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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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第1篇
甘肃旅游推介艺术团一行38人换下了厚厚的羽绒服，穿着短袖衫，依然顶不住湿热的天气。在新加坡豪华的莱福仕购物中心，甘肃省旅游局的展销台前人流涌动，咨询的人排起了长队。专门搭起的舞台上，甘肃旅游推介的重头戏――甘肃省丝绸之路艺术团用美丽的舞蹈和歌声为本次艺术旅游展拉开了为期12天演出的帷幕。
在新闻会和“文化艺术旅游展”开幕式上，新加坡政府部长、旅游局长和局长助理、新中友协会长、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及文化参赞、各类媒体、旅游界同仁，一同听取了甘肃旅游产品和旅游资源的专场介绍，观看了艺术团的首场演出，引起了轰动。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张云大使高兴地说，甘肃省走出来的比较少，这次甘肃丝绸之路艺术团组织如此大规模、大阵容到新加坡演出还是第一次。旅游是经贸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加坡，华人占很大比例，中产阶级众多，对中国华夏文化认同感比较强，像这种旅游与文化相结合的活动，不要只举办一次，最好能够每年都到新加坡来。
新加坡旅游局局长林梁长先生说，甘肃带如此优秀的艺术团来到新加坡，呈献如此好的演出，真是让他“出乎意料”。这样的旅游促销演出对推动新加坡的旅游事业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希望甘肃省以后还能到新加坡参加活动。
新加坡旅游局局长助理郭美兰女士说，甘肃省丝绸之路艺术团的本次演出，是新加坡、甘肃两地旅游市场互动的成功体现，它将旅游和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十几天的演出宣传所产生的效果是开一次新闻会、举办一场说明会所达不到的，希望甘肃省旅游局对新加坡市场进行连续开发，这样既有利于开发甘肃的旅游市场，也有利于新加坡旅游市场的发展。
活动主办方新加坡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利女士高度赞赏了艺术团，称独具甘肃地域特色的精湛演出，充满激情的甘肃“花儿”和敦煌乐舞，深深打动了新加坡的观众，引发了新加坡观众到甘肃旅游的热情，让新加坡人“了解甘肃，向往甘肃”。
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第2篇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麦积区,创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是5～18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艺术交流荟萃之地。石窟开凿在秦岭山脉西段北麓状若麦积的红砂岩崖面上,现存洞窟211个、各类造像7800余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尤以石胎泥塑最为传神精美,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馆”,在规模上仅次于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所保存的佛教题材的雕塑、壁画以北朝最为齐备,以盛唐最为绚烂,反映了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艺术的完美结合。洞窟形制主要有方形“人”字坡顶、四面坡顶、平顶、穹隆顶、方楣平顶及方形四角攒尖佛帐式龛、圆形小浅龛等,各洞窟间以栈道相通。洞窟内部及外部大多为仿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
水帘洞石窟位于天水市武山县鲁班峡中,拉梢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拉梢寺最为著名的是大佛崖北周巨型摩崖造像,总高42.5米、宽43米,浮雕一佛二菩萨巨像,为小乘佛教题材。佛结跏趺坐,禅定印,着圆领通肩袈裟,佛座由莲花、卧狮、卧鹿、立象相间共七层浮雕组成。胁侍菩萨立于佛两侧,戴三瓣莲式宝冠。这种形式明显受到了中亚艺术形式的影响,是北周与西域、中亚文化交流的产物,反映了北周时期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畅通和繁荣的景象。在拉梢寺大佛崖佛座正中龛内,有一佛二菩萨像,为宋代重修,形象端庄秀丽,朴实自然,富有艺术感染力,其中左侧菩萨像温婉秀丽,楚楚动人,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是宋代塑像中的优秀代表。
炳灵寺石窟―下寺
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县境内丝绸之路黄河古渡口之滨的小积石山沟崖中,濒临刘家峡水库,是甘肃中部地区重要的大型石窟群。始凿于十六国时期西秦建弘元年(420)以前,历经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诸代,不断有新窟营造或重修、重绘,西秦、北魏、唐代和明代是炳灵寺历史上佛教最为兴盛的四个阶段。现存窟龛主要集中在下寺沟西岸南北长350米、高30米的峭壁上,附近的佛爷台、洞沟、上寺等处也有零星窟龛分布。炳灵寺石窟以石刻造像闻名,现存窟龛216个,彩塑和石雕造像776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在169窟北壁保存的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题记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造窟题记。元、明之际,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时人利用原有洞窟进行了大量的重修、重绘,从而形成了汉、藏两种佛教艺术共存的局面。
玉门关及河仓城遗址
玉门关及河仓城遗址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在今敦煌市境内,为汉武帝时设置,因输入和田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遗址包括玉门关(俗称小方盘城)与河仓城(俗称大方盘城)两部分。玉门关为汉代玉门都尉、东汉玉门障尉治所遗迹,河仓城是边防储备粮秣的军需仓库。玉门关北依天山余脉,南邻阿尔金山麓,疏勒河自东向西流经关北,沿河两岸水草丰足,为天然通道。汉晋时期,玉门关在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玉门关道上留下过许多名臣武将的足迹,如西汉赵破奴率骑破车师,李广利两度伐大宛,东汉窦固攻北匈奴,班超出使西域,裴岑破北匈奴呼衍王,俱经玉门关出师。在玉门关道上,有西域各国使臣和商队人马络绎不绝,也有高僧学者相望于道,充当文化传播的使者。玉门关也是一个永久的诗家话题,许多诗人对它做过精彩的描述,写下千古名句绝唱,使玉门关声誉远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关隘。通过历次考古发掘,玉门关境内出土了大批量汉简,涉及内容广泛,其发现使后人在观览汉晋疏勒河流域边塞风貌的同时,充分领略到前人经营西北边郡的艰苦情形。
锁阳城遗址及墓群
锁阳城遗址及墓群位于酒泉市瓜州县境内,是古丝绸之路咽喉道上的一座古城址,始建于汉代,唐代为河西重镇――瓜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历十一年(776)陷于吐蕃。宋景三年(1036),西夏占领此地,仍名瓜州,得以振兴。元灭西夏,州废;明代更名苦峪城,曾缮治其城,供流寓之哈密驻军居之,明末城废。锁阳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汉、唐、西夏古城之一,在河西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诸方面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锁阳城遗址汇集了古城址、古寺院、古墓群、古渠道、古垦区等多种遗迹,集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国内少有,尤其是保存基本完整的大量灌溉系统,显示了这一地区古代灌溉农业的发达及其以后沙漠化的进程。
骆驼城遗址及墓群
骆驼城遗址及墓群位于张掖市高台县,地处古代甘、肃二州之间,地当丝绸之路要隘。始建于东汉晚期,为酒泉郡表是县,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河西建康郡治,北凉政权即发祥于此。唐代在此设建康军,巩卫丝绸之路,名将张守曾任军使。据《唐六典》载:“其时建康郡有田一十五屯。安史之乱后,代宗大历元年(766),甘州、肃州并陷吐蕃,建康军随而陷,废。”汉至唐是骆驼城历史上的繁盛时期,其后逐渐衰落。现保存有以古城为中心,周围墓葬群、古窑址、农耕区、防护工程等环绕的分布格局。骆驼城城址分南、北二城,城垣为黄土夯筑,基本保存完整。遗址东南1.5公里处,分布有占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的汉至唐代大型墓群。遗址西南1.5公里处,在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约34座夯土台式封土墓葬,规模高大,形制独特,地方旧志中一度误称之为“点将台”。遗址北2公里处,分布有9座窑址,呈弧形排列,反映了当地手工业的发达和城市建设的兴盛。
果园―新城墓群
