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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编辑理论;新闻编辑实践;分歧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46-03
新闻编辑学是探讨新闻编辑工作一般规律、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学科,它既包括新闻编辑理论研究,又包括新闻编辑实践研究。然而理论与实践在新闻编辑领域如何平衡,如何做到以新闻编辑理论引导新闻编辑实践,新闻编辑实践来检验和推进新闻编辑理论,在我国当前新闻编辑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通过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的有关文献,并结合当前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发现在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分歧,主要表现在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
在西方近代认识论中,虽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并无鲜明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但从哲学史上看,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对立主要集中于知识起源和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普遍必然知识起源于心中固有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它们是自明的、无误的,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1]从而在认识方法上,理性主义运用“自明原则+演绎”的方法,经验主义则强调“经验+归纳”的方法。[1]我国新闻编辑研究领域中,理论的探索时常基于经验的归纳,凭借经验而得的理论往往是现象的、粗浅的和个别的。当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新闻编辑学中的方法、流程、技巧必然要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然而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包括命题、概念、关系层面的内容则不只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撑,更要建构一套完备的范畴体系。
一、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表现
笔者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相关文献时,通过筛选“维普期刊”中《编辑之友》《国际新闻界》《青年记者》等核心期刊所载150篇文章获得文献结构特征如下表:
上表所示有关新闻编辑理论的研究文章占56%(共84篇),而新闻编辑实践方面的文章占42%(共63篇,另有3篇笔者在文献归类中将其纳入新闻编辑史范畴)。由此看来,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在数量和内容上存在一定优势,然而在此基础上,新闻编辑理论却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指导性作用,新闻编辑实践层面编辑记者在采编过程中仍然出现诸多问题,媒体失范、编辑差错等层出不穷,恶俗新闻也没有被杜绝。具体而言新闻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研究存在的分歧有以下几点:
(一)新闻编辑理论缺乏新闻本质规律的基础
“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2]222杨保军谈及新闻传播规律时指出“新闻传播规律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传受(传递与收受)过程中,传受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并且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概括为“选择律”“效用律”和“接近律”。[3]关于新闻规律的探讨虽然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但新闻规律的恒定性也表现在具有传播方法论的意义上。由此看来,新闻编辑理论要以新闻传播规律为基石,离不开新闻传播活动本身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要有系统、理性的理论概括性。然而,当我们以“理论”构建的完备要素对新闻编辑理论进行检验时,就会发现新闻编辑理论科学性和规律性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现即为理论与“理念”的混淆。
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认为:“理论由两大要素组成――概念和解释,人类本质上是以概念处理为基础的动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据观察到的特质所作的分类。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贴标签。我们通常用词语来识别概念。任何一个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拥有该理论概念的一套术语”。[4]40通过小约翰对“理论”的解析,我们看到一套科学的理论至少需要具备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新闻编辑理论的构建其主要功能是解释存在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背后的规律,而不是替代它们作具体的对象性描述。然而我们发现,在现有的新闻编辑理论中,常常将“理论”与“理念”混淆,以“新闻编辑理念”替代科学的“新闻编辑理论”系统,这就是将理论的构建经验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简单来说,新闻编辑理念是对新闻编辑活动方法、规律、思想的诠释与升华,它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新闻编辑概念和解释框架。在近十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研究文献中,常会看到研究新闻编辑思想、观念、策略以及对新闻编辑活动的宏观把握及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编辑活动现象的归纳和提炼,然而却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稳定机制或规则渗透不深。
刘九洲认为“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三点研究基点,即基于本体论去回答‘研究什么’;基于认识论去回答‘如何研究’;基于目的论去回答‘为什么研究’。在新闻理论教材中,这三种研究基点都是存在的”。[5]2那么在新闻编辑理论中这三点同样可以作为研究基点。说到底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应该是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和现象背后的规律,其基本内容的构成也应当以介绍新闻编辑领域内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为主。而基于新闻编辑实践经验而来的新闻编辑理论,由于较少深入到新闻传播规律当中,脱离了新闻的本质研究,简单将新闻编辑活动抽象化就难以在更高层面上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二)新闻编辑实践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在我国虽然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为新闻编辑理论构建提供了素材,但实践研究多集中于稿件的微观操作,如标题制作、版面和图片编辑;评论、专题等不同体裁的编辑方法;时政、经济、军事等不同类型新闻的编辑。以上微观研究虽然内容丰富,但研究状况整体上看来散杂,切中要害的探讨较少,主要表现在新闻从业者依赖于“常识”的积累,新闻编辑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分离。
新闻编辑依赖于“常识”从事新闻活动与脱离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所谓“常识是指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识或信念,它可以用判断和命题来表示。常识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是清楚明白的,不需要证明就为人们普遍同意”。[1]新闻编辑研究领域,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成果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长期从事行业内工作的编辑、记者往往凭借自身从业经验,将新闻活动的惯性思维简单上升为理论层面,尤其是我国新闻业改制转型、实行企业化管理后,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编辑、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也在逐渐缺失。较早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郭镇之认为,“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起源于美国,前提是新闻自由。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从业者所必须持有的新闻职业精神或职业规范。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是最具体的新闻活动,当然也应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此外,我国当前新闻编辑实践忽视“专业”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现则是新闻编辑人员与受众意识的分离。通常认为“编辑工作具有中介性,具有初级信息的受传者与终级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也正是这种中介性,使新闻编辑在信源提供者和受传者之间建立起一座传递信息的桥梁”。[7]而新闻编辑若是缺乏受众意识,编辑实践活动的效果就会降低。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活动,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作为新闻活动的主要环节,同样具有社会属性,而受众意识的缺少会造成新闻传播功能的降低。编辑一味传达自己的编辑意图,忽视受众感受和需求也是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活动分歧的重要表现。
(三)新闻编辑理论中的技术主义倾向难以落实于新闻编辑实践
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新闻理论的革新,新闻编辑理论也随新的技术环境进行创新。然而理论上的新兴媒体编辑,新兴全息化的编辑室,新的媒介载体及内容生产却很难在编辑实践中及时发挥和生效,一方面欠缺相应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网络经营管理规范和法规也阻碍着新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理论上的设想和规划大而无当,对新闻编辑工作的指导作用落后于实际工作的需求。《中国报业》在2009年刊发了史蒂夫・奥汀的文章《全数字化的新闻编辑室近在咫尺》,文章对新型数据新闻编辑室寄予厚望,然而在我国新闻编辑部室改革实践中能真正做到“近在咫尺”的尚且不多。再者,关于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编辑研究近几年来一直属于热门领域,但是研究多集中于现象描述,例如编辑的把关力量遭到分化,“公民新闻”对编辑身份的挑战,编辑主体的“大数据运用”,但具体到实践方法层面,编辑如何转型,媒体如何建立数据化的新闻编辑室,如何利用好各类新媒体加强传播效果往往点到为止,没有实践性的材料或案例,理论概括也显得不到位。
二、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上述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分歧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点,即学理原因和编辑主体自身原因。
(一)学理原因
