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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 发展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激进主义思想和对资本主义大胆而有力的批判使他成为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旗帜性人物。由于其著述的主要思想和理论有着显而易见的渊源,并且沿用了的大量术语,如资本、生产关系、阶级等,因此,沃勒斯坦又被西方称为新学派的代表人物。
“世界体系理论”是沃勒斯坦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现状及深层次原因研究的重要贡献。该理论认为不能在个别国家内部的生产方式、分配和分工关系这一狭窄的范围理解资本主义,强调从世界分工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他的多卷本专著《现代世界体系》集中讨论了三个主题,即:世界体系的形成、运作及基本趋向,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新范式。
一、“世界体系”理论:概念与理论渊源
什么是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 判断社会体系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这个体系内的生活是独立自足的;二是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是内在的。国家、民族、种族集团都不是完整的体系。依照这个判断标准,迄今为止,只存在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世界帝国是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而世界经济正好相反,它只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帝国是五千年来世界舞台的恒久特征,政治集权既是它得以形成的原因,也是其最终消亡的根源。因为:政治集权能凭借暴力(贡品和赋税)来保证经济从边缘向中心流动;但是,这种政治结构所必需的官僚制度吸取了过多的利润,尤其当压迫和剥削引起反抗从而扩大了军事开支的时候。当现代世界的社会成就、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发展消除了过于累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浪费”,从而大大增加了剩余价值从低阶层向高阶层、从边缘到中心、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流量时,世界帝国的历史使命就宣告终结,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序幕在16世纪拉开了。沃勒斯坦的研究就由此处展开。其逻辑假设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体系,它有周期性,趋向是衰退。
世界体系思想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理论当中的依附论,该理论主要分析了在拉美等欠发达地区,国内工业化如何与不断加深的经济非国有化并存;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建立在社会不平等之上;以及城市化及教育普及如何加速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全过程。另一个是经典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专注于世界贸易与世界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但马克思提出了商品的活动范畴,表明商品是在贸易的背景下出现的,表明它只要是一个部落间、社区间、国际间的现象。所以,当马克思把这个范畴作为一定的经济体系――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因素时,他是把这个体系放在比当地单位更大的方位之内来讨论的。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避免了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产生。罗莎•卢森堡于1913年在《资本积累》一书中描写了19世纪资本主义通过国际贷款渗透到埃及后,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后果,指出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以损害埃及经济利益来为欧洲财产积累服务的。土耳其、俄国、印度及北非的经济发展都处于这种状况,卢森堡称这类地区为资本主义的“物质供应区”。在经典的理论中,与现代世界体系论最接近的是尼古拉•布哈林的论点,他指出“从前,‘城乡的分离’与‘这种对立的运动’,只局限于一国范围内,而现在这一过程在规模大得多的基础上重新表现出来。从这一观点看,整个国家变成了‘城市’,即工业国,而整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乡村’。”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列宁、卢森堡和布哈林的等人论点实际上体现了世界体系论的主要思想,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经典作家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世界体系”论的基本观点
世界体系理论的最大特点是以世界体系为基本分析单位。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总是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以后日益扩展,“直至覆盖了全球”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然于世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常常用“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一)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有两个构成成分: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中心、边缘、半边缘)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 三种角色中缺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就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世界经济中心区的强国和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弱国,强国之间相互竞争便形成了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弱国对强国的不满便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反体系运动”。从16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出现了三个霸权国家:16世纪中叶的荷兰、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 因此,整个世界格局总是处于一系列巨变之中。
(二)世界体系的结构
根据资本积累、技术以及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存在三重结构:中心、边缘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沃勒斯坦的三级结构说是在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型基础上,创造性的填充进一个“半边缘”结构而形成的。因为,从现实来看,中心――边缘两极结构模型不符合存在大量中间形态国家的现实状况;从理论体系来看,两极结构也必然导致大量尖锐的矛盾冲突,危及体系的稳定性。
(三)世界体系理论的国家观
首先,世界体系决定国家发展。沃勒斯坦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升降以及何时和如何升降,除自身努力的影响外,主要是由世界体系的发展周期决定的。每到世界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交替的时期,边缘、半边缘国家就有了升迁的机会。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体系的金字塔型的三级结构是固定的,即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必然伴随着另外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所有国家同时发展以及个别国家和社会的单独发展阶段都是不存在的。其次,国家对世界体系也有影响。一方面,国家是世界体系的载体,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要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后,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势力为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国家。中心地区的君主们通过建立官僚制、发展军事力量、建构合法性、促进国民的一体化等途径极大的强化了国家机器,使国家在资本积累和管理剩余价值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国家行为影响世界经济体系的微观布局。国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国家机器、政体结构以及各种政治运行机制实际都是围绕特定经济目标设置的,其基本职能是通过干预市场运行来促进资本积累,影响收入分配。因此,国家不是守夜人,而是参与者,它直接介入经济领域,协助资产阶级进行剥削。
参考书目:
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路爱国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大会议题也充满创新:“挑战”、 “超前思维”、“探索”、“创造的火花”、“战略转变”,并结合金融、科技、能源、艺术、消费、医疗、创意经济等重要领域,展开深度交流对话,探讨国际合作的各种可能。
