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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传播课题研究,是传播学的一朵新花蕾,其“新”就新在第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与传播学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突破了人们习惯理解认识的生命学和传播学的概念。我们沉下心会发现,哪个人的生命不在传播,哪个人的生命不被传播?生命的一切活动,都可视为传播的载体。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我们已经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甚至有人提出今天已经进入信息化生存的时代。将信息传播作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越来越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并不可阻挡地融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通常情况下,传播学被认为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或者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
传播活动是人类重要的活动之一。人们因传播而共享信息,通过传播而获得新的知识。人类整体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传播的基础上的。
1982年,施拉姆曾经预言: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中,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科学见面的基础。因为要牵涉到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虽然尚未看到施拉姆预言实现,然而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的普及,信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已成不争的事实。
传播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通过对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新闻学、历史学的借鉴和融汇,传播学的理论已经有了巨大发展,学者们对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概念、功能、模式、规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众多的理论,其研究范围涵盖: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从本质上来看,传播活动是生命活动的一种。对于传播过程和传播本身的过分关注,却常常使许多学者忽视了传播活动的这一本质。虽然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了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人,提出了“人的信息化”的概念,但是很少有人将传播活动放在生命的本质活动这一视角来进行研究,因而我们提出“生命传播”的概念,将传播活动当作生命的本质之一来建立传播学的学术边界,构建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我们这里所说的生命的概念,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虽然也涵盖了生命的个体,但是更加关注生命的整体。因为在时空的环境里,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个体只是它的存在方式。
生命传播的内容涵盖是广泛的,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生物、艺术各个领域和学科。简单地说,生命传播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具有传播的意义和内容,因为传达、传播是人类传播交往的家庭基础和社会基础。
我们今天倡导生命传播的意义,站在生命层面上来传播,将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概念打开全新的、立体的研究视角,同时我们也会因此而更加关注传播的主体。从另一方面看,依此研究方法实施传播,会展现生命的本身,如此将会是更加丰富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内涵。
随着人类社会化程度日趋发展、紧密,每一个生命都实实在在的成为了社会传播的载体,每个人都不可能超越社会生命。人的生命有三种状态:个体的生命、社会的理性生命、本能的自然生命,三种生命又同时融合,个体生命、社会生命、自然生命相互传递、相互反应、相互作用。如此复杂的传递反应作用过程,正是生命传播内在的机制和传播学所应研究的本质所在。传播学不应仅限于传播的手段、外在因素对生命的影响,而更应关注生命本身的理性表达本能的传递,也就是说,从生命本身来研究其传播学的意义和深层面的价值,这是生命传播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生命传播提出和研究的价值,在于从生命的本能、价值、质量上探索传播学新的空间及内容、手段、方式、方法,使得传播学展示出更深层的意义,释放出更耀眼的辉煌。
我们每一天最忙的事情就是处理不同的、大量的信息,与人交往,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如何与人沟通,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已经成为了生命、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甚至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如何处理好信息、解决好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生命管理的内容。生命管理实际上就是梳理好我们每个人身、心、灵的内在、外在的关系――个人与社会,个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使我们的身、心、灵,个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达到相对的平衡和谐,这也是我们全社会和人类理想的目标。当然生命传播更多的是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来研究生命管理的问题。
传播学是一门新学科,而生命传播更是传播学的前沿课题。提出生命传播的研究和实施生命传播项目合作推广,将打开生命传播领域新的空间,挖掘其广度与深度,相信生命传播的研究将会对生命管理学、传播学带来更大的生命活力。
生命管理是生命传播的主要内容。
生命管理的核心,在于如何掌握我们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自身本有的智慧、能量,如何使我们的生命智慧,能量得到最大的释放,产生更佳的效益,关键是“尊重生命的内在秩序,从而达到内外的平衡”,即保持个体生命、社会生命、自然生命这三者的平衡。管理好我们的三种生命状态,我们的生命才可能得到最大的释放。
在生命管理中,我们倡导“智慧生命、智能生命”。
生命如何传播?
