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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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1篇
一、我国计生过程中的“逆向选择”现象
所谓逆向选择，本文借用生物进化现象，是指由于人类人为控制和干预人类自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产生不利于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行为活动。我国在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政策产生了地区分布、城乡人口的逆向转移，性别比严重失调，代际机会不均，家庭逆向淘汰，独生子女逆向奖励，人口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性矛盾突出等诸多的社会问题。
1、地区逆向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口比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实践证明这种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是与各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地理资源的分布相适应的。西部虽然地域辽阔，但气候条件恶劣，很多地方不适宜生存，生态人口脆弱，人口承载力很小；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资源开发利用较早，后备资源有限，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吸纳能力有限；东部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对人口和劳动力具有很强吸纳能力。有关专家测算，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载状态，而东部地区则处于富余状态，即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远远超过了东部地区。所以，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就成为必然的历史规律。而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却形成了逆向转移。当然这种转移并不是劳动力本身流动形成的，而是由劳动力增长速度差异形成的。东部经济发达，生育率较低，发达地区人口已经接近零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育率却较高。据统计，1978--2003年全国净增的3.25亿人口中，东部占了34％的份额，中部占了35.6％，西部占了305％，东部的增长份额大大低于其人口存量比重，而中西部地区却大大高于其人口存量比重。东部人口由改革初期的445％下降到37.9％，逆向转移了6.6％，中部由31.2％上升至33.1％，逆向转移了1.9％，西部由23.4％上升至305％，逆向转移了7.1％。
2、城乡逆向流动
劳动力由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业转移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但在我国由于生育政策的结果却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逆向“流动”。当然这种流动只是统计学意义上逆向流动，是由于城乡人口增长的速率差引起的。据统计我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城乡妇女总生育率相差4.4到1980年有所缩小为1.3，目前，差异进一步缩小，但仍达到1.1(城市为1.2，农村仍高达2.3)。如果按每年转移1300万农村人口计算，计划生育40年，仅生育率差导致的城乡逆向流动人口就占转移总人口的80％，几乎相当于转移人口的总和。可见生育政策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多么巨大。如果以城乡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教育和卫生条件差异来看，由于生育率差异导致的3亿左右逆向转移人口，无疑大大降低了我国人口的总体素质，进一步降低了农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总量和难度。
3、性别逆向选择
按照国际社会定义，一般男女性别比在1.02―1.07之间是正常的。由于男性死亡率较高，人类在生育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男性偏高的生育选择，以平衡由于死亡而导致的性别失衡。从我国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呈逐年增高的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性别比就开始超出正常水平，到80年代后期，性别比就出现了异常偏高的现象，一直持续增长至今，预计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而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我国强力推行“一孩化”的特殊时期，1984年以后虽有所放松，但比起70年代还是更为严格。我国性别比异常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区较低，而人口稠密的中东部较高；农村、小城镇较高，而大中城市较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部、新疆，贵州、内蒙、云南、宁夏、黑龙江较低在110以下；而陕西、广西、海南、安徽、湖北、广东和湖南最高，120以上；四川、江苏、福建、河南较高在116-120。其余13省区在110-116；全国分市、镇、县的最低人口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4.95、121.42和125.49。
4、代际机会不均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波动，形成了我国代际生育水平的差异较大。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水平就会出现逐步降低的趋势。我国也不例外。一般来说，由于生育水平自然降低的趋势是渐进和缓慢的，所以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甚微。而在我国，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是政策强力干预的结果，加之生育政策波动较大，因而生育水平的下降对人们的生活和代际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产生了明显的代际不公现象。我国计生政策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1973―1980年“少、稀、晚”时期，1980―1984年，“一孩化”时期，1984―1999年，政策调整时期，1999年至今，低生育时期。第一个时期，政策到位，执行有力，效果显著。人口生育率从1970年的5.44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第二时期，是一孩化强力推行的特殊时期，但效果很差。生育率反而有所上升，到1990年升至2.6。第三时期，由于政策调整，有条件地放开二胎生育，加上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抑制效应，生育率开始逐步降低，到1999年已降到人口更新水平以下。2000年至今是我国生育政策趋于稳定、完善的时期，在经济发展的效应下，生育水平降到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正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生育水平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而80年代以来的严格的生育政策，不仅产生了独生子女问题，而且引发了“婚姻挤压”、就业困难、独生子女养老负担过重、未富先老、老龄社会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事实上形成了代际之间的机会不均、权利和义务失衡现象，人口安全隐患增多。
5、家庭逆向淘汰
家庭逆向淘汰的典型表现的就是“越穷越生”，地区和城乡的逆向选择只是家庭逆向淘汰的宏观表现。据笔者观察，目前媒体报道的贫困问题大多与多子女生育相关，据笔者调查，目前高校贫困生独生子女几乎为零，而大多为2-3胎生子女。目前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水平为2.3，一对夫妇平均为2个多孩子。而城市则只有1.2―1.6个，独生子女家庭占了城市家庭的比重超过一半。家庭
的逆向淘汰，不仅加重了贫困家庭负担，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不和谐因素之一。家庭的逆向选择问题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多子女户(计划外生育户)多数在农村，基本在“非单位人”家庭，多出现在贫困家庭，说明了我国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了，说明了我国以处罚为主要形式的制度诱导机制，在遭遇到贫困时的无奈和失效。因为，现在农村居民已经没有单位的行政和经济的强大约束，原来在体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机制已不能有效地在解体后发挥作用了，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已经严重削弱；以处罚为主导的计生管理模式，在遇到贫困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在处罚成本接近零的条件下，再大的处罚力度都是失效的；在遇到非单位人时，超出行政管理职能范围和管理成本，管理处罚已经很难有效落实了。
6、社会逆向鼓励
家庭的逆向选择已经充分暴露了现有的以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手段的问题。现有的生育正向鼓励政策与行政处罚相比，鼓励政策显得苍白无力。城市独生子女可以拿到每月10元的独生子女费，这对于月收入千元以上的城市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吸引力可言。之所以城市人计划生育做得好，主要是因为行政处罚对于城市人(大多属于单位人)成本高昂，加上城市人观念比较现代，较高的发展水平带来了越来越强的生育抑制效果。高昂的子女抚育费用、激烈的工作竞争、较长的教育年限以及高昂的生育成本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无疑越来越替代生育政策发挥节育的主导作用。而对于农村人口，不但处罚成本很小、生育成本低廉，而且生育可以带来可观的福利收益：人均多份耕地、养儿防老、分担劳动强度、适度的规模养育效应等等。所以现行的计生政策导致很强的逆向选择：多子女户主要来自贫困农村、体制外家庭。从现有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制来看，社会媒体关注的贫困群体大多有多子女的背景，社会救助对象大多是多子女家庭或多子女本人，而救助强度常常高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奖励，甚至高于独生子女带来的家庭福利，实际上，这就变相鼓励了多子女生育而抵消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优惠。
7、总量控制与质量、结构的逆向选择
我们在欣喜地看到我国计生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同时不得不接受越来越严峻的人口问题：生育质量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以及劳动力后备不足、人口结构严重失衡、未富先老、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计生工作的根本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把计生工作的任务简单等同于控制人口的数量，而忽视了人口的结构优化和质量问题，这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会给计生工作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人口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由于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不合理，在生育政策的“后移效应”作用下，未来几十年我国将面临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的挑战，人口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目前乃至今后40年，我国正面临后备劳动力增速下降和老年人比重过快上升、人口结构日趋恶化、劳动力短缺、社会赡养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随着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滑，我国人口红利将提早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负债”时代。为我国经济增长贡献达近1/3的人口红利的快速衰竭和老龄化的急速推进，使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养老制度等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2)人口红利日益衰竭，劳动力面临短缺挑战。虽然我国劳动人口可以持续增长到2016年，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目前已经开始快速下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1％)，只有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显示，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在中部地区的许多农村里。16―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几乎没有剩余的劳动力了。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趋于上升。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四个季度中，该比率最低时为0.65―0.75，到了2004年提高到0.89―0.94，在2005年前2个季度达0.94和0.95，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可见我国劳动力利用空间迅速缩小，劳动力开始由结构性短缺趋向总量短缺。劳动力短缺不仅挑战着我国的现有的劳动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对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3)未富先老，独生子女老人养老风险突出。最近几年的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正以0.3％的速度进推进。200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预计到2040年我国老龄人口达到峰值4.3亿，比重将达30％，也就是说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而劳动力的抚养比将高达2/3。届时我国人均GDP约5000美元，也就相当于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届时，我国将是第一个在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率先步入深度老龄社会的国家。我国将面低水平社会保障条件下的最大人口的养老问题。我国约1亿独生子女也将先后步入老龄，这些老人将面临巨大的家庭养老风险。
