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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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1篇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温特在这部著作中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涉及的重要概念提出了富有意义的质疑，首当其冲的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一
华尔兹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重大革新是把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从人性转移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为权力的争斗，其动力来自人的本性，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充分反映了这种以人性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观点。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华尔兹在第一部著作里并没有完全否认人性的因素，但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开始把体系结构作为国际政治的唯一分析层次，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则。参见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
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其他理性主义（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与华尔兹观点是一致的。阿尔特和杰维斯认为“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根本事实”；奥伊指出：“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因为没有中央权威机构可以限制对利益的追求。”RobertArtandRobertJervis,InternationalPolitics
(Boston:Little,Brown,1986),2nded.,p.7;KennethA.Oye,
Cooperationunder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1.以上转引自HelenMilner,“Anarch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inDavidBaldwined.,NeorelaismandNeoliberalism:TheContemporaryDebate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p.144-145.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以无政府性为起点研究国际制度。他把无政府性视为“表述了国际政治的特征”的基本体系要素。K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1.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美国研究理性主义学派对无政府性不加质疑地接受说明了无政府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也表现出无政府性这一概念的几重意义。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中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为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发展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界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了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
无政府性的基本定义是没有集中的权威权力机构。虽然无政府性具有无秩序状态的意义，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无秩序状态。布尔对国际体系存在秩序的事实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并因此称之为“无政府社会”。HedleyBull,TheAnarchicSocie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7).所以，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无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亦既华尔兹所说的“缺乏全体系范畴的权威机构”和基欧汉所说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个共同的政府”。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88；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p.1.对于新现实主义来说，无政府性派生出两种国际关系的基本意义。第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在无政府条件下，体系单位是相似的单位，具有同等的，在它们之上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无政府性意味着权力分散，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障个体成员的安全，因此，体系成员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生存和财产权利。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p.91-93.第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使得国家必然寻求和推行权力政治。无政府性造就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导致安全困境，国家面临安全困境的应对方法只有采用权力政治的政策，其结果是无休止的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根据这种推理，格里克指出：“国际无政府性造成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JosephM.Grieco,“AnarchyandtheLimitsofCooperation:ARealistCritiqueoftheNewest
LiberalInstitutionalism,”inBaldwined.,NeorealismandNeoliberalism,p.116.
所以，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性的基本特征，由于无政府性的存在，国际体系必然是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又必然导致权力政治，结果是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国际战争。这被视为无政府性的唯一逻辑。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权力政治问题上面有所保留，但是同样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自助本质作为基本理论假定，把研究重点置于国际制度如何削弱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上面。RobertAxelrodandRobertKeohane,“AchievingCooperationunderAnarchy:StrategyandCooperation,”
inOyeed.,CooperationunderAnarchy,pp.226-254;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
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关于国际制度和无政府性问题，亦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1、291-297页。这样，无政府性似乎确实成为国际体系的固有属性，成为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成为一切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
二
无政府性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第一推动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认真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尤其是体系层次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无政府性为切入点的。但是，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根本特征和客观属性的命题是否确实属真？这是温特提出的一个重要质疑。温特在1992年的重要论文里对无政府性提出了质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参见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s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WTBZ〗,Vol.46,1992,pp.391-425.根据逻辑推理，如果自质真是由无政府性派生的，权力政治真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无政府性的竞争逻辑也就属真，无政府性作为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也就成立。但是，如果推导不出这种逻辑上必然，无政府性的实质、内容和作用都须另当别论。
所以，要从根本上否定无政府性作为国际政治第一推动的论点，就要证明自和权力政治不是无政府性派生出来。为此，温特作出的替代假设是：自和权力政治的产生和存在是国际体系成员的互动进程和实践活动导致的，与无政府性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没有国家直接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就没有所谓的无政府逻辑。由于自和权力政治是国家之间互动的产物，所以它们是社会性、制度性因素，不是无政府性内在的逻辑和必然的结果。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25，313-318页。
首先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派生自。
新现实主义认为，自身安全是行为体的第一考虑。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保证行为体的安全，行为体只好自行保护自身安全。所以，无政府性必然派生自体系。温特的驳论是：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即使行为体的第一考虑是自身安全，体系也不是必然呈自质。当体系呈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至少有着两种可能的体系特性：(1)如果体系成员相互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势必担心自我安全，并且需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呈现自。(2)如果体系中的成员相互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行为体相互之间不会形成安全威胁，并且即使受到其他非体系行为体的威胁，也会相互维护安全。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不呈现自，而呈现助他性。据此，体系是否呈现自不在于它是否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于体系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91-193，318-328页。
身份关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实践确定的。两个从未谋面的行为体不可能互为敌人，也不可能互为朋友。它们只有通过相互接触和相互行动，才可能确定对方是敌是友。正是这样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互主意义，亦即形成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观念或集体意义，集体意义建构行为体身份，也建构了与行为体身份相吻合的利益。当行为体考虑自身安全利益的时候，首先影响到这种考虑的是自我与他者的认知性认同：正向认同就是朋友，反向认同就是敌人。无政府性到底具有什么逻辑、体系中物质权力分配到底有什么意义，都取决于这种认知性认同的差异。如果国家相互之间是反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争斗性的安全体系，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体系当然是自助体系。如果国家之间是零向认同，无政府体系就是一个个体安全体系，一个国家的安全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与其他国家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如果国家之间是正向认同，则它们就把他国安全视为自己的事情，属于自己责任所在，这种体系仍然呈无政府性，但其基本特征不是自助，而是他助。
以上三种体系都可以出现在无政府性体系之中，即：在无政府条件下可以产生自助，也可以产生他助。这说明，产生自助和他助的根本原因不是无政府性，而是体系成员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认知性认同或互主意义。这就从逻辑上证否了无政府性派生自的命题。
我们再来看无政府性是否必然导致权力政治。
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理解，即：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特征使国家之间出现不可避免的安全困境，由于体系的自助特征，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国家只有通过推行以权力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对外政策。这是结构的选择，是无政府性自助体系的必然结果。同上，第328-332页。针对这一观点，温特指出，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不是无政府性必然派生出来的结果。任何促成行动的意义产生于社会互动，权力政治也不例外。为了说明无政府性不可能必然造就权力政治，温特使用了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没有预先的互动经验，那么他们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不一定非要感到对方是在威胁自己。如果第一次相遇他者发出的动作和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释和赋予意义这样一个过程，把这种信号也理解为威胁性之后，才会产生威胁感。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性质的，自我经过同样的认知过程把信号也理解为友好的，那就不会认为相互具有威胁。是否具有威胁性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共有知识建构起来的。这也就是说，没有互动性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没有威胁和被威胁的意识，促成行为体采取行动的意义也就不会存在。双方对对方在互动过程中的信号有着共同的理解，形成互主知识。这种互主知识不断由互动行为加强，并相对稳定下来，形成观念结构。正是这种观念结构赋予行动以意义。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7-338，412-422页。
