布数据既可以从FAO（FAO 2006）得到，又可以通过卫星影像数据获得，两种来源的统计精度不同；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统计精度也有较大差异。这都为这些数据在同一个模型中的整合利用带来困难。
3.2 解决措施
（1）综合利用监测数据和文献数据，增强数据体系的丰富度和代表性。
首先，扩大Meta分析的文献覆盖范围，增强对弱势物种和弱势因子的代表性。比如：欧洲地区的数据对植物物种的代表性不足，可以将对欧洲植物物种（Bakkenes et al.2002）[17]和生物群系（Leemans and Eickhout 2004）[18]的研究成果纳入Meta分析，增强对植物物种的代表性。再如：气候变化因子的建模依据只有IMAGE2.4模型，在文献分析中占比较少，属于弱势因子。借助生物对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研究成果（Peterson et al.2002[19]； Thuiller et al.2006[20]；Arau jo et al. 2006[2]）为气候变化因子的建模提供更强大的理论支持。其次，将实地监测与Meta分析结合使用，增强对弱势地区的代表性。例如：GLOBIO3在温带和北方地区的数据较少，可以使用瑞典的国家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BDM 2004）作为GLOBIO3数据的补充，因为BDM中的取样点主要位于温带阔叶混交林和温带针叶林（Laura De baan et al.2013）[22]。该数据的实用性也在一些“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的相关研究（Koellner and Scholz 2008）中得到证实。
（2）完善监测体系，打好数据基础。
目前，全球已有很多国家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实地监测，但因检测标准尚未统一、监测成本过于高昂，导致数据的监测质量很低，难以综合利用。为了提供比Meta分析更为有力的数据支持，必须尽快完善数据监测网络。首先，改进和统一实地监测方法。目前，在陆地生物多样性监测中，比较先进的检测体系是in situ系统，它对物种、环境因子和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综合监测。为了增强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不同的检测地点的监测频度、方法和物种应当一致（Ferrier et al.2011）[23]。其次，应当注重样地监测和遥感监测的结合。in situ系统监测成本较高，使得很多地区多项数据严重缺失。使用卫星遥感数据以及其他的远程监控数据作为对in situ监测数据的补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数据空白。为了使样地监测和遥感监测结果更好地配合，应当积极发展GEO BON这样的科研项目，探索整合利用in situ及遥感监测数据的方法（Scholes et al.2008）[24]。为了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数据综合利用，应当积极构建以跨国NGO为中心，包括其他NGO组织、研究机构和大学、保护区管理机构和森林管理机构的多渠道数据收集和利用网络。
4 对未来发展情景的预测不够稳健
4.1 问题分析
情景预测对生物多样性的预测具有决定性作用（Pearson et al.2006）[25]，因此情景预测的准确性和稳健程度至关重要。目前的生物多样性预测研究通常在常用的情景预测模型中选择一个加以使用，有时会援引其他研究支持自己所选用的模型（Olden，J.D.and Jackson，D.A.2002；[26]Anderson.R.P.2004[27]）；GLOBIO3模型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但并没有预测模型的选择依据进行论证。具体而言：GLOBIO3使用IMAGE2.4模型预测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框架下土地利用的变化，以Global Land Cover 2000地图作为补充以提高精度；使用FAO和世界土壤地图预测全球氮沉降和超额氮负荷；用Digital Chart of the World数据库（DMA 1992）预测道路和管线建设的分布情况；根据土地利用的变化计算群落面积未来的变化（代表生态破碎化程度）；用IMAGE模型预测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情况。不加论证地选择预测模型的问题是说服力不足（Schmit et al.，2006）[3]；用单一而确定的预测结果取代多种潜在预测路径的问题是预测的稳健型和全面性缺失。
4.2 解决措施
（1）对多种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交互验证
情景预测模型有很多范本，但是不同研究对象地理条件和自然禀赋的差异使得从理论层面对比研究模型的适用性很难；而通过实地监测结果对模型有效性进行验证的成本又高。为了在不违反成本有效性的前提下增强预测结果的稳健程度，建议综合使用多种预测模型，并且将模型的输出结果进行交互验证。
为了给这种交互验证提供素材，这里对处于国际前沿的情景预测模型及其主要思想进行回顾。IMAGE综合评价模型通过模拟全球贸易情景判断对农林产品的需求变化，从而间接计算农、林用地的面积变化。其优势在于充分考虑到预测范围之外的国际因素，适合开放条件下的情景预测（MNP 2006）[29]。Dyna-CLUE模型充分考虑用地需求、地理位置、管理政策、用地改变的难易程度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其中不同利用方式在同一地块上相互竞争的假设很符合日趋紧张的用地预期（Yongyut Trisurat et al 2010）[30]。但是该模型变量较多，数据需求高，只在小尺度研究中有较强的模拟能力。（Castella and Verburg 2007； Pontius 2008[31]； Verburg and Veldkamp 2004[32]）该模型包含40种具体的气候变化情景。已经初具概率预测的意义，其最新进展Post-SRES还考虑了政策选择与发展情景的交互作用（Strengers et al.2004）[33]。GCMs （Global Climate Models）模型可以分析气候变化情景预测的不确定性（Polvani et al.2004[34]）。人类足迹模型通过预测人口密度、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Cardillo et al.2004[35]）、人类活动足迹（Sanderson et al.2002）和对初级产品的分配方式来预测未来环境的变化。（Imhoff et al. 2004）[36]。
