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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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对外开放；影响；对策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任务
如果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其基本任务有两个方面。
（一）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现状，即在概括介绍现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和理论界对各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分析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时，针对学术界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作进一步的分析，结合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前瞻性研究。
（二）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历史，即其产生、推进和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该理论是在我国哪些不同历史时期受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经济开放实践的影响而产生与发展的；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对这一理论产生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在同一历史时期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哪些重要的不同认识；这一理论的演进过程经历了哪些大的阶段，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性。
之所以承担两个方面的任务，是由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首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思想源远流长，并对现代经济理论有重要影响。即使自近20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也伴随实践的发展而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对这一理论的历史是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以及具体的表现
（一）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形势。 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即生产全球化和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所谓的生产全球化，拿戴尔电脑举例，当顾客需要戴尔电脑时就会通过拨打戴尔电脑的800免费服务电话咨询购买，公司人员会把订单输入戴尔电脑的订单管理系统，随后订单被发送到其生产系统中去。
（二）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介绍。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等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简单的说，也就是世界各国的经济日益紧密联系，成为一个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三）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会导致市场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其他弊端也全球化了，从而使市场出现全球性的波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得以通过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不公平分配和不平等贸易，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同时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企业带来了可供借鉴学习的先进管理经验，对我国企业的体制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使我国旧的企业管理模式打破陈规，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管理模式，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同时培养精英人才，从而达到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二）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更快更好的引进外资的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吸收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中国目前的企业在很多科技领域都还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可以让我国迅速的缩短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之间的差距，使我们的经济能够跨越式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吸收外国资本，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放步伐，使我国也积极的迈入国际化生产分工中，占有国际市场份额，同时可以有效的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开拓海外市场。
四、应对策略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市场的投机性和经济风险加大。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遍及全球，一旦市场出现周期性波动，将影响全球市场经济的动荡。其次，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国的大部分民族工业生产与国外的发达科技水平相比还存有一定的差距，而同时，关税的降低，也会是我国本土的工I失去价格的优势，再次，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来文化正在冲击着我们本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以及人生观等。对于以上的消极影响，我们唯有调整对策，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把握机遇，尽可能的消除负面影响，使我国的市场经济进行跨越式的大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首先我们要不断的深化改革，加快我国各个方面体制的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积极主动的融入经济全球化。其次，积极的推进我国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积极的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始终保持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延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再次，保护和发展我们的民族经济，加快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当代世界经济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3・11”震灾；全球化；世界政治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110-03
一、世界政治视阈下的日本“3・11”震灾解读
针对全球信息时代下国家间权力分布的变迁，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曾提出“世界政治的三维棋局”之说，在三维棋局中，政治―军事问题是最高层面的棋局，中间层面的棋局涉及经济问题，而跨越边界和不受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则是最低层面的棋局。[1] 在全球化时代，三维棋局中的三维不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彼此紧密互动并相互渗透、影响和制约。其实，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议题的分野与这个三维棋局具有高度的融通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研究的现实问题领域分为“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其中“高级政治”涉及政治、安全和军事，而“低级政治”是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传统上，“高级政治”中的“安全问题是全球议程上受到关注的主要议题，也是防止战争、保持和平的主要途径”，而“低级政治”则“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讨论世界政治时的中心话题”。[2] 在全球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的条件下，世界政治系统内诸事务之间的关联愈益呈现出“蝴蝶效应”的特征，尤其是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级政治” 问题对“高级政治”的非线性影响显著。由于链式反应的波及影响，日本震灾这样的自然灾害也可以归入世界政治问题中。日本震灾虽位于三维棋局的最低层面，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高层棋局的态势演变。