(4)劳动力未来短缺与目前劳动力增长总量过大的矛盾突出。据预测，我国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5亿人左右，其间我国人口将增加2亿左右。而劳动人口在2016年达到顶点，将超过10亿人。近期我国人口增长压力仍然很大，就业问题将异常突出，因而控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将不容丝毫懈怠，而远期我国将面临深度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问题。未来20年，我国计生工作将更加复杂和严峻：总量控制与人口结构优化矛盾异常突出，人口质量现状与我国人口快速转型还很不适应，人口储备与未来劳动力需求存在着越来越突出的缺口。
二、产生“逆向选择”的政策原因
我国计划生育过程中产生逆向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有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原因，但主要和直接的原因还是与我国的计生政策、管理体制和计生工作相联系。
1、不统一、不稳定的计生政策，加剧了人口地区、城乡分布的不合理和代际不公
我国长期以来事实上执行的是有差别的计生政策。目前，这种差别仍然十分显著：在城市执行的是一胎生育(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而在农村执行的则是有差别的二胎政策(多数省规定，生了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云南、青海、宁夏、新疆、海南等省(区)规定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农牧民没有生育数量的限制)，这就鼓励了政策性人口城乡逆向转移。由于农村特别是边远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政策，导致了城镇化滞后的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
之间的人口逆向转移。由于实施计生政策的前三个10年执行不同的标准的政策，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执行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城乡“一孩化”政策导致政策断层，增大了居民的政策不可预见风险，所以在80年代出现扎堆“抢生”和“强生”现象，导致生育率短期内大幅度回升的逆向选择，从而加剧了代际不公。而在大多数省区农村执行的二胎“例外”生育(头胎为一个女孩)，在现代技术手段支持下，出现了选择性别生育的异常想象。杨菊华博士的研究显示：在推行女孩例外制省份和地区，儿童性别比最高，而且，生育政策越紧的地区，老龄人口比例呈越高的趋势。
2、现代科技手段的滥用和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导致了人口的性别比偏高
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应对男性死亡率较高的男性出性别比偏高的生育规律，在现代科技普及、婴幼儿死亡率很低的今天，却形成了令人尴尬的性别失衡问题。当然，中国近年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现代技术手段的不合理滥用导致的。上世纪80年代，B超技术开始在城乡普及，助长了具有强烈男性偏好的居民在生育中非法采取人工性别选择。80年代初，该技术由大中城市、小城镇到农村，由信息交通便利的地区扩散到边远地区，而性别比偏高的分布情况恰恰印证了现代技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普及影响，由于大中城市的男孩偏好较弱，在技术普及的早期影响较小。有关研究也证实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男性偏好、传统文化、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异等因素均无关，是由于人为干扰胎儿性别引起的。
3、行政处罚为主导的计生工作模式越来遭遇到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冲击
我国近40年生育政策的实践说明，在计划条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处罚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效率低下、容易引发激烈冲突，而且在过分严厉的政策条件下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在较好的社会保障环境中会产生逆向鼓励。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实践说明，较宽松的生育政策却导致生育率下降，而且保持了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国外实践也说明，不采用行政处罚强制手段，依靠经济发展和利益诱导，同样可以取得控制人口，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的⑧，证明了“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手段”的道理，而且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4、违背人口规律、盲目急于求成的计生工作，加剧了人口安全隐患
回顾我国计生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计生工作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的波动和挫折，都是由于违背人口生育规律、急功近利导致的。从我国人口现状来看，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计生工作过分强调控制人口的总量，而忽视了人口的微观结构优化和人口质量的提高，给我国人口安全留下了诸多隐患：未富先老、老龄化过快，性别比过高、代际不公，人口红利衰竭过早、人口质量不高，人口结构转型过早过快、结构矛盾突出等。
三、纠正和应对“逆向选择”的政策建议
1、建立统一稳定可预期的计生政策，确保我国人口的平稳转型
面临着我国人口结构由青年型快速向老年型结构的转型，我国生育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因而，为保证我国人口转型的平稳过渡，更需要加强政策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及早建立统一稳定的可预期的生育政策，才是应对复杂多变的生育环境，有效防止逆向选择的最佳选择。
2、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低生育水平的新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所以要充分利用多元社会的利益诱导机制和发展对生育的反向作用，创新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建立并完善适应低生育水平的计生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适时诱导人们合理生育，保持低生育水平。
3、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人口出生质量
转变计生观念，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干预人口生育的功能，提高人口的出生质量。要吸取计生工作的教训，把计生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的质量上，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的手段坚决杜绝导致逆向选择的人工干预，建立科学有效、覆盖全民的防御缺陷生育、保障零缺陷生育的预防和干预机制。
4、适时放开二胎生育，确保我国的人口安全
从法律和权、责、利对等的角度看，有差别的二胎生育政策，是有违公平精神的，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二胎生育覆盖的主要是农村和边远省区，而且这些地方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较宽松，事实上造成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二胎甚至多胎生育，而城市则形成了事实上的一胎生育政策。计生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导致人口的逆向淘汰，而且放任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性别失衡，从而鼓励逆向选择，加剧了人口结构的矛盾，降低了人口的整体素质，拖累了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发展、拉大地区和城乡的发展差距，增加了政府协调发展的难度。所以适时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不仅是对逆向选择和逆向淘汰的补偿和平抑，而且是以人为本，科学、公平、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5、加快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发展的生育抑制效应
综合来看，发展才是最好的节育政策。人口生育的逆向选择的背后都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深层原因。中外的历史经验说明，哪里的经济社会发达，哪里的生育水平就较低。我国逆向选择的“重灾区”基本都集中在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人为干预胎儿性别例外)，所以计生工作的重点不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而在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和乡村。因此加大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是最彻底最自然的节育政策。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人口;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发展机遇
中图分类号:R7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9002701
1中国的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是指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高、低),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高、低、高),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低、低、低)转变的动态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人口再生产的内在联系。人口转变理论最初是对欧洲人口再生产动态特征的总结性描述,后来经过A•兰德里、W•汤姆森、F•诺特斯坦等发展、完善,形成了目前在人口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口转变理论”。
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仍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人口转变尚未完成”和“人口转变完成并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两种观点。从统计指标来看,与发达国家生育率、死亡率等指标和指标完成时间上进行对比之后可以判定中国已完成人口转变,人口增长也从低增长走向零增长和人口结构性变动这两个“后人口转变”时期;从人口转变的内在机理来看,中国人口转变还没有完成,因为人口转变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在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我国的低生育率带有政策干预性而非生育主体的自主选择。
暂且不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有它的独特性,这也决定了用西方的人口转变理论对中国进行分析论证时可能存在偏颇。首先,中国的人口转变相比于发达国家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因此在此期间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也不可一概而论;其次,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同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样已经是我国人口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我国的低生育率存在明显的外生性,即相当大程度上通过国家计划生育制度性的干预下实现的,因此还不稳定,并有反弹的可能性。这两点说明我国的人口转型之路在印证普遍规律的同时还有它的独特之处。