从世界范围看,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呼唤“新常态”――更低的金融杠杆、更适宜的政府干预、更稳健的增长模式。应当说,全球仍没有完全摆脱危机,但是许多国家已经在寻找经济增长新路,世界性的创新变革突破的能量在积累,一个创新行动紧密和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就中国经济而言,以投资拉动、外贸导向、消耗资源为特征的快速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信息经济到来,全球产业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新技术的革新,都促使中国经济必须再一次站在全球高度,系统审视自身的发展模式。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到“新常态”。他指出,适应新常态,在战略上保持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而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重要的在于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突破。
创新、转型、升级,将是从现在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形成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词。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上必须从传统粗放转为高效率、低成本和可持续,同时在宏观调控上,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突出位置。就转型过程来看,必须进入从粗放到集约、从低端到高端、从结构不合理到结构优化的升级过程。
这样的创新、转型、升级要成为常态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对接、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短期收益与持续发展的平衡等,分量都很重。而这些问题涉及要素之复杂、范围之广泛,须有系统的战略眼光、科学的创新思维和灵活有效的战术才能解决。
创新必须在两个层面突进:一个层面是通过政府的顶层设计,构建良好的经济环境,为企业激发创新力提供保障;另一个层面是,企业必须通过管理变革和价值驱动,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竞争和具有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体。
从全球范围看,当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成为过去式,凭什么参与全球竞争?唯有创新。
创新,能够形成创造性的生产,构成新的供给,从而引发和刺激新的需求。中国必须走创新国家之路,必须建立高效能、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必须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的大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大幅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才有可能突破资源要素瓶颈,形成持续发展的新常态。
只有在认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经济结构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才有可能客观和科学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需要的国际经济条件,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低下的经济发展效率、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经济发展在高速增长和内外失衡之间相互交错等等。而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形成和定型,都是和国际经济环境相互依存的,可以说内外环境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我们可以试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个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维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9.5%,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技术创新的逐步加快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美元为主的国家货币体系都是分不开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美元中心体系、自由贸易体系、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体系、国际经济治理和危机救助体系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会和环境。
当时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的时期,一般加工业正迫切地需要从亚洲四小龙等新型工业化区向外转移,中国作为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成为世界工程的第一首选。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成功地吸引了世界资本的注意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功地再次买入工业化的进程中来。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涌入中国市场,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缺口和资金缺口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农村地区释放出的劳动力也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国内生产要素的聚合力效应发挥到了最优。
由此可见,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紧密相连的,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条件可以具体表现为市场条件、产业条件、货币金融条件、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条件等。开放性的国际市场使得中国制造既有了外部需求、又能够弥补内需上的不足,容纳了中国巨大的产量;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给予中国弥补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使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发展的配角能够有一定的经济秩序可以遵循;美元中心体系的维系可以使得中美经济发展平衡得到长期的维系。
二、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战略调整的外部原因
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和?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难以支撑起经济发展全局的,即便是处于世界经济结构中心地位、金融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当成熟的英美国家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的产业空心化使得世界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方面失衡的局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消费和投资之间、进口和出口之间、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这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只能长期靠赤字和借债维持,最终引发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发达国家在实施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之后,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的巨大的变化,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价值链高端产业,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直接影响着一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当发达国家重新对其寄予厚望并希望用其来转变经济发展颓势的时候,它们将不再愿意将这些产业大量地转移给其他国家,从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获得二流技术都变得异常困难了。此外,发达国家还通过政府投资、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推进本国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互联网、新能源、物联网、IT产业和打飞机产业等行业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自主创新来和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对抗,并且将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转让限制和贸易壁垒,也会承受着技术标准限制和多边国际协定的阻碍。经济新常态下,第三国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的直接竞争对手。也就是说,中国在新兴产业上重演和复制美国消费的结构将不再适用,上述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产业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还面临着一个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化态势――自由贸易体系的式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当前正处于集团化贸易和区域化贸易呼之欲出的关键时期,这将大大地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市场条件。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都主要依靠日渐开放和成熟的自由贸易体系。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商品贸易自由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的都是关税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环境,而这对以产品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各国都把制造业的发展作为重振本国经济发展的利器,保护本国市场和促进本国就业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宗旨,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活跃起来。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后,G20国家均纷纷出台了保护贸易措施,截止到2015年这些出台的措施有85%依然还在实施过程中。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大有裨益
