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智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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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智慧医疗范文第1篇
母亲节这一期的“约会专家”，我们请来一位中医大家――中医诊断学博士、台湾养生协会会员、瑞士洛桑活细胞治疗中心的中国医疗顾问叶柏川老师，一起探讨关于女性身体的调理之道。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份送给你的特殊的母亲节礼物。
有正确的养生观
现在几乎全民都在谈养生，有的流派推崇素食，有的流派推崇运动，更是有不少妈妈热衷于使用精油、针灸等疗法减肥、美容，不放过朋友圈里的任何一个养生贴。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养生与健康呢？
叶柏川老师首先提到的就是正确的养生观。他认为，在观念不正确的情况下，一切手段都毫无意义。比如有些妈妈明明知道吃油炸食品不好，吃辛辣的不好，却仍然任性地大快朵颐；或者明知道熬夜不好，还是喜欢熬夜。这样即使后面再积极主动地去找中医看病，尝试所谓各种的排毒法，都不是正确的养生，因为观念就错了。叶柏川老师说：“养生不是看病。正确的养生概念是指首先有正常的生活作息，有正确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把身体使用对！”他解释道，中医养生学其实是很好的人体健康使用手册，只要按照“规范”按部就班地“使用”身体，让身体发挥出“智慧”，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叶柏川老师认为，其实中医更多时候不是直接给你看病，而是讲道理。明白了正确的道理，才是正确养生的开始。
把生娃当成调养契机
很多新妈妈生产时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再加上照顾宝宝的辛苦，都会感觉身体很虚弱。但叶柏川老师提醒我们，其实这正是一次女性调理整个身体的好时机。不必过度担心，但也别错过这次机会，比如原来气血比较虚弱的妈妈，可以通过坐月子的机会补气养血。叶柏川老师说，中医认为女性在一生中有3个时期比较关键，一是初潮时，二是怀孕及生产后，三是更年期，如果在这3个关键期能够做好调养，女性是有机会让自己变得更美丽、更健康的！
叶柏川老师给了我们一个产后调养的基本原则：
第一是慢。这个慢包括补养以及心情、动作，都不能急。中医讲究虚不受补，就是说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大补无益。他尤其还提到情绪要放慢、放轻松。
第二是养。指是食疗+药膳，包括五谷杂粮、肉蛋菜奶等营养的均衡摄入。除此之外，他认为产后适度的运动也是一种气血尽快运行自如的养的方式。
第三是美。包括新妈妈要保持自己的体态美，要注重形象，别过于邋遢，听美的音乐，多看美景或美国，讲好听的话，多称赞别人，多想美好的事……
叶柏川老师认为，第三点经常被大家忽略，但这其实是一种产后非常重要的情志调养，再好的药膳也比不上它。
比减肥更重要的是什么？
如何看待智慧医疗范文第2篇
2012年，邱军带着研发团队从北京转战贵州，组建公司，成为贵安新区第一家签约企业，主力开发、建设及运营占地1000亩集“产、学、研、游、商、居”六位一体的全产业链复合型现代产业园区――泰豪贵安国际数字文化产业园。
大数据引领新思维
：你从2004年开始就在北京从事与大数据相关的“智慧城市”和“智慧建筑”等方面的工作，2012年转战贵州贵安组建公司发展大数据产业，贵州最吸引你的因素是什么？
邱军：2012年，我们集团主要负责人一起来到贵安新区考察，一踏上这片土地就被深深地吸引了。首先我们看到了贵安新区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国家把大数据产业的创新区、实验区、聚集区、示范区这么重要的战略布局放在贵州贵阳、贵安，这说明贵州有发展大数据的资本。美国高通、IBM、腾讯等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先后入驻贵州，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是贵州省领导对贵安新区高标准高要求高起点的产业规划及城市规划。近几年，贵州在全国省份GDP增速排名中都名列前几名，增速均超过10%。由此可见，贵州正以后发赶超的大步伐，扮演着西部大开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贵安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在西部省份中作为示范区、引领者的姿态正在形成。
还有就是贵安得天独厚的气候及地理条件，以及泰豪集团对西部产业布局的需要。事实证明了我们当初选择的前瞻性。
：大数据影响着企业的商业模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对此你怎么看？
邱军：商业模式的迭代，不仅仅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工作效率，效率就是生产力。举个例子，马云改变了消费者与商家的效率，马化腾改变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效率。改变别人生活效率的人是创新引领者，率先使用改变效率工具的是变革者，剩下的就是追随者、旁观者，大数据是效率革命的必然，与工业革命时期机器提升人类效率一样重要。
就拿我们正在打造的泰豪E时代大数据产业综合体来说，通过打通线上与线下全渠道，利用终端设备，一键寻找停车位、预约出行车辆、预订公共会议室、商家在线互动、在线推送个人健康报告、在线专业课程等服务都将在园区一一实现。改变现状，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智能，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渴望智能带来更多的便利，但同时也恐惧智能背后的诸多隐患，你如何看待大数据对个人隐私的挑战？
邱军：大数据的原文翻译应为海量数据，不是针对你、我、他的数据分析。在政府的指导及市场的正规化条件下，这个数据隐私问题是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又不需太在意的问题。大数据能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数据足够大，当政府为数据进行清洗与脱敏（你的名字、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等重要信息是不允许公示的）后，你的数据相对就会安全很多。在这方面贵州目前做的是最好的，全国首部大数据地方法规就出自贵州，相信未来贵州在这方面会做的更好，消除人们对个人隐私的担忧。
“智慧城市”创造共享经济圈
：去年，泰豪集团与腾讯签订了“智慧城市”共建合作项目，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眼中的“智慧城市”。
邱军：我们是与腾讯合作的首家产业综合体类合作伙伴，腾讯选择与我们合作就是因为我们在“智慧城市”领域深耕多年的丰富经验。泰豪集团是“智慧城市”国家标准的参与制定者之一，是中国“智慧城市”论坛理事单位。腾讯的优势是线上，泰豪的优势是线下，强强联合，共同打造真正的“智慧园区”。
很多人把“互联网+”理解为概念，我们更倾向于理解它是一种现代的思想体系，思维影响行为，行为影响生活与工作方式。打造“智慧城市”我认为关键在“智慧”二字，园区是落脚点。互联网是消费者、商家、企业、生活的必需品，就像空气、水一样，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它，它已经在改变、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
“智慧城市”是什么？是家里有个智能门禁？有个电动窗帘？手机能遥控热水器？在我看来都不是。我认为“智慧城市”是连接一切，记录一切（这不仅仅是指物联网），让城市智慧起来。打造“智慧城市”运营平台，打通城市各个园区/社区里人与人，人与商家，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并利用丰富的园区动态数据，提高城市所有人、企业、商家的生活、工作效率，降低他们的成本，这才是真正的城市智慧。“智慧城市”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全国首个“互联网+智慧园区”落户贵州贵安新区，你怎么看？
邱军：我们与腾讯携手打造的“智慧园区”项目将利用贵安新区“城市服务”入口功能，设立微信终端“我的园区”入口，实现园区公共资源整合利用、商业线上交易、智能出行系统、高端圈层社交、智能办公系统等功能，一方面减少企业成本，为企业扩充盈利空间，另一方面也突破了企业之间的互联时空障碍。
“互联网+智慧园区”可以更加精准服务于大众、政府、企业、社会商家等各方诉求，不断提升市场效率，解决人力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对于贵安而言，“智慧园区”的产业发展将会直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区域产业升级换代，促进更多创新型企业选择贵安、落户贵安。不断加快“智慧园区”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应用，能有力推进贵安新区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大数据成社会发展新引擎
：企业入驻泰豪贵安国际数字文化产业园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泰豪集团如何满足企业的需求？
邱军：目前我们的产业园已有腾讯、IBM、华大基因、清华同方、美国罗素碧兹等30多家知名企业入驻，20多家创客沙龙、IT实验室签约众创空间。只要你的企业是用计算机赚钱，计算机是你赚钱的基本工具就可以申请入驻泰豪E时代。
我们对这些企业和创客团队都会提供相应的支持，例如，对优秀的创客团队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在电费、网络费用等方面进行减免；对于做软件开发的企业，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的产品够优秀，就能通过我们的平台得到腾讯的相关支持，甚至可能成为泰豪或腾讯的平台企业。我们秉持“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发展方针，把文化创意类、大数据类、软件开发类以及大健康类相关的这些创业团队、企业、人才，不断引入园区。
：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珍惜发展大数据的战略机遇，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你认为当前还有哪些工作需要政府去完善？
