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区别
逻辑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区别范文第1篇
一、正确理解归纳与演绎的内涵是讨论的前提
卓立子老师在文中说“正确理解演绎和归纳的内涵是这个问题的基本常识”，确如所言，我们讨论“语文教学重演绎还是重归纳”的问题，首先要弄明白“归纳”与“演绎”的内涵，以及语文教学中的“归纳”与“演绎”的本质，否则问题的讨论就会失去共有平台，滑向无效争辩。好在能达成共识的是：归纳和演绎，其本质是两种逻辑思维方法。
归纳，是从个别性的前提推论出一般性结论的推理方法。先摆事实，后求结论，这是从个别到一般，寻求事物普遍特征的认识方法。它有两种功能，一是概括一般情况，二是推测将来结果。优点是体现事物共性，寻求根本规律。局限是不完全归纳，则无法穷尽同类事物的全部属性。
演绎，是从一般性的前提推论出个别性结论的推理方法。先假说，后求证，其推理形式是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构成的“三段论”，这是从一般共性到特性，推论和判断个别事例的认识方法。其优点是把一般原理运用于特殊现象，使得原有知识得以深化。局限是其本身只揭示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不能进一步揭示共性和个性的对立。
所以，孤立的演绎与孤立的归纳都不能正确地反映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逻辑史上曾形成过“归纳派”和“演绎派”两大派别。两派各执一端，各自夸大彼此间的矛盾和对立，忽视了联系和统一，结果是给逻辑学发展造成了极大伤害。①
其实，在思维实际中，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紧密联系、相互补充。其联系表现在：第一，归纳推理为演绎推理提供前提。演绎推理要以一般性知识为前提，这就要依赖归纳推理来提供一般性知识。第二，归纳推理也离不开演绎推理。为了提高归纳推理的可靠程度，需要运用已有的理论知识，对归纳推理的个别性前提进行分析，把握其中的因果性、必然性，这就要用到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还要依靠演绎推理来验证自己的结论。因此，归纳和演绎作为两种逻辑推理方法，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厚此薄彼。
二、三个课例及其修改方案的背后
基于以上的共识，我们再来评析赵、卓两位老师所谓的“演绎”型和“归纳”型语文教学（姑且如此称谓）课例及其观点，看看语文教学与“演绎”“归纳”之间能否构成联系，若能，我们又当如何认识这种关系。
先来看看《赵文》中列举的三个课例及相应修改方案，现简述以下：②
课例①：教师列出《荷塘月色》主旨的不同理解，然后让“学生列举课文某一片段印证上述某一说”。
修改方案：先让学生阅读文本及相关资料，然后自由探究发表看法，然后教师再列举出历来关乎本文主旨的不同理解，与众多思想发生碰撞。
课例②：教师展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利用理论演示白居易《长恨歌》，最后引导学生进行同类作品赏析训练。
修改方案：先让学生赏析同类作品，借以掌握“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最后引导学生进行同类作品赏析训练。
课例③：告诉学生横向议论知识，教师再解说例文，然后进行话题训练。
修改方案：先让学生阅读例文，进而掌握横向议论知识，最后进行话题训练。
赵老师认为，三个课例虽然“内容不同，形式各异”，“但都运用了演绎逻辑，即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规律到特殊的思维方法”。
窃以为，问题就出在这里。
如果依赵老师理解，其所举课例就是“演绎法”教学。那么，比照“演绎逻辑”的内涵，其课例内涵就理应与“演绎逻辑”内涵相符合。按前文所述，“演绎逻辑”一般都是先假说，后求证，其推理形式为逻辑学“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注意，若逻辑推理的前提假说是真命题，其后之求证过程才会是形成真命题结论的过程。而纵观《赵文》三个课例，无一有如“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过程。换以课例①具体言之，教师先给出《荷塘月色》主旨的不同理解，然后让学生“列举课文某一片段印证上述某一说”。这种“观点+例证”的做法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规律到特殊”，或者说这种简单做法就可称为“演绎型语文教学”，笔者实不敢苟同！
再来看三个相应的修改方案，是否有如赵老师所言都是“归纳法的设计”？
课例①的修改方案很简单，即把教学顺序倒转，先让学生探究并发表看法，后再展示“人们历来的不同理解”。如前文所述，“归纳逻辑”是先摆个别事实，后求事物一般普遍结论的逻辑推理。而修改方案中让学生探究发表各自观点，最后是否能达成共识、形成结论，恐怕仅此一点就值得怀疑！若赵老师认为不必达成共识，而是与“众多思想发生碰撞”，这岂不正应了卓老师“商榷文章”所言：“《荷塘月色》主旨历来众说纷纭，至今还争论不休，按赵老师的做法，最后还得展示，不知道这样的课堂效果到底高还是低？”③
课例②和③的修改方案有相似之处：恕笔者将其简化，原课例：A（定论）——B（演示定论）——C（学生演练）。修改方案：A（演示定论）——B（定论）——C（学生演练）。两相比较，我们发现，原课例与修改方案之间差异只在于A步骤和B步骤间顺序调换，如上所言，步骤简单调换并非意味着“归纳”与“演绎”间的相互转化；而《赵文》主张“慎用演绎逻辑”，但令人费解的是，按赵老师的理解，此处修改方案中的第三步C（学生演练），却恰恰是用到了“演绎”方式。
其实，透视《赵文》所举课例及修改方案的背后，我们发现二者并非是“演绎”与“归纳”两种逻辑方式（教学策略）的矛盾，而是当下语文教学界“收”与“放”两种课型的矛盾。“收”与“放”，是一种通俗说法，其实就是语文课堂的两种常用教学策略，笔者姑且将其称为 “聚合型课堂”（收）与 “发散型课堂”（放）。
以“收”为主的“聚合型课堂”，其特点以教师讲授为主，注重目标落实，知识传授，具体表现为信息密集，环节完整，教学任务以教师预设目标的实现为准。这种课型因教师主导充分，课堂严谨整饬，便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及知识的系统掌握，缺点是易束缚学生思维和创造力。
以“放”为主的“发散型课堂”，其特点以学生研讨为主，教师大胆放手，为学生创设自学条件，具体表现为学生思维活跃，求知主动，互动性强。这种课型因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学生个性潜能及创造精神能得以发挥，课堂灵动活泼，但若处理不好，也会流于随意，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
明眼人一看即知，这两种课型，犹如“归纳”与“演绎”，寸长尺短，无所谓优劣，关键在于教师面对什么样的学生（具体学情）教学什么样的内容（教学内容）。一句话，课型无好坏，关键在于人。
但话说回来，无论“聚合型课堂”，还是“发散型课堂”，其中都能找到类似于“归纳”“演绎”这两种逻辑思维的教学策略，或者说，语文课堂教学，本身就可借鉴“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从而优化教学策略，提高课堂效率。
三、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归纳”与“演绎”
无论是“聚合型课堂”（收）还是“发散型课堂”（放），从逻辑学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都可以借鉴“归纳”与“演绎”这两种逻辑思维方式，形成一种带有“归纳”与“演绎”特点的教学策略。据笔者观察，当下中语界尚未形成对此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所以，笔者姑且将其称为“归纳型教学”和“演绎型教学”（区别于《赵文》“归纳法”和“演绎法”）。
下面，我们就以现实中一则《〈论语〉选读·中庸之道》的教学案例为例，看看“归纳”与“演绎”在其教学中的实际运用。
《〈论语〉选读》是目前浙江省使用的语文版高中选修教材。该教材相对于内容驳杂的《论语》原著而言，重选主题，重新编排。尽管如此，但每一章节材料依旧没有内在逻辑关联，这让一线教师明显感觉此类教学难于一般的文学文本教学。
但有老师在实践中摸索出“点——线——面——心”式的《论语》教学课型，效果不错。④
所谓“点——线——面——心”即四个教学环节：“点的剖析，线的延伸，面的总结，心的回应。”具体而言：①先从学生疑惑的、感兴趣的全息性的文本事例切入，引导学生探讨；②然后再引导学生在更多的、丰富的文本事例的研习中进一步感受其特点；③接下来再将文本事例举三反一，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领会其主题内涵；④最后学生在联系现实和切己体察中生成自己的认识。
具体以《〈论语〉选读·中庸之道》教学为例。教师先从学生预习中寻找学生阅读的兴奋点（备“学情”），发现学生普遍对“乡人皆好之”一节有疑问：“乡人皆好之”的境界为何还不如“善者善之，恶者恶之”？教师即从此切入，按上述步骤设置问题：
①“点的剖析”：一个人用什么方式才能让善恶皆有的一乡人都喜欢自己？
②“线的延伸”：你还能从其它语录中感受到孔子这一原则立场么？
③“面的总结”：你觉得中庸之道有哪些特征？
④“心的回应”：结合自己生活，说说你怎么在现实中如何践行中庸之道。
……
整堂课就师生地位及相互作用而言，教师从学生疑惑处入手，让学生从节选文本中发现研讨，自己归纳出“中庸之道”的特征，从而形成对“中庸之道”的最终理解，最后再让学生结合实践畅谈现实中如何践行“中庸之道”。课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教师只是为学生研讨创设问题，整个课堂教师放手，始终让学生思维动起来，或许这就可称其为“发散型课堂”。
但是，这种所谓“发散型课堂”是否就是“归纳型教学”呢？我们依据“归纳”和“演绎”推理公式来分析这堂课的教学：
归纳推理公式：
S1是P，
S1是S类的代表性个体，
所以，所有S具有属性P。
演绎推理公式：
大前提：有P理论在某一范围内是正确的。
小前提：假定事物S行为受P理论支配。
结
论：则S行为规律为P。
第①环节（点的剖析）：师生从疑惑处“乡人皆好之”切入，通过“感化式”和“讨好式”两种正反“好之”来体验“中庸之道”的“原则性”和“平易性”特征。
第②环节（线的延伸）：教师要求学生再对文中能体现上述原则立场的类似事例加以分析，从而体会文中孔子在评价“狂与狷、过与不及、适与莫”等方面的原则立场。
第③环节（面的总结）：通过上述活动，水到渠成地归纳出“中庸之道”的特征。
上述三个环节教学下来，学生脑中进行了这样一个“归纳推理”过程：
环节①：“乡人皆好之”体现了“中庸之道”的“原则性、平易性”特征。
环节②：“乡人皆好之”是与之类似的“狂与狷”等事例中最具代表性的。
环节③：所以，文中类似事例都体现了“中庸之道”的“原则性、平易性”特征。
而课堂最后的环节④与环节③则进行了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
大前提：“原则性、平易性”属于“中庸之道”。
小前提：学生生活事例具有“原则性、平易性”特征。
环节④：所以，学生是在践行“中庸之道”。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我们至少可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现实中的“归纳型教学”与“演绎型教学”是相对而言，没有好坏之分的。许多老师认为“演绎”的主体是教师，主要以知识传授为本，注重结果，属于灌输式教育观念的产物；而“归纳”的主体是学生，主要以能力培养为本，体现过程，属于研究性学习理念的产物。其实，这是一种静态考察，片面理解，是经不起推敲的。
譬如上述《赵文》的三个课例及卓立子老师商榷文章，都极力推崇各自认可的“归纳”和“演绎”的优点，但“归纳”和“演绎”的各自优点，却并不能构成对方的各自缺点，因为二者使用的对象不一，情况不同。
第二，现实中的“归纳型教学”与“演绎型教学”是不可分割的，其道理有如“归纳”与“演绎”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知道“归纳”与“演绎”这两种逻辑推理是辩证统一的，即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没有归纳就没有演绎；演绎是归纳的前导，没有演绎也就没有归纳。同理，作为语文课堂教学策略的“归纳型教学”和“演绎型教学”，二者也是相对独立，而又相互渗透的。
其实，我们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从整堂课或整篇课文阅读教学来看，其采用的是“归纳型教学”，但在总体归纳中又有局部的演绎。同理，有时总的是“演绎型教学”，但其局部却又有归纳。譬如上述《赵文》中的第②③课例都有“归纳”和“演绎”并存的影子，而我们之所以分别将其称为“归纳型教学”或“演绎型教学”，主要也是看其总体侧重，同时也是便于分析，但在实际教学中，这两种教学策略往往是相互融合，交叉进行，各自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
注释：
①王海传主编：《普通逻辑学》，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2版。
②赵克明：《语文教学重演绎还是重归纳？》，《语文学习》，2012年第1期。
③卓立子：《语文教学是重演绎还是重归纳？——这确实是个问题》，中华语文网。
逻辑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区别范文第2篇
【 英文 摘要】philosophical logic is a polysemant in contemporary logical literature.we believe it's a non-classical logic with philoso-phical purport or cause.its rise aroses a lot of theoretical problems.this essay expounds the limits of classical logic,non-monotony and deduction,logical mathematicalization and depart-mentalization,the ownership of inductive logic,etc.