综观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可以看出其构建通常来自于两个基础,第一是基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提出的问题而在理论层面对其解决,第二则是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但是这样的构建基础往往不能对新闻编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探讨。例如在编辑理论的提出上抛弃了新闻学理论的基础,不能做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本质的回答,这种理论的构建有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也就缺乏了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斯蒂文・小约翰所提出的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毕竟“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并不表现在它能化抽象为具体,借用描述的手段去还原事实,更主要的是它能在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上,去说明‘为什么发生’,即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使之具有了解释能力;同时它还能回答‘是否还会发生’,即找出同一事物重复的可能性,这就使之具有了预测的能力”。[5]3而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这样的新闻编辑理论其中的科学规律就会被社会话语和技术话语所掩盖,失去了新闻编辑理论本应具有的独立品格。
弥建立和欧阳宏生等人在对50年来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嬗变与发展进行梳理时,从社会文化环境、新闻节目构成形态、电视声画关系的宏观层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流变轨迹。[8]不难看出,社会文化环境即是编辑理论形成的的社会语境,而新闻节目构成形态和电视声画关系则属于具体的实践层面。
新闻编辑队伍良莠不齐,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导致了新闻编辑理论不能够理想地灌输于新闻实践中的新闻编辑人员。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由于重点讨论的是新闻编辑实践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撰文进行探讨,专业知识略强的作者研究尚且深入,而一些并没有受过良好理论熏陶的作者仅仅是将从业经历简单加工描述,这就影响了新闻编辑的整体研究水平,这种情况最直接地后果便是编辑过程中低俗新闻层出不穷。新闻采编和报道的低俗化倾向导致了新闻功能和新闻本性的丧失,而低俗新闻在形式上的表现便是采编缺乏监管。
我国新闻编辑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新闻编辑工作的传播规律、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既要体现实用性,又要体现科学性,实用性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归纳,科学性则体现在对概念的阐明、问题的论述和规律的揭示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新闻编辑研究中要将经验的东西上升为方法,将方法上升为方法论。哲学层面上方法论是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在新闻编辑学中,这种方法论则表现为如何更科学地、系统地探索新闻编辑活动背后的规律,终归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然而如前所述,我国新闻编辑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大量停留在什么是新闻编辑?编辑流程有哪些?以及如何操作上,少有从理论上对编辑活动做系统的总结。刘九洲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谈及每一科学的知识进程都表现为“范畴―范畴逻辑系统―理论―学说”。[5]29我国新闻编辑学的构建若是依照一定的范畴体系进行,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
从上述新闻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新闻编辑活动最基本的范畴可以概括为:新闻事实、编辑主体、编辑过程和新闻产品。新闻事实作为新闻编辑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起点,规定着新闻编辑一般原则、特点等方面;编辑主体则规定着编辑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层面;编辑过程作为编辑活动的实践层面规定着新闻编辑的规律、方法、技巧等方面;而新闻产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则包括了新闻稿件、新闻图片、网络电视广播的节目素材等。由这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新闻编辑范畴逻辑系统最终形成新闻编辑理论的框架。
在新闻编辑领域,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环境下,完善的新闻编辑理论与新的实践内容尚需要更深入和切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晓亮.西方近代认识论论纲: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J].哲学研究,2003(10).
[2]陶富源.实践主导论:哲学的前沿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书版社,2001.
[3]杨保军.试论新闻传播规律[J].国际新闻界,2005(1).
[4](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6]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
但是,分析一下那些所谓新闻营销的案例,不难发现,很多只是传统广告的形式转换,操作者对于新闻、对于营销、对于传播的理解,并没有超越以往的广告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营销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原则,就被一些机构简单化、工具化甚至庸俗化了。
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媒体环境及传播方式的变化,新闻营销无疑可以成为品牌传播的一个趋势,甚至是一个重要的传播模式。但是,就眼前来说,需要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完成对新闻营销的界定和提升。
对新闻营销的现状考量
与“营销”是舶来品不同,新闻营销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可以说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和媒体环境,所产生的一种营销理念。在分析其理论特性时,有必要看一下关于营销的一些基本的理论。
营销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和体系。在代表性的体系中,很多都是以“4”来展开的。不管是 “4C”、 “4F”还是 “4V”、“4R”,尽管他们的体系、框架、着力点有所不同,但都涉及到了与消费者也就是品牌接受者互动的问题,只不过用沟通、共鸣、回报等不同的概念进行了表述。对于在品牌传播过程中如何有效运用媒体的力量,众多的营销理论并没有从理论层面做出解释和说明。特别是,对于为什么需要新闻营销,以及什么是新闻营销,如何做好新闻营销等问题,还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所以,从理论层面建立一个新闻营销的理论框架,是丰富和完善营销理论,特别是品牌营销理论的需要。
在实践方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个层面是品牌传播者,比如企业或者政府机构。目前,在其进行的品牌传播活动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新闻的力量进行品牌的塑造与传播。比如,在一些党报上,政府形象的宣传,已经成为这些媒体广告传播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些媒体,不断与企业或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合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借助媒体的新闻传播优势,帮助战略合作者传播企业形象、企业品牌或者企业产品。但是,无论是政府形象的传播,还是企业品牌的传播,尽管借用的是新闻传播的方式,但在传播的新闻性及传播效果方面,很多却不如人意,所谓的新闻传播,具有了太多的“伪新闻”的痕迹。
另一个层面是传播者,也就是一些传播公司或策划公司。一些以新闻营销为主要业务点的公司,打出的旗帜竟然是“帮助写软文”。其实,从许多已经传播的案例来说,这些传播公司、策划公司对于如何真正把新闻营销做得更好、更有效果、更具有新闻性,并没有很好地认识。他们炒作的一些所谓新闻营销,主要还是一种形象广告的模式,还只能说是一种广告营销。为什么?因为从其策划、传播的整个进程来看,并不具备新闻传播的基本要素。炒作本身,并不是新闻传播。
所以,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需要对新闻营销进行总结和提升,需要建立新闻营销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
把握新闻营销的三个基本视点
新闻营销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认识这一概念,需要明确三个基本的视点,那就是新闻、营销和传播。
新闻营销首先是一种新闻行为。
新闻营销,不同于关系稿。关系稿往往不具有新闻传播的价值,却因为与媒体的关系得以刊播,其传播效果达不到新闻可以达到的境地。而且,很容易被受众识别。新闻营销,更不同于有偿新闻报道。有偿新闻往往是单一的,一次性的,而一个品牌的新闻营销则需要一个体系、一个战略、一些具体的流程。所以,新闻营销不是偶尔的一个新闻报道,它与其他方式的营销一样,需要有明确的品牌定位、品牌战略,然后,一切的传播,都需要围绕这个定位和战略展开。同时,需要有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传播规划。
因此,新闻营销必须符合新闻运作的一些原则。就是说,在运用新闻的方式推进品牌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新闻主题的提炼、新闻活动的设计、还是新闻事件的策划等等,都需要符合新闻的需求,同时还要符合不同媒体传播的要求。而新闻,则是有着自己的规律的。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一是传播的时机,二是传播的定位。把握不好这些,就可能流于“伪新闻营销”。
同时,新闻的视点还要求在整体的实施过程中,张扬新闻传播的优势,使新闻营销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比如,要发挥新闻及时性的特征,保证第一时间把好的品牌事件传播出去;比如,发挥新闻超越广告的更加完整的解释功能,使品牌价值和信息传播得更加准确和详尽;比如,通过有效的媒体沟通,把新闻营销与危机公关职能进行嫁接,一旦出现品牌危机时,能及时有效地以正面的传播,最大限度地消除危机影响;比如,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传播渠道,发挥新闻可以二次传播甚至多次传播的优势,有效引导新闻营销实现价值放大。等等。
认识新闻营销的第二个视点,是“营销”。
就像我们常讲客户营销、服务营销、文化营销、价值营销等概念一样,新闻营销的落脚点也在于营销,也需要符合营销学的一些基本特点。在这方面,有两点需要特别关注。
一个是从营销的目的性来看,客户原则应当成为新闻营销的重要原则。品牌通过新闻营销的目的,是让受众也就是品牌产品的消费者,对这个品牌产生了解、产生认知、产生接受、产生忠诚,从而从企业品牌的忠诚者变为企业产品的忠诚者。就好像产品销售需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一样,新闻营销也需要准确把握受众的新闻需求。新闻需求不同于单纯的产品需求,当一个受众把一个品牌的传播内容当作新闻来阅读时,他对于这个新闻的要求、以及可能产生的阅读反应及效果,会根本区别于他去阅读一则产品广告。这里面,不是简单的物质需要,更会具有情感诉求、价值诉求等等。所以,从营销的角度说,你要把营销品牌所选择的新闻有效地传播出去,并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使你的内容更符合受众的阅读需求,更能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
营销视点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把互动作为新闻营销的一个着力点。“客户参与”是营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对于实现有效营销具有很强的作用。任何一个品牌或者产品的客户,都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可转移性”――当一个品牌或产品对其客户不能或不再产生吸引力,或者不能有效地让其客户产生价值认知后,这些客户就可能转移到其他的品牌或产品上;比如,“可选择性”――当相同或相近的品牌或产品出现后,如果他们的品牌价值、产品品质不输于你,而他们的营销策略又胜过你,那你的客户就可能由以前的忠诚客户变为选择性客户,你的品牌和产品不再是他们的唯一。这其实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留住客户、开发新客户?在新闻营销中增加互动的内容,就是很好的方式。通过设计一些有效的活动,让消费者能参与到你的品牌或产品价值的创造过程中,让他们在心理上有一种“我创造了价值”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把接受并忠诚于你的品牌或产品的行为和过程,变成自我创造的一个过程,甚至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过程。谁还会转移或放弃自己的成就感呢?