邱军：贵州为了推动大数据发展出台了很多好政策、措施，这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很多企业也是看到这一点，来到贵州投资。我个人认为：能落地的政策就是好政策，操作简单、及时兑现。如果申请政策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比政策本身还多，那这个政策是帮助企业发展还是阻碍企业发展就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目前状况来说，我认为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首先是高端人才引进。现在大部分高端人才集中在一线城市，政府要想引进人才，并留得住人才，需要制定更为切实可行的高端人才引入政策。只有政策好，待遇优，有事业发展空间，才能吸引高端人才来贵州发展。
其次是企业的融资问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战略，促使很多中小企业诞生，当中有很多不错的产品和创意思路，要想形成产业化，就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融资难、融资贵是全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痛点”，如果贵州能解决这一问题，贵州就会成为中国最适合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的福地，与其在招商上下功夫，不如突破此点，即可水到渠成。
如何看待智慧医疗范文第3篇
有一本名为《我还有什么选择》的书，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现在是过去选择的结果，如果你对现在满意，说明你过去的选择是对的；如果你对现在不满意，说明你过去的选择是错的；如果你想改变现状，那就重新选择。
那么，你对现在的健康状况满意吗？如果不满意，是否也应该重新选择呢？
在《选择健康》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你、你的朋友或亲戚去看医生并被诊断出有什么病或被给予某个治疗方案时，有多少次你被问到哪怕是一个关于你是怎样来照料或忽略自己的身体问题吗？恐怕甚至没有一个问题会关注你吃过些什么东西、你的环境中有些什么有害的物质出现过，或者是你是如何生活的，不是吗？更常见的是你被问及病症本身而已。”
没有人会对自己的疾病感到满意，得了病就会找医生去治。但没有多少人（包括医生）会想到，其实真正的病因是你过去的选择错了，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重新选择！
重新选择就是改变。现在我就以减肥为例，谈一谈如何改变。
首先要改变思维。人为什么会发胖呢？总的来说，一定是“存的”多了，“耗的”少了。为什么“存的”多了呢？大部分人会认为一定是因为吃得多了。那么，是什么东西吃得多了呢？一定是不该多吃的东西吃多了。如果不该多吃的东西吃多了，该多吃的东西就一定吃少了。不是吃多、吃少的问题，而是均衡营养的问题。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营养过剩，只存在营养不良！对于肥胖者而言，所谓“吃多了”，其实只是能量营养素吃多了。
很多想减肥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减肥，他们只是想降低体重。其实，体重只是健康的一项指标而已，让体重达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健康。如果健康都得不到保证，还有必要减肥吗？有食欲是好事，没有食欲才不正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食欲好不好，而在于食欲好的时候应该吃什么。
为什么会“耗的”少了呢？大部分人会认为一定是运动得少了。这一点不全对。搞明白这一点，需要明白人体能量消耗的几个途径：①基础代谢，即维持生命的最低能量消耗；②体力活动；③食物热效应，即食物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所额外消耗的能量。人体大部分的能量（约60％）是基础代谢消耗的，其次是体力活动，最后是食物热效应。所以，我个人认为，提高基础代谢才是减肥的要点。
奔驰汽车和夏利哪个耗油量大？当然是奔驰，因为它的发动机的功率大，也可以说是它的“基础代谢”高。一个保持健康状态的人，生命力旺盛，“精气神”十足，他怎么会胖呢？为什么贫血的人会胖？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消耗，他的发动机需要检修啦！
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消耗热量，还可以提高基础代谢。如果基础代谢提高了，你躺在床上睡觉都可以减肥。如何提高基础代谢？这不能仅靠运动，还要靠调整营养、心理、睡眠等等。也就是说，只要你按照健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你就能恢复正常的体重。
解决了思维的问题，接下来就要改变你的行为。
我经常听别人讲，“少吃，多运动”就可以减肥，这是不全面的。追求一个体重的数值远远不如去追求健康的生活。想要减肥，就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胖。肥胖只是一个现象，一种不健康的现象。减肥不是去掩盖这种现象，而是要改变现象后面的本质。要让体重恢复正常，就要改变造成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重新选择适合自己的、能带来健康的、新的生活方式。
有很多种减肥的方法，有真方法也有假方法，判断这些方法是真是假，不能光看你的体重数少了多少，还要看你健康了多少。你要为你的体重负责，必须自己做些什么。如果想逃避责任，让别人为你负责，那你的体重数就值了大钱了。寻求帮助本身没有错，但最终路要自己走、饭要自己吃。
对待疾病：要对话，不要对抗
“对抗”与“对话”，这两个经常听和见到的词和健康有什么关系呢？先让我们看一看《不治而愈》这本书中的两段文字:
我对贬抑常规医学的本质而不安。如果你看看当前使用最广泛的主要药物的名称就会一目了然了，你会发现大多数药物都冠以前缀ANTI（抗）。我们在使用镇静剂、抗高血压药、抗焦虑药、抗抑郁药、抗组胺剂、抗心律失常药、镇咳剂、退热剂、消炎药以及阻断剂和H2受体拮抗药，这是名符其实的对抗药物――本质上讲，是对抗和抑制药物。
你或许会问，这有什么不对的吗？如果高烧达到危险程度，或者过敏达到失控的程度，当然要抑制病征。我丝毫不反对作为权宜之计可以利用这些方法对付每一种严重的病症。但是如果以这类方法作为治病救人的主要手段的话，就会产生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会置患者于危险境地。因为从根本上讲，药物武器是强大而且具有毒性的。因为副作用和毒性，药物的药效常常会受到影响。常规医疗中对抗性药物的副作用是这种医疗体系的重大缺陷。
第二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常规的对抗药物疗法可能不但不会消灭疾病，反而会使疾病的发作变本加厉；而这一点较易为人所忽视，更令人不安了。
健康是一种选择，疾病（或是各种不适的症状）也是一种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疾病选择了我们，不如说是我们选择了疾病。如何看待我们自己选择的各种“痛苦”呢？病症是健康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我们的身体表达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的一种方式，是健康的一种语言。听懂这种语言，我们就可以明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大人通常是不喜欢孩子哭的。怎么让孩子不哭呢？有时候运用武力或其他恐吓的手段是非常有效的，反正孩子不哭了即是达到了目的，这和许多治疗病症的手段非常相似。采用“对抗”的方法和思路，只要消除了“病症”就是有效，只要能让孩子“不哭”就是办法，速度越快就说明办法越好、越有效。而“哭”仅是孩子表达的一种方式，也许当孩子停止哭泣之后，我们还没有搞明白，孩子为什么会哭。哭对于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孩子需要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和孩子沟通交流，需要与孩子对话，而不是对抗。
病症是身体的一种表达方式，虽然可能我们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但这种痛苦是一种正常的结果。人类可以通过“痛苦”这种形式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病症”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会有情绪，会生气甚至发怒，会犯错误，甚至会犯罪，但终究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是父母身上的肉。孩子身上出了问题，要反思一下做父母的责任。
自从有了细菌和病毒学说，医学上的“对抗”之风就越发盛行了。这种“对抗”之风在一定的范围内吹一吹是可以的，但一旦超过了范围，就是对我们的毒害。人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细菌和病毒的世界里，这些微生物远比人类强大得多，人类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取得有限的优势。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关键要懂得大自然的规律。不管是什么菌或什么毒，都要生存在适合的生态环境下。人们之所以会染上什么菌或什么毒，在相当的程度上讲，是我们破坏了大自然及自身的生态平衡的结果。沙尘暴不是风的过错，也不是沙的过错，过错在于我们砍了树、拔了草，破坏了我们的生态。
与病症对话，就是与我们自己的身体对话。对话的前提是接受、是承认。疾病是上苍送给我们的礼物，只是用“痛苦”包装了而已。它一方面是对我们的告诫，一方面是对我们的考验。告诫我们的行为，考验我们的智慧；看看我们是否能正确地打开包装，获得对生命的再认识。失眠的朋友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接受失眠。睡觉我们天生就会，怎么现在却不会了呢？你为什么会失眠？是因为你本来就应该失眠。睡眠是一件自然的事，不是由你的意识决定的，要想睡得好，就去看一看婴儿是如何睡眠的。脑子里想着对抗，怎么可以对话呢？
对话的基础是语言，要对话就要听得懂相互的语言。我们身体的语言是什么呢？这不是我几句话可以说明白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掌握这种语言，这就是健康的智慧。
要对话，不要对抗，对抗是没有出路的。
让知识变成智慧
从以治疗为主转变为以预防保健为主，需要重新学习。记得我刚开始从事亚健康研究的时候，市面上找不到一本有关亚健康方面的书。在科技期刊网上搜索，也就能找到十多篇这方面的论文。但通过这几年的积累，我的这方面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了。健康咨询的本质是与人交往，做人的工作。一个医生要想在健康的事业上有所成就，要学会看病，更要学会生活。健康包括了生理、心理、社会适应、道德等4个方面，这4个方面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生活着的人”。只有先成为一个会生活的人，才能帮助别人改变自己的生活。