了解了自己的生命和生命的共性与个性,便是如何传播的问题了。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音乐传播与文化发展”。10月27日国内相关专家作了大会主旨发言,28日上午进行了分组讨论,分会场的议题分别是:音乐传播教育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音乐传播学的理论与文化发展策略;民族音乐文化与国际交流。其内容涉及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音乐传播教育,民族音乐的文化变迁,商业环境下的音乐传播,音乐传播与艺术管理,音乐著作权,大型音乐演唱会的策划,文化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网络音乐传播,音乐传播声学、音乐治疗学等多个领域。
一、学科建设深化与教育体系建立
与前两届研讨会相比,本次会议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与教育依然是代表们所关注、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学科的属性、定位问题应从学理的层面继续深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多样,其基本方法应采用人文类研究方法(即定性研究的方法)、实证类研究方法(即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学科的发展应与自然学科相结合,如传播声学、治疗学等;音乐传播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等。
《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曾遂今)基于“对音乐传播现象是怎样依赖于时空的?人类音乐传播活动的发展演变,又是怎样影响着音乐传播活动赖以生存的时空环境?在今天音乐传播时空变化的条件下,我们的音乐文化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的思考,将音乐传播方式归纳为音乐的“零信道”传播、“信道”传播、“盲信道”传播、“网络信道”传播四种模式,由此产生两种效应:时空同向效应和时空反向效应。也是因为这两种时空效应观念,从而对音乐文化中的一些美学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音乐美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在研究音乐本质问题上的探究,为今天的音乐传播学研究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在音乐传播现象的研究中,把握时空观念,以时空作为该学科的切入点之一,是音乐传播学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的关键环节。
《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薛艺兵)通过对“声音景观”概念的界定和其理论引申的阐发,探讨了这一概念在音乐地域分布研究和地方音乐历史流变研究中值得思考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文中还提出“流动的声音景观”概念,并对其学术含义进行了理论阐述,指出音乐分布和传播研究应突破以往静态研究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新视角去审视在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作者认为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年来常用的“声音景观”一词是一个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学术新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扩展我们有关音乐空间理念的认识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深化我国音乐传播学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在发言时,作者就音乐的时空语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空间概念、时间概念、传播方式、音乐声音手段分类。
《再谈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汪森)用图表分析的方式,从我国现行的学科设置、体系出发,通过与艺术学、传播学、音乐学的比较,并就美国该专业的发展状况提出:(1)音乐传播学科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地位。认为音乐传播学不属于横向交叉学科、综合交叉学科,而应围绕音乐与传播的本质构建其学科体系的内容和框架。(2)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在音乐传播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方面,可分为作为音乐美学的音乐传播和作为音乐社会学的音乐传播学两个层次。学科关系借助传播学的视角、观念、方法,结合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进行研究,至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就更是传播学直接的理论来源。
《音乐传播导论》(赵志安)运用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指出所谓音乐传播,是指“信息化的音乐文化在社会环境中被交流与共享的系统活动过程”,进而提炼出作为学科范畴的音乐传播所具有的特征:(1)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内容就是“信息化了的音乐文化”。(2)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传播活动,主题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其活动的展开受到多重社会环境的影响。(3)音乐传播是一种动态的系统传播活动,其中包括多种传播行为和系统活动过程。(4)音乐传播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传播活动,其本质是依托音乐艺术符号和共同的艺术经验,音乐信息在音乐传播的传播、接受主题双方之间引起心灵共鸣的一种精神交流行为。
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还有:《实践是音乐传播学的永恒话题》(陈荃有),认为音乐传播的实践性很强,应密切联系具体研究对象和实践活动,充分挖掘音乐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流氓学视野中的音乐传播》(陈镇华),运用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等多重论域,解析音乐传播过程。《“施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佟雪娜),论述了音乐传播调查方法的分类及步骤的重要性等。
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建设具有科学体系的理论条件还不成熟,学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音乐传播学学科理论是建立在传播学基础之上,“对于音乐信息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的深入认识,不仅要音乐学的知识素养,还需要依托一般传播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广泛吸收艺术审美、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乃至相关法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尽管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但音乐传播学毕竟还是音乐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更多地表现为“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偏重于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传承、交流、传播。所以,从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治疗学等诸多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本学科的理论来源,对于构建音乐传播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源泉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建元从我国音乐传播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介绍了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音乐传播专业的定位,即以音乐学、传播学、管理学为基础,整合现代传媒、音乐文化事业 和产业等多种组合方式和管理手段,着力培养适应现代传媒和音乐事业、产业的应用操作型、复合研究型的高级应用性音乐人才。对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设想,他提出四个方向:一是培养音乐传播(音乐编导与策划)人才;二是拓宽音乐商务渠道;三是加强音乐传播研究;四是尽早开设音乐疗法专业方向。
宗晓军则从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学科的成长历程,坚持认为实践是一个学科核心理论成长过程中的必走之路,新兴学科的理论形成与总结应该建立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念基础之上,而人才的培养必须和实践、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学科。
