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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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问题；问题解决；影响因素；培养

一、问题和问题解决

（一）问题的界定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遇到问题，问题是千变万化复杂多样的，心理学家对“问题”的表述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多数人比较赞同西蒙和纽厄尔的观点，如下：

问题，是指这样一种情景：个体想做某件事，但不能马上知道完成这件事所需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问题一般有三部分组成：①条件；②目标；③障碍。

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由起始状态达到目标状态不是简单地通过知觉或回忆就能实现的，其间是存在障碍的，需要进行思维活动。

（二）问题解决的界定

1．安德森关于问题解决的观点

任何受目标指引的认知性操作序列，它包含三成含义：①目标指向性，问题解决是有目标的，它总要达到某个特定的终结状态。②操作序列，问题解决必须包含一系列的心里步骤。③认知操作，问题解决必须进行认知操作。

2．其他心理学家的观点

问题解决是指问题解决者面临问题情境而没有现成方法可以利用时，将已知情境转化为目标情境的认知过程。

3．问题解决的共同特征

问题种类繁多，问题解决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不同，但问题解决由诸多共同的基本的特征：①问题解决是由一定情境引起的。②问题具有目的性。③问题解决包含着一系列运算。④问题解决由认知操作来进行。

综上所述，问题解决也可以说是有认知成分参与的、有目的的系列运算。

二、问题解决的理论

（一）问题解决的早期观点

1．桑代克的“试误说”

桑代克是联结理论的创始人，他把问题解决看作是一种试误，他的理论可以解释一些问题的解决，但他认为问题解决的尝试错误过程是盲目的，忽略了认知因素在问题解决中的作用。

2．格式塔学派的完形―顿悟说

格式塔理论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应用便体现于问题解决领域，格式塔的学习顿悟说是科勒(1913～1917)年在西班牙通过对黑猩猩的大量学习实验提出的。他的基本观点是：①问题解决的实质在于知觉重组或认知重组。②问题解决时通过顿悟实现的。③刺激与反应之间是以意识为中介的。

（二）问题解决的现代观点

信息加工心理学对问题解决的观点：“问题解决是一种以目标定向的搜寻问题空间的认知过程。”

三、问题解决的过程

关于问题解决的过程，心理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观点，如杜威的问题解决五阶段、奥苏伯尔和鲁滨逊问题解决的四阶段等等。

（一）杜威的问题解决模式

第一个著名的解决问题的过程模式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杜威于1910年根据自己的大量实验和逻辑分析提出的，他认为问题解决一般包含五个阶段：

（1）暗示：感受到问题的存在，问题解决者在主观上意识到他所面临的问题，产生一种认知的困惑感或对困难的意识状态。

（2）诊断：从问题情境中识别出问题，考虑到它和其他问题之间的各种关系，明确问题解决的已知条件、要达到的目标及要填补的空间问题。

（3）假设：在分析问题空间的基础上，使问题情境中的命题与其认知结构联系起来的，提出各种问题解决的可行方案，形成假设。

（4）推断：对问题解决的各种假设进行经验的或实际的检验，推断这些方法可能出现的结果，选择最佳方案。

（5）验证：找出经检验证明为解决某一问题的最佳途径的方法，并把这一成功的经验组合到认知结构中，以解决同类的或新的问题。

（二）奥苏伯尔和鲁宾逊的问题解决模式

奥苏伯尔和鲁宾逊以几何问题的解决为原型，于1969年提出了一个问题解决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呈现问题情境命题；②明确问题目标与已知条件；③填补空隙过程；④解答之后的检验。

（三）问题解决的一般认知过程

我国心理学家在研究国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将问题解决过程分为发现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和检验假设四阶段模式。

（1）发现问题：问题解决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问题只有在被发现的时候，才能引起人们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

（2）明确问题：明确问题就是认清问题的关键。只有认清问题的关键，思维活动才有明确的目标，才能有条不紊的围绕问题的核心展开。

（3）提出假设：提出假设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方法和策略。

（4）检验假设：检验假设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来确定假设是否合乎实际、是否合乎科学原理。

上述几个阶段，在解决简单问题时可能并不明显，往往在发现问题时就明确了问题，在提出假设的时候就进行了推论性检验。但是，在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创造性问题时，它们是明显存在的，它们的出现时反复的、交错的，并很可能会出现多次的反复循环。

四、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很多，既有问题本身的因素，又有问题解决者的主观因素。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①动机强度；②知识容量和结构；③思维定势；④功能固着；⑤酝酿效应；⑥思维策略；⑦问题情境；⑧气质性格等个性特征。