果园―新城墓群位于酒泉市肃州区和嘉峪关市之间,是一处面积约60平方公里、墓葬数千座、自魏晋至隋唐各时期的大型公共墓地。这些墓葬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世俗生活静态而且集中的保存和展示,通过这些墓葬,可以了解魏晋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河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的状况及居民生活状况,故有“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和“古丝绸之路上的百科全书”之称。该墓群已发掘的墓多为家族墓葬,建筑形制独特,墓室多有二室或三室,也有部分小型的单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陪葬器物和装饰墓葬的画像砖。画像砖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包括农桑、畜牧、酿造、狩猎、屯兵、出行、宴乐、驿传、六博和建筑装饰图案画等,均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农业生产活动、手工业活动,以描写墓主人的奢华生活等为主,与魏晋、隋唐时期河西繁荣富庶的史籍记载相一致。大量身着少数民族和外国服饰的人物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频繁的历史场景。壁画用墨线勾勒,用石黄、红、赭石、浅绿等施彩,线条粗犷奔放,色彩明快,艺术价值较高,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成就的生动再现。
张掖大佛寺
大佛寺位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市区西南隅,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明、清两代屡有修葺,是一处规模宏大、布局完整的典型佛教寺院建筑。在东西中轴线上,自西向东依次排列有山门、牌坊、钟楼、鼓楼、大佛殿、万寿殿、藏经阁、土塔等8座建筑。大佛殿为重檐歇山顶两层楼,抬梁式构架,面阔九间,进深七间,占地面积1370平方米,是甘肃境内现存的最大单体木构建筑。殿内彩绘泥塑像31身,四壁绘有内容为佛教故事的明代壁画。正中卧佛身长34.5米,高7.8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是全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卧佛身后塑十大弟子举哀群像,前两侧塑优婆夷、优婆塞,南北近壁塑十八罗汉,均身形高大,过于常者,基本保存了西夏彩塑风格。大佛殿后为藏经阁,内有明正统十年(1445)英宗皇帝敕书颁赐《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一部,及明正统初泥金书经600卷,弥足珍贵。藏经阁后为土塔,为砖土混筑的密宗覆钵式金刚宝座塔,主塔高33.37米,结构精巧,设计新奇,气势宏伟,为同类塔中所罕见。
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千佛洞
马蹄寺石窟群位于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连山北麓。金塔寺石窟、千佛洞始创于北凉,是马蹄寺石窟群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金塔寺分东、西两窟,皆属流行于北凉到北魏、西魏时期典型的中心塔柱石窟,是我国早期石窟链中的重要一环,为研究我国早期石窟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窟内的大型彩塑飞天凌空悬塑,若从天而降,素有“东方飞天之精华”的美誉。
榆林窟
榆林窟又称万佛峡,位于酒泉市瓜州县西南70公里处,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之一。始建时间不晚于唐初,现存洞窟43个,分布在东、西两个崖面上,东崖分上、下两层,分别开凿于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代,清代对部分洞窟壁画进行了重修。榆林窟宗教活动自洞窟开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明代闭关停止佛事活动)。现存壁画面积5200多平方米,彩塑200余身,石窟寺前遗有塔、化纸楼等文物建筑21座。榆林窟是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西夏、元时期的壁画无论从内容、绘画风格,还是艺术水准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独到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晚期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榆林窟艺术门类众多,诸如人物画、风景画、图案画和建筑画等,画技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唐、西夏、元代壁画艺术具有独到风格,体现出显教和密教结合、汉密和藏密艺术特点,山水画笔法具有中原画风的笔墨神韵,西夏、元时期的供养人画像和装饰图案也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榆林窟上层唐、宋时期洞窟多,前面有进深较长的甬道,且横开连通毗邻各窟的长穿道,建筑形制独特。榆林窟还曾出土过一尊稀世珍品――象牙佛,雕刻技法精美,艺术风格独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微雕艺术精品。象牙佛来自古印度,是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交流的实物见证。
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性开发；协同发展
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国家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新疆；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 F1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9-116-2
1 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文化内涵
在2015年3月的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发改委、商务部与外交部就联合推出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就标志着我国将以“一带一路”战略来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丝绸之路打造成我国通往亚欧国家重要的核心经济文化带，这同时也标志着“一带一路”下的中国真正走出去，全面迎接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
按照国家对区域经济的整体架构发展方向，“一带一路”代表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原则，它希望真正实现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化，从而真正实现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完美融合。换言之，“一带一路”所采用的也是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正希望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与商品交流来营造中外国家的共同繁荣，基于文化符号内涵来创造丝绸之路所倡导的和平、交往、友谊和繁荣，以此作为基本语境及发展路径，向世界传递中国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文化理念，实现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目标[1]。
2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的文化建设基本发展形势
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新疆也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国家就是要发挥新疆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以新疆为主的核心区文化中心与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使其成为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综合性枢纽和文化科教及商贸物流中心，全面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确立其基本语境与未来发展路径。
2.1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新疆地区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已经基本实现全面覆盖，截止到2016年，新疆已经拥有文化机构5900个，这其中就包括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以及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其数量均达到百余个。而且为了大力推行人民文化素质普及，新疆的所有场馆均免费对外开放。除此之外，新疆地区还开展了“百日广场文化活动竞赛”和“百日乡村文体活动”等等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从2002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14年，参与演出群众超过2000万人次，观众人次也累计达到2亿以上。