据此，两个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相遇，可能成为朋友，也可能成为敌人，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行动和对这种行动意义的理解。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并针锋相对地发出同样威胁的信号，安全威胁才会产生，安全困境才得以确立，权力政治才可以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如果一方发出的信号被另一方理解为友好，并发出同样友好的回报信号，则不会出现安全威胁和安全困境，双方甚至可以形成安全共同体。所以，结构在本体上取决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困境不是无政府体系固有的，而是被行为体的互动实践所建构的。如果国家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实践活动造就了安全困境，改变它们的实践活动，就可以改变导致安全困境的共同知识和互主意义。因此，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是行为体在互动行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权力政治是国家建构的，不是无政府性派生的。
从这个推理可以看出，国际体系本身没有内在的因素使两个国家行为体必然产生敌意。把权力政治必然化的前提是确认无政府国际体系必然造就安全困境。温特指出，这是一个错误命题。实际上，无政府体系本身不足以导致安全困境。这样，无政府性导致权力政治的命题也被证否。
证否无政府性的两个基本命题也就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被新现实主义界定为无政府性唯一逻辑的竞争性国际政治也就不能够继续成为唯一的逻辑。“无政府状态……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序》，第41页。这一证否意义重大：它已经不再是针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保护带的辅助假说的质疑，而是针对这个理论体系基本命题的“硬核”本身的质疑。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三节。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疑。
三
既然体系的性质和权力政治的形成取决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实践，那么，就没有单一的无政府性，也没有单一的无政府逻辑。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逻辑，建构多种无政府文化。关于温特对国际体系文化的论述，参见《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六章。这一章从理论上阐述了国际体系文化的类型、内涵、逻辑和形成，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温特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的国际体系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亦即个体之间共有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同上，第180页。这样的知识只能在社会范畴内存在，也只有在社会意义上产生。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规范、制度等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造就的。国际体系文化的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决定的。角色结构指行为体所相对主体的位置。同上，第325页。国际体系中可以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导角色结构产生不同的主导国际体系文化：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enmity)。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角色是敌人，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力图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2)时刻把对方意图向最坏处考虑，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系在一起；(3)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既根据敌人的军事实力预测敌人的行动，又认为自我军事实力是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方式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被视为安全的保证；(4)如果爆发战争，就会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335页。所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2)重视绝对收益。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同上，第350-354页。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杀戮。温特认为从1648年至今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是洛克文化，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标志性印记，国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华尔兹表述的国际体系是洛克体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霍布斯体系。同上，第357页。
第三种文化模式是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两条规则界定了康德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非暴力规则意味着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互助规则意味着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将予以帮助。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ZW(〗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0－372页。康德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当一个体系成员受到威胁或暴力侵犯的时候，其他体系成员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尽力相助。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不再是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且还成为体系中成员的共同财富。这就是集体安全或安全共同体的体系。它排除了完全个体意义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集体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认同。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利益体现在集体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为一体。同上，第373－380页。
温特认为现行的国际体系基本上是洛克无政府文化体系。他对国际体系文化持进化态度，即认为国际体系会逐步朝着规范有序、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发展。
四
温特通过逻辑推理，证否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论点，表明无政府性与自和权力政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证否了无政府性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的概念，阐述了三种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理想模式，指出无政府文化是国家建构的。
无政府性是文化因素，这是温特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理性主义理论之所以作出无政府性是自和权力政治的原因这种逻辑上的因果误判，是因为其理论假定把行为体本来只能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特征归为行为体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特征。自、权力政治还有无政府性都是社会实践造就的，是社会实践的结果。理性主义理论却物化了无政府性，将其作为自然给定的东西。温特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无政府性，把它从物化中解脱出来，还其文化本意。这也就强调了从事社会实践的、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探讨了这样的行动者持有的目标和价值等意义结构。这些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和能动作用使意义结构成为开放性结构，因此也就使得改变这种意义结构成为可能。
文化的回归意味着人的回归，意味着人的能动性的激活。人有着创造能力，包括从事实践活动的能力，批判和改造传统观念的能力。所以，人的创造性从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物的独在性和给定性。人是文化产物：这不是说人的生存不依赖物质性条件，而是说人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意义图式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国家也是人”，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72页。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际社会。如果我们把无政府性作为自然属性对待，把自和权力政治作为无政府性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就永远跳不出现实主义界定的无政府性逻辑，就会在循环往复的权力政治中无休止地争斗。任何行之无效的事情都要归为军事实力的欠缺，任何国际关系问题都要透过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视镜观察，对任何事件都要往最坏处准备，任何国家都要首先把其他国家视为敌人。这是现实主义对无政府性的解读，但是这不是、也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前景。如果像现实主义那样把无政府性作为国际体系亘古不变的客观事实对待，就不可能质疑这个概念，也不可能揭示它的社会性。国际体系的文化是国家行动者建构的，国家行动者有着至关重要的能动作用。现实主义批评温特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如果完全没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想，我们就无法使我们的能动性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此也就只能任凭现实主义的无政府性控制国际关系的命运，使国家永远徘徊在冷战的思维之中。
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均势制衡;多边主义;多边外交;战略思维
如何解释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种种违背均势的非制衡行为。[1] 我们已很难从均势结构本身找到消除自身缺陷的关键因素，现实的无奈迫使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跳出均势。以建构国际规制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多边主义的兴起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选择途径和价值取向，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且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特征?什么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选择途径? 中国战略思维如何符合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恰当确定对外关系的价值取向和对外关系的诉求表达? 本文试就以上问题做一梳理。
一 均势制衡的难题
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行为是国际关系中最有生命力且最有争议的概念。中国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以及18 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外交均属典型的均势制衡模式。均势( balance of power) 理论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现实特征是: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最理想的安全状况是成为对手无法挑战的霸权国。[1] 但是，国家间的竞争又是绝对的，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国际政治也如所有政治一样是争夺强权的斗争。用摩根索的话来说就是:“不管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最直接的目的。”[1] 处于权力角逐中的大国为了避免其他霸权国的出现而危害自己的安全，必然会采取某种政策措施来抵消他国权力的威胁，国际关系因而形成一种相对的力量的均势。沃尔兹把均势看做国际政治的一般原理:“在自助( self2help) 的国际政治中，国家决策者倾向于做出相互牵制的明智选择，即以最终导致均势的形成的方式行事。”[1] 摩根索更把均势认定为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特征:“权势和旨在维持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它也是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5]
