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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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校；统计学；专业；教育；思考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02.045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2-0097-02
1 关于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1）统计学专业主要包括一般统计和经济统计两类专业方向，培养具有良好的数学或数学与经济学素养，掌握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和经济、管理部门从事统计调查、统计信息管理、数量分析等开发、应用和管理工作，或在科研、教育部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2）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受到比较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基础应包括：数学基础、经济学基础、统计学基础和计算机基础；注重融合贯通，指导学生将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合理地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具有应用统计学理论分析、解决该领域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突出定量分析，即培养学生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数量分析能力。良好的定量分析能力，是统计专业学生区别其他专业学生的一个显著性的标志；能熟练使用各种统计软件包，有较强的统计计算能力；通过大量的实验教学，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具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和协调沟通能力。出色写作基础和协调沟通能力能够捉供信息和进行交流，是发挥统计作用必不可少的条件。
（4）对于统计学来说，能熟练地运用计算机分析数据，是统计学的基础。计算机的发展使得复杂的数据计算变得简便快捷，成为统计计算的重要工具。如今，随着使用计算机以及网络的普及，使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变革，信息传递的质量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统计学的发展不能离开计算机。所以毫无疑问，应当培养学生学习相关的计算机科学知识。包括数据结构、程序语言设计、程序设计方法、数据库系统的开发与管理、程序设计等等。我们也应当扩展课程设置。
（5）在学生已具有一定英语基础之上，开设统计专业英语要求学生掌握常用的经济和统计词汇及基本表述方法。一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英语创造一个环境，使学生不因通用英语课程的结束而荒弃英语的学习。另一个方面，通过专业英语的学习，为学生在阅读和翻译经济，特别是统计著作、文献时扫除障碍，为毕业论文写作和继续深造打下基础。
（6）了解与经济统计、金融统计、生物统计或社会统计等有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某一领域的基本知识。统计学与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工程等学科的结合因数据处理和采集的方法具有多样化，统计分析方法也相对复杂，专业化统计学的应用不仅要提高理论统计学的基本素质，还要注重掌握经济学的理论、金融学理论、管理科学的理论与计算机的技术方法。统计理论与应用的紧密结合显得比以往更为迫切，更加重要。就拿统计学与金融工程来说，就属于交叉性学科，其中投资分析与风险管理两个方面就涉及到了统计数据描述和推测统计学。无论哪个方面，金融工程与统计学都是密切相关的，金融分析离不开统计，目前注册金融分析师在中国需求量很大，但是只有传统的金融理论、金融制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注册金融分析师对数量技术要求很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统计的知识；固定收益证券分析，权益证券分析几乎都需要用到各种统计方法。据报道，中国本土金融分析师极度缺乏，但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市场对注册金融分析师的需求量又很大。因此，培养具有统计专业能力的复合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2 关于统计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专业课程设置是专业培养目标决定了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课程结构从很大一部分意义上讲将决定学生的知识结构。因此，在确定好研究方向和培养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课程设置的问题。统计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首先要与所确定研究方向一致，其次要能够实现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所以，不同的研究方向下的课程设置是需要有区别的。但无论什么研究方向，其专业课程都应包括以下5大模块：公共基础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人文、自然科学类素质课程。各高等院校可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综合社会等各方面对统计专门人才的需求情况，开设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课程。
3 关于统计学专业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决定了怎样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问题，并且决定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无论何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都2个问题：①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②用怎样的教学手段来达到较好教学效果。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更新教学方法，促使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1）在统计学教学中，采用多媒体的使用与讲授式、启发式、探究式等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调动学生学习统计学的积极性。多媒体以生动的画面、逼真的声效，把枯燥、繁杂的内容转化为鲜活、丰富的教学内容，调动学生的兴趣、情绪和注意力。增强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2篇
摘要：采用了1980―2013年的年度数据，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由于政治因素会影响两者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两者关系存在突变点，因而采用包含虚拟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并不能准确的反应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所以本文运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对改革开放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分别建立非参数回归预测模型以及参数线性回归模型，并加以对比，得出结论：非参数回归预测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好。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非参数回归；虚拟变量
1.引言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直接的提升作用；（2）投资加大原材料以及生产设备的需求，带动相关的内需，从而带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在表现经济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时具有明显的不足，正是在这种状况下，非参数模型估计应时而生，能比较准确的表现出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时变关系。
非参数模型估计在最近几年的计量经济学发展与应用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的重要起来。它改善了传统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不足，使得我们可以对那些未知分布的模型进行处理，给计量经济领域带来了观念的改变。
本文根据计量经济学中的模型估计理论，分别建立了线性参数预测模型以及非参数回归预测模型，用以预测回归模型以及进行模型参数的对比分析，比较这两个模型方法的预测结果，区分出他们的优点与不足。
2.非参数模型概述
2.1非参数模型的介绍
设：Y是被解释变量；X是Y的解释变量，是影响Y的一个因素；给定独立同分布的样本（Yt，Xt）（t=1，2，…T）可以建立非参数回归模型：Yt=m（xt）+et=1，2，…（1）
其中，函数m（.）称为回归函数；为随机干扰项，它反映的是除解释变量外，其它影响被解释变量因素（可观察或不可观察）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当然也包含模型的设定误差。
3.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对比分析两者模型的区别。选取数据的年份为1980～2013，运用R语言来对模型进行拟合以及检验预测。
3.1参数回归方法
回归分析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析工具，本文先是根据OLS估计原理对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og（gdp）=2.876+0.812*log（i）
R2=0.994t=73.516DW=0.32
该方程衡量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的关系。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模型的拟合较好。回归式中的系数估计值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能源消费大约增加百分之零点八三，从统计意义上看，回归系数是显著的。然而从图1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线性拟合来看，拟合的效果不是非常好，尤其是在1991年附近，图中出现了拐点。另一方面，杜宾沃森检验值的结果比较小，这就意味着模型中存在序列相关性，而且序列相关会对模型的估计准确性以及预测精度产生影响。
3.2非参数回归方法
非参数回归模型广泛的应用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分析预测中，它的主要特点为：（1）对回归函数的形式没有具体的要求，因而非参数回归得出的结果往往更加具有普遍性。非参数回归模型相比于经典的线性参数模型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拟合效果。
4.结论
我们分别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非参数回归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结构进行了比较与研究。对比两者得出的结论，非参数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预测精度具备更好的效果。这可以主要归因于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变动，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投资力度也不断发生变化。而应用参数回归模型对经济进行预测，预测值的误差会有点大。然而，运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则可以避免了单一趋势的简单做法。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解释：（1）参数回归是利用连续的线性进行外推预测；（2）线性回归模型选取的样本数据量有限，在缺少样本信息的情况下得出的回归系数并不是那么可靠，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反过来看，非参数回归需要的样本量比参数回归所需的样本量要大很多。虽然在较小的样本条件下使用分参数回归就会出现过度拟合的情况，这个问题很难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处理；但是我们更希望数据自身更加符合实际、有更小的偏差，因而非参数更加符合实际问题的需要。
拟合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影响，1980年到2000年之间，呈现的更多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0年之后，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逐渐凸显。这恰恰反应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调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我国一直在努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开始显现它的不足与非持久性，所以必须科学处理固定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继续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努力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要通过拉动内需来带动GDP的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因此，要努力的带动内部需求，重视多边贸易的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强化经济内生动力，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金全、于惠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1）：26-29。
[2]焦佳、赵霞、于霄：《我国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变结构协整分析》[J]；《山东经济》2008（1）83-85。
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范式；产业集聚；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研究意义
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对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库恩定义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
库恩认为类似哥白尼地心说、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重大科学成就的出现是范式确立的标志。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1)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2)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这两个特征又决定了范式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学科进入了常规研究阶段，即该领域的研究者根据构成范式的公认理论，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进行常规性的研究，不断增强该学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并拓展其应用领域；(2)范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识选择的基础。人们把范式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科学及其发展演变的犀利工具。西方经济哲学界普遍用范式的观点考察经济学，这种做法在以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为代表的经济哲学家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斯密(Smith，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为经济学建立了公认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李嘉图、西蒙第斯、萨伊、穆勒等成为斯密的追随者，他们有的进一步完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李嘉图)，有的将经济学条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则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尔拉斯)，逐渐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发展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在常规研究中，总会遇到用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外现象”，一般来说，研究者开始是采用忽略它们的办法来回避问题，库恩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选择”，即研究者认为反常现象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畴。当反常现象日益积累以后，现有理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研究者们就不得不对范式进行调整，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完成了经济学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转换。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个体动机与地理区位的关系，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后来的区域经济研究脱离了这种研究范式。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强调个体动机，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然后通过消费者均衡和厂商均衡分析来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近代以来，主流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后来的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都十分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微观均衡分析。