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世界经济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陷入一个怪圈之中――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金融失衡又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问题。虽然失衡结构使得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内获得了一些利益,但是中国的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模式和美国的高赤字、高消费和低储蓄模式之间达到一种短期的平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也使得中国和美国各自经济发展内部结构愈加畸形,并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在探索失衡结构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转变的话,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将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正在逐渐地转变着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战略能够转变过去的高出口、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合理地维持出口贸易的增长,不再片面地追求贸易顺差。上述措施将会改善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的贸易状况,转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树立中国世界市场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中美和中国整体的经济失衡情况,使得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走上均衡发展之路。最近两年来。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日趋合理,贸易顺差逐年减少,这正是经济发展走向均衡的体现。
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便于亚非拉等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难以和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加大,这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外围结构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使得世界经济发展失去了公正和公平,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和动力。亚非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处于被边缘化地位,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环境、人才资源、产业基础和设施基础,要想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可谓难上加难。中国经济新常态倡导走出去战略,通过向亚非拉地区转移相关成熟产业,实现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是我国产业转移的最佳选择,并且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够带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和腾飞。特别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有政府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有国有企业的积极实施,有中国国内开发区、试验区、经济特区等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更加适合于亚非拉国家的需要。
四、中??经济新常态需要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保障
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战略的实施和发展需要一个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具有更加明显的开放特征,是一种和世界经济融合更深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对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和全球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重要经济体保持开放、合作、友好和密切的关系,即便和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竞争,但是依然不能摒弃经济发展这个大局。比如在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上,虽然中国和美国一直在亚太经济话语权和控制权上存在着竞争关系,曾经由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的FTAAP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但是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依然是共同利益大于竞争,中美两国提出的安排也是完全可以共存并相互补充的。再比如在中日经济关系上,虽然两国在历史发展和政治关系都存在很多矛盾和敏感之处,但是两国在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和相互促进优势是相当明显的,在亚太产业链上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依然要抱有合作共赢的态度来对待与日本的经济关系。
然而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多极化的世界,各国的利益紧密关联,寻求长期的霸权是逆世界潮流而动,也违背全球治理的民主原则,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来的实际表现已经验证了互利共赢的理念。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一系列调结构、促内需的增长措施,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7%左右的增长,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加快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与东盟的紧密合作是亚洲经济长期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被视为全球经济中心东移的重要迹象。
此外,中国高度重视与欧盟的经贸合作关系。欧盟已在数年前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目前正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拓欧亚之间更加便捷高效的贸易通道,现已得到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这将为欧亚双方创造巨大的商机。中国还积极发展与欧盟成员国的经贸关系,近期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签订经济贸易合作协议,与非欧盟成员国瑞士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而在亚信峰会期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长期供应天然气合同,推高中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为中俄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取得可喜的发展,中国承诺帮助非洲建设铁路,公路,航空三大网络,连通非洲各国,促进非洲各国的复兴和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和遥远的拉美国家经贸合作也毫不逊色,同秘鲁,智利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金砖国家巴西也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西方经济学派长期存在凯恩斯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基本教义派之争。据我的粗浅理解,争论的焦点是政府作用和市场自动调节作用是否存在根本对立。前者主张市场需要政府来发挥调节作用,当市场调节失灵时,就需要政府来加以调节,供求失衡时,需要政府投入来创造新的需求。尤其是经济危机因素累积时,需要政府调节。后者认为市场会自我调节,不需要政府干预,任何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政府干预是问题的根源,市场自动调节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他们不承认市场会有失灵的时候。所以这一学派被称为市场经济基本教义派。
