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降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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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1篇
易富贤：近十多年来，我国的人口增速急剧下降，人口结构已经到了危险边缘，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生育率只有1.22，而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生育率更是降到了1.18，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我国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1978年的1800万降低到现在的约600万，特别是年轻人口的比例迅速降低，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超过了所有国家过去所发生过的。
时代周报：1.18的生育率是怎样一个概念，它会对我国的人口结构造成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生育率只有1.18，就是平均两个人只能生1.18个孩子，这意味着我们下一代人口要比上一代将近减少一半。
中国现在有13亿多人口，如果保持1.18的生育率，再过90年，也就是到2100年，我们的人口就会只剩下4.6亿。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民族，我们在1820年的时候，人口占全世界的37%，现在我国人口占全世界的19%，而15岁以下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2%。假如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到2100年的时候，人口只能占到世界的5%左右。在如此短时间内人口占比的急剧减少，也就意味着国家的衰落。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整个社会要持续发展，那么人口必须可持续发展。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这就要保证下一代人口不能减少太多。要保证人口总量相对于上一代基本稳定，现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妇女要生2.1个孩子，而中国因为出生性别比例高、婴儿死亡率也比发达国家高，所以中国平均每个妇女要生2.3个孩子，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18，就意味着达不到人口世代更替的要求，死亡率很快将高于出生率。
如果现有生育率不提高，在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还会带来人口的极度老化，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8.4：1上升到2035年的3：1、2050年的2：1。
而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保持现有生育率不变，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农民工进城之后不愿或因环境不容许没法生孩子，所以生育率会越来越低。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11年的生育率只有1.04了，比2010年的1.18还要少，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时代周报：过去三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的实际效果如何？
易富贤：有人担心不实现计划生育将导致中国“人炸”。但实际上，假定我们从来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现在也不会多出太多人口。根据我的计算，实行了三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只人为减少了2亿人口。一个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会下降，比如中国台湾和韩国以前的生育率也是很高的， 2010年台湾只有0.9，韩国只有1.2。
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比他们大概落后20年，中国台湾和韩国20年前的社会化水平，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那个时候他们的出生率只有1.7，也就是说，在完全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中国现有的生育率应该在1.6-1.7之间。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不会很高。但是毕竟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以前想生的没生，如果现在完全放开，会不会出现一个补偿性生育高峰，这的确是一些人担心的。目前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建民说，如果放开二胎，由于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的生育率将会达到4.4，就意味着中国每年出生人口要达到4700万，相当于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所以他们建议如果真实行放开政策，就要分三步放开计划生育，第一步是放开城市人口生二胎，第二步全国放开生二胎，到2020年完全停止计划生育。
这种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如果达到4.4，那么光是补偿性出生人口就有1亿多，而事实上，中国就算在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也只会多出一亿多人口，现在很多人想生都生不了，年龄已经大了，并且很多也不想生了，补偿性出生人口最多有3000万。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王广州、北京大学人口所的李建新教授经过计算，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后生育率不可能达到4.4，甚至不可能超过2.0。而停止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只会略高于2.0，几年后会低于1.7，并继续下降。
而我们需要达到2.3才能够维持人口的稳定，如果连2.0都达不到，是非常危险的，并且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现在就算停止计划生育，大部分人也只愿意生两个，连三个都不愿意生，所以说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对补偿性生育没有什么差别。中国的人口制度调整，缺少的是勇气不是力气，要调整就应该大步走，而不是小碎步。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人口政策变革的必要性在哪里？
易富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严重失衡。
首先，从性别结构看，联合国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6：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111、120、119。但是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光棍危机还没有爆发。以22-60岁男性人口对应20-58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光棍”。2010年“光棍”数几乎为零，2010年之后“光棍”数量快速攀升，2014年超过1000万，2022年超过2000万，2028年超过3000万，到2041年将超过4000万。
其次，从年龄结构看，中国正在迈向老龄化，而且是未富先老。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为1.78亿、1.19亿；而到2037年将分别超过4亿、3亿；到2050年分别达到4.5亿、3.4亿。目前只有城市四千多万老人享受社保，依靠全国8亿劳动力来支撑目前的养老体系。但即便如此，养老金也开始出现危机。以后这4亿老人全部要养老怎么办？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劳动人口却不断减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8.4：1上升到2035年的3：1、2050年的2：1。我们现在享受的其实不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2篇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2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顾宝昌.综论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0（5）
4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育率；人口红利；老龄社会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003-02
一、问题重述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70年代初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本世纪初调整到“双独二胎”，到现在的“单独二胎”。无疑是政策不断进步的表现。选择合适的角度建立数学模型，评估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纪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导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生育率几乎一直处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几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在计划生育中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性别选择”成为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别比例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明显升高，1985年后除了个别年份外，出生性别比例均超过了112，明显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例，从总趋势上看，比例仍呈增长趋势。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会带来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