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就进入了人口转变阶段,在此之前,他们通过对外殖民和扩张转移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由于医疗技术进步和生活条件改进,死亡率下降并趋于稳定,因而出生率或生育率成为影响人口转变的关键变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文化观念的变迁,发达国家较快的完成了人口转变。在这些历史证据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发展是控制人口增长的良药”的思想,也就是说要解决人口问题,就要先解决发展问题。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除了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践行了这种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切为经济发展开路,成绩斐然。不仅仅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达到小康甚至更好的水平,人口也保持了低增长。所以这时期的人口转变是基于经济发展同计划生育的共同作用,可以称之为“发展型转变”。这样的人口转变对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在结合中国的国情,充分认识到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2人口转变带来的发展机遇
我们总是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日益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忧心忡忡,却忽略由此带来的机遇。一方面,从经济学意义上看,中国庞大的人口所形成的巨大需求,几乎可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可以带动任何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是出口导向型,内需不旺已成为为不争的事实。扩大内需,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内需不旺的原因至少有这么几点,首先,中国有7亿多的农村人口,但收入水平较低,加之保留了部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影响,使得农村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一个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其次,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为发展市场经济过分提倡了效率,贫富差距拉大,财富向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集中,消费能力最强的“中产阶层”势单力薄。从消费观念上看,中国人一向是长期导向,有储蓄习惯。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处在构建阶段,老百姓在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均有后顾之忧,钱也只能留存银行备用。三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都是拉动内需,将人口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政府近年来彰显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对民生的关注,虽然有牺牲效率来换公平的色彩,但从长远来看有助于扩大内需,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在人口转变中的人口结构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或者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比较优势和机遇。人口机会窗口是指人口转变中出
生率的下降先于老龄化而使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占大部分,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现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间,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发展提供机遇: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年龄结构比较轻,且价格便宜,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大量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是出现“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人口机会窗口也给我国带来了比较优势和发展机遇。在国际贸易中,我们在改革开放的30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功不可没。可以说我国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创造链条上分一杯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富低廉的劳动力带给我们的比较优势。同时在国内,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社会负担系数低,也极其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这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机遇。
而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我国的人口转变中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下降,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十分有限。已有学者根据新增劳动人口下降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指出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要继续保持人口红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比较优势至少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从近期看,扩大就业是继续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之前,抓紧利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的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开发主要是指对劳动力资源的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目前的教育培训体系显然难以完成此重任。教育资源集中于国家,民间资本难以参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人口存在逆淘汰的危机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开发。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大量失业人员不仅不能获取人口红利,反而成为社会供养人口,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方式扩大就业,特别是消除制度和观念上的障碍。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不二选择。尽快摆脱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作为竞争力的方式,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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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3篇
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新的难题，即城市中出现的新的特殊群体，流动人口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大量显现。流动人口管理成效如何，直接左右和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稳定，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流入地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够，导致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难、管理弱的问题，同时对于流动人口自身而言，流动人口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生活水平较低，在文化素质、法制意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城市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受中国传统的性别偏好，这种偏好因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而有其深刻的基础。出生性别比偏高在初期更多地受到对女婴有意、无意漏报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B超技术的普及，选择性流产逐渐增多，导致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因此对城市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采取综合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出生婴儿性别比开始攀升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的男女比例是117：100。照此趋势，到2020年全国将有三千万到四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专家们认为，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主要是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和选择性别的引产。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口以及老年人口中高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的增大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加重。35年前，中国的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再过35年，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这一问题同时也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这个国际组织此前的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人口发展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就有可能崩溃。
四、独生子女的弊端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中国人口学界的水平都令人堪忧！1980年，当中国开始推行“一胎化”政策时，人口学专家们严重低估了“一胎化”的负面效应，例如，当时估计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即2020年才会出现老龄化现象；事实则不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1999年10月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另外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影响是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上。当时的估计是“解放以来，我国历年人口统计都表明，男女性别比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男孩稍为多一点。对头胎生一子女政策的利弊分析
利
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弊
1、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到独生子女一代进入成年期时，人力将严重不足，所谓"四、二、一"结构将使所有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无法承受。
2、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普遍存在，许多人千方百计只养男孩不养女孩，许多地方男孩数已大大多于女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3、实际效果不好，有损于政府威信。由于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真心拥护，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执行不下去，有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甚至完全失控。政府的政策不能有效执行，反过来严重影响了政府和政策的威信。
4、不利于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往往引起磨擦和对抗，甚至引起许多悲惨事件，使部分群众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
5、城市紧，农村松，导致高素质人口生育率低，低素质人口生育率高。长此下去，将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6、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种种弊端。如：有些人弄虚作假，用不正当手段多要准生证；有的地方只要有钱交罚款就能够多生；有些干部贪污、滥用超生罚款；有些人利用先进医疗手段（如B超等）帮助想要男孩的人弃女养男等等，这些都对社会风气有不良影响。
7、许多地方为了应付上级，谎报数字，导致我国的人口统计严重失实。
8、万一独生子女不幸亡故，其父母的后半生将不堪设想。
9、一旦爆发战争，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军队战斗力较低。
10、独生子女容易产生性格方面的缺陷，“小皇帝”、“小太阳”现象令人担忧，如果一代人中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整个民族的精神状况将受到消极影响。