曾有一位朋友因为头痛找我治疗。切脉后，我发现她的头痛与她的情绪有关系，于是就和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让她的情绪有了一定的释放。我给她的第一条建议是：你不能改变除你之外的任何人，但你可以影响他们，影响他们的前提是改变自己。而要改变自己，就必须重新学习。然后我给她推荐了一本书，让她在一周之内买到这本书并开始阅读。她说她不愿意为别人去改变自己。我说，生活中的变化无处不在，我们也要跟着变化去适应生活。被动也好，主动也好，都必须变。结婚后，为人妇；有了孩子，为人母。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从没有学习过怎样为人妇、怎样为人母。生活改变了，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希望她能通过学习获得一些方法，进而改善自己的状态。我并没有动手治疗，只是动了动口，不过她的头痛的确减轻了很多。
有许多人都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总是觉着很无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方法。而掌握方法的前提就是学习，通过学习才能改变自我，改变自我才能改变生活。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如果你想在某一行办事，你一定会找这一行的内行；如果你想在某一行做事，你一定要成为这一行的内行，外行肯定是不行的。你是你健康的内行吗？你愿意成为内行，还是永远做外行呢？许多书的封面上都印着这句话――“自己是最好的医生”，要做自己健康的内行，除了学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学习本身就是行动，但仅有这样的行动还不够，把学习的东西用于生活才是真正的行动。学了之后要用，在用的过程中去体会，这是更好的学习。让知识变成智慧，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学到、做到、悟到，最后才能得到。
如何看待智慧医疗范文第4篇
太极这25年
李树翀：2012年10月23日是太极成立25周年的日子，表示祝贺。下面，请您简述下太极这25年的大致发展历程。
刘淮松：我们也在不断回顾太极25年来的发展，回顾过去是为了思考未来的发展。
从1987年太极成立到现在，回顾太极这25年，我们把它归结成两大阶段，第一次创业阶段和第二次创业阶段。
第一次创业是1987年太极从无到有，伴随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简称十五所）保民的过程。太极实现从支撑军工到同时转战国民经济主战场，创办太极，把十五所原来军工的一些科技成果产业化、民用化，同时也实现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即实现企业化经营。在这个阶段中，太极在小型计算机市场上，从无到有，从研发到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填补了国内小型机市场空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我们的太极2000系列。最成功的是，从1987年到1993年那段时间，国内市场占有率一度超过了50%。后来，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小型机、大型机为主的集中计算被分布式计算取代，网络时代来临，小型机订单锐减。
太极第二次创业是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从2000年开始推进公司的体制机制变革，到2002年发起成立了太极股份。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太极也是经历了痛苦的摸索和转型历程。在这个阶段，太极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一是体制机制重大变革，从研究院所办企业，事业单位和企业不分的状态变成规范化运作的股份制公司；二是业务从原来以小型机为核心逐渐转向软件和信息服务，以IT服务为核心业务，实现公司主营业务转型。
近年来，太极作为具有国家系统集成一级资质的IT服务提供商，在IT服务领域的成绩有目共睹。太极以“做中国最优秀的IT服务提供商”为愿景，主要服务于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除了与国家众多部委有深度合作以外，还积极服务于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国电等大型央企，目前太极市场涵盖了政府、国防、电力、金融、医疗卫生、交通、制造、能源等多个行业，通过3S——服务（Service）、解决方案（Solution）、软件（Software）——业务构架提供一体化IT服务。2011年太极的营业收入为22.8 亿元。
李树翀：25年来太极从小型机研制生产成功转型为综合IT服务商。您认为，太极不断转型发展，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刘淮松：回顾太极25年来的一步步发展，我觉得有三句话非常重要：战略为主导，创新是关键，人才是根本。
首先，不管是第一个阶段以小型机为主还是第二阶段定位IT服务，都需要有明确的战略定位，方向非常重要。
其次，无论是第一个发展时期完成企业化经营模式的转变，实现研究院所办企业的创新，还是在第二个时期，股份制公司的成立，完成改制，机制体制的创新一直伴随着太极的发展。
最后，最重要的是人才。无论是第一阶段研究室主任成为事业部总经理，还是第二阶段聚合较强的精英团队、锻造技术骨干，高素质的员工，积极向上的团队文化是太极发展的根本。企业最终还是要靠人，人才是根本。
百亿目标新战略
李树翀：的确，太极在一步步地稳健发展。今年7月份，太极刚刚了2012～2016年战略，提出到2016年太极营业收入到达百亿元规模，净利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目标是要做中国最优秀的IT服务提供商。2011年太极的营业收入为22.8亿元。从20亿元到100亿元，这个目标是不小的挑战。太极为什么定这样的目标，将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目标？
刘淮松：这个目标是挺有挑战性的。它的提出有两个背景：一是太极从2002年成立之时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2003到2005年是第一步，2006年到2008年是第二步，2009年到2011年是第三步。去年是我们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收官之年，我们希望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开始制定新的发展规划。第二个背景是，太极的实际控股人是国资委直属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电科），中国电科提出了未来十年发展规划，即要成为“国内卓越、国际一流”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这样的战略要求旗下的企业必须要在未来十年朝着这样的目标迈进。在中国电科的四大主导产业中，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规模最大的板块，太极则是中国电科软件和信息服务板块中的骨干企业。
在这两个大的背景下，去年10月我们启动了太极2012～2016年的新战略规划的制定，利用内部资源，也请了IBM，一起研究和把脉太极，确定了企业的愿景和使命、发展目标、业务策略。这对企业的下一步发展非常必要，企业透过战略的研究与制定这样一个过程，形成了战略共识。
我们是要靠内生式增长至70亿元和外延式增长30亿元两部分实现目标；2011年太极营业收入为22.8 亿元，平均每年实现25%的业务增长，五年后公司营业收入达到70亿元；而另外的30亿元主要靠公司资本运作，即产业整合并购和集团的注资。
李树翀：接下来太极用怎样的业务和战略布局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刘淮松：我们的重点有三个。第一是行业信息化，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确立行业领先地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两化融合带给行业信息化非常多的市场机会，这恰恰是太极的优势。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提高市场份额。
第二是围绕智慧城市，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为智慧城市领域的领导者。智慧城市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增长很快的业务。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与信息化的推进紧密相连，这方面太极具有综合优势。我们在涉及民生、城市管理等方面，在跨行业整合与管理方面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太极在智慧北京、智慧广州、平安重庆等一系列的项目中已经有了一定积累。太极是中国电科智慧城市业务的总体单位。我们将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优势，整合中国电科集团资源，进一步强化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影响力，一是发挥中国电科央企在融入区域经济的战略优势，二是发挥太极跨行业解决方案的技术优势，三是发挥太极在智慧城市的先发优势，依托中国电科在全国的布局，顺势抢占智慧城市市场。
第三是IT服务模式创新。物联网、云计算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的是技术的变革，另一方面带来的是业务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变化。所以太极在服务模式创新方面也希望能够成为领先者。太极拟在北京望京电子科技城投资打造云计算服务平台，并在一些优势行业和区域已经开始了布局和拓展。比如，我们已经参与了北京市政务云的试点，与大唐电力等企业开展了战略性合作等。
第三次创业
李树翀：我们注意到您将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称之为太极的“第三次创业”，请问您第三次创业所具备的条件以及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刘淮松：太极第一次创业是从十五所到创立所办公司，从无到有；第二次创业是太极改制成功上市，太极变成一个公众公司；现在是第三次创业，转型升级的太极需要创业的激情、创业的思维、创业的心态，去完成从20亿元到100亿元的跨越。
如果抱着小富即安的心理状态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目标，奔向更远大的目标的，必须具备创业的激情、思维、心态。当然创业的激情、创业的思维和创业的心态需要体制机制来保障。在创业的机制方面，我们正在探讨股权、期权和分红权。国资委和中国电科目前正在推动高科技企业的长效激励机制试点工作，对这方面的探索是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的。