第三个视点,是传播。
品牌新闻营销的过程,是一个传播的过程,而传播是一门科学,是需要把握特点、遵循规律、有效推进的。在这方面,有三点需要特别把握。
一是确立传播的主线。从品牌营销的角度来说,全部传播的主线应当是一种价值传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传播者将品牌的价值,用不同的载体和方式进行体现。然后,让受众接受、认可,并选择你的载体。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某种品牌的产品,他一定会自身体验到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可能与自己的物质需求相一致,也可能与自己的精神需求相一致。在实施新闻营销时,需要沿着价值设计、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放大的链条展开。然后,选择合适的、有效的新闻方式,将价值对象化。
二是明确传播的主题。在价值导向之下,传播主题的设计,决定着新闻营销的成败。举个例子说明。一家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最近在探索其“全价值链”的经营方式。基本的概念是说,从基地建设入手,解决生产原料的问题,然后在各个生产环节进行把关,保证产品的质量的品质。如何对此进行新闻营销?如果只是站在企业生产管理流程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模式,其社会意义、政治意义都不强。其实,这样一个模式最核心的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上游也就是基地建设,解决的是富农的问题,一个是下端,解决的是安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就符合国家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这样的品牌传播主题,很容易与主流的新闻需求以及主流的价值需求结合起来,传播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可见,新闻营销需要主题设置,主题选择越接近受众兴趣,越能引起关注,越能满足受众需求,越能产生效果。
全媒体转型已成为当代中国传媒的发展趋向。本文从全媒体的概念建构与辨析入手,探寻中国全媒体的发展演进之路,即全媒体发展的初期孕育、全媒体发展的报业转型和全媒体发展的整体推进。而未来全媒体发展的关键在于全媒体的认知共识、制度建构、流程再造和全媒体人才培养。
关键词:
全媒体 历史演进 媒体转型
中国传媒业的全媒体发展之风已从报业吹向了广播电视界,并引发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与研究,截至2012年12月,在中国知网以主题“全媒体”进行检索,可检索到1500多条记录,在百度可找到相关结果2400多万个。从目前文献检索的全媒体研究来看,多是描述性的分析或个案式的追踪探讨,缺乏学理性的深层次研究。
一、全媒体的概念建构
全媒体发展起于何时?由于认定的依据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时间标志看法。但基本认同的意见是,国外以2006年英国老牌报纸《每日电讯报》的全媒体改革之路为起点,随后,由《今日美国》2008年开始尝试的产业链重构推进了全媒体的实践。在我国,全媒体转型最早可追溯到2007年,《广州日报》于同年6月成立滚动新闻部,专门针对报纸、手机和网站进行“联动发稿”。次年7月,我国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试点的首家全媒体采编系统在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正式上线运营,自此,报社记者的角色悄然转型,开始以全媒体记者的身份向多个媒体终端――传统纸报、手机报、多媒体数字报、电子移动报和户外大视屏等信息。2009年1月,浙江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新闻部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我国第一个以全媒体命名的新媒体机构正式诞生。同年,南方报业集团也正式提出构建“南都全媒体集群”的理念。那么,全媒体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1. 全媒体概念学说。全媒体概念界定众说纷纭,通过文献整理,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学说:
报道体系说。该学说认为,全媒体是指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或者说是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和传播平台来构建的报道系统。这种报道不再是单一落点、单一形态和单一平台的,而是在多个传播平台上开展的多个落点、多种形态的报道体系。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及网络新媒体都是这个报道系统的整体组成部分。[1]这一概念从新闻业务本体出发,落脚点放在全媒体形态的报道体系上,较好地概括了全媒体报道的模式和特征,但将其限定在媒体“报道”业务层面,略显褊狭。
传播形态说。该学说认为全媒体是综合运用多种表现符号,如文字、图像、声音、光线等,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传播内容,并通过多种传播手段传输的一种新型传播形态。[2]或者说,全媒体是在传统和新兴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融合,进而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3]从本质上说,全媒体是指不同媒介类型之间的嫁接、转化和融合。其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信息资源的多渠道采集,信息资源的统一加工,全方位多业务系统的支持,多渠道的资源共享。[4]此概念将全媒体视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型传播形态,强调了各种媒体间融合生产信息内容的立体传播状态,较全面地概括出了全媒体传播的形态特征。
整合运用说。该观点在综合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广义而言,全媒体概念是指对媒介形态、媒介生产和传播的整合性应用。狭义界定,是指立足于现代传媒技术和媒体融合的传播观念,综合运用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媒介内容生产、传播渠道联通、运营模式统筹等方面的整合性实践。[5]这一观点突出了全媒体更具宏观性的“整合应用”,将多因素囊括其中,但未清晰地概括出全媒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观照了全媒体概念学说之后发现,目前有几个共同点可作为界定和理解全媒体的要点:一是全媒体发展的主体是传统媒体,这是其面对新媒体而求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二是发展整合多种媒介形态,而缺乏多种媒介形态间的统合协同,就构不成全媒体;三是实行多媒体分流传播,并根据媒体的不同分流生产出不同的媒体产品;四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运行模式。
2. 全媒体概念辨析。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涌现出“超媒体”“多媒体”“富媒体”“跨媒体”“融媒体”等众多相关概念,其间有异同,要科学地认识全媒体的概念,有必要对这些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超媒体”“多媒体”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首先,“超媒体”是计算机技术中的一个术语,它又与超文本紧密相连,超文本是包括文本、静止图片、表格、线图等多种媒体格式的非线性的计算机交互信息系统。而超媒体是包括超文本信息在内的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格式,允许非线性与交互链接的信息系统。而多媒体是包含上述两个基本概念,并利用超媒体进行信息传播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运用包括文本、静止或运动图片、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格式来传播信息的方式。[6]因此,“超文本”“超媒体”“多媒体”一脉相承,都是依据计算机文件格式或传播符号类型提出的概念,全媒体也确实需要“多媒体”多元和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但 “全媒体”概念是传媒转型的一种运营方式。
“富媒体”指信息传播中,除提供在线视频的即时播放外,内容本身还包括网页、图片、超链接等其他资源,与影音同步播出,为网络公司和网民提供一种全新的媒介体验。富媒体与多媒体区别在于,富媒体增加了交互性,其用户可以在信息播放过程中控制和改变传播内容。[7]因此,富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体验方式,可在全媒体的具体操作中得到一定运用,如iPad移动媒介终端上由参与式构成的信息产品就是利用了富媒体交互方式。
关于“跨媒体”概念,最初的全媒体化其实就是跨媒体运营,跨媒体实为全媒体早期孕育阶段的表现形态。有研究认为跨媒体是“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三维平台组合,是新旧媒体杂交、融合的产物”。[8]跨媒体就是要突破原有单一媒体类型的限制,跨向其他的媒体类型传播,并实现两方或多方联合与互动式的发展。
“融媒体”概念是由媒介融合而来,意指在以数字媒介技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推动下,组成跨媒体业的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与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从内容融合到传播渠道融合、媒介终端融合的全过程。[9]融媒体(融合媒体)正是媒介融合过程的最终产物,它是在理想的媒介内外环境中,整合了新旧媒体的特征和优势,实行一个统一平台对不同媒介或终端进行信息资源集成配置和融通生产的媒体运行模式。
二、中国全媒体的发展演进
1. 孕育:全媒体发展的初期尝试。中国全媒体的启程在21世纪初,从报业的跨媒体运营开始。特别是兴起和迅速普及的互联网,使报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极大冲击,乃至出现“报业寒冬论”。在此情形下,报业如何突围?传统报业纷纷开始思考拓展生存空间的问题,并开启跨媒体发展的探索之路。
2001年,《沈阳日报》的改革探索可看做是我国报业最早的全媒体尝试。该报率先在国内实现采编网络化和管理一体化,并通过图文合一的采编网络平台建立起集各种传媒业务于一体的系统,为报社未来实现信息传播流程一体化开辟了新道路。[10]