在一段时期内，日本“3・11”震灾几乎成为最重要和显著的全球公共议题，原因可以归结为：震灾的巨大破坏性导致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海啸及核泄漏波及和影响范围的跨国性和跨洲际性；作为受灾国的日本所具有的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同为地球人对于同类所遭受灾难创伤的感同身受，对人的权利尤其是生命权的关注和尊重。日本“3・11”震灾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广泛、多面而又极其深刻的冲击，其 “蝴蝶效应”的非线性影响表现在国家间政治关系、全球经济复苏及贸易、核安全议题争论等多个方面。
第一，日本“3・11”震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之间相对紧张的关系。除了影响国家层面的关系外，对于中国而言，围绕是否援助受灾的日本，国内曾发生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凤凰网对此曾做过一次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有近八成的网友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日本震灾引发的中国国内的这次争论使得国内民众能够将一个同中国有着历史仇恨与现实矛盾的日本和一个遭受深重灾难亟需外援的日本分开看待，这对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为一场民族、国家和世界观念的洗礼。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就应该具备全球视野，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国际观也应该是理性和成熟的。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国际观与社会大众的国际观是相互影响的，从这一点来看，日本震灾对于中国社会民众的国际观念的冲击是剧烈而深刻的。
日本“3・11”震灾对国家间关系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围绕核泄漏、核扩散以及对外信息透明度问题引起国家间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洋的行为导致周边邻国的不满和抗议。虽然国际法确认非内陆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权利，但海洋环流的特性意味着海洋具有人类“公有地”资源的属性。因此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洋是对他国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也是对国际法的违反，表现出日本国际观“以邻为壑”的心理。
第二，在经济贸易方面，由于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本“3・11”震灾对全球经贸链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全球经济复苏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迟滞作用。日本震灾引起的核物质泄露还引起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正常现象，不少国家宣布禁止进口日本食品及其他部分产品，这对日本经济复苏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核泄漏还殃及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核泄漏及其大范围的扩散导致许多国家的民众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慌，突出表现为中国的“盐荒”以及美国民众抢购碘片和防毒面罩等现象，造成对社会正常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因海啸冲击所形成的巨型垃圾岛将会“随波逐流”飘向北美西海岸等广大海域，进一步造成海洋污染，危害海洋生物，甚至还会阻碍船舶顺利航行，影响太平洋航线正常的贸易往来。
第三，相较于地震和海啸，核物质的放射性、扩散性和不易控制性意味着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危害要大得多。日本“3・11”震灾使得发展利用核能再一次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的议题，并对不少国家发展核能的政策产生制约作用。对一些致力于反对利用核能的环保组织而言，日本震灾无疑提供了一次宣传核能破坏性后果的机会。其实，核议题属于“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交叉领域，比如伊朗和朝鲜核问题这种围绕发展核武器和核不扩散的尖锐冲突就是“高级政治”的传统安全议题，而对于发展民用核能的广泛争论则属于“低级政治”中能源政治和生态政治的复合议题：核能是潜在高风险的能源，它相对于其他能源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技术保障和安全系数要求极高，一旦发生核泄漏就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本身造成持久的、大范围的破坏性影响。通常，努力推动发展核能的往往是国家政府，而反对者多是民间的社会环保团体。核议题既是一国国内的公共政策议题，也是全球公共议题。由此，围绕是否要发展核能的争论是政府和社会角力的表现，也离不开国外与国内层面的互动。
二、 “3・11”震灾凸显世界政治新思维
第一，作为个体的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受到重视。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它给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突出地表现为世界政治的“碎片化”、一体化及其议题的公共性、跨国性和“人本”色彩。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都有可能传递并影响到其他地区的人们，提高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由此实现了从国际政治到全球政治的贯通和转向。全球性的信息、通讯、资本、产品和人口流动使得最本土的发展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全球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国内事件与全球事务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民族国家边界的不可渗透性在削弱，这就导致世界政治领域中“国际性的国内”事务的涌现及相应决策的难度增加。日本“3・11”震灾就属于“国际性的国内”事务，其影响已超出日本一国的范围。对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本土情怀和全球视野已经合二而一、难以分离。在世界政治的“场”中，“人类应该同时具备自己是身处地区的‘乡土民’、属于国家的‘国民’和以世界为人生之舞台的‘世界民’这三种自觉。”[3] 而普通民众以其细微的个体或集体的行为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政治的面貌和走势，各种边缘人群在世界政治的“场”中所面临的个人境遇也应该被关照。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学科对普通人和边缘群体的关注是这一学科进步性和时代性的重要表征。