均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与基于人性本恶为判断的政治哲学紧密相关。由于根植于国内政体基本原则的权力制衡思想被进一步推广到国家间政治中，由此构成了均势的理论基础。尼布尔(Niebuhr) 认为， “人类罪恶的本性，决定了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战略必要性”。[6] 而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均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均势在现实政策层面上又是平衡的同义语，表现为一个由若干自主力量组成的体系内部的稳定性，一旦由某种外部力量或内部因素变化导致失衡，便出现秩序的重建。简单来说，均势就是国际体系中国家权力大体均衡地分布以及达到维持这种均衡的过程，着重于国际层次上力量对比的全局构造，着重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当然均势的功能还有其逻辑的延伸即防止霸权。均势制衡理论着重于从力量结构的角度解释国家行为背后的结构压力，关注国际政治中经常发生作用的因素，考察的是国际政治中一再出现的现象。均势的根本目的是稳定而不是造就和平，但为了造就和维持均势，往往需要战争。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突出特点是权力布局由美苏两极格局演变成美国“一超独大”。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局面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变得愈益明朗。美国史无前例的权力优势几乎在所有方面得以强化，一些学者宣称世界进入“美国世纪”或“单极世界”。然而，对美国的权力优势及单边主义行为的制衡迟迟没有发生，不仅中小国如此，就连被结构现实主义看好的体系中的大国也是如此。整体实力强大的欧盟在致力于内部建设的同时，其内部的猜忌和矛盾制约甚至超过对美国的关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欧盟许多成员国是追随美国或向其示好的。曾经与美国对峙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总体上也采取尽量不得罪美国的政策。作为美国的战略同盟和伙伴的日本更是在冷战后美国的历次战略行动中慷慨解囊、积极支持。而上述冷战后国家非制衡行为又与历史上因集体行动的难题而导致制衡霸权努力的低效甚至失败的例子形成一幅十分常见的图式。在1795～1814 年反对法国称霸欧洲的战争中，普鲁士、俄国、西班牙、奥地利都不同程度地对法国的侵略扩张采取了避让甚至纵容、合谋的态度。二战前夕在如何制衡德国威胁问题上，英法两国试图“祸水东引，以邻为壑”，集体行动的难题一再出现。
如何解释国际政治中国家非制衡行为所表现的违背均势的行为呢? 事实证明，均势理论无法解释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的种种非制衡行为，也无法解释和预测具体情景中的国家何时以及如何进行制衡，种种非制衡行为表现的违背均势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该理论体系解释的有限性。
国家不选择制衡是理性的行为，但个体理性的结果可能是无法实现系统均势，系统的压力并不能保证国家对外部力量失衡的威胁进行制约，体系理论因而可以对行为者及理性选择提供最好的解释和预测，因为这种极端的形势预示着他们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7] 也就是说必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国家的规律性行为。历史考察表明，均势制衡在其合理成分之外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正如摩根索评价的一样，均势具有三大缺点:无把握性、无现实性和无充足性。[8]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或者说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国际安全机制) 确有其可靠性，但可靠程度往往有很大局限。[9] 均势论是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理论前提的一种单维的非演进的国家战略理论，在“失衡———均衡———失衡”的循环中，我们已很难从均势结构本身找到消除其自身缺陷的关键因素。这种现实的无奈迫使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跳出均势。
二 多边主义的兴起
与均势制衡难题相对应的是当今全球范围多边外交方兴未艾。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朝核六方会谈机制的形成;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深入发展的全面伙伴关系;中、俄、印三国正在酝酿发展更高层次的三边战略合作;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的积极的多边合作圈;各区域的和跨区域的地区合作组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提高;有的多边经济组织正在向多边安全合作的层面提升;地区论坛性组织正在向机制化方向发展;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历经磨难被证明是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多的国家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要求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国际多边合作;有选择的有限集体安全、维和行动及多边军控在部分实现。与此同时，多边机构在量和质上得以大规模地发展和提高。欧盟一体化正在向经济、社会、政治、外交全方位深入发展。各地区的经济、安全合作机构正在向实质性方向不断延伸，成为各国多边外交的重要内容。许多多边机构已形成对成员国有一定约束力的制度、规则、规范、组织和程序。“伴随着法律主权的每一次重申和扩展的，是以力量均衡为基础的事实主权的削弱。”[10]
均势制衡与多边外交都是一种国际互动方式。如果说，在1945 年之前的300 年国际关系中，欧洲大国一直以均势理念调整着国际关系，那么，多边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外交理念正在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多边外交与多边主义的区别在于:多边外交(multilateral diplomacy) 可表述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取向及对外行为方式，强调了国家更趋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国际关系及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体现外交策略和工具性的现实政策世界。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是以整体角度，即以地区或全球视野强调多边制度结构(multilateral instit utional st ruc2t ure) ，表述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互动方式产生的影响，是贯穿于整个对外关系始终的抽象的理论世界。需要强调的是，多边主义作为多边外交政策的理论体现在冷战后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对国际政治各个时期确实反复出现过的均势制衡模式的否定和替代，毕竟一些国家至今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如果将冷战后兴起的多边主义喻之为国际关系体系的一种新模式，将古已有之的均势制衡喻之为国际关系体系的旧模式，那么，多边主义与均势制衡的关系应该是新模式与旧模式的共存，亦或是新模式是在旧模式基础上的添加。国际关系体系与其他体系一样，难以用绝对或惟一的模式定性之，更多的应该是多种模式的并存。
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以工具理性为核心、以力量结构为特征、追求体系的平衡与稳定为目的，形成了相对充分的理论体系。而冷战后兴起的多边主义概念缺乏完整、统一的定义，一个普遍公认的定义是:“依据普遍的行为原则，能够协调三个以上国家关系的制度形式。”[11] 也有学者将多边主义定义为广义的建立世界秩序的一种组织原则，这种世界秩序就是概念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构，它决定着各种人群之间(国家间) 的行为方式和权力关系。[12] 根据以上定义，多边主义至少可概括有以下特征:其一，多边主义的基础是普遍的行为原则。行为原则可以理解为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 “规制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含蓄或明晰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在一个给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行为体的期望依其趋拢(根据规制而趋于一致) ”。[13] 普遍原则强调的是对国际规制的重视，尤其是国际规制在协调国家行为、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其二，多边主义是一种制度形式。制度是多个行为体通过协商和谈判共同建构起来的民主性安排，一旦形成制度，参与国就要在从制度获益的同时服从制度的规定。其三，协调国家关系是多边主义的基本功能，寻求国家间合作是多边主义的主要目的。
由上述对多边主义的定义可见，多边主义研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国际制度和制度环境中国家关系的协调。国际制度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即国际制度的理论内涵和国际制度的现实存在。如果说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是20 世纪80～90 年代多边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的话，那么，对制度性多边环境中的国家关系研究则是近年来多边主义研究的新趋势。对制度环境中的国家关系研究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体系层次上探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二是在单位层面上探讨国家对国际制度的策略。多边主义研究者认为，多边环境中的国际制度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国际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制约国家完全利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得国家在多边环境中更趋于合作。同时，国家也可以利用国际制度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如此，国际制度使得制度成员国更具有国际责任感。国际组织、国际规范不仅仅会规范国家的行为，而且会造就或改变国家的身份，使国家之间有着更大的认同，并最终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建立多边共同体，使自我安全融入集体安全之中，进而通过集体方式解决国际问题，以制度安排替代强制权力的设计，使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相互关系在制度框架中得以规范，形成一种广泛参与和协调治理的国际社会以及在制度环境中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
如果说作为策略的多边外交是长期存在的，作为机制的多边主义是从国联开始的，而作为指导性外交理念的多边主义的兴起则是在冷战后的近十几年，并源于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其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两极格局的冷战时期，由于世界分成两大阵营，多边外交主要是国家外交的工具，难以发挥国际间对话合作等多边建设性功能，两极格局结束为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真正履行其“多边”义务和功能创造了条件。因而，冷战后的10 多年是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量和质都得以兴起和发展的时期。其二，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潮流。两极格局的结束使全球真正成为统一的市场，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个人能够参与跨国界的交流活动。多边交流数量的大幅度增多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研究思路、国家政策方式以及国际制度等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和发展。其三，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问题的需要。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许多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诸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军备竞赛等，单凭一两个国家是无法解决的，单凭传统的双边外交方式也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采取多边合作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其四，国际组织的重要意义得以重新认识。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日趋明显，使国际成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使更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国际进程的参与者。这就使得对国际组织的需求增加，国际组织不断涌现，不仅政府间组织，还有非政府组织和各种社会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大大鼓励和推动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多边主义行为。
三 多边主义的价值意义
理论与客观事实的双重判断足以论证多边主义对当今国际政治具有重要的价值取向， “没有价值便没有科学，也就没有区别、评价和对比”。[14] 多边主义于国际政治的价值作用着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它提供了一条国际关系现实的选择途径。以建构国际规制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多边主义是在冷战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兴起的，可以说，多边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日益显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日益扩张。多边主义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可以降低国际交往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单个国家无法达到的利益，利用国际制度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时国际制度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无政府性的负面影响，制约国家完全利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得国家在多边环境中更趋于合作。因此制度理论的诞生不仅是复杂相互依赖的产物，更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正如有学者概括的:“一种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超越冲突性政治的通常局限的努力，办法在于争取就解决问题、消弭威胁并防止其重演的规范、规则和程序达成一种国际共识或正式协议。”[15] 当制度可以有效地推动利益领域的多边合作时，国家间的和平就会更易于缔造和维持。一种制度性的世界秩序比均势制衡维持的世界稳定更为长久。二战后世界区域性合作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的国际政治现实都验证了这个道理。多边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制度机制，目的是协商合作。多边主义更倾向于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以保证国际社会具有和谐的本质。因此，多边主义应当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选择途径。