同时，我们还要探索建立有效的集团企业管控模式。20亿元的企业管控模式与百亿元规模的企业管控模式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在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太极要打造三大支撑体系：一是直接面对业务的职能支撑体系，包括品牌建设、研发创新体系、项目管理、知识管理；二是管理支撑体系，包括战略管理、投融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三是文化支撑体系，包括丰富企业文化内涵，完善企业文化体系建设，强化企业文化对产业融合的支撑作用，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等。今年太极要推动领导力和组织能力的建设，建立太极的领导力模型，明晰哪些是我们崇尚的价值观和思维，哪些是我们必须具备的素养。在干部的培训体系方面，我们推出了 “中坚计划”，从多个维度推进人才体系建设。战略靠人才梯队来落实、执行，所以领导力和组织能力是我们战略最重要的核心。
李树翀：您刚刚也提到了云计算、物联网，在这些新的技术趋势下，您如何看待当前产业形势和市场格局的变化？太极如何应对？
刘淮松：目前的确是整个产业会产生趋势性变革的时期，太极也一直关注最新技术和趋势。但对于云计算，太极不会盲从，而是扬长避短，真正围绕自身的核心业务，通过云转变我们的运营模式，让我们向服务商转变。我们的优势不是做虚拟化软件，而是利用我们对行业的熟悉，做好自己的核心业务，最终成为行业专家，以云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北京的云数据中心已经开始筹建了。
李树翀：太极的做法应该是比较务实的，不去炒概念，只是考量如何对现有战略和业务形成促进作用，真有用的再结合应用。
刘淮松：像在物联网、云计算等方面，太极的做法是要和自己的业务相结合，找到新的业务空间。以物联网为例来说，几年前这个概念就开始火了，也催生了一批“知名”的物联网公司。太极承建的北京市物联网支撑平台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将是智慧北京的基础平台。
在太极看来，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是要为公司IT服务整体战略服务的。我们视角是如何使用这些新技术、新趋势优化升级我们的IT服务。
李树翀：看来，太极的方向和定位一直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那云计算、物联网已经很好地融合到业务当中，为太极实现成为中国最优秀的IT服务供应商的目标做支撑。根据你们的规划，太极作为龙头企业，将整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资产和中国电科相关业务资源，并将以太极为平台，整合吸收十五所资产，逐步实现整体上市，做大、做强中国电科的软件和信息服务板块。请您介绍下太极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所处地位以及如何支撑中国电科战略实现。
刘淮松：前面也说了，中国电科提出了未来十年发展规划，即要成为“国内卓越、国际一流”的企业目标，进入世界500强。这样的战略要求旗下的企业必须要在未来十年朝着这样的目标迈进。为完成这样的目标，中国电科集团必须合理产业布局，有四大主导产业板块。而规模最大的板块就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中国电科围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务有非常清晰的子规划，即围绕太极、华东电脑等几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打造几个重要产业基地。因涉及不同的研究所、机构的集团化整合，具体操作方式需要不断摸索和探讨，机制创新和利益分配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分步骤、按计划推进，但是战略方向是明确的。
在中国电科集团的板块战略推进中，无论是从业务定位，还是从高端市场，亦或是太极在中国电科集团的独特优势等角度看，太极都是集团重要的产业支柱。中国电科对太极的期望大，给的支持也非常多，在央企战略合作、区域战略合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而同时，十五所也面临事业单位改制问题，希望以太极这个上市公司为平台，通过一体化运作，实现整体上市，推动十五所体制变革。
中国电科非常注重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重视相关资源的整合。通过上市公司进行重组是很好的方式，太极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公司，也具备了相关整合的条件。首先十五所的资源可以注入太极实现重组和整合，这是比较现实的方式。我们正在开展相关的工作，进行整体路径的研究。太极整合十五所资源的路径还是清晰的，会围绕公司的战略布局、业务布局分阶段实施，成熟的业务会比较快地推动，还有些业务整合需要一些过程。
李树翀：请您展望一下未来，十年以后的太极将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刘淮松：第一，十年以后，太极要在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确立明显的领导地位；第二，它将是一个集团化的高科技公司，也可能已经是中国电科该板块的子集团；第三，太极应该具有国际化业务，走向国际市场。
记者手记
25岁，锐意进取正当年
25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正是青春洋溢、精力旺盛的好时光。
如何看待智慧医疗范文第5篇
空间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财经文摘》：您在空间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请介绍一下您的理论创建。
藤田昌久：我对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90年代初，欧洲共同体诞生，一开始是15个国家，这个共同体是超越国境的，人、物、资金、信息都是自由移动的概念。广义地说，就是要消减运输成本。
欧洲共同体诞生以后面临什么问题？各个国家的经济会发生什么变化？各国的投资会怎么变化？更广义地说，欧洲的经济地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大家理所当然要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以法国为例，它有大城市巴黎、里昂，也有马赛等中小城市，在一个国家的系统内进行划分，同时也有产业的概念，比如说汽车、电视业、葡萄酒等，是一整套的产业概念。意大利也是同样的结构，以罗马为中心的城市系统和遍布全国的商品生产体系，其他国家也基本上大致相同。
这个时候国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把国境撤掉的话，都市的空间地理就会发生变化，产业也是。之前以国家为单位的系统，就会发展成一个覆盖更广泛地区的国际地理系统。
当时人们从直觉上感知随着国境的消失产业构造会发生变化，都市空间地理会发生变化，但是从学术上如何去论证这些？
80年代以前，涉及地理空间的经济学有三个重点，一个是以都市研究为主的都市经济学，以上海为例，上海范围内的人口分布、企业分布、空间产业构造等都是有研究的。地域经济学是人们研究的第二个对象，它不以国家为单位，将特定国家划分为几个区域开展研究，比如说以上海经济圈为中心，包括周围的浙江省等这种地区经济。第三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家贸易理论。
欧洲共同体成立以后，需要把都市经济学、地域经济学和国家贸易理论综合起来研究，这时候就开始了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我个人的研究重点是都市经济学，另外一位研究者克鲁格曼以国际贸易理论为重点，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合作来研究新的课题。
空间经济学理论，我最想说明的一点是，人和企业从地理空间上来说并不是平衡分布的，或者叫平均分布，主要的经济活动集聚在某些地方，比如日本东京是三千万人口的地区，大阪、关西是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九州福冈是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国的规模更大，上海大城市圈是三千万人，北京是一千五百万人，天津是一千五百万人，武汉经济圈是三千万人，但是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多人口，也没有那么多企业。这种集聚是自发形成的，我们把它叫自动组织化。
经济理论上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物流，你制造了产品，要把它运输出去，运输费就要发生，就是说人、物、资金、信息的移动都需要成本。
那为什么会出现集聚呢？这是因为生产的产品的多样性和人的多样性，通过多样性会产生相乘效果。在一个地区有两个卖不同产品的商店存在才有魅力，人能够聚集，有互补关系，而且能够有生产效率。所以我强调的第二点是多样性。
如果多样性这么重要的话，在所有环节都要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集聚各种各样的人，有必要吗？这其实不太可能。从现实上来说，各种活动都需要规模经济。比如说一个整车工厂可能一年生产二十万辆才符合生产效率。一个工厂必须保证一年多少万吨的规模才能保证效率，这就叫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一个根本就是人不能把一个人分成两半，所以根据人的不可分性，不同的人出现了，比如出版社、大学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但不管是出版社还是大学，它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才有生产效率。
简单归纳，空间经济学以运输财富和信息所需的“运输费用”，财富、人员、企业等所有方面的“多样性”，以及财富的生产、信息和知识的创造等从事各种活动的“规模经济”这三个观点为基础，对经济进行分析。
建立老年人终生充满活力的社会
《财经文摘》：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的未来？日本怎样才能从失去的20年的长期经济停滞中重振雄风，再次引领世界？
藤田昌久：要考虑日本经济的话必须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的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都处于一种低迷状态，但我个人对经济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日本现在的问题是步入了老龄化时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因素。