第二，人类社会已进入风险全球化时代。作为西方学术界研究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成果，“风险社会”理论展现出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安东尼・吉登斯将风险区分为两种类型，即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与被人们不断发展的知识所制造出来的风险。他认为，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人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4] 在日本“3・11”震灾中，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共同发生具有两种类型风险的复合性，因而其造成的破坏也更为严重。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和威胁已经跨国化甚至全球化了，这就是乌尔里希・贝克所提的“世界风险社会”。贝克也指出，所谓的“全球威胁”已经共同导致了一个既定风险逻辑的基础被消除而难以管理的危险取代可计量风险占优势的世界。贝克还将全球威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财富驱动型的生态破坏与技术工业危险、贫困驱动型危险、由NBC（核、生物、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的区际或全球的自我毁灭性危险。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和灾难往往相伴发生或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使得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在风险跨国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已经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聚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对任何个体和群体的人的安全的关注是一项必须而紧迫的课题。传统的安全观主要关注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对于人的安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人的安全”概念则是将个人置于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中心地位，其要义包括了使“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两个层面。针对研究“人的安全”议题的重要性，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探索人的安全的发展途径，以解决越来越多的复杂的跨国危险问题，因为这些危险对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会比常规军事危险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更大。”[5]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需要具有全球主义意识。在全球化时代，普通个体和群体既可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可能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同时，全球公共议题和事务已非一国或几国所能应对和治理，一些非国家组织（次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和具有“世界民”情怀的个人也能参与和影响此类议题的设置和进程。由此，倡导和培育全球主义意识和“世界民”情怀，进一步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全球共同体的形成变得必要而可能。全球主义的律令意味着，“凡是需要采取行动的地方，就要按照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世界的要求来行动。”[6]王逸舟认为，全球主义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既强调各种行为体对“全球村”的某种责任，也强调对各种行为体之复杂的、经常冲突的各种利益的统筹。[7] 因此，“全球主义远不是现代性之普世主义的一种延伸”，[8]相反它尊重和倡导人类文化生态和观念的多样性，蕴含着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道德情怀和理想追求。毫无疑问，全球共同体正在形成过程中，虽然与由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相比还显得非常弱小，但形成中的全球共同体正以其自身的动力向前发展着，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最终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8]
第四，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终结是有可能的，终结有赖于每一个个体的自觉和行动。美国登月宇航员艾德加・米切尔说过，“我所认识的去过月球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到类似的影响。我把这叫做地球意识。每个人回到地球时都感到，他不再仅仅是一个美国公民；他是一个星球公民。”[9]学者庄礼伟在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后现代可能性”时创造性地提出，适度地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所谓“月球人”的角度，就是无差别、无国界、无中心、无预设立场、无轻重厚薄，重视非国家因素和跨国场景。[10] 于是，“本土情怀+全球视野”可能需要进一步延伸升华为“地球情怀+月球视角”。无论前者抑或后者，其实都恰如其分地反应出全球化时代下的世界政治诸场景。在这样的世界政治场景中，普通个体和边缘化的群体都在世界舞台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也时刻受到来自其他（强大的）行为体的损伤；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唯一的家园，地球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失衡造成的毁害，没人能置身其外；国际事务中的“国家理性”下降并逐渐让位于“公民理性”，具有“全球同此凉热”的善性和自觉是“世界民”（即“世界公民”）的基本素质；国内公民积极参预全球公共事务，全球公民社会适度介入和推动国内“善治”进程，国内公民社会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构成了一个连续体”；[11] 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共同终极指向，应是个体和整体的人的可持续发展。
依循此种思维路径，人类就能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国家、社会、民众之间更多的善意、良性互动和合作。从长远来看，基于“本土情怀+全球视野”和“地球情怀+月球视角”的各层次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将可能有助于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终结，以及该状态下国家间无序纷争局面的消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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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问题范文第3篇
纵观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状况，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有令人幸喜的方面，也有较多不足的方面。
1.1令人欣喜的方面：
1.1.1中国服务贸易相对增长较快，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在不断扩大。2006年服务贸易收支总额1928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幅较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收支总额与GDP之比为7%，与上年基本持平。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位于全球的第八位和第七位，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额的3.2％和3.8％。而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额1990年为0.7%，0.5%；2000年为1.99%，2.38%；2004年为2.51%3.0%，中国服务贸易的增长与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地位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见表1）
1.1.2中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进一步改善。2006年，高附加值服务行业在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略有上升，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以及广告和宣传合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12％，较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信息服务顺差增长4.6倍，广告和宣传项目顺差增长25％，咨询项目逆差6亿美元，同比下降33％。
1.2不足方面：
1.2.1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小，远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2006年，对外贸易总额为1.9万亿美元（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其中货物贸易总额为1.7万亿美元，占89.93%；服务贸易总额为1928.32万亿美元，占10.07%。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同比增长24%，服务贸易同比增长22%，服务贸易的增长慢于货物贸易增长速度。货物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升至第3位，而服务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为第7位。