其次，它表现为一种思维取向。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一系列具有逻辑联系、旨在说明各种变量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目的是对现象做出解释与预测。国际关系体系与其他体系一样也处于绝对的进化与相对的稳定之中。在国际关系体系中，进化意味着在新的模式形成并且深嵌于其日常议程之前， 现存模式的磨损、秩序的减弱及治理的停滞。[16] 进化可以是过去的一切类型结构都将为新式的所取代，也可以是新模式与旧模式的共存，亦或是新模式是在旧模式基础上的添加。无论秩序与变化怎样被界定，无论偶然性与不可预测性如何被强调，每一体系的进化都会加速主流秩序的崩溃或至少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世界政治是进步而非循环的，是演化而非静止的。以进化的思维研究复杂体系效应中的行为体进化问题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思维取向。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变动与延续相结合的过渡时代，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社会结构，更需要以进化的思维研究复杂体系效应中的行为体进化问题。均势论以工具理性为核心、以力量结构为特征，强调无论国际关系怎样发展，利益冲突的性质是永世不变的。多边主义以进化思维为取向，以制度安排代替强制权力的设计，使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相互关系在制度框架中得以规范，相信世界能够建立一种多种力量相互合作并制约的法制秩序。“每一个传统所遭受的挑战、每一个体系变革都可能是不同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动因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和心理状况的共同作用的结果。”[17] 换句话说，任何国际社会的演变都可能归纳为物质与观念两方面的进化。而观念的进化又反作用于国际社会的变革。“相似的问题和结论背后，还可能有着一个相似的观念:相信历史的进化，相信人能够推动历史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18] 力量结构论之悲观是对人本身的悲观，相信人性恶的本能注定会不断走向利益争斗;进化观念之所以乐观也是对人本身的乐观，相信人能够明慧理性走向完善。
多边主义的兴起及其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应用与延伸，丰富和优化了对当代国际政治的系列解释，于当今国际关系有着不容忽略的基本意义:其一，更高层次的国际社会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从最初的关于多边外交的研究，经过对国际制度的深入探讨，到近年来制度性多边主义的兴起，显现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更高层次的国际社会秩序和全球治理问题以及更加民主、更加多样化的源于基层的多边主义模式和广泛参与的全球社会问题已经引起重视，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其二，强调了国际关系的法理本质。法理意识从深层次上体现于国际秩序，表现形式上则是国际法理与道义规则的结合。多边主义的兴起意味着鼓励世界各国在遵守国际法理和道义规制的前提下谋求自身利益。其三，多边主义正在成为一种国际互动方式。多边主义的兴起强调的不仅仅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考虑其采取单边主义、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战略，而是从整体角度(即从地区或全球角度强调多边制度结构) 考虑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尤其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其四，多边主义的兴起论证了当今主权国家较为普遍的外交行为取向，即从个体国家的角度考虑的对外行为方式，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边外交。多边主义可以同孤立主义、帝国主义、不结盟等一道被看做是一种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不同的是多边主义是在国际规制的框架内，以协调、合作的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个国家越是趋于多边主义，也就越趋于通过多边外交和谈判方式寻求解决方案。这对于国际和平的建设以及全球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
转贴于 四 对中国战略思维的反思
战略思维涉及外交活动与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外交主体及其政策的灵魂。特定时期的战略思维往往折射了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动向及内在一贯的逻辑联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同时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亟须解决的问题或渴望实现的抱负。
多极化是冷战后中国战略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多极化战略理念大体具有以下内容:其一，国际政治多极化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对当今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中国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及制定对外政策和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即中国肯定这种发展趋势，认为它不仅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其三，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层面上看，多极理念如同单极论、两极论均属力量结构论的理论外延。毕竟国际关系的各个时期确实反复出现过均势模式，许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然而，由于政治和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多极力量难以实现持久和平已是不争的事实。[19] 多极理论是一种竞争理论，它带来竞争的利益，也带来竞争的代价。当今世界种种非制衡行为所表现的均势制衡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论证了由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均势体系向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多边制度体系演变，由力量均衡向利益和谐进化已成为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因此，如何从多边主义的视角研究中国的多边外交? 如何在中国的多边外交中发展多边主义的意义应当成为中国战略思维中需要强化的重要内容。
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揭示，中国应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超越极化思维，以多边主义理念和多边外交政策作为中国对外关系诉求的表达。现实理由是:其一，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拥有某种国际制度意识已不是什么高姿态的觉悟，而是一种客观需要。其二，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的发展潮流并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世界大势既无法规避，更无法抗拒，只能顺应。中国的战略思维除了立足本国的国际处境与发展需求，还必须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中国问题与中国价值必须兼顾人类共同问题与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必须符合国际体制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并且据此恰当地确定本国在此种结构和演化之中应有的根本位置。从来没有精确不移、刻板划一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的关键是科学和灵活，它需要在不断的审视中进行调整。
目前，以多边主义理念研究、发展中国多边外交的最为现实的首要内容就是中国加入、参与现行国际体制。
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国际体制的概念。近代中国屡遭欺凌，经历了大国地位被国际社会剥夺的过程，不得不接受在国际体制中被边缘化的现实。两极格局时期，中国与国际体制的联系带有很大程度的历史局限性。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才逐渐改变了对现存国际体制的看法，充分意识到国际体制与自身发展的重要联系。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体制息息相关。中国从反对现有国际体制到进入现有国际体制，这是中国外交纠正战略思维的偏差走向多边外交的现实调整。它标志着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的“体系共存说”的结束和“体系参与说”的开始，反映了对立观的改变。中国不再以旁观者身份与现有国际体制发生联系，而转变为现有国际体制的参与者与共建者;不再是国际机制中被动的一方，而成为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一员。诚然，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一个相互碰撞、冲突、适应和融合的过程，要充分了解现有体制的规则和制约因素，在国际体制的转变中实现积极参与、自我调整，在谋求最大发展中国家权利的同时积极履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以新的、有效的形式加强与现有国际体制的合作，并学会理性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中国加入、参与国际体制的目标不应停留在上，而是要多求同少存异。中国加入、参与国际体制的理念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念。“和也者，天下达道也。”和，就是和平、协调、合作、和谐。“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进化意识、全球视角的有机结合，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世界政治的全部。理论的发展未必是线性的，不一定要建立在否定其他范式假定的基础之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是笔者用心于此文的意境。
[1] 国际体系的非制衡行为是指面对体系内霸权国以及最具威胁性力量的出现，体系内其他力量并没有采取某种政策措施制衡他国权力的威胁。由于利益的驱使和成本的计算，替代制衡的往往是旁观、躲避和追随等非制衡的行为选择。
[2] John J . Mearsheimer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W. W. Nort h & Company ， 2001 ， pp . 32 2 42.
[3] Hans J . Morgent hau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 ruggle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 Alf red A. Knopf ， 1985 ， p. 31.
[4]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王缉思校:《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 页。
[5] [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年版，第221 页。
[6] Reinhold Niebuhr ， Christianity and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1940 ， p. 4.
[7] Amold Wolfers ，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 John Hopkins Press ， 1962 ， p . 14 .
[8]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第264～283 页。
[9] 倪世雄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292 页。
[10] [意]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 . 西尔费等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103 页。
[11] John Gerald Ruggie ，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 The Theoryand Praxis of an International Form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 1993 ， p. 11.
[12] Keit h Krause & W. Andy Knight ， State ， Society and t he UNSystem: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 Tokyo :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p . 247.
[13] Stephen D. Krasner ， ed. ，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 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3 ， p. 2.
[14] Kennet h W. Thompson ，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Not reDame ， Indiana : University of Not re Dame Press ， 1975 ， p. 14.
[15] Michael Sheehan ， The Balance of Power :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 Routledge ， 1996 ， pp. 162 2 166.
[16] K . J . Holsti ，“ The Problem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2tions Theo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ia ， Working Paper No. 26 ，December 1998 ， pp. 7 2 9.