因为难以捕捉影响未来环境经济情景的所有因素及影响机理，任何预测模型给出的结果都是不尽准确的。但是，这些模型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假设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趋势，因此模型间应当存在对未来情景预测的共性。如果能够比较这些模型的预测结果，剔除造成预测结果差异的变量，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找到这些模型对未来发展情景的公共认知并以次为平台构建未来的宏观图景。这一宏观图景就是分析在未来某一时点的生物多样性变化驱动因子的基础。模型预测结果之间的交互验证能够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推进对潜在发展路径的全面探索，增强预测结果的稳健性。
（2）利用“集合预测”和“一致预测”方法
预测情景是多方面输入条件给定后的一个输出结果，其核心层面包括“基年情景”、“模型类别”、“参数设定”等。每个方面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假设下都会有不同的预测结果，将各方面的多种预测结果排列组合能够形成一系列综合预测图景。虽然难以在繁多的组合情景中筛选出最为准确的一个，但是从这些组合中体现的总体趋势却会在很大的概率上接近真实的发展情景。
“集合预测”方法同时考虑由不同的“基年情景”、“模型类别”、“参数设定”等多种条件组合生成的众多发展情景组成的情景预测集合。依据统计学的方法，以预测集合为样本数据，“集合预测”可以划定未来发展情景的变化区间并给出估计的可靠程度。使用“集合预测”方法建立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预测模型（Pearson， R.G.et al.2006[37]；Thuiller，W.et al.2004[38]）的尝试可以认为是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未来情景预测的范本。统计学的研究证实，集合预测能够比任何一种单一的预测方法产生更小的平均误差。（Cramer .W. 2001）
由“集合预测”发展而来的“一致预测”可以认为是在“集合预测”给出的大概率范围中求得一个未来发展情景的期望值作为最终的预测结果。目前，“一致预测”方法已经在建立气候变化情景的概率分布模型中有较好的应用（Stainforth.D.A et al.2005[39]），在此基础上，将“一致预测”推广到情景预测的其他方面需要更多持续的研究。同时，“一致预测”的研究人员强调使用这一方法的一个条件是尽量穷尽可能的组合情景，因为只有当这些组合全面地覆盖未来的发展路径，才能维持稳定的概率分布，从而得出更加稳健的预测结果。（Allen， M. et al. 2002[40]）
5 结语
GLOBIO3模型是对生物多样性进行预测的创新性方法，为了完善该方法，本文从纳入“贫困水平”驱动因子、增强建模数据的代表性和提高未来情景预测的准确程度三个方面入手，分别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在纳入“贫困水平”驱动因子时，应当使用货币指标与非货币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来测度贫困水平、使用简单线性模型并在较小的地理尺度上应用改进后的模型；为增强数据的代表性，一方面发掘已有的文献数据和监测数据，提高对弱势因子、弱势物种和弱势地区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发展综合检测体系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基础；在预测未来情景时，既可以对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交互验证来发现共同的趋势，又可以使用不同条件的多种取值排列组合形成的预测集，划定未来发展情景的变化范围并求得期望趋势。
该文的建议主要针对三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是GLOBOI3模型的完善仍需要对更多潜在的不确定性进行深入讨论。比如：同样没有包含在GLOBIO3模型中，却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有重大影响的因素还有“生物交换”和“大气CO2聚集”等（R Leemans et al.2007）[41]，对这些因子影响的认识还很粗浅，只有通过更大力度的文献分析来逐步加深对他们的理解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合适的函数模型。再如：在深入挖掘现有的数据时，以何种方式将样地数据和遥感数据进行完美结合仍然需要探讨；在构建数据监测体系时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政策选择只对监测频度高，从而时间序列数据全面的物种有利（M de Heer， 2000），这就为发展定量方法，确定不同物种在数据收集时应当占据的权重提出诉求。只有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与国际合作才能为这些潜在的问题提出更明确的探索方法和更准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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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范文第4篇
2002年5月25日至6月8日，中国农业部赴澳大利亚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代表团一行5人，应澳大利亚农渔林部的邀请赴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14天的考察、访问和交流。考察团受到澳大利亚农渔林部等单位的热情接待，先后赴墨尔本、阿得蕾得、堪培拉、悉尼和布里斯班等地，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南澳州植物园、阿得蕾得大学WAITE和ROSEWORTHY两个校区、澳大利亚国家科工组织植物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公园、澳大利亚国家标本馆、CRC热带植物保护中心、澳大利亚热带遗产中心、悉尼皇家植物园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和交流，顺利地完成了预定的考察计划，现将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澳大利亚概况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在大西洋南部和印度洋之间，领土包括澳洲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澳洲大陆地广人稀，四面环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占据一整块大陆的国家。国土面积约76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36700公里。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平坦的大陆之一，拥有许多独特的珍稀动植物种类。按照气候带的划分，澳大利亚的北部为热带，中部为辽阔的干旱和沙漠地带，南部为温带。澳洲的气候比较温和，全年温差不大。澳洲的四季正好与北半球相反：夏季由12月开始，3至5月份是秋季，6月份是冬季的开始，9月份进入春季。南回归线以北地区年平均气温为23--26度，回归线以南地区温差略为明显，冬季平均气温约14度，夏季平均气温约26度。