曾原纪则主要对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传播专业的发展和建设做了简单回顾,就该校在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介教育领域的优势和培养人才的体系和模式做了简单分析。
《由南广模式引发的思考》(周烨)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近几年的办学经验和自己教学的分析,尤其注重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渗透创新教育的特色,认为面对音乐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努力为学生寻求可持续多元发展的道路,走实用性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一条必由之路。
由于音乐传播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对于该学科人才的培养尤显重要。在我国现阶段,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表述,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专家认为,音乐传播人才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在立足于传播学研究的视角上,把对音乐传播这一特殊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多学科的知识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当面对艺术管理专业或音乐传播专业学生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仍然很模糊。所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这种人才,如何建立合理的教育体系、就业体系,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播现象分析与民族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实现的。音乐传播现象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现象,因此,在对现实关注的同时(媒体新技术),离不开历史与传统(民族音乐),只有在音乐历史和音乐现实中充分地研究音乐传播问题,通过历史与当代的比较,才能发现音乐传播的规律,揭示音乐现象的本质。
《江南丝竹的传播》(伍国栋)通过江南丝竹历史的、现实的传播事实,尤其是对“天下彝家第一寨”迤沙拉的实地调查和对近现代江南丝竹的外传事实的梳理,运用个案分析与史料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在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操纵音乐之主题成员流动,应当是音乐传播方向、途径、范围、影响诸多内容判断之根本的或核心的依据。根据这一乐种的传播现状而言,在现当代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物质的、人文的、精神的诸多因素,共同组成了音乐传播、流动、扩散的综合条件。现代音乐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化的人文学科,也就成为了一个艺术、传媒与教育结缘的综合性学科。
《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冯光钰)在特别强调实地调查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下,对音乐传播中的“传者”与接受者的“受众”的研讨,运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将众多的曲牌放在传播视野中进行考释研究,通过追流溯源,力求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血缘关系及变化规律。
《音乐传播媒介与原生态文化保护》(吴非)通过参与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栏目编导工作的体会,对原生态文化传播理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作曲包揽制”、非繁衍性传播与中国戏曲声腔的“太监化”》(周来达),通过对目前戏曲音乐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分析认为,只要强大的戏曲音乐自身的繁衍能力能继续存在,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生存就大有希望,当务之急是要抓住戏曲音乐“创作”、“传播”两个根本环节,改变策略,恢复民间戏曲的主体意识和音乐创作机制等,努力改变戏曲音乐的生存环境。
《南高洛古乐本土受众的观演及听闻状况之田野观察》(邓志勇、史东宁)通过田野个案的描述,以南高洛音乐会的本土受众为重点,考察当下古乐的观演和听闻状况,强调本土受众在民间音乐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流动性和行为的多元性,并初步讨论了本土受众对民间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大众传播的多元化音乐传播》(曾田力)就作者自己在北京搭建的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为例谈了体会,进而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重建的角度提出了应加强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多元化的传播交流手段,最终建立文化生态平衡,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弱势的不利局面。
《试论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庄元),尝试用传播学的视角就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与音乐传播直接相关的数字音视频、计算机与MIDI、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个人媒体和大众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做较为深入的分析。
《当中国音乐家遇到传媒革命的挑战》(冯效刚)从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传媒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出发提出:中国音乐家必须面对大众流行音乐文化的挑战;中国音乐家必须争夺大众传媒的“话语权”。
《论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多重音乐语境中的比较视野》(张谦)力图将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还原到具体的音乐文化语境中,以多重语境的视野比较了西方艺术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语境中典型的互动行为,关注互动行为产生的原因和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音乐编辑学、新技术媒体、音乐心理认知等的角度,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运用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或者立足于以民族音乐的土壤为资料源泉,针对历史的、当代的音乐传播现象和行为,来探讨千百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或者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当代的音乐生活,结合现代高科技,诸如媒体、网络、电视等来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尽管上述每位专家、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层面不尽相同,但无论怎样,殊途同归,都会促进民族音乐传统和现实的研究与发展,深化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意义的认知。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在研究文化变迁过程中,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必将大有可为。
三、音乐传播事业与文化产业
“音乐除了拥有文化产品的特质之外,还有商品特质,音乐产品尤其是大众流行音乐产品更多地成为以商业利益为主而产制与分销的商品。”但是,盗版、侵权的发生不仅因为暴利的驱使,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大众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网络提供了极为便利的音乐传播环境,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音乐发生关系。在我国,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科技与版权夹缝中的音乐产业――从P2P技术所带来的音乐侵权问题谈起》(姚 杰),以P2P网络传输技术为例,认为音乐产业的前提在于传播科技的发展,而版权问题又是传播科技中音乐产业遇到的根本问题。作者从音乐传播科技发展的历史趋势、音乐艺术功能的社会共享性、音乐版权产业的利益博弈行为等综合角度出发,提出国家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版权法的建设,积极引导传统唱片业与新生技术之间相互整合,构建一种和谐的利益分配关系。
《盗之道,非常道――对中国音乐传播活动中侵权现象的思考》(冯玲),以“音乐传播产生权利”为基点,运用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视域,试图在音乐传播活动背景下,来探寻音乐作品使用中的各种侵权现象及其原因,从而提出了在传播中加强音乐著作权保护的意义。