2.2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新疆地区为了发展丝绸之路文化中心优势，也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重心工作，截止到2016年，新疆地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已经超过3400项，其中不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新疆为了妥善保护与管理这些珍贵财富，还在持续建立不可移动文物点（已经超过9500处），文物藏品超过13万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为背景，它所要求收录的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民间长诗就超过700部，其中不乏《江格尔》这样的蒙古族史诗，还有例如哈萨克族阿依特斯、锡伯族西迁节、塔吉克族鹰舞等等各个少数民族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瑰宝。再者，新疆地区为了更进一步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交流，还建设了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体系，目前共有80个，这其中就培养了大量的骨干企业，包括重点项目，已经基本形成了所有制文化企业之间的相互促进与竞争机制，而且它的门类构建也相对齐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展现了新疆地区以文化中心与基本语境构建为基础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决心。
2.3 对外文化交流领域
为了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文化中心的主要价值，新疆在国际对外文化交流领域也非常努力。他们依靠文化部搭建平台，并在每年举办“文化周”、“文化年”、“海外欢乐春节”这样的活动，在包括美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蒙古、港澳台等等60余个国家开展文化学术交流、文艺演出及文化展览。先后创建了诸如“新疆文化周”、“新疆油画海外行”这样的文化活动，为新疆地区创建了独有的文化品牌。而像“中国――亚欧博览会”也将新疆丝绸之路的文化创意淋漓尽致的全面展现出来，表达了新疆人民渴望建设好丝绸之路核心区文化中心，与天下民众交流相通的意愿。
3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文化中心语境及路径的主要策略
3.1 大力全面宣传推广文化建设工程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文化中心的基本语境及路径建设需要以新疆文化发展的综合价值体现作为大前提，在吸纳新疆地区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优势的同时，强化地区媒体与网络，扩大核心区的宣传力度，这也是地区长远建设基础。本文认为要想扩大全面宣传力度，搞好地区文化中心建设工程必须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要合理整合文化，做到将各个少数民族人文、科学、宗教文化力量集合于一处，竭力打造全方位的文化外宣体系，特别是促进新疆地区与周边沿线国内地区乃至海外国家地区的联系，营造国内外良好和谐的文化舆论氛围；第二，必须强化专题研讨及文化艺术展示活动，对外积极宣传新疆文化建设的重大进展与现有成就。同时大力支持相关研究机构与高校共同合作创新，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文化中心的相关文化学术问题研究，为新疆地区建立强有力的理论保障，形成多方合力，明确基本发展路径。
3.2 重点开展“去极端化”工程
“去极端化”工程要分三步来做：
第一步就是要做到依法治文行动的有效启动，合力保护新疆地方性文化法规，坚决做到依法办事，为“去极端化”工程建设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第二步要合理宣传自治区党委建设并达到文件文化基本预警理论体系的构建，要积极开展“一个引领、两个努力、三个离不开、四管齐下、五个认同”活动，以这些活动主题来普及教育，围绕它来为民众积极开展例如口袋书交流会、文化惠民工程、座谈会、零距离交流等多种文化活动。做到针对民众的文化洗礼，同时也渐渐清除宗教极端思想所带来的异化问题；
第三步要积极培养和践行新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工作生活中践行我党的表率作用，为社会构建行之有效、健全完善的社会诚信机制，善用人文关怀与疏导来实现对人们心理形态与价值取向的合理规范，这也是从人的角度来发展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文化中心基本语境与路径的最好方式。
3.3 重点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工程
重点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构建经济带核心区文化中心工程其目的就在于提升新疆地区的国际文化知名度及影响力，充分发挥丝绸之路作用，与中亚、西线国家形成地缘连接、事业相通。目前新疆地区已经和中亚13个国家形成了友好经济文化往来，每年所举办的文化节、电影节、艺术节、图书展等等文化文艺活动都强化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联系。而像广播、影视、游戏等产业的大力推动也让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享到了来自于中国的文化发展成果，也使中国在经济效益方面实现逐年突破。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促进下与各国形成经济文化协定与年度建设计划，实现了多国文化合作战略与政策研究，也实现了国家之间智库的联合研究活动展开。
4 总结
通过发展传统丝绸之路，并同时秉承“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作为经济带核心区文化中心的新疆地区真正实现了经济文化基本语境与路径的建立，增进了文化自信，包括中国与海外的多方面联系。这使得中国丝绸之路的文化经济得到了充分的认同感与优越感，奠定了新疆地区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目标。
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第5篇
[关键词]须弥山石窟；固原；石窟艺术
[中图分类号]K89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2-0035-02
石窟艺术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晶，是点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璀璨明珠。石窟最早出现在印度，原是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效仿其修行之所而建造的洞穴。它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石室”建筑形式结合起来，珠联璧合，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重要形式之一――石窟。石窟和石窟寺便成为广大僧众礼拜、修行、供奉的重要场所。须弥山石窟西承河西地区石窟的影响，东受来自中原地区石窟的影响，同时由于它地处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本文将对须弥山石窟的造像艺术、形制特点和它的艺术价值进行简单论述。
须弥山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原州（今固原），它始建于北魏晚期（公元5世纪末），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各代的开凿和宋、元、明、清等历代的修缮，石窟艺术历时1500余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内地石窟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须弥山石窟在北魏、北周时期兴起，隋唐为其鼎盛时期，明代曾在寺院文化方面一度中兴。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和形成，是中西文化和本土游牧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是古丝绸之路繁荣和融通的标志。须弥山石窟以秀丽的景观而异于国内其他石窟，以精美的石雕艺术而著称于世，以交汇南北、融通中西而形成的具有浓郁特色的民族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佛教艺术为主要特征，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须弥山石窟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全面反映了佛教艺术传入内地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脉络，尤其是在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全面而完整地保留了反映中国佛教文化的兴起、佛教思想信仰发展变化的实物资料，对研究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大约在公元3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固原这个古丝绸之路重镇扎根发芽。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晚期，并于北魏和盛唐时期先后形成两次开窟造像的高峰。须弥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两次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之作和杰出范例。