五、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新课标要求教育“以学生发展为本”，要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如古人所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21世纪是一个以知识的创新和应用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具备知识创新能力的人将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生产要素，是国家参与激烈竞争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问题解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①培养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内在动机。②提供难度适当的问题。③帮助学生正确表征问题。④帮助学生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⑤帮助学生从记忆中提取信息。⑥训练学生陈述自己的假设及其步骤。⑦提供结构不良问题，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⑧训练学生对问题解决过程进行监控和调节。

参考文献：

[1]（美）申克（SCHUNK,D.H.）著；韦小满等译.学习理论：教育的视角[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2]皮连生.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3](美)斯莱文著；姚梅林等译.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范文第2篇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接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学习外语的热情逐日高涨，尤其是英语。伴随着外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儿童加入了外语学习的庞大队伍中来。在研究二语习得个体差异时，年龄一直都是学者们最频繁关注的因素之一。究竟年龄和第二语言学习之间存不存在内在联系？国内外语言学家、心理学家长久以来就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但始终围绕外语学习的最佳年龄争议不断。这些争论和研究的焦点主要围绕在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说”上。目前，国内关于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学习适应年龄的探讨和对外语教学影响等方面，从认知角度探求“关键期假说”存在依据的研究甚少。

二、“关键期假说”的概念

以大脑模块化理论为基础的“关键期”假说，最早是由神经外科医生Renfield提出的，后来被Lenneberg加以发扬。Lenneberg认为，2岁-13岁是自然语言习得的关键期，这是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人脑具有可塑性，比较容易学习语言。青春期以后，由于大脑发生侧化，用于语言加工和学习的人脑已经发育成熟，儿童的语言习得机制就开始失去作用，语言学习必然很费劲。

关于语言习得关键期的假说是否适用于外语学习，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不同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从大脑构成、神经运动等角度都进行了大量研究。

三、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

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以认知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形式和意义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和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学科。意象图式结构和隐喻结构是人的思维结构的重要部分，是人们进行新的联想，形成新的经验的基本方式。其物质基础来自人本身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完形与动觉经验。认知语言观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但更强调人的认知的参与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由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心生而言立”，其模式是：客观世界认知加工概念语言符号

四、认知语言观视角下外语学习关键期存在的依据

（一）不同年龄阶段学习外语的特点。

外语学习的关键年龄一直是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关注、研究和调查的课题。实验表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学习外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1.5―10岁学习阶段。

美国语言学家法斯曼在1975年对华盛顿地区200个6―15岁的移民儿童掌握英语的程度进行调查，结果表明6―10岁的儿童在语音方面比其他年龄阶段的儿童掌握得更好。斯洛等学者也做过相关调查得出相近的研究结果。人们分析5―10岁年龄段的儿童之所以在语音方面学得又快又好，是因为该年龄阶段的儿童模仿能力强，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和语言学习的自发性。

2.11-15岁学习阶段。

埃利斯在1986年的调查表明11―15岁的儿童学习词汇和词法存在着极大的优势，更适宜学习综合语言知识。法斯曼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该阶段的儿童具有成年人望尘莫及的记忆力，又具备较之幼儿逐步完善的理解力，所以在学习外语时能有效地接受一些语法和词汇知识。

3.成年学习阶段。

成年人由于自我意识增强，所以模仿他人的敏锐性递减，同时记忆困难也阻碍了他们的学习。不过，成年人更加成熟的理解力可以帮助他们在初期学好外语。

（二）认知语言观为“关键期假说”提供的依据。

按照认知语言学经验主义的哲学观和语言观，语言既是一种认知活动，又是以认知为基础的；而认知和语言不能脱离人的身体构造，不能脱离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也不能脱离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的组织作用。认知和语言的生物基础首先是大脑，又是随着大脑的进化而不断发展的。从个体发生看，儿童的思维经历感觉运动阶段、知识表征阶段和语言符号阶段。鉴于认知早于语言而产生，感知与表象阶段的思维是可以脱离语言的，而且语言能力的发展不能先于认知能力的发展。由此可知，认知的发展是以大脑的成熟为生物基础，语言又是以认知的发展为基础。