1.2.2服务贸易结构单一，传统服务行业仍占主导地位。作为服务贸易收支的主要来源，旅游占服务贸易总额的30.22%、运输占服务贸易总额的28.72%和保险占服务贸易总额的4.86%，旅游、运输和保险合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近三分之二。而高附加值行业中通讯服务，金融服务仅分别占服务贸易总额的0.78%和0.54%。贸易差额的结构也不合理，旅游项下顺差96亿美元，是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项目，运输、保险及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逆差分别为134亿美元、83亿美元和64.3亿美元，位居服务贸易逆差项目的前3位。
服务贸易伙伴高度集中。我国服务贸易收支的前十名伙伴国家（地区）占我国服务贸易收支的3/4。其中，服务贸易收入来源国（地区）排名前五位的是香港、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支出目的国（地区）排名前五位的是香港、美国、日本、韩国和澳门。
2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原因
2.1中国服务业落后制约了服务贸易发展尽管中国服务贸易相对增长较快，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在不断扩大。
相对于国民收入水平而言，中国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较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美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了72%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达到了64%（巴西），而同年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33.2%，2006年也只达到39.4%，2001年至2006年一直徘徊在40%左右。
中国服务业落后直接导致服务出口缺乏竞争力，从而造成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于货物贸易。中国服务业落后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等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必然导致较低水平的服务需求。
2.2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
国际分工及其格局的形成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原因。1、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发展。2、国际生产关系制约了国际分工发展的方向和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当今国际分工格局由生产力先进国家决定，水平分工在现在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占主导地位，该格局首先符合先进国家利益，后进国家也可能取得一定程度收益，但与先进国家的收益比是不对称、不平等的。而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分工以垂直分工为主，当代国际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先进国家主要从事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而后进国家则集中于产品的生产，它强化了分工参与者之间的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有掠夺性与强制性，发展中国家只有被迫迎合这种分工格局才可能获得发展机会，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滞后是正常的。
2.3人力资本投入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人力资本是指人们在学校教育、培训、医疗保健、迁移和信息取得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而且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首先，人力资本造成各国服务业生产技术及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为以各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服务业中不同部门之间的贸易（部门间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亚产业间贸易。
其次，人力资本的作用导致服务的生产通常存在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服务业中相同部门之间的贸易（部门内服务贸易）成为可能--亚产业内贸易。
再者，从需求的角度看，人力资本与收入高度相关，收入与需求密切相连，服务需求量的放大和需求结构的多样化，成为服务贸易量扩大和贸易模式多元化的推动力。
3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3.1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国服务业比较优势。
我国服务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这既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是从长远发展看劳动密集型服务由于缺乏高附加价值，竞争激烈，缺乏利润的获取力。当代世界服务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
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发挥传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培育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比较优势。具体来说,就是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实现资本积累的同时,应分阶段、有重点地通过人力资本投入发展高层次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的增长方式实现向集约型、内涵式转变；以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为手段，解决服务业人员的结构性短缺。服务出口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由以劳动力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为辅，到两者并举，最终到以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劳动力密集型服务出口为辅。
3.2建立和谐均衡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在当今这个全球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更为均衡的经济秩序，将使所有的国家受益。当代有2／3的人生活在低发展和越来越落后的国家里，有1／4的人营养不良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系统是岌岌可危的。更为均衡的秩序致力于弱化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和矛盾，致力于资源分配、资金流动、市场分割和利益共享方面，促成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更加公平合理。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机会；应当以诚信为基础，以此来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有序地开展提供保障；应当以合作为途径，各国之间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发达国家应该做出更大的让步以促进发展在国家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增长创造更大的空间；应当以发展为核心，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的相互协调与促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优化。
3.3制定和完善服务贸易立法。
由于许多服务业如运输、通讯、金融、保险与医疗、教育等部门涉及一个国家的基础结构；同时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服务贸易逆差扩大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振兴我国服务业并积极推进出口，另一方面对国内新兴服务业予以一定的保护。按WTO规则建立我国服务贸易竞争规则发展服务贸易,目前应尽快制定和完善既符合我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和WTO规则的法律法规。
3.4强化政府职能,优化服务业市场秩序。