中国报业的跨媒体运营,从创办报纸网站开始,实施报网互动是其典型特征之一。报业网站建设,以2000年10月《人民日报》在其网络版基础上打造的人民网为起点,标志着报业开始跨向综合性新闻网站,在新闻业务上尝试不同于纸媒的内容生产。国内其他报纸也纷纷在人民网之后推出自己的新闻网站,自此,报纸与网络开始了报网业务联姻互动的尝试。“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在每条报纸新闻的下面,都会用超链接方式转接提示相关的网络新闻;另一方面,网上点击较多的热点事件,也会成为报纸新闻的来源,而报纸新闻的重点稿件资源,又会被共享到网上做突出报道。”[11]报业跨媒体转型的另一探索是打造视频记者,这经历了一个从“视觉新闻”到“视频新闻”的变化过程。“视觉新闻”首先由上海《东方早报》发起,该报于2003年创刊伊始就明确提出了“新闻视觉化”的理念。视觉新闻最初就是强调在报道中大量使用新闻图片,包括占据大版面的大幅照片,甚至推行视觉化的新闻叙事,以争夺受众的眼球。后来《嘉兴日报》《南湖晚报》《南方日报》等媒体纷纷成立视觉新闻中心,尤其是《南方日报》视觉新闻中心将摄影记者、图片与视频编辑等人员进行整合。但此时的报业都还没有将视线转向视频领域,这在2007年取得了突破,《南方都市报》摄影部在报业首设视频记者岗位,国内报业的第一批视频记者随之诞生。《京华时报》《新京报》等报也紧随其后,开始探索推进视频记者岗位的专业化发展进程。[12]
2. 转型:全媒体发展的报业探索。在报业跨媒体运营探索的同时,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出版管理司也于2006年8月5日开始组织实施“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探索传统报纸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型,该计划在我国报业很快得以实施。同年12月20日,沈阳日报报业集团打造的国内首家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沈阳日报》《沈阳晚报》《沈阳今报》正式上线。与以前的数字报刊系统不同,在全流程、全媒体数字报刊平台上,该系统实现了从采集、生产制作、、交换、反馈到经营的一体化运营流程,增加了视频、动画、音频等多媒体元素,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13]
中国报业在经历跨媒体经营后,开始进入全媒体转型发展阶段,时间分割点大致在2007年,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为标志,确立了“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发展规划,并规划了“全媒体资源服务平台”“全媒体应用整合平台”和“全媒体经营管理技术支撑平台”等建设项目,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正式用文件提出“全媒体”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媒介发展方向。依然是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全媒体数字采编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成为我国“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第一批试点单位,这标志着我国报业系统全媒体转型重大工程建设的开始。
2008年3月,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在优化产品生产流程,推动报业集团从报纸生产商向内容提供商转型的基础上,组建了全媒体新闻中心,探索全媒体数字采编运行系统,初步实现了一次采集、资源整合、多途径的数字化传播。[14]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也于2009年成立了全媒体新闻部,并组建了基于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的3G事业部,通过使用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实现了多媒体、即时的和互动的移动新闻播报。2009年6月上旬,该集团全媒体数字技术平台通过新闻出版总署的评审和验收,实现了全媒体综合性新闻内容生产体系的新运行模式。[15]同年,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提出向全媒体集团转型,首先实施南都全媒体集群战略,构建起了包括报刊、音频、视频、网络、手机报及户外LED等全媒体形态集群,向着“全媒体数字信息运营商和现代通讯社”转型。[16]此外,南方报业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合作推出中国首家移动互联网电台;《广州日报》成立负责报纸与手机、网站等部门联动发稿的滚动新闻部;《人民日报》及人民网合力开创人民电视、人民播客、人民掘客、手机报、手机电视等原创互动型的系列全媒体;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实行报网合一并组建全媒体记者队伍等。在此时期,新华通讯社也在视频新闻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开通了新华视频新闻专线,还于2010年元旦和7月1日分别开播了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华语、英语电视频道,开始走上全媒体通讯社之路。
3. 风潮:全媒体发展的整体推进。在我国报业全媒体转型之时,广播电视业也不甘寂寞,继报业之后迅速跟上全媒体建构的潮流。2010年前后,中国网络电视台和央广广播电视网络台先后开播,标志着电视和广播媒体也开始向全媒体发展。2009年12月28日,中国网络电视台正式开播,这是我国视听新媒体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电视行业介入全媒体建构的重要起点,它依托中央电视台向用户提供视频直播、上传、搜索、分享等服务,形成了以强大的视听互动为核心、融网络与电视特色于一体的多终端立体传播平台。我国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的“首张绿卡”――安徽网络广播电视台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随即黑龙江、湖北、江苏等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陆续开播,诸多市级网络广播电视台亦相继涌现。
深圳广电集团从2010年开始打造全媒体集群,整合全媒体力量,试图建成我国第一家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运营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媒体营销服务。浙江网络电视联盟则是浙江省县、市广电播出机构联合浙江在线新闻网站创办的,初步形成了浙江地方广电视频网站集群。由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等多家单位投资组建的杭州华数数字电视公司,专注于以互动、融合为特色的全媒体业务,在全国三网融合领域形成较大影响。华夏传媒集团公司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等40多家城市媒体共同打造的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实施跨媒体和多终端的节目营销,已覆盖全国22个省市、近8亿用户。
广播媒体的全媒体探索,始于2010年8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的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台(CIBN)。该台拥有61个传播语种、全业务媒体形态和新媒体国际传播平台。以“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报道世界”为宗旨,向全球受众提供综合信息服务。紧随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于同年9月获准建立央广广播电视网络台,这是我国国家级网络广播电视台,是继中国网络电视台之后又一个以网络视听节目传播及互动服务为核心的全媒体播出机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年年初还成功开办了中国第一份有声手机报,与之并行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在获得 IPTV 牌照之后又于2010年初步建成了基于移动互联网、面向手持终端的英文信息平台――移动国际在线,大大拓展了自身的全媒体建构。
在中央级的广播电台带动下,全国地方广播电台也纷纷走上全媒体发展的道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着力打造全媒体直播室,集广播、网络、电视直播于一体,其直播节目通过光纤传输,由湖南电台交通频率、湖南移动电视、芒果广播网组成的全媒体进行传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在重大报道中将网站视频与手机视频同步直播,将广播音频内容配上记者采访的图文内容,实现多媒体传播。沈阳广播电视台还可在播出过程中实现全媒体的节目与受众互动,真正迈向统一的全平台、全媒体演播室,实现广播、电视、网络和手持终端平台的全覆盖播出。[17]
三、全媒体的未来发展思考
发展基础:全媒体的认知共识。全媒体转型,是未来传媒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同任何改革一样,全媒体的发展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思想障碍和阻力。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媒介观念的解放与调适,须首先从观念上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全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运行规律,寻求一种与时俱进的媒体发展道路。
发展保障:全媒体的制度建构。传媒发展离不开传媒规制,就我国的传媒规制而言,还没有形成与全媒体发展完全配套的一系列制度,这就要求必须对现有的相关传媒规制进行革新,尤其是要打破以往森严的媒介壁垒。这点可从国外借鉴中得到启示,如美国1996年修正并通过的新《电信法》,打破了以往传媒产业跨越不同媒体运营的限制,带来了美国综合性传媒集团的整合性飞速发展。
发展途径:全媒体的流程再造。中国全媒体的发展尚在摸索当中,尤其在全媒体的运作模式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有效的模式。按照传统媒体的习惯和模式,很难适应全新的全媒体运营需求,这对于不同种类的媒体运作而言,需要一定时间的探索与磨合,找到适合自身全媒体化的具体运作方式。媒体的战略取向一般采取“媒体+平台”的建设模式,平台模式是对传统产业的颠覆性整体重构,它包括基础平台和应用平台。基础平台的任务是架构基础网络,不直接向最终用户提品和服务。而应用平台则依托基础平台,搭建各种功能或专业性的平台,开发应用服务产品,与传播终端用户直接连接。媒体在内容应用平台层面,通过提供一种支撑环境,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运作及利益分配机制,可为全媒体平台的良性运作提供保障。在这个基础之上,实施全媒体的流程再造,即实现“前端全媒体采集,后端流媒体制作,终端互动式体验”。