[17] [美]詹姆斯•N. 罗西瑙著，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1 页。
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3篇
刘然，男，湖南常德人，现任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大学生态政治研究所负责人。
摘 要：党的十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建设方向和总体布局，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整合生态环境各主要部分，谋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这其中，气候问题一直是全球热议的中心问题，“气候”正在脱离原有的狭隘的生态和社会建设层面，逐渐与政治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方向和角度，即气候政治。本文通过对湖北大学生态政治研究所负责人刘然教授的采访，总结概括了若干问答内容，以解释气候政治的独特内涵及影响意义。
关键词：气候政治；生态政治；气候外交；生态政府
曹：刘教授您好，很荣幸能跟您探讨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
刘：你好。
曹：当今世界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业革命这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另一方面，它衍生出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文化特质，特别是在对待环境问题上的行为和态度，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法愈合的破坏。气候的破坏直接导致生态的失衡，并且会对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您是生态政治方面的专家，在去年的五月初，您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首届中德学术高层论坛”，并提交了《用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概念分析生态环境自主治理的可行性》的学术论文，这篇文章已经由《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刊出。那么您如何看待此次论坛？另外，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该如何去理解气候变化呢？
刘：此次能够就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参加中德高峰论坛，我感到非常荣幸。不仅能够与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而且对于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学者参与到全球气候分析与治理的体系中来，我感到沉甸甸的社会责任。这次会议让我们中外学者齐聚一堂，畅谈气候变化的感想和体会，不仅对于学术的交流和融合有很大的助力，更对气候问题全球治理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所提交的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从中国传统道家的生态思想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为例，结合西方公共产品理论，阐释论证了文化构建在生态环境自主治理中可发挥的效用，着重强调民间组织在生态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有机会我们可以详细交流一下这次会议的成果。
如果要从纯粹自然地理科学的角度去解释气候变化，就你所知我还称不上是专家。但是我们研究政治的，有必要从政治科学的视角去认识气候变化。我们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我想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更多的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知道气候变化的三个表现：全球气候变暖、酸雨以及臭氧层破坏，而全球气候变暖更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致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这也是全球变暖主要的元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冰川消融、极端气候、粮食减产、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等等问题，都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曹：“生态政治”这个概念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认可，它所强调的政治视角下的生态化建设，符合当前世界的生态现实。气候问题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世界都在寻求可行的解决路径，各国政府在气候问题中的主张和做法也可以反映其观念上的差异。您认为气候变化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确实，生态政治这个概念已经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研究。但是有些学者将生态政治等同于绿色政治或政治生态，在我看来这是有待商榷的。绿色政治是西方绿党、绿色社会政治运动以及绿色政治思想有机统一的总称，国内相关的绿色政治一说，只是在其意义上的引申和拓展。而政治生态，从“感性”方面来说，它是指某单位、某区域、某国家政治活动及社会政治生活出现的一种有序或无序的现象。从“理性”方面来说，则是指影响政治体系运转的内外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现象。因此，我认为，政治生态是政治的一种运行的氛围，比如政治民主、行政自觉、政治参与都是政治生态的具体表现。一句话来说，政治生态是一种政治运行环境。但是生态政治跟政治生态有很大的差异，它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和立场去分析具体的生态行为以及影响，这是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情况下，对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衍生出来的具体学术分支，并快速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成为很多西方国家逐渐引以重视的一种政治思想。气候政治正是生态政治的更为微观的表现和反映。
谈到气候对政治的影响，我们首先来搞清楚气候政治是什么。从学理上说，气候政治是面对这个具有强大外溢效应和市场失灵特征的大气世界，人们用了20年时间试图学会在一个越来越热的世界里相互依存。但这显然并不容易，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了政治问题，叫做气候政治。我们接下来谈下气候的影响。
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软实力；印度的崛起；发展前景；建构主义
印度著名智库国防研究和分析研究所研究员纳姆拉塔——哥斯瓦尔（NamrataGoswami）日前在该智库网站了其最新研究报告，在报告中她系统分析了未来20年中印领土争端的发展前景，文章中她提出了影响中印未来走向的影响因素：1.中国的政权稳定和民族主义；2.问题；3.藏南地区自身的发展。并根据以上三个因素在未来20年不同的发展，认为到2032年中印边界争端会出现四种局面：1.维持现状；2.两强相争；3.印度崛起；4.中国强势。其中，作者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印度崛起，而不大可能发生的是第一种局面：维持现状。由此，不禁引起我们的深思，印度作为地区性大国，并且是与中国有最大领土纷争的邻国，怎样处理好中印两国的关系是中国的一大外交课题。由此，本文力图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走进印度，提出个人对中印关系的一些见解、分析。
一、建构主义下的印度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一共有三次论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而冷战结束以后，论战依旧在在继续，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建构主义”便是这期间产生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并称为“三驾马车”。现实主义主要强调权力，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强调交易成本，建构主义以文化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其核心问题是国家和民族价值观的重塑问题。
建构主义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行为体与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在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研究者趋于运用一组在意义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世界政治，它们主要是“规范”、“认同”、“文化”等。建构主义者把规范概念定义为“意指对某个特定国家本体做出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建构主义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的具体行为、利益、优先选择以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而且可以帮助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机构如何规定国家认同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社会认同反映了利益，而这种利益则推动国家的行动。国家利益是在明确的国际社会背景中得到调整的。对于文化，建构主义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国家认同。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不是各自封闭在自己的领域里，“国内政治的变化可以改变国际体系。”譬如，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通过改变国内和国际政治的规则，造成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型。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及战略方针方面，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存在着“战略文化”。对于建构主义以上的重要观点，的确给我们分析国际关系体系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但也不能持全面肯定，比如，建构主义认为“社会认同反映了利益，而这种利益则推动国家的行动”，在国家行动，对外政策的方面，国家首先考虑的还是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毕竟就目前而言，政治还仅仅只是少数人的政治，即使是在标榜“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国家；另外，建构主义认为“国内政治的变化可以改变国际体系”，并且以民族解放运动为例，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国际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上很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并非两三个受压迫民族，所以，将“国内政治的变化可以改变国际体系”这一论点运用到现代社会还需要一定的斟酌或者说是前提条件，当然，国内政治的变化对国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是否对国际体系产生了影响，就需要综合当时的国际环境，该国的政治状况，国际地位等加以综合考虑。
如今，评价一国的综合国力，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考虑该国的硬实力，软实力的提升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文化，作为一国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且是一种权力，或者一种实力，可以影响它过的行为。如，“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社会的国际形象”、“国家的对外战略”、“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都是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文化输出”也越来越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政策，相对闻言，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普遍的、轻松地、广阔市场的传播途径也走得越来越远。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等到如今依旧被许多人铭记，而印度电影的固有形式也在中国观众中根深蒂固：大篇幅的歌舞，变幻迅速的场景、固定的故事情节等等。尼赫鲁曾经说过，“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显然，印度选择了前者，无论是作为无可争议的区域性大国，还是力图在国际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或话语权的国家，印度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它的崛起已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而这个在很多人眼里，以“贫民窟”、“人口众多”、“贫富悬殊极大”等形象出现的神秘国家，国内的真实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呢？2012年在中国上映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和之前上映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两部电影，在中国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影片中对印度社会的贫穷、腐败、宗教冲突、黑社会、旅游业、娱乐业等展现得极其真实，其中的不少取景点也都是来自印度真实的社会生活，如那肮脏破烂的贫民窟。在印度还是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时候，对电影的内容是有严格的限制的，直到印度获得独立，印度才开始拍摄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影片，如反应甘地的故事片等。同样的，就现代而言，像风靡中国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上映初期在印度国内也是受到了批评，反对者认为，它将印度社会混乱的一面的一面展示给了世界，会对印度的国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而最后，这部电影通过了审核，由此，不得不承认印度开放的一面。通过电影，我们走进印度，电影将印度的社会方面呈现在我们眼前：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贫富的两极分化巨大，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中宗教矛盾普遍存在，社会等级制度依旧严格。
建构主义认为，认同构建利益，认为国内政治的改变可以影响国际体系。印度文化逐步走向世界，民众对宗教的信仰是否就能构建他们相同的国家利益观呢？答案是否定的，作为民众而言，他们首先需要的是生活的满足，至于国内政治对于他们而言也只是少数或者说是精英阶层的政治，而摆在印度政府面前的问题，除开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以外，国内社会生活的稳定，人民情绪的稳定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政府问题。