澳大利亚有六个洲：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西澳、塔斯马尼亚及二个领地（首都领地和北领地）组成。澳大利亚的人口密度很小，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2人，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现有人口18，426，900人，其中土著人口约占2%，英国和爱尔兰血统在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总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一出生于海外。居民来自100多个国家，主要少数民族包括意大利裔，希腊裔，越南裔及华裔等。
二、澳大利亚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提高公众意识等工作非常重视，联邦政府近几年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科技活动项目，各科学研究和教学等机构均积极参与和支持各种形式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促进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解和认识。政府的支持、各界的参与和设施的健全，使澳大利亚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得生机勃勃，卓有成效。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认真履行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已出台了《澳大利亚生态和可持续利用发展国家战略》（Australia`sNationalStrategyforEcologicallySustainableDevelopment1992）,《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NationalStrategyfortheConservationofAustralia`sBiologicalDiversity1996），各州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了本州的相关法规，例如，维多利亚州出台了《维多利亚植物和动物保护法案》（Victoria`SFloraandFaunaGuaranteeAct1988），以保护本州的特有植物和动物生存、繁衍和保留它们在野生条件下的进化趋势；保护这些特有动植物的群体；保证人类对这些特有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并保持这些特有动植物的遗传多样性等。同时该州还出台了《维多利亚生物多样性战略》、《维多利亚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生活财富》和《维多利亚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我们的生活财富》等技术性文件。
三、澳大利亚的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建设
目前，澳大利亚国家保护区总共有6664个，包括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保护，土著土地所有者、私人土地所有者和森林保护地等，保护面积共有63530760公顷，占国土面积的8.24%，各州（领地）的详细情况见下表。
澳大利亚保护地区概况
州/领地 个数 面积（公顷） 占州/领地%
首都直辖区（ACT） 8 123032 52.8
新南威尔士(NSW) 518 4953217 6.18
北领地(NT) 92 5125556 3.8
昆士兰(QLD) 470 6938764 4.02
南澳州(SA) 1780 24895127 25.53
塔斯马尼亚（TAS） 490 2201962 32.42
维多利亚（VIC） 2089 3378021 14.85
西澳州（WA） 1217 15915081 6.3
总计 6664 63530760 8.24
在澳大利亚，所到之处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环境和植被好，到处是地毯似的草坪，把地面覆盖得严严密密。即使是城市宽广的街道两旁，也是两三排并列的观赏林木（不适宜种草的树下用碎木片覆盖）。例如堪培拉人均绿地面积达70.5平方米，仅次于华沙居世界第二位。城市的空气新鲜，绿荫蔽空，绝少尘埃。在堪培拉和阿得蕾得的住宅周围，一律不加围墙，院外一般以桉树、合欢花树作为绿色花篱笆。堪培拉设有不同类型的植物园，除澳大利亚本土上的植物外，还引种了许多世界各地的树木花草，如中国的银杏、水杉、杜鹃、蔷薇、天竺葵等。堪培拉周围大部分地方都是国家公园的范围，包括诺马治国家公园（NAMADGINATIONALPARK）和狄宾布拉自然保护区（TIDNINBILLANATUREKESERVE）。在宾馆饭店的房间特别是公园和其它公共场所都可看到节约用水和保护环境的告示标志以及管理人员对相关知识的介绍，增强全民的意识。
四、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研究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物种水平和生态水平，而在遗传多样性水平开展的工作相对较少。