外语学习中的年龄差异主要体现为认知差异，成年人的认知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但是，却不如儿童那样自然有效地学习外语。这是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在12、13岁以前发展很快，而后逐渐缓慢下来。此外，这段时期的儿童思维活跃，善于联想想象，对外界的感受力强，更适宜建立认知模式，因此，更容易进行外语学习。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范文第3篇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是非自主的。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和来源于经验的认知模型在语言中有广泛的体现，因此，语言结构为研究基本的认知现象提供了重要线索，人类的认知规律也会影响语言结构的选择。

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术语最早来自完形心理学中的形基知觉。图形指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部分；背景即为突出图形起衬托作用的部分。这一理论表明，当我们观察外部世界时，都会形成一个认知场，这个认知场就是由图形和背景两部分构成。在认知语言学分析中，图形与背景是认知运作和语义结构重要的和基本的特性。图形就是所要描写的对象，背景是其所处的环境。对图形的选择决定于注意的焦点、移动方向、观察的方位等。图形和背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位置关系，对象的所处位置、颜色对比、动静对比（易于移动的物体倾向于成为图形，但是在大量移动的物体中静止的物体又倾向于成为图形）、大小对比等都是区分背景与图形的因素，在一个认知场中，得到突显的部分是图形，没有得到突显的部分是背景，图形与背景相比总是更容易识别，更容易引起注意，也更容易记忆，并且更容易建立起一定的意义来。①例如，“在的右边。”和“在的左边。”这两句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前一句中的“”是作为图形出现的，因而受到重视，“”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在人们的感觉中被忽视了；第二句正好相反，充任图形的是“”，充任背景的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同一对象会因为充任图形而得到突显，若充任背景则被忽视。

从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一、存现句的内涵

存现句作为汉语中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句式，传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观点：

从句意角度：吕叔湘最早从句义入手，指出“这一类有无句单纯表示事物的存在，也可称为存在句。”②张静认为存现句是表示主语有什么，在何处。或者只是叙述出现了什么，消失了什么的无主句。③

从句式结构角度：认为这种句子是由“处所词＋动词（着）＋（数量词）名词”三部分构成。④

同时从句意和句型入手：以宋玉柱为代表，认为它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着什么东西或人的句子。⑤邢福义在《现代汉语》里说“存现句是表明人或事物的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句子”。⑥

我们从各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落脚点显然是句子的语法结构，都是从句型、句义来下定义的。

二、图形－背景论分析存现句

运用图形－背景理论从人类认识事物的认知模式角度来描述存现句存在的合理性。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句末呈现焦点

在语言研究中，图形－背景是一种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型，图形是所要描述的对象，认知上较突显，背景是其环境，认知上不太突显。就句法结构而言，在一个简单的主谓宾句子里，主语是图形在语言中的现实化，宾语是背景在语言中的现实化，谓词是联系的中间环节。图形－背景理论为主谓顺序的合理性提供了认知上的理论支持。转、主于句末，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位于句首的作用

存现句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结构上的特殊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给人提供不同的意象和感觉。存现句中的主体名词相对于相关的同义句式，它的位置在句末。

烟尘滚滚的场地上狂怒地蹦跳着一只斗牛。——一只斗牛狂怒地蹦跳在烟尘滚滚的场地上。

这组句子中，后一句式中主语的位置突出了“斗牛”对“蹦跳”，“两条汉子”对“立”的支配作用，前一句式中“斗牛”和“两条汉子”都是处于宾语的位置，就无法突出这种作用，但是却强化了“斗牛”蹦跳时和“两条汉子”立着时的状态。

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在一般主谓句中位于动词之前或句末，存现句中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则必须放在句首，用图形－背景理论来解释，它就是充当了一个大的背景，位于句首更能起到展示大背景的作用，并能够使读者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这个背景上，然后再过渡到图形。

河堤上扔着我的镰刀和草筐。——我的镰刀和草筐在河堤上扔着。

试比较例的前后两个句式，后一句式中读者的注意力焦点是由已知物“镰刀和草筐”开始，然后扩展到环境“河堤”上，我们对环境认知的整体性以及关注的强度就会受到影响，前一句式则在我们认知尚处于空白状态时将一个环境“河堤”充塞到我们的视野中，从而保证只有在这个较为稳定的环境被确立为整个认知的背景时，对“扔着镰刀和草筐”这个对象的接受和理解才能顺利进行。另外，句首的方所词语（时间词语）之后直接与动词性词语相接，没有名词性成分干扰对方所词语、时间词语的理解，更保证了对背景的心理注意。

在实际言语交际中，这两种句式都是人们经常用到的，说话者究竟用哪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个人的主观意图而定，不过，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当我们说某部分是图形，另一部分是背景时，并不意味着背景不重要，只是说它不是焦点。但没有背景是不行的，一方面，没有背景句子不能满足完形特征，另一方面，没有背景