应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合理调节资源配置,但条件是竞争是完全自由的。其实,自由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完全的自由竞争早已不复存在。政府适当的调节和市场自动调节保持适度的平衡,才能保障全球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近20年来,可以说是基本教义派占了上风,市场自我更正被捧上了神坛,政府参与被斥为“障碍”。华盛顿共识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紧缩政府开支、不顾条件的私有化、不分经济发展阶段的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货币自由化。发展中国家想向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必须无条件遵守上述原则。凡接受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或坠入危机,或增长停滞,凡接受这些条件的过渡经济国家,都不能如期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最近10年连续爆发两场严重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连美欧等发达国家也成为受害者。这引起世界各国的深思,改革国际金融货币制度和多边贸易制度的呼声日趋高涨。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需要全球民主共管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这应该是保障全球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实现互利共赢的基本条件。
这对中国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成功过渡到市场经济,并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可避免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作贡献。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全球经济体系改革同步进行。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共管,理所当然,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这不代表中国与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美国也不必杞人忧天。
人们应该谨记,市场经济基本教义派的观点绝对不适时宜,必须找到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的适度平衡,才能保障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历史与现状
世界发展史显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曲折、持续发展的过程。据美联储和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发表的报告,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浪潮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由于交通网络的建立和共同语言、法律、货币等的出现,英国与中东地区之间的贸易获得了大发展。第二波浪潮发生在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拓了海上通道,推进了欧、美、东亚地区的贸易。随着这些地区的贸易后被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受挫,全球化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状态。第三波浪潮出现在1815年一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扩张,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问世并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的理念。科技发达和资本丰厚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心,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已成为其外围。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的劳动力从“中心”流向“外围”,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外围”流向“中心”,形成了互补互利的交换格局。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时间里,各国政府对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实施开放政策。但由于来自“外围”地区的廉价谷物进口使“中心”地区的地主收入面临下降压力,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不少欧美国家相继提高关税。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相继发生,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低潮并出现倒退。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四波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
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世界贸易迅速增长。按2000年美元计算,世界出口额从20世纪60年代初1万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5.5%,高于同期世界CDP增长率(约3.1%);同时,世界投资大幅度扩大。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10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9160亿美元。目前,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的25%,FDI占全球CDP的21%,而1913年仅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空前扩大。
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外围”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据联合国报告,2006年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达7630亿美元,这种资金倒流现象已持续了几十年。
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高新科技开发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流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迅速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据统计,世界服务出口额从1984年的3578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2009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额从541亿美元增至3953亿美元。
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少数领域,而现在投资者把投资范围扩散至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金融开放度,西方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全球经营规模,有助于新兴经济体金融部门发展,但也带来较大风险。
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近20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和前东欧国家与世界市场联系增加,全球有效劳动力(经出口加权计算的劳动力)扩大了3倍。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动力与阻力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开放政策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动力。
第一,科技进步导致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及通讯、电脑、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
第二,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深入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的持续进展,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多轮谈判取得了成果,较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增至15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降到目前近10%的水平。
第三,人口众多的东亚、南亚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战后历史表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劳动力是一些亚洲经济体通往繁荣的重要路径。专家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印度等规模宏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正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的发展范例。
然而,经济全球化发展也遇到不少阻力,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一国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内政治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音在增加,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由贸易谈判。目前,世界范围已达成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协议多达数百项。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近期结果与长期效益的矛盾。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将惠及所有国家和群体,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和群体并未或甚少获益,他们对全球化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态度。