3、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红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通过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
经分析，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处于增长趋势，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进而说明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1）差分方程模型。将人群按年龄大小等间隔地分成n个年龄组，比如每10岁或每5岁为1个年龄组。与年龄的离散化相对应，时间也离散为时段，并且时段的间隔与年龄区间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为1个阶段。人口是通过女性个体的生育而增长的，所以用女性数量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比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数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群数量为 ，第 年龄组的生育率为 ，死亡率为 ，生存率为 ，有 ，假设 和 不随时段 变化。 的变化规律：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各年龄组生育数量之和，即
①
时段 第 年龄组的人口数量是时段 第 年龄组生存下来的数量，即
②
设时段K种群按年龄组的分布变量为： ③
则（1）、（2）可表为 ， ④
其中，由生育率 和生存率 构成的矩阵 ⑤
当矩阵L和按年龄组的初始分布向量 已知时，可以预测任意时段K人群按年龄组的分布为 ⑥
（2）模型验证。将年龄分为4组，全国人口分为0-14、15-49、50-59、60-90共4个年龄阶段，根据公式⑥只要知道 时的L矩阵，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据，进而可以预测年龄在15-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 及死亡率 ，通过死亡率得生存率 。
表2中平均相对误差为0.0159，说明该模型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用该模型预测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出15-59岁劳动人口数以及总人口数，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红利数据，相关运算过程借助MATLAB实现。得知，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4、老龄化问题。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采用新标准分析我国老龄化程度。
由表3中数据可知，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说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
为了更加明确的说明问题，根据建立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预测未来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递增趋势，2030年左右我国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会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进而使社会总投资下降，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结论
通过对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例、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续降低，出生性别比例不平衡程度继续加深，人口红利在2015年将会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重，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素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1—0003—07
一、引言
“人口红利”一直是学者在分析战后亚洲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所围绕的重要话题。“人口红利”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窗口，不但成就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曾让世界瞩目的“东亚奇迹”，而且还促使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间达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尽管“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很大差异。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经过持续了近60年的人口红利期后，其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突破了25000美元，然而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未阻碍其发展的步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日本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30000美元。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口红利期的出现早于中国内地，但晚于日本，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末期，2010年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韩国超过了27000美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超过了50000美元和40000美元。这些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在结束人口红利期或是在人口红利期末期依然能够保证经济较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反观我国内地，在这一发展机会窗口即将关闭之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未达到7000美元，却出现了不少的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来，更是在全国范围出现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现象。随着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和劳动力用工成本的提高，社会各界开始担心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出现迅速放慢甚至停滞的现象，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蔡昉认为，“民工荒”现象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表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刘尔铎则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包括地区结构、产业结构等的结构性短缺，并非是劳动力总量的问题；章群等人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这是他们对自身素质提高而待遇不见高、生活成本提高而工资不见高的权益诉求。而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有我国高校扩招使得大学生人数激增，就业竞争加剧；高校的培养模式存在问题，大学生自身就业观与现实脱节；等等。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单纯从我国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角度来分别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没有将这一矛盾现象结合起来分析，也未将我国人口变化、社会变化等因素考虑进来，更是很少有研究能够参照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探究其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却并未出现类似问题的原因。