【关键词】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演绎性/数学化/部门化/哲学逻辑classical logic/non-classical logic/deduction/mathematicalization/departmentalization/philosophical logic
【正文】
哲学逻辑的崛起引发一系列理论问题。我们仅就其中几个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的界限
在这里经典逻辑是指标准的一阶谓词演算(cqc)，它的语义学是模型论。随着非经典逻辑分支不断出现，使得我们对经典逻辑和非经逻辑的界限的认识逐步加深。就 目前 情况看，经典逻辑具有下述特征：二值性、外延性、存在性、单调性、陈述性和协调性。
传统的主流观点：每个命题（语句）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条被称做克吕西波(chrysippus)原则一直被大多数逻辑学家所恪守。20年代初卢卡西维茨(j.lukasiwicz)建立三值逻辑系统，从而打破了二值性原则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多值逻辑、部分逻辑（偏逻辑）等一系列非二值型的逻辑。
经典逻辑是外延逻辑。外延性逻辑具有下述特点：第一，这种逻辑认为每个表达式（词项、语句）的外延就是它们的意义。每个个体词都指称解释域中的个体；而语句的外延是它们的真值。第二，每个复合表达式的值是由组成它的各部分表达式的值所决定，也就是说，复合表达式的意义是其各部分表达式意义的函项，第三，同一性替换规则和等值置换定理在外延关系推理中成立。也是在20年代初，刘易士(c.i.lewis)在构造严格蕴涵系统时，引入初始模态概念“相容性”（或“可能性”），并进一步构建模态系统s1-s5。从而引发一系列非外延型的逻辑系统出现，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和认知逻辑等等出现。
从弗雷格始，经典逻辑系统的语义学中，总是假定一个非空的解释域，要求个体词项解释域是非空的。这就是说，经典逻辑对量词的解释中隐含着“存在假设”，在60年代被命名为“自由逻辑”的非存型的逻辑出现了。自由逻辑的重要任务就在于：(1)把经典逻辑中隐含的存在假设变明显；(2)区分开逻辑中的两种情况：一种与存在假设有关的推理，另一种与它无关。
在经典逻辑范围内，由已知事实的集合推出结论，永远不会被进一步推演所否定，即无论增加多少新信息作前提，也不会废除原来的结论。这就是说经典逻辑推理具有单调性。然而于70年代末，里特(r.reiter)提出缺省(default)推理系统，于是一系列非单调逻辑出现。
经典逻辑总是从真假角度 研究 命题间关系。因而只考察陈述句间关系的逻辑，像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就被排斥在逻辑学直接研究之外。自50年代始，命令句逻辑、疑问句逻辑相继出现。于是，非陈述型的逻辑存在已成事实。
经典逻辑中有这样两条定理：（p∧q）（矛盾律）和p∧pq（司各特律），前者表明：在一个系统内禁不协调的命题作为论题，后者说的是：由矛盾可推出一切命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系统是不协调的，那么一切命题都是它的定理。这样的系统是不足道的(trivial)。柯斯塔(m.c.a.da costa)于1958年构造逻辑系统cn（1〈n≤ω）。矛盾律和司各特律在该系统中不普遍有效，而其他最重要模式和推理规则得以保留。这就开创了非经典逻辑一个新方向弗协调逻辑。
综上所述非经典逻辑诸分支从不同方面突破经典逻辑某些原则。于是，我们可以以上面六种特征作为划分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的根据。凡是不具有上述六种性质之一的逻辑系统均属非经典逻辑范畴。
二、非单调性与演绎性
通常这样来刻画演绎：相对于语句集合γ，对于任一语句s，满足下述条件的其最后语句为s的有穷序列是s由γ演绎的：序列中每个语句或者是公理，或者是г的元素，或者根据推理规则由前面的语句获得的。它的一个同义词是导出(derivation)。演绎是相对于系统的概念，说一个公式（或语句）是演绎的只是相对于一不定的公理和推理规则的具体系统而言的。演绎概念是证明概念的概括。一个证明是语句这样的有穷序列：它的每个语句或是公理或是根据推理规则由前面的语句得出的。在序列中最后一个语句是定理。
现在我们考察单调逻辑中演绎情况。令w是一阶逻辑公式的集合，d为缺省推理的可数集，cons(d)为d中缺省的后承的集合。我们来建立公式φ的缺省证明概念：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从wucons(d[,0])。导出φ这种性质的缺省集合d[,0]。为确保在d[,0]中缺省的适用性，我们须确定缺省集合d[,1]，致使能从wucons(d[,1])中得出在d[,0]中缺省的所有必须的预备条件。我们从这种方式操作直至某一空的d[,k]。这意谓着从w得出在d[,k-1]中的必须的预备条件。然后我们确定一个证明，只是我们不陷入矛盾，即是w必须跟包括在证明中的所有缺省后承的集合相一致。例如，给定缺省理论：
t=(｛p｝,｛δ[,1]=p:r/r,δ[,2]=r:ps/ps｝) (｛δ[,2]｝),｛δ[,1]｝，φ是s在t中的缺省证明。
形式地说，φ在正规缺省 理论 t=(w,d)中的一个缺省证明是满足下述条件的d的子集合的有穷序列(d[,0],d[,1],…d[,k])：
（i）φ从wucons(d[,0])得出。
（ii）对于所有i〈k,从wucona(d[,i+1])得出缺省的所有预备条件。
（iii）d[,k]=φ。
（iv）wucons(u[,i]d[,i])是一致的。
由上面可以看出缺省推理中的证明是与通常的演绎证明是不同的，前者比后者要宽广些。
附图
由此可见，缺省逻辑中的推出关系比经典逻辑中的要宽。因而相应扩大了“演绎性”概念的外延。于是可把演绎性分为：强演绎性和弱演绎性。后者是随着作为前提的信息逐步完善，而导出的结论逐步逼近真的结论。
三、逻辑的数学化和部门化。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逻辑学在智力图谱中占有战略地位，它联结着数学、语言学、 哲学 和 计算 机 科学 不同学科。”[2]作为构建各学科系统的元科学手段的逻辑与各门科学联系越来越密切。它在当代 发展 中，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数学化和部门化。
逻辑学日益数学化，这表现为：(1)逻辑采取更多的数学 方法 ，因而技术性程度越来越高。一些逻辑 问题 （如系统特征问题）的解决需要复杂的证明技术和数学技巧。(2)它更侧重于数学形式化的问题。其实数学化的本质是抽象化、理想化和泛化（普遍化）。这对像逻辑这样的形式科学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近一个世纪逻辑迅速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逻辑方法论的数学化在本世纪下半叶正在加速。这给予逻辑的一些重要结论以复杂的结构和深入的处理，使逻辑变得更精确更丰富。但是，由于逻辑中数学专门化已定型并且限定了它自己，所以逻辑需向其他领域扩张，拓宽其 研究 领域就势所必然。
逻辑向其他学科领域的延伸并吸收营养，于是出现了各种部门逻辑，如认知逻辑、道义逻辑、量子逻辑等等。我们把逻辑学这种延伸和部门逻辑出现称做逻辑部门化。
哲学逻辑就是逻辑部门化的产物，它是方面逻辑或部门逻辑。众所周知，经典逻辑演算的理论、方法和运算技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适用于一切领域、一切语言所表达的演绎推理形式。所以，它具有普遍性，是一般的逻辑。有人认为一阶演算完全性定理表明“采用 现代 数学方法和数学语言来刻画的全体‘演绎推理 规律 ’恰好就是人们在思维中所用的演绎推理规律的全体，不多也不少！”[3]。表达一阶逻辑规律的公式是普通有效的，即是这些公式在任何一种解释中都是真的。而哲学逻辑各分支只是研究某一方面或领域的演绎推理规律，表达这些规律的公式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一领域是有效的，即是它们在具有某种条件解释下是真的。例如，模态公式(d)pp,(t) pp,(b) pp,(4) pp,(e) pp，分别在串行的、自反的、对称的、传递的、欧几里得的模型中有效。而动态逻辑的一些规律只适用于像计算程序那样的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转换的动态关系。
部门逻辑另一种含义是为某一特定领域提供逻辑工具。例如，当人们找出描述一个微观物理系统在某一时刻的可观察属性的命题的一般形式。对其进行运算时，发现一些经典逻辑规律失效，如分配律对这里定义的合取、析取运算不成立。于是人们构造一种能够描述微观物理世界新的逻辑系统，这就是量子逻辑。
四、哲学逻辑划界问题
哲学逻辑形形色色并且难于表征。在现代逻辑 文献 中，“哲学逻辑”是个多义词。它的涵义主要的有三种：它的第一种涵义是指关于现代逻辑中一些重要概念和论题的理论研究。例如，对于名称（词项）、摹状词、量词、模态词、命题、 分析 性、真理、意义、指涉、命题态度、悖论、存在乃至索引等概念及与它们相关的论题的理论研究以及利用形式逻辑工具处理逻辑和语言的逻辑结构的哲学争论。它的第二种涵义是指非经典逻辑中一个学科群体，它包括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等众多逻辑分支。它的第三种涵义是兼指上述两种涵义的“哲学逻辑”。
我们认为，第一种涵义上的“哲学逻辑”不是研究推理有效式意义上的逻辑，而是逻辑哲学。我们赞成在第二种涵义上使用“哲学逻辑”一词。于是可以给出下述定义：哲学逻辑是具有哲学旨趣或涉及哲学事业的非经典逻辑，在这里应对“哲学”做广义的理解。哲学逻辑不仅与传统哲学中的概念和论题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而且也涉及各门科学中具有方法论性质的问题和其他元科学问题。
在我们看来，“归纳”和“演绎”一样，是传统哲学所关注的重要哲学概念，而且也是现代一些哲学家所争议的问题之一。同时归纳逻辑方法的启发作用在认知过程中不可低估，归纳的一些方法和技术同样是一些学科的元科学因素，是发现真理构建学科系统不可少的。因此，它应属于哲学逻辑。《哲学逻辑杂志》亦把它列入哲学逻辑诸分支之首。
问题在于，归纳推理的复杂性，对它的形式刻画和找出能行程序遇到不易克服的困难，致使其成果与演绎推理所获得成果相比，显得不那么丰硕。然而，由于人工智能等技术上的需要，推动着更多的人研究归纳推理，总会有一天，归纳逻辑也像演绎逻辑那样用形式方法来处理。
【 参考 文献】
[1]antoniou,g.:1997,nonmontonic reasoning, 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chusetts.
