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本质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3]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3)。
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第3篇
在正统学者看来，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只限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并不能与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传统安全领域相提并论，气候变化问题更应该是民间关心的事情，不需要政府插手。但如今，各国首脑把气候问题拿出来放在峰会上讨论，这说明近年来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已经发生了一些本质性的变化，已经具有了传统安全领域的特质。
其实这很容易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进行解释。《孟子・公孙丑下》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兵法・月战》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三国志》认为，曹操得天时，孙权占了地利，刘备则靠人和，而最终占“天时”的曹操的继任者司马炎统一了中国。从这点来看，气候变化问题其实就是“天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和兴衰，由此可见，这是不折不扣的传统安全问题。
地缘政治随处都有，比如北京的房价一天比一天高。按照开发商的说法，是有效的土地太少。虽然房子已经盖到了六环，但是大家真正上班的地方仍然集中在三环以内，为了节省交通费，宁可集中在市区买房，而三环以内核心区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于是地价飚涨，而房价是随着地价走的，所以导致房价不断窜升。这是个小小的“房地产地缘政治”。
气候地缘政治也很类似。长期以来，地缘政治家把地理因素看作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主要有两点考虑。
第一，地理因素能获得权力。在古代，最典型的就是国土的扩展，开疆拓土能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迅速成为大国。比如，俄罗斯就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和开拓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巨无霸；美国也从最初的小块殖民地，通过西进运动和战争，使自己成为连接两大洋的超级大国。而在近现代，对某一地段的控制能实现对更大范围的控制。比较著名的就是马汉提出的“海权论”，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麦金德则提出陆权论，认为欧亚大陆是“世界岛”，而中亚是其“心脏地带”。谁能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日本《田中奏折》仿照这一说法，提出“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后，地缘政治不断拓展， “空权论”和“太空权论”相继出台，把争夺领域扩展到外层空间。
第二，稀缺资源的争夺导致危机。地缘政治学者把与地理禀赋相关的稀缺资源的争夺看作是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希特勒提出“生存空间”论，导致二战的爆发；萨达姆和伊朗为争夺界河归属权，导致两伊战争的爆发；两代布什政府发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的是控制石油；而最近地缘政治学者恩道尔的新书《金融海啸》则把金融危机归结于一场争夺货币主导权的战争。
而如今，气候变化政治是地缘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它充分体现了地缘政治的一般特点。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防止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受到限制，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对有限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争夺。这里的排放权其实就是大气的使用权，大气层已经具有了与“海权说”、“陆权说”中的海洋和陆地同等属性的地缘政治特性。
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有影响和最有解释力的一种理论，它关千国际合作的深刻思想对将要构建的国际合作理论是应该得到批判性借鉴的。对于茜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我似要进行批封性的解读，既不能完全肯定，更不能全盘否定。既要看到它合理性和相当深刻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局限性的一面。.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际合作，在国际政治学研究者眼中，是一个让人感到沉闷和乏味的主题。与国际纷争(或冲突)受到青睐大相径庭，国际合作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合作不仅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而且逐渐成为各民族国家外交策略的首选。为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构建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理论被摆上了国际政治学者的议事日程。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大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理论的萌芽及其诞生决不会无中生有，它总会(而且必须)或多或少地吸收已有理论(或思想)中对自身有用的养分。同理，国际合作理论的建构也离不开已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论述它也必须从中获得灵感，吸取经验。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有影响和最有解释力的一种理论它关于国际合作的深刻思想对于将要构建的国际合作理论应当得到批判性借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解读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进而构建一种既反映国际社会实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合作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一、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一般性解读
限于篇幅，本文只分析现实主义流派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个分支的国际合作思想，从而大体上理清西方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国际合作观。
修昔底德被誉为西方现实主义第一人。他的名著，对国际政治的性质以及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作了诸多精辟的论述。他通过对发生于古希腊城邦之问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描述，揭示出国家问争夺权势的斗争是国际关系的本质；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各国追求的最低目标；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按照强权政治的原则行事是其唯一的选择。总之，在他看来，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而合作却很鲜见，即使存在合作，也是由一个强大的主导国支配下的不平等合作。