文化传播从业人员张正军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公司在运营方面的困境,建议音乐传播要与商业紧密地结合,希望各位专家把好的理论导人到市场中来,以便规范文化市场运营,建立健全的市场法律保护机制;建立良好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知识养成的同时,也要积极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讲诚信、不浮躁。
《音乐出版界的思考》(杜晓十)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在文化产业上是一个弱国,究其原因是我国的文化产业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相关的体系保障还不健全。通过介绍人民音乐出版社近几年的发展,比较了国外专业音乐出版社的出版与经营状况,结合这几年和国外出版界的横向合作情况,提出了加强数字化出版的设想。
《文化产业与音乐的著作权》(谢涛)通过案例分析,就日本文化产业的运行、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做了详细介绍。认为日本的文化产业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在政府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下,他们不仅从艺术创作到所属公司再到所属的行业协会形成的一系列相对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还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支撑着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保障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流行音乐产业环境分析及其发展》(黄德俊)从流行音乐产业的概念及特征出发,利用产业理论对流行音乐产业的一般环境和行业环境进行梳理,尝试运用SWOT方法分析其所具有的优势与弱势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我国流行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途径提出了几点建议。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文化产业职业经纪人就文化事业和产业间的关系,原创音乐在网络交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尤其是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唱片公司的经营理念、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中的政府角色等有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会议期间代表各抒己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积极推动了音乐传播和音乐传播学的纵深发展。本次会议对于学科属性及定位的探讨,尽管个别问题(学科属性)还不统一,但是增强了大家对本学科整体的认识。针对诸多的音乐传播现象,观察问题的方法、思考问题的角度有所提高。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文化事业,关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其次,会议代表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年轻教师所占比重较大,对一些新的音乐传播现象,如“粉丝经济”、“3G音乐手机”等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表现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潜力和蕴含的活力。纵观此次会议,笔者以为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参与的广泛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出席本次会议有部分文化产业的职业经纪人,有利于音乐传播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参会单位比较集中,缺少师范性或综合性大学的参与,缺少政府文化部门的参与,缺少全国性的参与,不利于该学科的全面建设。(2)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音乐传播学既然是一门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结缘的交叉学科,那么音乐传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必须清楚。如音乐与传播的关系,音乐传播的目的、本质、社会功能,音乐为什么会传播,传播的特性,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建立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与学科体系,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方法论,音乐传播事业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系等等。(3)尽快建立完善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艺术管理本科专业,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认识却不尽相同。学生认识模糊,社会认可率不高,似乎艺术管理的人才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懂。从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都不尽相同,更缺乏专业教材。要汲取好的经验,构建招生――教学――就业一体化的良性循环机制,建立合理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是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呼唤。
1 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 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 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 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 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
4 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 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科学文化视角的科学
与公众关系研究
科学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科学、社会、文化之间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传播,民主社会中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需要公众的理解,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与社会的认可。从国家角度讲,大幅度地提高公民的现代科学素质是国家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而提高公民素质最重要的途径要依靠科学传播。
1982年11月,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一份题为《英格兰和威尔士11-18岁少年的科学教育》报告,建议皇家学会理事会应该创建一个小规模的特别小组来专门研究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方法。皇家学会理事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成立专门小组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博德默(Walter Bodmer)博士任主席进行调查研究。其成果就是得到皇家学会理事会认可的关于科学传播理念的报告,称为博德默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公众理解科学被纳入到政府所考虑的问题之内,而政府也宣布了它在促进公众对科学、工程与技术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中的责任。
随着20世纪工业文明和进步,广播、电视、电话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通过新的信息技术传播科学,引起科学传播学者的关注,1987年的关于电视科学传播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应运而生。③电视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逐渐成为人们依赖的主要传播媒介,新的电子媒体为科学传播拓宽渠道,使之成为不仅仅是小范围、内部的交流与传播,而是与公众的直接对话。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科学更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由此展开的科学与公众关系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将目标转向对缺失模型的批判,认为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反馈和民主的基础上,公民有了解和认知科学的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提出特殊的科学传播要求。2000年到2008年,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研究集中在公众获取科学知识、公众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研究者将公众与科学的关系置于文化理解的背景中进行探索,他们认为,对科学的信赖感和可信度是公众理解科学的核心。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与对科学机制、政治机制的信赖问题有着紧密联系,公众的信任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如果对科学的信任消失,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部分学者强调,传播和培育科学文化是科学传播的重要任务,任何科学活动都有一种文化建设活动的定位,科学传播需要从知识导向转到文化导向,重点传播以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为内涵的科学文化。④如果只把目光放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上,那么双向互动的科学传播将无法实现。