在认识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强调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忽视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区域经济学起初没有将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将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作为观察的重点。例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企业选址问题，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实用主义特点。区位论和区域科学利用经验研究的结论作为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的主要工具，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有密切的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经验验证，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性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基础上的归纳法。区域经济学关注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区域政策建议。区域经济学观察到产业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通过经验研究来寻找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相关性，但不去解释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联系。主流经济学认为必需解释这种联系，并且认为这是区域政策能否获得预期效果的基础。主流经济学重视理论的演绎，强调以精炼的模型来揭示经济运行整体现象背后的个体理性动机，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即计量研究是对理论假设的验证，但理论假设并不直接来自计量研究。艾萨德注意到了这种区别，指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验证的假设和理论。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的原因是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在政策供给方面，区域经济学从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历史相关性出发，而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个体对空间资源的需求动机出发。
就对市场经济系统的整体认识而言，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能自我调节的体系。即在主流经济学的视角中，市场经济具有自组织的特征，所以强调个体选择。区域经济学在传统上更倾向于将区域经济系统看做是可以运筹的他组织系统，所以强调整体的最优布局与结构，但是其运筹的结果有时与个体理性选择相悖。
3、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意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缺乏分析空间问题的建模工具，区域经济理论又不能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来解释空间布局与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关系，随着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严谨，对区位理论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学术的。区域经济学利用实证手段发现了空间经济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场潜力模型绘制了美国的市场潜力地图，证明高市场潜力与产业集聚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因为对产业集聚的内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这些研究无法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直至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造成了区域经济学应用的困境――区域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往往基于经验公式，在微观动机和市场结构转移的经济机理方面的分析却是空白，而数量众多的没有统一逻辑内核的经验公式，有时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均衡结果，但是没有将理性选择置于特定的区域之中，这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而区域经济学则在分析特定的区域经济问题时对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加以忽略，这也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只有将两种理论范式统一起来，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区域经济分析。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演进
1、杜能的开创性贡献
杜能(Thunen，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设想了一个位于匀质平原上的孤立国，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给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杜能认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是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必须能偿付成本与运费。当耕作成本一定时，离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创建了农业圈层理论，推论出决定各地区农业布局最佳类型的是级差地租。杜能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加以理论化和体系化，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广到了其他的研究领域。
由于空间既被看作是一个经济物品，又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杜能的分析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便是双重的，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来的几位贡献者更具有相关性和普遍性。尽管杜能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却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论作为基础。在艾萨德努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尝试将杜能的理论与均衡分析相结合。
当人们对杜能的假设前提做认真的分析时，一种逻辑追溯却遇到了难题：在匀质的平原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什么不是分散交错地分布着，成为分散的“后院资本主义”形态，而是将工业集中在城市里面?显然，杜能认为工业生产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从杜能的理论出发，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发散
杜能回答了生产是如何扩散的，但是人们还需要知道生产是如何集中起来的，所以杜能的区位论只发挥了“一半的作用”。这样，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就不足以支持区域经济学整个领域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发散状态。除新经济地理学以外，区域经济学有6种理论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问题；地理几何分析形成了工业区位理论，分析企业及产业区位选择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问题；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别；当地外部经济理论揭示了聚集经济效应；积累因果分析发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进一步为上述研究结论提供了实证。
(1)基于地理几何分析的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
19世纪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布局和产业迁徙问题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劳恩哈特(Launhardt，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韦伯(Weber，工业区位理论，1909)系统地表述了工业区位理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为目标，从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合理布局的过程。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地提高了生产率，许多产业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学开始研究市场中的非竞争因素带来的问题，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市场区域划分问题。
费特(Fetter，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1924)提出贸易区边界理论，他假定有两个生产地，根据两地的成本和运输费用的不同，利用等费用线方法，得出两个生产地贸易范围。如果两个生产地各自的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以及其他条件均相同，则两地的贸易区分界线是一条位于中央的垂直线；若两地的生产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生产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如果两个生产地运输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运输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国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质性，一定的生产地必将产生一个适当的城镇，这个城镇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它向周围地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服务中心的理想服务区是圆形的。当一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之间会出现间隙，要弥补间隙，圆形服务区就会局部地重叠，圆形服务区就转变为六边形的。这样，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的多级六边形图形。
廖什(Losch，区位经济学，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廖什认为，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企业之间形成了空档，圆外有消费者不能得到供给，在竞争中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档被新的竞争者覆盖，圆形市场被挤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
(2)基于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论
俄林(Ohlin，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认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需求方面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二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状况，分配影响收入，从而影响到需求。供给方面也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给，即要素禀赋状况；二是生产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决定了商品生产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决定要素密集的性质。这造成了国内外各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俄林的理论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许多区域发展规划事实上都是以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制定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是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俄林的理论不能解释技术手段对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创新，例如，依照传统的判断，以色列并不是一个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但是现代设施农业技术却造就了以高附加值农产品为主的现代农业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拥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去甚远。
(3)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缪尔达尔(Myrdel，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1957)的“累积因果论”指出市场力的作用在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与那些发展缓慢的地区相比，它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遏制困难地区的发展，使不发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经济发展战略，1958)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与缪达尔的理论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理论”。根据“核心与边缘区理论”，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变这种情
况，就要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有目的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普里德(Pred，1966)把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分析。
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关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依旧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却依旧不能吸引投资，而有些企业却将原材料运输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生产。
(4)基于社会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社会物理学是指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预测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与周边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奥尔巴赫(Auerbach，1913)构建了城市规模的位次一规模法则。社会物理学的典型应用是运输网的规划――由于对产业集聚的机制无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无法把握运输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场引力模型等在运输网络规划中有用武之地。运输基础设施的供给常常面临尴尬的局面――要么是运输供给严重短缺，要么是运输供给明显过剩，对运输量的预测似乎从来没有准确过。社会物理学为产业集聚和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实证。将社会系统看作是物理系统，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隐含了城市间作用的对等性假设，但是区域或国家间的贸易和运输常常是不对称的。
(5)以区域外部性为基础的研究
马歇尔(Marshall，经济学原理，1890)把产业集聚归结为三个要素：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即中间产品投入；三是技术外溢。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通过合作获得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一方面指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企业可以通过垂直关联实现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沟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水平关联控制二级单位的产品质量等。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驱动，形成了企业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冲突，城市规模由此给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论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有希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但是洛杉矶这样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现以及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具有产业协作关系的城市群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
3、统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努力
艾萨德(Isard，区位和空间经济学，1956)注意到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散性，基于古典区位理论，他将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进行整合，把区位理论研究的问题归结为：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区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对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中，艾萨德的工作结果被称为区域科学。区域科学从未胜任过艾萨德所设想的角色。新城市经济学(Jacbos，城市经济，1969)把空间分析纳入经济学的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
4、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范式的确立