首先,要加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制定措施,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鼓励各种经济形式对服务业进行投资,以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改善国内的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从总体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要大力推进服务业技术进步,加快科技手段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政府应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投资力度。第三,要改善服务供给。打破国家对一些服务业如银行、保险、电讯等服务业的垄断,允许国内非公有制形式对这些行业的投资或参与经营,鼓励国内民营资本涉足这些服务领域,并强化竞争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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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物流业;物流发展;日本物流特点;日本物流经验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日益更新,是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点。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现代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是全球信息化速度最快的产业部门之一,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物流业相对来说发展比较滞后,吸收和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物流发展的经验,这是我国物流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日本物流业的特点
在日本,从事物流服务的有150万人,每50人中有一名是做物流服务的。物流在日本的广泛由此可见。日本的物流管理,已经形成了适合其国情的现代化流通体系。其主要特点是:
1.运输系统现代化。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设,仅1958-1968年10年间,交通运输的投资就增长了27.8%,并实现了运输装备的现代化。公路货运量由1960年的14.9% 上升到1984年的46.2%,汽车运输的优势在日本物流中十分突出。
2.仓储系统现代化。日本仓储一直作为物流的中心环节,被列为重点发展的项目之一。日本建有大型仓储群,担负着物流中心的任务;另外还建有一批小型仓库。这些仓库的建设为日本物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叉车、托盘更是朝标准化、系列化方向发展。
3.装卸搬运系统现代化。日本物流过程中,装卸搬运形成了一个有机系统,其装卸物多数采用叉车,或用链条输送机传送。托盘小车的采用,加速了物流的速度。
4.包装标准化。日本政府曾颁布了《工业生产包装标准》,大多数包装都有统一编号,才能够条码识别物。包装技术或产品包装手段都实现了高度现代化。
5.信息处理现代化。日本的各个物流中心完全使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它是实现信息处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计算机总控室设有总机,与各工厂、商店、批发商社、用户以及物流中心的各个分机系统都连成了网络,形成自动处理与传输的信息系统。
二、日本物流业的发展经验
1.重视物流业的学习和研究。美国是最早提出物流管理的国家,是世界上物流业最发达的国家。50年代中期的日本,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十分重视学习美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在考察美国工厂的运输情况,如搬运设备、搬运方法、库存物资的堆垛方式与厂内运输有关的工厂总体布局和搬运技术的状况之后,正式引进了“物流”这一概念。在日本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和物流需求的推动下,物流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加之他们非常重视物流的研究与组织管理,从而在进入 70年代后,日本在物流技术和管理的探索上,开始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日本物流业除了积极向他人学习借鉴之外,还非常重视自身的科学研究。他们成立了物流研究所、物流学会等机构,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和物流工作者,对共同关心的物流问题进行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研究。为了提高全社会的物流意识,他们召开全国乃至国际会议,即积极提高物流业的战略地位,又提高物流科学研究和管理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日本重视物流科学研究还体现在肯花大力气培养物流管理人才上。除了在有关的大专院校设有物流课程,培养高级物流管理人才外,还有群众学术团体为社会培养一般的专业技术人才。如日本物流管理学会和日本物资流通协会,分别举办定期的物流大型讲座,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物流管理人才。
2.物流业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日本物流业发展无论是在规划布局、硬件设施,还是在软件开发、规范管理等各方面都是紧紧围绕着社会需求展开的,有的甚至超前一步,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日本政府推进物流发展主要是积极加快建立物流基地:首先,由政府牵头确定市政规划,在城市的市郊结合部、内环线之外(或城市之间的主要干道附近)选择合适的地块作为建设物流基地的选址。其次,将基地内的地块分别以生地的价格出售给各个不同类型的物流行业协会,协会以股份制的形式在其内部会员中招募资金,用来购买土地和建造物流设施,同时成立专业公司来负责此项工作。协会成员的出资额可多可少,不足部分政府还可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本论文由无忧51lunwen.com整理提供再次,政府对已确定的物流基地积极加快交通设施的配套发展,在促进物流企业发展的同时,促使物流基地的地价升值,使投资者能得到回报。最后,各个协会的专业公司则根据当前本行业的实际需求在物流基地内统一规划建设物流设施,建成后由专业公司负责管理。协会中出资的会员都可以按照自己业务的大小相专业公司承租物资设施,并可享受相同的优惠价格。这样一方面保护了协会中投资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协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使物流设施得到充分利用。
3.重视物流业信息化。为提高物流效率,适应流通产业发展的新要求,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物流产业的信息化。据 1988年的日本政府颁布的《运输白皮书》报告,80%的运输业者已经各种程度利用了计算机,特别是路线卡车的使用率达到了91%,航空运输业达到了 91%,外航海运业为85%,仓库业77%,路线卡车货运业的联网率达到了63%,以其他公司的联网率带到了50%,仓库业的联网率也超过了50%。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物流业信息化程度已经很高。随着世界性的信息化浪潮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流通业务将准时生产制引入商品流通中,生产者和销售者采用准时制生产、准时流通的运营方式,加快了物流业信息化的步伐。通过信息化,物流企业在出入货统计与验证、库存管理联网、配送信息管理、载货明细表编制、货物追踪情报、运输车辆管理等方面实现了自动化和效率化。
三、日本物流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转变观念,学习国际惯例,积极借鉴他国物流发展经验。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应学习国外经验,积极从创造物流发展的宏观环境角度,调整不适应物流发展的行业、地区、部门政策,为物流业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发展创造条件。此外,积极制定物流业发展规划并赋予规划应有的法律地位,使物流业的发展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同时,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国际规则,从观念上理解并适应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化竞争后对物流业的影响。物流从业人员也应加强学习,熟悉国际惯例和新兴物流技术,跟上国外先进水平,促进管理方式与国际接轨。
2.整合传统物流企业,提高物流资源的使用效率。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应逐步推进现有物流服务资源的整合,比如在“物流基地”或“物流中心”的建设方面,应当在开始时就贯彻整合的原则,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再比如现行的6个物流系统包括海运物流系统、物资储运物流系统、生产企业物流系统、口岸城市物流系统、电子商务物流系统和外资物流系统等,实现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区以至跨国的物流服务的整合,也是我国物流企业构建供应链策略联盟,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必由之路。