在生态系统水平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以保持和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主，一旦某一个生态区域被列为保护地，科学家和政府首先从土地和水资源的管理入手，通过限制放牧、退牧还林还草等措施，恢复土地和水资源利用的原始性，对生态区域内所有的动植物物种进行调查，建立资源档案，确定该生态区的环境指示物种，根据指示物种的动态变化规律，随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在物种水平上，经过长期的资源调查，已经查清了澳大利亚所有物种的资源状况，编制了澳大利亚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名录。对于已列为保护计划的濒危物种，科学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详细调查，不仅明确其分布范围和生态环境，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确定每一个分布区的具体地点和面积，还要彻底查清其种群数量和生存繁育特点，了解其危害因素并掌握其动态变化规律，根据所掌握的上述信息，制订相应的保护策略。
在遗传多样性水平上，主要采用异生境保护的方法，即将具有重要利用价值的作物如棉花、苜蓿、橄榄等种质资源收集起来，统一进行种子库保存。种子库保存的种质不仅具有详细的农艺性状、抗性性状、品质性状的综合鉴定结果，而且还利用分子标记、DNA测序等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进行了指纹图谱鉴定，每一份材料所具有的重要基因都非常清楚，不仅如此，对于收集量较大的作物还进行了核心种质的研究，为作物改良选择亲本奠定了基础。对于重要农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如野生棉花等，科学家利用GPS系统对每一个居群进行了定位，将每一个居群按照统一的取样原则进行了取样，并对其进行了重要农艺性状如棉花抗枯萎病和黄萎病的鉴定，然后统一保存于种子库中。
由于澳大利亚人口稀少，人们保护野生物种的意识较强，目前除各类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世界遗产保护中心外，对野生物种的保护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居民的自觉行为，即科学家将已列为濒危物种的分布范围和生态环境等通报给地方政府，这样，在地方政府进行道路建设或其它设施建设过程中，避免破坏其生态环境。到目前为止，这种简便易行的野生物种保护方法在澳大利亚取得了预期效果。
五、澳政府加强对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初级产业（primaryindustries）的支持
在过去的几年中，澳大利亚的农渔林产业取得了很大成绩，2000-2001年出口有关农产品达到330亿澳元。为了抵制世界经济增长变缓对澳初级产业的影响，澳政府将要加强对有关方面的支持，包括内容如下：(1)盐碱与水质量国家行动计划，（2）国家粮食和病害仿真监测行动计划，（3）澳大利亚政府环境基金--自然遗产托管新项目，（4）国家粮食工业1024百万澳元的5年计划。
六、澳大利亚对我国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启示和借鉴
澳大利亚在生物多样性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针对我国目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现状，具体建议如下：
（一）加强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其中重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进一步完善种质资源管理的相关配套法规建设，加强并规范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促进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交流和利用。
（二）增加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费支持。突出加强我国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和原生境保护设施建设。不同地区的保护区既要扩大规模，又要合理规划，连成一体，增强保护的效果。在增加中央投资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部门提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力度。
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范文第5篇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一节是我的转正公开课,从教材的分析来看,本课的内容多,但相对比较简单,与之相关的素材和资料易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因此教师对教材内容把握的弹性较大。但在备课的过程中,一些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新的教学改革,要求教师改变以往一讲到底的做法,对知识的获得,要变学生的被动接受为主动获取,如何在教学中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商量怎样上这节公开课时,同事的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节课的内容虽多,但难点少,部分内容可以尝试让学生来讲。”——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这确实是比较新颖的一种教学模式。伴随着新课程标准的落实和新课程的普及,课堂教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主、合作和探究已经成为课堂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课堂教学目标已经从过去的知识立意转向能力培养。
然而,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那么,评价学生的活动也就成了这节课的关键,在教学中如何通过积极有效的评价手段,促进学生潜能和个性的发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力,从而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二 策略的选择和问题的解决
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在评价上必须解决三个问题:1、评价的内容是什么;2、如何评价的问题;3、评价的效果如何。
1.评价的内容是什么?