研究范式的发散使区域经济学研究在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尝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区域经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统一，这是区域经济学30年以来的最大突破。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必需解决三个问题：规模收益递增、竞争的非完全性和对运输成本的处理。规模收益递增是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马歇尔曾经论述过规模报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有很长历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垄断竞争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基础。运输成本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对运输业的许多问题都难以做出解释。所以克鲁格曼假设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引入一个单独的运输业。
1991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聚集和产业集群的论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上，并且他认为以往的区域经济分析恰恰是因为没有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手段，所以对产业的聚集与发展规律缺乏解释力；新经济地理学派设计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一模型”，将产业集聚的个体理性动机归结为规模收益递增，而后又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克鲁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将以往那些发散的区域经济理论聚合起来加以解释。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更接近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必需考虑的关键因素――运输费用与边际产量的比较、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级差地租等，这些或多或少地隐含了边际成本、规模收益和空间资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杜能的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有更大的影响和被挖掘的潜力。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运输对市场范围的影响，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的结论。但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间问题，库恩将这种情况解释为“知识选择”，因为自斯密起，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中就缺乏对空间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供给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不同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别。但是依旧不能解释产业集聚的微观原因，为什么生产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的区域，而是会积聚到某个或某些区域呢?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描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用极化效应来解释区域发展的差别。后来以区域比较和积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研究日益具有规范经济学的特征，进而成为区域经济政策供给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使区域经济学在整体上带有显著的政府干预特征。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区域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是区域经济学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
济地理》一书中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区域发展问题。1999年，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发表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集群和聚集经济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和分析了经济集聚，这部著作获得了多项经济学奖项。
在艾萨德的努力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以后，区域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似乎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克鲁格曼等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强调相互交换产品和劳务的企业和家庭的分散决策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第一次真正能够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将需求、供给等市场参数表现为空间因素的显函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学是一个使用较为混乱的术语，在传统上，它是指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描述，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随着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这一术语有时和区域经济学相混淆了。
在新经济地理学逐步确立的同时，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在对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做出努力。巴罗(Barro)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微观基础，在和沙拉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巴罗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过了区位的作用，他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别，研究范式是古典主义的，对产业集聚的解释归结于交易费用理论。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1980年出版了《竞争战略》一书，建立了他的企业竞争力理论。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了钻石模型。波特在理论范式上可以认为是产业经济学的成功应用。
三、区域经济学应用的拓展
1、主流经济学赋予区域经济学更强的解释能力
主流经济学推进了区域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进展，这表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始趋于集中，这很可能是区域经济学今后发展的趋势。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都是区域经济学经常使用的理论工具，但是在理论范式呈现发散状态的时候，这些理论也是发散的。由于不能将这些理论工具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上，整个区域经济学更像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仪器。当一国的经济中出现“问题区域”的时候，基于空间分析的区域经济学并不能给出正确的解释，当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也就出现了停滞。主流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进行的整合导致了区域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使其能够依据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对区域差异、产业集聚做出解释。
在本质上，经济是全部社会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区域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具有显著的规划性，即从规范经济学的视角先行定义最优模型，然后确定区域发展目标，并主张利用政府干预来确定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个体理性选择的总和往往和政府规划相去甚远，对这种情况不能做出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学逐渐沉寂的主要原因。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供给产生新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具有“政府干预经济学”的特征，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应用领域，国内区域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有向“问题区域”倾斜的趋势。
在对问题缺乏根源性解释的情况下，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区域问题诊断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也就会处于被质疑的地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许多的政策性建议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将政府置于对经济实施“强干预”的位置。这往往是由于规划模型缺乏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对政府干预后形成的市场结构变化、规模报酬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均衡状态的迁移缺乏准确的预见性，政府的干预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而言，主流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明显的区别。区域经济学通常主张对区域经济，特别是基于区域经济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全面规划，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系统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经济学则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对市场参数的调整来限制企业的决策，这已经属于经济规制的范畴。由此可见，一旦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便与区域经济学在逻辑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给层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论选择。
3、与主流经济学范式趋同的启示
区域经济学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结果是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会更加全面。区域经济学不再仅仅简单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而是能够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制度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要素共享机制、社会运行效率等多个层面对区域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解释与规划。将过去的片面的运输费用和比较优势分析转化为一种对区域经济的全方位的“扫描”。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形成严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库恩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主干和诸多分支学科由于具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因此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趋同，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区域经济学所用，使这一学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统计 特点 职能
中图分类号:C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3-239-01
统计及其分析方法是人们认识社会和客观世界的重要方法,各行各业的活动都离不开统计。统计学是一门集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归纳和分析于一身的学科,其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宏观、微观经济运行工作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与统计信息紧密相关。因此,全面系统地掌握统计学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科学、准确、及时地收集纷繁复杂的统计信息就成为各经济主体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也是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员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一、农村统计的特点
社会经济现象包括自然现象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领域的各种现象。比如:国民财富与资产、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生产与消费、财政与金融、教育与科技发展状况、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统计是通过对这些基本的社会经济现象数量信息的认识,达到对整个社会的基本认识。因此,统计有着它自己的特点。
1.数量性。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统计的研究对象是农村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因此,数量性就成为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特点。数量信息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数量特征,即社会经济现象的规模、大小、水平等。(2)数量关系,即社会经济现象的内部结构、比例关系、关联关系等。(3)数量界限,即引起社会经济现象质变的数量。例如,完成计划与未完成计划有质的区别,计划完成程度100%就是质与量互变的数量。又如,要统计农村国民生产总值,首先要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质,在认识国民生产总值质的基础上,才能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例如,观察一定时期农民的物质消费水平,就要统计一定范围一定时期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并与相应的人口数进行比较。统计“社会商品零售额”,首先要明确这个指标的涵义,然后再去统计它的“量”,而确定“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涵义,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与实践相结合,解决什么是商品流转、什么是零售、社会商品零售额的统计范围是什么以及怎样收集、整理和汇总社会商品零售统计资料等问题。在确定这一统计指标涵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指标的可操作性。当统计了“社会商品零售额”以后,把它与相应的人口数量联系起来对比分析,就可以观察到相应的物质消费水平。还可以“社会商品零售额”与“社会商品购买力”进行对比,观察购买力的实现程度,分析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由此可见,统计虽然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数量方面的问题,但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质的研究。
2.总体性。统计通过对某一个或若干个性质相同的许多个体组成的总体进行大量观察和综合分析,来反映事物总体的数量特征,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一般状况。由于总体由许多个体组成,因而,“总体性”也可以称为“大量性”。在社会领域里,个别现象往往存在着特殊性和偶然性,呈现出事物整体所具有的普遍性或稳定性,从而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以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值得注意的是,统计活动以总体为认识现象,并不排斥对个别现象的调查研究。一方面,个别现象是构成总体的基础,无个体则无总体;另一方面,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典型调查和深入细致的分析,有利于补充总体资料的不足,丰富总体资料研究的内容,更加生动地说明量的形成和变化。
3.具体性。统计认识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中具体事物的数量信息。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具体事物,都是在一定地点、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其量的表现都带有特定场合和特定条件的痕迹,离开具体地点、具体时间和具体条件,是无法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从地区上看,客观事物在地区发展上总是不平衡的,有先进的,有后进的;有自然条件好、科技发达的,有自然条件差,科技落后的。从时间上看,有发展速度快,有发展速度慢,而快与慢又是可以转化的,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从环境条件看,环境对事物有时起着促进作用,有时起着阻碍作用。因此,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统计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在研究农民的生活水平时,除了考虑地区因素外,还必须明确是哪一年的生活水平,并联系农业的生产条件、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联系农村消费品的价格等因素进行分析,以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高还是低,生活质量是好还是差。单凭一个孤立的统计数字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因此,统计研究的量是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条件下的量,这个量总是和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4.社会性。统计活动通过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数量的调查研究来认识人类社会活动的条件、过程和结果,反映物质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这些物质关系,实际上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首先,农村社会性是指农村社会经济总体现象的数量方面,是人们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产物,统计数据总是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反映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农村社会性是指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变化将受到其所处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政策、文化背景、宗教、法律等诸多因素变化的影响。因此,社会经济统计是为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管理服务的;再次,从事统计活动的人常常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会运用不同的方法,这就使得社会经济统计的研究对象具有社会性。