总之,经济全球化这一列车仍将不停顿地前进,因为其动力仍大于阻力。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在可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仍不会重蹈上一波全球化浪潮倒退的覆辙。
三、前景与趋势
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全球化将持续的前景得到了一些重要国际经济机构的认可。
去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部和美国思科公司发表“展望2020年经济、产业和公司趋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未来15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可能出现四种前景(见表格1),其中出现“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几率达65%,而出现停滞、倒退和无限制发展的几率分别为10%、5%和10%。在“有管理的全球化”情况下,世界开放程度和速度不一定高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去年底,世界银行在《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驾驭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报告,预测未来25年经济全球化将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全球贸易扩张、金融市场一体化、技术扩散效应增强和国际移民持续进行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未来25年全球化进程很可能将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尽管降低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壁垒仍困难重重,贸易保护主义还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但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仍十分强劲。据估计,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从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7万亿美元,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将从2596提高到34%。
其次,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可望长期保持较强增长势头,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将从世界经济的外围走向中心,逐步成长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25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将达3%,高于过去25年的增长率。按2001年美元计算,世界GDP将从2005年35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75万亿美元,其中.增长的近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GDP将从2005年的8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将从23%提高到33%。
第三,在全球化增加总体收入的同时,收入分配将可能更不平衡,世界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未来25年,世界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国家面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全球赤贫人口(每日消费低于1美元)分布将出现重大变化:东亚和南亚所占比重显着下降,而非洲和拉美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格林斯潘曾经在2002年称赞复杂衍生工具能够使风险得以分散。但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高收益率、高杠杆率从来都是和高风险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不能把金融创新作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三、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4860亿美元,贸易赤字连续三年超过700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须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四、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国际协调,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经济金融全球化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扩散迅速超越国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危机的肆虐,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六、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
参考文献:
[1]李成马凌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及其给我国金融安全的启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4
[2]胡援成:对外开放中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3
[3]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思考.社科纵横,2009,1
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六、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
参考文献:
[1]李成马凌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及其给我国金融安全的启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4
[2]胡援成:对外开放中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3
[3]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思考.社科纵横,2009,1
1973 年底石油危机爆发,油价飞涨,这给美国找到了替代黄金硬通货的机会。1975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主要内容是:这些国家在石油交易中必须用美元来进行结算。这样一来,全世界的石油进口国就都必须持有美元,而随着油价上涨,进口国还必须持有更多的美元。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又找到了替代黄金的新的依托,那就是“黑金”——石油。
美元自此摇身一变,成为全球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顺理成章地继续充任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世界仍然处于美元霸权时代。美元决定世界经济、金融、货币制度运行规则,美国凭借美元本位制来支配世界。
美元霸权使美国成了“世界央行”,美国不受外汇储备短缺的制约,避免了巨额贸易逆差可能引致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却通过贸易逆差,获得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实物资源和大量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世界仍然认同美元,美元变成了没有制约的可以向世界透支的特殊货币。美国可以随意发行美元,当作超前消费的一大法宝。当美国出现财政或贸易赤字时,政府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并通过不断扩大的全球美元流动性,将通胀转嫁给其他国家。美元贬值的副作用还能减轻外债负担,刺激出口,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这正是战后美国虽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额财政赤字却依然能大体保持经济状况稳定的主要原因。
在世界上美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美国得以大量发行债券,举债度日。美国现时国债超过15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全年GDP,成为全球最大负债经济体系。近年尤因美国政府大规模救市以及福利开支增势高企,相对于历史水平,债务水平将大幅度增加。美国的各种外债以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以上的惊人速度攀升。
于是,美国形成了一个怪现象:一个举世最为庞大的经济体,主要依靠非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来维系,其推动力主要来自个人和家庭债务的积累以及相应的财产价值的上升。制造业几已被掏空并实现了跨国经营,预算和贸易长年与赤字共舞,再没有哪一种信条在长期指导货币政策。
这样的国家只能出现在这样的境况,可以免于所有国家自古以来的应尽义务:购买与生产品同等价值的消费品。美国的贸易入超和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常规,而且愈演愈烈。为了维持国家的高额消费和浩大财政支出,只能发行和积累外债,也就是说向海外进行借贷,以及通过美元贬值输出通胀转嫁挥之不去的财政赤字。这就是美国在全球化大格局中的大手笔掠夺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