图形也得不到烘托。

结语

总之，认知语言学在分析句法时告诉我们，语言结构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对语言的运用与我们怎样感知周围的事物和情景有密切关系。认知语言学对句法的分析不是试图说明句法之间的转换关系，也不是论证句法如何与客观事物相对应，而是试图阐明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决定语言的形式。存现句的作用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上的框架，它首先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背景，然后将一个对象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引入，作为轮廓鲜明的图形放置在背景下。作为一种特殊的句式，存现句通过主移到句末，成为句末焦点，句末图形，从而引起读者对其进一步的关注。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种语言形式，不管它表面上看来特殊与否，在本质上都遵循了人类的认知规律，都反映了人类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

参考文献：

[1]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张静主编．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4]雷涛．存在句的范围、构成和分类[J]．北京：中国语文．1993．

[5]宋玉柱．语法论稿[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6]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范文第4篇

观看的文化分析

曾军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

在《视觉文化研究丛书》的序言中,我曾提出:

当各种文化与理论研究为“转向”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时,视觉图像文化的实践却以数字时代的“光速”挺进并弥漫于我们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视觉图像文化成了新世纪中国和世界最为普遍的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存在之一……视觉图像文化是当下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实践向我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它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在哪里,它向哪里去?我们必须予以回答。

在这套丛书的《观看的文化分析》一书中,作者曾军通过研究“观看”做出了自己关于视觉文化的扎实的开创性的回答。这是一本本土学者关于视觉文化中“观看”主题的重要著作。作者视野开阔,思路致密,逻辑严整,锐意开拓,论证多有创建,读来颇多启发。

一

从方法论与学术思想史来看,20世纪以来人类的视觉“观看”有几种不同的思路或方法:以观看现象学和知觉心理学为代表的“意向主义”思路;以符号学、话语理论及精神分析为代表的“构成主义”思路;以媒介文化与受众研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思路的研究路径。

面对这几种思路,曾军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清理。曾军认为,意向主义思路致力于悬置观看主体的先入之见、摆脱观看对象的物性束缚,甚至力图克服肉眼视域的局限而实现知觉的完形,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但是这种描述性分析的有效性却是值得怀疑的。构成主义思路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有意忽略,虽然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理论中有着将“主体”问题重新引入的倾向,但由于其构成主义思路的影响,使得这种“主体”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至多只能说在这些理论中为主体预留了一个“位置”;“现实主义”思路中媒介文化与观众研究其实是“受众”研究,它建立在将观者位置定位为被动性的理论前提之上,但是,作为观看主体的观者不仅仅是狭义的“观众”――一种观看行为的被动接受者,而更是一种观看的主动施为者。

基于此,曾军提出了观看的情境主义的研究思路。作为观看的情境主义立场和方法,它是跨学科的、越界的和融汇的。它吸收和借鉴了哲学上的语用学研究、社会学思路以及人类学方法的有益的成分。而“意义即用法”的原则、间性的视觉场域原则以及观看研究对全球化与消费社会现实的积极面对,构成了观看的情境主义的基本精神与原则。

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用什么进行观看?”即观看的媒介与方式问题。在视觉文化和图像转向中,“观看”及其方式的问题被异乎寻常地凸显出来,并由此带来了观念上的重大变革。人们的观看行为已不限于亲眼所见(肉眼)和心中玄想(心眼),高科技已将镜头延伸到了人们心向往之而无法亲历的地方(机械之眼)。

观看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更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作为对一种有意识的文化行为的研究,我们在思考观看问题的时候便更多地将之与观看的主体――观者――联系起来,我们会不断地追问:观者观看的动机是什么?在这种动机驱使下观者采取了何种观看的方式?观者看到了什么?或者也可以反过来问,视像表征有哪些东西被观者看见了?效果如何?在观者、观看行为与表征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而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观看中的意义与问题。从观看的情境主义出发,研究重心从表征转向观看,从表征的“意指实践”转向观看中的“意义/实现”。

在这本著作中,曾军对观看的文化情境及意义/实现的研究,是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个是相对具体的作用于观者观看行为的视框、时空、视角情境;相当于观看情境的微观层面。另一个是宽泛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境,它们构成了观看情境的宏观层面。两者彼此交织构成了表征观看的诗学、经济学与政治学。