逻辑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区别范文第3篇
一、法规和判例
在英美法理学中，有关法律推理的性质的讨论，主要参照法院适用的两种法律“渊源”：立法机关（或立法机关授权的其他制定规则的机构）制定的一般规则；特定的判例或作为抽出法律规则的材料的法院过去的判决。当然，后者不象立法规则那样具有权威的或唯一正确的规则表达形式。传统理论常常将立法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这一过程，单纯地描绘为演绎推理。传统理论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演绎三段论中的结论，规则是大前提，而案件中一致同意或确立的事实陈述是小前提。与此相类似，就法院引用判例而言，传统观点认为法院从过去判例中抽出规则是归纳推理，而将抽出的规则适用于当前的案件是演绎推理。
怀疑论者在抨击这些司法推理的传统看法时，揭露了许多对理解和评价司法判决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的。毋庸置疑，在适用法律规则和引用判例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必定会有某些不局限于逻辑运作的至关重要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常被法院在审判案件中和法学家在描述法院活动中使用的传统术语弄得模糊不清。不幸的是，认为在司法过程中逻辑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作用的观点，尽管表面上简易和明确，实际上也是含糊其辞的。这种观点涉及一些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争论点，我们必须将其分开加以考察。下面将指出和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争论点。不过在打算认真描述法律推理的形式时，需要注意家和逻辑学家特别关注的两个基本。
1．演绎推理
有人极力主张，不能将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这一过程视为三段论推理，或其他任何演绎推理，因为一般法律规则和法律的具体陈述（如规定个人权利义务）的性质无所谓真假，它们本身之间或与事实的陈述之间段有逻辑关系，进而言之，它们不能充当演绎推理的前提或结论。这种观点根据逻辑学上的真与假，以有效演绎推理和诸如同一律和矛盾律等逻辑关系的含义的严格界定为依据，在演绎推理范围内不仅排除了法律规则或法律陈述，而且排除了被视为逻辑关系制约的要素和被视为有效演绎推理的要素以及其他许多简洁形式。尽管涉及相当复杂的技术性问题，但逻辑学家仍设想了几种更为普遍有效的有关演绎推理的定义这些定义表达了适用于推论的含义，且使推论的要素又不具有真假的性质。在下面，正象大多数当代法理学著作一样，我们假定了这些定义的普遍有效性。
2．归纳推理
较为传统的法理学家主张，引用判例这一过程包含着归纳推理。这种观点相当模糊。这些法理学家如此讨论归纳推理，通常旨在对人们讨论的将立法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这一过程所包含的演绎推理进行比较。“法官不是以一般规则为出发点，而是应从有关案件出发，发现其中蕴含的一般规则……两种方法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前提的来源有所不同。演绎推理假定了这个大前提，而归纳推理则从具体例子出发寻找这个大前提。
当然，法院的确是不断地过去的判例，以期发现规则和证明它们认为这些规则有效是合理的。判例被视为从其中“抽出来”规则的“权威性”案例。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从逻辑上证明一项规则的可接受性，那么就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即过去判例必须是该规则的一个例子。这意味着判例中的判决可以从规则和判例中的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就满足这个必要条件而言，这种推理实际上是演绎推理的逆向运用。然而，这个条件毕竟不是法院接受以判例为基础的规则的充足条件。因为对任何判例来说，在逻辑上都有数目不定的，可供选择的一般规则能够满足这个必要条件。同时，选择一个判例作为权威的规则，也必须依据其他限制选择的标准。这些标准不是逻辑问题，而是随制度而异或在同一制度中随时间而异的实体问题。正因为如此，某些关于使用判例的理论极力主张，判例作为权威的规则，是法院通过判例中视为实质性事实的选择，以明示方式或默示方式加以说明的规则。而其他理论则认为，这种规则是后来的法院在考虑判例，权衡一般道德和因素之后，从逻辑上可能的各项选择中进行选择而得出的规则。
尽管许多法学家仍在讨论从判例中抽出一般规则这个，但某些法学家已认为，引用判例过程中包含的推理，基本上是一种“靠例子”的从案件到案件的推理。换言之，如果一个过去的案件在“相关”方面与当前的案件“足够”相似，那么法院就以相同的方式审判当前的案件。而且将过去的案件作为判例，而不首先从其中抽出任何一般的规则和说明这个规则。尽管如此，主张法院引用过去的案例的目的是发现一般规则并证明接受一般规则是正当的传统，仍是流传极广的，而且令人觉得在值得讨论的范围内使用“归纳”这个术语似乎是有理的。
但是无论如何，用“归纳”这个术语去说明在查明过去的一个案例是一般规则的例子时包含的逆向演绎推理，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它使人更强烈地想到类推，而非中运用的或然推理。当一般事实命题或关于未观察到的具体事例陈述，从观察到的具体事例推论出来或被其证实时，就存在着这种或然推理。不仅如此，“归纳”一词还会混同于演绎推理形式中作为大前提的全称归纳判断，或混同于真实存在的或说传说中的发现一般命题的直觉归纳。
当然，如果引用判例过程中的逆向演绎推理被视为假设推理，或假设式演绎推理，那么，它也的确是科学程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不断精炼科学假设以避免被相反事例所证伪的过程中，科学理论和观察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样，法院也需要不断精炼一般规则，以适应各种案件和避免不公正或不适当的判决结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有趣的类比。尽管如此，那些由例证提出可能性而同时又会被将来经验所证伪的一般命题，和判决案件中适用的规则之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区别。有关司法过程的经验科学当然是可能的，它可以由关于法院审判过程的一般事实命题所构成，也可以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工具。但是，区别这样一个经验科学的一般命题和法院说明及运用的一般规则，还是颇为重要的。
二、描述理论和规范理论
认为逻辑在判案中仅起次要作用的理论，有时旨在纠正有关司法过程的错误描述，有时意在批判法院“过份注重逻辑的”、“形式的”、“机械的”或“自动的”司法。我们必须区别并分别评估对法院实际使用的方法的描述，和希望法院使用某种方法的要求这两种东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关于推理的讨论中，这两者常常被混淆了。这也许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法律规则和判例具有相对模糊性这一重要的但又常常被忽略的事实，同时这种认识又激发了人们努力纠正传统的有关司法过程的错误描述，努力纠正这种过程的本身。在形成一般规则时，预期并提出各种将来可能产生的情况组合，是不可能的。这就产生了法律规则和判例的相对模糊性。任何规则无论怎样加以精确描述，总会遇到关于某些具体情况是否属于其规定范围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又无法求助于语言规范，求助于法律解释规则，甚至明确的或假定的立法目的，也是无济于事的。在这种情况下，规则就会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如果两个规则可适用于一种具体情况，同时规则又包含“合理的”或“实质性的”等不确定的术语，那么类似的模糊性也会产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其他一些方法，这些方法的合理性不在于结论和前提之间具有逻辑关系。与此类似，判例也无法从逻辑上归类于数目不定的一般规则，因而要确定—个判例显示权威的一般规则，也不能求助于逻辑加以解决。
人们普遍以为，对司法过程的传统描述的这些批评，一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法学家和法官们，尤其是权力分立得到尊重的司法管辖区的法学家和法官，在说明审判过程中适用一般规则或引用判例的情形时，常常抑制一般规则和判例的不确定性，或将它们的不确定性减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他们也抱怨司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或过分注重逻辑的情况，尽管这种抱怨不易被理解，也不易被证明是有根据的。他们这种抱怨意在批评法院在适用法律规则或引用判例时，没有首先利用法律规则或判例的相对模糊性，以说明目的政策和价值。在他们看来，法院不是利用某项法规的含义在某些问题上不明确这个事实，而是因为在某些不同法律环境中相似用语以一定方式加以解释，或因为一个特定的解释是这些用语所使用的“通常”的含义，就简单地将该项法规的含义看作是明确的。
否认规则的模糊性（常常被错误地描绘成法学或诋毁为概念主义），可使判决的明确性和可预见性增加到最大限度，同时可激发建立具有极少数目的独立规则和分类范畴的法律体系的理想，因此人们有时为其辩护，有时对其表示欢迎。但是这样看待规则的缺点是，它对人们根据各种情况的组合无法一览无遗地加以预见这一状况所做的努力具有偏见，即忽视价值和道德价值，固守范畴不同性和相似性的严格分类。而这正是抱怨司法过程中过分使用逻辑的要点。当然，“过分使用逻辑”这种措词是不适当的，因为当社会价值及其它区别在解释法律规则和将具体情况归类的过程中被忽视时，判决与其说是逻辑的，不如说正是适当认可了这些因素。换言之，逻辑并未决定词义解释和归类范围，因为解释和归类已预先承认了社会价值及其区别。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事实上，在一个严格解释模式普遍存在的制度中，总会出现更多的法官将规则的含义视为已预先确定了的情况。
三、发现的和估价的标准
在考虑司法推理的描述和规范理论时，重要的是要区别：1．关于法官实际作出判决时的一般过程及思维习惯的主张；2．关于应遵循的司法判决的建议；3．评价司法判决的的标准。其中第一个涉及描述性心，就其在此范围内超越所观察的事例的描述而言，它属于经验的普遍化或心理学。第二个涉及法律判决的或技术，这个范围的一般化理论是司法技术的原理。第三个涉及评价判决或证明判决为正当的。
有人主张，既然法官作出判决时并未经过以法律规则或判例为出发点的推论过程或思考过程，那么认为在判决中以法律规则为大前提的演绎推理有其作用则是错误的。这种主张是混乱的。因为通常来说，问题不在于法官事实上或应该怎样作出判决，而在于法官在证明判决为正当时尊重了何种准则，不论判决是如何作出的。此外，在判决中有没有逻辑存在或许是个事实问题，不管作出判决的靠深思熟虑，还是靠直觉顿悟。
四、简单案件和模糊规则
在区别上述三个问题时，还会出现另外两个问题。其一是，在一项法律规则的含义和可适用性毫无疑问时，法院怎样审判“简单”案件；其二是，在承认相关法律规则和判例具有模糊性时，法院怎样判决。
1．简单案件
即使法院承认作为判决前提的法律规则绝对地确定了一个具体结果，某些理论家仍是宣称，法院不会这样承认的。他们以为，法院总是“在选择”，并以为，不同主张只能溯及既往地合理化。这种怀疑论的产生原因常常在于混淆了发现的方法和评价的标准这两个问题。尽管如此，它有时却得到如下两个事实理由的支持：即使法院没有适用清楚地规定了明确结果且又可适用的规则，这也不是一个可惩罚的过错；一个判决仍是有权威性的，而且如果是由最高法院作出的，那么这个判决就是最终的。正因为如此，怀疑论主张。虽然法院在判决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但法院从来不是必须如此，它仍总是自由地决定如何判决。怀疑论的观点混淆了判决的终局决定性和判决的确实可靠性，利用了“法院必须尊重法律规则”这句话中“必须”一词的含义存在着争论这个事实。
当然，这种怀疑论无论怎样无法为人所接受，它也的确是有其价值的。因为它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充分说明“简单案件”何以成为简单案件，或一般规则何以清楚地绝对地可适用于具体案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规则自己不会举例，事实情况也不会等着法官简单地用可适用于它们的规则去分类。规则自己也不会适用自己，即使在最简单案件中，也必须由人来适用它们。有人以为，简单案件是那些人们一致同意它们属于规则规定范围内的案件。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人又以为，应将这种一致同意归之于语言常规中必有一致同意这个事实。但是，将这种一致同意归之于后者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法律用语具有不同于日常用语的特殊规范性，或考虑到明确表述的或普遍共认的法律实施的目的会制约着语词意思。而全面考察这些问题则是法律解释的主题。
2．模糊规则
有些判决过程没有表现出以明确的规则作为大前提的演绎推理形式，以至人们往往将其描绘为法官任意审判的过程。虽然较多的司法过程的经验性还有待人们去进行，但是很明显，如果因此便以为逻辑演绎和任意判决二分式描述已详尽无遗地说明了司法过程，那么显然是自欺欺人的。即使法律规则对某种结果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官一般也不会强加他们的个人爱好或盲目地选择某种判决理由。使用“选择”和“自由裁量权”，或“创造性活动”和“缝隙立法”等词汇描述判决，并不意味着法院的确是不说明理由而任意判决，何况任何法律制度都认可运用自由裁量权这类判决方式。