11、一子女政策没有法律依据，强制推行有违法之嫌，不利于加强法制建设。
建议实行二子女政策
中国的人口必须控制，但控制人口的目的应当是：使人口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制订人口政策必须高瞻远瞩。
为使人均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达到某一指标，而采取所谓“急煞车”式的人口政策是错误的。这种政策以短期的、狭隘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必将损害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
二子女政策的利和弊
利
1、人口年龄结构将趋向平衡，社会不会因为严重老龄化而陷入困境。
2、人口性别比例不会失调。二子女政策使人们有可能利用现代医疗技术实现每家一男一女（这肯定是绝大多数家庭的愿望）。如果帮助选择胎儿性别时收取一定费用，还可能大大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3、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个别要多生的人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谴责，因此容易贯彻执行。政策的顺利执行反过来又会提高政府的威信，形成良性循环，使控制人口的目标能够真正实现。
4、有利于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府出面组织力量帮助实现每个家庭一男一女，必将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感谢。因为不必采取强制措施，所以不会产生磨擦和对抗。
5、有利于在全国实行统一政策，避免高素质人口生育率低、低素质人口生育率高的不合理现象。
6、有利于子女形成健康人格，“小皇帝”、“小太阳”现象将大大减少，家庭生活将更为和谐、美满，社会气氛将更加祥和。
弊
与一子女政策相比，实行二子女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率较高，总人口数字较大，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两种政策的比较
一子女政策的好处，只有在政策有效贯彻执行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而这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即使能够做到，所得到的好处也是短暂的，而且将来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它产生的许多弊病，影响则是长久的。
二子女政策的弊，实际上是相对的，暂时的，它对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从长远看，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子女，总人口在若干年内达到峰值后将缓慢下降。即使最大人口数比实行一子女政策多一两亿，其影响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十几口的家庭又增加一两口人。考虑到新增加的人并非只消费不生产，人们不难估算出他们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实际上，二子女政策由于容易执行，会比一子女政策更有效地控制总人口的增长。
权衡利弊，结论是明确的：现行人口政策必须尽快修改，应当以二子女政策取代一子女政策。
以上仅仅是一个提纲，不包含详细论证，但其中的每个论点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希望这一提纲能引起人们的讨论；
－－希望人们的讨论能导致最佳人口政策的产生；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4篇
一、国内出生性别比的文献回顾
国内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认识经过了相当漫长而曲折的过程。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29个省（区、市）中有18个省（区、市）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7，219个地（市、州、盟）中有148个地（市、州、盟）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7，2358个县（市、区、旗）中有1364个县（市、区、旗）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7。但是，此时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范围虽然很大，但数值差异并不大，最严重的安徽省出生性别比也仅为112。由于当时人口数量控制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出生性别比问题被认为是统计误差、女孩瞒报漏报，没有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至111.1，2869个县（市、区）中有60%以上的县（市、区）高于107，40.3%的县（市、区）高于110，甚至有9.4%的县（市、区）高于120。持续升高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引起国内外社会学、人口学甚至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尽管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已经表明，全国出生性别比已经远远高于正常水平，但是人口学界为了出生性别比究竟是“真性失调”还是“假性失调”的争论还是花费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比如，曾毅对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存活反推，认为中国不存在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所谓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只是一种统计数据上的假象。[19]乔晓春也认为，中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性别比，反映的只是统计事实，不能随意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因为数据本身还不足以发现原因。[20]贾威还对收养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收养的儿童中，性别比例严重偏低，大量被收养的女婴未被记入统计数据。[21]一直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发表后，出生性别比到底是“真性失调”还是“假性失调”的问题才得以解决。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确实出现了失调，到了2000年出生性别比进一步上升为116.9。虽然200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治理，但出生性别比并未因此而下降，而是从2000年的116.9，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17.94，比正常值的上限高了近11个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再次引起包括理论界、实务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理论研究
1.“生育三维”说。顾宝昌认为，任何生育都是一定数量、一定时间和一定性别的生育，并把它称为生育的“三维性”。因此，建立一个完整的生育概念，应该不仅包括生育的数量方面，而且包括生育的时间和性别方面。相应地，对一个人口的生育状态的考察，要得出一个全面的认识，也必须包括三个方面，即生多少、什么时间生、生什么。如果单从一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状况，就容易片面，引起误导。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生育状况看，一生平均生育数下降了，多孩率减少了，但出生量上升了，婚育年龄提前了，出生性别比上升了，这说明在集中力量抓生育的“数量”的同时，对生育的“时间”和“性别”忽视了。[22]另外，杨菊华认为性别平等也有三维性，即：时间（生命历程）、空间（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情境（个体生活的背景因素），她通过整合这三维因素，构建了两性平等的理论分析框架。[23]
2.“歧视性性别偏好”说。穆光宗提出了“生育偏好”和“生育选择空间”的两个概念。[24]他认为，一定的生育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生育选择空间”中进行的，而任何一种生育行为背后总是有性别偏好的驱动。在无限度的“生育选择空间”中，性别偏好大致能得到较好满足；反之，在有限度的生育选择空间中，由于约束条件的存在，性别偏好就难以很好满足。而中国社会格外重视生育价值体系中的偏男生育意愿，并把生养男孩的行为作为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在中国农民的生育决策中，性别选择往往比数量选择重要，甚至可以说，生育决策的基础是性别选择，而不是表面上的数量选择。因此，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和“偏男生育意愿”过于强烈互相挤压和冲突的结果，也就是说，“歧视性性别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最根本的原因。
3.“条件随机事件”说。在西方多数国家，出生性别比按孩次计算都是随着孩次升高而降低，只有少数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是随着孩次的升高而有升有降。我国则与之相反，绝大多数年份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是随着孩次升高而升高。马瀛通发现，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着出生孩次升高而呈现出的这种或升或降的趋势，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实际上与出生孩次并无关系。[25]随后，马瀛通、冯立天、陈友华构建了马冯陈（M-F-C）模型，进一步证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主要是受二孩及以上高孩次婴儿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所致。[26]
4.“胎次-激化双重效应”说。杨菊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通过构建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阐释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相互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27]她认为，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一方面，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由此可见，生育政策偏紧，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反之，生育政策宽松，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会相对减弱。
5.“需求理论”说。杨菊华通过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需求视角提出男孩偏好并非停留在理念层次上，而是不同主体通过对胎儿性别的选择来应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策略、延续自身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家庭和制度本身多方面层次的需求。她认为引起男孩偏好的需求主要有四类：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和实现需求。[28]
6.“生育效用最大化理论”说。中国一些学者在吸纳Leibenstein和Becker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中国的孩子成本及效用构成理论，认为人们的生育决策行为，包括性别选择行为，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追求生育效用最大化。比如，叶文振利用对厦门市近千个家庭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系统描述了中国孩子对父母的各种效用，分析了孩子效用的主要影响因素。[29]唐贵忠和董辉基于经济学的“理性人”基本假设，认为无论农民作出何种选择，都是出于对自己有利或有用而考虑或盘算的。[30-31]由此，他们认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更加偏爱男孩，那一定是因为养育男孩的成本效用更大，养育男孩比养育女孩能为家庭提供更大的收益。陶涛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家庭及生育状况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村儿子、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差异，也证实了儿子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力度大于女儿，生育男孩仍然是农村父母的理性选择。[32]
7.“传统文化影响”说。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认为性别偏好是受传统文化特别是生育观念的影响。杜芳琴认为，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偏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早在周礼的规定中，就能看到最初的性别制度和规制，其核心内容是性别分工、婚姻家族制度和继承制度。[33]李冬莉以及吕红平、孙平等认为，决定农民性别偏好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传统文化中生育伦理和生育价值观念。[34-35]朱楚珠、李树茁等人还对生育文化的类型、变迁的标准进行界定，并提出生育变迁的路径选择。[36]顾大男认为文化因素以正“U”字型曲线和经济因素以倒“U”字型对地区生育率产生影响。[37]李银河在乡村生育文化的分析中，发现农村存在偏重生男的普遍现象，这不仅受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且与村落现实生活的特点、非匿名性、社会期望的压力以及从众心理有关。[38]陆益龙通过对皖北农村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民生育上存在的生男追求，缘于价值认同、趋同性的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的支持。因此，一些没有男孩的家庭具有更强烈的性别偏好。只有将农民置于都市文化环境之中，使农民意识到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才可能使农民真正地认同计划生育政策，并且不再拘泥于孩子的性别。[39]罗萍认为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男孩偏好的传统生育观念以及从夫居的婚居制度以及时下依然存在的男性本位文化培植了中国高出生性别比。[40]