先进技术视角的
应用技术传播研究
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理解在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国内的技术传播概念多指科学技术传播的狭义理解。而国际的技术传播概念分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交流与共享活动;二是起源于技术写作,关注传播实践技术的“技术传播”。“技术传播”在这里作为科学传播学的基本结构,主要是指先进技术视角的应用技术传播研究。
技术传播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器。向公众传播先进技术已经成为科学传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传播先进技术,并促进其在社会中的应用,才能使技术迅速转化成生产力,为社会和人类创造更多财富,改善人类生活。以纳米技术的传播为例,纳米技术经历了从诞生到应用于市场、获取经济利益的重大转型和发展,纳米技术成为各国纷纷投巨资抢占的战略高地,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传播的力量不容忽视。一项新技术必须得到广泛大众的认可才能应用于市场销售,因此,关于纳米技术的传播开始了它的使命,如何将纳米技术传播给受众,如何在市场中利用纳米技术,以及让更多的人知道纳米技术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等等,这些都是科学家、记者等科学传播者们努力向受众传播的内容,更是科学传播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1999年,纳米技术逐步走向市场,全年纳米产品的营业额达到500亿美元,科学传播功不可没。
技术传播的最初形式发源于农业技术推广的实践中。20世纪以前,世界农业产量的增长几乎全靠耕种面积的扩大而实现,农业产出的增长率有时甚至低于需求的增长率。20世纪20年代,美国首先推行农业技术推广系统,把科学种田方法、病虫害的防治等直接推广到农场和农户,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逐渐由单纯追求机械化转向对生物技术的重视。伴随之后的以杂交玉米为代表的生物技术的产生,耕地单产开始增加,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开始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传播学研究。农业技术推广的传播学研究逐渐成为国际研究者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技术传播学会成立,如今它已发展成为会员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庞大的国际性学术团体。从美国技术传播学的发展看,正是业界实践的需求引发推动了理论的研究,扩大了技术传播的内涵,促进了技术传播学科的成熟。⑤科学传播研究者把美国技术传播学会的成立看作是科学传播学作为独立于传播学的一门新学科而被学界承认的标志。
案例分析视角的经验
和模型方法研究
科学传播研究具有一个重要特性,即它可以反映和回应社会现实发展的诉求,科学传播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科学传播的实际工作,而不是仅仅在纯学术探讨和纯概念演绎的范围内自我封闭。科学传播研究必须考虑社会背景,必须让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良好的互动,社会实践中的需求引发研究领域的扩展,而科学传播研究的拓展成为实际传播活动的指向标。于是,案例实证分析视角的经验与模型方法研究被提到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日程。
科学传播研究的实证分析主要以调查研究科学传播效果为主,这类研究采用调查的形式分析科学传播中各要素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及时调整和进一步发展科学传播。网络科学传播和知识扩散研究主题主要是通过案例实证研究进行深入分析,介绍和探索在新的传播环境和媒介中,科学传播的新经验和新问题,为今后的科学传播提供借鉴。由于互联网技术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可以生动、具体、快速地展现科学活动过程,其传输具有人性化特征,不仅声像并举,时态上同步传播,而且造就了比生活中人际传播更为自由的虚拟交流空间,以往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科学传播,从价值观到文字的阅读习惯都发生了改变。
科学传播环境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科学传播也必须依赖和适应新的互联网特征。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改变了科学传播环境,还改变了科学传播行为以及人们对待科学知识和科学传播的态度。接受科学知识和信息时,成年与童年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电子媒介使科学传播的复杂程度可以伸缩,简单科学信息与复杂科学信息在电子媒介时代得到了融合。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为科学传播带来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冲击,网络传媒中的道德缺失以及网络游戏等负面效应干扰着正常的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研究还将科学计量方法成功引入,通过采用科学计量的方法,对科学传播效果、方法、内容以及对公众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社会发展视角的
科学传播内容研究
科学传播研究的社会发展视角,建立在对科学传播内容的广义理解基础上,针对科学交流、科学教育以及科学普及进行的内容研究。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从面对面的交流扩大到面向特定受众的科学教育,再到面向公众的科学普及,传播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科学传播的内容层次也不断深入。社会发展视角的科学传播内容层次研究,强调对科学传播进行社会性研究,它把科学传播看作一种社会现象,学者们关注的不是科学传播技术方法,而是关注科学传播的社会功能、社会过程与结构的认知与理解。社会发展视角的科学传播研究对科学传播的结构、类型、媒介、模式、科学传播产业等进行研究,立足于社会这个大系统、大背景中认识和理解科学传播的过程和行为,以便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有效的改进、管理和规划,发挥最佳功能,满足社会需求。
科学传播的基本结构包括科学文化视角的科学与公众关系研究、先进技术视角的应用技术传播研究、案例分析视角的经验研究与模型方法以及社会发展视角的科学传播内容研究四大方面。这四大基本结构确立了科学传播学的一个开放性理论框架,有利于整合和吸收相关的研究力量和成果,促进学科内部的对话和问题解决。
(作者单位:大连电视台)
参考文献:
①孙宝寅:《科技传播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②张 婷:《科学传播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③迈诺尔夫・迪尔克斯,格罗特,田 松译:《公众、科学与技术――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1.提升教师双语能力。目前国内大部分传播学课程教师都是国内新闻院校培养的硕士、博士,教师的口语水平与双语教学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教师双语水平亟待提升。考虑到传播学课程的特殊性质,应该优先培养传播学双语教师。要鼓励教师积极练习口语,学习专业英语,阅读英文经典原著。学校应该鼓励和资助教师海外学习,送其出国培训进修。建立激励机制,将翻译作品纳入职称评定和考核奖励制度,鼓励教师积极学习专业英语,提升其专业英语水平。
2.双语教材建设。目前国内已有少部分国外原版教材,但还没有双语教材。原版教材与国内教材相比有诸多优势,但是,学生接受上有一定困难。应该对英文教材进行本土化改革,建设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语境的高水平双语教材。在教材建设上,可以循序渐进、因校制宜,在起步的时候可以采用高质量的经典翻译教材,教师可以编写一本针对教材的专业词汇手册;然后建设双语教材,教师可以编著双语教材或讲义;最后,采取外国原版教材,在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英语基础上,让学生接触原汁原味的经典原著。
3.教学大纲设定。笔者结合长期的传播学课程教学实践,结合西方经典传播学著作和中国的语境,制定了双语教学大纲。一般来说,传播学为3学分、48个学时,上课时间为16周,中间结合课程进度和授课内容开展两次课堂讨论,具体可见右表。