二、农村统计的职能
统计职能是指统计作为一门方法论科学在社会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根据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国家管理系统应由科学的决策系统、高效的执行系统、灵敏的信息系统、完备的咨询系统和严密的监督系统所组成。统计工作作为国家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兼有信息、咨询和监督三大职能,亦称为社会经济统计的整体功能。这是对社会经济统计的职能作用最全面、最完整和最科学的概括,是对社会经济统计工作的延伸和拓展,农村也不例外。现就农村社会经济统计的三大职能加以叙述。
1.信息职能。统计的信息职能是指根据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调查方法,系统地采集、处理、传递、储存和提供大量的以数量描述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信息的职能。统计资料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信息,统计资料是重要的信息源,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统计信息与其他信息相比,具有数量性和整体性的特征。运用总体、速度、结构、比例关系等特有的方法,反映农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2.咨询职能。统计的咨询职能是指利用已掌握的丰富的统计信息资源,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深入开展综合分析和各种专题研究,为科学决策和经济管理提供可供选择的咨询建议和对策方案。统计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所反馈的经济信息、所进行的统计预测,是农村政府部门和经济决策者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决定政策、确定战略目标、制定长远规划和经济工作计划的重要依据。
3.监督职能。统计的监督职能是指根据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及时、准确地从总体上反映农村经济、社会和科技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运行状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定量检查、监测和预警,以发现运行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及其原因,并在发出预警信号的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持续、稳定、协调的向前发展。
上述农村统计的三大职能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信息职能是基础职能,是保证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有效发挥的基础;而咨询职能则是信息职能的延伸和深化;监督职能则是信息职能和咨询职能的拓展。只有同时发挥统计的信息职能、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才能体现和发挥出农村统计的整体功能,才能搞好、搞活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为市场经济服务,发挥农村社会统计应有的作用。
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源诅咒；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14-07
一
关于“资源诅咒”的思想最早产生于20 世纪 50 年代。Prebisch（1959）和 Singer（1950）首先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他们分别通过实证方式发现，在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模式下，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境况时，不得不出口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才能换回等量的工业品。这种自由贸易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传统贸易理论所预言的贸易利益，反而使自身的增长好处被发达国家无偿占有。当时，他们的发现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Auty（1993）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个概念。美国经济学家Sachs 等（1995）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自然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①之后，又有一批针对“资源诅咒”的跨国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在中国最早做“资源诅咒”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当属徐康宁等（2005）。他们以各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来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贫富的差异，以1978年为基期，2003年为计算期，以各省资源充裕度指数为横轴，GDP年均增速为纵轴，做两个变量的散点图，由散点图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大致规律，各散点（代表各省份）非常近似地收敛于由高向低（代表GDP增速）和从左到右的一条拟合线，即近25年来，中国能源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比能源资源贫穷的地区慢许多。由此在国内引起了一场省级层面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的纷争。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同“资源诅咒”假说，以至于有人认为，“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具有普遍性”（ 王闰平 等，2007），或者说是“发展经济学里颠扑不破的一个命题”（洪柳文，2007）。
关于“资源诅咒”的内涵，学术界有多种解释。在Coxhead（2006）看来，“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塑造的众多富有神秘色彩的短语之一。它意指由于不能持续有效地利用资源要素，尤其是那些生产力潜能最高的产业没有能够做到持续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而导致的低增长。正如Sachs等 (2001)所描述的，“……事实上那些自然资源最为丰裕的国家群体和高GDP国家群体之间是没有共同点的，……密集的资源总是和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但也有人将其概括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包袱”（徐康宁 等，2006）。或者说，在控制了制度、人力资本、投资、开放度、价格变化等因素后，自然资源的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或者说，在控制了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和投资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变量后，自然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甚至有人提出，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冯宗宪 等，2007）。
然而，在赵奉军（2006）看来，所谓资源诅咒主要是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与一系列有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例如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内乱频频爆发、教育水平低下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长期低下。以至于丁菊红等（2007）将这种现象界定为：“自然资源的丰裕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张菲菲等（2007）将其界定为：“丰富的资源趋于阻碍而非促进经济发展。”
对于这种假说，主要分为理论的推导和实证的检验两部分。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部分都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这里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理解自然资源？其次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再次是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二
关于自然资源的界定，在经济学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资源通常仅仅指能源、矿产等可开采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广义的自然资源实际上等同于经济学中“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包括狭义的土地（即经济活动用地）以及蕴藏于其下或其上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一个地区的环境容量或管制标准可以看成是一种“资源”）（罗浩，2007）。但也人有将自然资源界定为人类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源。一般分为可再生资源如森林、水等和不可再生资源如矿藏等(胡援成 等，2007)。还有人将自然资源界定为“是人类可以利用的，天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天然禀赋” (饶文军,2007) 。
关于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禀赋或自然资源丰裕度）的度量，从“资源诅咒”假说方面看有多种解释。如：Auty采用的是耕地数量、牧场面积和矿产品；Sachs和Warner采用的是能源出口量占GDP的比重；Coxhead采用的是初级产品的出口与GDP的比值；李少星、颜培霞采用的是能源产量总价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Glyfason采用的是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Wood和Berger采用的是人均耕地数量；Hamilton采用的是资源租占GDP的比值；Leite和Weidmann采用的是农产品产值占GDP比重；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采用的是矿产储量；Stijns认为，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并不直接等同于资源的充裕状况，因此建议用人均资源储量作为资源充裕度指标。武芳梅（2006）采用的是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总量的相对比重。徐康宁（2006）采用的是原煤（亿吨）、原油（万吨）、天然气（亿立方米）和铁矿石（万吨）指标。郑长德（2006）采用的是各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比、各地区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占全国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的百分比、各地区森林蓄积量占全国森林蓄积总量的百分比、各地区湿地面积占全国湿地面积的比重和各地区水资源总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比重。（如图1所示）
上述解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相关文献所涉及的资源主要是部分经济性的可以量化的资源，并没有涉及更多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中可以量化和不可以量化的资源，比如水泥、钢铁、水、区位（港口、海洋资源、运输距离和运输成本等）、风、空气等等原生态的广义的资源。从世界范围来看，
当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前西德、澳大利亚、新加波等等，无不是依托于港口和发达的海运而强大起来的。即使从国内来讲也是这样。以至于郑长德（2006）指出：“经济增长率和区位指数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592、0.575、0.460 和 0.603。”因此，区位问题不仅应该纳入（或步入）经济学，而且应该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加以分析。二是所有的文献当中所涉及的资源均为资源性的产品，并非原生态的资源。其实，自然资源、资源性产品、资源禀赋等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为自然资源讲的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已经意识到的和还没有意识到的、当前有用或无用的、当前对经济有害或无害的东西；资源禀赋讲的是客观世界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即人们已经意识到的包括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就像娘胎里带来的四肢残缺一样，后天无法彻底地改变它――最多只能是安个假肢；而资源性产品则是资源禀赋中已经转化为对人类有利或有用的东西。很显然，后者与前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或者说后者只是前两者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进一步讲，学界有将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丰裕度、开采度、开采量、出口量、人均拥有量、储存量、探明量等概念相混淆的嫌疑。再进一步讲，耕地数量、耕地质量与耕地产量，以至于农产品出口量等也不是一回事。三是就经济增长而言，纯属于人为的东西，动态的过程和过程的结果；而自然资源则属于“天然的”原生态的物质，它既可以为人所用，也可以为人之外的其他动植物所利用。所以能否作对等的检验，值得商榷。当然，经过加工之后的物与物之间肯定是可以做统计检验的，因为商品与商品之间可以通过价值作比较，而非商品性的“物”与商品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三
由此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或曰经济增长的源泉，学术界众说纷纭。在汪戎等（2008）看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包括劳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在Mehlum 等(2006)看来，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的有效制度安排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至于“资源充裕国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是由一定制度安排下的‘资源租’的分配决定的”，而“资源的诅咒”仅仅会出现在制度缺失或制度弱化的国家或地区，而不是所有资源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在刘瑞明等(2008)看来，良好的制度基础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一个社会制度是鼓励生产性的寻利活动还是鼓励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构成了这个社会成败的关键。在徐康宁（2006）看来，增长的源泉来自于自然资源或自然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同时，区位条件也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之一，它通过市场可达性、交通成本与技术扩散成本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Young(1928)看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分工在一国或地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根本上讲，一国能不能形成有效的分工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以至于投资水平、分配方式、政治治理、金融状况、技术创新、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程度、区域开发成本等等都在影响着经济增长。
然而，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区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法律法规的完备性、政府行为的公正透明度、市场主体的诚实守信和规则意识等“软环境”都是经济发展的自变量，会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样地，区域形象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塑造合理的区域形象是注意力经济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欠发达地区摆脱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以至于有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坚信“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张景华,2008)。正因为如此，早在1955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就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十分明确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所限制。（但）这不是惟一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限制。……一国有了资源，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比如精力、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节俭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愿望以及制度上的自由和灵活性。自然资源决定发展的方向，并构成一种挑战，而人的精神意志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也可能不接受。”（刘易斯，1996）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方面同时努力，资源才能起到支持增长的作用。用埃格特森(1990)的话讲就是“最优的规则结构就是那个将资源导向生产最多财富的规则结构；换言之，当规则为最优时，资源也就得到了最有价值的利用”。