二、中印的发展前景
印度要做国际社会中的有分量的大国，事实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它做到了。美国重返亚太，印度是美国不可忽视的一个“伙伴”，美国希望利用印度来制衡中国的崛起，毕竟，美国不容许其霸主地位受到威胁。印度，从“非暴力不合作”到现在努力做到国际社会一支独立的力量，经济实力飞速发展，无论是区域内还是国际社会，它的重要性都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与印度有着传统的友谊，在历史长河中，同样都是反殖反帝的坚定力量，也共同为第三世界的权利、利益进行过真诚的合作。但作为南亚大国的印度，作为中国一大邻邦，两国除开合作与成就，问题与争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问题与争端中最主要就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其中，政治问题中最主要的便是中印两国的边界争端，而这也是两国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因素。而领土争端历来有之，并不能也不可能急于一时得以解决，但是两国在边界问题上一小点的举动都会引起相关国家的重视，甚至是做出相应的反应。就纳姆拉塔——哥斯瓦尔报告中关于中印两国的发展前景的分析而言，我不持肯定态度，在他的报告中，她肯定了印度的崛起，否定了两国会努力维持现状，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并且两强相争和中国的崛起也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客观的讲，中国的崛起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而不是可能出现的情况，而且，就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言，中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通过谈话等和平的外交途径由相关国家和平解决。并且报告中指出，在中印两国的领土争端中，尤其是问题，认为印度应主动的介入，以为藏南地区自身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当然，这份报告并不能代表印度的整个社会或是政府声音，但是它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便是，在印度社会中，这种主张印度政府持强硬态度的声音是存在的，在印度努力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同时，中国应提高警惕，不否认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警惕周边局势，为本国发展创建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是中国提升自身综合国力的前提条件。就目前而言，中印两国仍是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倪世雄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参与式政治新闻；政府执政活动；影响
近些年，参与式政治新闻大量出现在媒介实践中，成为媒介政治内容的一道特殊风景，其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和公众参与的民意张力，对政府的执政活动造成巨大影响，并因此重塑着中国的政治生态。
参与式政治新闻的动因
参与式政治新闻是中国市场经济、媒介新技术和政府执政理念转型等综合环境下的产物，应该说，几股力量合力，才使政治新闻呈现出新的面貌。实际上，国家发展是一个综合结果，社会经济结构的差距、发展环境的变化等都会影响到新闻媒介的传播效果。[1]从参与式政治新闻的动因分析，主要包括四个因素：媒介自身的需要；政府或政治团体的需要；受众的心理需要；媒介技术的客观支持。
中国的新闻媒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性质开始转型。从完全充当党和政府的政治宣传工具，到具有独立的市场法人资格，成为在媒介市场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型媒体，其产业功能得到了确认。这种性质的过渡使媒体和受众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媒体从不需要考虑受众需求的政府团体（事业单位）到主动迎合受众需求的法人团体（企业管理），从不需要考虑盈利到主动追求盈利，媒介的角色与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媒介在其新闻议程的设置里，开始考虑受众的因素，因此，参与式新闻、参与式政治新闻应运而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改革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和参与行为，如听证制度、基层公民自发参加选举等。这些行为出现的背景是，国家与社会的逐渐分化，当代中国公民参与中“动员性”成分下降，而“自主性”成分上升。[2]90年代初，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地市甚至省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走进直播间，与群众通过热线直接交流、获取情况、解决问题。[3]90年代中后期，在江苏、浙江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开始了面对电视的公开选举、监督类节目等。从参与式政治新闻的产生时间和地点考察，它最早产生于市场经济活跃的深圳和广州，继而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争相效仿，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经济对当地媒体的渗透与影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促使经济发达地区的媒体较早地意识到竞争和压力，他们不再满足于做政府新闻的“传声筒”，而是开始考虑受众的需求，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媒体，较早地开始了参与式政治新闻的尝试。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国家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新的执政理念相继提出，为了配合这种理念的实施与落实，社会各领域都适时进行了调整。在大众传播领域，党在新时期对媒介政策也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和要求，如强调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报道、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等。从党和政府工作的新需要出发，政治新闻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政治报道不再总是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而是强调“和谐”与“民生”。
20世纪末以来，互动新媒介技术的广泛普及，颠覆了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使媒介、受众、政府之间的互动与沟通成为一种技术上的可能；而且，新的媒介传播技术也改变着受众的心理与角色，使受众从对信息的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使政治传播的主体从政治精英到社会大众。来自民间的政治传播内容，借由新的媒介传播技术进入“公共政治”空间。大众传播时代权利主流话语体系正在遭受到民间立场话语体系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性颠覆、分化与消解。[4]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加快，政治文化的变化趋势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卷入中央决策的政治。[5]借助于互动新媒介的“平权化”特征，“草根”阶层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表达他们的政治“心声”。
参与式政治新闻的内涵
如何界定政治新闻的内涵和范畴呢？中国最早研究政治传播的学者邵培仁这样定义：“政治新闻就是政治传播者通过一定的媒介就新近发生的政治事实向公众进行的报道和述评。”[6]14从这个定义上看，并没有对政治新闻的传播主体做出界定。然而在传统新闻实践中，政治新闻往往被认为就是政府新闻，即政府的新闻，因为政府是政治的主体，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是对现代社会中行使公共权力，进行政治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国家组织机构及其人员的统称。”[7]“政府传播是指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或政府面向大众进行的传播。”[8]也有专家认为，政治传播就是“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内，统治者作为信息的中枢，利用信息输出、传递、扩散、存储及输入、反馈等方式，完成社会控制、监督、整合和存续，以保持政治稳定、延续的手段和活动”[9]。由此可见，在传统的政治传播中，政治传播和政府传播并没有明显的分界。
但是，“现代政治学认为，现代社会的政治主体不仅包括国家、政府、政党、政治家、官僚，而且还包括非政府的团体和公民个人、非统治阶级的被统治阶级、非执政党的在野党，不仅包括国内政治主体，还包括国家延伸的国际组织”[6]31。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人民的委托，虽然在政治实践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它的活动并不是政治生活的全部。政府的对应范畴是公民或公民社团，公民或公民社团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活动也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要想准确恰当地定义政治新闻，必须对“政治”和“新闻”这两个关键词进行重新厘定。政治观认为，政治的基本内容包括：1.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2.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3.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4.政治是有规律的社会现象。[10]6-8中国新闻界普遍认可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由此我们可以试着给政治新闻下定义：政治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涉及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问题的具有公共社会关系的事实的报道。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10]166从政治参与的主体看，参与式政治新闻主要强调的是普通大众的政治参与，而不是政府管理行为。因此，参与式政治新闻，从本质上看，既是政治的一部分，又是新闻的一部分，是大众的政治参与活动在新闻传播中的具体表现。参与式政治新闻与一般的政府新闻不同，它突破了传统政治新闻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自下而上或平行参与的政治传播模式，使受众的政治参与活动通过媒体及时地传播出来，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或思想。
参与式政治新闻通常表现为公民对于共同利益的主张和行为，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活动在媒介中的体现。“公民与臣民不一样，在政治输入过程中，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这个过程是做出政治决策的过程。”[11]在这种媒介政治参与活动中，公民的参与行为往往是主动的、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政治行为，它常常通过公民的意见和行为表达出来，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和过程。
参与式政治新闻的影响
参与式政治新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政府执政活动进行渗透和影响：1.媒介的舆论影响力；2.公民参与的政治影响力。这两种影响力交织在一起，共同改变着政府的执政环境，使政府执政向着合理、公正、透明、高效的方向发展。
首先，关于舆论，李广智等在《舆论学通论》中指出：“舆论是社会公众对涉及个人利益事件的意见的自由表达和传播而形成的共同意见趋向。”[12]从舆论的定义看，舆论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客体是“涉及个人利益事件”。公共舆论对政府执政活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公共事件中形成的意见表达来进行公共监督和民意审议的。其次，作为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政治参与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参与是公民以其政治权利和资格，通过影响政治权利及其作用，最终实现其利益的重要方式。[10]179在理论上，只有当公众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价值契合时，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得到认同。[13]43在进行统治和管理的过程中，政府总要或多或少地顾及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并竭力维护自身合法性赖以存在的基础。[13]45
世界各国政府职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政府职能的合理性就是指政府权力行使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否得到公众的认可。[14]一旦政府执政活动不符合公众的利益和要求，公众必将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方式影响政府的政治统治或管理。另外，政府的执政活动也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来赢得支持与认可。
参与式政治新闻对政府执政活动的影响，通常包括几个层次：1.对政府执政行为的影响；2.对政府执政过程的影响；3.对政府执政理念的影响。这几个层次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渐深入的过程，也是渐进式、累积式的增量影响。
政府执政过程，是指政府执政行为、方式、结果等一系列行为活动的统称，是政府为实现执政目的而进行的施政行为过程。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民的委托，只能在法律和公众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不可以超越其权力范围而任意施政。有专家认为，政府执政过程包括“意见表达――意见综合――决策――施政”四大基本环节和“监督――信息反馈”两大辅助环节。[13]14由此可见，政府决策形成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这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意见综合，是政府正确决策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参与式政治新闻正是通过公众的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的。
当然，政府的决策必然涉及政府官员的形象问题，因为政府官员是政府行为的直接发出者。政府官员，是指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义务、在各级政府机关从事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工作人员。[13]159官员的形象是通过其言谈举止、施政措施等具体体现的，如果官员的形象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要求，那么公众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不满与愤懑，进而影响其行为，直到符合他们的要求。参与式政治新闻正是通过媒介的舆论压力和公众的意见反馈，促使政府官员改正或矫正自己的形象，符合其代行国家权力的角色定位。国家作为的拥有者，最终体现在人民拥有，政府受国家委托也就是受人民委托，因此政府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在人民确立的法律框架内依法执政。[13]20