在视框的研究中,作者在representation(表征、再现)的层面上对“表征的观看”与“现实的观看”进行了逻辑的区分。经过近一个世纪对于“representation”问题的反思,所谓“逼真”地再现现实、所谓“虚拟”地再造现实一类的观念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我们现在的基本观念就是:“表征”其实就是一种现实,无论它指不指涉另外的现实,它自身就是一种现实。随着以机械复制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随着现实的世界日益受到仿真世界的侵扰,“表征的观看”与“现实的观看”的关系也悄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社会中表征的观看永远只是现实情境中对于表征的观看的话,那么,在一个仿真社会里,整个现实世界都被表征化了,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观看越来越受制于表征的观看情境,整个观看方式几乎发生了翻转。

二

观看的投射,总有自己的“框框”。那是每一观看必有的限定的视框。在这本书中,作者提炼出表征视框、肉眼视框、心理视框等视框的多重形态,结合多重复杂因素,对“视框”的各种形态进行了经验性的描述。

一般而言,“视框”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种由观看主体所确立的“视框”,它是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视力范围”(即眼眶为眼球所设定的宽度和肉眼所能及的长度)和基于观看经验的“注意力范围”(即观者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找到他/她所要关注的东西从而确立自己的观看范围);另一种是基于表征的运作而形成的“视框”,它是一种由视像表征的承载物(诸如画框、屏幕、银幕)等构成的表征所呈现的视觉边界和经过表征运作体系处理过了的视像本身所具有的视觉吸引力组成。“视框”的意义首先在于对表征与现实进行有效的区分,相对于观看而言,就有了“表征的观看”和“现实的观看”的区别;“视框”的意义还在于无论是表征的观看还是现实的观看都必须得经过人的肉眼“视框”的再界定,这就更加增加了“视框”的复杂性。在这一问题的展开中,作者将之区分为“物理视框”和“心理视框”,并对观看中的“画中画”和“片中片”现象予以关注。

然而,观看总是在一定的时空场中进行,不存在没有场环境的观看,任何观看都一定具有特定的现实情境。以情境主义的观点来看,表征所在的以及观者从事观看行为的现实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日常生活构成了表征观看最基本的现实情境。但是,表征观看在日常生活中又具有某种“非日常性”的“狂欢化”特点,兼之以视觉传播技术的革新为基础的现代传媒的发展使得视觉媒介不断嵌入日常生活之中,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由视觉媒介的嵌入,建构出不同的现实时空情境――“视觉场”。

先看影院。影院是一个封闭式的观看时空,在影院,影片视像的呈现是在黑暗中由放映机将胶片上的影像投射到巨大的银幕上进行的。黑暗的环境、投射的光线以及受限制的观者这些特点使得人们很容易将影院时空与柏拉图的“洞空隐喻”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新的“洞穴隐喻”,影院时空具有让观者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功能。

那么看电视呢?看电视与看电影表面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观看的情境来看,两者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电视是一种家用媒介,家庭性正是电视这一大众传媒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在这个看电视的情境中,不同的收视习惯、看电视中不同的阶层特点、性别特点及各家庭成员间的权力关系都为家庭性别政治的研究提供了样本。网络提供了其他时空所不可取代的东西。如“点对点式”的交往方式决定了网络中的虚拟交往往往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的;在网络时空中观者与表征的“交互性”是其他时空所无以伦比的;在网络中,视像表征自身成为一种媒介,无论是电脑前的人还是各种游戏程序都被符号化、代码化、表征化了。

三

现在我们来看看主体是如何观看的,眼和心是从什么角度去观看的,这就构成了视角问题。视角之所以受到重视完全得益于深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影响而产生的小说叙述学的发展。对于影视这类以“图像流”为特点的表征而言,其“视角”问题远比小说叙事要复杂。“视角”研究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转向“话语”研究,得益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如果说,叙事学仅仅从形式上区分了“谁说”、“谁看”、“谁如何说、如何看”的问题的话,那么,借助福柯话语理论,我们便可进一步对“视角”进行意识形态的剖析,探讨“为什么是这个人看/说?”“他/她为什么要这样看/说?”“他/她所看/说的意识形态动机是什么?”而所谓“视取向”,来自于现象学观看的“意向性”的启发,强调的是意识对于意指对象的一种指向性,具体到作为观看情境中的视角来说,“视取向”则是指各种由表征符号(如色彩、线条、明暗、框架等技术手段以及视像表征中人物形象的目光眼神等内容特征)的意指性、观者身处具体情境中的观看意向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博弈。