同是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为何在这一机遇逐渐消失时，有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达到了较高的经济水平并且维持着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我国却出现了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呢？本研究对比了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指出当前我国出现民工数量短缺与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长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与不断发展的人口形势、生育率的下降不协调，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经济发展模式与生育率下降不协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随着世界各国社会与经济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以及直接影响着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医疗技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球的生育水平一直不断下降。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断接近更替水平，许多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更是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生育水平也开始稳步下降。从图1可以看到，近30年来，随着人均GDP的升高，总和生育率出现快速下降，图中线性模型反映两者呈明显负相关，系数约为-0.7。而经测算，1980～2009年，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后，每提高1%，对应总和生育率降低0.0112。这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生育水平下降的经验关系相符。据蔡泳计算，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系数为-0.8）。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育水平的降低之间的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不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自然地下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经历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我国却只经历了15年左右的时间。虽然对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究竟有多高，目前仍然存在争论，但各方普遍认为低于1.8。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西方发达国家中，当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6000美元（相当于对数值为4.41）时，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至1.8，法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8时为23804美元，英国为17549美元，对数值分别为4.38和4.24。我国201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后只有6816美元（对数值为3.83），远远低于英、美、法三国，不到韩国1984年的水平，甚至还不到1980年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水平的一半。从城市化率看，我国2011年的城市化水平刚超过一半，而新加坡一直是城市国家（城市化率为100%），中国香港在1976年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90%，在1995年就实现了完全城市化，日、韩在1983年的城市化率都超过了60%，其现在的城市化率更是远超我国。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因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变化的程度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过去的经历。抚养比的快速下降和充足的年轻劳动人口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并成为金砖国家之一。我国在短时间内发展了大量由低劳动力成本促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持续时间都超过了日本和“四小龙”所创造的纪录。但是，这种急剧的生育率下降，不仅带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留下了人口老化的巨大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会经历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模式若是一成不变，肯定会与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脱节，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必然会出现，经济体原本的发展速度必然无法维持。
图2清晰地显示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过程。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下，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使得我国25～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在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中显得极为突出，但到了2010年，这批劳动力的波峰后移，逐渐步入了中年期，而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则明显萎缩。虽然在劳动力人口计算上，40岁以上的体力劳动者被算入劳动者中，但是他们已无法完成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也不具有再找到脑力工作的技能。在劳动力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坚持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致使这些产业无法像以往那样轻易地招到廉价的年轻体力劳动者，导致了近年来的“民工荒”现象。
从图3中可以看到，2000～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中，40岁以上的劳动者比例不断增加，今后十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2015年以后其占所有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接近50%，而年轻劳动力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2015年以后的下降趋势甚至将更快。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长期依靠资本投入，劳动者的智慧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若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够及时转变，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将更加严重，经济增长方式滞后于生育率变化的现实将更明显地显现出来。
然而，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只不过长期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掩盖了这一问题。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生育水平下降较快、时间较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这一问题。但由于当时我国各地生育率下降的先后时间不同、程度不一，生育率下降速度较慢的地区还富余着大量年轻劳动力，他们从劳动力充裕地区流向生育率较低的地区，形成“民工潮”，缓解了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达地区本土年轻型劳动力短缺的状况。现在，全国生育率全面下降，而各地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流动人口对地区间劳动力数量差异削峰填谷的作用越来越弱，使得“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因此，从我国不断下降的生育水平及其所致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看，我国应尽快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三、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脱节
我国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与生育率的降低、劳动人口年龄老化的人口发展相脱节，也与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尽管我国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底部在20～25岁年龄段形成一个小波峰（见图2），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招到足够人手的问题。因为我国近年来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初次职业分流增加了年轻脑力劳动者的数量，从而更进一步减少了从事体力劳动的年轻劳动力。从图4中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急剧上升，近几年更是超过了600万人，接近700万人，这使得原本绝对数量就因人口转变而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进一步降低。低成本的年轻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大大减少，而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依然庞大，进一步加剧了“民工荒”的状况。在生育率下降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近年来，众多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的倒闭正印证了这一点。