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历史上的西北军事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文化重镇，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交汇带，更是佛教艺术东传过程中的纽带和中转站。大量西域文化传播到固原，在向中原传入的过程中有其吸收、融合的一面，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同时，固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佛教文化艺术继续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传朝鲜、日本奠定了基础。
须弥山石窟与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是敦煌艺术的近亲，彼此之间或血缘相接，或生气相通，在艺术处理上交光互影。在须弥山早期石窟中，佛教造像反映出以“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为主的特点，体现了时代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成分浓厚，在艺术风格方面都明显受到来自云冈、龙门、巩县及东部临近地区诸石窟和南部麦积山与东部北齐石窟的影响，在接受外来各种风格影响的同时，它又形成了自己的石窟艺术风格特征。开凿于西魏时期的第33窟是一个中心柱双层礼拜道的支提窟，此洞窟形制为仿印度支提式窟，形制特殊，在内地各石窟中为孤例。该洞窟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印度、新疆、敦煌等地石窟的影响，而这种特殊的支提窟最接近于印度支提窟的原型。此窟不仅更多具有与印度支提窟相近的特征，而且又有和龟兹、敦煌等地支提窟中某些相似的特点。北周时期的洞窟，不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特征和服饰，不但受到东部响堂山石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它又形成了自身的特征，是交汇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长安造像样式在须弥山石窟的反映。须弥山唐代洞窟造像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古代艺术家、僧侣和民众对世俗生活中美的感悟和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而所塑造的形象更为人性化、生活化，每一尊造像仿佛即是我们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就须弥山中心柱窟而言，须弥山两魏（北魏、西魏）时期的中心柱接近于河西、云冈、巩县中心柱窟，很明显是受到当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区石窟的影响；北周、隋代的中心柱窟与北齐响堂山等地石窟相似，而仿木结构与麦积山相似，也显然也受到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唐代中心柱窟除了受到本地北周、隋代中心柱窟的影响外，也与东部邻近地区唐代诸中心柱窟有渊源关系。因此，须弥山中心柱窟的兴起，更多的是受到中原等地石窟的影响，但和中原等地石窟也不完全相同。总之，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性和地域性特点，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这种变化充分反映出佛教艺术传播中的多样表现形式，及其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雕塑技法、美学思想等方面的重大突破。
须弥山石窟的整体地貌造型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黄土地构造，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构成。须弥山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黄土，惟独须弥山上古松苍翠，草木青青，山涧流水潺潺。这种奇特的地貌特征，本身就是一大景观，尤其是在以黄土地著称的西北地区，奇特的山石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自然景观。然而古代的僧侣恰恰就选中了须弥山这块风水宝地，在须弥山上开窟造像。须弥山所开凿的洞窟分布在迂回曲折的八座山峰上，洞窟比较分散，各个时代单独开山造像，气势宏伟壮观，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特别是在石窟开凿中，是施工难度很大的一项工程，在古代诗文中有“虽自人力，凝是神功”的感叹。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充分体现出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在工程建设和石刻艺术方面超人的智慧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
在历经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须弥山石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洞窟和寺院等人物景观完全融入自然景观之中；而崖壁上密集的洞窟在整体上并没有破坏自然的山体面貌，反而在险峻的自然环境中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景观，登高而望，美丽的自然景色尽收眼底，雄伟、神奇的自然景观和古朴、精美的古代艺术品相互衬托并融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须弥山石窟与国内其他大型石窟相比有所过之无不及，但在窟室形制、造像组合和内容、造像特点和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它的独特性：
其一，各个时期的洞窟集中分区开凿，并且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使各个时期的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现在及将来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国内所有石窟时代的划分提供了实物佐证。
其二，科学而独有的“人”字形排水系统充分反映了当时雕刻匠工的精湛技艺和过人智慧。
其三，早期石窟的造像雕刻具有明显的黄土高原风格，并且将佛教传说故事中的“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等情节引入雕刻内容，以及早期的支提窟形，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须弥山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其四，罕见的穹窿窟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有力佐证。
其五，大量石窟窟前建有窟檐和楼阁式前室等建筑遗迹，为石窟形式与石窟保护提供了研究实证。
其六，须弥山石窟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未完成窟多，是当时政局动荡的产物，这些都与当时封建王朝的政局变迁、政权更迭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为研究须弥山石窟开窟顺序提供了的线索。
其七，被称为“长安模式”的北周石窟（第45、46、51窟）中，宏大的开凿规模，精湛的雕工技艺，富丽的装饰，独特的造像组合和开窟风格，在国内石窟中绝无仅有，为研究北周石窟窟形特点、造像组合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其八，须弥山石窟的修建和存在是固原在历代社会繁荣发达的象征，是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明证。它与固原地区出土和保存的各类文物一起，共同展现了古代固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陈月新.须弥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J].华夏考古，1985，（4）.
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第6篇
[摘要]在现代化科技时代背景下，各种新型媒体加快了丝路染缬文化的传播，拓展了染缬文化艺术的发展空间。为更好地体现我国染缬文化的艺术价值，需要有效运用各种传播方式，将民族传统文化精髓融合其中，彰显传统民族工艺的文化特色。
[关键词]染缬文化；现代化新型媒体；传播
一、现代化媒体传播与丝路染缬文化
现代化的媒体传播方式得益于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技术包括3G、4G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促进传媒领域进一步分化，从而产生各种新型传播媒体。目前的新媒体主要是指数字电视、移动电视以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掌上电脑等各类便于携带的数据处理手持终端。现代传播媒体已影响并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即时性、广泛性、互动性以及内容海量性优势，对信息传播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彻底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染缬技艺是我国传统的丝绸印染工艺，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染缬文化艺术的传播与纺织品贸易密切相关，是丝绸之路构建起了古代染缬文化艺术的交汇中心，尤其是在汉唐时期，形成了庞大的染缬文化传播体系。距今为止，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染缬艺术实物，仍然是年代最为久远的染缬艺术佳作。丝绸染缬有唐三彩般绚烂和流动的色彩，丝绸之路多元交融的气质，生动展现了汉唐艺术醇厚、洒脱、大气、瑰丽的艺术魅力，集中体现出中国古代最为盛世开放的时代风貌，与明清以来婉约清丽的蓝印染缬风格迥异，但也因时代变迁被历史封存。近几年来，伴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传统染缬文化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染缬文化的历史研究，以及染缬技艺的不断挖掘创新，日渐提上日程，尤其是对染缬文化的传播显得尤为重要。在现代化科技领先的新型媒体时代，染缬文化的传播，除了自身加强传承与创新，也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媒体传播手段，使染缬文化的传播达到最优效果，并顺应时展潮流。