评价的目的既然是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那么,评价的内容就应该多元化:既有知识方面的,也有能力和情感方面的评价;既要关注共性,也要注重学生个性的发挥,倡导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去学习和表现对知识的理解,使每一位学生都有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基于此,在评价的内容上,笔者主要关注以下几点:1、学生的介绍是否有重点?2、介绍的内容是否出现科学性错误?3、介绍的内容是否在原有内容上有所拓展?4、学生材料组织的形式和介绍语言的表达有何特色?
从上述评价的内容来看,前三项是对知识的评价,最后一项则是关注学生的独特个性,是对学生创新能力的赏识性评价。
2.如何评价的问题
我在构思本节课的评价方式时,尝试把赏识评价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即学会欣赏每一位学生,及时对每位学生的积极表现做出恰当的赏识性评价,赞赏每一位学生的独特之处,赞赏每一个学生所付出的努力和热情,赞赏每一位学生对教科书的质疑和超越。在评价的方式上采取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自评和他评)结合起来的办法,使学生通过评价和被评价,有所思,有所得。
3.如何对评价进行评价(评价的效果)
课堂教学中的即时评价是否有效,要看评价能否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动机,能否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并使学生保持和强化这种积极的学习状态。
为了了解这堂课是否达到了上述目的,课后,我请所教班级的学生谈谈对这节课的感受和体会,同时也积极听取了科组老师对本堂课的评价,根据学生和其他听课老师反馈回来的信息对本节课的评价进行了自我反思和再评价。
三 教学实践与教学效果分析
我将整节课的教学流程设计为三个环节:明确概念——介绍、评议——讨论、总结。
“明确概念”。教师结合前面学过的知识加以点拨,使学生明确生物多样性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基因(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介绍、评议”。学生以小组汇报的形式介绍生物多样性的三个方面内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特点、面临的威胁和原因),在此基础上,师生对介绍的内容进行点评和讨论。
“讨论、总结”。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环境问题,目前所采取措施的可行性及不足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通过师生的共同讨论来完成。
上述三个环节中,“介绍、评议”是本节课的重头戏。
第一小组的同学根据他们搜集到的资料,利用课件简要介绍了教材中提及的几种价值,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食用、商品、娱乐、经济、道德等方面的价值,大大拓展了原有内容,为了说明生物多样性的药用价值,组员刘嘉政还特地从家里带来一棵灵芝边介绍边展示,真正做到“言之有物”。
针对这一组的介绍,我采取了学生评价的方式。有的学生认为:“内容比原来教材充实、具体,所举例子更贴近生活”,也有的学生提出:该小组补充的“生物多样性具有仿生价值”属于教材中提到的“科学研究价值”的内容,不应归为“其它的应用价值”,这就对发言的内容进行了修正;还有的学生提出:该小组没有说明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并当场以开发大西部引发的“沙尘暴”来加以说明,很好地对两者的区别作了具体的补充。
以骆琦等组成的第二小组,从调查校园的小树林说起,过渡到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情况,在介绍的整个过程中,骆琦以自己拍摄到的照片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四个特点进行了具体翔实的论述。
对这一组的介绍,我采取了教师评价的方式。在评价中我提到这样一点:这一小组从调查身边生物多样性的情况说起,然后扩展到整个国家的特点,这种由点到面、由此及彼的论述方式不仅使过渡自然,而且合乎论证的逻辑,值得大家学习。
第三小组的同学则搬来了他们所订阅的地理杂志,以科尔沁草原的“前世”、“今生”和开发大西部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生境问题,来说明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几大原因,组员张正在整个介绍中的语言非常流利和顺畅,吸引了在座同学和老师的注意力。
我在评价这组的发言时说:“这组同学在介绍我国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的几大原因时,围绕‘生态环境的破坏’一项,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如国外、国内的例子)对这一主要原因展开论述,有证有据,重点十分的突出。”
综观整堂课,三个教学环节间的衔接比较紧凑,学生的介绍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完全打消了我先前的忧虑,教学中师生、生生的互动较多,课堂气氛和谐活跃,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四 评价的效果
如果评价能够促使学生自觉地进行内省和反思,使自己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这种评价对于学生的发展,其效果就是积极有效的。从课后学生和老师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大部分的学生觉得这节课让自己“获益不浅”。以下是一个学生课后的体会:
我们小组负责“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方面的介绍,为了使介绍生动有趣,我们有的组员负责到网上搜集资料,有的同学则负责扫描杂志上的图片,我还特地从家里“偷”来一棵活生生的灵芝,准备在介绍“药用价值”时能用上场,负责介绍的罗青一早就写好了演讲稿,还反复进行了几次“演练”。我以为我们的介绍一定会在班上引起“轰动”,没想到同学们的评价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居然出现了科学性错误:“仿生价值”本属于“科学研究价值”方面的内容,我们却把两者分开来讲了。直接使用价值与间接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应当是我们介绍的重点,我们竟然把这个知识点忽略过去了!要不是评价的同学用“沙尘暴”的例子帮我们补充说明,我们小组的介绍就完全失败了。
老实说,我们小组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早已对生物多样性的各种价值烂熟于心了,遗憾的是,我们却未能在短短几分钟的介绍中把我们的理解很好地传达给其他同学,这是我们课后一直耿耿于怀的。如果下次还有机会上去介绍,我想我们一定能比现在做得更好。
学生能从他人的评价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把这种不足内化为下次努力的强大推动力,进而产生继续参与和表现自我的欲望。我想,这样的评价促进了学生的点滴进步,成为了学生自我教育和促进自我发展的有效方式。
五 反思与讨论