发展关键:全媒体的传播人才培养。中国传媒业正经历着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在这个以全媒体技术平台为依托、以多媒体报道为主要方式的后报业时代,全媒体记者成为不可替代的新闻传媒专业人才,也是传媒集团实现全媒体转型的关键。全媒体人才要求既能用手机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又能为网站写稿、提供视频,还能为报纸写深度报道,为广播电视台做现场报道。全媒体记者强调媒体的交叉、专业的多能,而传统新闻传播学总是把记者泾渭分明地分为报纸、广电或网络新闻记者。为此,必须随着媒体对人才的新需求,探讨全媒体新闻记者、编辑人才的培养途径,使一线记者能实现从单一传播向多元传播的转型,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同时采集图文、视频和音频信息。
全媒体是媒介融合的一个特定阶段,全媒介进程所达到的最终效果就是真正的融合媒体,或称为“融媒体”,即真正实现多种媒介全方位的融合运行。融媒体状态绝不只是技术层面或业务层面的融合,还需媒体所有权的融合。“从媒介生态学角度看,融合媒介促进了传统传媒业的全面升级,也体现了传媒未来发展的必然走向”。全媒体转型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适应所有的新闻媒体,但全媒体建构并向融媒体过渡,一定是未来传媒发展不可漠视的重要课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学核心能力培养模式研究》部分成果
(下转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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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三态” 新闻本源
在新闻传播业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新闻学研究者大多出于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考虑,热衷于如何解决问题的“制度设计”、“政策应付”、“行动指南”等研究[1]。在新闻学研究实践化的背景之下再谈论“新闻是什么?”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这个作为新闻学的核心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而且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从徐宝璜先生1919年出版的第一部“破天荒”之作《新闻学》对新闻下的定义,“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2],到1943年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3],以及1987年复旦大学宁树藩先生在其《新闻定义新探》一文中认为“新闻是经报道 (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4]来看,他们分别是将新闻当作事实、报道和信息来进行界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杨保军先生2004年提出的“新闻形态论”[5]将新闻划分为“三态”即本源态、传播态、收受态。其随后出版的《新闻理论教程》一书沿用了这一提法,且该书在学界反响很好。“本书中关于新闻的过程形态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新闻是什么。”[6]似乎“新闻形态论”一说已经为“新闻是什么?”的问题画上了一个比较完满的句号。
按照杨先生的看法,“我们只有弄清楚新闻存在的不同形态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真正弄清楚新闻从产生到传播,从传播到收受的来龙去脉或演变过程,也才能够针对不同形态的新闻进行清晰的相关讨论。”[7]从记者捕捉事实,到编辑加工形成文本面世,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从新闻演变的逻辑流程上去把握新闻的本质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在《新闻理论教程》中以“传播态新闻”的名义给新闻下定义:新闻本质上是一种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信息;真实、新鲜是其内容的本质特点;及时、公开是其具有的传播特征。”[8]至于为什么要把“传播态新闻”的本质作为“新闻”的本质,书中给出的理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闻,是指处于传播形态的新闻,即处于传播中的、本质上以意识形式存在的新闻。”[9]为能厘清新闻“三态”演变的过程,我们先试着以一个具体的生活实例来说明。
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自来水一般来说需要经过三种状态的转换才能够送达每一个家庭(见下图)
湖泊里的水(撇开人为改造的因素),从生态学意义上讲是水的天然存在形态,湖泊中的水经过自来水公司之后送达用户,湖泊、自来水公司、用户三者既独立又统一。为叙述方便,我们分别称之为“库”。无论哪一库的水都是同一种物质即H2O。下面我们再来看杨先生的新闻形态演变过程,基本上可以用下图来加以呈现。(见下图)
我们暂且还是借助“库”这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新闻形态的演变。本源库中的新闻经过记者的采访、写作和编辑的加工后,成为面世的传播库里的新闻,这种新闻被收受者接受理解后又内化为收受者意识中的一部分。按照杨先生的新闻三态划分即本源态的新闻、传播态的新闻和收受态的新闻。这里的核心词是“新闻”,它是作为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就如同湖泊里的水、自来水公司的水、用户使用的水,无论哪一库的水都是水。同样地,新闻无论是本源库里的新闻、传播库里的新闻、还是收受库里的新闻都是一种东西即“新闻”。事物的质没有变,变的只是同一种东西所处的不同时空。“传播态新闻”是文本化新闻,是附在媒介载体上的存在,比方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报刊亭里能够看到的报纸上的新闻。应该说用传播态新闻来给新闻本身下定义出发点是追求与生活的贴近性,但传播态的新闻是指什么呢?“传播态新闻”一词是一个偏正短语,前面的定语“传播态”修饰后面的中心词“新闻”,但是不能解决中心词是什么。不过,可能也会有人质疑,自来水公司里的水经过了加工沉淀已经不同于湖泊里的水。确实,自来水公司的水经过了漂白、沉淀,然而水的“质”并没有变,还是由那个H2O来表示。而新闻由本源库到达传播库已经被加入了主观化的思考,发生了质化的改变,H2O在三库中并没有发生质变,如果一味地强调水的“变”,那么可以说世上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承认绝对运动却看不到相对静止,终究会陷入相对主义的窠臼。
三态的划分是为了认识究竟什么是“新闻”,但它的逻辑起点却是新闻已经被认识到。既然都已经认识到了什么是新闻,何必再去划分三态?我认为解决新闻是什么的关键在于:第一,不必主观的将新闻做个限定;第二,需要构建一种模式去认识新闻究竟是什么,这涉及到下面两组概念。
新闻与新闻报道
诚如杨先生所说,传播态的新闻实际上是我们平常接触最多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报刊亭里能够看到的报纸上的新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新闻报道。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新闻=新闻报道”。新闻等于新闻报道吗?我们平常接触到的新闻文本就是指的新闻报道,新闻文本等于新闻吗?比如某原始森林发生一起千年古树倒塌的事实,恰好被某人看到,其他人不知道,但这件事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知道了又感觉很新鲜,这件事实对他来说就是新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新闻发生了,但仅有一人知道,并没有文本化存在,可见新闻≠新闻报道=新闻文本。
我们可以看到本源库里的才是新闻,是被看到的能成为新闻的事实,传播库里的是新闻报道,收受库里面则是收受者对新闻报道理解后在大脑存在的无形的报道记忆。对于本源库里的新闻,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化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仅仅只是某一个人经验到的新闻或者是某几个人经验到的新闻,那么这个流程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新闻报道和报道记忆还存在吗?这又需要厘清新闻报道与新闻传播的关系。
新闻报道与新闻传播
我们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新闻报道这个概念,一是将它作为一个名词,即新闻文本,比方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二是将它作为动词即“报道新闻”,譬如,“这件事情意义重大,赶快对它进行新闻报道”。但原则上,我倾向于在第一个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首先从那里开始,报道就是被作为一个名词,而且现在这个定义被沿用最广泛,我们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的这个定义来理解新闻和新闻报道的概念,如果“新闻报道”中的报道再被当作动词用,那新闻报道又成了一种行为,新闻又是一个名词,那么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关系又是什么。其次,已经有新闻传播一词来表示传播新闻这个行为了,新闻报道这个词就不用越俎代庖了。所以新闻报道应该就是指新闻文本。
但是在人际传播中,没有大众媒介的介入,这时候的传播行为叫做新闻传播,当然这不是否认经过正规大众媒介渠道的传播不是新闻传播,但是没有大众媒介介入时,这时候并没有形成文本化的东西,所以不存在新闻报道,这时候传播的仍然是经验到的新鲜事实,可见本源库里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新闻,它实际上是一种事实。因此我比较赞同将新闻定义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9],而传播库里的东西是新闻报道(新闻文本),收受库里的东西是对新闻报道的领悟即报道记忆,至于记忆了多少,理解了多深,不属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话题。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媒体崛起的年代,参与式新闻已经开始,网民自发在新闻现场参与传播的行为是新闻传播,而这种新闻传播虽然并没有经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的过滤,但仍然可以形成文本化的报道(以手机短信或网络发帖留言形式存在),但这属于比较特殊的现象,需要专门加以研究,我们所说的新闻报道依然是立足于传统的媒体播报的文本。■
参考文献
[1]芮必峰:《当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程》总序,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徐宝璜:《新闻学》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参照《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