更重要的是，参与式政治新闻在影响政府执政活动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思想。理念与思想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通过行为来展示，通过措施来呈现，属于潜在的、深层的意识问题。长期的、持续的行为必将沉淀为一种新的思想与文化，改变着中国的传媒与政治生态，这也是参与式政治新闻可能达到的最理想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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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国家政治 案例研究 案例选择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1 导言
1.1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一种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研究方法。案例方法研究专家罗伯特·K·殷为案例研究下了一个经典定义：案例研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探究，她研究现实生活背景中的暂时现象（contemporary phenomenon）；在这样一种研究情境中，现象本身与其背景之间的界限不明显，（研究者只能）大量运用事例证据（evidence）来展开研究。①在这样的意义之上，案例研究是一种以经验主义为基础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据来研究现象的方法。经验主义意味着研究的问题立足于研究者本身对问题的基本认知，与研究者紧密联系；运用大量的事实证据则意味着具有较为普遍的起点，在普遍的起点上能有效的揭示研究对象的内涵。因此案例研究的核心就是经验主义和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案例研究可适用的学科就十分的宽泛，可以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运用，尤其是在现象与背景不甚明确并且难以量化如国际政治等的人文社会学科中运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案例分析的问题也就变得显而易见案例的选择可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减弱其分析能力和结论的合理性，案例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本文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1.2 国际政治研究与案例分析
国际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门经验性较强的学科，在研究的过程大多数的要素中是很难将其以一种科学化严谨模式呈现，因为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存在太多的分析要素（或者说变量），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难以量化和用科学性去衡量，并且会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偶然性因素会成为影响事件的关键性因素，第一次大战的爆发就是一个典型的偶然事件触发，偶然性因素在一个事件中到底有多大影响是很难以量化的来衡量，并且偶然性因素影响的大小依赖于其他要素在事件中的作用，案例分析无疑是一种对事件本身明晰后的分析，因此案例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国际政治的一种重要方法。
为什么案例分析对于国际政治研究重要？案例分析为分析对象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背景和一种可能性的预测，统一的背景意味着一种限定，可能性的预测则是案例本身发展趋势具有的可能，二者共同构成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变量控制。这正如斯蒂芬·范埃弗拉认为的那样“在统一的背景条件下，通过对案例内的变化所作的预言进行的检验（即运用多重‘相符性程序’或‘过程追踪’方法），可以提供有力的变量控制”。②另外如果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我们将案例假设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之下，就会出现范埃弗拉所认为的“在所研究的案例中通过选择研究变量的极端值（高或低），我们也同样能控制被忽略变量的影响。这种做可以极大的减少第三因素的数目，从而尽可能生产理论检验所预言的结果，并且降低被忽略变量导致检验通过的可能性”，③也就是说案例研究可以使得忽略变量在校验理论时对理论的影响甚至不影响。因此，案例分析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可以对变量的限定和对忽略变量的对结论的影响，而对于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国际政治研究，案例研究的方法无疑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就作为国际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不完全性，其本身也会影响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的发展，因为研究者或者事件的经历者也不可能完全的掌握国际政治中的所有要素，这正如约瑟夫·奈认为历史不可能完全叙述历史本身那样“叙述过去每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件所花的时间，同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是一样多的。因此，历史学家总是要进行概括。为了写历史，即使是描述过去1小时或者1天的历史，我们都必须把历史加以简化，必须有所选择。我们的选择显然受到我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偏好以及理论等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也可能是朦朦胧胧的”。④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完全性需要在研究时加以限定，以便于研究得以全面进行，案例研究在特定的范围内也可以提供这样的全面性。
2 影响国际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选择的要素
国际政治研究的案例研究的使用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为了使案例研究更加的富有解释力，避免因为研究者的主观性而造成案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造成的偏差，案例研究中的案例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国际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是什么？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审视与国际政治较为相近的比较政治学中案例研究对案例范围的限定。在比较政治学中案例研究的案例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团体或组织、抑或一个事件。在研究对象的意义上国际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学有高度的相似性，只不过是对研究对象分析的出发点和层面不同。国际政治中案例分析的著作《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作者玛莎·芬尼莫尔也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她选择的案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由此可见，国际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应该是一个包括国家、国际组织、事件、政策、甚至个人等多个方面。对于这些案例选择的要素的分析将会从案例选择的信度和效度、案例与研究主题的因果关系和案例的价值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案例选择的信度和效度
信度指如果多次不断地重复测量都能产生相同的结果，那么我们说这个测量是可靠的。⑤因为在案例的选择中，会有和研究主题联系不紧密案例和不相关的案例存在，它们有可能使得研究出现偏差进而让研究结果变得不可靠。也就是说信度反应的是一种案例与研究主题联系可靠性，信度越高案例与研究主题联系的可靠性也就越高，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案例本身与研究主题的相关度也就越高，这就为高质量的案例研究提供的一个良好的基础。然而在案例研究中案例有信度还不够，还需要另外一个衡量因素效度。效度指如果一个测量在事实上反应了它所想要测量的，这个测量就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原则上如果在测量和概念之间有等值的关系，这个测量就是有效的。⑥如果说信度是案例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那么效度是案例与研究主题有效性，案例是否反应了研究主题想要的结果。信度和效度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衡量案例与研究主题的关系，信度构成了案例与研究主题是否可靠的横向联系，效度构成了案例与研究主题是否能够有效测量纵向关系，二者构成了国际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选择的最基础的层面，案例的信度与效度直接影响了国际政治研究中案例分析结构的有效性。
2.2 案例与研究主题的因果关系
案例的信度和效度衡量的是案例与研究主题纵向和横向上的一种相关性现，那么案例选择的因果联系则是案例与研究主题的一种逻辑相关性。这种逻辑相关性源自于“在社会科学里，理论通常是以因果关系的模式来进行陈述的：‘如果X，那么Y’”。⑦案例选择的因果关系是案例与研究主题的一种因果关系，然而这种因果关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由案例推导出研究主题，而且也有可能是研究主题推导出案例，二者孰为因果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对案例与研究主题的因果关系的探究，一方面是要确定案例与研究主题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是要排除案例与研究主题可能存在的非因果关系，从而确定我们所选择的案例与研究主题因果关系。
案例与研究主题因果关系的确定，这意味着案例与研究主题的逻辑关系是确立的。这种逻辑关系的确立是建立在“要建立起一个具体的因果关系（A导致B），我们必须排除观察到的A和B之间的关系是虚假关系（C导致A和B）或相反因果关系（B导致A）的可能性”。⑧也就是说在案例选择的时候，案例必须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单向的关系，案例导致了研究主题或者研究主题导致了案例两种情形中其中的一种，不可能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如果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将案例与研究主题进入循环论证的圈子中，一旦案例与研究主题进入到循环论证的圈子中，案例本身与研究主题之间就没有了逻辑联系，没有逻辑联系案例与研究主题之间也就没有了探究的意义。
2.3 案例的价值
案例选择的信度与效度以及案例选择的因果关系两者构成了案例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然而作为案例本身的价值则没有体现。作为案例本身的价值却是模糊和不清晰的，因为通常情况下价值被认为是一种规范性的，而不是一种描述的实然性，并且规范性和描述的实然性是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价值在规范的意义上指的是，他们所指的是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记那些应该（should）、本当（ought）、或必须（must）产生的东西。⑨而描述的实然性指的是，那些被认定为客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事实”，即指“是”什么。⑩因此，规范性和描述的实然性成为一种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最为明显便是20实际7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所提出的“价值中立”或“价值祛除”。然而这种“价值中立”并不能解决研究中所有问题，反而由于“价值中立”使得研究视野变得越来越窄。
案例是对研究范围和研究变量的限定，提供了描述的实然性；案例选择的范围的广泛和研究者自身选择的主观性使得案例的具有了规范性。案例所具有描述的实然性和规范性构成了案例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因此，如果在案例选择中忽视了案例描述的实然性和规范性两个方面案例本身就缺少了作为案例研究的核心要素。因此，当选择的案例所具有描述的实然性和规范性两方面价值的时候，案例本身才具有了作为一个充分的研究主体来进行案例研究。案例选择的周全性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研究最后得出结论的有效性，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案例研究的案例所具有的价值就成为整个研究的关键。
3 结论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案例研究其实早有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案例研究，并且这个案例全面的揭示了影响雅典和斯巴达走向战争的重要因素，也由此成为了一部经典的著作。由此可见案例研究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案例研究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给予重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无论是国别和地区研究、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政策研究等都会有案例研究的出现，案例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避免了宏观研究所面临的多变量和多种情况的影响，使得研究不容易推进，即便是研究克服了种种困难后得出了相关的结论，然而结论的有效性也就成为宏观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
国际政治中案例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一方法以经验主义为基础，通过案例限定研究的范围和排除研究中可忽略的变量，通过起核心作用的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在案例研究中案例的选择成为了决定研究程度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案例的信度与效度、案例与研究主题的因果关系以及案例的价值三方面来分析案例研究中案例选择的重要性，也就能得出本文的结论：案例选择中的信度与效度是案例与研究主题之间一种外在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联系；案例与研究主义的因果关系是案例研究能否成立的逻辑依据；案例两个层面的价值则是整个案例研究的核心。案例选择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案例研究中研究成果的有效性，有效和具有周延性的案例，对研究的推动将会是十分巨大的，反之，将会带来研究的困难和研究结论解释力的缺乏。
注释
① 黄岩.文明超.案例研究方法评述[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8（8）：137.