美国一位课程理论专家说:评价最主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
1.评价方式的改变。以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新的教学观要求教师通过多元的评价方式来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因此,发展性评价已经成为课堂中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在这节公开课上,我第一次尝试把赏识性评价介入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评价关注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学习兴趣与积极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发展;尊重个体差异,注重对个体发展独特性的认可,给予积极评价,发挥学生多方面潜能,帮助学生悦纳自己、拥有自信,使评价成为教师、学生共同积极参与的交互活动。
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主动适应被动适应自然选择社会选择可持续发展
从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至今，由于对进化论的理解不深，因而出现了2种极端现象：一是生物进化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即忽视社会选择的巨大作用，仅仅将生物进化归结为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二是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过分夸大社会选择的作用，而低估了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使我们必须把大尺度上的生物进化和小尺度上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保证人类的各种行为不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使人类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笔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探索生物的进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旨在为生物进化大背景下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基础。
1生物进化与生物的适应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阐明了生命是进化的产物，现代的生物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给神创论以巨大打击，使生物学摆脱了神学的羁绊…。达尔文认为由于随机变异的产生和自然选择的作用，适应的变异被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变异则被淘汰。因此，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生存斗争及适者生存的过程，适应是生物进化的最终结果。
进化论及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多细胞生物起源于单细胞生物，结构复杂的生命体总是源于结构简单的生命体。据此，部分学者认为进化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发展过程。生物的进化就是生物体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其中存在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这和达尔文对生物进化这一基本问题的理解是相背的，这是人类中心说的判定标准在生物进化论中的体现。即使现代的进化观也并未认为“进化就是革命性的进步”，而把“进化”定义为“进化是生物适应性的改变和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变化”，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一致，在进化理论中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是达尔文整个进化理论体系和现代进化观的奠基石。
适应是生物进化的最终结果。生物的进化是生物物种的趋异化过程，是生物的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的过程。自然选择是对随机的多种变异的选择，大自然为选择者，而随机的各种变异成为被选择的对象，被大自然最终所选择的那种变异就得以保存下来，而同一物种中的其他变异就被淘汰，得以保存的变异就是适应大自然的。可见，生物物种产生的各种变异，无论是变异的程度上、方向上，还是变异范围的大小、数目的多少上，都是随机的、不定向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而大自然的选择相对于物种的变异来看，却是有一定方向的。自然选择的方向性和物种变异的随机性，客观上就决定了生物对自然的适应是一种被动的过程，生物体在结构、功能上对自然的适应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生物对自然的适应性总是滞后于自然对生物物种的选择性，也就是说，生物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而不适应才是绝对的、永恒的。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和现代进化论所基于的客观事实，在进化论中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划清了进化论和神创论的界限。
2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
生存斗争及适者生存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另外1种选择——社会选择也与生物的进化密切相关。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开始，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日新月异，市场经济和资源环境私有制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加上当代生物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生物界的改造力度越来越大，表现在一些物种逐渐消失；一些物种数量急剧减少，成为濒危物种；一些物种地理分布区域大幅度缩小；一些物种生活习性及部分性状发生改变；不时有新品种出现等现象，表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生物物种的演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选择作用，这种选择称为社会选择。社会选择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环境的表现和手段，是人类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好地适应自然的一种必然。从本质上说，人类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科学实践活动等都是人类自主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以及科学实践活动等人类行为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等各个方面都属于社会选择的范畴。