老龄化社会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特别是亚洲地区，这个问题不可回避。日本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早一步迎来了老龄化社会，接下来可能是台湾地区、韩国。中国现在可能还没有像日本这样，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急速迈进老龄化社会的时代。
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日本第一个进入这种老龄化社会的状态，大部分人是以一种悲观的态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者思考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给了我们一个挑战的机会，日本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比较圆满地解决，它就为世界做了贡献。
如果日本还是按照以往的做法，老龄化问题无法解决。现在日本规定老龄是以65岁为分界线，60-65岁之间迎来了退休年龄，65岁以后由社会保障制度来给他们养老。但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人们的寿命在延长，没有必要用65岁划分。所以，要改变现在的社会，需要重新树立一个新的社会体系，想工作的人可以一直在这个社会作为主力去工作。
我马上就72岁了，一般来说已经退休了，在家看着孙子，用养老金过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但是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我现在非常忙，两个星期前刚到美国去做了两周的研究。我现在住在京都，每个星期要到东京来上班，每个星期都要在经济产业研究所、神户东南大学、京都大学三个单位之间奔波。
人如果不去动脑子、没有这种紧张感就会衰老，所以要每天维持这样一种有节奏、有紧张感的生活，而如果能够让大家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社会体系的保障。所以理想的状态，就是能够让所有人终生工作，这样对他本人也是一种幸福和乐趣。
另外，一般人到65岁退休以后，突然间体力、智力就会衰落，医疗费会相应增加，这对社会来讲就形成了很大的负担。如果能够让这些人终生工作，维持他们的体力、智力，本人也幸福，又节约医疗费、为社会做贡献。
为了实现这样的结果，就要改变现行社会体系。当然，上了年纪的人终生工作，会占用年轻人的一些工作机会，但年长的人有他们的特点和特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特长，建立新的体系是把各自的特长充分发挥和结合。这样的话，老年人不会成为社会包袱，他们就会对社会做出贡献，自己又能够生活得幸福，节约的钱给年轻人，让年轻人抚养孩子，更好地教育孩子。如果成功的话，它会为世界、为其他国家提供很好的经验。
这已经可以从日本找到事例。例如德岛县上胜町，把从山里和田地里采摘的树叶和小树枝作为放进菜肴里的“装饰”向全国各大城市的高级餐馆供货。通过这种“为菜肴配色”的生意，使上胜町成为“把树叶变成钞票”的著名村镇。这项生意以平均年龄67岁（大部分是女性）的150位农民为中心，利用计算机，使人均年收入达到170万日元，是生意开始前农户人均年收入10倍以上。老龄化人口数量在德岛县为第一位，但是几乎没有卧床不起的老人，人均全年医疗费也非常低。正在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像上胜町那样通过革新经商模式，建立老年人终生充满活力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靠日本一个国家也不能成功，中国、韩国、台湾地区都面临这个问题，大家一起合作贡献智慧，建立一个文明、理想的老龄化社会，这决定了日本的未来。
提高日本创新能力
《财经文摘》：您曾经指出，开拓日本未来的关键在于全日本的地方城市要掀起一场“知识复兴”运动。
藤田昌久：全球化的根本是创新能力，集聚各种知识来提高创新能力。现在日本整体的创新能力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所以生产效率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日本在创新上曾经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现在，与中国的创新速度相比，日本比较缓慢。
日本的文化有闭关自守的封闭特点，中国也是。在向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在吸收美国、欧洲这种先进知识并进行改良的时候，不需要人的多样性，同质性是有利的。
19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曾经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日本经济可能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当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教，同事们都对日本的成功秘诀深感兴趣，我认为“酒友”是成功秘诀之一。当时，东京的工薪阶层一下班就和同事们去酒馆喝个通宵。在日本赶超欧美各国的年代，酒友之间的密切交流为提高日本的增长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句谚语叫作“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就是说，把每人各自的固有知识通过相同知识进行融合，就能够产生卓越的新思想。但是，相同知识随着时间推移相对增加，群体内的差异性逐渐减少。其结果互动效果也会缩小，成为“三年过去，常识而已”。
进入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人均GDP终于跃居世界前列。这时的日本需要的是能够探索最先进的知识和创新的多样化集团，但是由于日本人的密切交流已经太多，过于雷同，不足以产生最先进的创新。
反过来看美国，发达国家美国现在最有活力。这个就是人的多样性的魅力。这跟它是移民国家有一定关系，另外，美国社会比较开放。硅谷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多创新？硅谷最大的特长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才，世界各国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才都集中在这里。如果你永远把这些人集聚在这里，多样性会慢慢淡化。硅谷一般保持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规模，但是这些人的流动性很大，通过人才不断的流动，硅谷可以一直保持有多样性的人才，这决定了它的创新。
因此，日本要想作为主要的枢纽（环节点）与亚洲共同实现增长，就必须从全世界吸收多种多样的人才，同时，提高日本整体作为创新基地的集聚能力。
从明治维新到几十年前，日本整体上由于各种各样的人员聚集到以东京为首的大城市，使互动效应增大，实现了发展。但是，知识劳动者的单极集聚，例如，主要报纸全都在东京出版发行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开拓知识前沿的时代要求。今后，在本质上多样性和自主性十分重要，在所有组织之间、城市地区之间和国际地区之间，都需要活跃的知识交流和人才流动。
为此，采取与明治维新时期实施的废藩置县、中央集权国家相反的“废中央创地方”政策，建设一个以地方为中心的日本社会体制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建设以产业集聚、知识集聚、知识集群等为核心的具有独自特色的地方，例如建设10个左右的联邦形式。通过这些地方竞争和合作，在全日本掀起知识复兴，甚至可以使日本成为领先世界的创新基地。地方政策的基本内容，一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不断培育地方资源，另一个是经常引进新人才和新知识。通过这两个基本内容建设地方独特的“环境”和“机制”，使居住在各个地区的全体居民振奋而愉快地不断创新。作为政府，也需要通过整个国家的“环境”和“体制”，为培育这种多种多样的地区进行支援。
《财经文摘》：全球都在关注“安倍经济学”，对此争论很多，您持什么样的观点？
藤田昌久：对于安倍经济学，首先看金融政策，很幸运的是现在好像还比较顺利，最大的效果，当然可能安倍没有意识到，造成了日元贬值。一般情况下，日元贬值会带来进口问题，但是幸运的是石油价格下调，国内物价没有提高，中国的游客大量涌入，冲淡了日元贬值的影响。
财政政策我不太支持，政府在财政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动作。道路、土木工程要投入，但更多投入要向教育、培养人才倾斜。政治家都希望在自己的选区建一些土木工程，但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教育费现在呈现缩减趋势，这是不好的。
最重要的是成长战略这一点，日本的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如果不能提高产业创新能力的话，安倍的成长战略不可能实现。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需要勇气持续地去进行。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关键就在于这一点。
在和平的基础上合作
《财经文摘》：近日很多专家从产业转移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世界工厂”的时代结束了，您如何看待？
藤田昌久：我经常说现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地方是哪儿呢？前几位的都是北欧小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瑞士、卢森堡、荷兰等，把前十位国家加起来的人口才六千万。他们有各自的产业、教育、文化，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和人集中在比较窄小的范围里，这恰好是欧洲的优势。欧盟的特点是“多样性中的统一”。距离、空间、多种语言的存在虽然会成为交流的障碍，但是正因为存在这些障碍，各地区才得以深化了独自的文化和知识。
这是日本今后需要改变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中国现在都是在效仿日本80年代的东西，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但是再进一步成长的话，中国需要超越现在的模仿，要创新。
东亚以前国家和国家的差距很大，比如日本的工资和柬埔寨的工资差50倍。利用这种收入差来发展产业链，这种模式在亚洲普遍推广，从而形成了世界工厂。但是东亚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小。廉价劳动力一旦枯竭，就会陷入无法进一步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收入阶段，需要努力将低技能劳动积极地转移至发展阶段较低的国家，通过技能升级向供应链高端迈进。