二、现代媒体条件下染缬文化的传播特征
1.现代传播媒体的虚拟性与公共性
现代化新型媒体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任何人都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现代化媒体平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准入门槛，普通大众也可以参与到传播活动中。结合染缬文化的传播，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快捷地接收到关于染缬文化的各种信息，如染缬文化的历史追溯、染缬文化的作品及制作技艺。传播方式可以是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传播平台可以是染缬文化网站、微博等。染缬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其中，而新型传播媒体的运用，促使染缬文化艺术由精英走向普通大众，有利于染缬文化的推广发展。
2.现代传播媒体的交互性与综合性
现代新型媒体能够及时得到受众的反馈，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形成日趋紧密的交互性关系。运用各种网络媒体将信息之后，受众能够及时接收到相关信息，而此时，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仍然在继续，受众会针对信息进行点评、转发等，受众浏览信息时也可进行再创作、再，如此循环，使信息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形成一种交互关系。染缬文化的传播需要运用新媒体平台，通过多向互动的传播方式，针对染缬文化艺术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研究。另外，各类新媒体平台信息准入门槛降低，也使得新型媒体传播平台出现牛骥同皂的现象。具体延伸到染缬文化的传播上，在虚拟网络空间，无法避免虚假、错误、曲解信息的出现，从而影响到面向大众的正常传播。这需要传播者充分重视，否则，运用新型媒体传播染缬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工艺的初衷将无法实现。
3.现代传播媒体的开放性与自由性
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相比，现代化新型媒体传播更加便捷，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交流，这种全面开放的特性，也使信息传播的容量大幅增加，对于传统工艺传播来说，增加信息量是基础。另外，新型媒体传播平台，还具有高度的自由特性，几乎每一个接触网络的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于是也造成了信息传播日趋多样化、多层次的现状。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势必引发个体传播时代的到来，广大受众的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在科技的依托下，文化传播形式多元化，使得传播领域格局发生变化，尤其是现代各类新媒体的便捷性，使染缬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推动我国染缬文化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感受到这一传统工艺的艺术魅力。
三、丝路染缬文化运用现代化新型媒体传播的策略
1.加强对丝路染缬文化的保护与深入开发
我国传统的民族工艺，在传承民族文化以及带动现代文化创意产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华夏文明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软实力，从这些层面来看，加强对我国丝路染缬文化的保护与深度开发十分必要，这也是在现代化高科技的依托下，进行丝路染缬文化传播的先决条件。从文化范围上看，丝路染缬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形态的染缬艺术实物，二是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染缬技艺。不管是哪一方面，都承载着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华夏文明，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价值观念与审美理念的呈现，更是对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延续传承的载体和传播工具。在现阶段，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更需要加强对传统丝路染缬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新型媒体传播平台，使丝路染缬文化彰显其内涵与文化价值，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2.在现代化新型媒体环境中推动丝路染缬文化创新
伴随着各种新媒体的普及，人们的阅读方式以及鉴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视频网站、播客、博客、手机电视、微信等各种新型媒体，以及通信网络、光电网络等，使新型媒体的传播环境大大优于传统媒体，人们也更偏向于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发表观点并进行交流。因此，将丝路染缬文化引入新型媒体传播领域，对于染缬文化艺术传播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使其抢占传播领域的制高点，也是进一步推动丝路染缬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在尊重传播者与受众双方意愿的前提下，满足双方诉求。染缬文化自身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能够拉近大众与文化艺术之间的距离，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导权，从而达到广泛传播染缬文化的效果。对于染缬文化的发展，需要立足于现有的染缬技艺资源，吸收和借鉴其他传统工艺的特点。伴随着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新型媒体不断出现，传统的文化发展环境受到挑战和冲击，并发生着改变，与新型媒体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传播的缺陷。通过在现代化的媒体环境中，打造染缬文化的知名度，对受众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文化浸礼，更是借助新媒体环境，构建符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文化观念。在各类新型媒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开放、自由、快速、交互、综合等特点，是广大受众偏爱新媒体传播的原因。对于染缬文化传播而言，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不管是在染缬文化的传承，还是在技艺发展创新方面，都需要高素质的媒介人才，因此要加强人才的培养。
3.推动染缬文化走向世界
提高文化软实力，就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指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我们要把它贯穿于国际交流与传播方面，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实现本土文化的繁荣发展，就要实行对外开放。跨越国界的各种文化信息交流与融合，会促进各国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因此在染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要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汲取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相关工艺，取其精华，加以创新。要充分运用现代化新型媒体的优势，加强对民族文化精髓的提炼与传播，使染缬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然，还要充分运用新型媒体手段，大力弘扬染缬文化，并创建多姿多彩的新媒体文化产品，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张翠,史启新.新媒体时代芜湖铁画文化传播策略探究[J].神州，2011（10）.谢然.染缬艺术彰显生机[OL].