法院判决时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套现行的法规的运作中出现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这种运作中，根据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各种考虑，都可以看作是支持判决的理由。这些考虑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个人的和的利益，社会的和的目的，以及道德和正义标准。它们一般可以用原则、政策和准则这样的术语表达出来。在某些案件中，也许只有某个考虑是相关的，它可以象一条法律规则一样明确地作为判决的根据。但是在许多案件中并不如此，法官也许会将这些考虑结合起来加以思索，安排其先后，并以为这样就足以支持他作出的判决，尽管每项单独的考虑做不到这一点。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考虑经常是相互冲突的，法院不得不权衡它们以确定何者为优先。当法院必须从判例中抽出的规则中进行选择时，或必须考虑眼前案件在相关方面是否足以相似过去案件时，或在引用判例中遇到相互冲突时，也要权衡这些考虑。
五、证据规则
采纳并估价证人证言，从其他陈述中推出事实陈述，承认某些陈述作为证据是可能的或比其他陈述更具可能性，或者承认这些陈述“没有合理的疑点”，这些是法院认定证据的活动。当谈到这些活动展现了法律推理的特殊模式，谈到法律证据不同于一般证据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参照证据法中的排除规则（这种规则要求法院在查明事实时，不去理会逻辑上不相关的事情〕，或参照比一般推理准则更多或更少重视逻辑上相关的问题的各种推论。
最著名的排除规则的例子是排除“传闻”规则，即不采纳证人提供的关于他人所说的话的报告作为证据（会有某些例外），无论其多么令人可信。排除规则的另一例子是：当一个人被指控犯罪时，有关他过去类似犯罪的定罪及处理的证据，不能作为他现在被指控的犯罪的证据。比一般推理准则更多或更少重视某些事实的规则的一个例子是这样一种推论：除非相反的情况被证明为没有合理的疑点，否则一名妇女在婚姻期间所生的孩子就认定是夫妻双方的孩子。
逻辑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律规避 三段论 演绎推理 反规避
一、三段论的逻辑构建
拉伦茨认为,三段论法的简洁表述方式是:大前提（法律规范）――TR(对T的每个事例均赋予法效果R)；小前提（法律事实）――S=T(S为T的一个事例)；法律结论――SR(对于S应赋予法效果R)。拉伦茨把这些逻辑语式称为“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法”。［1］逻辑学上的三段论演绎系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在逻辑学上是单一论证的完整结构形式，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组成。传统司法判决主要就是应用三段论的涵摄模式作出判决的。［2］显然在司法三段论中,大前提是逻辑起点,大前提在先,小前提在后,大小前提之间形成推论关系,导致判决结论。
逐一分析大小前提。首先，对于被赋予法律效果的大前提，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忽略了这点要素，往往将其划入立法者的管辖而忽视了其发展历程：杀人者判死刑,张三杀人,判张三死刑,这是典型的三段论演绎推理形式。“杀人者判死刑”这条法律规范的产生恰恰是于已经发生了李四、王五等杀人这样的案件事实之后。法律规范是着眼于过去的经验对未来的规定和适用,在方法上无疑运用了经验的不完全归纳方法,其外延并不能涵盖以后的所有的情况。从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看,它是对过去所发生的法律现象的共同特征的概括、抽象的结果,法律规范决不能产生法律现象,而法律规范是法律现象的反映。因此我们不能说运用法律规范对这些法律事实进行复述，可以说，法律规范只能是对这些案件事实的提炼性反映。
其次，对于小前提而言，它往往由于现实的复杂多变呈现一种很难完全把握的状态，如法官设法为案件事实去寻找一个对应的法律规范，但这个过程极其复杂,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因为大、小前提只有在契合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一个三段论逻辑推理的大、小前提,否则二者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二者的契合并不仅在于名称上的一致,因此必须弄清楚法律规范所来源的法律经验事实是什么,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只有案件事实完全符合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时,大、小前提是契合的时候,才能说为案件事实找到合适的法律规范。所以说大小前提并非仅凭机械性的重合就能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如许霆案的争议判决就是明显的大、小前提不契合所产生出来的怪异现象。之所以演绎三段论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正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大前提与小前提关系契合的重要性。
除了大小前提要相互契合对三段论的逻辑来说非常重要外，传统三段论仅仅从外在形式的基础上控制它的正确性而忽略了意义中心的证立也是在如今的三段论运用当中存在的相当大的问题。这点具体会在下文中提到。
二、司法三段论对规避法律的反作用
司法三段论本身具有一个很严密的逻辑结构，是一种必然性推理，即前提与结果的包含关系，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而人们规避法律往往都是利用法律内部逻辑的混乱，法条之间存在漏洞、冲突或者可乘之机，有心者以此来抓住法律下面隐藏的“漏洞”，将自己的行为游走在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因此，笔者认为利用演绎推理三段论严密的逻辑结构对规避法律有着深层次、意想不到的作用。以下由“王海打假案”①［3］做分析：
为了利用法律规范使自己谋取利益的增加。王海以及众多类似于王海一样的打假者们借打假的幌子利用法律谋取利益，尽管这种打假的行为满足了众多消费者打击制假卖假者的痛恨之情。但是从严格的法治角度来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是一种不当利用法律的行为。
（一）反规避的关键：对事实的把握和挖掘
再观规避法律行为的定义，法律规避行为是披着一层合法或不违法的外衣以达到谋取利益增加或不利益减少的目的的行为。这就意味着，以一种直观的、不假思索的态度去对待这种行为，很容易被迷惑，认可其合法性的存在，尽管是一种虚假的合法性。因此，要妥当的解决此类案件，就必须正确的提炼出法律事实。透过其合法性的面纱揭开其违法性的本质。三段论虽是在大前提、小前提逻辑推理下得出结论，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不能正确提炼作为小前提的法律事实，那么在运用演绎逻辑后得出的必然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所以，司法审判时，法官处理规避法律的案件，难点并不在于对法律或文本的释明，而是在于对法律事实的提炼。
在此，我们做一个等式分析――
大前提：A法律规范（对过去事实的不完全归纳）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并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
＋小前提：B案件事实（显性事实＋隐形事实）――显性事实为一般暴露在表面的合法or不违法行为；隐形事实即为隐藏在案件基本事实之下的法律规避行为。
显性事实：王海购买商品、接受服务
隐形事实：王海并非单纯的出于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它本身即是带着打假的口的去购买商品，是为了谋求某些利益或者出于对制假卖假者的仇恨。
＝法律结论
从上可以看出，演绎推理的缺点在于它本身的不确定性，更多的是由于事实的不确定。正是过分依赖事实的判断，才会导致反规避法律行为的屡见不鲜。从等式中可以推出，这里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把握过去事实和挖掘隐形事实。
首先，不能机械看待大前提中提到的过去事实。前面已经提到，大前提的构成要件是对过去经验的一种不完全归纳,它不可能穷尽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它的构成要件可以说在制定时就是不完备的,更不用说随着法律生活的变化而产生新的案件事实,其在过去所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范围之外,所以单就法律规则而言,大前提对小前提涵摄的有效性并不完全具有必然性。在假定法律事实(小前提)已经确定时,法官要做的是寻找正好适用于此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这时有两种情况:A.找到适用的法律规范,由此作出合法的判决。B.找不到正好适用的法律规范。这里又有四种情况:b1.可以找到相近的法律规范勉强适用；b2.出现了法律空隙；b3.法律规范含糊不清；b4.有两个以上法律规范可用,但它们之间互相抵触和矛盾。出现这样客观存在的情况,实证主义求助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4]这时候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要认识到――从常义角度，王海很可能被认为是消费者。因为在普通人的认识状态下，只要是生活消费而购买物品的人都属于消费者。而在法律背景下的专业意义上来说，与日常生活中普通大众理解的消费者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要求法官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要时刻意识到消费者保护法所保护的是常态意义的消费者。
其次，挖掘案件中的隐形事实。一般来说，规避法律的案件事实往往都与同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事实有些许偏差或者细节不同，即B（小前提）的隐形事实实质包含在A（大前提）的范围内，但显示事实似乎与A无法关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往往是挖掘到真实的隐形事实，让其与A对应。也就是说，司法者在作出运用三段论进行演绎推理的过程中要提炼出王海打假的真正目的，而非单纯的对大前提A加以套用。只有全面的将案件事实的行为与其目的相结合，对行为和结果进行分析，辨识出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对隐形事实进行提炼和判断，才算是真正运用了演绎推理的逻辑结构，得出正确的法律结论。引用波斯纳法官的话来说“真实可靠性不仅取决于个别三段论的有效性，而且取决于前提的真实性。”［5］
（二）反规避的根本：不仅是形式上的演绎推理
既然法律规避行为都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如何发现其本质的内容？这就需要法官在运用三段论演绎推理的过程中不再仅仅是将三段论简单作为一个形式逻辑演绎推理的过程，裁判结果不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不仅…而且…也是”的命题。社会追求的也不再是判决结果的“唯一正确答案”，而更多的是关注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一个正当的法律判决是法官应用多种法律方法，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复杂往返的结果。
上文终已经提到传统三段论仅仅从外在形式的基础上控制它的正确性而忽略了意义中心的证立也是在如今的三段论运用当中存在的相当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对有助于梳理三段论的内在作用。可能普通人没有意识到逻辑三段论与运用到法学领域上的（称司法三段论）的区别，逻辑三段论中的“是”的命题变成了“应当”，看似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逻辑三段论最重要的“实然”结构到法学领域中却偷换概念的变成了“应然”的结构。在这里我们也可总结出另一个逻辑三段论与法学上的司法三段论的区别等式：
逻辑三段论 司法三段论
是 应当
实然 应然
存在命题 规范命题
描述性 评价性
清楚逻辑三段论与司法三段论实质是有差别的，就应该意识到司法三段论不应当如同逻辑三段论一样将价值与事实相分离，因为逻辑三段论整个逻辑建构是非常严谨而严密的，因此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法官将司法三段论如同逻辑三段论一样机械的仅仅是通过套用来解决案件是存在问题的。正是因为司法三段论的偷换概念导致了法律推理的过程中会使得有心人有可乘之机，在加之我国法律体系在立法之初确实存在逻辑不够严密的问题，这两点成为了法律规避的温床。
通过以上分析，搞清楚法律规避与司法三段论之间的矛盾点是我们突破两者关系并利用推理方法反作用法律规避的重要突破口。它们之间的矛盾点在于：司法三段论并非像逻辑三段论那样的逻辑严密，需要事实与价值结合，而法律规避正是一种看似正当的行为，如果仅仅是运用事实判断而不结合价值衡量的话会使得规避行为乘虚而入。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实践过程中三段论的运用应当结合事实判断和价值衡量，而非简单形式套用。