3.物流产业要信息化。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物流信息系统的发展,加快物流标准化的进程。信息化是现代化物流的灵魂,通过推广物流信息技术,使信息高度网络化,提高物流作业系统的效率,特别是在物流作业的各个环节使用各种先进的物流专用设备和技术,是各物流企业提高作业效率和节约服务成本的一个主要手段。而在我国,这方面差距较大,计算机普及也仅是近几年才开始,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重视物流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发展,为物流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流信息平台,另一方面针对当前物流标准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国际物流标准化的发展方向,政府要高度重视物流标准化工作,对国家已经颁布的各种与物流活动相关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进行深入研究,以托盘、集装箱、各种物流搬运和条形码等通用性较强的物流设施和装备的标准进行全面梳理,并进行适当的修订和完善,以使各种相关的技术标准协调一致,提高物流产业中货物和相关信息流转效率。
4.加快物流人才的培养,从整体上提高中国物流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教育水平。“日通”是日本最大的综合物流企业,业绩在同行中排名第一,居世界第五位,其主要原因是 “日通”公司的员工队伍业务技术都很精通,敬业精神很强,而我们在这方面远不如人,员工文化层次普遍较低,领导观念陈旧,缺乏现代管理理念,尤其物流产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政府应积极支持和引导物流科研工作,特别是要充分调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并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引导企业、行业组织及民办教育机构参与并开展多层次的物流人才培训和教育工作,让有条件的院校开办物流专业或相关专业课程,提高素质,为物流领域培养高级的经营管理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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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龙政.试论现代物流产业及其发展[J].中国经济问题,2002,(4).
当代世界经济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美元危机宏观经济人民币金融资产输出滨海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实行金融“先行先试”的特殊优惠政策,意在推动滨海新区金融发展的同时,为我国金融领域进一步开放和发展探索出一条“和谐发展”新模式、新道路,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经验。
一、世界经济的重要变化和美元
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目前世界面临爆发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将遇到空前挑战。而这一切变化源于美国长期向世界注入美元国际本位货币,以及2000年后欧元国际本位货币类似美元的急速扩张。
(一)国际本位货币美元和欧元扩张的规模和速度
美元曾经面临崩溃,其停止兑换黄金挽救了美元的霸主地位,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承诺兑换黄金,美元的支柱就是它的黄金储备。1971年,美元危机迫使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便不能在美国兑换黄金,而只能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替代黄金成了支撑美元国际货币的支柱,只要有足够的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资产,就足可以替代黄金以应付来自境外美元回流的压力。境外美元的支柱虚拟化了,美元流往境外也就不再有约束。这加剧了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化,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06年的8000多亿美元。24年间增长了大约143倍。任何国家的GDP和实际资产都不会有这样的增长速度。美国现在持有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不到1000亿美元,而且长期保持在这个水平。
观察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从1982年开始,美国通过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总共向外输出了5.2万亿美元,累计形成了3.1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另据统计,欧洲个人和非官方机构手中持有近3万亿美元储备资产,日本国内非官方机构和个人就持有近2.4万亿美元储备资产,是日本央行手中8000多亿储备资产的3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非官方外汇头寸大约2400亿美元。此外,石油输出国、韩国、台湾省、香港特区以及拉美国家都有大量美元储备资产。在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格局中,各国外汇资产大约65%以上是美元资产。按照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06年底美国外债总额总计已约有12.3万亿美元(境外美国居民持有),而美国2006年的名义GDP不过13万亿美元,美国国内的全部现金M1不过1.3万亿美元,M2不过7万亿美元。这些全球化的美元金融资产交易因大量投机活动而生成风险。世界并非因失去了黄金而变得疯狂,实在是因为被过多地注入美元虚拟资产而变得风雨飘摇。
2000年以后,第二大国际本位货币欧元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其占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迅速从最初的大约18%,上升到2006年的25%。美元和欧元加在一起占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90%(日元和英镑加在一起占大约6%,其余货币的比例很小)。正是国际两大本位货币的高速增长导致了世界性的流动性膨胀。
(二)美元的国际流动机制与经济虚拟化
认识流动性膨胀的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但可以显示出流动性膨胀的真实规模,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新规则。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是用美元支付的,因此当中国出口1000亿美元商品到美国的时候,相应也会有1000亿美元流入中国。如果中国顺差1000亿美元而且全部结汇,按汇率1美元兑换7.5人民币计算,国内将会增加7500亿人民币。一般情况下,央行会为对冲流动性而发行央行票据,假定为4000亿人民币。于是我们就多了4000亿人民币的央行票据和3500亿人民币的现金。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之后,美元现汇便会流到外汇储备局手中。当外汇储备局购买美元债券的时候,美元现汇流回美国。于是中国人手中的流动性价值就获得了双重存在。美国央行也会采取对冲的方法,减少回流美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是流动性没有减少,美国最终也只能靠增大国内虚拟经济的规模来占用大量回流的美元现金。最终多数流回美国的美元一部分会聚集到各类基金机构和银行中,作为投资和贷款再次前往亚洲、拉美和美国境外的其他地方,另一部分会聚集到政府和美国居民手中,通过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再次流出美国,全球流动性膨胀将继续进行。
考察美元流动的机制,笔者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在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每一美元经常项目的逆差,将导致世界扩张大致两到三倍的流动性,这其中还不包括银行乘数扩大的货币量。这造成了国际性的流动性膨胀,同时直接导致了贸易顺差国(比如中国①)通货的增加,增加了顺差国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的上涨,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转型。第二,在黄金非货币化条件下,货币缺乏退出的缺口,越是靠发行债券等金融资产来对冲货币,就越是会导致经济的虚拟化。发行票据等短期金融资产的方法来对冲流动性,本质上是创造出流动性较弱的虚拟资产来代替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这会使得广义虚拟资产进一步膨胀,但货币和票据等虚拟资产不会凭空蒸发和消失,“流动性替代”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还可能会导致银行间债券市场进一步膨胀,故流动性的加速度扩张将导致虚拟经济以更高的速度膨胀,因为现金流过后留下的虚拟资产将会累计起来,不会自行消失。例如中国累计起来的1.5万亿美元外汇资产,除非中国人自己做亏了,或者美元资产和美元贬值使得它们越来越少,否则是不会消失的。
(三)美元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已经不可避免