[4]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5]杨保军:《新闻形态论》,《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
[6]《中国根基世界眼光―读杨保军新作〈新闻理论教程〉》刘冰,孙琦,《当代传播》2006年第1期
[7]杨保军:《新闻形态论》,《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4期
[8]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10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可供性;新闻生产;关系与互动;媒介与技术;物质性
“可供性”是最先诞生并应用于生态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概念,是一种强调“关系”与“互动”的理论,揭示“环境”与“行为”的协调关系。智能技术应用下的新兴融合新闻形态给新闻消费的社会形式与社会功能带来了深刻变化,学界的研究存在着“过度社会化(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化不足(技术决定论)”的两极对立,如何把行动的物质性与行动的社会性整合起来呢?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创新视角引入研究中。
一、可供性理论内涵与应用梳理
“可供性”最初是由生态心理学界著名学者吉布森提出,用于解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往我们看待周边的事物,总认为事物是独立存在的,这其实是一种割裂的视角,“可供性”告诉人们人与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实践的达成是建立在人与物的互动过程中的。
(一)可供性———强调“关系”与“互动”的生态心理学理论
吉布森认为动物具有选择性地感知环境中信息的能力,因为这些信息与动物的生存密切相关。生物感知环境不是通过它的本质,而是通过它能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此外,相同的物体对于不同的认知对象会提供不同的行动可能性,例如一棵树对于猴子而言就是躲避捕食者的避难所,而对于长颈鹿而言则主要是食物的来源。可供性理论的具体意指引发了后续生态心理学领域的广泛争议。Turvey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将可供性理解为一种环境的倾向性属性。有学者对Turvey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可供性是动物—环境系统的属性,它并不涉及具体的行为。可供性是行动的机会,立足“关系”的理解认为可供性根本就不是一种属性,而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学者孙凝翔、韩松(2020)认为,吉布森的“可供性”是针对唯意志论和决定论对立的二元论的立场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角,既维护主体之能动性使之摆脱控制,又严格拒绝知觉中的任何建构性。可供性理论采用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视角,提供了一种辩证但又不失敏锐度的认知工具,它在功能主义、个体能动与建构主义之间构建起一个关系性框架,关注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实践过程。
(二)可供性在其他研究领域中的使用
1.设计学研究美国认知科学及人机交互学者诺曼将可供性概念引入设计学领域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探讨日常用品的设计功能如何影响用户的使用行为,在技术设计和人机交互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诺曼认为在设计学领域,人们以设计的方式来塑造物体和环境的可供性,区分了“通过设计提供的行动可能”与“用户感知到的可供性”,认为设计师就是要确保设计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是容易被感知的。此外,学者Gaver提出用可供性的概念代替认知方法,认为可供性这一概念提供了知觉和行动之间的直接联系。他将可供性应用于人机交互的界面设计中,关注技术与用户之间的基本交互,并认为一些隐藏的或错误的可供性会给用户使用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一概念对于改进设计、提升产品的交互体验具有重要意义。2.信息技术系统研究可供性理论对于解释人和环境之间的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组织与技术、信息研究等领域中也应用到了可供性理论。有学者认为从现实主义或本质主义的角度看待可供性理论或对其进行关系性的解释,对于定义技术有着重要的影响。学者Faraj和Azad将可供性定义为“关系结构”,强调关系的多样性,认为它不是技术或者人的单一属性或功能。学者Fayard提出物质和社会两个维度的解释,同时承认可供性的倾向性和关系性,并且采取一个综合性视角来解释物质环境如何塑造实践,而不是决定实践。受到可供性理论的启发,学者逐渐意识到重点关注涉及技术的实践和行动的重要性,而不是孤立地关注技术,因此比起技术应用带来的可能性,人们更应该关注实践的可供性,例如交流、协作或非正式的互动。3.传播学研究随着社交媒体在全球的兴起和流行,“可供性”这一概念逐渐被传播学学者和媒介研究学者所关注,成为理解、分析媒体、技术与用户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概念,由此产生了可供性与社交媒体、互联网平台、智能技术等相结合的研究。学者Schrock认为可供性理论为研究移动媒体类技术如何实现常规化应用并影响人类的交流模式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传播可供性”的概念,以交流为中心,提出了移动媒体的四种可供性:便携性、可用性、可定位性和多媒体性。Rice、Evans、Pearce(2017)提出“媒介可供性”。潘忠党教授最早将可供性理论引入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并提出了分析媒介可供性的三个维度,分别是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有学者在反思和总结传播学界对可供性理论的使用后指出,不少研究对此概念的溯源或甄别不够,导致概念的混用或乱用,而可供性概念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技术特性概念化所固有的现实主义为技术决定论者和建构主义者关于技术和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辩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二、新闻生产的逻辑变化:扩展主体范畴,关注多重互动
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逻辑和规则发生了变化,不仅要考察新闻的生产、传播、流通和消费过程,更要把握其所处的网络结构以及其中的各个主体节点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强调“关系”与“互动”的可供性理论应用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可以开辟更多的研究视角,为理解新闻生产中不同场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与意义提供理论支撑。互联网时代,传统新闻媒体的融合转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工作的时空节奏问题、常规选题的变化、内容与形式的不同侧重、常规消息来源的变化、模糊了新闻与事实关系的议题内爆等。作为新闻生产融合转型典型的中央厨房以及绝大多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生产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可供性理论启发学者采用田野调查法,深入融合新闻生产机构进行长期而全面的观察与深描,探究传统的生产理念、习惯和规则如何做出相应的调试和改变,而这样的改变又反过来对技术应用和新闻生产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此外,新闻用户、新闻工作者、自媒体从业者、技术人员、广告商、平台等都应当是独立的多元行动者,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国家、市场和技术如何对媒体融合与新闻创新产生影响?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应用如何导致传播秩序的变化?他们与其他主体之间如何进行互动、如何相互影响并带来最终的结果?如何建构新闻的真实性和透明性?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结合可供性理论进行探索的话题。
三、融合新闻的物质性讨论:促进理论创新,追问历史形态
詹姆斯·凯瑞的传递观和仪式观注重传播过程中信息和符号的意义与价值,忽视了媒介的物质性。在近来的研究中,媒介物质性重新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学者孙萍(2020)在研究中指出,近些年社会建构思潮和智能技术不断勃兴,媒介的虚拟表征与意涵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但关于物质性的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而强调“关系”的可供性理论正是一种打破二元对立的理论视角。学者陈昌凤、仇筠茜(2018)也曾在研究中指出可供性理论有助于将技术、人及间性都纳入研究考量,打造出多元认同的意义空间。借助可供性理论关于融合新闻中物质性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在技术、身体、空间等方面回应媒介化的现实建构问题,以促进更多的理论创新。此外,可供性的框架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追溯途径,研究者可以不再把技术呈现形式上的每一次转变都看作是对以往的根本性突破,任何一种技术形态都应该是历史性的,可以通过对人们的媒介实践和使用习惯跨时间段的追踪,打破宏大历史观之下的“新—旧”对立的格局。这有利于进一步印证可供性如何体现并融入技术,有利于理解新兴智能技术如何应用于融合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四、新闻用户的个体价值:应对异化挑战,回归人本主义