如从“王海打假案”分析的话，仅从形式推理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
法律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并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
王海买东西――王海是消费者
法律结论――王海应当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仅从形式判断，这个法律推理没有什么漏洞，而王海的行为也就被规避掉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加入前面所提到的价值衡量，法官意识到王海打假的行为的真正目的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利益或者其他目的。只有加入价值衡量才能更容易看到前面所提到的隐形事实，也是更容易抓住所谓规避行为真正的目的所在。
三、结语
笔者一直认为研究法律方法论的最终目的并非把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各种法律方法孤立起来，而是将各种法律方法相互作用并得以融会贯通，这才方为学习之道。因此带着这一目的，本文初探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对正式处理法律现象的作用。如今社会规避法律情形的大量存在对法治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种失范的现象，因此遏制规避法律的行为显得刻不容缓。
本文首先通过对三段论逻辑结构的分析发现大前提中的事实实际上是对过去事实的提炼，且大前提与小前提相互契合的重要性，得出三段论对规避现象的作用――通过对过去和隐形事实的挖掘和加入价值衡量的方法。本文以著名的“王海打假案”为案例，从分析大、小前提出发，发现逻辑推理依赖事实的判断；并对逻辑三段论与司法三段论加以区分，最终发现三段论演绎推理对法律规避行为的反作用。
参考文献
[1]拉伦茨，陈爱娥.法学方法论[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5.
[2]梁彩虹.司法裁判成因的法理分析――方法论的视角[J].法制与社会.2006(9).
[3]百度文库.
[4]舒国滢.法理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7.
逻辑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概率归纳；逻辑；概率论
概率归纳逻辑旨在以数学的概率论和现代演绎逻辑为工具构造归纳逻辑的形式演绎系统，是现代归纳逻辑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概率归纳逻辑的开创
18世纪40年代，休谟指出归纳推理不具有逻辑必然性，认为它只把真前提同可能的结论相联系,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曾想到当时概率论所揭示的或然性的客观意义及其对归纳的可能应用。穆勒在《逻辑体系》中以很大篇幅讨论了偶然性问题,认为概率论只同经验定律的建立有关，而与作为因果律的科学定律的建立无关。惠威尔也对偶然性作过讨论，但与穆勒一样，并未想到把概率论应用于归纳。直到1859年，德国化学家本生（R.W.Bunsen）和基尔霍夫（G.R.Kirchoff）用统计方法分析太阳光谱的元素组成等科学活动，进一步引起科学方法论家对统计推理问题的注意。许多科学方法论家认为科学结论不是确定的，而是或然的，开始尝试把归纳还原为概率论。
最早将归纳同概率相结合的是德摩根和耶方斯。德摩根将一般除法定理和贝叶斯定理应用于科学假说。但是布尔（Boole）抓住了它的缺点，即运用贝叶斯推理给科学假说的概率带来更大的任意性，至此否定了概率归纳逻辑的方向。在70年代耶方斯作出重大开创性工作之前，这方面的工作基本趋于沉寂。耶方斯发展了布尔代数，他一方面有着关于归纳本质的方法论考虑，另一方面，他将数学应用于发展演绎逻辑的同时，也将数学应用于发展归纳逻辑。他在《科学原理》中说明：“如果不把归纳方法建立于概率论，那么，要恰当地阐释它们便是不可能的。”[1]耶方斯认为一切归纳推理都是概率的。
耶方斯的工作实现了古典归纳逻辑向现代归纳逻辑的过渡。
二、现代概率归纳逻辑
现代概率归纳逻辑始于20世纪20年代，逻辑学家凯恩斯、尼科（Nicod）及卡尔纳普和莱欣巴赫（Reichenbach）等人，采用不同的确定基本概率的原则及对概率的不同解释，形成不同的概率归纳逻辑学派。
凯恩斯将概率与逻辑相结合，认为归纳有效度和合理性的本质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不是经验的或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提出了“概率关系”的概念：假设任一命题集合组成前提h，任一命题集合组成结论a，若由知识h证实a的合理逻辑信度为α，我们称a和h间的“概率关系”的量度为α，记作a/h=α。并着眼于构造两个命题间的逻辑关系的合理体系，但未取得成功。而且他认为，大多数概率关系不可测，许多概率关系不可比较。但他在推进归纳逻辑与概率理论的结合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现代归纳逻辑的一位“开路先锋”。
逻辑主义的概率归纳逻辑的代表卡尔纳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概率逻辑系统，这一体系宣告了归纳逻辑的演绎化、形式化和定量化，将概率归纳逻辑推向了“顶峰”。卡尔纳普认为休谟说的归纳困难并不存在，归纳也是逻辑，并且也有像演绎一样的严格规则。施坦格缪勒（Stegmuller）指出：“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开始把正确的演绎推理的规则昭示世人，同样，卡尔纳普现在以精确表述归纳推理的规则为己任。”[2]演绎的逻辑基础在于它的分析性，所以，从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Waismann）就开始致力于把它改造为逻辑的概率概念，以使概率归纳成为分析性的。卡尔纳普完成了这一发展。他说：“我的思想的信条之一是，逻辑的概率概念是一切归纳推理的基础……因此，我称逻辑概率理论为‘归纳逻辑’。”[3]他并把此概念直接发展为科学的推理工具：“我相信，逻辑概率概念应当为经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念，即一个假说为一给定证据所确证的概念提供一个精确的定量刻画。因此，我选用‘确证度’这个术语作为逻辑概率刻画的专门术语。”[3]与凯恩斯一样，卡尔纳普把概率1解释作句子e和h间的逻辑关系，表达式是c(h,e)=r，读作“证据e对假说h的逻辑确证度是r”。这样，归纳便是分析性的了，演绎推理是完全蕴涵，归纳推理是部分蕴涵，即归纳是演绎的一种特例。此外，卡尔纳普所想要的归纳逻辑还是定量的，他希望最终找到足够多的明确而可行的规则，使C(e,h)的计算成为只是一种机械的操作，以将他与凯恩斯严格区分开来。
20世纪30年代，莱欣巴赫建立了他的概率逻辑体系，被称为经验主义的概率归纳逻辑。他用频率说把概率定义为，重复事件在长趋势中发生的相对频率的极限。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但却带来两方面的困难。首先，上述极限定义是对于无数次重复事件的概率而言的。那如何找出一种测定假说真假的相对频率的方法呢？其次，对单一事件或单一假说怎么处理呢？所以频率说只适用于经验事件的概率，其合理性的辩护非常困难。它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由频率极限过渡到单个事件概率的适当途径。为此，莱欣巴赫建议把“概率”概念推广到虚拟的、平均化的“单个”事件，引进了单个事件的“权重（Weight）”概念，试图把理想化的单个事件的概率或“权重”事先约定与对应的同质事件的无限序列的极限频率视作同一。但这与他的初衷相背，频率论者不得不由原先主张的客观概率转向主观概率了。
对概率的前两种解释都着眼于概率的客观量度，然而对随机事件的概率预测离不开主观的信念与期望。主观主义概率归纳逻辑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创始人是拉姆齐（F.P.Ramsey）和菲尼蒂（DeFinetti）。它将概率解释为“合理相信程度”或“主体x对事件A的发生，或假说被证实的相信程度。”表明，如果按贝叶斯公理不断修正验前概率，那么无论验前概率怎样，验后概率将趋于一致；这样，验前概率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就无关紧要了，因为它们终将淹没在验后概率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之中。一个人对被检验假设的验前概率是由他当时的背景知识决定的。
主观概率充分注意到推理的个人意见及心理对于概率评价的相关性，意义重大。但是，人们在做出置信函项时，除了“一贯性”的较弱限制外，很难在多种合理置信函项间作出比较和选择。
三、概率归纳逻辑兴起的原因
概率归纳逻辑是伴随现代科学、现代演绎逻辑、归纳逻辑本身的发展而兴起的。
概率归纳逻辑兴起的原因大致有：（1）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微观粒子的运动只能采用概率的方法，因此，西方科学界出现了否定因果决定论而接受概率论的观念。（2）较完备的概率理论。特别是20世纪以来，它具备了严格的数学基础，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3）归纳逻辑本身要求进一步完善和精确化。人们要求对单称事件陈述对全称理论陈述的归纳支持作出量的精确刻画。逻辑的数学化，数学的逻辑化，穆勒已经注意到归纳与概率的关系，耶方斯等将归纳与概率结合。（4）以数理逻辑为主干的现代演绎逻辑逐渐成熟，从而使得一些逻辑学家热衷于将现代演绎的形式化、公理系统方法与概率论方法协调起来，以运用于归纳逻辑的研究。（5）对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的探索。休谟的归纳问题一直是个哲学难题。现代归纳逻辑的种种体系，几乎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个问题不断作出回答。上述三种概率归纳逻辑体系也无例外，都是为求得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或对归纳论证进行改进，或把结论改成概率的陈述，使归纳逻辑被构造成演绎逻辑的一个分支，或用实用主义策略使归纳即使不是有效的，至少也有存在的理由。所以说概率逻辑是以现代演绎逻辑和概率论为工具，形式化、定量化的归纳逻辑。
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理逻辑等相关学科取得新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科学技术以及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使现代归纳逻辑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
第一，面临归纳演绎化的困难，出现了非概率化、非数量化的趋势，有的用有序化、等级化来代替，有的将定性的研究重新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有的又再度重视如模态、因果概念的结合使用等等。
第二，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将纯逻辑研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这就不能只限于语构层次，而要考虑语义、语用层次，就要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而且不能脱离所涉及的具体过程（实验）与学科。超级秘书网
第三，对归纳逻辑的研究与整个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研究联系起来。归纳是一类复杂性问题，决不是单靠纯逻辑所能解决的。归纳远比演绎复杂，须与多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
第四，归纳逻辑的研究与当前的科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申农提出的信息论仅是相当于语形的统计信息模型。而信息的语义层次的研究都出自卡尔纳普之手，再经辛迪卡（Hintikka）等人的论作又已形成信息逻辑这一分支。这揭示了逻辑与信息科学的联系。再如，随着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展，对归纳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若能将人工智能与归纳结合起来，必将带来新的进展与突破[4]。
概率归纳逻辑是归纳逻辑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大大发展了归纳逻辑，也昭示了归纳逻辑的发展机制，为我们出示了现代归纳逻辑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W.S.Jevous.ThePrinciplesofScience[M].London:DoverPress,1877.197.
[2]Hintikka,J.(ed.).RudolfCarnap,LogicalEmpiricist[M].D.ReidelPub.Co.,1995.LIX.
逻辑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区别范文第6篇