（二）实证研究
1.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状及变化特征的研究。翟振武、杨凡通过对最新的公民身份信息数据、历年全国在校小学生人数统计数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等几组不同来源的出生性别比数据的分析和比较，发现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偏高的情况是真实的，只是并没有普查数据所显示的那么高。[41]王广州、傅崇辉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42]王菲、刘爽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技术，对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域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找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热点区域分布及变化的规律性特点。[43]王钦池发现，出生性别比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现象，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44]段世江通过对“六普”数据的分析，发现出生性别比与妇女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受教育程度越低，出生性别比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45]石人炳通过“五普”和“六普”数据对比分析发现，2010年与2000年相比，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呈现“五升高”、“四缩小”和“一增多”的特点：全国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一孩出生性别比升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升高、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升高、各类受教育程度女性生育孩子性别比全面升高；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差距缩小、城乡间差距缩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差距缩小、孩次之间差距缩小；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和极端严重偏高的省市区增多。[46]这些特点表明过去10年，我国高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四个方面的“扩散”迹象：从汉族向少数民族扩散、从乡村向城市扩散、从高孩次向低孩次扩散、从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向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扩散。
2.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直接原因研究。李涌平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用定量方法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用胎儿性别鉴定后的选择性人工流产可以全部解释我国1990年观测到的超常出生性别比。同时他断言，以性别选择为目的的流产现象将可能蔓延。[47]岩复、陆光海利用湖北省天门市的调查数据，发现溺弃女婴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甚微，瞒报、漏报女婴不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而B超的滥用造成了出生性别比的急剧升高。[48]李树茁、朱楚珠通过对第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1988年2‰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性别鉴定导致的选择性流引产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49]解振明认为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首先，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其次，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同时，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50]乔晓春通过对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选择性人工流产导致的。[51]陈友华、胡小武认为，胎儿性别鉴定与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是导致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而中国人工流产的合法化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帮凶。[52]
3.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原因研究。国内学者多角度论证了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穆光宗、陈俊杰通过对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研究，认为在中国农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是生育的性别偏好。[53]李南、菲尔德曼、李树茁等，发现中国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既有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性别选择压力上升的原因，也有由于性别偏好的增强所导致的原因，“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对出生性别比起关键作用”。[54]庄渝霞运用层级推演法，先从生物学、计划生育政策、医学技术三个方面，而后从性别偏好，最后从女性地位低这三个递进的层次，得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终极原因在于女性地位低这一事实。[55]刘爽专门研究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与性别偏好的关系，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根本性内在动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依旧强烈的生育男孩偏好。正是夫妇微观上的生育性别选择，带来了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一宏观人口后果。[56]李慧英通过对河南、江西、广东等省的实证调查，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权制的制度安排，包括从夫居的婚居制度、父子相承的财产继承制度和父子相传的姓氏继承制度。[57]
4、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后果研究。中国如此大范围、长时间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失常，再加之中国人口规模庞大，由此可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复杂影响。一是在微观个体层面的影响。由于未来婚姻年龄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相当一部分男性可能终生丧失婚配机会，产生“婚姻挤压”现象。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估计和预测，到2020年，中国20～45岁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这些男性将因为找不到女性配偶而单身。[58]原新认为，在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所形成的男女性人口规模的失衡，在客观上是由“应该多出生”男性和“偏高多出生”男性两部分所组成。他通过间接估算，认为1980～2006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出生队列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生”3331万人，其中“应该多出生”1846万人，“偏高多出生”1485万人；2006年0～26岁存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3402万人，其中“应该多出生”1965万人，“偏高多出生”1437万人。[59]二是在中观家庭家庭层面的影响。由于大量的男性成年后无法婚配，将对现有的一夫一妻制度产生冲击，直接影响婚姻质量及其稳定性。俞萍认为，婚姻的不稳定，离婚和拐卖儿童的增加，势必对青少年儿童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60]三是在宏观社会层面的影响。贾志科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可能导致女性在发展机会上受到不利影响，使社会中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文化和职业均处于低层次的女性群体。[61]孙小迎认为，大量男性单身人口的出现将增加性犯罪的可能性，增加买卖婚姻、骗婚、性暴力、精神变态甚至等丑恶社会现象，影响人口生态安全，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国家安全。[62]王顺安、孙江辉研究发现，近些年来性别比失衡直接导致了拐卖妇女儿童、、、侵害婚姻家庭、涉黑类有组织违法犯罪等增加。[63]姜全保、李波发现，近20年来，我国犯罪率较之以前已经增加近两倍，而其中由出生性别比导致的青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是原因之一。年轻人口群体（15～29岁）性别比失衡对犯罪率的上升有很强的解释力，这组人口的性别比每提高0.01，犯罪率相应增加3.03%。[64]陈卫、李敏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65]魏尚进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导致有儿子的家庭买房压力比有女儿的家庭大，这将引起房价飙升，他通过研究发现，大概30%的房价飙升背后的原因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所造成的。[66]杨雪燕等利用2009~2010年在西安市开展的“城市地区流动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发现，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婚姻挤压”迫使流动大龄未婚男性“被动失婚”，缺乏正常稳定的，从而导致男男发生率有增加的可能性。[67]
5.关于促进出生性别平衡的政策建议研究。学者们设想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严梅福提出最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婚育观念，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传宗接代”的预期效益价值。[68]辜胜阻、陈来认为通过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变外部制度环境，从而淡化人们的男孩偏好。[69]王翠绒、易想和提出应提倡尊重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构建完备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和利益补偿制度，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风尚。[70]杨菊华等建议完善现有生育政策，逐步过渡到普遍生育二孩政策。[71]陈婷婷、叶文振通过对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的分析，建议将农村作为今后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工作的重点，加快推进农村女性自身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的培训步伐，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经济收入。[72]王鹏建议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国家社会发展的主流，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体系，从根本上消除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制度障碍。[73]赛明明建议实施社会性别预算，在政府制定财政预算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更好地保护女性利益。[74]刘中一提出，要创新出生性别比治理模式，实行公众参与型治理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等。[75]
二、小结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5篇
一、留守儿童社会化主体的特征及影响分析
(一)家庭结构残缺及影响