在可供性看来,技术的应用为个体提供了“行动的可能”,个体能动的实践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当下移动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传播的全流程,融合了多种媒介形态的“新新闻”形式,为用户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行动的可能”,新闻用户得以突破过去新闻消费的时间、空间约束,获取新闻成为一种随时随地发生的实践,甚至在不断延伸感知的范畴和边界,以追求更好的感官体验。不过,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有代价的,每一次技术的进化都会提出新的问题,技术的进步同时包含了善与恶。技术由人创造,应当为人服务和存在,人们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使技术及其引导下的实践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强调动态互动性过程的可供性理论提供了一个思维视角,它关联用户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协作。从可供性的角度来看,用户不仅是内容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的供给者。环境为人们提供可供性,人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一种想要的生活方式。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对于了解技术的运作逻辑、技术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个体能够发挥的作用价值以及回归人本主义的终极目标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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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见的正式文献中,最早提出构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命题的当是白润生先生的文章《创立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3年第一期)。虽然此时提出的命题也仅仅是从新闻传播“史学”的视角出发,但实际上已经具有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和前瞻性。近些年来,致力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学者,逐渐就建设“少数民族新闻学”达成共识,认为这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战略目标。梁黎在《期待中的民族新闻学》(《中国民族》2007年第十期)就非常明确地梳理了“民族新闻学”酝酿的历史,并提出“民族新闻实践呼唤学科建设”。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审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质。尽管目前对“民族新闻”概念的界定尚存争议,但关于“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和“民族语言媒介的”的研究,构成了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研究范畴。而这里的“民族”之称,当然特指“少数民族”,而非广义的“民族”指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质,就在于建立于中国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特殊环境之上的新闻事业,在很多方面突出显示出不同于中国非民族地区汉语语境下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无论其历史文化环境、政治生态,还是媒介语言、传播方式等,都与中国国家的主流大众传播有显著的区别。主流的新闻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已不足以诠释少数民族新闻的历史和现实,就有必要开辟出新的学科体系,完整地研究少数民族新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
新闻传播之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在进入21世纪以来愈加凸显。在国际视野中,民族的冲突和融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难题。新闻传播在民族问题的衍生和化解中,扮演着文化和政治“导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民族政策的风向标,并驾驭着民族问题的走向。在中国、新疆发生的“3.14”、“7.5”事件中,媒体功能的重要性,已经达到极端敏感的程度,甚至因为对时局影响至巨,媒体是否关闭,又如何传播信息,竟引发巨大争议。对民族地区而言,新闻媒体不仅是国家民族政策和各种信息的平台,而且是传承民族文化,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传播民族真实形象,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的文化媒介。
民族新闻传播已有的研究基础,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少数民族新闻”的概念虽未确定,但作为一种新闻传播现象,却为学者和大众所认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完整成果,基本完成了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发展历程的梳理,不仅构建了历史框架,而且积淀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经验和规律,蕴藏着少数民族新闻的学理基础。实际上,历史往往是理论的前夜。而关于少数民族新闻特殊性的多维探讨,也在逐渐酝酿着少数民族新闻的实践操作体系。以历史研究为标志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实绩,实际上已搭建出“少数民族新闻学”学科框架的雏形。
关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必将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一个突破口。新闻传播学科,西渐而东学,缺乏学科应有的深厚文化背景和适宜土壤,常被以舶来品视之。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本土化,一直是学者的抱负。由此,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被看作是新闻传播学科中国化、本土化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也是一种学科落地生根的角度。也许可以说:民族新闻的研究,将会是新闻传播学科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另一极具潜力的方向。
【关键词】新闻图像 图像类型 网络传播
图像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作用巨大。什么是新闻图像?它与文字新闻有何区别?网络对新闻图像的生存发展意义何在?这是新闻图像研究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一
在目前的新闻学辞典中,还没有新闻图像这一概念。但是,在一些新闻学者的著作中,已经开始使用这一词语。如方汉奇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分析《述报》的创格之处时就提到“新闻图像”这一概念。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其2003年和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分别将“新闻图像的传播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新闻图像的传播研究”列为指导性研究课题。
从字面上理解,“新闻图像”是一种具有“新闻性的图像”。新闻图像首先是一种图像,但这种图像与一般的图像不同,它具有新闻价值,具有真实性和时效性,能够传达新闻信息。
新闻图像是与文字新闻相对的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新闻图像与文字新闻都是承载着新闻信息的符号,其所指都是某种特定的新闻信息,只不过其能指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它们都具有新闻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新闻需求,传播特定的新闻信息。人们制作新闻图像的目的,与文字新闻一样,都是为了传播新闻信息。与文字新闻一样,新闻图像具有真实性和时效性,它所报道、评论的事实必须是确有其事的真实的事实。它对事实的报道、评论必须是及时的,或者说根据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技术条件而言,是及时的。新闻图像同样具有倾向性。新闻漫画的倾向性不言而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评论,其倾向性非常明显。新闻摄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更加客观公正,它只是事物真实形象的记录。但新闻摄影拍摄瞬间、角度的选择,景别的处理,构图的设计,等等,无不体现了拍摄者强烈的倾向性。
新闻图像与文字新闻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两者都是承载新闻信息的符号,但是新闻图像是一种图像符号或标记符号,而文字新闻则是一种象征符号。
从外表形态上看,新闻图像比文字新闻更为复杂。新闻图像是由一些基本的视觉元素,如线条、形状、色彩、质感等构成其图像语言的基本词汇。这些视觉元素再按照视觉语言的语法、句法,形成了一个个形象逼真的新闻图像。因此,新闻图像在结构上是形象的、具体的、直观的。
从传播的特点上看,新闻图像更具有形象性,它将新闻信息在空间上同时呈现出来,直接、并列地传达给受众。文字新闻在传达新闻信息时常常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有些情景很难用语言来描绘,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得到。新闻图像更适合传递有形的信息,文字新闻则更适合传递无形的、抽象的信息。
对于受众的接受而言,新闻图像因为具有形象直观的优势,受众接受起来更加容易,信息的传达也更加清晰,但是受众的想象空间也相对狭窄。文字新闻在传达新闻信息时,接受者必须充分发挥形象思维能力和想象力,调动知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将抽象的还原成具体的,并弄清逻辑关系,才能够接受信息。在此过程中,因受众在理解能力、想象力和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带来信息的损耗和扭曲,同时也增加了接受的难度。
从制作的方式上看,新闻图像制作的难度更大一些,而文字新闻的制作则相对简单一些。
二
1983年召开的首届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将我国新闻宣传事业按其产生的时间顺序划分为文字新闻、新闻漫画、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口语广播、新闻电视六大品种。这种划分尽管存在诸多的不科学之处,如在新闻漫画出现之前就出现了新闻图示、新闻图画也是非常重要的品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划分方式提供了一个给新闻图像分类的思路,即按照产生时间顺序新闻图像可分为:新闻图示、新闻图画、新闻漫画、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电视新闻六类。