源于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思想被后人所吸收，在20世纪中先后出现了三派最具影响的现实主义分支。一是经典现实主义，其领军人物汉斯·摩根索在中提出了具有纲领性宣言(v29)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i)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人性恶)的支配；(2)国家利益以权力界定；(3)任何政治活动都受国家利益原则的支配；(4)道德原则不能抽象地应用于国家行为；(5)世界的道德律令与特定国家的道德抱负有较大差异；(6)政治现实主义具有学科的自主性。基于上述原则，摩根索指出，与国内政治相比，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合法、有效、至高无上的权力，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社会。在解释国家行为的动因上，摩根索从“人性恶”出发．指出国家必然追求权力，对权力的不懈追求是国际政治中的“客观规律”。因此，在摩根索看来，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所采取的政策要么是显示权力，要么是增强权力，要么是维持权力。而国家问彼此之间权力争斗的后果将是连续不断的国际冲突和战争。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和作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两个基本特征，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极难进行，或者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作为追求权力的工具。
二是结构现实主义(又称新现实主义)．其核心人物肯尼思·华尔兹在中精确细致地指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一种特征性结构，系统中各单位的位置性特征是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主要力量。国际政治的这种结构以两种方式限制了国家间的合作。其一是对相对获益的考虑。华尔兹指出，在一个自助系统中，每个单元都要花费部分精力来发展自卫的手段，而非用来促进自身的福利。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开展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它们必须要问的并非“我们都能获益吗?”而是“谁将获益更多?”只要每一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其增加的能力，那么即便双方都能获得丰厚的绝对收益，这一前景也不能促使它们进行合作。其二是出于对相互依赖所带来的脆弱性的考虑。即一国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变得依附于他国。而严重依赖他国，或是与他国紧密依存的国家，则要为维持这种依存而忧心忡忡。从国际体系决定国家行为的一般观点出发，新现实主义学者并不否认国际合作。与经典现实主义学者相比，新现实主义学者承认存在有条件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并且与他们的体系理论逻辑相一致，“霸权之下的合作”可以解释某些经验事实。
三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冷战后，现实主义学者为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同时也为了重整这一理论学派在冷战后日见衰落的地位，约翰·米尔斯海默创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在
总之．现实主义学派内部虽有分支，其假设也各有偏重，但基本思想却一脉相承。不管是从人性恶条件出发的现实主义，还是从无政府状态条件出发的结构现实主义，它们对国际合作的态度基本一致：国际冲突在所难免，国际合作很难实现或维持。
西方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的一般性、常规性解读，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全部。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还应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在西方现实主义学者的思想深处，除了“冲突”之外，“合作”也是其关注的一个焦点。理由是：首先。现实主义不仅关注“高级政治”，而且也关注“低级政治”。其次，现实主义者在给予“冲突”以极大关注的同时．也对“合作”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再次，现实主义认为合作是可以实现的——霸权下的合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众多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合作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二，通过对现实主义基本假设和核心命题的深入考察，笔者认为，即使在现实主义范式下，国际合作也并不是非常困难的，而是可行的、必须的。
二、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辩证性解读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辩论中。西方现实主义都扮演着主要角色，这说明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它毕竟是西方学者按照西方特有的思维方式。为维护西方的国家利益而创立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必须给予批判。对于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我们也要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既不要全面肯定。也不要全盘否定。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和相当深刻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局限性的一面。
(一)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相当深刻性。
首先，不管承认与否，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都是基本事实。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各国为了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必将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零和博弈”的状态。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缺少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公共权威，国际社会的单元——国家无法指望有一个世界政府主持“公道”，自助由此成为无政府秩序中的行为准则。各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只能一心追求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由此比较关注国家交往中的相对获益，而对于相对获益的考虑将减少国际合作。虽然国家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的手段以达到包括生存和安全在内的国家目标，但生存和安全一直是其第一位的需求。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离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一旦感到合作有可能威胁到其生存和安全时，国家就会自动放弃合作。
其次，相对获益是国家关注的重点。出于经济原因，理性的国家自然会竭力增加它们所得的纯利益(即绝对获益)。但绝对收益不是它们唯一的关注，它们也关注相对收益。在国际交往中，即使所有各方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合作有时也要困难得多，因为没有国家愿意自己的绝对收益比别国少，而那些收益随时有可能转变为反对本国的力量资源。相对获益并不一定妨碍国际合作”，但与绝对获益比较，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毕竟给国际合作制造了更大的麻烦和阻力。
再次，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并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也预示着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所有这些客观上都要求国际合作的出现，有些人据此推断出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会自动产生国际合作。但这种结论未免有些唐突。相互依赖的增强仅仅意味着有关国家间接触面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导致合作的实现，它既有可能导致合作，也有可能导致冲突。在国际生活中，共同利益没有导致国际合作的例子随处可见：创建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以使各国人民生活在一个祥和、安定的环境中是各国的共同愿望，各国都能从这样一个国际社会中获益。但如此美好的愿望不但未能导致各国之间的真诚合作，经常所见的却是各国在和平之路上的兵戎相见。由此可见，共同利益只是国际合作产生和进行的一个基本前提，但共同利益存在本身，并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合作的出现。