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在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东亚奇迹”之后，依然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其与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社会变迁相适应。
“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也是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看准发展契机，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根据仉建涛整理的以往测算结果，1980—1993年，“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已经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依靠要素产出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是促成其要素产出快速提高的最主要原因。该时期，要素产出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新加坡为62%，中国台湾和香港均超过一半，韩国在1994年超过了六成。图5清楚地显示了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1995年的飞速增长。
事实上，我国的劳动力素质在30年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提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30年来已经增长了近40倍（见表1），但是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我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却依然很低，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适应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1978—2003年，劳动力因素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还不到11%，而且分阶段看，后一阶段的劳动贡献率还低于前一阶段，由1985年以前的13%左右下降到1990～2003年的5%以下。王文举和范合君对2002～2005全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后发现，劳动贡献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仅分别为7.79%和5.55%。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滞后不但使我国现存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维持，而且导致我国现有的大量有能力的高校毕业者高才低就、无法“人尽其才”。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1届全国608.2万名大学毕业生中，有70万人“学非所用”。这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投资的浪费，而且导致了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学者黄国华通过将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作为市场给人力资本的价值估价，并利用人口普查中的人口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数据估计了我国培养的人才所实现价值的变化（由于数据限制，这里用于计算实现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并没有与教育普及率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完全相同，但相差不多）。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内地中等及以上教育普及率的年均增长率与其他四个国家和地区差不多，甚至还比中国香港高出一些；但是我国所实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是最低的，“四小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了1%及以上，而我国内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只有他们的一半，甚至更低。我国存在的大量潜在人力资本难以实现其价值。
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劳动力素质已有了极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表明劳动生产率就必然会提高，这两者中间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经济体现在依然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潜在的人力资本，而并非能实现其应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因此，从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迫在眉睫。而且，从图5中也可以看到，我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其他几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型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应在此时实现转型。
四、我国劳动力并不会短缺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我国年轻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数量会急剧短缺。根据2010年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7亿，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还要多，接近世界人口的1/7。人口数量下降、劳动力数量减少是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已经提高的劳动力质量不断替代劳动力数量的情况下，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数量短缺。人口转变已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现在的人口形势也正在敦促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迈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我国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继续维持现有社会经济的发展。
那么，随着社会经济今后继续高速发展，我国的生育水平是否也会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样，出现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后继续下降到较低水平的状况，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我国近几年人均GDP经购买力平价后的大致增长速度）对应总和生育率下降0.112；这会不会使得在未来几十年，在即便有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契合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体也因为劳动力绝对数量过少而发展减速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国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的状况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我国人口转变的实现并不单纯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的生育政策导致的。前面已经说明，基本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两万美元左右时，总和生育率才下降到1.8左右，比我国当下水平高出许多。若直接将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随社会经济发展下降的速度应用到我国现在的情况，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认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将在短期内下降到极低水平是缺乏证据的。此外，从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状况看，大部分高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略有回升之势，而且一直在1.8左右波动，并没有下降到1，3左右的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极低水平的也只是个别现象（见表3）。