4.改革考核方式。传播学双语教学培养学生对传播学理论和概念的把握,以及使用传播理论分析传播现象的能力。所以,应该改革成绩评价和考试制度,建立科学评价方法,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价,不完全依赖测试分数,平时注重学生表现,考察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社会热点传播问题的能力,提升考核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5.外部环境建设。应该重视利用和整合各方资源,建设校园双语教学氛围,辅助开展双语教学。开展校内外合作,在校外,与外资企业和英文媒体合作,组织学生参观其工作流程,与员工交流;在校内,鼓励学生选择一些英语选修课,请英文系教师举行专题讲座;配合传播学双语教学开设相应选修课程,培养学生接受双语教学的兴趣;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电教中心、网站的作用,播放英语新闻、欧美电影,全方位、立体式地对学生进行英语熏陶。
二、传播学双语教学的方法
1.国际视野、本土关怀。双语教学并不意味着用英文将传播理论简单地翻译出来,或者朗读、背诵英文原文。采取中英文授课的传播学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同时要有本土关怀。这要求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要超越所处语境,放眼世界,在全球背景下来考察传播现象和活动,追踪传播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焦点和动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运用严谨的事实和逻辑判断,集思广益,提升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质量。
2.开展双语互动。教师应该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开展对话式讨论,可以进行分组竞争,小组代表发言,小组之间和小组内部互访与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开展双语互动讨论。在讲授语言上,力所能及地使用英文,制作英文教案和课件,用英文解释传播学概念和理论;教师使用问题探究法,提出英文问题,让学生英文作答;采用现场教学法,模拟英文会话场景。采用任务驱动法,让学生查找和阅读英文文献,学生分组讨论,用英主题报告等等。
3.采用双语案例教学法。传播学双语教学可以借助国内外传播中大量的热点问题、具体事件和现象等,围绕事实,引导学生进行多角度分析。使用双语的教学案例,能让学生对传播理论和传播现象有更清晰透彻的理解,起到触类旁通、以点带面、学以致用的学习效果。可以要求学生用经典传播理论分析和评价某一社会现象。比如用“议程设置”理论分析美国媒体的伊拉克战争报道,用“沉默的螺旋”理论分析社会舆论,用内容分析法和刻板印象等来分析国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4.运用双语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由于双语教学短期内不符合学习习惯,较为抽象和疏离,这就需要借助丰富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制作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双语课件,充分发挥英文图片、声音、视频等的声画效果,让学生直观地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要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将一些课件、视频、文献供学生参考,给学生提前预习和复习的时间,提高上课讨论的效率。可以在课间播放带有英文音频、带有英文字幕的视频,让学生体验和感受西方文化,训练学生的专业听说能力。
5.重视课前和课后环节。在课前,教师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外语水平,确定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难度,增强双语教学的针对性,做到因人施教,让学生阅读经典文献,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前发放一些英文经典文献,嘱咐学生做好课前预习,以便在课堂上熟悉教师讲课内容,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讨论和辩论。课后要求学生做好复习,及时复习已有知识,加强同学之间的课外交流,布置研究英文课题或者作业,让学生通过搜集相关知识,并用英文归纳整理,在课堂上用英文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结语
所谓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指的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产业和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而大众传播学恰巧是这两大领域有机联结的纽带,为国家建设和今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社会进入新时代之后,各种媒介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媒介进入融合时代。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如何进行大众传播学的教学工作,是高校教学管理者和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改革进行探索。
大众传播学的背景
大众传播学是从西方传进我国的一门学科,故“媒介融合”这个概念也是由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所谓媒介融合是指不同类型的媒介相结合。在科技、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多类型化的新媒介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种媒介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其多功能、覆盖广、发展多样等特征依然具有媒介的趋势,这种多元化的融合对传播业及传播学教学影响非常大。因此,也延伸到了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领域,而并非单一的影响新闻传播业。
“媒介的融合”以数字技术、电子通信技术以及网络技术为核心。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各个产业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并进行合作与整合,这也是传媒业发展的未来趋势。高职院校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在新时展的需求下,应对其课程进行积极改进并得以推广,使其在今后发展中能够顺应新时代的要求。大众传播学课程也同样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改革和创新,为适应新媒介融合的传播而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多有实践意义、多元化、多样性的知识,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同时,大众传播学教师也应该顺应发展,作出改变,不仅要摒弃传统、枯燥的教学理念和方式,还要不断创新,推进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使学生主动去学、去认知,与此同时确定大众传播学课程在教学中合理而又重要的地位。
大众传播学的问题及现状分析
大众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与新闻学、信息科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知识面较宽、理论性较强,又因为传播学理论起源于美国,属于舶来品,使得该课程内容更抽象难懂,所以在教学实践中也存着诸多差异。
首先,大众传播学课程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完善。这源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一直以来界限模糊,概念容易混淆,而传播学理论最初又是由新闻学引入,故新闻学对传播学理论的研究更集中于大众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在实际教学中,两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次,大众传播学的教材使用和师资结构存在配比问题。现在很多高校在大众传播学的教学中,教材引入较少,泛泛概论理论偏多,具备深度的理论研究教材偏少,同时师资结构设置配比不均。
第三,大众传播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显著弊端。目前国内各高校陈旧的教师一言堂教学模式与新时期下传播学人才培养明显不适应。大众传播学教学是以欧美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为主,但经典的传播现象和实验则无法还原给学生,这样不仅理论与实践脱节,且易形成教师一人独讲的教学现状。由于传播学的理论知识本身具有抽象性,在教学中容易形成填鸭式教学的模式,而这种灌输式的教学会让学生疲于记忆。
大众传播学的改革策略
受媒介融合的影响,大众传播学的教学要及时变革和创新,这已是当前教师们不约而同达成的共识,但如何进行创新、如何改革,也是当前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大众传播学的教学需要在新环境的影响下与时俱进,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加强教学的改革步伐。
一是大众传播学发展到今时今日,已远远不再局限于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传播学早已扩展到高校各个专业的教学中,成为高校的基本专业课程。因此,大众传播学要注重多学科、交叉学科的教学,密切与各个专业相结合。