大量美元(现在还有欧元)进入经济领域之后,短期可以靠各种对冲办法减少流动性,中期可以靠流往国外减少国内膨胀的流动性(仅对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货币),但从长期来讲,如果实体经济不够强大,长期累计起来的流动性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贬值。根据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截至2006年底非美国居民持有美元金融资产的存量已经达到16.3万亿美元,而2006年美国GDP不过13.2万亿美元。美国通过债务经济不断消费世界各地的产品和资源,而各国得到的仅仅是美元和美元资产储备,美国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元危机不可避免。理由如下:
1.美元支柱的虚拟化。自从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之后,美元的直接支持就是国际投资者对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长期债券)的信任,即对美元资产的信任。美元面临的风险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而是演变为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信任风险。
2.美国实体经济的退化。美国GDP占世界总量比例已从战后的50%下降到现在的近25%(当然这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但是美国制造业GDP占其总量GDP的比例却从战后50年代的25%下降到现在的12%左右,而其地产、金融等服务占比却从50年代的10% 左右上升到现在的21%。显然,支撑美元最终购买力的美国实体经济正在不断被削弱。正常条件下,美国境外大量美元储备的对应物不仅仅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而且也是各国在国际间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以及美国提供的大量国际性虚拟资产。但是如果有一天,某种投机活动引起的事件突然使得国际投资者对美元丧失信心,就会形成抛售美元金融资产的狂潮,这时美元的购买力就必须用美国自己的实体经济来衡量和支撑。美元的根本风险就在这里。
3.美国“次贷危机”成为美元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流动性膨胀而不是流动性的短缺,因为按照信贷资金放出的顺序,风险小、收益最安全稳定的最优先获得贷款,依次是信用级别逐渐降低,风险不断增高,当次级贷款市场发展起来的时候,到了最低收入阶层都可以获得大量贷款的地步,显然美国次级信贷市场的发展已经是流动性充分膨胀。现在美联储除去注入美元流动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想,而从根源上来讲次贷危机不是美元流动性过少,而是人们不再信任美元资产,并对美元未来逐步丧失信心所致。美国人靠自己根本不可能度过这次危机。笔者认为美元的全面危机即将爆发。
4.国际投机基金规模巨大。国际个体和机构对冲基金的规模已经达到1.5万亿美元,这些金融大鳄的单个“体重”早已超过百亿美元,它们已经长大,不会再仅仅盯住泰铢那样的小货币,而是要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市场上获得营养。此外,国际上经营外汇储备资产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经达到1.9万亿美元,它们的行为也具有越来越大的投机性,而且越是在危机四伏的时期,它们为了自保,越是要抛售弱势货币及其资产。因此投机者对美元的信心越来越成为美元潜在的支持力量,一旦投机者开始对美元投机,就可能引发全面危机。
5.美国没有调控和平准美元汇率的力量。任何货币在其汇率大幅度下跌时,其当局都会干预汇率,用持有的黄金或外汇购进本币。这就需要足够的外汇和黄金储备。美国全部黄金和外汇加在一起,不足1000亿美元,同巨大的境外美元和美元资产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美国自己无力直接干预美元汇率。目前美国靠调节利息率,来调节美元资产收益与其他国家资产收益的关系,调节资金流入和流出,以便维持美元汇率。但前提是人们只对资产收益短期变动感兴趣。当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意识到美元和美元资产收益长期历史走势是加速下跌的时候,这种基础就动摇了。美元汇率一年多以来已经跌去了10%,且由于欧元的加速崛起,美元汇率的跌速正在加快。
6.美国解决美元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寻求国际支持。美元危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寻求欧洲、亚洲实体经济强大的国家用本国货币购买美元,购买美元资产以便支撑美元汇率。可能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经过谈判,一定会有国家出来支持美元。因为美元完全崩溃将导致全世界减少8000亿美元的需求,而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每100亿美元的就业人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损失外部需求,中国经济也会进入衰退。在此情况下,美国和中国都面临巨大的困境①,也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中美可以谈判和合作一起来解决问题,中国可以适当输出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来支撑美元资产及美元汇率,这将缓解目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同时也将保持中国制造业的平稳增长和缓解国内高涨的流动性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取得双赢。
自然,欧盟、日本也可以用大量本国货币购进美元支撑美元汇率,但是目前来看,欧洲内部政治上不统一,经济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考虑到其在国际本位货币的份额,发展的空间已经有限。而日本经济复苏乏力,日元在国际市场疲软(升值潜力有限)。在美元危机中受害最大的将是美国和中国,中美本着互惠的原则是最有可能一起合作的。所以,美元跌势和人民币升势中孕育着新的世界和谐稳定的重大机会,也孕育着中国真正成为大国,美国保持住其地位不再进一步衰落的机会,其相互合作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二、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我国持续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资金持续流入,外汇储备已经增至15000亿美元。我国的资本项目一直没有放开,这一方面导致国内因外汇占款增加的人民币流动性不断膨胀,房地产和其他金融资产价格上升,直到物价全面上涨;另一方面招致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强,升值预期又会导致资金持续进入国内市场,形成恶性循环。
(一)国内以“堵”为主的应对策略辩析
目前的情况本质上是人民币只进不出造成的,资本市场不开放就实际上并没有躲开外部资金的冲击。“堵”的政策的结果不是堵住外部冲击,而只是堵住了人民币泻出的渠道。中国既然参与市场经济就不能长期采取只堵不疏的政策。
“堵”的政策不行,“推和挡”的政策也不行,“推和档”就是不让美元和其他外汇进来,或者鼓励美元流出,以减少外汇兑换人民币的政策。这种政策不能根本改变人民币在国内因膨胀而贬值,在国际则因供给几乎为零(没有放开)而持续升值的状况。唯一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人民币的向外输出。必须打开人民币流往境外的出口,这样才是“疏导”的政策,只有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才可以既减轻国内流动性膨胀的压力,只有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人民币供给,才能产生人民币汇率下降的压力。
(二)日本和德国的历史经验
目前中国由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引致的流动性膨胀,很像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和前西德面临的情况。因为政策选择的不同,日本走上泡沫经济道路,而西德则平稳增长直到以马克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国际硬通货“欧元”。这个经验对当前的中国是十分重要的。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通过国际收支账户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一方面使得日本国内资金充斥,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为日后泡沫经济埋下祸根;另一方面持续顺差导致日元升值压力不断增强。日本当时采取的是“堵”和“推挡”美元流入的政策,其政策思路中不是积极向外疏导日元,而是设法挡住和向外输出美元。由于政策的失误,使得日本在其经济黄金增长期日元在国际上的供应量偏少①,没有压制住日元升值的趋势,而日元升值后严重打击日本的出口,导致日本国内实体经济衰退。日本国内资金充斥的状况因日元流出日本的数量不够,而没有得到缓解,形成泡沫经济。
而前西德则是将其经济黄金增长期累计下来的大量外汇储备当作平准基金,主要目标是调节马克的汇率。同时这段时间德国积极采取向外“疏导”马克流动性的政策,通过资本账户持续逆差向外输出马克(1972~1980年德国累计向外输出了近681亿美元的马克②)。这种“疏导”政策有如下好处:第一,马克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供给大幅度增加,大大降低了马克升值压力;第二,马克输出国外导致国内流动性膨胀的压力大幅度减轻;第三,用缓慢升值的马克购买外国资产会避免用正在贬值美元购买的损失。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个政策使得马克迅速成为国际硬通货,马克占世界官方外汇总储备的比例曾一度达到18%。