法律推理是法律逻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传统的法律逻辑研究将法律推理看成是形式逻辑推理的一个分支,即主要解决形式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应用问题,法律推理被定位为形式推理。而演绎三段论则是法律推理的基本模式,即以法律规范或司法判例为大前提,以某一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司法判决的结果。其大小前提为真、推导形式正确的情况下,结论必然为真。 但是法官适用法律作出判决的过程并非这么简单,机械的三段论判定过程早已受到诸多非议,因为在法律推理中实际存在着大量的非形式的价值判断,包括如何确定一个权威的大前提,如何正确描述一个真实的小前提,以及如何说明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的关联并由此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在找出一个权威的大前提时,法官们经常会面临诸如在新问题前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并不存在、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不止一个且相互矛盾时如何选择、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模糊不清、如果适用当前的法律规范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等问题。法律概念的模糊性和法律规范之间的竞争性往往使得推理结论难以得出。这时就需要通过各方的对话和辩论进行法律规则的选择。因此,大前提的确立不在于其为真,而在于其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最优值。而对于小前提而言,由于案件发生的不可重复性,对于证据的搜集、相关线索的排查与逻辑联系等只能尽可能的逼近事实,而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并不一定能保证完全正确。“对于比较复杂的案件某个方面事实的认定,法学家们更是认为只要它不存在‘合理疑点’即可。因此,西方有的法学家甚至认为‘事实认定是概率的而不是确定的’。”[1]在大小前提皆不能保证为真的情况下,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能保证必然为真。因此,雍琪指出法律逻辑“关心的主要不是法律推理的形式结构,而是法律推理的构建活动,亦即它前提如何建立的问题”。[2] 形式逻辑无法适应复杂的法律推理的需要,主要在于其具有单调性,即当推理的前提都为真,推导过程正确时,结论必然为真。无论在前提中增加多少信息,结论仍然为真。而事实上,法律推理是一种实践性推理,在推理形式有效的情况下,前提不一定真实,结论也不一定可靠。因此,法律推理是非单调的。“随着举证事实数量的增加,推理的结论就可能被改写、被证伪、被废止”。[3]在法律推理既要讲求大小前提的真实,又要讲求推理过程的逻辑性时,形式逻辑显然已不能适应要求,必须引入非形式逻辑的研究。 非形式逻辑的出现,代表着从语用层面研究法律推理问题开始走向成熟。传统对逻辑的理解往往局限于语义、语形层面,忽视了语用层面。语义、语形层面是理论层面,语用层面是应用层面。法律领域的推理问题是属于实践层面的应用问题,将基于语义层面的形式推理搬到法律实践领域中,显然会遇到各种逻辑困难,这时就需要从语用层面去分析法律推理问题。非形式逻辑相对于形式逻辑而言,它并不是要取代形式逻辑,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法律逻辑。形式逻辑研究推理的有效性,非形式逻辑则研究前提的可接受性。佩雷尔曼认为:“形式逻辑是关于演绎和强制的论证;非形式逻辑是关于说服的论证;法律逻辑是一种启发性的逻辑,而形式逻辑是证明的逻辑”。[4] 非形式逻辑学家认为,传统逻辑将推理分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类比推理被看作是归纳推理的一个特例)两种类型,值得商榷。在这两种推理类型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推理。皮尔士称之为溯因推理,沃尔顿称之为假定推理,莱斯切称之为似真推理。在这里,我们用似真推理指第三种推理。似真推理指的是根据不完全的前提所进行的可修正和可废止(defeasible的推理。它是非单调性的。 在三种推理中,演绎推理最为严格,当前提为真时,结论必然为真。也就是说当前提为真时,在此前提下的结论为假是不可能的。但演绎有效性并没有断定前提为真,也没有断定结论为真。归纳推理的严格性要弱于演绎推理,即当前提为真时,结论可能为真。也就是说,归纳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不存在支持与不支持的关系,而是支持强与弱的关系。当归纳推理的前提为真,结论很可能为真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支持关系就是强的,反之就是弱的。归纳推理是一种或然性推理。似真推理的严格程度最弱,即如果前提是似真的,那么其结论至少在似真的前提下应该是似真的。也就是说,结论至少与前提一样是似真的。在这里,似真性并不包含或然性,似真推理和归纳推理应该区别开来。似真意味着,如果前提是真的(或可接受的),那么结论并非是演绎或归纳得出的,而是仅仅作为在给定情况下的一个合理的假设或假定,并且如果情况改变了,则可能撤回该结论。 似真推理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相比,无疑具有其不同点。例如,似真推理的一个特殊类型———如果p,那么q,q;所以,p。这一逻辑形式在演绎推理中被称为肯定后件式,是无效的,但是在似真推理中,它又是合理的。在计算机科学中,这被称之为溯因法。即用结果去推测原因,也就是说某一结果是一种假设或者猜测,用这种假设或者猜测可以马上把那些特殊的事实解释出来。例如,丹丹尼是刺杀大臣的凶手的假设,理由是案发时,丹丹尼当时正在银行大厦的三楼,他购买过一支六五毫米口径的意大利卡宾枪,他是个卓越的。当然丹丹尼是凶手并不是肯定的,他很可能是被冤枉的,这是一个需要被验证的假设。这种假设虽然并不一定正确,但是在法律推理中,却又是合理的。因为假设性推理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常识的推理,而常识具有不确定性,允许未经论证的经验或者经验性知识。常识可能造就意外情况的发生。由于依据常识的推理对外界环境的依赖性很大,当外界环境发生改变,有新的信息加入时,结论就可能会发生变化,非单调性由此而生。 传统的演绎推理是封闭式推理,即前提所依赖的环境中无论加入多少新的信息,结论始终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演绎推理关注的是演绎有效性,即当前提为真时结论为假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前提本身的真假并不关心。归纳推理是半封闭式推理,当前提所倚赖的环境中加入新的信息时,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真可假。但它仍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关注的仍然是前提对于结论的支持程度的问题,而对于前提的真实性问题并没有任何说明。而法律推理本质上既不是演绎推理,也不是归纳推理,而是似真推理。法律推理不仅要关注推理过程的逻辑性,同时也要关注推理前提即推理内容的真实性问题。似真推理强调,其推理的前提即大前提和小前提严格说来是似真的,如前所述,大小前提的确立都不是必然为真,而是论辩双方通过对话和辩论确立的最优值(在此论辩过程中包含了认知、心理、情感、偏好等多种复杂的因素即包含了个人价值判断,是双方博弈的过程,其结果并不必然为真)，因此,推理的结论在似真的前提下也应该是似真的。而当前提中增加新的信息时,结论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前提的似真性受到挑战时,结论的似真性便值得怀疑。因此,结论应该是最佳解决方案,但不意味着是完全正确的解决方案,结论为假是可能的。#p#分页标题#e# 由此可见,法律推理的结论具有可废止性、可改写性、可证伪性。这种特性在人工智能逻辑中被称为非单调性。非单调性是相对于单调性而言的。单调性指在前提中增加新的信息,结论仍然为真。演绎推理就是单调推理。非单调性则相反,当前提发生变化时,结论可能为假。处于实践领域的法律推理是非单调性的。如果传统的演绎推理是静止的不变的,那么实践领域的法律推理则是动态的变化的。 在这里,引用非形式逻辑研究法律推理的非单调性或似真性问题,使得法律推理研究的逻辑基础得到了满意的解决,避免了法律逻辑学究竟是形式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尴尬,使得法律逻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可能。非形式逻辑的崛起为法律逻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对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方法及功能等将能做一个圆满解答,将会成为今后法律逻辑研究的主流。
逻辑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区别范文第7篇
关键词：法律体系；法制建设；中国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09)06―0151―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在立法方面的任务，就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前，中国的依法治国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一、法律体系的概念及界定
法律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现象，反映了法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作为分析法学派研究重点的法律体系，在学者那里被赋予了如下的涵义：“法律体系，是指全部法律规范根据调整的对象(被调整关系的性质和复杂性)和方式(直接规定方式、允许方式及其他)，分为法律部门(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和法律制度(选举制度、财产制度、正当防卫制度等)。”我国学者则普遍认为：“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法律规则和原则按一定逻辑顺序组合起来的整体，法律体系的基本构件是法律部门，法律体系的原子是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一国法律整体大体上可以分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部门、法律体系4个层次，法律体系是法律结构的最高层次。”法律体系又称为部门法体系，其外延包括一国全部现行的法律规范。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律体系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现行法律视角的法律体系，是通过多种逻辑关联方式来构织成一个体系的。”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对法律体系进行两种界定。
根据立法主体地位和法律重要性的高低，不同的法律被赋予了不同的效力。效力等级低的下位法不能同效力等级高的上位法相抵触，根据效力等级从高到低的标准界定法律逻辑体系。我国学者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层次是多层次性的结构体系。在法律效力层次结构体系中，各种法律的效力既有层次之分，又有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法律效力体系。对于法律效力层次的具体划分，理论界尚有不同看法，早期有学者概括为如下几个层次：
最高层次：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第一层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效力属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为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为第三层次。
地方层次：地方立法主体制定的地方法规，包括一般性地方法规和自治地方法规，特别行政区地方法规，其法律效力的层次为地方层次。”
2008年3月8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目前，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3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根据功能、调整对象以及调整方法的不同，法律体系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比如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刑法则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事惩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根据这样的界定标准，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可划分为7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个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以进一步划分。”