(二)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局限性。
1．现实主义只强调人性“恶”的一面，忽视了人性“善”的一面。从人性“恶”出发，自然会容易得出冲突的结果。但是如果从人性“善”出发，我们就很容易推出合作的结果。人性到底是“本恶”还是“本善”至今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人性中既有“恶”的一面，又有“善”的一面。单纯强调任何一面都是错误的。
2．从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出发，并不必然得出“只有冲突没有合作”的结论。其实，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国际非合作没有必然联系：(1)国际社会虽没有公共权威，但国际体系中存在政府权威的功能性替代物(比如霸主、制度、甚至信誉等)。(2)无政府状态与收益分配的逻辑关系也不紧密。国家也许关注相对获益，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以相对获益为首要导向，因而合作不仅仅依靠收益分配。(3)无政府状态也不是造成国家安全的唯一因素，国家对安全的担心既来自于又独立于公共权威的缺乏。(4)在无政府状态中，自助也不是保护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相反，均势理论认为国家会通过合作去平衡相对权力上升的国家。
3．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而忽视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作用。国际机制即使不像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可以消除无政府状态对．国际合作的限制性影响，但国际机制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减弱阻碍国际合作摩擦力的油的作用，从而提升各国对国际合作的乐观态度。
4．霸权合作论存在着较大的片面性。霸权合作论断言，只有在霸权国存在并有意愿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合作才能够产生和维持；一旦没有霸权国，那么各国之间就会处于纷争的状态。应当指出，霸权合作论将霸权看作是使国际格局稳定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主要因素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一定的历史现实。但“霸权合作论”过于强调合作中的权力因素，主张合作是权力的产物，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首先，它将合作权威化。那些没有权力，或者没有比他国更大的权力的国家被剥夺了主动参与合作的资格。这意味着合作是大国强国的专利，从而暴露了这些理论“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病。其次，霸权之下的合作仅仅是强权国家推行的形式。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总结，国际合作有三种形式，即默契型(tacit)合作、谈判型(negotiated)合作和强迫型(imposed)合作。霸权合作仅是其中的一种，而且随着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深入发展，这种合作形式日趋式微。最后，霸权合作论可以解释部分合作的产生，但不能说明国际合作的持续发展。
5．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忽视。现实主义对于“共同利益并不一定导致国际合作”表现出了一定的洞察力，但如果仅仅抱住这一观念不变的话，就会犯相当大的错误。随着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人类拥有的共同利益不仅在不断增加，而且在由一体化维系起来的国家中，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包括各系统在内的比共同利益更进一步的整体利益。而它给每一个成员国都带来了好处，每个成员国从其中得到的好处都超过了所付出的代价和麻烦，而这种好处又是单个国家独自无法取得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合作。而这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6．对国内政治的忽视。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依三个原则组成：排列原则、行为体功能和权力分配。而排列原则和行为体的权力分配是国际关系分析的重点，行为体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各行为体在其所有基本功能方面都是类似的。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国际合作不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和本质。但是，各行为体(国家)的基本功能真的类似吗?恐怕不是，因为各国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文化特性以及思维方式，决定了它们在国际交往中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行为方式。因此，不同的国家在相同的国际体系结构中有的可能倾向于“冲突”，而有的则倾向于“合作”。
三、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合作观的启示性解读
西方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合作的看法虽并非完全正确，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它对于构建国际合作理论(如果要构建这么一种理论的话)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性意义。
启示一：国际合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可见的将来，国际社会仍将呈现出以下态势：国家为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安全，对保持、增加和显示相对强的实力比较感兴趣；国家关注于国际合作中的欺诈和相对获益问题以减少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等等。为何?因为世界政府在可见的未来仍是一个未知数，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将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在国际合作过程中不得不更多地考虑相对收益和提防欺诈行为，以至于增加国家间合作的难度，或者是合作实现后也会难以持久。因此，要想解决国际合作问题，就不得不克服国际合作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尤其是欺诈和相对获益的问题。虽然当前国际社会出现了更多的国际合作需求，并且国际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合作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上述任一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因此未来的国际合作充满着艰巨性和长期性