②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M].陈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9-50.
③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M].陈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0.
④ [美]小约瑟夫·奈著.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七版）[M].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26.
⑤ [美]W.菲利普·夏夫利著.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第六版）[M].新知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53.
⑥ [美]W.菲利普·夏夫利著.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第六版）[M].新知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57-58.
⑦ [美]W.菲利普·夏夫利著，新知译.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第六版）[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7.
⑧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M].陈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
⑨⑩[英]安德鲁·海伍德著.政治学核心概念[M].吴勇，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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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7篇
一、引言
组织是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目的建立起来的集体，往往包含了不同的个体，而个体间的差异性导致了组织的复杂性。从人类开始群居生活开始，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开展对资源的争夺行动，而为了有效地对资源进行配置利用，组织管理便成为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本文将从游客组织政治行为的角度，探究组织政治行为对游客旅游体验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国际上对组织政治行为的研究基本分为两个阶段：探索阶段与实证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为探索阶段，最早提出相关思想的是学者Burns，在 1961年便提出了在组织中存在这种微观政治的现象，开启了组织政治行为研究的先河。而随后Mayes、Allen在1977年，指出组织是政治的竞技场，组织政治是组织生活现实的反映。1992年，组织管理学者Ferris在总结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发现过去对组织政治行为的研究成果较为零碎，过于强调对理论的研究，因此他便开启了对组织政治行为的实证研究。这便是第二阶段——实证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组织政治行为的类型、性质以及结果的研究。国内对于组织政治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世纪末开始，目前仍处于不成熟阶段。大陆对组织政治行为研究以刘可新、陈能浩、黄忠东等人为代表，而台湾相对大陆要成熟一些，主要学者有黄隆民、张玉林、池进通、廖瑞星等。
综上所知，国内外对于组织政治行为研究已从理论研究向实证研究倾斜。当前，对组织政治行为在具体行业中的研究已逐渐成为新的热点，研究多集中组织政治行为对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满意度、离职倾向等方面的影响，而鲜有对旅游团队中组织政治行为的研究。
三、概念界定
Haevey、Mills从违反资源分享系统论的角度提认为组织内的资源分配可能因变革而有所改变，而改变的过程会违反资源分享系统，便涉入政治行为。而Mayes从自利行为的角度对组织政治行为定义为：组织政治是组织内的个体或团体为了到达非组织认可的目标，或使用组织认可的手段达到组织认可的目标，而进行的影响力的管理。控制与影响力关系的学者认为组织政治行为是一种控制和影响的行为。Wildavsky则从政策偏好冲突角度指出，组织政治行为是个人偏好在政策决定上的冲突。而本文从游客的角度出发，其作为旅游业中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对资源的索取，在行为表现上存在着强烈的自利性。因此，本文从自利行为角度，对游客组织(即旅游团队)政治行为定义为：游客为了实现非组织认可的目标采取的行为，或者采取非组织认可的行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的影响力的管理。
四、组织政治行为对游客的现实影响
通过研究分析，学者一般会将组织政治行为知觉作为中间变量，研究组织政治行为对个体的影响。游客在旅游团中感知旅游团内存在的组织政治行为，主要从旅游满意度、旅游参与度、心理应激以及组织公民行为等四个指标体现，具体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对与组织政治行为不敏感的群体，因其并不能体会到组织政治行为的存在，因而被排除在外，同时也不会受到组织内存在的组织政治行为的影响。其次，在对组织政治行为敏感的游客中，存在这政治技能差或不愿参与的游客和政治技能强并愿意参与的游客，政治技能差或不愿参与其中的游客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最终导致其旅游经历的不愉快，而政治技能强并愿意参与其中的游客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往往会获得较高的旅游体验。
(一)组织政治行为对游客心理压力的影响。
旅游团体中的组织政治行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旅游团队提供的旅游资源不能满足所有游客的需要，例如在导游人员进行景点讲解时，往往政治技能强的游客采用迎合导游等行为去获取更好的个人利益，增强其获得的导游服务效果。而处于政治技能差的游客却一直处于团队边缘，所能体验到的导游服务相较而言就差很多，同时又对优质服务充满期望，导致其在旅游过程中的心理压力上升。
(二)组织政治行为对游客旅游满意度的影响。
旅游满意度是游客对旅游过程的总体态度，即旅游者因意愿得到的服务与实际得到的服务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感受。组织中政治行为的隐蔽性和服务提供的不确定性，使得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服务质量得不到应有保障，造成意愿获得的服务与实际获得的服务之间的差距过大，有时甚至出现反差。尤其是对组织政治行为敏感的游客，往往能洞悉其他游客中具有组织政治行为的人员所采取的策略，即使感受到不公平但却无能为力，促使游客的旅游满意度下降。
(三)组织政治行为对游客旅游参与度的影响。
同时，其对旅游团体的服务质量一般是产生负面的影响，即当旅游团体中组织政治行为增加时，旅游团体的整体旅游服务质量就会下降。在旅游团体中，游客一般会将组织政治行为视为一种威胁，并以防御的态度对待这种行为，最终造成消极的后果，即当游客发现旅游团中组织政治行为难以消除时，其自身将降低对旅游的参与度，处于置身事外的状态。而政治技能强的游客在发现团队中组织政治行为存在时，也会积极参与到组织政治行为中，在旅游过程中表现得极其活跃，进而增强旅游参与度。
(四)组织政治行为对游客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组织公民行为就是“良好公民感”行为，是一种由个体自由决定的行为，未包括在个体的正式工作要求当中，但会促进组织的有效运作。良好运作的组织往往会让个体产生归属感，同时增强其道德感以及责任感。而当团队中的组织政治行为增加时，组织内便出现党派分立、勾心斗角等现象，导致组织公民行为的减少，甚至消失。在旅游团队中，当组织政治行为增加时，游客便会产生自我保护意识，尽量避免与各个小团体的交际，从而导致旅游团队成为一片散沙，濒临崩溃。
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8篇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民，为解决他们社群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新公共管理的这些观念和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及复合政治都关心竞争、市场、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围绕这些主题的转变就是脱离统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