二、法律体系构建的逻辑进路
基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学派在法律体系的构建的逻辑进路上认识并不一致。比如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认为可以依据普世的客观理性或者“承认规则”来构建一套严谨的法典式法律体系。而历史法学派、社会法学派以及现实主义法学则认为法律体系的构建必须根据现实中的情形逐渐演进、不断变化。采用前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演绎构建主义的逻辑进路；采用后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归纳进化主义的逻辑进路。
(一)演绎构建主义的逻辑进路――立法中心主义的法律体系
追本溯源，人类最初的法律体系正是基于演绎推理的方式构建的，最初人们根据最一般的道德规范通过层层推理的方式，创造了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体系。“所谓演绎构建主义，乃是以人类的某种整体性、确定性认识或观念为出发点，来说明、描绘或者在制度上建立世界统一性图景的一种思维方式与行为策略。”这种构建模式，以逻辑上的演绎推理法作为立法及法律体系构建的基本工具。人们尽管不否认立法过程需要考虑相关的社会事实，但更强调法律由某种理念或者更高层级的规则推演而来。
基于演绎立场的法律体系，首先是一种立法中心主义的法律体系。换言之，这种演绎进路将法律体系的构建完全寄托于立法者，并且强调立法中由规则推演出规则，而不是由社会事实创建法律。其次，这是一种以“法典”为形式特征取向的法律体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陆法系的构建模式。大陆法系延续了罗马法律的建构精神，注重规则体系的成文化与完整性，并强调法典本身的逻辑一致性。最后，这是一种理性建构主义立场的法律体系。亦即强调法律来自于人的理性，并由立法者理性地去表述和建构。因此，基于演绎立场的构建主义认为法律具有确定、统一、自治和普世的内在特征。
(二)归纳进化主义的逻辑进路――司法中心主义的法律体系
同逻辑演绎的构建进路不同，归纳进化主义不相信所谓的理性法则可以构建永恒不变并且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他们认为法律必须根据现实不断修正，必须根据社会事实和经验的归纳来创造法律，由此，基于归纳进化主义所发展起来的是判例制度，这正如同丹宁勋爵所说的一样，“我不反对判例主义。它是我们判例法制度的基础。通过一个又一个判例的延续，它得到了发展。通过坚持以前的判例，使普通法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我把判例主义比作你将要穿过的丛林中的一条小路，为了达到目的地，你当然必须沿着它走。但你决不能让路上的荆棘横生，你必须砍去枯枝，修剪枝权，否则就会在乱木丛中迷失方向。我所要求的只是清除横在正义之路上的种种障碍。”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以司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将法律的创新工作落实在司法过程中，通过法官的适法活动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先例，进而使得法律体系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演进。其次，这是一种以“判例法”为形式取向的法律体系。与演绎主义下“法典式”的法律体系不同。归纳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通过具体的个案判决寻求普遍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正义，因此，
法律主要不存在于立法中，而主要存在于由法院的判决所形成的判例中。最后，这是一种经验进化主义立场的法律体系。在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归纳主义强调经验对法律构建的影响，霍姆斯就这样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由此，归纳主义认为法律的确定性是一种神话，因为法律规则会基于经验被不断的修正。
三、我国法律体系的现状
我国的法律体系属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于中华成文法系的传统而偏于大陆法系的法典式构建，没有类似英美的判例法律体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处于政策主导的治理模式下，立法工作基本被搁置，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国才开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在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目标，并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提出了阶段性的要求，即九届全国人大的“初步形成”，十届人大的“基本形成”和2010年的“形成”。“初步形成”的标准是建立起由7个部门、3个层次组成的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则在初步形成的基础上，将每个法律部门中支架性的、现实亟需的、条件成熟的法律制定和修改完成。对此，2008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5年来共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法律草案、法律解释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06件，通过了其中的100件。到目前为止，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9件，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件，地方性法规7000多件。”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基本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律体系。
尽管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过于频繁的立法使得我国法律体系构建存在许多缺陷：
第一，我国主要采用的是演绎构建主义的逻辑进路，强调法典的普遍性与确定性效力，这种构建主义是符合我国的法制传统的，并且在我国司法者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对归纳进化式的司法中心主义予以限制也是必要的。但将立法权过于集中于立法主体手中，而忽略了经验对法律的修正作用，使得我国法律在现实中过于僵化和不合时宜，不能够及时对现实情况做出回应和调整。
第二，我国法律体系的清理与协调工作还很欠缺。由于大量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法律文本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多，对此，应注意根据新法去清理不合适宜的旧法，而不是任由法的效力规则发生作用；因为，尽管人们可以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或“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效力规则进行适法时的判断，但是这种繁琐的判断工作导致了司法成本的增加和司法效率的降低，并给人们理解和适用法律带来了困难，使得法律变得“深奥”且远离大众。
第三，我国法律体系内部缺乏协调与沟通。不同的法律部门在对相同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经常产生规定不一致的情况；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会有不一样内涵，这就导致了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和裂痕。比如，“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修订并公布，而《刑事诉讼法》却是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修正并公布。由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早于《刑法》，二者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例如诉讼程序的设置，《刑法》修订后增加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但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设置却还是一片空白。因此，二者在适用上会出现冲突。”
第四，我国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还不完备，在立法中又常有留下空白不作详尽规定的问题，以致于一部法律往往需伴随大量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不仅导致法律体系杂乱冗余，还使立法权主体混淆不清。例如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对“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有权自行解释，对“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物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则在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之前香港终审法院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却对适用这一条文的逻辑前提未作规定，并且也无法从其他法律中获取。这样就出现一系列问题，首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哪些条款属于“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哪些条款属于“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其次，谁有权决定哪些条款属于“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或“自行解释的条款”?哪些条款属于“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或“需要提请解释的条款”?立法上的这’些不完整导致了我国法律体系缺乏逻辑自洽性，并引起司法上的一系列困境。
四、对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的思考
虽然，在2008年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另外，在立法实践中，我国各项重要法规纷纷出台，民法典的大致框架已经形成；刑法体系的构建也基本完成；经济法规也在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完成了自我的修正；此外，社会法立法也积极展开。这个时候，在反思我国法律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逻辑问题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更好的构建及其完善我国法律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或改进法律体系的构建及其完善工作：
首先，法律体系的构建不能背离逻辑的要求；在纵向上，应严格遵循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冲突的逻辑要求层层构建；在同位法中，应注意协调一致，彼此不能出现冲突。在部门法的构建中，应明确划分标准，尤其注意公法与私法的区分，防止公权力过分涉入私权领域。
其次，在明确划分标准上，不同部门法之间应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在相同的事项上作出不一致的规定，或在事项的规定上相互推诿，诸如“参见有关法律、法规”的条文在我国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中比比皆是，但“有关法律”有哪些?是什么?却无从得知，并且，当人们试图去从所谓的“有关法律”中寻找规定时，往往寻而不得。
再次，在演绎构建的模式下，必须明确一个能够统摄整个法律体系的价值观念或理性法则，而且，这个价值观念必须是稳固的，否则整个法律体系将因为丧失根基而变得岌岌可危，或因根基不断晃动而摇摇欲坠。我国却缺乏这样一个最高的价值统摄，往往以政策主导立法，致使法律体系缺乏稳固性和确定性。
逻辑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区别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律论证；司法三段论；逻辑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75-02