启示二：国际合作的渐进性。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增多。就其解决的方式而言，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依靠某个国家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为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合作成为各国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它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现实主义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它仍坚持国际政治有“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分，在“高级政治”领域的国际合作很难达成，而“低级政治”的国际合作却很有可能实现，因为“低级政治关注的重点不是无政府社会中冲突的本质，而是国家在特定功能领域中进行合作的环境。在这些具体功能问题中，各民族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要想大家都受益，靠各国单独行动是做不到的。换言之合作行为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单独行动的收益”。按照(新)功能主义的观点。合作会自动地由某一领域扩散至其他领域。现实主义基本上否定这一论断，它认为，“无论经济合作、政治合作，都不会自动地由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扩展。虽然某一领域的合作可能会产生对另一领域加强合作的客观要求，但每一新领域的开拓，每一新步骤的采取都决定于各成员国政府的意志和决心。这里虽然决策者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起主要作用，但也并非可自行其事，政府本身也要受到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压力和舆论的影响”。现实主义关于将国际政治分为“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尤其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不应再把经济发展置于政治军事之下，而应当看成是对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国际问题。但其关于经济合作高于政治合作的看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Jlt，国际合作不可能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各领域同时实现，它必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易后难，强求不得。
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第5篇
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女性争取自身平等到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最后从争取权力的社会运动转向理论建构，产生了当代多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本文以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与建构主义的相同的本体论为研究基础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种理论在对权力，身份和性别研究的差异以及构建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的互补性。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以构成性别要素的社会建构和权力为对象，主张打破男女主从关系，重新塑造女性社会性别和地位，为女性重新回归国际政治打下基础。
【关键词】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建构主义
一、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
1987年，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著作《女性主义和方法论:社会科学问题》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依据认识论分为三大派:经验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其中立场认识论指出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我们对于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有着不同的认知，社会由等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构成。而个人在社会位置的不同则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认知，角色以及活动。立场认识论支持女性主义经验论的观点，认为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导致了社会偏见的产生，女性要么屈从于男性的世界中，放弃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要么屈从于男性这个特定阶层下成为二等公民，变为社会秩序中的另类。由此男性与女性成为从属关系，这成为男性压迫女性的根本方式。在私有制出现后，男性仍不满足居于人类繁衍的从属地位，以科学的名义“证明”人类在男性中已经成形，只是在女性的体内哺育长大，世界许多民族流行的“产翁制”便是典型的例子。瓦西列夫《情爱论》中剖析了“产翁制”的实质，这种习俗赋予男性的主宰权力以更大的说服力，使人们相信男人不仅能支配生命，而且能创造生命。它其实只是在确立父权制方面起重要的社会心理作用。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育主导权等都取得主导权后，社会偏差不断扩大，女性也离国际政治舞台愈发遥远。女性主义经验论学者认为坚持规范和秩序，提高女性的观念才能消除社会偏见，也因此支持女性参与政治，科学研究工作。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应结合女性的经验和从女性的日常生活为立场，提高女性的观念，纠正社会偏见，打破男女从属关系重新建构社会结构。
在当前男性主导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情况下，国际政治的制度和规范都受到男性气质和世界观的影响，倾向于国际冲突。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女性的权力应该被赋予，女性也应该重新规划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参与养育，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也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是否缺席，成为国际冲突能否改善的重要因素。第一，女性的入席会打破单一的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第二，女性作为养育者的价值能够得到重视，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于和平处理。
二、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建构主义
(一)本体论的认同。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有着共同的本体论认同基础，这是两者对话的基础。一是两者都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的基础，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物质因素通过观念而生效。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探寻世界的本质或本源。在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学说更多的是一种思索国家本体地位的方法，它以本体论为基点，质疑已经存在的国关概念，如:国家，无政府状态，权力等等。与以经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它更主张以哲学的理念研究国际政治，主张人性的回归来释放政治的本质。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另一群体，必须回归政治;从女性的观念出发，打破从属制的观念，强调以人为本的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会使国际体系发生变化。二是两者均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性。个人构成了群体，进而组成国家。个人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国家间的互动则形成了国家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构都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前者描述世界是逐渐建构的，后者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性别是核心概念，由社会建构而成。波伏娃《第二性》中就解释了社会性别中的等级关系是不平等的，女性的等级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社会和男性观念下形成的制度促成的。女性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被从属于男性权威，造成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建构主义的社会性质强调施动者对结构的形成作用以及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施动者如果没有互动就没有交集，也不会产生结构。但一旦互动，双方会产生观念，所产生的观念将会决定施动者的行为和身份。同时，施动者的身份也只会在该结构建构中完成，这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不谋而合。例如，包税人能成为包税人只有在政府许可，农民既定，包税制这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也才能实施他作为包税人身份的行动。