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多种多样，或者说，自然资源（在此，我们姑且以自然资源出口量来代替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数学上的一一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界所谓的“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具有普遍性”，或者说是“发展经济学里颠扑不破的一个命题”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当然，由于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本文并没有回答自然资源究竟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或物质基础和条件，或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或基本要素，或者仅仅是一个要素这一最基本但又颇具争议的问题。
四
接下来，我们来破解韩亚芬等（2007）有关中国省级层面的“资源诅咒”假说问题。如图2所示，以对角线为分界线，韩亚芬等认为，处于对角线右上角的省区属于消费量高、生产量相对较低、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福建、辽宁、河北，这些省区大都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虽然没有资源禀赋的优势，却能够很好地利用外来资源，优化产业结构，从而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位于对角线左下方的省区属于生产量高、消费量相对较低、经济落后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安徽、贵州、新疆，由于这些地区出现了“资源诅咒”现象，因而经济发展陷入低谷。
图2 2004年中国各省区能源产耗和经济发展矩阵
对此，笔者仅想从两个方面或视角加以分析。一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讲，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东部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西部为什么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首先，从五年计划来看，六五计划作为改革开放的开始，仅提出“编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区规划，以山西为中心包括内蒙古西部、陕北、宁夏、豫西的煤炭、重化工基地的经济区规划”，至于西部地区的概念虽然后来有所提及，但真正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时间是在1999年6月。整整晚了21年。其次，从股份制改革方面来看，1984年9月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可谓中国股份制改革的鼻祖。但这种试点仅仅放在沿海地区，以至于1990年12月9日和1991年7月3日建立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仅仅为本地的上市公司服务。这种局面只是到后来才慢慢得以扭转。但到今天为止，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尚没有一家证券交易所为其股份公司服务，这与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证券交易所分布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资料显示，2007年1月至10月两大证券交易所分别实现税收1000亿元，留给地方的分别为500亿元。可见，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很大。再次，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讲，当时选择的次序分别是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因此时至今日，80%以上的FDI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即使经济特区――如深圳、珠海等类型的特区，中西部地区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再再次，从十七大以后建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讲，同样地主要在沿海地区，如滨海新区的建设、深圳的城市主体功能区划分试点等等。最后，从高速铁路来讲，如京沪高速铁路、武广高速铁路等已经开始建设，可惜的是十期间广大的西部地区与此无缘。凡此种种，都是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见，当今社会，没有什么比制度更为重要了吧？
二是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审视。广大的发展中的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国家，除了其内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之外，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们难以取得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权――相反，仅仅是“价格的接收者”。对此，普雷维什（1983）早就有所论述。他把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近乎全部的利益,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国家。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一旦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另一类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中心与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中心的存在以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害的发展为代价。其逻辑结论是，只要“中心―”结构(即所谓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或旧的国际分工)不改变，或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沿着普雷维什开拓的思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一大批第三世界的学者都得出了同样结论。在解释国家为什么长期处于国际交换的不平等地位时，拉美经委会的斯特劳德指出，从根本上说，这一性质反映在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上：（1）在技术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2）与中心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差异；（3）分化瓦解成许多弱小的单位。这些特征使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并加剧了国家发展的滞后（王萍，1999）。
余论
如果说自然资源、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那么，什么因素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以前的理论主要是从国际贸易学、统计学、发展经济学方面探讨“资源诅咒”假说，具体到一国内部，可能更多地需要借助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可惜的是区域经济学方面很少论及；第三，学界更多地是以10年、20年或30年为一个周期进行检验，如果我们将周期再放长一些，如100年、200年，甚至是从整个人类经济史学的角度加以考察，结果会不会又不一样呢？总之，做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应当被眼前的一点点皮毛性的收获所迷惑。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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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Curse：A Debatable Proposition
ZHANG Gongshe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Lanzhou Commercial College, Lanzhou 730020)
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学 课程设置 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2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12-0177-03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随着金融市场化的推进，金融改革逐渐深入，新的金融模式兴起，对金融人才的需求范围更广、要求更高、期待更大，高校金融学教育一致把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人才和领导型人才作为目标。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开放的国际化视野、了解中国特色和实际的精英人才的需要使得金融学专业教学改革与国际接轨，重视创造能力成为主流趋势，而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的体系和结构正是金融学专业教学改革最直观的反应。
我国的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学术界对金融的认知程度而不断变化。早期我国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和金融学理论的讲授，主要是由于受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国内学术界对金融的理解和学术倾向主要集中在宏观范畴，金融学课程设置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两大主线，与传统的观点相符合，视金融机构为金融运行的中心，自此金融学的核心课程长期以宏观金融学课程为主，而微观金融学相关课程很少。随着对外开放和加入WTO，宏观金融理论不能充分地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国与国外的交流越来越多，对微观金融课程的呼声就越来越高，国内高校增设微观金融学相关课程的趋势成为主流，公司金融、投资学等课程由于与实际联系密切，与市场需求结合紧密，符合学生的职业预期，也备受推崇。然而，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课程多而广但缺乏系统性的问题。因此，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值得重视，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结构影响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为了给金融学专业学生后续的个性发展奠定基础，调整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对我国高校金融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高校金融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
统观我国金融学课程设置现状，一方面，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比较严重，课程的实用性不强，主要表现在课程以理论讲述为主，实际应用能力培养方面匮乏，具有启发性、培养能力的课程较少或者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课程结构缺乏系统性，学生不能很好地构建知识体系，课程门类众多，内容重复现象较多，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反而不够扎实。教育部对财经类专业基础课程、核心课程有规定，专业基础课程由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管理学、统计学、国际贸易学等组成，专业核心课程由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学、中央银行学、保险学、财政学等组成。从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学本科课程设置的宏观金融学理论课程的倾向是明显的，与当今金融学的实用性和微观倾向并不一致，也与社会对现代金融人才的需要相差甚远，不利于高校自主增设微观金融学课程。其结果容易使学生学习的知识无法与实际应用接轨，进而延长了人才培养周期，降低了金融人才质量。
近年来，随着对国外商学院模式的金融学专业的推崇，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高校金融学专业为弥补课程设置的缺陷主动增加微观金融学相关课程;二是金融学相关的本科专业五花八门，如财务、财政、国际金融、农村金融、城市金融、货币银行、国际投资、证券投资等在各个大学都有成为独立的专业的例子。传统的课程设置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呈现了以下现象。
（一）微观金融学课程仍然不足，课程设置选择有局限性
高校虽然努力增设投资学、公司金融等方面的课程，但微观金融学的课程数量和种类仍然非常有限，常常取决于在校教师的开课意愿和授课能力，并且容易出现忽略培养学生在财务会计和财务分析等方面的能力。
（二）课程简单增加，整体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
金融学专业的相关知识之间存在互补性和整体性，本科阶段的学生只有牢固掌握专业基础知识，获得系统的专业训练，才能适应进一步深造或未来工作岗位上的要求。然而微观金融学课程以增设或专业选修课的形式纳入原有的课程设置安排，没有解决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问题，造成了学生知识体系的混乱和对金融认知的不完全。
（三）教材内容陈旧，难以与国际接轨
国内金融专业的教科书普遍缺乏灵活性，教材更新速度慢，内容陈旧，实用性不强，案例和习题老套。教材再版、改版时增改的内容变化不大，新增理论难以融合到整本教材体系中。教材的知识性和系统性被弱化，介绍性和描述性的内容较多。借鉴和使用国外教材的情况较少，教材内容难以与国际接轨。
三、中美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及差异
美国高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由通识课、公共核心课、专业核心课与选修课四部分组成，基本原则是把本科教学作为专业基础教育。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具备较为广泛的文化意识和现代科学技术认知。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美国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先修读公共核心课程，保证学生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以及统计、会计等金融学基本分析技能与工具。公共基础课程主要集中在宏微观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金融学原理等课程。美国各校的专业课程设置比较丰富，专业课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必修的专业核心课程，一般只有三到四门，数量很少，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银行学、公司金融、投资学、国际货币和金融、各类金融机构的介绍等方面;另一部分是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丰富，特点是灵活性大，动态性强，有学校个性化特色。
我国高校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由普通公共课、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所组成。普通公共课主要是高等教育统一要求的思政类课程和体育类课程，以及数学类、计算机类基础课。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指所有财经类专业所涉及的基础理论课程，通常由西方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国际贸易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等必修课程组成，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符合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本科教育基础必修课和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的硬性规定，占据了课程整体的很大一部分比重，这部分学分的比重也比国外高校高。金融专业课程通常主要有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学、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保险学、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证券投资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等，基本涵盖了主要金融学科的分支领域。近年来，逐渐增加了公司金融、国际财务管理等课程内容。从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丰富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如果仅从总体课程的名目上看，我国与美国的差异不大，但比较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
（一）对微观金融学课程重视的程度不同
金融学科的微观性被重视主要是由于西方金融理论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变化，因此美国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侧重于体现微观金融学的主要内容。对于证券投资领域的投资工具，通过按照类别设置固定收入证券、基金投资、期货与期权等课程供学生学习。我国的金融学教学中以上投资工具主要是通过证券投资学一门课讲述的，深度与透彻性有差异。美国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重视与实际热点和经济趋势相结合，比如针对房地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热点的实际，美国很多大学开设房地产金融课程，专门讲授房地产投资的融资结构与策略以及税收特征。我国高校开设课程仍侧重于宏观金融学，一门课程的信息含量大，内容广泛而深度较差。
（二）人才培养的导向存在差异