方法是人类行为的某种行动以达到一定意图的说明和途径，它来自于人们自身的实践活动，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人们认识事物所必须遵循的内在规律逻辑。三段论作为方法论之一，同样具有这样的普遍性特征。三段论分为三个部分，即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理论上，在运用司法三段论时，法律人曾一度将其作为法律运用中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法律方法，但又对它进行了各种批判。但笔者认为对此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和事实为依据进行评价。在现代的方法论观念下，作为传统的法学三段论，以另一种形式在当今法律论证理论中得到延续和运用，并使三段论推理在法律论证（主要是内部证成）中继续发挥作用。①
一、经典的三段论法律推理模式
“三段论”（Syllogism）是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三段论，又叫直言间接推理或直言三段论，是由包含有共同的中项作为大小前提进行判断所得结论的演绎推理，它是由逻辑推理演化而形成的。从相关定义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的定义是比较笼统的，也并非人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三段论。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所创造的三段论应是广义上的三段论，是陈述某些事物的论证（一种理性），它不同于假定的情况。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在论证到亚里士多德的“三个词项、两个前提”式的三段论定义时，最常用的经典的例子便是：
所有的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因此，苏格拉底会死。
这便是后人所称的barbara（全称肯定），即逻辑学上的三段论公式。由此可以看出，三段论推理是根据两个前提所表明的中项M与大项P和小项S之间的关系，通过中项M的媒介作用，从而推导出明确的小项S与大项P之间关系的结论。从推理的过程看，三段论推理通过人工构造的形式语言与建立的演算系统，从前提到结论给人以“必然地得出”的印象。②但是如上文提到的，在法律领域，法律人对它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甚至是误解。所以需要首先对此种误解予以解释，这便不得不对逻辑进行探讨。
二、逻辑在法律上的运用
从古希腊到近代，在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过程中揭示了科学研究方法的两个主要方面，即逻辑结构和经验观察。一般认为，逻辑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指某种特别的理论和观点，指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指研究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科学。每一门科学都是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逻辑是一门以思维方式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科学。逻辑在法律上的运用即推理在法律上的运用，是法律人在法律运用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同时，逻辑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法律人思维中惯用的方法之一。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实务上，裁判或是任何结论都是通过这一逻辑方法论证出来的。在司法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是讲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则运用逻辑方法适用在个案上，而这个证成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运用演绎逻辑（即三段论）的过程，当然这是从整体上看。这就是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定必须具体化才能适用在具体的案件上，并得出相应的有法律效果（结论）。“是故由三段论法所获得的结论中关于法律效果的部分，必须被作进一步的具体化。把其法律效果中之抽象部分相应之具体事实代进去，例如：将人、时、地这些具体的事实代入法律效果中与之相应的部位。”③这样司法三段论便成为了法官判案过程中的一个有利的逻辑证成方法，同时在维护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方面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意义。
推理是一种思维形态，是由一个或几个具体命题推断出另一个命题。推理由称作前提和结论的命题构成，二者之间必须具有逻辑关系，即推理跟命题一样，也是具有具体内容，又有逻辑形式特征。典型格式是：所以s都是p，所以，有的p是s。博登海默曾经把法律中的推理分为形式推理和辩证推理。④博登海默的形式推理被定义为：演绎方法（通常被用来解决法律问题）、归纳方法和类推方法，即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推推理。辩证推理又称实质推理，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当作为推理前提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矛盾的法律命题时，借助于辩证思维从中选择出最佳的命题以推断出法律适用的各种结论。这便是构建三段论前提的方式，即逻辑在司法中的运用。
作为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逻辑学，发展到今天又是有好多分支的。由于现代逻辑对推理的形式化特征的重视，而辩证逻辑无法提供形式化的具体特性，于是乎，现在逻辑学界并不把辩证逻辑作为逻辑学方法论的内容，只是把它当作广义的科学方法论中的一部分。
三、三段论推理在法律论证中的运用
司法三段论不是形式逻辑三段论的简单应用，而是融入相关法律实质内容，在法律和事实间整合的应用。在法学中的运用就是对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进行建构时的一种循环。卡尔・恩吉施的比喻更恰当一些，认为是在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之间的“目光的流连往返”。而这个“流连往返”的过程是在用法律规范建构法律事实这一小前提的过程，同时在寻找法律规范这一大前提时也在考察法律事实这一小前提，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关系是千变万化的，而法律规范是相对稳定的，用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去调整变化发展的社会关系便体现了法律规范的滞后性，这也是法律规范与生俱来的必然特性。这也说明了法律三段论跟实际的法律思维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并不是从法律规范到案件事实的线性推理过程。具体来说，法律规范是对多样化的社会关系进行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调整，所以在建构大前提的过程中，法律人便必须将法律规范一层层地根据具体的法律事实进行具体化。同样，在构建小前提的思维过程中，法律人同样需要对具体案件事实进行抽象化、一般化以符合法律规范。所以，如有些学者所言，法律规范在成为大前提的过程是演绎逻辑过程，案件事实成为小前提的过程是归纳逻辑过程，司法三段论大、小前提的构建是演绎和归纳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涵摄在司法实践中的含义为“将具体的案件事实置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下，并据此得出结论”，由此，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来回穿梭”，这也形成了当今法学界对法律适用的基本观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概念间的涵摄关系，两者之间的对应是以价值判断为中心的类比结果。如上所述，三段论，又叫直言间接推理或直言三段论，它融汇了各种逻辑推理中的精华且至今一直起作用的演绎推理。三段论要解决的真正问题就是预设前提，尤其是小前提的预设。在当今法学界，后现代法学强有力的发展趋势，必将会对形式三段论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法学界，我们都可以从其相关研究看到这样类似的意识观点。
霍姆斯是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把法律的生命定位于经验，可以说他在讲三段论时更注重的是法律的社会实效，而非法律逻辑本身的正确与否。这也从这一角度折射出了社会法学固有的基本特点。“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⑤也成为现今众所周知的法律谚语。但是，当今美国法学家布鲁尔对霍姆斯的观点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后提出了批判性的意见，认为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有害的，是一种误导。“由于霍姆斯不恰当地把‘经验’放在‘逻辑’的对立面，使得好几代的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不管是否沿着霍姆斯的道路）事实上没有把严格的逻辑形式研究放在法律课程中的适当位置。”⑥或许该看法对美国法学理论界和事务界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所夸大，但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霍姆斯的观点的确有其负面影响。要知道，法律适用的思维是一个从案件事实开始的“诠释循环”的过程，是目光在规范与案件之间往复“流转”的过程，是法律适用者与法律规则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是法律适用者的法律意识与社会的“常识、常理、常情”对话交流的过程，是法律内的判断过程，是一个“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过程，是“带着前见又改变前见”的过程。
正如布鲁尔所指出的，在评价演绎逻辑在法律推理中起的作用的论证过程中，其实霍姆斯对兰德尔进行批判时把两种不同类型的逻辑推理在法律证成中突出了工具性价值。他主张：“法律的生命在于――逻辑中充满着经验，而经验又要受逻辑的检验。”这也是他所论证的观点。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司法实践和法律理论中所经常运用的三段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三段论。所以要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知道逻辑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是如何论证他的三段论的。在司法实践中，普遍适用的三段论是运用命题变形法进行推理，也就是把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放进大小前提中进行推理以得出法律判决和结论，所以，相对而言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是比较复杂的。它和当今普遍适用的司法三段论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推论式”，而是一个“合取式”。具体适用到法学领域中来就是：从司法三段论的大小前提并不能推论出来法律判决或者其他结论，这是一个内外部证成所要解决的。要知道其早就包涵在司法三段论的前提之中了，它不需要证成，只要构建正确的三段论的格式并且其大小前提所包涵的内容是恰当的，便能推断出对的结论。也就是说，单纯把司法三段论看成是形式逻辑三段论在法律适用中的直接适用，是不准确的和没有根据的。司法文书结论的错误是发生在建构司法三段论大小前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内外部证成、运用法律解释等进行了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便是主观性的，这便会产生错误的可能性。三段论不能保证推理结论的可靠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这便是荀子所说的“在人不在法”。司法三段论在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维护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增强了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和操作性。
注 释：
①②焦宝乾.三段论推理在法律论证中的运用[J].求是学刊，2008（1）.
③黄茂荣.法学方法论与现代民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④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