因此，收入差距消失了以后，中国需要提高生产效率，根本基础是创新。中国需要建立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并提高市场的质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赚了很多钱。但是这些钱怎么用？没有稳定的资本市场，就会导致资产外流。这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
《财经文摘》：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
藤田昌久：中国在内陆地区、丝绸之路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要大力发展，从广义上来说要促进亚洲的内陆地区和南亚，包括非洲还有其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商业，当然交通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因为内陆地区在这方面比较落后。
但是，必须要和平地合作，这是一个前提。中国现在没有发动战争的必要，因为没有能够超过中国这样有战争能力的国家了。所以对别的国家来讲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唯一的可能就是美国。但是美国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它也需要在经济、政治领域与中国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完全可以和平地发展，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和平地去合作，这是一个大前提，必须要保证这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财经文摘》：亚太地区的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合作形式？日本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藤田昌久：要提高亚洲整体创新能力，需要亚洲整体的合作。如果大家都互相争吵，这种合作关系就不能形成，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不会发展，这是大前提。要建立一个和欧洲、美国相抗衡的中心，亚洲国家必须一起携手来做。
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我觉得这不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有优秀的人才，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印度有将近十四亿，东南亚有五亿，日本虽然很小，但是也有一亿三千万，亚洲人是很优秀的，如果最大限度地利用亚洲人的创造力，亚洲就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的创造基地。
为此，亚洲的地区合作是根本前提。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一步合作。但是将来要发展，必须要有和平的合作。如果以这个为前提进行合作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要利用亚洲的多样性、多样人才来提高创新能力。
如何看待智慧医疗范文第6篇
扬《台州日报》经济报道所做的贡献,因此本文主要以它为例。
一、唱响“树信心”主旋律,发挥党报引导舆论的主力军作用
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广大人民群众都关注经济形势,新闻媒介特别是党报发挥着无法比拟的作用,其中经济报道成为更有力地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
总理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在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媒体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关键看经济报道能否树立读者的信心。
信心来自历史观、全局观,党报要帮读者提高认识。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受历次大的外部冲击的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成为中国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的重大机遇。同时,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重启积极财政政策,并出台了总额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这些事实和论述是让人临危不惧的好材料,都要好好宣传。地方党报还要结合当地实际,系统阐述当地的希望所在。《台州日报》在转载《人民日报》相关文章、新华社相关电讯的同时,组织撰写、发表“坚定信心渡难关”系列评论员文章,多角度、多层次阐述台州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优势、实力、有效举措和成果,让读者受到鼓舞;择机发表《危机就是商机》《金融危机怕什么》等原创时评,辩证看问题,分析得很到位,从而给人以信心。
信心还来自当地不断产生的新优势、新举措和新成果,相关内容要给予充分报道。台州新的增长点在沿海产业带、沿江发展轴,这是在新的起点上建立的、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台州日报》即在头版开辟“沿海产业带系列报道”和“沿江发展轴系列报道”专栏 ,发表《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等系列报道,以翔实的数据、可以预期的前景,让读者心中有底。《台州日报》还在头版开辟“坚定信心渡难关”系列报道专栏,发表《着着妙棋解困局》《亩产千万元的“奥秘”》等文章,报道有关部门、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和成果。其他如《温岭:民资“凤还巢”打造总部经济》等报道,也让读者眼前一亮。第二版还开辟了“县市精彩之笔”专栏,发表《为企业“弯道超车”开路》《开发式扶贫助低收入农户脱贫》等经济报道,成为各地借鉴样本。今年5月,台州核电站成型,《台州日报》及时发表《核电的优势在哪里?》系列报道。此外,沿海电气化铁路开通,让台州经济进入“铁路时代”;台州―台湾海上直航开通,让台州在“海西经济区”建设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台州日报》都给予充分报道,让读者真真切切看到希望的曙光。
信心还来自“人”的坚强与智慧。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报道离不开对人的关怀。只有从“人”的角度审视经济活动,经济报道才能进入问题内核。当前经济新闻就特别着力于表现经济变革背景下企业家的作为和普通民众的生活,以彰显人文关怀的主旨。《台州日报》在经济报道中也不是每天“形势” 、“数据” 、“措施” ,而注重“见人”。头版除了“对话70后企业家”专栏,让思想新锐、引领的企业家直接出来说话外,还开辟“金融危机下的人才故事”专栏,报道各类扎根企业的人才,如何与企业风雨同舟,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转化为克难发展的动力。曾在改革开放中叱咤风云的老企业家能否在抵御金融危机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具有风向标意义,是一群特殊的人。比如曾被誉为“国宝”的企业家邱继宝,他的企业飞跃集团是台州在金融危机下率先遭遇滑铁卢的大企业,企业前途和他个人态度成为群众关注焦点,《台州日报》适时让他“露脸”并跟踪报道企业改制进展,很快平息了谣言和社会恐慌心理。其他版面的不少转产、创业故事,也可钦可佩,如《三门县一建筑老板回乡当“牛倌”,投资5000万元,打造国内最大肉牛养殖基地》等报道就成为鼓舞人心的又一股力量。
二、辩证看问题,增强经济报道的权威性,保持和提升党报的公信力
在金融危机之下,各种信息纷繁复杂,各种专家各执己见,各类学说互相矛盾,让读者如雾里看花、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党报作为主流媒体,理应成为激浊扬清的主力军、实事求是的代言人。
《台州日报》在给读者树信心的同时,就不回避当地的困难和问题。头版开辟的“第一关注”专栏,要求在第一时间发表第一重要的新闻,包括“利空消息”。但把握有技巧,一是尺度,不渲染;二是讲透,不遮遮掩掩。如《如何看待-17.1%――台州前四个月外贸出口形势透析》等报道,直面现实、直面困难,给读者最真实的信息和科学的分析,受到普遍好评。
如果说外贸出口形势严峻只是各地的普遍现象,大家可以共进退,读者都有思想准备,那么台州民营经济“低、小、散”,无法抗风浪,在金融危机面前举步维艰,则是台州的特有现象,特有劣势,许多干部一说到这方面就底气不足,就打退堂鼓。当地党报又该如何揭开这560万人民心头的“伤疤”?在金融危机之下,揭示当地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的报道,稍有不慎就会被读者“放大”。但“伤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不敢面对它。对地方党报来说,关键是与当地党委政府合拍。台州新一届市委领导审时度势,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新契机,金融危机可对民营经济形成“倒逼机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做出“打造民营经济创新示范区”的战略部署。《台州日报》积极跟进,开展“解放思想,打造民营经济创新示范区”大讨论活动,发表了《 民营经济产业要从“独子”向“多子”转变》等文章,从解放思想角度剖析民营企业自身和环境的种种弊端,并提出对策,与读者一起思考;同时在头版开辟“科学发展、转型升级,经济新闻大奖赛”专栏,以典型引路,同样催人前进。
三、深入浅出,增强经济新闻的可读性、指导性
金融危机之下全方位对危机进行分析报道,对经济新闻进行深度追踪报道,不仅可以体现党报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同时可以从金融危机呈现给社会的表面现象中剥离出真正的实质,增强可读性和指导性。
但深度报道不是“深奥报道”。以往,党报的经济新闻很容易产生“内行不爱看,外行看不懂”的不良效果,言论尤其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党报的视角过于宏观,动辄探究体制机制,言必经济规律如何如何,高高在上令人难以亲近。如今不少优秀的经济言论,虽然也是在观察经济现象,研究经济运行,探索经济规律,却找准了更有现实针对性的切入口,以小见大、寓理于事,用通俗的语言把经济现象讲深讲透,既揭示了事件的本质,又有一定的诠释深度和理论高度,可读性大大增强。