美国大学对金融本科毕业生的培养目标是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具备实用性，注重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强调本科的培养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毕业生受市场的欢迎。美国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倾向于设置不同的经济学研修班、专题研究小组，开设选修课，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其中的两到三门修读。以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为例，其开设公司财务、新兴金融市场、投资学、企业家金融的研习班，让学生阅读相关学术期刊，并以参与课程讨论、撰写论文、在课堂上交流和汇报学习情况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的方式，使学生从知识学习与运用、技能训练、语言表达和归纳总结方面得到系统的训练。
而我国金融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多定位于培养与金融相关的各个岗位上的高级专门人才，目标的愿景和方向是好的，但本科教育只能成为目标实现的基础，所以目标因为难以实现而略显空洞。虽然多数高校在保留传统的授课方法之上，开始重视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但盲目提高学生参与研究的要求而忽视过程培养，反而得不偿失，使学生“学艺不精”。现在我国高校逐渐将目标转向培养适合市场需求的人才，课程结构的变化处于探索期，正是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的阶段。
（三）课程设置的结构与层次不同
美国高校注重分层次安排课程教学结构，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金融学的研究内容。专业基础课门数不多，但在进入金融学专业课学习之前，保证学生通过前置课程在修读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循序渐进。众多金融学专业选修课程一般都有严格规定的选修前提，保证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适合自身的选择。为了提高金融学本科学生的综合知识和素养，我国高校增设了不少的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但课程的体系性安排较差，课程间缺乏必要衔接，一些知识点在不同的课程中都会涉及，导致不必要的重复，同时容易出现遗漏知识点的情况，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完整。
（四）课程内容的丰富度不同
美国高校金融学专业选修课设置较多，充分体现了灵活多样的特点。各校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相应的开出大量的金融学专业选修课。选修课开设的特点主要有三个：紧密联系实际;紧跟金融学前沿理论进展;国际化色彩鲜明。课程内容比较新颖，更新速度快，为学生发展自己的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例，其沃顿商学院金融学专业开设了货币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银行业、城市财政政策、公司财务、高级公司财务、投资管理、投机市场、证券分析、跨国公司财务、房地产投资、城市房地产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固定收益证券、国际住房供给比较、基金投资、行为金融、风险资本与私人权益、财务分析、宏观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投机市场、投资管理、金融机构、金融学中的实证方法介绍、持续期金融经济学、跨期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金融领域的实证研究等近三十门课程，充分体现了以上的特点。而我国普遍存在专业选修课设置较少的现象，并且金融学专业课程更新较慢，内容相对陈旧，时效性差。
四、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结构的调整策略――基于安索夫矩阵的分析方法
安索夫矩阵是管理学经典模型，由策略管理之父安索夫博士于1975年提出。矩阵以产品和市场作为两大基本面向，区别出四种产品市场组合和相对应的营销策略，是广泛应用的策略分析工具之一。其模式如表格1所示。
表格1
可以看出安索夫矩阵的核心是两个维度，每个维度有两个层次，用途是基于实现一定目标进行策略分析，矩阵反映了结构性的特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我国高校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的问题有两个核心，一是宏观与微观课程之间的比重问题，二是课程系统性不强导致的学而难以致用问题。所以，本文借鉴安索夫矩阵并进行修改，把两个维度改成课程属性和课程应用，以期为优化课程设置结构提出科学的建议。修改的矩阵模型和课程设置选择与调整的策略分析如表格2所示。
表格2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的课程设置调整的策略，各高校可以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合理调整原有的课程设置。
五、启示和建议
（一）提高课程设置结构系统性，丰富选修课课程内容
将微观金融学核心课程纳入基础课程体系，从根本上提高课程设置结构系统性，帮助学生树立完整的现代金融学观念。课程的设置要注意知识的连贯性和合理性，利用好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连贯性和逻辑关系。仅仅认识到课程的重要性而将它列入课程体系的做法并不科学，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门课程应放到什么阶段开设，重点讲授哪部分内容，学生接受这门课程的内容需要哪些知识作铺垫等问题。同时，鉴于目前选修课数量较少的现状，高校应积极开展与实际结合并体现本校研究优势和特色的专业选修课，并进行分类，引导学生集中修读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内容。
（二）提高课程设置动态性和灵活性，重视课程设置的国际化
我国高校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中教学内容更新速度慢，新的理论和应用常以补充内容的形式加入原有的教学内容，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应更注重基础理论的夯实和启发性教学模式的应用，增加研讨类型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提高课程设置的动态性和灵活性，紧跟时代潮流。同时，可以借鉴和使用国外金融学专业教材，增设英文或双语课程，重视课程设置的国际化，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打下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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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丹江口;农村;待迁移民;意愿;预期收益
中图分类号 TV212.58,F0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5-005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10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初期工程于20世纪70年代建成,当时搬迁41.3万移民。由于“重工程、轻移民”,忽视移民的感受和需要等各种原因,导致大量移民返迁和陷入长期的贫困,虽经政府和移民几十年的努力,仍然存在诸多遗留问题。2005年,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开工建设,又将动迁移民约33万人(以农村移民为主),是三峡移民以来中国第二次大规模的水库移民。其中23万人需要出县外迁至50多个县市,计划到2013年底完成。时间紧迫而移民规模庞大,加之初期工程遗留问题较多,如何尽量避免移民返迁和贫困,做到“以人为本,和谐搬迁”?根据各国移民的经验,如果移民认同搬迁从而自愿搬迁,则移民成功的几率大,反之失败的可能性就大。因此,有必要研究水库移民对搬迁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正确引导移民的愿望,合理设计移民补偿及安置方式,努力实现国家宏观目标与移民微观目标的一致性。研究认为,目前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政治资源、非农就业机会、人口和社会资源,会对搬迁意愿产生负作用,同时,家长制的传统权威在农村仍然起着决定作用,势必影响迁移意愿的形成。因此,选择经济水平较高的安置地是提高搬迁意愿的重要因素;同时应针对各群体 的不同预期,采用分步搬迁和灵活多样的安置、补偿方式。
1 文献综述
水库移民属于非自愿移民。国外有关非自愿移民的研究,首先关注他们的补偿及安置方式。 世行制定了指导各国非自愿移民的详细手册,并通过资金援助对受援国的非自愿移民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二,许多学者关注移民的风险及权利[1]。世行的移民专家塞尼把移民的风险归纳为丧失土地、社会解体等八个方面,并创建了具有预测和诊断风险、解决问题及研究功能的IRR模型(the Risks and Reconstruction Model)[2]。该模型随后被多国学者加以检验、拓展和讨论[3-4],并在各国移民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Prasad等人探讨了移民的社会成本及其对不同移民群体的影响[5-6],发现拥有特殊技能或政治权力的上等阶层从移民中受益,而完全以农牧业为生者和女性移民却受损严重[7-8]。 此外,不少学者探讨了移民安置模式与环境容量的关系[9]以及反大坝运动的原因[10]。
国内有关水库移民的研究。一是移民迁安模式及补偿研究。杨文健总结了国内农村移民的四种传统安置模式,提出城乡联动的安置模式[11];陶传进从“成本-收益因素”与“非成本-收益因素”两个维度构建了工程移民的搬迁动力分析框架,把移民的搬迁动力模式分为从“受吸引且积极合作”到“不吸引也不合作”等四种类型[12]。二是外迁移民的适应性研究。翁定军探讨了移民在向上与迎合的力量下如何适应安置地社会[13],张鹏等人则关注北迁移民的文化冲突及其适应[14],周小春发现移民在安置地建立的新社会资本对其经济与社会适应有重要影响[15]。风笑天等学者发现,移民的社会适应在不同人群间呈现较大差异,文化程度低、老人、务农的移民适应性差,而中年人、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的移民适应性强[16]。三是移民的心态研究。朱农将移民分为“服从型”等三类,他们都存在程度不一的期待、依附、恋土和疑虑心理[17]。王小璐和风笑天根据三峡待迁移民调查资料,对影响移民搬迁态度的因素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政策宣传和社会资本评价有一定正影响,而户口性质则产生较大负作用[18]。最后,王茂福等人从自然环境、社会关系、社会适应等方面探讨了移民返迁的原因[19]。
总体说来,目前国内外对非自愿移民的研究,主要由社会学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运用社会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经济学的研究明显滞后。因此,塞尼呼吁经济学与社会学“联盟”,指出在非自愿移民的风险分析、成本内化等7个领域,迫切需要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深入研究[20]。此外,迄今为止,非自愿移民的研究主要关注移民中及移民后的问题,较少关注迁移前的心态,仅有的少量关于移民心态的研究也主要是定性分析和极少的线性回归分析,缺乏深入细致的剖析。因此,本文拟从移民的角度,探讨影响移民搬迁态度的深层次原因。
2 研究的对象、资料与方法
2.1 理论假设
人对事物发展及行为结果的预测性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态度形成和改变。待迁移民是否乐意搬迁,取决于他们对搬迁给其家庭带来的预期收益与目前收益的比较。因此,本文假设:移民家庭预期搬迁后收益与当前收益的差距,是影响其搬迁意愿的关键因素;预期收益超出当前收益越多,越愿意搬迁,反之,搬迁的态度越消极。决定和影响家庭收益的因素,包括家庭土地资源、人力资本(家庭规模、年龄、文化程度、性别、政治面貌等)、地理位置和社会资本等。此外,由于丹江口库区待迁移民中有大量上个世纪的移民,有些人经历了多次反复的搬迁,其既往的移民经历必然对现在的搬迁意愿产生影响;同时作者认为,搬迁后遭遇不满时的态度与搬迁意愿也有关系,因此把是否二次移民和预期返迁意愿也作为考察的变量。
唐勇智:丹江口库区农村待迁移民搬迁意愿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5期2.2 研究的对象、样本与资料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的农村待迁移民,指土地或(和)房屋位于172 m淹没线以下、确定要搬迁但尚未搬迁的家庭。
本研究的资料来自生态补偿课题组2009年4-5月在丹江口库区进行的移民入户问卷调查。结合调查目的和实际情况,抽取河南省淅川县,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郧西县共4个县市、10个乡镇、13个村的194户待迁移民作为调查样本。由于淅川县待迁人口和二次移民最多,因此在该县抽取的样本最多。调查使用同一份结构式问卷,均采取派调查员入户访问的方式。答卷人主要是户主,极少数其他家庭成员。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和表2。
根据假设,从问卷中抽取相关变量,包括受访户的搬迁意愿及其陈述原因、基本人口和经济信息、地域特征、亲友资源和其他人际关系、安置后遭遇不满的预期态度等大约34个变量,组成本研究的数据资料。
2.3 研究方法
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采用spss13.0软件逐一分析各可能的影响因素与搬迁意愿的关系,筛选出有相关关系的自变量,与搬迁意愿一起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3 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3.1 搬迁意愿统计结果
由于搬迁安置和补偿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实施,因此搬迁意愿的描述以户为单位。为了全面了解待迁移民的态度,我们调查了受访户所有成员的搬迁意愿。我们认为,若所有家庭成员都愿意搬迁,说明该户认同且自愿搬迁,故在本文中作为“愿意搬迁户”;而家庭所有成员或任一成员不愿搬迁的都作为“不愿意搬迁户”。在178份有效答卷中(194例中,16户未回答搬迁意愿),“愿意搬迁户”只占18.5%,而“不愿意搬迁户”高达81.5%。
3.2 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影响搬迁意愿的因素很多,根据假设,家庭所在地理位置、人口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现有收入水平及结构等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更好的构建模型,对各可能的影响因素,首先经过一对一的相关和对比分析,剔除了性别结构、参军和干部经历、对搬迁后生活信心、对风俗习惯的态度、口粮商品化程度、对搬迁的各种担心、对安置区的关注焦点、是否了解已移民的生活状况、对移民干部是否满意、省份、县份等12个变量;对剩下的22个变量与搬迁意愿的关系,以下逐一进行描述性分析。
3.2.1 不同地域的搬迁意愿在调查和录入数据的过程中,能直观感受到搬迁意愿的地域差异,尤其村级的区别比较明显。郧县柳陂镇刘家桥村和杨溪铺镇财神庙村的受访户没有一户愿意搬迁,而表1 待迁移民样本地域、新老移民构成及其搬迁意愿
Tab.1 The region, relocation experience of sample and their attitudes
省、县(市)、村Province,county(city),village样本Sample有效样本Valid sample
Number %不愿意搬迁户No
Number % 愿意搬迁户Yes
Number%河南省淅川县金河石井村马蹬石桥村上集魏营村上集竹园村淅川县小计河南省小计湖北省丹江口市土台土台村凉水河白龙泉村丹江口市小计郧县柳陂刘家桥村杨溪铺杨溪铺村杨溪铺财神庙村青曲郑家河村青曲杨家沟村郧县小计郧西县羊尾板桥村观音纸坊沟村郧西县小计湖北省小计总计其中老移民新移民缺失2323100.01669.6 730.4252184.01571.4628.61616100.01487.5212.5131292.3975.0325.0777293.55475.01825.0777293.55475.01825.0272281.51986.4313.6252392.01982.6417.4524586.53884.4715.6191789.517100.0008787.5685.7114.31515100.015100.0001414100.01071.4428.655100.0360.0240.0615895.15187.9712.133100.0266.7133.31004375.011710690.69185.81514.219417891.814581.53318.51009649.57982.31717.7938147.96580.21619.8110.61
表2 答卷人特征(N=194)
Tab. 2 The character of responders(N=194)
年龄(岁)Age人数Number百分比(%)与户主关系
Relationship with the
head of household人数Number百分比(%)604021子女10.5儿媳女婿42.1性别Gender 人数Number百分比(%)婚姻Marital人数Number百分比(%)男15780.9未婚21女3719.1已婚18294丧偶105
淅川县金河镇石井村、马蹬镇石桥村及郧县青曲镇郑家河村的受访户愿意搬迁的比例相对较 高。板桥村和杨家沟村由于样本量太少,没有足够的代表性(见表1)。
3.2.2 不同意愿户的户主年龄愿意搬迁户的户主平均48岁,30-60岁占81.8%;而不愿搬迁户户主平均51.7岁,30-60岁占75.8%,30-45岁的比例比愿意搬迁户低18.5个百分点,60岁以上的比例则高8.9个百分点(见表3)。
表3 户主年龄与搬迁意愿
Tab.3 Age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 of different will
户主年龄
Age of headof household不愿意搬迁户NoNumber %愿意搬迁户YesNumber %
3.2.3 不同意愿户的户主在本地居住时间愿意和不愿意搬迁户的户主,2008年在本地居住时间分别为10.53月和10.64月,没有明显区别。
3.2.4 不同意愿户的家庭规模愿意搬迁户的家庭规模多为4-5人,中位数是4人;而不愿意搬迁户则为4-6人、中位数是5人(见图1)。
3.2.5 搬迁意愿与文化程度与不愿意搬迁户相比,愿意搬迁户的文化程度较低,其户均小学人数比前者多0.52人,而户均初中人数少0.42人,户均高中人数仅为前者的52%,户均大专及以上人数则没有明显区别(见表3)。
图1 不同意愿户的家庭规模
Fig.1 Family size of different relocation will
3.2.6 不同意愿户的收入特征不愿意搬迁户的年收入和人均收入均值约为愿意搬迁户的2倍,本地工资收入(1400元)仅为愿意搬迁户的39%(3 590元),但工资总收入高于后者。不愿意搬迁户的“工资占收入 比”、“本地工资占收入比”和“农业收入比”分别为37%、3%和42%,愿意搬迁户则为3 3%、10%和48%(见表3)。
3.2.7 成员年龄结构、党员数、打工经历数与搬迁意愿不愿意搬迁户的60岁以上人数、党员数均值明显高于愿意搬迁户,而户均打工经历人数差别小(见表4)。“60岁以上人数”分别为0、1、2的受访户,其搬迁意愿分别是23%、14.9%和10.0%。
3.2.8 新老移民的搬迁意愿96户老移民愿意搬迁的比例是17.7%;81户新移民愿意搬迁的比例为19.8%,高于老移民户( 见表1)。
3.2.9 换工与搬迁意愿
111例农忙时换工的受访户中32户愿意搬迁,占22.4%;而农忙时不换 工的33例中只有1户愿意搬迁,仅占2.9%。
3.2.10 不同意愿户对搬迁后遭遇不满的预期态度愿意搬迁户搬迁后若对生活不满意,其意愿返迁率(9.7%)低于不愿意搬迁户(13.5%),多选择坚持和找政府,没有一户选择投亲靠友或者其他办法(见图2)。
4 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
4.1 变量选择
因变量为“是否愿意搬迁”(愿意搬迁=1,不愿搬迁=0),绘制散点图发现它与各因素非线性关系,不适合采用线性回归法。该因变量只有两个值:“是”和“否”, 可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法。根据描述性分析,最终选择了12个自变量、两对交互作用的自变量 进入回归分析:村地理位置,
表4 不同搬迁意愿的文化、收入、年龄、政治面貌、
打工经历特征
Tab.4 Education level,income,age, political backgroundand working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family unit: person,thousand yuan, percent
家庭特征
Charactersof familyMin
NoYesMax
NoYesMean
NoYesStd. Dev.