其次，我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和生育观念差异较大，只有个别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才出现超低生育率的状况，大部分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依然不低，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控于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陶涛和杨凡的测算，若没有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2年到2008年会一直处于较为平缓的下降过程，即使到2008年也仍然在更替水平以上，一直高于中国的实际总和生育率。
再次，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和地区逐步扩大（如夫妻双方都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会将仍然束缚在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解放出来，从而避免极低生育率的出现。
因此，虽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这一下降过程却是受到了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双重影响。随着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生育水平可能会有所回升。并且，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前，其对我国总和生育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达到图1显示的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而我国生育水平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并不会走向超低生育水平。
五、结论
我国近年来“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矛盾现象的产生，源自于我国独特的生育水平下降过程和超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且对我国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与我国的生育水平降低、劳动力素质升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我国出现了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是逐渐累积起来的，但是在过去，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大量流动人口，将低生育率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的问题掩盖了。随着全国社会经济全面地发展，全国性的生育水平下降，使这一长期积累的问题在短期内爆发，进而导致了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此外，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高水平的年轻脑力劳动者在数量和比例上迅速增加；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的是体力劳动者，无法吸收如此大量的脑力劳动者，使得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本也难以实现其价值。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5篇
美国东部时间10月29日晚8点，飓风“桑迪”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登陆，最终造成至少50人死亡，并使得美国17个州820多万用户停电。对这次灾害带来的损失，国际评估机构IHS估计，经济损失将超过200亿美元，商业损失在10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总数或高达500亿美元。
“桑迪”带来的破坏势不可挡，其造成的设施破坏、收入削减和商业活动停滞尚可以量化成数百亿美元损失。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灾难及其压力也会对人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破坏人际关系、打乱人们精心安排的周详计划。显然，“桑迪”对人们心理造成的伤害无法量化，不过，人们可以通过审视灾难，预知受灾地的结婚、离婚以及生育率的波动，从而透视出飓风“桑迪”究竟对人的生活和心理有怎样的负面作用。
灾难过后，离婚者更多
美国网络杂志《Slate》预计称，遭受“桑迪”破坏的地区，明年的结婚率将会有显著提升。这并非没有论据的胡乱猜测：早在1989年，飓风“雨果”侵袭了结婚率持续下降的南卡罗来纳州。通过分析“雨果”造成的社会影响，研究人员凯瑟琳·科恩和史蒂夫·科勒发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1990年，该地区每千人的结婚率上升了0.7个百分点，但在这之后又回落到飓风发生前低迷的结婚数字。尽管整体影响有限，但在受飓风破坏最严重的七个郡，结婚率的上升趋势尤其显著。
判断结婚率攀升是有时严重依靠直觉。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会寻求安全的庇护所，拉近距离，彼此给予慰藉、互相扶持，依附理论正基于这种现象研究产生的。灾难还会推动人们进入生活的下一个阶段，促使人们审视什么事情才是眼下最重要的。
依此类推，“桑迪”过后，这种机制不仅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也可能让已经成家立业的夫妻的关系更加紧密。毕竟，“9·11”事件对离婚率就有这样的影响：2001年9月过后，纽约市的离婚率下降了32个百分点，这一点鲜为人知。
研究飓风“雨果”的研究者也分析了“9·11”事件后的离婚率的变化。他们发现，行政部门公务的被迫中断绝非造成离婚率下降的原因。离婚率降低的现象通常发生在人为灾难之后，比如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发生后，该城市周边七个郡的离婚率都有所下降。最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所谓和“9·11”事件的心理影响接近的城市，例如费城、新泽西和洛杉矶，在2001年9月的离婚申请数字都明显下降。根据研究结果，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夫妻很容易想象自己经历了类似于“9·11”的恐怖事件。
但实际上，飓风“桑迪”不会像“9·11”那样，让已经存在的婚姻更加牢靠。规律在于，人为灾难发生后离婚率会出现降低，但自然灾害却能使离婚率升高，例如飓风“卡特里娜”就摧毁了许多家庭的婚姻。2005年，奥尔良教区的每千人离婚率是2.3%，一年后，这个数据几乎翻了一番，升高到4.4%，而杰弗逊教区的离婚率从2.9%增加到了3.9%。
在这个案例中，大批单身人士在“卡特里娜”飓风侵袭后离开新奥尔良，留下的已婚夫妻数字改变了总体比率，进而提高了离婚率数字。但一些没有迫使大量人口撤离的自然灾害过后，也会让受灾地的离婚率有所升高：受飓风“雨果”侵袭地区的离婚率波动相比“卡特里娜”造成的波动要轻微，但当年离婚率数据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每千人离婚率高出约0.3个百分点，之后的数字在1991年又回落到了飓风发生前的水平。而在飓风“安德鲁”侵袭佛罗里达州后，当地达特郡的离婚率猛然增加了30个百分点。
婴儿潮假象
人们为什么在人为灾难之后更加紧密，却在自然灾害例如飓风过后却更可能分离？最近几次飓风灾难的后果和“9·11”事件完全相反：后者带来的是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相对集中的物质损失，而飓风过后人们要努力与相对较少的人员伤亡和分布广泛的设施受损的局面相抗争。“9·11”事件后，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了死亡，却不必面对每天与日俱增的压力及其给婚姻造成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形下，已婚夫妻的生活得以继续前行。
但在飓风“桑迪”过后，人们马上就要应对被飓风严重干扰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不断积累的焦虑和压抑情绪，都很有可能让婚姻关系走向崩溃的边缘。除此之外，已婚家庭还会遭受到其他方面的破坏，例如承受“桑迪”灾害压力的怀孕两三个月的女性，可能面临着生出体重过轻婴儿的风险。而在飓风过后的一年里，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现象都有增长的趋势。
科学研究表明，飓风会增加海豚的数量，那么人口数量是否也会增长？生育率在研究灾难后果的研究者当中是分歧最大的课题。大量个案表明，灾难过后会出现显著的婴儿潮，例如2011年2月热带风暴“亚思”袭击澳大利亚后的九个月，当地一家医院报告称共接生了120个婴儿，而平时这样的时间段只会出生70到80个新生儿。
灾难后出现婴儿潮几乎已经成了老生常谈，而且很多地方受灾后的九个月研究报告都有相同的结论。这部分是因为灾难后婴儿潮的故事对于找寻一线慰藉的媒体而言，既生动又吸引人，所以这种趋势可能被夸大，也可能被有选择性报道。想想吧，曾几何时，在自然灾害过后9个月，没有婴儿潮出现的消息成了大新闻？
实际上，飓风过后的总体生育率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趋势，一项2010年的研究为研究这种现象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视角。研究人员分析了1995年至2001年太平洋和墨西哥湾沿岸城镇的风暴预警和其后的生育率数据，从而找到了解释这种明显差别的原因：当一座城镇每天面对的是轻微的警报，例如热带风暴预警，当地后9个月的生育率会提高两个百分点；但如果是最高级别的警报，比如飓风警报，之后9个月的生育率会降低2个百分点。飓风“桑迪”发生时，受影响地区已经连续两天都拉响严重警报，该项研究的负责人估计，在未来9个月，受灾地的生育率会降低4个百分点左右。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6篇
关键词：需求学派；供给学派；生育经济学
1）生育行为：需求方面的解释