在这种博弈的过程中,视觉的技术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无论是美术摄影,还是影视作品,抑或广告设计,任何视觉形象都必须设法使自己受到观者的关注,并引导观者关注所期待关注的地方。因此,视线吸引和视线控制便成为表征体系运作的首要任务。所谓“视线控制”即通过表征的运作实现对观者的视觉吸引、指引、说服直到达到观者的视线认同的过程。视线控制是视像表征为了实现其意指所必须完成的第一步工作。

对于当代的视觉文化来说,美术摄影影视广告设计等门类已经不能仅仅用艺术或对视觉美的追求来涵盖了,它之所以要被创造出来,进入传播领域,就是因为它承载着创作者的意指实践,需要观者在观看过程中实现这些意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如果说“视线控制”的目的是要吸引观者的目光并指引到视像表征的意指中来仅仅是视觉技术的第一步的话,那么,这一意指实践要最终获得实现还必须完成一个重要的转换,即“视觉说服”,当代的视觉文化传播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说服性传播”。如果说“视线控制”、“视觉说服”中所反映的主要还是视像表征的创造者以表征的运作的方式将自己的“视取向”强加于观者并内化到观者的观看习惯和观看行为中去的话,那么,在具体的观看过程中,观者也不是一种完全的被动角色。对于观者来说,他/她完全可以不服从表征体系的视线控制,不被其视觉说服。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观者也发展出一套与之对抗的策略――“目光游移”。

四

在每一观看的具体而微的视觉场之外,是更为宏大的视觉观看的诗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环境。这三者构成了观看情境的宏观维度。

表征的观看与现实的观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对“观看行为”、“观看方式”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使得“表征的观看”必然地走向“观看的诗学”。观看何以发生?观看是怎样进行的?观看如何利用“视框”的限制创造新奇的效果?如何克服“视框”的局限“看见”到更多?甚至还有对于观者更高的要求:如何能够像艺术家一样,甚至超越艺术家本人去观看?这些构成了观看的诗学所关注的问题。作者将之描述为“视知觉的完形”、“纯粹的凝视”和“观看的症候”三个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阶段。

观看的现实情境――日常生活――中,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渗透其中,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观看的经济学维度。从视觉心理学角度来看,无论是“静观”还是“震惊”,无论是“反复的品玩”还是“一次性消费”,它们诉诸观者的仍然是一个共同的东西:注意力。正是这注意力,成为视觉生产与消费的焦点。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视觉诱导及其限度,视觉维持及其难题一个一个地展现出来。注意力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观看的商品化,就是出售观众的注意力。那么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这种注意力该如何衡量?如何做出定量的统计?进而如何将之置换成相应的经济效益?不同的媒介拥有不同的将这种注意力转化为商品的途径:电影关注的是票房、电视关注的是收视率、而广告关注的则是知名度。对于视觉文化论域中的观看研究来说,质感既是一个诗学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质感问题因为现代社会机械复制技术乃至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变得特别重要了,这种重要性当然是以满足观者对获得视像表征质感的需要为目的的,但因牵涉到以现代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表征技术以及推动这项技术向着降低成本方向发展的经济因素的问题,质感在此便超出了诗学的范围,而成为观看的经济学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对质感的更高要求还在不断促使这种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获取更高的质感与以更低的成本观看之间的矛盾便显得突出起来。

当我们对观看的视角问题(包括“观察点”、“主体―位置”、“视取向”)进行清理的时候,观看的主体问题其实已经暗含在各种理论思潮的起伏消长之中了;而当我们从情境主义的“视取向”角度展开了人类近一个世纪中创造的各种视觉技术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视觉技术其实都存在着一种彼此制约性――视觉控制/目光游移、视觉吸引/视觉拒绝、视觉说服/视觉怀疑,等等,而在这一切背后,都显现着观看主体时隐时现的身影。在此,主体的“屈从性”(具体化为“看与被看”的问题)成为我们从事视觉文化论域中观看的意识形态研究,展开观看的政治学视界的一把钥匙。

观者与表征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关系。如果说权力支配关系主要体现为观者观看位置的“主动/被动”的话,那么,文化认同关系则意味着观者在进行表征观看中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拒斥”。情境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限制,意味着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所谓情境主义的观看就是对一种受各种客观现实影响的不自由的观看方式、观看行为的研究。对于观看情境限制的反抗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于自由观看的追求成为观者所努力的目标,对于情境的超越和克服,一直伴随着观者的观看行为。因此,“自由观看”本身就是一种对情境限制进行抵抗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