[2]张新宇.试析新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3]夏天.浅析新媒体时代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策略[J].新闻战线，2015（8）.
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第7篇
［关键词］龟兹故国；龟兹文化；天山奇景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2-0103-02
一、库车旅游开发的优、劣条件分析
（一）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资源组合具有综合性优势
库车全境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我国西部地区典型的自然带，集中了新疆最典型最齐全的自然风貌，这里有沙漠、绿洲、戈壁、雅丹、大峡谷、火焰山、牧场、雪山、高山湖泊、瀑布、草原等多种自然景观，每一项都具有赏心悦目、震撼人心的魅力。
库车史称龟兹，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其都城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镇，古代先民们给库车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遗迹，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和历史考古价值。
（二）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物产
库车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至今，全县有21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35.4437万人，占总人口的90.44%，其他少数民族2339人，占0.66%。由于相对偏僻，受到外界影响较小，库车仍然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民族风貌，尤其是库车老城，基本居民均为维族群众，其宁静安详又热情好客的生活习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处外来游客极少，那种原生态的民情风貌，足可以和以此著称的喀什媲美。
（三）自然条件对旅游业的发展影响、制约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对库车旅游的开发、旅游活动的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旅游区位上，库车属于那种“旅游目的地所在的区域居民本身出游能力低，而且距离主要高出游能力客源市场较远的旅游非优区”。遥远的距离构成制约库车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道路等级较低，有时不够通畅，影响旅游。长达半年多的旅游淡季造成了旅游设施和人员的长期闲置浪费，特别是翻越天山的独库公路一年内只能通车两三个月，对开发穿越库车全境的旅游线路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四）知名度亟待提高
库车旅游业相对滞后的原因主要是知名度不高，缺乏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品牌，这种缺乏并非是因为没有，而是由于宣传不够，不为人所知。
二、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一）开发方向及目标
根据库车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特点及发展历史，考虑库车地区和临近地区客源地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及其在全疆旅游中的竞争地位，库车地区旅游发展战略重点是：以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丝绸之路龟兹文化内涵为基础，力推“库车”品牌，突出以龟兹故国、自然风光及伊期兰教三大特色为主题，重点推出“龟兹故国探秘游”、“龟兹文化游”、“天山奇景游”等精品，以此为龙头，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确立库车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旅游形象和地位。
（二）力推“库车”品牌
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集中组合如此众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整个新疆并不多见，以“库车”作为品牌可以突出这一综合特点。要在游客中形成一个印象，即:西部旅游、新疆旅游的形象特色主要在于丝绸之路文化，而要全面领略就要到库车旅游。同时，应当突出库车旅游在新疆旅游中的地位，将库车旅游纳入新疆旅游的重点规划之中。
（三）重点景区开发
自然景观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区域内的各种自然景观之间、人文景观之间、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在重点景区的开发中，这种紧密联系尤其突出。应重点推广龟兹故国旅游区、山地景观旅游区、龟兹文化景观旅游区的建设。
除此，还应该注意保护库车少数民族民俗，进一步光大龟兹文化。
［参考文献］
［1］裴孝曾.库车古今[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
［2］傅文伟.旅游资源评估与开发[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丝绸之路文化艺术范文第8篇
[关键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 战略意义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2-0028-05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广东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思路”（GD13CYJ14）；广东海洋大学“创新强校工程”项目“我国海洋产业集群式创新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GDOU2013050249）、“广东省打造国家级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研究”（GDOU2013050252）；广东海洋大学东盟研究院2015年度重点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东盟设施联通合作机制与路径研究”（201501）。
[作者简介] 杜军（1977 ― ），湖北麻城人，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海洋经济管理、海上丝绸之路。
一、广东参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意义
（一）促进广东与沿线国家互利共赢
拓展发展空间。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有助于广东加强与沿线国家工作对接，推动与沿线国家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海洋资源开发、人文交流、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而且有助于打通广东与南亚、中东、非洲等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交流之路，拓展广东经济发展空间和经济腹地，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促进文化互学互鉴。人文交流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础，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环节。开展海洋文化艺术交流、古新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学术交流、海洋旅游合作等活动，将激发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优势互补、多元共生，促进文化互学互鉴，进一步增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实现广东与沿线国家之间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形成共同的发展理念，增进彼此之间政治互信。
睦邻安邻富邻。面对周边国家地缘政治、非传统安全以及的紧张局势，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符合沿线各国在维护地区安全、谋求区域经济发展、构建宽领域共赢关系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同时也为我国与沿线各国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深化经贸合作寻求新的战略契合点。增进广东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有利于打造和平稳定、繁荣共进的周边合作环境，以推动区域合作来实现地区的长久稳定与繁荣发展。
（二）实现本省跨越式发展
促进转型发展。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建设双边贸易合作机制促进国内外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将加快构建环南海经济合作圈发展平台，加强与沿线国家开展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