深度报道不仅包括经济评论,还包括适合读者需求的“解读” 、“调查” 、“观点”等“浅出性”报道。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发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发展难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但是这一次,光靠吃苦耐劳也许不足以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由此说,当前民营企业亟须发扬“新四千精神” :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台州日报》即在头版开辟“新‘四千精神’引领突围――对话70后企业家”专栏,发表《把总部留在中国,把工厂建在世界》等系列文章,用台州一批70后企业家的所想所思,诠释“新四千精神” 。这样的文章,既是对逆势发展的先行者的总结和肯定,也是给更多正在危机中艰难爬坡的当地企业提供启示。
《台州日报》头版另一个专栏“暖春之旅―台州制造业深度调查”,先后发表了《“台州造”汽车:逆流迅跑为哪般?》《台州造船业:是抛锚还是远航?》等文章,详细报道了台州轿车、摩托车、缝纫机以及塑料业、造船业、模具业、制鞋业等制造行业的困难、对策和出路,深入浅出,满足了相关人士的阅读欲望。
“台州大讲堂”邀请的经济界名人也是《台州日报》报道重点。如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把脉台州民营经济,就有《解放思想才能成功突围》的分析性报道,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很受读者喜爱。
四、服务也是“三贴近” ,努力为广大普通民众服务
“三贴近”是老话题,也是党报多年的追求之一。在金融危机之下的经济报道强调“三贴近”,不光是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更为了让读者觉得可亲、可信、可学、有用。
据报道,截至2009年5月25日,中央政府投资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及卫生、技术改造及技术创新、农田水利等农村民生工程四大类重点项目投资预算2348亿元。数据是抽象的、枯燥的,但这些项目的“落地”必将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各地党报的报道应该是具体的、鲜活的。新闻工作者应当具有浓厚的百姓情怀,为基层群众服务,成为维护人民利益、反映人民心声的模范。《台州日报》以“经济短波”的形式,将各地在 “养老保险”、“医疗统筹”、“民房规划”、“种粮补贴” 以及“家电下乡”等方面做得实的新闻及时报道出来,传递政府实实在在的民生理念。
除了工作报道 ,还应关注弱势群体,努力为普通民众服务。传统农业生产效益不高,但与农民休戚相关,《台州日报》的“经济周刊”就把触角伸向农村,发表《生猪养殖业今年还有没有戏?》《农民专业合作社盼“雨露”》《点燃种粮激情》等报道,为农民指引方向。其他如《烂橘摆上书记办公会议说明什么?》《农民工职业培训缘何遭遇冷场?》等时评、述评,也积极为农民说话。
如何看待智慧医疗范文第7篇
赵波(以下简称赵)：今年“两会”报道的焦点应该是仍然是民生问题，如就业、医疗、上学、住房等问题，公众希望“两会”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实惠，切实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不仅仅停留在务虚的表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免除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师范生的学费等，就是一件直接惠及许多人的好政策，还有像物权法的讨论，以及公众对这部法律的关注，说明了公众越来越注重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也说明了政府的施政主张努力贴近人民的利益诉求。公众关注的，应该也是媒体关注的，也是我们关注的。
云网是云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我们网站对“两会”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总是捕捉那些和老百姓，尤其是云南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和内容展开报道。我们的报道力图用平民的视觉去看“两会”，用老百姓的语言去解读“两会”，用身边的变化去感受“两会“，力争使我们的报道成为网民了解“两会”的一个小窗口。
记：今年国家对境外记者参与两会报道给予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您对此怎么看？
赵：开放源于自信，这说明中国将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声音，包括批评的声音。这几年国家在政务公开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政府的透明度进一步增大，特别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说明政府正试图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当然包括境外媒体。官方为采访“两会”的境外记者大开“绿灯”，在表明我们自信和宽容的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媒体“公关”艺术的提高，境外记者采写的东西更容易为境外受众所接受，通过境外媒体，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即使会有媒体“误读”中国，这也不奇怪，因为每个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因此结论肯定也不一样，没有必要对同一事物采用同一角度，用同一种判断标准，得出同一种结论，应该相信广大国外读者、观众的智慧和判断。
记：您如何看待平面媒体与网站报道两会的差异？您觉得您的优势怎么样？
赵：差异肯定是有的，就是平面媒体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党报和生活类、都市报纸在报道“两会”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差别，更何况网络媒体，但我觉得二者也有许多共同相通之处。网络媒体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这是传统的优势，但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网民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声音，使自己对许多问题拥有“话语权”，这很重要，而且能够在网上进行交流，有共同讨论的“语境”，有平等讨论的“环境”。在网上消除了身份，也打消了顾虑，能够畅所欲言，当然报纸也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我觉得以后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通过网络和更多的不同层次的网民平等交流，与网民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存生活状态和利益诉求，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使各种议案、提案更有针对性。网络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相对经济和低成本的途径，网络在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和参政效果，集中民智民意，沟通政府与社会，检验政策效果方面有着相当的优势，可谓“物美价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互联网上，部分网民会有一些情绪化的言论和喧泄，但我们能够在网上听到许多真话，真切了解和掌握一些阶层，特别是边缘人群的声音，这样才能兼顾到阶层的利益，和谐社会的建设才来坚实的基础。版权所有
记：今年两会突出了“和谐中国”这个鲜明主题，贵报准备怎么把握这个主题？
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现在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确实是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外化为一种国家目标。云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也提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的目标，也把和谐社会建设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我觉得，中央和地方政府从提高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性，是改革和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说明了执政党和政府在执政理念上的成熟和理性。不久前，各地纷纷报道城管执法与流动商贩冲突的事件，这其实就是政府管理与部分群体生存利益的“搏奕”，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城市已经准备出台措施，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内摆滩设点，据有消息透露，昆明也将开禁部分路段给商贩经营，我认为这就是政府在管理中，不是简单地搞“一刀切”，而是兼顾了不同群众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还有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向农村延伸等，都反映出和谐社会建设不是一种口号和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将从老百姓身边的细微变化，从医疗、教育、住房等难题的破解出发，记录和谐社会建设的脚步。
记：您认为记者报道两会，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记者如何把握报道的方向和角度？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赵：这个问题有指点记者朋友之嫌，我觉得每个记者有自己的角度和方向，我认识的许多记者都有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我想，只要有新闻职业道德和良知，有新闻敏感和责任感，就能做好报道。
记：今年很多报纸的两会报道加大了与网站互动的力度，你们有此方面的很多合作吗？
赵：我们作为云南省重点新闻网站，“两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事件，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我们对“两会”报道采取了很多方式，开办了专题，和省内外一些媒体合作，搜集来自“两会”的云南信息，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媒体的合作力度，把重要的活动报道好。