首先，从静态的角度看，人类的生育行为建基于家庭静态效用函数和静态预算约束函数。Becker（1960）认为，人是在理性地考量个人生育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生育决策。子女对于父母来说，是一种消费品，同时也可以作为生产品在未来为父母提供收入。父母对子女的需求分别为数量上的需求和质量上的需求，它取决于如下因素：父母对子女的偏好；子女的质量；父母的收入；子女的成本。在此基础上，Becker & Tomes（1976）引入“子女禀赋”这一概念，着重探讨了子女由遗传和运气得到的能力等因素对孩子需求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子女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父母收入的提升会使其对单个子女的开销大幅度提升，这有助于提升每个子女的质量，也有助于降低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因此，我们所观测到的质量收入弹性较高，而数量需求弹性较低，甚至为负数。在此基础上，Schultz（1969）进行了拓展，他认为，家庭的生育行为取决于如下三点：家庭规模目标；死亡率；不确定性。其中，与子女出生率、死亡率相关联的生育不确定性会促使家庭多生育或者少生育。
但是，静态分析是远远不够的。Nerlove（1974）认为，这一分析范式主要有两大问题：第一，家庭欲最大化的效用函数为静态的，违背了先前出生的子女也是家庭生育决策参与人这一基本事实；第二，子女在未来所带来的收益值是静态的，这也不符合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子女生产能力产生影响这一事实。而Leibenstein（1981）则对“需求学派”静态分析范式的新古典基础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们在生育决策中，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最大化一个目标函数，我们无法从他们的生育行为中倒推出人类的最优化决策过程。同时，人类完成最优化决策的诸多条件也不可能满足。为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我们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拓展分析视角。
第一，我们需要考虑人类生育决策的动态性，将Becker建立的基础生育决策模型动态化。Becker & Barro（1986）在构建具有利他特点的家庭效用函数基础上，将家庭预算约束函数和家庭效用函数动态化，他们发现代表性家庭各代生育数量与真实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成正比，与各期的消费增长率成反比，将上述基础模型拓展后，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代表性家庭的生育行为，他们认为，生育率与世界的长期真实利率、父母的利他程度以及孩子的存活概率正相关，生育率与世界的技术进步速率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速率负相关。
第二，我们需要拓展生育行为的理性假设。Leibenstein（1981）在其本人对新古典生育经济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路。他认为，在分析人类的生育行为时，需要用“过程理性”假设来取代“真实理性”假设，需要将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由“决策结果分析”转变为“决策过程分析”。这一分析范式认为，人做决策的过程是理性的，但由于诸多原因，人的决策结果却不一定是理性的，因此，他认为对人类生育行为的分析应该着眼于人类的生育决策过程。人类总会衡量不同决策方式的成本和收益，进而最大化自己所做决策的收益。具体说来，人类的生育决策过程经历如下四个模式：（1）基于道德原则的生育决策；（2）基于一系列传统行为的生育决策；（3）基于些许算计的生育决策；（4）基于缜密逻辑演绎和全面计算的生育决策。这四种决策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且其结果也越来越接近于“理性经济人”的决策结果。Leibenstein认为，人类的生育决策无非是在上述四种模式中做出的，但很少有人通过第四种模式来进行生育的决策。
2）人类生育行为：供给方面的解释
我们也可以从供给方面来解释人类的生育行为。在对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美国人口生育率、收入、劳动参与率等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Easterlin（1966）发现，不同年龄组的女性的生育率与“代际相对收入”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颠覆了“需求学派”的“人类偏好稳定性”假设。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他认为，人类生育行为由如下三大因素决定：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家庭潜在生育率；节育成本。其中，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自身对孩子的偏好，同时也取决于家庭收入、抚养孩子的成本等经济因素；家庭的潜在生育率主要取决于父母的生育能力和其所处社会对生育行为的规范；节育成本则取决于节育带来的心理不适成本和实际开销。在这三大因素下，家庭进行生育决策。若家庭的潜在生育率低于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则会出现生育需求过剩，此时，家庭不需要进行节育措施，他们会通过收养子女或者加大对已有子女的花费，以满足其生育需求。若家庭潜在生育率高于其对子女的需求，那么该家庭便出现生育供给过剩，此时，家庭会采取相应的节育措施，以保证实际子女数与其期望相吻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Gary S. Becker， Nigel Tomes，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23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7篇
〔实例1〕某调查报告称，某村2001年出生婴儿10人，其中男婴6人，女婴4人，出生性别比高达150，严重失调。
〔实例2〕某乡给某村下达人口计划，其中一项指标是计划生育率，要求当年的计划生育率不低于95%，而该村一般每年出生不足20人。
〔实例3]某地计生委根据群众举报，查出某县一个超生5胎的情况，据此称该县超生问题严重。
〔实例4〕某县总人口不足50万人，近年来在孕妇中推广服用“福施福”。上级要求检查服用“福施福”后，人口缺陷发生率是否逐年下降。还有不少地方把孕产妇死亡率是否逐年下降当作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的考核内容。
这几个例子所出现的问题都是以个案或少量发生的情况，说明一个地方宏观的情况。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所分析的对象（人口）或事例具有群体性，这个群体是由每个个体的人或事件集合而成。每个个体是否发现这种现象是偶然的，作为表现群体规律的统计数据，只有当群体具有相当的规模后才有意义。群体的规模太小，尽管对每个个体的统计是准确的，指标的计算也是正确的，但计算结果并不能客观地反映群体的规律。
如实例1，一个村的出生人数仅为10人，计算的出生性别比要么是100（“绝对平衡”），要么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实例2中计划生育率受出生总数的影响，要么计生率正好100%，只要有一个计划外出生，计划生育率就低于95%。例4涉及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或孕产妇死亡率一般统计时均以10万作为分母，对于一个县，每年出生几千人或1万多人，即使按照出生缺陷、孕产妇死亡发生的平均水平，每年也只有几例，偶然性很大，在统计数据上很难表现为逐年下降。至于例3，以一个特例说明全县的情况，更是欠妥。各种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教材上并未说明各项统计指标适用的人群至少要达到多少，但一般说来这些统计指标绝大部分不能用于分析规模在几百人到一千多人的村级情况，许多指标在县、乡级使用也不太合适。多年来各级是通过报表收集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数据。报表由上级制发，基层单位按统一的口径填报每个项目，然后逐级汇总、上报。这样以来，上、下级的报表式样相同，只是数量大小有差别，于是，上级单位计算哪些指标，下级单位“照葫芦画瓢”计算相同指标。特别是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后，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要逐级分解、落实，相应地，工作指标也被层层分解，上一级控制的指标（如出生率、计划生育率）也被一直套用到基层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的要求很容易被忽视。
2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实例5〕1995年8月，在全国上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上，某省计生委分析本省当年上半年二孩出生数量比上一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时称，由于自当年起全省广泛推行“三结合”，许多群众为了发家致富，主动退出二孩指标，于是二孩出生明显减少。笔者的同事立即对此理由提出了置疑：既然是主动退出二孩指标导致二孩出生减少，那么原来应在1995年上半年生育二孩的妇女至少在1994年上半年就应退出二孩指标，而那时候，该省并未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至于1995年上半年开展“三结合”后退出的二孩指标，其二孩出生减少的效果应在1996年以后才能表现出来。群众退出二孩指标与二孩出生数量的减少在时间上出现了“矛盾”。
〔实例6〕许多文章分析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越少。
这两个例子说明分析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化应考虑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口首先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口，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人口生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人口现象的发生既受自然属性的影响，也受社会属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社会属性对人口现象的影响和制约是有条件的、间接的。而自然属性的影响和制约是无条件的、直接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和制约常常要通过自然属性来实现。在分析人口现象的时候，首先要解释人口的自然属性，然后再解释社会属性。就实例5而言，从妇女退出二孩指标到二孩出生减少，至少间隔10个月，即妇女的怀孕期，无论推行“三结合”力度多大，妇女10个月的怀孕期不能缩短。退指标的发生与出生数的减少在时间上不“同步”，至少要“滞后”一年。也就是说，1995年上半年因开展“三结合”妇女退出二孩生育指标不会影响这个时期的二孩出生数量。关于实例6，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属于社会属性，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确会影响其生育行为。然而，影响生育的自然因素，直接因素是避孕节育行为，具体地说，影响生育的生物因素包括推迟结婚（不发生）、采取避孕措施和流产（终止妊娠）。妇女文化程度影响到上述生物因素发生变化（如文化程度高，能够更好地掌握避孕知识，可以提高避孕的有效性，减少怀孕的可能），并通过上述因素影响生育孩子的数量。直接讲文化程度与孩子数量的关系，未免有些牵强。