建设海洋强省。广东依托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越的区位优势、便利的海上运输通道，对内能大力发展以石油、化工、钢铁、制造业等为主体的临港重化工业以及休闲渔业、滨海旅游业等朝阳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现代产业集群；对外能加强与周边国家海洋经济合作，引导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企业到沿线国家建设基地，延伸产业链。
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快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竞争优势的大型骨干企业，可打造以珠三角为龙头的国际化港口城市群，构建以东盟为基础、立足于东南亚的海洋战略经济带，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和加强辐射能力，激发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形成创新驱动、互利共赢、开放合作的新增长极。
二、广东参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优势与外部机遇
（一）广东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优势
1. 经济优势
广东GDP总量在2014年达到了6.78万亿元，占全国比例11%，连续26年位列全国第一位。广东的金融、科技、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这一切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广东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
2.贸易优势
广东与沿线各国贸易往来密切，特别是与东盟各个国家在对外贸易额上达到了1022.21亿美元。另外，广东每年都会在广州定期举办广交会，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客商云集广州，这无疑推动了广东的对外贸易发展。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4年达到了1.077万亿元，占全国约25%，如图2所示；另外，根据广东2014年统计年鉴显示，广东与沿线主要国家的贸易如表1所示。
3. 历史优势
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开始于秦汉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描述我们可以得知汉代将岭南番禺、徐闻、合浦作为始发港口，与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进行对接，这标志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其中，广东的徐闻县是历史记载最早的丝绸之路港口。在随后的魏晋时期进入了发展时期，根据史书记载，东晋王朝将广州（今广州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开辟了从广州进入海南东部海域再进入到南海的线路，这又是一大进步。而到了隋唐宋时期，广东的海上贸易进入到了鼎盛阶段。广州成为了不仅仅是重要的港口，也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大都市，承接着来自各国商人的各种商品贸易活动。到了明清时期，虽然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广州依然是南方最重要的贸易通商城市，特别是在清朝，设立“广州十三行”，使广州成为了外国唯一可以进行贸易的中国口岸。这段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广东对于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具有浓重的历史优势。
4. 华侨优势
广东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沿海各国广泛分布着来自广东的海外华人华侨。从近代以来，广东就出现了“下南洋”等移民的浪潮。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东南亚海外华侨就达到了500万之多，其中来自广东就达到300万，占据东南亚华侨的近60%。而经过了近一百年的不断发展，现如今来自广东的东南亚海外华侨达到了近1500万。广东华侨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较强的影响力，这是一项非常好的优势资源。2015年3月11日起，广东设立了海外华侨经济合作资金，募集来自海外华侨华人的资金，以民间的力量来配合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二）广东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外部机遇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包括广东在内的沿海省市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发祥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应该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加强与东盟各国、中东、东南亚、欧洲等沿线各国的贸易合作。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与合作。广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同东盟各国的友好发展，并积极投入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未来广东会有效利用好自贸区这一平台，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亚洲投行和丝绸之路基金的扶持。亚洲投行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9月召开的广东省政协十一届七次常委会上也提出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基金”，将更有力推动广东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添砖加瓦。
粤港澳自贸区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加强同东盟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更为广阔的合作与发展空间。
三、广东参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关于制度供给层面
1. 推进相关的地方性立法进程
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广东长期坚持的一项战略决策，有必要推进省级层面的立法工作，可考虑制定《广东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条例》，明确参与海上丝绸建设的重点与着力点，并对各相关主体的具体行为进行规范与法定等，同时可考虑研究《广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投融资条例》，在法规层面规范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投融资行为以及明确具体的注意事项。
2. 完善总体规划与具体实施目标体系
需结合国家的整体战略，依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原则，加强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制定总体规划，对沿海与内陆地级市做出总体部署与功能定位，并制定具体可行的实施目标体系，明确实施路线图，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推进。省级层面可考虑成立高规格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负责统筹海上丝绸之路的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实施，协调好各方资源与利益，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高效率运转。市一级层面也可据此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本市的参与建设。
3. 建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合作机制
要加强与周围各省的交流与合作，建立金融、贸易、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在跨区域层面上出台相关政策，逐步做到分工明确、目标一致、错位发展；在省内各市之间，构建信息互通、货物运输等交流平台，加强广州、深圳、湛江、珠海、汕头的港口建设，建立海上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海上服务能力，发挥群策群力效应，努力将广东打造成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海上强省和国际物流中心；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各国的交流合作，如参与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中，与东盟各国在贸易、文化、科技等进行密切的往来；为了确保合作机制能顺利开展，在设立机制的时候应该秉承灵活性原则，充分研究各国内部法律法规以及各项机制，制定出让各参与国之间互利共赢的最佳方案。