新闻图画通常也被人们称之为新闻画,是运用美术制作手段辅助新闻报道的图画,有时配有文字说明或简短消息,有时采取诗配画的形式。它具有现场纪实的形象化特点,使读者对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或场景有一个感性认识,被称为“万能的语言”。新闻漫画是以漫画的形式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或评论。作为一种新闻图像传播形式,它不仅在近现代的中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读图时代”的今天,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报刊、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新闻报道方式。新闻摄影是对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瞬间形象摄取并辅以文字说明予以报道的传播形式。新闻图示是报纸等平面媒体常用的一种视觉新闻形式,是以图、表为主要形式对新闻事实进行报道,以及对新闻事实中比较抽象的数字、内容,或者难以用文字描述、难以用新闻照片表现的事物进行形象化展示的一种传播形式。新闻纪录电影是以电影为手段报道新闻的传播形式,又称新闻纪录片。电视新闻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图像、声音、文字为传播符号,对新近发生、发现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在我国新闻图像传播史上,最早出现的是新闻图示。中国最早刊登新闻图示的报刊,是1853年9月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月刊。在该刊1854年第1号上,刊登了土耳其与俄国宣战的消息。该消息附有一张两国形势图。1854年该刊第5号,又在清军与英美驻军武装冲突的报道后,附了一张形势图。这些形势图与文字新闻报道直接相关,是对文字的补充说明,因此,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上最早的新闻图示。
在新闻图画产生的同时,新闻漫画也诞生了。这个时期的新闻漫画,由于受新闻图画的影响,几乎与新闻图画难分伯仲。到了20世纪初,随着照相制版技术的发展,新闻摄影应运而生,报刊刊登新闻照片的数量越来越多。在报道的真实性上,新闻照片具有新闻图画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于是新闻图画慢慢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以对新闻事实进行评议为主的新闻漫画则逐渐走向繁荣,并慢慢地开始摆脱新闻图画的影响,在人物造型上,由写实走向写意、夸张、变形,接着便是新闻纪录电影、电视新闻等依次诞生。
三
网络为新闻图像提供了新的存在空间和新的传播途径。一般来说,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新闻图像就是网络新闻图像。网络新闻图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新闻图像上网而形成的形态;一类是网络自生的新闻图像,如网络视频新闻、FLASH新闻等。
新闻漫画、新闻摄影、电视新闻等传统新闻图像上网后,便成为网络新闻图像。对于这类新闻图像而言,其基本的传播特点没有变化。但是,由于组成介质由模拟信号改变为数字信号,同时借助于互联网传播,它们克服了在物理空间中存在的“不易复制、不易保存、传输困难、改编困难”等诸多缺点,具有了新的传播优势。
网络自生新闻图像是因网络而形成的新的新闻图像类型,主要有网络视频新闻和Flash新闻两种形式。
网络视频新闻是指运用现代电子技术手段,以活动影像、声音等为表现符号,对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形象化报道的一种新闻图像形式。与电视新闻相比,网络视频新闻除了同样具有现场感强、感染力强、视听兼备的传播优势外,还具有制作简单、可长可短的优点。
以图像与声音是否同步为标准,网络视频新闻可分为视听同步的原生态视频新闻和视听异步经过加工的视频新闻两种形式。前一种传递的是新闻事件的现场同期图像与声音;后一种除了传递现场同期图像与声音外,还配有解释、点评,有的还有节目主持人以及穿插同期画面的其它图片。
Flash新闻是融合文字、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多种多媒体元素于一起的具有交互功能的网络新闻。Flash新闻具有这样一些优点:第一,Flash是基于矢量的图像系统,在网络中传播迅速,并且在将图像放大时不影响画面效果。第二,Flash新闻的制作具有极强的创意性。制作者可根据对新闻事件的理解,设计出相应的画面、人物、场景以及情节,配上个性化的言语、音乐或音响,让节目显得轻松、活泼,个性鲜明。第三,Flash新闻具有较强的叙事性,既可以记录过去又可以表述未来,还可以再现其它新闻图像无法再现的场景,还可表现对于图像而言比较难以表现的抽象的概念,成为一种新的新闻叙事方式。
在互联网上,新闻图像采用超文本结构。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声音文本,而且有图片文本、动画文本甚至影视文本,这些文本以超链接的方式结构在一起。新闻图像中的每一个重要人名、地名、时间,甚至每一个关键词都可以链结到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片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种存在方式,打破了新闻图像传统的线性的、单维的结构方式,以一种非线性的、网状的方式而存在,极大地拓展了信息的范围和受众思维的空间。
借助于互联网互动性优势,网络新闻图像也具有了互动特征。网民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及时对所浏览的新闻图像作出回应,而且还可以及时传播自己所获得的新闻图像,甚至还可以对新闻图像进行加工改编。
总之,新闻图像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巨大,但在物理空间中,由于构成介质、传播空间等因素的限制,新闻图像在新闻传播中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制约。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则为新闻图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而自由的空间。在网络空间中,新闻图像呈现效果更加清晰,制作、复制、存储、传输、改编更加容易,以前在物理空间中处于新闻报道边缘地位的新闻图像,也开始置身于中心地位,逐渐取代文字新闻成为新闻报道的主体。
【该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网络新闻图像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08YBA068】
参考文献
①许必华主编:《新闻摄影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98
②秦州:《网络新闻编辑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③彭兰:《网络多媒体新闻》,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④王文利:《近现代新闻图像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
中国从1986年开始,连续实施了5个五年普法规划,现在正是第六个5年普法规划(2011~2015)的实施阶段。近30年的普法教育,使公众对法律的内容和作用有了广泛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公众在了解法律内容和相关知识基础上对法治理念的信仰更为重要。大众传媒具有构建、引导社会意识的功能,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记者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者本身的法治思维更是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记者因职业的关系比一般公众更早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地以宣传法律知识与培养社会的法治意识为己任。不能不说的是记者在进行法治宣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布道者,另一方面也是接受者,记者自身的法律水平会随着各种类型的与法治相关的报道得到普遍提高,而记者法律水平的提高对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各政法院校法制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逐渐进入新闻媒体,参与到法治新闻的采访制作环节,法治新闻在法律知识和规范的传播方面越来越准确,作为社会法治意识基础的法律知识普及的工作已基本进入良性传播的阶段。关于法律的常识和基本规范的认识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基础,这部分工作也是构建社会法治意识的前提。对此,无论是记者还是公众,在意识上都是自觉和统一的。
但是公众法治理念的形成远比通过普法教育让其了解法律规范要困难得多,这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认识水平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社会意识是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社会精神生活的总的概括,是由各种不同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构成的复杂的系统整体。社会意识是一个集合的概念,社会的法治意识是一个社会的公民总体关于法治的认识水平的体现。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心理的塑造过程。这种文化心理的塑造有各种渠道,学校教育、人际交流、大众传播等都可以对其产生影响。大众传播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也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可以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可以是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有一定专业色彩和政治意味的社会意识,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新闻传播的联系尤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新闻传播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