3定量与定性
〔实例7〕各地每年都要分析当年的人口形势，将当年的数据与上一年的数据进行对比。许多分析报告在列举了对比数据后得出结论：“今年的工作比上一年有明显的进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如果我们仔细察看各项指标的数量，发现变化并不大，如计划生育率由88.5%上升到89%，出生率由15.4‰下降为14.9‰（这其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能导致出生率下降），多孩出生由165人减少为149人，多孩率由2.2%下降为2%等等。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得出的定性结论应当是：“工作稳步发展，人口增长保持平稳的态势”。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统计分析主要是指对数据的分析，并由“定量”的描述引申到定性的判断。如果忽视定性的分析，那么，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数量变化的文字描述而已。把握好定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定性分析应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即“定量”在前，“定性”在后。那种先“定性”，再计算数量变化的做法，违背了“定量”与“定性”的基本规律。这样进行的定量分析，只是给定性的结论加一些数量的点缀。
4模糊和精确
〔实例8〕某地区的一份材料称，根据20年来每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推算本地区20年来少生了1831275人。
〔实例9〕某县计生委利用农村赶集日人口比较集中的机会，出动服务车，设置咨询台，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县计生委的汇报材料称，“一个月来在集日上接受宣传、咨询的群众累计达到127328人次”。
乍一看，实例8和实例9中的人数和人次数的统计和计算十分认真仔细，数字如此精确，令人钦佩。但转念一想，不免生疑：实例8中利用总和生育率计算少生人口，需要以年龄别生育率与分年龄妇女人数相乘计算出生人数，一般来看，每个年龄组的计算结果都不会是整数，只好四舍五入。每一年若干个年龄组累计下来，个位数已经含糊不清了。再把20年的少生人数累计起来，怎么可能精确到个位数呢？况且20年间，该地区的人口并非处于“封闭状态”，各年龄组人数因为人口迁移而变化，也会影响到计算少生的数量。至于实例9，在一个开放的、人们频繁走动的集市上，如何判定哪个人接受了宣传，哪个人接受了咨询，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即使有标准，实际操作中也很难把握，因此，根本没有可能逐人统计。实例8、实例9中看似精确的数据令人感到滑稽，倒不如模糊一些，说“20年大约少生了18万人”，“一个月在集市上接受了计划生育宣传、咨询服务的人次达10余万”，或许有几分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和计划生育所涉及的是宏观层面的事情，与此相应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是大致的状态或趋势，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做到精确。许多同志在应用统计方法时，往往注意的是方法本身的定义和计算过程，而对计算中数据的来源不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属于社会经济统计范畴，很多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允许有一定的误差；即使是全面的调查（如人口普查、全局报表），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或影响，存在着调查误差，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这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的特点之一。新晨
5原因与结果
〔实例10〕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人口出生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提高多少个百分点”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利用相关分析法对全国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均GDP的数量变化进行计算，得出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式和相关系数。把人口出生率作为自变量，看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影响因变量（人均GDP）变化的数量大小。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8篇
关键词：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劳动力供求现状[1]
适龄劳动力人口是国家限定的劳动年龄界限内的人口，不同国家对劳动年龄有着不同规定。下文采用国际统计口径，统计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为15—64岁人口。由于在校学生（在校学生是指在适龄劳动力人口范围内，由于正在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而不能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丧失劳动能力者，这些人不能参加劳动，计算劳动力供给数量时应予以扣除；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应该计入劳动力供给。2010年，泰州市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3 402 197人，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规模总共为184 940人，丧失劳动能力人口40 880人，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人口为212 840人。劳动力供给=适龄劳动力人口-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超龄工作者=3 402 197-184 940-40 880+212 840=
3 389 217。相对于2010年的就业人数2 771 660人，存在超额供给617 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一）相关人口预测
根据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为28‰，2010年为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因此，假设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200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9∶1，201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7∶1，假设未来新生儿的性别比=（1.19+1.17）/2=1.18。在假设泰州市人口性别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迁移规律不变的条件下，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算出相关年份的总人口，计算出总人口、适龄劳动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劳动参与率预测
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是计算这两者之和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泰州市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33 897 81人，就业人口2 963 060人，失业人口90 550人，劳动参与率等于（2 963 060+90 550）/3 389 781=90.08%。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3 402 197人，就业人口2 771 660人，失业人口56 150人，劳动参与率83.12%，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经济现象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参与率必然呈下降趋势，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参与率变动规律，考虑到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前未富先老的实际情况，预测泰州市未来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保持83%不变。2010年，65岁及65岁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212 840人，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663 080人，劳动参与率32.1%，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