二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媒介应发挥其作用,教师应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其应用在课程中,并与其融合。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丰富教学内容、扩展教学手段,还能突出教学重点,更好地与学生形成互动模式,使学生主动参与其中。
三是媒介的融合促使传播者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播学也发生了传统意义上的改变,不再以传统的传播者为主导,而是以培养更多视野宽广的媒体工作者为核心任务。因此,为顺应时代的发展,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要作出相应的变革,首先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次构建多样化的媒体传播平台,最后让学生在掌握多种媒介传播方式的同时,受益匪浅。
四是传播学的教育绝不是单纯地告诉学生们理论知识是什么,让学生们死记硬背应付考试,更不是放几部电影让学生们观看,让大家哈哈一笑,告诉学生这就是传播。大众传播学是一门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学科,正是因为它的宽广性,这一双刃剑,可以让传播学沦为泛泛之谈,还可以让传播学在生活中成为真正能帮助我们的得力助手。
五是任何理论教学都不能与实践脱节,大众传播学更是如此。大众传播学在教学实践中要大胆探索,引入各种实践机会,也可以模拟实践,并且要拓展实践的范围,让学生要看到传播学的关联性和经济性,从而使学生明白理论学习的重要作用,在返回理论学习时能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理论课堂上,很多学生成为“低头一族”,看手机、看书成为课堂习惯。而传播学课堂教学,应尽可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师生互动。
六是大众传播学课程的教学方式应该是开放的。教师除了想办法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还应注重课下与学生互动交流。新媒体的发展层出不穷,使得网络传播方式具有巨大的优势,网络的互动与沟通是网络媒介强于传统媒介的地方。因此,加强小组学习的过程指导应该视为“合作式”研究性学习的中心。当然,组建小组和选择任务后,并不意味着教师撒手不管。在“合作式”的学习中,学生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媒介的优势,通过建立微信群、QQ群等方式及时回复并解答,有效提高课外的学习质量,保证研究性学习的顺利开展。
大众传播学不单单是让学生轻松娱乐,一笑而过地看几部专访,而是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传播学知识理论,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应用,有效地提升其综合素质及文化素养。
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改革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其改革与实践需要时间、知识的积累,需要学校、教师、学生等共同努力。只有重视大众传播学课程的发展,不断提升其教学体系,不断推进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才能使传播学理论更好地服务学生、服务学校、服务大众,努力成为新媒介融合背景下进行传播的得力助手,为新媒介融合作出一定的贡献,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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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尹鸿:《商品拜物教与电影观念辨析》,《电影艺术》1996年第3期。
[6]张国良:《新媒介研究的主流化和实证化:从日本大众传播学会,96秋季研讨会看当前研究动向》,《新闻大学》1997年。
[7]王怡红:《认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历史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
[8]张颐武:《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
作者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陕西西安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理论构建;历史发展;学科前景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相关概念。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此后,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rter,1972)、《跨文化传播学》(L.S.Harms,1973)、《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早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后期扩展至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与《国际传播学》,还有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本文将对2000年至2011年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梳理,以理清我国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探寻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跨文化传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借鉴和初创期(1990-1995年)。这一阶段开始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成果,多为译著型文献,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等。(2)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这一阶段开始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学进行拓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拓宽本土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从偏重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关系研究转向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融合研究,代表作有胡正荣的《卫星电视的影响与控制——一种跨文化传播研究》、聂小华的《文化差异与传播规范——如何把握引进电视节目跨文化交流的特性》等。(3)深化期(2000年以后),该阶段以横向拓展与学科交叉为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学科构建意识,大量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新闻类、语言类、文学类、心理学、教育学等。国内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具体存在的误读与障碍性问题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交流中的影响,并着重开展如何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如吴予敏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张咏华的《试析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刘阳的《试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以2000-2008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姜飞的《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
本文将以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叉与融合研究,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类:
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主要对比中西方在新闻报道过程中的差异性特点,着重分析双方在不同语境下的新闻理念、信息解读以及写作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张大卫的《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程曼丽的《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沿革探析》、单波的《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王祎的《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这些研究一致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这也是导致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的最根本要素。程曼丽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在境外创建我国新闻部门驻外分社以及提高记者的英文采编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倾听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声音,构建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平衡的信息秩序。