今天中国走到了同样的历史关口,日德两国应对本币升值压力和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抓住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具有较强升值预期的这一黄金时期,顺势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向外流出,采取积极向外“疏导”人民币流动性的政策,否则中国经济有可能和日本一样,最终导致泡沫化。
(三)解决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
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途径,是增加国际市场人民币的供给,而要改变目前国内的流动性膨胀,也需要为人民币打开国际化通道。但是,目前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向外输出人民币金融资产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内是有很大争议的,因此,有步骤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选择合适的地区(类似于当年建立经济特区一样,圈定一个区域先行先试)建立人民币金融资产向外输出的交易平台,才是目前可行的解决办法。
三、滨海新区金融发展的新思路
——人民币金融资产对外输出平台
对待滨海新区金融发展的“先行先试”,必须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局出发,才能找到正确有效的试验点及方法,认识上要“内外兼顾”,政策上要“内外双修”。目前以美元危机为趋势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需要中国立即选择一个区域来向境外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金融资产。当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问题与滨海新区金融试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金融建设若能从此方面着手和展开,一定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
(一)人民币金融资产输出功能与滨海新区金融建设的关系
对于滨海新区的金融建设,现有研究的观点主要是强调吸引资金流入,对金融资产向外输出同滨海新区金融发展的理念和关系却少有论述。实际上,金融资产流入与金融资产流出作为同一事物(金融性质的资产③),都是通过金融市场、金融要素等进行,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探寻金融资产输出功能与区域金融建设的关系。
现有研究表明,区域金融发展的资金来源和流动方式不外乎四种:一是内部转移式(in—in),即资金经此区域在境内金融市场的存入和贷出;二是贷放式(in—out),即资金由境内经此区域向境外移动;三是筹资形式(out—in),即资金来自境外经此区域向境内移动;四是外部移动式(out—out),即资金来自境外经此区域向境外移动。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资金流动都离不开入(in)和出(out)的两个通道,任何一个渠道的缺失都会导致资金流动的失败,所以从理论上看,区域金融必须在同时具有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功能,才能保障资金流动的畅通。滨海新区的金融建设也必然同时具有资金流入和流出两个通道,现在我们强调的是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是贷放(in—out)功能,即人民币和人民币金融资产由境内经滨海新区向境外移动,以人民币金融资产输出功能为基础来完善整个滨海新区的金融建设。
笔者认为,人民币金融资产输出功能与滨海新区“先行先试”金融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随着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必然会在国内局部地区出现人民币金融资产向外输出的现象,而金融资产输出需要国内一些地区金融体系和金融要素的支持,如果滨海新区金融“先行先试”能够定位于此,则恰好可以提供这种支持;另一方面,人民币金融资产输出的加深和加强反过来会通过刺激金融功能的深化来影响和带动滨海新区金融要素的建设,从而促进滨海新区金融的全面发展。
(二)搭建滨海新区人民币金融资产输出平台的目标与试验措施
笔者认为滨海新区人民币金融资产输出平台必须完成如下中间目标:第一,向非居民即境外私人、政府和非官方机构提供人民币,同时非居民在此地可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股票等虚拟资产,面向非居民和中国居民发行,这个措施可以大幅度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第二,主要向非居民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虚拟资产国际化交易平台,比如债券、股票以及其它金融衍生品,本国居民也可以在此另立一个传统账户交易,这主要是想为流出境外的人民币提供足够的人民币国际虚拟资产来实行交易和价值贮藏。在这个设计下,滨海新区作为向外输出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平台,其最终目标是向外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滨海新区搭建人民币金融资产输出平台的具体方案,笔者设计为:
1.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此中心经营以人民币币种为主(包括其它币种,比如美元、欧元)的货币业务,包括基本的人民币存款和清算业务、短期资金借贷市场以及中长期资金借贷市场,交易主体严格限制为非居民。由中国人民银行派驻金融机构或其他商业银行与其对接人民币和外汇业务。这样就可以建立起国内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基地,滨海新区应该为此作出努力。
2.建立虚拟资产的国际化交易平台。这个平台必须以较大力度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的规模、深度和广度,同时推进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建设,为流出境外的人民币提供足够的人民币国际虚拟资产来实行交易和价值贮藏。其最终目的是尽快形成一个能够与美元证券和欧元证券相抗衡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虚拟资产国际化交易平台。这对于在条件成熟时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这个平台也将是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和物价水平平稳的一个重要的抗投机冲击缓冲带。
3.建立与滨海新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规模相匹配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同时拨出一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人民币汇率的平准基金机构。由于受到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这一外汇交易市场应该受到一定规则的限制,比如,规定参与交易者必须是人民币证券市场的交易者,而参与交易的额度受其在滨海新区虚拟资产平台的交易额度的限制,其目的是使这一市场不会对央行的国内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造成太大的冲击。
4.应大力鼓励和推动外贸企业与境外贸易伙伴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甚至可以先行先试由中国人民银行补贴针对外贸企业的人民币汇率调期服务,即以比较低的价格提供未来人民币收入按事先约定的汇率兑换为外币的服务,其目的就是推动有关企业在滨海新区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外贸。
滨海新区对上述金融开放举措先行先试,承担的风险主要是如何防范国际投机热钱对人民币的冲击。笔者认为,只要调控措施得当,风险完全可以控制。对于滨海新区承担的金融开放风险可以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国际接口的进出量控制。其干预的基本力量是巨量的外汇储备,1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在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的汇率下支持9万多亿的境外人民币资产;第二道防线是国内虚拟经济的规范化和滨海新区虚拟资产国际化交易平台的调控。虚拟经济是挡在外部冲击与本国实体经济(及人民生活)之间的缓冲器。它吸收外部资金的潜力是其流动性储备池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要调整好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保持随时调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能力;第三道防线是对呆坏账的防范和及时处理,以避免可能的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 人民币国际化研究报告[R]. 深圳:第四届中国虚拟经济研讨会,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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