（三）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老龄人口×老龄劳动参与率据此计算出泰州市劳动力供给数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计算结果显示，2015年后劳动力总供给数量逐年减少，2050年时劳动力总供给数量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劳动力需求数量预测
（一）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预测
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一般用就业弹性系数来反映。如果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L表示劳动力就业数量，则就业弹性系数可以表示为：E=ΔL/L/ΔGDP/GDP。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计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数量和总就业弹性系数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业数量比上年减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处于经济下降期，虽然GDP年增11%，但就业依然受大环境影响而减少，就业弹性为负值。2004—2008年经济上升期，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达5.8%，就业弹性为正值并达到最高点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又进入新一轮经济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两年劳动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长水平，对应的就业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却极小。根据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性，假设今后每十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考虑到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假设一个经济周期中4年是经济下降期，6年是经济上升期，取经济周期下降期的就业弹性系数平均值-0.077为一轮周期中4年的就业弹性系数，取经济上升期就业弹性系数的平均值0.209为6年的就业弹性系数。
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周期也密切相关，用上文取弹性系数方法，预测经济下降期GDP增长率为12%，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5%，考虑到长远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增长进步为集约式增长，增长率不会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为经济增长率高方案进行后文预测。根据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国情，本文预测中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8%，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0%。预测低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4%，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6%。
（二）劳动力需求预测
某年劳动力需求人数=上年劳动力需求人数×（1+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三种不同GDP增长方案和就业弹性，计算出泰州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结合劳动力供给，计算出对应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劳动力供求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发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长率，2015年泰州市劳动力供给短缺86 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劳动力依然超额供给11 786人。从2020年开始，不管按照哪种方案的增长率，劳动力供给都是短缺状态。2030年高方案显示劳动力短缺超过100万人，其他两种方案短缺不足100万人。三种方案皆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前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较好的地区，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弃了生二胎指标。2000年，泰州市总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1.02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长此以往会导致人口不断衰减。如果泰州市按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从2015年开始，总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0—14岁人口持续降低，而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长，2035年达到最高点1 130 637人，然后开始递减。自2040年开始，人口比例进入稳定期，0—14岁人口占总人口8.4%左右，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55%左右，老龄人口占总人口36.6%左右，社会抚养比维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这个标准，泰州市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前文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表1第8列显示老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的话，劳动力供给短缺缺口会进一步扩大。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变化差异较大。有些行业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农林牧渔业对劳动力需求在2000—2010年间以每年7.28%的速度递减。有些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7%，房地产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11%，批发和零售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6%，建筑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5.4%，金融保险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1%，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4.8%。上述行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需求数量较多，这些行业的不断发展也会使劳动力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
四、促进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对策
（一）放开生育政策
为了避免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开的阶段要注意人口的发展质量。例如，从现在起到2020间前可适当放开生“二胎” 的政策。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育龄妇女259 704人，2015年277 665人，2020年208 220人，此后一直平稳减少。因此，可以选择2020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为该年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大幅度降低，这时全部放开生二胎政策比较合适，不会使人口有突然的爆发式增长。同时，要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的生育观念会发生改变，例如，养育孩子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完善等都会导致生育率降低，届时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刺激人们生育二胎。
（二）优化产业结构
每个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质量和数量均有不同，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促进劳动力供求平衡。首先，应提高第一产业生产率。例如，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进程，配合相应制度保障，使更多农村人口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其次，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在2020年以前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劳动力超额供给问题；在2020年后，要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业必须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来提高生产率，大幅度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