(二)权力的认同。共同的本体论认同，使两者的研究都关注于一些概念，例如:权力，身份，制度，利益等。但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迥然不同。两者对权力虽都以本体论为基础，但是建构主义学者并不将权力作为研究的中心，而是将其过渡为对身份的研究，简单地划定为物质资源或是国家制度:在国外是物质资源，在国内是合法的权力，国家的制度。温特从建构角度而非因果角度考虑权力，认为只有在利益使权力具有意义的情况下，权力才能够解释所要解释的现象。人类得到权力是因为要实现志向和希望，要消除恐惧。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正是人类的希望，志向和恐惧，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由此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得出利益和身份是由存在于体系中的观念分配和物质力量构成。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它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女性主义学者将权力视为社会结构，因为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同时女性也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两者的研究中心不在一处，前者侧重于权力建构的身份，后者侧重于权力本身。立场认识论学者很少强调身份是作为解释变量，而是身份的识别过程。身份的形成引起了性别权力，性别是结构性的充斥在实践和话语中。因此，重要的不是道义上宣称“对女性好点”而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宣称:权力是什么和权力如何运作?忽视性别，建构主义学者会错过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权力意义和利益的内容绝大程度上是由观念所决定的，而男女观念的迥异会造成权力意义和利益内容的变化。
(三)性别的认同。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主从关系的一部分，建构主义学者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权力现象。性别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它作为权力分配的一种，充斥于社会建构的国际世界和国际政治中。同时带有社会文化建构烙印的性别钳制住了女性角色和一些工作岗位，例如:护士，幼教等，越来越多的人以性别去衡量事物，造成了男性与女性上下不对等的从属关系。这样的关系属于垂直型:上层，即男性一方拥有权力，具有话语权;下层，即女性一方无权，没有话语权。权力和性别都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权力和性别都能够被塑造，是能动的，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中处于社会文化中性别，即社会性别，会导致权力分配的失衡。男性代表权力和政治力量，而女性则被边缘化。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在研究女性受压迫，不平等的关系和国际政治缺席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女性自身追求和平和养育文化的理念，是解决当今国际冲突的良药。女性越是能进入权力政治的中心越是能减少国际冲突时武力和战争的发生，性别的平等既限制了国际谈判时冲突的激增也减少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性别权力的增加无疑对国际政治冲突的缓解有着重要作用。
三、结语
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为研究中心，认为性别由社会建构和权力构成，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而建构主义则以身份为研究中心，重视观念而弱物质轻权力。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他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们也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共同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前者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性别的重要意义;后者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身份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从建构视角提出以性别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理论，以建构主义主张的观念和身份出发，在社会互动中打破旧的男女主从关系体制，建立新的女性形象和社会地位。女性的权力应被赋予，让其重新涉足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参与不仅会削减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同时女性的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向于和平处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融合性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看待世界。
【参考文献】
［1］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国际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第6篇
中印贸易；贸易摩擦；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9-0010-02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印两国经济联系紧密，双边贸易地位逐步加深，但是同为崛起的大国，各自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必会引起合作竞争，双边贸易所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和摩擦，不可避免。本文就从政治方面对摩擦的原因及其对策做粗浅的分析。
一、中印贸易摩擦的因素分析
中印贸易摩擦除了与经济有关以外，同时还受到政治的影响。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导致中印贸易摩擦的政治原因有如下几点:
1.中印贸易所产生的摩擦是由国家利益驱动的。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是世界政治的主要推动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决策的最高标准。[1]不同国家间贸易的本质就是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当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常会用政治的手段，来捍卫国家利益。当中印贸易收支持续不平衡的时候，印度总是会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干涉，比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措施势必会引起两国贸易的争端。
2.国际关系本身包含冲突与合作两方面，但是冲突是绝对的，合作并不意味