家庭结构残缺主要指因儿童父母长达半年及以上不与儿童共同生活，导致家庭结构不完整。该村共有210户留守儿童家庭，其中65％的留守儿童家庭是父亲外出、母亲在家，34％的家庭是父母外出打工，留下子女与爷爷奶奶一块生活，其它家庭情况为1％。因此，该村拥有两种家庭结构， 是65％的留守儿童家庭结构只是名义核心家庭，其实质为单亲家庭；二是类核心家庭结构，即由祖辈(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留守儿童的模式。由于大多数家庭都是与父辈、同辈兄弟隔邻而居，再因留守妇女把大量时间安排在生产活动及社会活动上。因此，留守儿童在家活动时间主要与祖辈一块度过，即名义核心家庭与类核心家庭同质性明显。
1 类核心家庭对留守儿童社会教化的弱化。一是祖辈监护人思想观念落后导致对留守儿童精神道德层面的教化弱化，90％的祖辈局限于满足留守儿童物质、生活需求，而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缺乏管束与引导；二是祖辈监护人年老体弱和接受教育年限有限，无力承担对孙儿辈的监护和养育重任，他们平均年龄为66岁，80％的祖辈患有慢性疾病，40％的祖辈为小学文化，其余为文盲。三是祖辈很少有主动要求对孙儿辈的监护，只是一种无奈的被动接受。虽说监护人都强烈期望后代能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但因自身综合素质较低以及思想观念陈旧落后，故难以担负起家庭教育或社区邻里教育的重任。
2，名义核心家庭对留守儿童个性的负面影响。由于该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90％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对孩子比较溺爱，又相对缺乏儿童心理发育知识，没有在孩子3岁以前养成独居室的习惯，尤其不利于男性儿童的角色认同。因此，部分留守儿童表现出定心理幼稚、依赖性强、孤僻不合群等个性特征，男孩子普遍缺乏阳刚之气。
(二)社会教化方式非人性化
在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上，监护人对他们社会教化方式简单粗暴，非人性化比较明显。非人性化的社会教化方式，违背了儿童的认知规律，无助于留守儿童对“社会”的内化，其原因在于其监护人教化观念落后。该村留守儿童监护人对儿童AK要求的前三项分别为学习好84％，健康73％，穿衣吃饭54％。由此可知，他们主要关注留守儿童的智育、身体健康上，把其它方面就忽略了。总之，监护人从来没有想过塑造良好的、人性的家庭环境来对留守儿童进行潜移默化地教育。
(三)学校教育不规范
目前导致学校教育不规范的原因在于合村并校。合村并校致使中心校教学班规模扩张，每班学生数多达70人，严重违背小学小班教学原则；教师精力有限，无法顾及所有学生，也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学生两极分化对该村留守儿童十分不利，双差生中85％为留守儿童。比起父母直接监护的孩子(非留守儿童)而言，大多数留守儿童努力学习，但成绩总不尽如人意，少部分厌学逃学，一味追求玩乐、物质享受；还有的留守儿童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早熟，丧失了儿童应有的天真、幻想与童趣。
(四)留守儿童伙伴危机及大众媒体影响强化
同辈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 个重要途径，同伴游戏互动缺位导致留守儿童伙伴危机。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同龄儿童偏少；该村同龄儿童居住地分散，且距离较远；该村没有公共活动空间。
在缺乏同龄互动同伴的情况下，该村儿童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观看电视节目上。由于较多电视节目并不适宜少儿观看，儿童缺乏自主辨别能力，特别是在监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电视对儿童的教育效果实在是不值得乐观。
二、建议
1 加快全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规范建设，确保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弥补留守儿童残缺的家庭结构。现有家庭结构并不是留守儿童及其父母的主动选择，而是“二元社会结构”约束下的产物。因此，废除户籍身份制及附加福利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迁移，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国民身份的真正平等，加快已非农化的乡村劳动力及其家庭的城镇迁移，还留守儿童个完整的家庭结构。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6篇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老龄化这个词对于现代人并不陌生，老年人的增多给经济发展带来多种多样的问题，因此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为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以公共政策的视角来审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便构建一个清晰地框架，促使人口老龄化在多角度多层次推动社会发展。
[
关键词 ]公共政策；中国；人口老龄化
随着人口的变迁，我国人口老龄化一直在飞速进展，一如当年的“婴儿潮”，在政府下令计划生育之后得以解决。随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阶段与逐渐显现。现今社会我国的家庭结构都处于，四个老人，两个青年人加上一个孩子，这种状态还在持续发展。中国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对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是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各方面条件和发达国家相比都显得有些不足，因此，我国应该在自身的角度展开探索，在公共政策视角下对于人口老龄化采取一定措施。
1 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现状
（1）纵观全球，我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可是我国老年人口却在不断的增加，据统计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29%，人口的老龄化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还有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我国家庭基本结构的改变。通常我国把60到70岁之间的老人称为低龄的老年人口，而70到80岁的则称为中龄的老年人口，80岁以上则是高领的老年人口。从年龄段的分布来看，部分低龄老年人口还存在一定的劳动力，但是中龄和高领老年人口相对来说劳动力的比例就非常低。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2）随着卫生条件、医疗技术的改善，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种种原因导致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这也就出现了人口老龄化。此外，在我国人口总数直线上升的时期，政府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这就导致我国新生儿逐渐减少，但是老人数量却一直在增加。随之也就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状态会越来越严重，这也会随之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会阻碍我国经济、文化、企业的发展，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1]。
（3） 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富裕，人就先衰老了，这也就导致很大一部分老人在丧失劳动力的时候，存款不足够给自己养老，这个结果增加了一部分儿女的压力，在工作和做家务的同时，要赡养老人，加上老人孙辈的孩子，夹在中间的年轻人就要负担起抚养三代人的任务。另一部分儿女没有时间或是不想赡养老人，老人被送去养老院，这也在某方面增加了儿女的经济压力，并且导致老人心理上情况不乐观，这样看来人口老龄化会也导致我国社会压力变大。
2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原因
（1） 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其是有很多，首先我国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以前大家庭的状况，计划生育以前很少出现独生子女家庭，最少都是两三个孩子，包括那时候的经济水平和医疗技术都不如现在的先进，所以那时的社会家庭情况，明显就是孩子很多，而有很大部分家庭为了养活孩子，父辈母辈辛苦一辈子，还没等到退休的年纪，身体已经垮了，但是由于医疗技术有限，所以那时候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没有出现，总是有一批新鲜的血液不断涌现。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生育的盛行，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相对压力变小，因此老龄化问题也就随之加重[2]。
（2）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各个方面和以前相比都有很大的进步，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我国医疗水平一直出于逐步发展阶段，因为在前些年很多疾病无法治疗的时候，很多老年人因为经济和科技原因不得不放弃对病症的治疗，但是现在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疾病是无法控制的，因此我国人口平均存活年限也在上涨。
（3） 我国对于老年人的管理和养老条件越来越好，大部分老人都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且随着人们的认识和知识面的增多，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很多老人会每年定期检查身体，发现疾病马上治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人口与老龄化增长速度[3]。
3 公共政策视角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现象，这一现象持续发展的化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因此需要作出及时的反应和应对措施，来改变人口老龄化现象。
（1） 从计划生育实施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只要我国人口出现问题，就要从调整人口政策入手，这是不正确的方法，因为“婴儿潮”和“老人潮”是不一样的，所以解决的方法和手段也不能完全相同。老龄化还有一方面是人类寿命等自然原因，因此仅仅依靠政府出台的政策是无法解决的。
（2） 人口老龄化不能仅仅依靠政策去改变，应该调整人口基本结构，合理安排制度，并且调整老龄化人口和制度之间的工作。其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中经济、文化、政策的问题，因此要着手协调各个方面。
（3） 造成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另一方面看是因为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给社会创造价值，有些甚至无法自己生活，因此社会压力大，负担重。所以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能仅仅在老年人身上下手，因为当今社会一部分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也是因为年轻时候没有注意保养，所以从年轻人着手，让这一代人重视健康问题，这样到了晚年，才有好的身体为社会做贡献[4]。
（4） 随着及划生育的展开，我国传统的几世同堂家庭结构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大多数都是一个孩子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些家庭甚至还有更上一辈的老年人。也是社会风气的改变，导致现在结婚的子女都不会和父母同住，父母无人赡养的比例大大增加，而且由于计划生育每个家庭都没有那么多孩子，空巢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养老院和老年护理站。但是对于没有经济实力的老人，都是选择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居住，长期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都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主要原因。
（5） 调整人口老龄化这一结构，也可以适当的推出适合老年人的就业方向，是老年人为社会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并且减轻年轻人和社会的压力，是老年人看到自身的发展前景和价值，并且老年人在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上有着年轻人无法超越的优势，公共政策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引导老年人进入适合其工作的岗位，同时避免与年轻人展开竞争，并且鼓励推迟部分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的退休时间，发挥出其最大的优势，这样一来不仅创造出老年人在社会上的价值，更减轻了社会负担和压力，改善了人口老龄化问题[5]。
4 结 语
综上所述，我国是目前世界人口大国，自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中国的家庭结构都在发生改变，所以人口老龄化问题无法避免，其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自身并不会给社会带来特别大的影响。但是若没有很好的控制这一问题，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国家和社会要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财务相应政策，为社会发展带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爱华.新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城镇化视角的再审视[J].经济问题探索，2012（12）：91-96.