4. 营造更加透明、公正、法制的市场环境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虽然以政府为主导，但最终要依赖市场进行有效运作，市场主体应该在广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核心角色。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简化审批程序，清理收费项目，不断为企业松绑和市场松绑，同时借助广东三大自贸区的建设，倒逼政府改革升级，应公布公开省级和市级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市场准入层面，应加快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投资权限，使企业投资便利化，同时保护本地与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且应更加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企业投资提供一个透明、公正、法制的市场环境。
（二）关于经济发展层面
1. 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项目投资目录
广东政府应依托自身优势，结合“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制定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契合的高端项目投资目录，通过项目引导的方式，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于大型的公共性项目，如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可引入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行公私合营；对于竞争性较强的高端项目，政府可完全放开，通过竞争招标的形式，由竞标成功的企业进行自主建设，政府执行监管职能。
2. 引入民间资本、强化金融供给
广东是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的省份，民间资本力量雄厚，民间资本有能力也必须成为参与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力量，政府应提供有效平台，主动引入民间资本，提升与民间资本合作的空间。应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条件，在经济、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应鼓励民间资本积极介入，并为其创造良好条件。政府可成立具有政府性质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基金”以及具有区域性质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发银行”，同时也可鼓励民间资本成立相应的开发性基金，与政府基金形成互补，为推进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3. 创新经济合作形式与平台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众多，且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与广东经济形成广阔的合作互补空间。广东可争取国家支持，发起成立“环南海经济协作区”，打造环南海经济共同体，环南海国家，如越南、菲律宾等都是发展中国家，原料、土地、劳动成本廉价，适合进行产业转移与经济投资；可发起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论坛”，一年举办一次，共谋经济发展；不断增强广交会在东盟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影响力，可在广交会上单独成立海上丝绸之路专馆，进行相关投资及产品交易的洽谈；进一步充分发挥“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的作用，可在2014年首次成功举办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引入电子商务平台，丰富贸易活动举办形式，不断增强其区域乃至世界影响力。
4. 推进海运基础设施建设，打好“互联互通牌”
广东有效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前提之一，是能够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而这一切需要有强大的海运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显然广东在港口方面具有优势，拥有广州、深圳、湛江、汕头等大型良港，在货物集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进一步推进海运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拓展港口的运营空间，不断提升港口的运营效率；鼓励大型载重船舶的制造与运营，节省货物运输的成本；建立海上驿站，为过往船只提供生活补给、维修等便利服务。
（三）关于文化建设层面
1. 加快人才培养，打造高端智库
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参与，在加强引进优秀人才的同时，应鼓励本地高校及科研院所加快相关人才的培养，尽早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贡献智慧。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应注重高端智库建设，广东拥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可让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率先成立相关的高端智库，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谏言献策，同时政府应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使广东成为人才强省、智库强省，以此来助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2. 创建文化品牌，发展文化产业
广东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如湛江的徐闻，阳江等地，已积累了较为深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阳江“南海1号”的发现与开发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体现。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丰富，应加快开发力度，在推进文化申遗方面做出努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同时应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产业发展形式、鼓励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对文化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打造文化产业园、文化博物馆、文化游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发展基地，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观光路线，通过游轮观光与实地观光的形式，吸引游客参与。
3. 融入现代媒体，宣扬广东文化
应借助现代媒体工具，提升文化宣传的广度与深度。可成立广东文化门户网站，呈现具有鲜明广东特色的文化内容，并开发多种语言版本，契合沿线国家的语言需要；可拍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记录片，记述古代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以及到现代的变迁过程，并突出广东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所形成的文化积淀；还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社交平台，灵活多样地宣扬广东文化。
4. 加强文化合作，增进人文交流
可与沿线国家共同倡导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合作论坛”，共商文化合作，合作论坛每年定期举行，举办地点在倡导方之间轮流更换；可与沿线国家互相举办文化交流年，此举既让广东民众了解沿线国家的文化，也让沿线国家了解广东文化；广东与沿线国家可通过加强旅游合作的形式共同打造丝绸之路文化带，以旅游带动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广东与沿线国家还可鼓励民间交往与友好往来，可互相派遣留学生，实施青年交流项目，鼓励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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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ow Guangdong Participates in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Du Jun
（ ASEAN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Province 524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