事实证明，现在人类社会选择的力量的确是越来越强大，无论是对自然的改造力还是对自然的破坏力都超过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是，人类、人类社会本身以及社会选择等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是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发挥效能的。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选择是人类社会对自然选择作用的一种应答和反映，可以看作是生物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但社会选择一经发生后，便有其独立作用的一面，可以和自然选择作用一道共同作用于生物的进化过程。
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的辩证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当二者一致时，社会选择对自然选择起到了促进和加速的正向作用，使自然选择的力度、范围、时效得以加强，而自然选择使社会选择的目标得以快速实现，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加速生物物种的演化。另一方面，当二者不一致时，有3种情况：
①当自然选择的力量大于社会选择时，生物物种的演化由自然选择所控制，社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自然选择成为了社会选择的阻力。这种现象在人类的动植物新品种的选育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②当二者力量近于相等时，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都在自己一定的范围内作用，社会选择的目标停留在研究成果阶段，无法有效推广和应用，而自然选择也以其自身的作用规律对生物进行着选择。
③当自然选择的力量小于社会选择时，社会选择的结果在自然界中得以快速体现，自然所固有的一些平衡体系被打破，自然选择的方向被改变，社会选择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控制着生物的演化。
2种选择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人类社会诞生起，2种选择过程都直接或间接地贯穿在每一个具体的物种的演化过程当中。但是，社会选择的对象、原始材料和最终归宿都统一在自然界当中，社会选择无论多么强大。都必须以自然选择为基础。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在尊重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选择对生物和环境的再创造作用，同时利用社会选择来抑制或从根本上扭转对人类或自然界(如物种多样性及生态环境等)都不利的自然选择，或减缓各种对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毁灭性打击的自然灾害等，降低灾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3社会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性选择，是一种非常理智的自主性选择，同时也是人类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的一种机制，是一种实现长期自我演化的策略和手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人类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以及现代科学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了正确的方向，把人类的社会选择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都有机地统一在可持续发展这个大框架下，使人类的社会选择和主动适应终于走上了“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道路，从而实现了人类在自己的演化历史上第一次按自己所设计的演化模式去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质上转化为人类的社会选择和大自然的自然选择二者间的关系问题，但这种相互关系无论是从时间、空间维度还是二者间力量强弱的对比情况来看，都是不对称的。从生物进化的时空尺度上来看，人类必须充分发挥自己所特有的主动适应力来确保社会选择在最大时空尺度上与大自然的自然选择相适应，人类才可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实现长期的自主演化。
从纯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自然和自然选择都不会支持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内发展水平的全方位提高，因为这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种群，将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和能量，因而会剥夺其他物种生存和演化的机会，这与生物界的演化趋势相背离。因此，在生物进化的大背景下，人类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全人类长期的艰苦努力，还必须同时处理好进化、适应和选择等重大问题，只有这样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生物的进化、适应和大自然的选择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都统一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进化是生物适应自然的结果，适应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是自然界所固有的属性。换句话说，进化、适应和选择都是自然界所固有的运动规律在生物物种演化过程中的体现，是物种演化过程中3个最重要的环节。人类的社会选择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此为前提，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为人类造福。
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范文第7篇
关键词：知识 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生物学课程标准 概念教学 观察 调查 实验 探究 生物科学素养