着没有冲突，[2]所以中印贸易摩擦是经济合作中的正常现象。中印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益变的紧密，两国通过合作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注入了活力。所以中印贸易是合作向前的，摩擦并不是主流，是经济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3.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印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印度对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心存疑虑和戒心[3]，把中国当作区域内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也导致了两国贸易的摩擦。印度从尼赫鲁执政时期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追求大国目标的思想，加上西方近年来，面对中国强劲发展而鼓吹的“中国”，促使印度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印度决策层更是心存戒备，忧虑不断加深[4]。因此，印度在这种大国思想和忧虑之心的驱使下，不断的通过对中国采取一些像反倾销、补贴等贸易保护措施，力图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
4.印度在对华贸易上持重商主义的主观倾向，[5]这也会导致中印贸易摩擦，重商主义认为，社会的财富来自贸易顺差，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是零和博弈，国家要想获得权利和财富，必然要以他国的损失为代价。[6]然而现实中，从2006年起，印度对华贸易一直持续逆差的地位，这种贸易上的劣势，势必会促使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来逆转这种局面，导致贸易摩擦。
二、解决中印贸易摩擦的思考
如何解决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以上分析，从政治上来讲，中印两国应该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增进战略互信，凝聚双方共识，妥善的解决中印两国所面临的贸易问题，以此来促进中印双边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中印两国同属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和战略共识，所以面对贸易摩擦，两国政府应该加强两国高层互访沟通，不失时机的扩大和深化利益交汇点，努力的缩小甚至消除贸易摩擦。面对“中国”，中国政府要要积极的宣传“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消除印度对中国存在的误解和忧虑[8]，从而不断的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为解决双边贸易摩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面对未来，中印两国应该珍惜所达成的共识，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经济全球化以及两国发展的实际出发，解决贸易摩擦，促进两国经济的增长。
三、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中印贸易摩擦是经济与政治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近年来，随着两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越来越多，不断的影响双边贸易的发展。面对未来两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两国是否可以保持良好的外贸关系，有赖于两国在宏微观经济上所采取的举措和政治领域的良好沟通。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中印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政治上的互动已经不可逆转，两国只有扩大双边利益，减少分歧，增进互信，加强合作，这样才会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P260.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319-321页.
[3]张立.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以及对策建议[J].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第64页.
[4]唐鹏琪.印度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原因[J].南亚研究季刊，2002年第1期，第28-31页.
[5]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402页.
[6]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408页.
[7]张立.中印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以及对策建议[J].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第65页.
[8]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98页.
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第7篇
【关健词】 仲裁条款独立性;政治民主;法律进程
仲裁条款是在国际贸易合同中,约定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将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条款。仲裁协议书也叫作“专门的仲裁协议,”一般是指在国际贸易争议发生之后双方当事人表示同意将此争议交付仲裁的专门协议。
一、中国的立法及判例
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解释》中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中国仲裁法与其他上述的国家不同,直接规定仲裁庭有对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的管辖权,进一步保有对主合同的管辖权。应当注意的是,关于对主合同或仲裁协议的仲裁庭的决定不具有一般法院拘束的效力,仲裁庭的管辖权,其本质上是从当事人的意思得出,而不是赋予的。从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中看以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确定中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关键,不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纠纷的性质,即属于合同纠纷还是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其次1986 年中国已经加入《纽约公约》,而该公约是适用于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也即侵权损害赔偿是可以仲裁的。最后经济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由于合同关系而导致出现侵权、违约行为非常普遍,如果仅仅由此就判定合同中仲裁条款无效,当事人订立仲裁条款的目的根本就不可能达到。
二、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的影响
1.仲裁协议独立性对民主政治的影响。首先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其次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有力支撑。社会结构现代化带来了社会底层的减少,这恰恰也是非民主、非法治的社会根基瓦解的过程。
2.仲裁协议独立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效率是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追求。在内容上,仲裁协议也不同于普通商事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界限并不明显,发生争议后,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既有权利的成份也有义务的成份。仲裁协议的这种特殊性质使得欺诈、胁迫方很难甚至无法通过协议获得利益。仲裁协议也不例外,协议无非是双方当事人约定通过仲裁解决纠纷,该条款本身对双方当事人是同一的,一般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不公平。而仲裁协议的履行 ,也即解决纠纷是由中立的仲裁庭来完成的,仲裁庭的仲裁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和规范,并接受国家司法权的监督和控制,公正性毋庸置疑。