跨文化影视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包括麻争旗的《翻译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思考》、尹鸿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郭镇之的《试论改进中国电视的国际形象》、李京盛的《电视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徐明华的《跨文化传播的传媒区域化分析》等。大量文献均指出,我国影视节目的海外传播一直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即我国文化产品内蕴含的东方审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文化信息难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导致我国影视节目在海外市场吸引力下降的结果。研究指出,若要促成我国影视节目“编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得到良好的“解码”过程,我国影视的海外传播必须尽量减少跨文化传播的各种影响要素,如减少文化产品中过强的本土民族意识,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增加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力,大量植入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等。
关键词: 双语实例 传播学教学 教学组织
一、双语教学的概念
所谓“双语教学”(bilingual teaching),是指在专业学科课程的教学中,采用国外原版教材(通常是英文教材),而在授课中采用中(汉语)、外(英语)两种语言交叉进行,作业、实验、考试均采用外文(英语)的一种教学方法。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高(2001)4号文件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双语教学,各高等院校纷纷加紧双语教学的进程。目前国内的双语模式主要有双语教学模式主要有“沉浸型”模式(Immersion Model)、“维持母语”(Maintenance Model)模式和“双语过渡”模式(Transitional Bilingual Model)这三种目前,在我国,双语教学只是在试行阶段,各院校对双语教学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及经济等学科,文科涉及较少。在社会学科的部分学科,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自欧美发达国家传入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推行双语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传播学概论课程采用《传播学教程》作为教材,在本文中,主要探讨如何在传播学教学改革的摸索中,尝试添加双语案例,逐步将其构建为双语课程。
二、传播学教学中双语教学的定位
沉浸型模式要求有很好的外语交流环境,从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语言环境和语言能力状况来看,“维持母语”模式和“双语过渡”模式是比较现实的双语教学模式。在此前提下,对较浅显的内容及专业术语,可用外语教授;对于较深的专业理论知识,则可用中文详细讲解,不盲目追求外语使用量。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课后阅读原版教材和使用外语完成作业等环节实现。
随着我国与国际的逐步接轨,国际交流日趋增多,这就对新闻传播学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精通汉语和汉语文化又能利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双语人才成为必需。因此,实施双语教学的目标就是培养适应新时期新闻传播业工作中实际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实施双语教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双语教学方法和模式还未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在什么层次上实施双语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该从培养人才和具体的客观实际出发,使学生在掌握汉语的同时,较好地掌握英语,能够自如地进行资料查阅、理解,并在工作中熟练地使用英语解决现实问题。
三、双语教学的组织
1.教学方案的撰写
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文字部分,主要是传播学理论的概述、传播学主要观点、传播现象的解读;还有学生所做的优秀作品(优秀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二是与文字相关的影像、图片、图表,将教师的教学搜集与学生实践所得结合起来,旨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丰富延伸课堂和扩展教学领域,在直观、互动、动态的层面上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2.教学语言的编排
对上一节内容的回顾,一般使用如“In previous chapter,we focused on (or looked at)...”等结构简单、通俗易懂的英语语句开始。而对于本节要学习的内容,则通过如“In this chapter,we will explore (or examine)...”来引入。对于已经讲完的部分的概括,则使用“So far,we have seen(can conclude)...”,当衔接到下一部分内容时,可以使用“We are ready to look at (or move to,take up) sth.”等引导句。
3.教学案例的组织
传播学属于专业基础课,主要以讲授为主,并辅以案例教学、课后作业和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通过多媒体课件对理论框架进行系统梳理。首先采用文献法对传播学的学科历史和发展进行归纳和介绍,接下来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基本框架。该框架符合所采用教材的结构和讲解顺序,从控制研究、内容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等五个方面对传播学展开具体讲授。在此部分,主要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其间多有双语的教学案例,使得学生对传播理论和传播现象有更清晰透彻的理解,达到触类旁通、以点带面、学以致用的学习效果。如:在传播类型部分,结合电影《画皮》的主题曲《画心》MV,讲解群体传播中的集合行为,其出现原因、呈现形态等传播机制;结合好莱坞动画电影《花木兰》的主题曲MV “Reflection”(双语)解读库利的“镜中我”和米德的“主我客我”概念。在媒介控制研究部分,采用二战时期罗斯福对日宣战演讲音频(双语)、罗斯福“炉边谈话”(双语)进行解读,涉及国家和政府对传播内容的政治控制,考查了学生搜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在此环节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在传播效果研究部分,涉及使用与满足理论,结合电影《勇敢者的游戏》片段(双语)和迈克尔杰克逊MV “Black or White”(双语)对该理论的合理部分进行求证,同时调查了解了学生对于各种媒介的使用情况,以及如何满足每个学生的特定需求。
4.案例资料库的建立
建立双语研究案例资料库,使教学中的讨论与交流更为便捷。现有的案例资料库已经初具雏形,共含教学音频视频100余个,教学图片数百张、教学文字资料3种(论文、书籍、新闻),共计100余个。建立传播学案例资料库,有相当一部分案例是历久弥新,而其中一些时效性强的案例则需要定时定期进行调整、更换甚至删减。如1998年世界十大传媒集团的相关数据就显陈旧,需要添加新世纪以来传媒业的变化情况和最新的排名情况,因此,资料库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项长效工程。
四、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1.双语教学资源的匮乏
基于现有的网络资源、图书馆馆藏等信息渠道,学习资源已然相当丰富,但有效资源,尤其是适合用于双语的教学资源十分匮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显得尤为重要。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可以通过图书馆、互联网、业界学界同行搜集到英文原版图书、英文书籍、英文论文及其它英文资料,但真正将之梳理、分析与归纳成为系统化、科学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尚需时日。通观全国的传播学双语教学,仅有武汉大学形成了一定的教学体系,尚无十分成熟的先期经验供直接借鉴,因此,建立适合本校、本院系、本专业的双语教学体系主要靠授课教师及其它相关科研力量的协助和长期不懈的建设。
2.专业教师英语水平有待提高
进行传播学的双语教学,教师需要接触大量英文原版书籍和文字资料,不仅需要熟练使用常规英语,还需要对其中的专业术语提前进行学习、记忆,避免在理解时出现不畅。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存在表达不够流畅和用英语解析专业知识不够准确透彻的问题,亟待教师做大量细致入微的备课工作,不然,双语教学只能停留在形式,难以达到既定目标。因此,教师的课外再学习、再进修、再培训成为了建设合理、可操作性强双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双语教学为传播学教学体系服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旭东.关于“双语教学”的思考[EB/OL].双语教学/关于“双语教学”的思考,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