NoYes小学人数(人)00440.871.390.911.14初中人数(人)005421.581.311.39高中人数(人)00320.460.240.710.5大专及以上(人)00220.180.150.470.4418-60岁(人)00763.432.941.641.39>60岁(人)00320.670.390.80.66打工经历人数(人)00651.7221.511.27年收入(103元)1.245.252 000142.773.2238.44177.4833.09人均收入(103元)0.251.05503.5129.0316.218.5643.666.48工资收入(103元)00126.2111.219.1416.9823.1327.19本地工资收入(103元)0036401.43.594.978.96工资占收入比(%)000.960.960.370.330.310.36本地工资占收入比(%)000.560.950.030.10.10.22农业收入比(%)00.0410.970.420.480.270.32
图2 对搬迁后遭遇不满时的预期态度
Fig.2 Desired attitudes to dissatisfaction in the future
注:1.回迁(Move back) 2.坚持(Hold on) 3.找政府(To government for help) 4.投亲靠友(Rely on relatives and friends) 5.其他(Alternative) 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人均收入,户人口数,户60岁及以上人数,户党员数,农忙是否换工,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户农业收入比,户农业收入比*户人均收入,户本地工资占收入比,户均受教育年限,户均年龄。其中,村地理位置和农忙是否换工是哑变量。二者的赋值分别为:“村地理位置”中,近郊村=0(参照类),较远村=村地理位置(1),偏远村=村地理位置(2);“农忙是否换工”中,是=0(参照类),否=农忙是否换工(1)。利用spss.13.0软件,选择二项logistic回归法建立回归模型;194例样本中,有效样本数为172例。
4.2 模型及其检验
采用“Backward Stepwise (Likelihood Ratio)”作为自变量筛选方法,经过4次迭代后,得到如下结果:
4.2.1 回归模型显著性检验模型的卡方显著水平为0.000,即所有自变量回归系数同时为零的概率是零,说明模型整体检验十分显著。
4.2.2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本模型中,Cox &snell Square和Nagelkerke R Square分别为0.300和0.486,说明拟合效果比较不错。
Hosmer-lemeshow检验得到卡方的显著水平为0.482,远大于0.05,表明由预测概率获得的期望频数与观察频数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模型的分类结果表明,观测时不愿搬迁的案例中,预测正确的占95.0%;观测时愿意搬迁的案例中,预测正确的占43.8%;总体的预测正确率为85.5%。
4.2.3 ROC曲线分析以预测概率为检验变量,因变量“是否愿意搬迁”为标准,进行ROC曲线分析,得到ROC曲线下面积为0.894,远超过0.5,显著水平为0.000,可见模型拟合效果很好。
4.2.4 模型参数估计及其显著性检验表5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村地理位置、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户农业收入比、户农业收入比*户人均收入、户人口数、户均年龄、户党员数这9个变量,顺利通过了Wald检验。农忙是否换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如果删除它,会对模型产生影响,影响的显著水平为0.056,因此予以保留。
由表4可以建立待迁移民搬迁意愿的预测概率模型:
LogitP=23.149+1.136X1+2.167X2-0.356X3-2.384X4+0.044X5+3.282X8-0.188X9-0.754X10-0.094 X12-2.407X13-1.867X14
设
Z=23.149+1.136X1+2.167X2-0.356X3-2.384X4+0.044X5+3.282X8-0.188X9-0.754X10-0.094X12-2.407X13-1.867X 14
表5 进入方程的变量
Tab. 5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Variables变量B系数S.E.标准误Wald统计量Df自由度Sig.显著性Exp(B)发生比村地理位置8.22420.016 X1村地理位置(1)1.1360.7322.41210.123.115X2村地理位置(2)2.1670.777.9110.0058.729X3户主年龄-0.3560.1139.92210.0020.701X4户主受教育年限-2.3840.7629.79210.0020.092X5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0.0440.0149.84310.0021.045X8户农业收入比3.2821.2426.98610.00826.623X9户农业收入比*户人均收入(千元)-0.1880.0864.77310.0290.829X10户人口数-0.7540.2628.29110.0040.471X12户均年龄-0.0940.0444.64310.0310.91X14农忙是否换工(1)-1.8671.1772.51610.1130.155常数23.1496.65112.11510.0011.131×1010
则有
P=ez1+ez
4.3 主要结论
4.3.1 家庭拥有的资源现状对搬迁意愿有显著影响从表5和模型,我们可以推出以下结论:
(1)非农就业机会少,则搬迁意愿强。“农业收入比”的发生比为26.623,在所有因素中对搬迁意愿的影响最大。该指标越大,说明外出务工机会越少,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强,在丹江口库区优质土地淹没殆尽的情况下,意味着生活状况较差,因此,相对于有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户而言,更加乐意搬迁。
(2)村地理位置的影响居第二位。偏远村的待迁移民,愿意搬迁的发生比是近郊村的8.729倍。这与描述性分析一致。郧县柳陂镇距县城仅5 km,距十堰市15 km,土地肥沃 ,交通方便,是农业部确认的首批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之一,其中受访的刘家桥村大部分农民是蔬菜专业种植户,没有一户愿意搬迁。同理,杨溪铺镇财神庙村也距县城较近,同样没有一户愿意搬迁。而淅川县金河镇石井村与郧县青曲镇郑家河村的受访户老移民较多,多居住在山上,土地少且薄,饮水困难,房屋破旧,尤其郑家河村地理位置非常偏远,故搬迁愿望比较强烈。
(3)收入水平与搬迁意愿负相关。“户农业收入比*户人均收入”的偏回归系数为负(sig.
(4)故土的社会资源越多,搬迁意愿越低。首先,家庭规模越大,迁移意愿越低:户人口数每增加一人,愿意搬迁的发生比降低约0.5倍。家庭人口越多,在当地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搬迁的机会成本越高,因而搬迁意愿下降。第二,户均年龄对搬迁意愿有显著负影响:户均年龄每增加一岁,搬迁意愿发生比降低约0.9倍,即越年轻的家庭越乐意搬迁。我们调查了不愿搬迁的原因,60岁以上老人提及最多的是“故土难离”、“年龄大了”,这与描述性分析也一致。老年人在故土投入更多、拥有更多情感和熟人资源,而搬迁后的机会却微乎其微,因而不愿搬迁。
(5)农忙是否换工对搬迁意愿的影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结合描述性分析可知,农忙不换工的家庭搬迁意愿明显低于换工家庭。不换工的家庭主要是老人户、多劳力户、半工半农户、机械化户和工商业户,均属于上述资源多或者成本高的情形。
4.3.2 户主特征对家庭的搬迁意愿有显著影响,传统权威仍有显著作用在家长制中,户主是家中的绝对权威。虽然解放后我国家庭中的成员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农村家庭仍保持着家长制传统,因而户主必然在家庭搬迁意愿形成起重要作用。上述模型中,户主年龄与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为负,即:户主年龄越大,越不愿意搬迁;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越不愿意搬迁。户主年龄每增加一岁,其愿意搬迁概率的发生比降低0.7倍;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愿意搬迁概率的发生比降低约0.1倍。户主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家庭,愿意搬迁的比例达到37.1%,远远超过17%的整体平均搬迁意愿。
但是,户主年龄与户主受教育年限的交互作用却对搬迁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Exp(B)=1.045,说明户主年龄每增加一岁同时受教育年限增长一年,愿意搬迁的发生比提高约一倍。
5 讨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两点建议:
(1)选择经济水平较高的安置地是提高搬迁预期和搬迁意愿的重要因素。按照本文的假设及结论,迁移态度主要基于对搬迁收益与当前收益的比较而形成。目前收益较高者,如预期将来收益可能不如现状,就不愿意搬迁。因此,经济水平较高的安置地仍然是理论和实践都支持的选择。
(2)区别各群体的不同资源和预期,匹配适合的搬迁安置和补偿方式。首先,不应继续坚持农村移民以农业和土地安置为主的方式。农村企业和作坊,可按其愿望迁入城镇或工业区;不愿意要土地、举家长年打工的家庭,可自愿迁入城镇;60岁以上的老人户,应主要采取后靠或投靠子女的方式,并以非土地安置为主。既可减轻土地压力,又可避免老年群体远迁导致的不适应。第二,分步搬迁。搬迁愿望强烈的偏远地区移民可以先搬,既能减轻一次性搬迁的难度,又能形成示范作用和对后迁移群体的压力。第三,补偿方式应多样灵活。不同群体偏好不同种类的资源,可在土地之外采取粮食、现金、保险、生产设备、子女教育等多种补偿方式,既能使移民有选择余地和长期保障,又能减轻一次性支付的资金压力。最后,搬迁村不必仅限于淹没村,可以是受淹没影响的村或者淹没村附近的村。这些村部分村民有强烈的迁移愿望,可以考虑纳为移民,腾出土地安置不愿远迁的淹没村移民。总之,搬迁、安置和补偿的方式应该有多种方案组合,把选择的权利尽量交给移民自己,由他们在分析自身资源的基础上权衡利弊、进行抉择,有利于增强移民的理性判断,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和盲目行为。
致谢:感谢谭秋成教授、周海林研究员、郑鑫博士及课题组所有成员对本文提出建议,感谢付静尘博士和陈秋红博士为移民问卷修改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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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ttitudes to Resettlement of Farmers to Be Relocated inDanjiangkou Reservoir Area
TANG Yongzhi1,2
(1.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 eijing 100732, China;
2.Economics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
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8篇
一、引 言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认为,资本市场是有效的，不应该受到管制，资产价格的波动仅仅反映经济的基本面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当局没有理由干预资产价格的波动,资产价格在政策中的作用仅仅体现在它是经济运行状态的“晴雨表”上。但是,当下面的两个方面的条件都满足时,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中的重要性就会上升：第一,存在着非基本面因素推动资产价格的波动；第二,与基本面无关的资产价格波动对实际经济有着潜在的显著影响。如果上述两个条件得到满足,那么,资产价格波动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来源，因而政策制定者就应当予以考虑[1](17-52)（Bernanke and Gertler，1999）。对我国而言，显然第一个条件能够满足，至于第二个条件则存在一些争议。
石建民（2001）利用引入股市变量的修正IS―LM模型回分析后认为我国股市对实际经济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作用很有限。[2](45-52)高莉、樊卫东（2001）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股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财富效应都不显著。[3](29-42)孙华妤、马跃(2003)应用滚动式向量自回归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市市值或股价对消费指数都没有影响，股价对GDP没有显著的影响；只有股市市值在7个子样本中对GDP有显著的负作用。[4](44-53)余元全(2004)认为，股市已经体现出统计上显著的财富效应或流动性效应，但效应很弱；股价指数对投资没有显著的影响。[5](140-148)郭金龙、李文军（2004）则认为，股指变化引起投资变化的可能性较大，引起消费变化的可能性较小。[6](18-27)吕江林、朱怀镇（2004）运用VECM得到的结论是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目前都比较微弱，特别是投资效应。[7](37-42)吕江林（2005）认为，本质上目前我国股价变动还不是GDP增长的原因，股市之所以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主要原因在于股市投资效应微弱。[8](80-89)刘传哲、何凌云（2006）实证分析后认为，房价对投资的影响极为显著，并能迅速作用于消费，房价对产出有正向影响。[9](5-7)
从现有文献看，大多数单独研究了我国股价和房价等资产价格对GDP、消费、投资的影响，较少有研究同时将股价、房价甚至汇率同时纳入模型研究各种资产价格对我国产出和总需求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对此进行了一个尝试，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估计了一个简单的后视型（backward looking）宏观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影响产出缺口及总需求的效应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
为检验资产价格对产出缺口和总需求的作用，我们拟估计由Rudebusch and Svensson (1998)提出的一个简单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包括事后的供给曲线即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PC）、事后的需求曲线即IS曲线两部分组成。[10]菲利普斯曲线（PC）表示通货膨胀率由滞后的通胀率、滞后的产出缺口所决定。IS曲线则表示产出缺口作为其滞后变量、滞后的实际利率、实际有效汇率、实际房屋价格、实际股票价格的函数。