[2]杜本峰，戚晶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分析[J].西北人口，2011（03）：1-10.
[3]蒋诗泉.基于灰色理论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33-139+156.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7篇
关键词：猪肉；价格波动；需求；供给；养猪补贴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11-02
作为人口大国和猪肉消费大国，中国的肉类占CPI的10%，而猪肉又占肉类的70%。猪肉价格的波动，极易推动CPI的波动。2011年6月出现了CPI被“猪拱高”的现象。农业部2007年7月开始相继实施生猪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等旨在稳定生猪生产供给的养猪补贴政策以来，猪肉价格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中国养猪业逐步演变为高风险行业，不断增加生猪养殖户的生产经营风险，对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冲击，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参考国内已有研究文献，我们发现鲜有文献分析养猪价格补贴政策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深入分析猪肉价格波动的原因，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猪肉价格波动的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猪肉价格的波动，其本质是市场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猪肉价格出现波动，必定是多种因素在影响猪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研究猪肉价格的波动必须正视中国的大规模人口存量，以及一半以上是农村人口的国情。过去一直认为猪肉作为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必需品，其需求比较稳定。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养猪补贴政策干预下，中国的猪肉需求发生了变化。人口、收入水平、养猪补贴是影响猪肉需求的主要因素。此外，季节性因素也会影响猪肉需求。
1.人口存量的增加。虽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但在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口总量仍处在增长期。人口的增加必会增加猪肉的刚性需求。
2.收入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从两方面影响猪肉需求：一方面会增加猪肉刚性需求，但是肉需求缺乏收入弹性，会导致猪肉需求增加不大；另一方面在养猪补贴干预下，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加猪肉需求。
3.养猪补贴的干预。排除季节性波动，在2007年实施养猪补贴以前，中国的猪肉价格是比较平稳的。但之后，猪肉价格波动剧烈。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养猪政策挤出了以前中国养猪业以农村散户养殖为主的情况，形成了规模化养殖大户和散户养殖并存，养殖大户不断挤出散户的局面。农民家庭放弃散户养猪，由自给自足解决猪肉消费需求甚至生产猪肉增加猪肉供给转而买猪肉吃，从而减少了猪肉供给，增加了猪肉需求。加上长期以来中国农村CPI和猪肉价格都高于城市，猪肉需求的增加必然会推动猪肉价格上涨。
4.季节性因素的波动。每年进入冬季农户家庭养猪的杀猪准备过年，或者制成腌肉，而在东北则直接将猪肉放进雪堆加以冷冻，所以冬季猪肉价格波动更大。历年进入春季猪肉价格上涨，正常情况下夏季的猪价是稳定的，进入秋季猪肉价格因消费增加一般会上涨。这种周期性波动一般是由需求导致的猪肉价格波动，消费在以年为单位的研究中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以“月”或者“季度”研究是波动的。因此，不仅存在供给决定猪肉价格波动，需求也会导致猪肉价格的季节性波动。
二、猪肉价格波动的供给影响因素分析
养猪补贴政策的干预，不仅改变中国的猪肉市场的需求面，而且深刻改变其供给面。受生猪养殖成本波动、养猪补贴、无法预料的生猪疫病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生猪生产供给很不平稳。肉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生猪生产供给的非平稳性。我们使用猪肉产量的变动情况来反映生猪生产供给的非平稳性。鉴于中国政府于1985年取消了生猪派购制度，市场调节的作用日益得到充分发挥，我们的考察时间年份从1985年开始。下页图1是1985—2012年肉产量和增长率变化情况。
从1985—2012年的二十八年间，猪肉供给量基本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从1985年的1 654.7 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5 053万吨。个别年份也出现猪肉产量减少的现象，1996年猪肉产量较前一个年度急剧减少，2006年、2007年猪肉产量连续两年下降，这也直接导致2007年以来猪价高涨，于是国家出台养猪补贴政策旨以稳定生猪生产供给，稳住猪肉价格。但是到2009年、2010年、2011年猪肉产量连续三年下降。肉产量增长速度变化明显，1996年前增长速度较快，从1997年开始增长较慢，但增长率不稳定，变动幅度较大。猪肉产量增长率的波动性反映了中国生猪生产供给的非平稳性。养殖成本、养猪补贴两大因素是2007年以来猪肉供给波动的主要因素。
1.生猪养殖成本的波动。作为猪肉价格形成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考虑影响猪肉价格波动的因素时，应首先考虑生猪养殖成本。① 生猪养殖成本中，仔猪费用和玉米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的占比在60%～70%之间。因而，这两项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引导生猪养殖成本的高低。猪肉价格波动与生猪养殖成本中仔猪及玉米价格出现同涨同跌的趋势正好印证了以上理论分析。从玉米价格的走势来看，长期来看玉米价格的涨跌会伴随着仔猪价格、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的涨跌。从这一方面来看，提高玉米产量，稳定玉米价格，进而可以稳定仔猪、生猪和猪肉价格。除了仔猪和玉米等主要的生产成本之外，人工成本和医疗防疫费用在生产成本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工资上升，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显著。
2.养猪补贴政策的干预。比较2007年前后，我们会明显地发现2007年以后，猪肉、生猪和仔猪价格波动更加剧烈，多次出现大涨大跌。原因在于养猪价格补贴政策未按出栏数量进行补贴，明显有利于规模养殖，从而催生“骗补”和规模养殖的增加，挤出了农村养猪散户，推高了生猪养殖成本，从而改变了中国养猪业散户与规模养殖户并存、农村散户居多的特点。已处于完全竞争的“猪”市场由供求关系形成的“均衡价格”预政策的两种叠加外力快速打破：一方面，通过干预来压低猪肉价格，以补贴消费者；另一方面，补贴生产者刺激供给，通常是规模养猪大户。养猪补贴政策破坏了原有的“猪”市场的供给系统，加剧猪肉价格波动。
3.生猪疫病突发事件的冲击。生猪疫情等突发事件会导致生猪供应量减少。以高热病猪瘟等为代表的生猪疫情全面爆发，导致 2011 年第一、二季度生猪出栏量减少，猪肉供应不足。对于生猪疫病的突发事件冲击，国家农业部已从2007年推出了规模养猪标识及生产防疫信息报送政策，可以有效地防范并及时治理疫情。因此，疫情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会相对较小。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中国2007年7月实施养猪补贴政策以来，猪肉价格经历相比与政策实施前更大更频繁的波动。玉米价格变动与仔猪、生猪和猪肉价格基本保持一致。猪肉价格的波动主要在于养猪补贴对猪肉的供求两方面的影响。养猪补贴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规模养猪户驱逐农村养猪散户，迫使农民由养猪转为买猪肉吃，增加猪肉需求。生猪养殖成本波动和养猪补贴破坏生猪生产供给。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三条政策建议：第一，中国生猪饲养者在进行生产决策或政府部门在进行价格预测时，还应该继续坚持不仅要考虑生猪价格和仔猪价格，同时还要把玉米价格和猪肉价格也纳入考虑范围。坚持随时把玉米价格、生猪价格作为监控的重点，而不应当把猪肉消费价格作为监控的重点，因为养猪业价格变化在玉米价格上反映最早，而在猪肉价格上反映最迟。第二，政府部门在施行政策措施应对猪肉价格波动时，应重视猪肉需求的季节性因素会引起猪肉价格的波动，谨防误判，造成不当干预加剧猪肉价格波动。第三，政府相关部门应反思已实施的养猪补贴政策。正确识别市场失灵，谨防以部分指标的剧烈波动情况下以偏概全形成市场失灵的误导性判断对养猪市场进行大规模政府干预。深化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为普遍、破坏力更强、更难自动调整的认识，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及时纠正不当干预，切实做到对症下药，防止猪肉价格大涨大跌。特别是在重视猪肉价格大涨的同时，更要注意防止猪肉价格大跌。
参考文献：
[1] 吕杰，綦颖.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7）.