“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是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中确定的三维目标。其中知识目标是教学之本，要通过生物学重要概念的教学，让学生在理解生物学概念、原理等的基础上掌握生物学的基础知识；能力目标需要教师在教学中通过悉心的指导、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逐渐达成，是教师在教学中突出重点与突破难点时学生所学得的、能力提高的部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一种无形的潜在学生内心的感受，它是学生通过对每一节课的学习，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培养他们热爱生命，热爱家乡和祖国的情感，确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等。我们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该如何落实这三个维度的目标呢？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在全县初中生物学课堂教学调研中了解的一些情况谈谈个人的见解，仅供大家参考。
一、通过生物学概念的教学，学生获得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知识的记忆，从而达成知识目标
初中生物学教材内容多，知识含盖面广。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将义务阶段生物学课程内容分成了10个一级主题，归纳了50个在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形成的重要概念，那么我们就需要按新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和活动建议来组织教学，才能帮助学生形成这些重要概念，才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例如，在《观察种子的结构》实验教学中，首先让学生将一粒浸软的菜豆种子和玉米种子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在外形上有所不同，再纵切开后做进一步比较，他们就会发现这两粒种子的内部结构上还有较大区别，然后在老师的引导下，将两粒种子的内部结构进行逐一比较，学生就能充分理解菜豆种子和玉米种子在结构上的不同，加强了对两种类型种子结构的记忆，同时老师还要进一步引导学生讨论单子叶植物种子和双子叶植物种子在结构上的区别点：单子叶植物种子是一片子叶，有胚乳，双子叶植物种子是两片子叶，无胚乳。这样就使学生对“种子植物”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二、通过指导学生“观察和实验、调查、探究”等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从而达成能力目标
（一）提供实材，引导观察，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是生物学课程所要求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观察实验，训练观察的方法，这在我们农村学校具有优越的条件，可以让学生亲临自然，接触生物。比如在教学“水中生活的动物”这节课时，我让学生观察鲫鱼，让他们观察鲫鱼的外部形态，运动特点以及在运动中胸鳍、腹鳍和尾鳍所起的作用，引导他们归纳出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是如何相适应的，并概括鱼类的主要特征。这样经过仔细的观察，学生很容易完成，既训练了学生的观察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在小组交流过程中，还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组织学生进行调查活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调查是生物教学中就某个与生物学有关的问题，让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和社会中去了解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活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当地生产和生活的课程资源，认真做好调查，例如，在组织学生调查“动物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时，我们有些农村学校，先利用课堂引导学生讨论制订调查计划，然后把教学班分成小组分别到当地养猪场、养鸡场等去参观，让学生认真收集资料，写出调查报告。通过调查实践，学生对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有了更深人的了解，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因地制宜选择材料，组织探究，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探究”是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版）中的十个主题之一，我们要让学生象科学家那样进行科学探究，让他们参与和体验科学，培养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探究形式要灵活多样，要符合探究原则，在教学中要结合实际选择探究材料和制定探究方案。例如在探究“光对鼠妇生活的影响”时，如果鼠妇不容易抓，我们可以改用蚯蚓（因为蚯蚓的生活环境也是阴暗潮湿的地方）。我们在设计探究活动的方案时，要设计将鼠妇（或蚯蚓）分成两组，一组放在黑暗的环境中，另一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放在明亮的环境中（对照实验必须控制唯一变量）。我们在引导学生设计方案时还要注重学生的设计是否符合探究要求，要综合考虑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三、通过教学将知识目标与情感目标相结合，从而达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是三维目标所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教学中要全面考虑基础知识与情感目标的要求，联系实际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生物学科学素养为目的，将完成情感目标和基础知识目标相结合，例如在《生物和生物圈》的教学中，首先对生物和生物圈的有关知识，通过学生身边所熟悉的事物开始，提出有关问题，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来回答提出的问题，再利用生物图片，让学生观察并结合当地自然环境与生物的相互作用进行对比分析，使学生在了解了生物与生物圈的关系的基础上，明确生物圈为生物的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这样学生在学习生物基础知识的同时，认识到生物圈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的共同家园，从而认识到爱护生
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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