我们在菲利普斯曲线（PC）的解释变量中引入一个外部供给冲击变量pimd的当期值和滞后值，pimd表示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的平均单位价值，其高低代表了来自全球外部供给的冲击，如石油能源、原材料供应等要素的冲击。在IS曲线中则引入资产价格和外部需求冲击的变量。因此，扩展后的IS曲线意味着产出缺口是滞后的产出缺口、滞后的实际利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滞后的住房价格、股票价格以及外部需求冲击的函数。外部需求以世界进口金额im作为变量。扩展后的IS―PC曲线如下：
式（1）代表PC曲线，式（2）表示IS曲线，其中πt为通货膨胀率，yt为产出缺口，rir为实际短期利率，rex为实际有效汇率，ph为住房价格，ps代表股票价格。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来估计1996―2006年我国的IS―PC曲线。由于广义矩估计是一个稳健估计量，它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而且GMM方法包含了许多常用的估计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广义最小二乘法和极大似然法都是它的特例。
在给出实证结果之前，首先对模型中使用的数据做些解释。本文采用的样本是1996年第1季度到2006年第1季度的数据。之所以选择1996年开始基于这样的原因： 1994年我国进行了人民币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汇率并轨，开始实行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到1996年我国宣布成为IMF第8条款成员国，对经常项目实现了自由兑换，自此以后我国经济与汇率之间的相关度开始提高。另外的原因还包括1996年我国才建立同业拆借的全国统一市场，才能找到同业拆借利率这个实际市场化利率的代表；而且1996年底上海、深圳市场开始实行10％的涨跌停板制度，我国股票市场开始规范和逐步趋于发育成熟，沪深股市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小，股市逐步摆脱了非理性的投机特征，只有这样股价和经济的联系才可能更加密切。
在估计的方程中，本文采用季度消费价格指数（CPI）变动率数据（环比）作为通货膨胀率πt，由于原始数据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本文在估计之前对其采用X11加法模进行季节调整。GDP产出缺口的估计采用HP滤波法，且模型估计中使用相对产出缺口数据。股票价格采用上证综合指数，而且与对GDP缺口的估计类似，本文也采用HP滤波法将股价指数的长期趋势先进行分离(平滑参数1600)，然后计算季度股价偏离长期趋势的比例，这种做法与Goodhart and Hofmann (2000)的方法一致。[11]另外，对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我们也采用这种做法得到其偏离长期趋势的百分比数据。但是，对于实际利率和住房价格则没有采用类似的做法，其原因在于：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7日）作为短期的名义利率，减去季度通货膨胀率便得到了实际利率，然后本文尝试用HP滤波法计算出其偏离长期趋势的比例，结果发现该时间序列数据方差很大(参见表1)，说明实际利率在该样本期严重偏离其均值，根本不存在向均值回复的趋势，采用标准的单位根检验也可以拒绝这一点。同样，对于住房这样的实物资产，单位根检验也拒绝了其价格水平服从均值回复的趋势。
实际上，住房价格的长期水平可以通过建造成本、实际收入和融资成本及人口统计学因素来解释(Mankiw and Weil, 1989；Poterba, 1991)。而根据戈登的标准资产定价公式(Gordon, 1962)，股价的长期水平取决于期望的股利增长率和贴现率。类似地，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其他实际变量的函数，这就意味着其长期水平可能是非常数的值，比如，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认为，一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均衡水平依赖于该国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和其贸易伙伴国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对比。因此，所有这些变量是非常数的，从而意味着房价、股价或实际有效汇率都存在一个时变的长期均衡水平。尽管理论上这些变量无法确定一个常数的长期均衡水平、从而也就难以计算其偏离长期趋势的百分比，本文还是对股价和实际有效汇率采用HP方法得到了其偏离趋势的比例并用于模型的估计。这是因为，基于使用的具体序列数据出发，我们发现这两个变量采用该方法获得的时间序列数据统计性质优良，根据表1所示的JB统计量可以判断两个序列都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相反，根据表1的结果可知，实际利率和房价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的偏离长期趋势的比例序列都被很高的置信水平拒绝其正态分布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在模型中直接使用剔除通货膨胀的实际短期利率和房价的季度变动率（环比）数据作为式（2）中的rir和ph，JB统计量显示这两个序列同样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表1 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①（样本区间：1996Q1―2006Q1）指标实际利率偏离
趋势的比例房价偏离趋势的比例股价偏离
943952-4．6540944．18568231．9758897．07372样本数414141414141 ①均系作者通过原始数据计算而得，其中长期趋势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表中所有数据均为乘以100后的百分比数据。利率、房价和股价的原始数据来源于色诺芬（CCER）数据库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汇率原始数据来自BVD全球金融分析（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库）。
三、GMM估计的模型结果
（一）PC曲线的估计结果
表2的结果显示，尽管样本决定系数不高，但估计的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说明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均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而且，通过残差的Q统计量检验拒绝了残差的自相关。从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看，影响通货膨胀率的最重要因素是其滞后变量，滞后1季度的通胀率升高1个百分点，本季度的通货膨胀率会相应升高0．66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物价水平有很强的惯性。从产出缺口看，实际GDP高于潜在GDP1%仅仅使季度通货膨胀率上升不到0．02%，显然产出缺口对通胀率的作用不大，说明我国消费物价水平对产出缺口反应程度不足。Goodhart and Hofmann (2000)对G7国家1972―1998年的PC曲线进行了估计，得到的滞后1期的通货膨胀率系数各国从0．25到0．58不等，均小于我国的系数，而G7国家通货膨胀率对滞后1期的产出缺口反应系数则在0．29－0．55，明显比我国的系数高，说明其消费物价水平对产出的反应更灵敏和更富弹性。显然，与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差异。另外，本文引入的外部供给冲击变量同样十分显著，因而扩展原模型是可行的。根据表2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进口单位价值指数(pimd)增加1个点，则同期的季度通货膨胀率绝对水平升高0．0925%；如果该指数上升1个百分点，则同期的季度通胀率水平相对提高9．75个百分点。相反，滞后1季度的pimd指数升高则导致通货膨胀率水平下降，其影响程度与同期pimd的影响差不多。因此，pimd的变动对通货膨胀率有正向的影响，该指数变动额每增加1点，则通货膨胀率绝对水平提高约0．09%；该指数变动率每上升1%，则通货膨胀率相对升高约9．75%。从数值上看，外部供给的冲击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①πt为X11季节调整后的季度消费价格指数（CPI）变动率（环比）数据，yt为季度GDP通过HP滤波得到的相对缺口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CCER数据库。两个模型的区别仅在于其对pimd（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的平均单位价值）指标的处理不同，模型一直接采用发展中国家进口单位价值指数（2000＝100）的原始数据，模型二则采用了原始数据的对数值，数据来自IMF的IF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②估计系数后面括号内数字是t检验值，表3与此相同，不再赘述。
（二）IS曲线的估计结果
表3的结果显示，5个模型中始终保持显著的解释变量有滞后1期和2期的产出缺口和实际有效汇率，滞后1期的实际利率、房价季度变动率和世界进口水平。我们逐步剔除模型一中不显著的变量，最后得到拟合效果最好的模型五。根据表3的结果，房价对产出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滞后1期的房价季度变动率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实际GDP相对潜在GDP上升约0．05个百分点，尽管这一比例不高，但这种影响是统计显著的。因此，根据IS曲线估计的结果，住房资产价格上升将导致总需求的扩张，说明我国存在房地产价格通过托宾Q效应或资产负债效应等影响投资和总需求扩张、进而影响产出的传导机制。同时，GMM估计还清楚地表明，股价对产出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我国股票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等机制影响总需求的渠道并不明显。
估计的结果还说明，滞后1期和2期的产出缺口对本期的产出有很强的滞后效应，其两期系数之和约0．85，这意味着，如果过去两个季度的产出缺口都上升1%的话，紧随的第3季度的产出缺口亦将因此而上升0．85%。显然，经济的惯性作用比较强烈。
令人意外的是，从模型回归系数符号看，滞后1期的实际利率系数为正、滞后1期的世界进口水平系数为负，这意味着实际利率下降和世界进口额的增长会导致我国产出缺口相应下降。根据表3的结果，季度实际短期利率绝对水平下降1%会导致实际GDP相对潜在GDP下降约1个百分点，显然，这与经典经济学理论不相符，也与Goodhart and Hofmann(2000)对G7国家的估计结果相差甚远，在他们估计的IS曲线中，7个国家的实际利率系数显著为负，大小均在-0．05和-0．10之间。尽管本文与Goodhart and Hofmann (2000)的做法不同而直接使用实际利率数据，但这不能成为利率系数符号相反的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rir、ph分别为剔除通货膨胀的实际短期利率数据和房价的季度变动率（环比）数据，该数据系作者计算获得，房价采用当月销售净额除以当月销售净面积得到，原始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网站。rex、ps为实际有效汇率和上证综合指数通过HP滤波后得到的偏离长期趋势的百分比数据，原始数据分别来自BVD全球金融分析（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库）和CCER数据库。im为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进口金额（10亿为单位），数据来自IMF的IF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下面我们再回到yt和rir的实际数据，图1和图2是两个序列在样本期的时间趋势图。比较两个图，我们发现二者从1997年开始总体上都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两者的走势比较相似。进一步根据两者的动态相关系数（参见表4）发现，yt与rir(＋1)直到yt与rir(＋7)的相关系数都比较高，超过2倍的标准差，属于比较显著的相关，也大于yt与同期rir、yt与rir(－1)直到yt与rir(－7)的相关系数，因此两者间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但产出缺口领先于实际利率。另外，滞后1期的实际利率与产出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48。因此，上述GMM估计的滞后实际利率为正系数。换句话说，由于在1996―2006年的样本期两个变量的数据均呈现总体下降的相同趋势，所以无论怎样回归，二者间的系数都为正。如果根据表4的动态相关系数分析，似乎是产出缺口导致了我国实际利率的变化而不应是IS曲线中预示的实际利率引起产出缺口变化，但要确认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另外，如果上述模型中的世界进口额im变量采用自然对数值进行相应的估计后，样本的决定系数会有一定提高，而im的系数也将变大，其余则基本相同。因此，上述结论是基本可靠的。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房价对产出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当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调控
实证显示，滞后1期的房价季度变动率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实际GDP相对潜在GDP上升约0．05个百分点。因此，房价上升将导致总需求的扩张，说明我国存在房地产价格通过托宾Q效应或资产负债效应等影响总需求扩张及产出的机制。相反，股票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等机制影响我国总需求的渠道并不明显。
因此，为保持宏观经济和产出的稳定，应当对房产价格实施一定程度的调控，避免房价波动过大导致总需求波动而对产出带来剧烈的冲击，避免宏观经济的过冷过热。
（二）进一步深化市场价格体制改革，加强对CPI指数的研究和分析
IS-PC曲线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消费物价水平对产出缺口反应不足，存在很强的惯性，这说明物价对经济冲击的反应比较缓慢和迟钝，价格存在严重的粘性问题。因此，应当进一步对我国市场价格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以形成更富弹性和活力的市场价格体系。当前尤其需要注意对一些重要的基础资源产品，如能源、原材料、电信等领域具有垄断特征的产品定价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改革。另外，需要对我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等物价统计数据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考虑是否由于数据统计错误或其他原因导致CPI等指数对实际经济的反应不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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