[2] 农业部生猪波动规律性研究课题组.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情况分析[J].农村新技术，2007，（3）.
①养猪补贴政策的推出也会推高生猪养殖成本，接下来的第二点我们分析。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中国是较早进人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通过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基本特征，提出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和经济必将产生重要影响。东西方在养老保障体系方面明显不同，中国在建立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应吸收西方国家发展社会养老保障的成功经验并避免福利国家的弊病，同时也要挖掘、升华和继承自己的长处，不断完善和发展具有自己特点的东方养老保障模式，使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式养老模式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1引言
1999年是国际老年人年。1999年，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因为1999年标志人类进人长寿时代和人类社会进人全面老龄化的时代。人类在对人口激增的战斗中尚未取得胜利，另一场风暴却正在来临。尽管人类对老龄化的关注出现在一个世纪前，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老龄化的冲击。中国是较早进人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的自身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中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进人人口老龄化的，如何探索一条既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又能使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道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基本特征
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ing)又称“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是从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上升来使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但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则很早就开始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取决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除去人口迁移因素)，而出生率的下降则是加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2.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全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我国1991一2050年60年内，各年龄组人数和所占比例的统计和预测见表1.
2.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高，老年人口规模庞大，位居世界首位，地区发展严重失衡。这一系列问题都有赖于雄厚的国力才能得到解决。然而，与其它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经济水平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和中国现有的国力水平不相适应，即应付人口老龄化的承载能力极为薄弱
3人口老龄化和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3.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老龄问题也日渐突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关闭，离退休职工不能及时、足额领到养老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二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部分老人负担过重，子女“吃老”、“刮老”现象较严重，部分老人缺乏照料，相当多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等;三是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有人预测到2030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将达到73219.5亿元，2050年将达到182195.2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会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困扰;四是导致劳动力不足。目前一大批中青年劳动力在若干年后也将步人老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2形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老龄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党政领导的老龄工作意识淡薄，致使老龄问题摆不上日程，缺乏强有力的对策。二是国家法规和养老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保障事业投人不足。三是老龄问题的宣传教育相对薄弱，敬老、助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尚没有完全形成。
人口老龄化是国际性的趋势，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确立于1997年，这个制度本身及其在运行过程中都面临诸多问题。如何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综合决策支持体系，使养老保障制度与社会发展各项制度相协调，有选择地学习别国成熟的经验很有必要
4一些发达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做法
4.1波兰的“多支柱”养老金制度
波兰政府于1994年开始评估各种改革选择。先后通过了利用私有化收人支持养老金改革、养老基金和雇员养老金方案、公共养
老金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2000年又通过了雇员养老金方案的法律修正案。1999年1月1日开始执行带有强制性的“多支柱”养老金制度。新制度规定，收益的19.52%用来支付新制度的两个强制部分:即一次性支付的公共基金和完全由成员支付的年金。就总数而言，收益的19.52%中12.22%是退休时一次性发给的公共养老金，其余的7.3%转入个人养老基金。约30%的养老基金资产投资到股市。虽然在支付款转账的延误和监督方面还存在困难，但总的来说，改革是成功的。
4.2加拿大的养老金制度
加拿大养老金的发放，由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它保证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收入达到平均工资的50%，基本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养老金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政府养老金、补充性收入保证和配偶津贴;二是政府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险计划;三是注册养老金。政府养老金、补充性收入保证和配偶津贴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资金来自于政府财政，约占平均产业工资的40%。政府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障计划有两个，即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支付数额的高低取决于交纳养老保险金的数额和年限。
4.3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计划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计划始于1955年，它是由雇员、雇主和政府三方共同支持的养老保险计划。雇主和雇员向中央公积金缴费。政府的职责是向中央公积金的运作提供法律和管理方面的框架。中央公积金的收入享受免税政策。到2000年4月的缴费率为32%。如果新加坡的经济持续强劲，在今后几年，这一缴费率将恢复为40%，确保给雇员在退休时提供足够的积蓄以安度晚年。公积金形成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购买政府债券，每年的回报率超过2.5%，这一投资安排使中央公积金计划的成员能够获得无风险而又免税的投资回报。
5日本、中国的东方型养老保障
日本和中国在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程度上存在很大差趴，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大约有20年左右的时间差，然而两国的养老保障方式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构成上都是以国家和企业为主的社会供养、以子女赡养为主的家庭供养、以老年人口参与劳动为主的自身供养相结合的二位一体的东方结构型养老保障方式。以日、中为代表的东方养老模式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养老模式相比较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归结到意识形态上，是老年人口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如果这种不同能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东方老年人日追求完整人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传统文化融于现代生产方式。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是“孝”字，孔子提出奉先思孝，敬养老人，“父母在，不远游”。孟子则将传宗接代引入孔子的孝文化，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影响至深的名句，也给家庭养老定下了性别偏好的基调。
6东西方国家养老模式比较分析及发展趋势
从以上分析看出，东西方老年人口保障模式具有明显的差异。但从动态上看，两种模式的发展已具有某种趋同之势。在日、中等东方国家，家庭小型化趋势发展很快，传统的“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已基本上不复存在，地区间人口流动、独生子女、独身、单亲、空巢家庭比例增加，以子女赡养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养老受到严重威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养老保障发展迅速，使东方结构型养老产生倾斜;与此同时，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由于老年人口知识更新困难而处于不利地位，西方的年龄歧视开始在东方蔓延开来，这不仅给老年人口再就业带来困难，而且向尊老、养老传统发起了挑战。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保障难以为继，某些福利国家正千方百计推出削减福利的计划，甚至提出了学习东方国家的家庭赡养、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的主张。东西方国家之间正在相互学习:东方国家积极发展社会养老保障，家庭和个人养老保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使社会养老保障受到限制，家庭和个人养老保障意识加强。然而，基于东西方养老模式形成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等深刻原因，基于日本已经达到高度现代化和中国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养老保障发展的实践，尽管两种模式的趋同已形成某种态势，但是难以真正归同，东方养老模式依然具有其鲜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