记：媒体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您认为公众怎么来关注两会？从哪些角度去关注？
赵：媒体更多应该和公众沟通，和公众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而不是板着面孔，充当“家长”角色。当然“亲和”不是媚俗和迎合，而是一种与受众群的信任、沟通、平等的关系。所谓舆论引导，不是先入为主的说教，先验地把受众摆在对立面，而是理性、亲和的交流和沟通，是在对别人观点和意见尊重理解的基础上，平和地说明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网络媒体要想发挥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更应该如此。至于公众关注“两会”的问题，前边已经说过一点，但通过各种媒体，大概是公众关注“两会”最主要的途径吧。至于角度，大概也受多数媒体，特别是强势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关心与自己相关的诸如房价涨落、食品安全等“微观问题”。
记：您认为今年的两会对我们“十一五阶”段建设，有什么实质的意义？版权所有
赵：这个问题过于宏观，受视野和智力所限制，难以回答。但我觉得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已经走上法制化的轨道，是按照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运行的。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是在民主和理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和以前“”式的发展，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国家，只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走上民主和理性的轨道，按程序和规则办事，就完全能够实现人民福祉和国家目标。
如何看待智慧医疗范文第8篇
【关键词】音乐；人生；作用；情感
一、 音乐的含义及起源
音乐是一种能够产生共鸣效果的声频，出自人类本体的最初生命运动，它们伴随人类产生而产生，伴随人类起源而起源，伴随人类发展而发展。它们不是人类身外之物，也不是人类最初的物质生产，而是一开始就是一种富有情感的感于外物存在的人类最初精神活动的产物。
人类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音乐，已无法查考。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感情。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呼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当人们庆贺收获和分享劳动成果时，往往敲打石器、木器以表达喜悦、欢乐之情，这便是原始乐器的雏形。世界上最早的弦乐器是中国的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古琴是在周朝就已盛行的乐器，到现在至少也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本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琴的创制者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作为追记的传说，可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关雎》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亦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等记载。中国古代历史记述了距今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有一位名叫做伶伦的音乐家，他进入西方昆化山内采竹为笛。当时恰有五只凤凰在空中飞鸣，他便合其音而定律。虽然这一故事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可将其看做是有关管乐器起源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中国最初的帝王――黄帝，是五千年前创造了历法和文字的名君。当时，除了前述的伶伦之外，还有一位名叫“伏羲”的音乐家。据说伏羲是人首蛇身，曾在母胎中孕育了十二年。他弹奏了张有五十弦的琴，由于音调过于悲伤，黄帝将其琴断去一半，改为二十五弦。
此外，在黄帝时代的传说中，神农也是一名音乐家，他教人耕作，尝百草发现了草药，他还创造了五弦琴。
二、音乐的美学思想
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在儒释道三家的共同影响下，其成熟形态表现为一种“悟性审美”。音乐常常不被看做理性分析的对象，而是启发人们证悟的机缘。我们以之所以会中国传统音乐的“简约”和“打谱”等特征看作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正是由于站在西方理性审美的视角看待中国音乐的缘故，并未意识到传统“悟性审美”与西方“理性审美”的差异。悟性审美不是为了告诉人们某种客观真理和知识，而是让人们自己参与以音乐审美之中去领悟生命的存在。
美学中研究音乐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音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音乐美的法则等问题的分支门类。音乐是以声音为表现媒介的艺术形式。它通过对音乐的高低、长短、强弱的控制和对音列、音阶、调式、调性的组织构成艺术的表现手段，诉诸于人的听觉，产生情感的激发作用。它是一种动态艺术，是在时间过程中通过音乐的运动而形成的。音乐对现实的反映不是具体的模拟，而是一种概括的比拟。音乐的语言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和演绎性，人对音乐的感受需要靠艺术的联想，通过情感作用而与现实生活内容联系起来。
三、古代对音乐情感的认识
从古代起，人们就开始对音乐的内容、作用以及结构形式的哲学思考。古代思想家们对音乐的情感内容和陶冶功能已有所探索。在古希腊，毕达哥拉重视音乐对心情的影响，并注意到它的治疗效力。柏拉图认为节奏和曲调会渗透到灵魂里去，音乐性格的善或恶使听者的灵魂变得优美或丑恶。他从政治理想出发，排斥悲哀的、妩媚的、醉人的乐曲，提倡鼓舞斗志和抒发幸福心情的乐曲。快乐主义者的主张跟柏拉图相反，强调音乐的娱乐功能作用，把音乐当做游戏、休息、和解除苦恼的良药。亚里士多德则采用折衷态度，企图在教育和游戏两极之间找到中庸之点，以“高尚的享乐”为音乐艺术的本质。在古代中国，《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乐化》详细讨论了音乐对于治理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承认有了快乐而要形之于音乐是“人情之所不能免的”的事情，认为“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行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时气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主张建立心灵秩序的乐于建立社会秩序的礼互相配合，“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乃至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记・乐本》还按照音乐的情感内容的特点，对音乐的性格加以分类，提出哀杀、乐缓、喜散、怒历、敬廉、爱柔、流七类，认为音乐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因而提倡正声，排斥声。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师，名叫医和，用音乐作为医疗手段之一，给人治病。在古代印度则以宗教的虔诚和热枕作为音乐的主要情感内容，牢牢地固守着原始社会巫术仪式中音乐的“通神灵”、“祛病灾”职责。
古代对音乐内容的情感性特点与音乐形式的数理性特点都进行过哲学思考，但对于两者如何互相对应，以及为什么以情感性为主的内容恰恰要求以数理性为主的形式来表现，古人未能给予科学的回答。
四、音乐对人的影响
音乐，它本身作为一种艺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人类思想感情。通过节奏、旋律、和声、音色完美的组合，感染欣赏着。人们常说，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净化灵魂，这当然和音乐的特性以及人们对音乐的心理感知是分不开的。人们对音乐的感知理解与欣赏是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来完成的，而音乐的社会功能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得以发挥。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艺术，那么音乐欣赏的过程也就是感情体验的过程。音乐欣赏是极富幻想的，它可以使人超越一切。人在现实世界里有种种烦恼、忧虑，人会感到自己渺小与无助，而音乐却能让人超然物外，调剂客观与主观矛盾，恢复人的心理平衡，使人在乐声中融入浩渺的宇宙中去，与大自然浑然一体。音乐还能表现激烈的冲突，表现人与命运的搏斗，寄托和排遣人心底的痛苦和忧伤。在欣赏这一层次上，音乐不仅能帮助人解除苦恼，而且能够冲破习惯思维的束缚，使人的想象插上翅膀，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潜能。
一个心理健康的、成熟的人都不会拒绝音乐给他带来的好处，不管是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中感知，还是与音乐的感情内涵相互交融，发生共鸣，我们都会在不断品味中使精神得到升华。想一首感动我们心灵的曲子，如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舒伯特的《小夜曲》，门德尔松的《春之歌》等一些意境深远的曲子，让人从感伤中解脱出来，变得心情畅然、兴奋，充满自信，特别对那些有心理困扰的人大有益处。听着音乐，无论现代的还是古典的，只要溶于音乐的海洋中。我们就可以调心、调息、人静、放松、联想，调养身心的同时便可祛病强身，平肝潜阳，健胸益智。
参考文献：
[1]如何看待情歌疗伤法 陆厚延 黄河之声 2013 19期.
[2]音乐教育中的创造性价值探索剖析 李越 黄河之声 2013 19期.
[3]论德育教育在音乐教学中的落实 周薇薇 音乐探索 2013.
[4]般若智慧与悟性审美 杨石磊 何艳珊 人民音乐 2013 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