3.仲裁协议独立性对法律的发展。我国仲裁法应与国际进一步接轨,弱化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干预,完善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取消重复司法监督的规定,将司法审查的范围限定在程序方面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裁决因素的范围以内,以节约司法监督成本,提高仲裁的效率,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仲裁立法没有必要一定要按照中国法院的层层把关、层层设卡的模式,对仲裁员施加种种严格的管理措施。应改变既往的思维模式,还仲裁以本来面目,使其民间性得到切实体现。
按照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上,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本身是一项独立的契约,其作为与合同仲裁其他条款不同,仲裁条款的主要目的是能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与合同有关的争议。根据合同法上的原则,合同成立的最重要的要件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作为现代仲裁的重要理论。包含内容有:第一,它认为仲裁庭是它自己管辖权的裁量者,有权就自己的管辖权即仲裁协议是否有效作出决定。其体现了人的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在政治民主社会的作用。第二,仲裁协议可以阻止普通法院对同一争议行使管辖权。对仲裁庭来说,它扩大了仲裁庭的权限,使得仲裁庭对其自身管辖权问题可以“第一个发言”。这样使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纠纷能够快迅,简捷的解决,从而节约当事人的争端解决成本。第三,它减少了法院介入仲裁程序的可能性,推迟了法院介入仲裁的时间,减少法院对仲裁的干预和影响。就仲裁程序而言,它加速了仲裁程序,防止了当事人的恶意延宕,提高了仲裁效率,使仲裁便捷的特点真正得以发挥作用。促进法律现代化的发展,为我国的仲裁法与国际法进一步接轨作出了改善。
参考文献
国际政治的本质范文第8篇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形态;发展现状
民族主义诚然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加深,在形形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但到底何谓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起源、功能和发展趋势又怎样? 理论争议与分歧却日渐增多。在我国,民族主义社会现实与学术探讨也相距甚远,直到20 世纪末,与民族情绪一再高涨相呼应,理论研究才渐次突破传统束缚,然迄今仍未就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态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必要的界定,总体水平还相对粗疏。如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在日益全球化与不断现代化背景中,从具体历史差异性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建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民族主义,无疑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重要课题。
一、民族主义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不同视角阐释民族主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1 ] 厄内斯特·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视作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2 ]1 - 2 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却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个人或集团表现出来的一民族全体成员的意识,或希望促进一民族自由、强盛和繁荣的意识,不管是自身所属的民族还是别的民族。”[ 1 ]在国内,王逸舟指出“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3 ] 徐迅把民族主义概括成“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4 ]40 余建华等视之为“心理意识、观念形态,及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的统一体”[5 ] 。坚持“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认同使某一民族殊异于周围其他民族。”[6 ]“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有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即民族的忠诚以及对它的命运的关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7 ]
尽管上述定义各有侧重,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某种思想观念;另一则把民族主义界定成意识状态与社会运动的有机统一。事实上,民族主义既然是种“主义”,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运动”,虽然主义与运动密不可分,主义可能演化成运动,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更应视为某种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8 ] 当然,也不应排斥从实际运动中深入分析民族主义。
从历史纵向考察,民族主义发韧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洲,伴随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际关系演变而遍及全球。由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及价值诉求的差异与不同,各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均依托于民族与国家两载体。厄内斯特·盖尔纳因此强调“我们给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建立在两个迄今尚未界定的术语上的:国家和民族。”[2 ]4 故着眼于民族内涵的拓展与国家形式的演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重新概括既存民族与国家的共同本质,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9 ] 以当今世界民族具体实况剖析,该民族概念的严谨性与普适性值得商榷,但其仍较完整且科学地展示了民族的现代内涵———较旧民族形态而言,现代“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民族意识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10 ] 其中,“确定一个人们的共同体是否形成了民族,最深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看其是否形成了以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该共同体所特有的观念文化系统。”[11 ]216现代国家也截然区别于自然国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2 ]4 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政治性组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主权独立性、领土统一性、权力世俗性和民族单一性。但现实民族国家在国家的民族构成及其与国家政权结合上,与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一是建立国家的民族成份往往无法绝对同质,在一国疆域内生活的民族常常不止一个。目前全球仅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而大小民族却有3000 个,跨界民族与民族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状况也各具特色,国家形式亦不相雷同。一般地说,如果处于民族构成优势地位的主体民族支配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即为单一民族国家,而若所有民族在国内政治上一律平等,共同执掌政权,就称作多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