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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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历史；科学；客观性
一、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历史客观性被沃尔什认为是“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最重要却又最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历史客观性这一问题源自于对历史与科学的关系的争议，有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就是一门科学，但是又与科学有很多不同：首先，历史学家更注重的是事件的唯一性，他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具体事件，来精确地说出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那样发生，对于事件的普遍性他们并不关心，就好像一个历史学家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感兴趣，只能说明他对这一件事感兴趣，并不能说他对这一类革命感兴趣。而像物理化学这样的学科则完全不同，他们关注的不是每一个现象，而是力求从这些现象中找出最普遍的规律；其次，在解释问题的时候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科学采用的是归纳和演绎，也就是通过观察分析一类事物并从中得出最普遍的规律，进而用这些规律再去指导具体事件，而历史则无法用普遍的规律来解释，只能用“移情”的方法，也就是把自己假象成事件的主体，以当事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由此，很多人认为科学是绝对客观的，而历史则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从这点来讲，历史不能算是科学，但我们不能仅凭科学与历史的这几点差别就妄下论断。因此，搞清楚历史的客观性这一问题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对客观性的理解
马克思认为客观是事物本身的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的主观因素无关，自然科学尊重事物本来的面貌。沃尔什认为“把一个命题称之为‘客观的’，意思是指他们会保证所有认真调查研究他们的人都能接受”，是无党无私的。沃尔什的观点与马克思有相同之处，即都认为客观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康德认为客观性是认识所能达到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以上这些都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强调的，未免有些片面。
三、国外主要观点
怀疑派：大多是相对主义者，他们否认历史的科学性，即认为历史不具有客观性。查理斯・毕尔德认为历史不是客观的，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像科学那样预测对象，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纪录都是残缺不全的，有很多甚至是歪曲的，他们在众多材料面前还要选择，这就要涉及自身的兴趣等主观因素。李凯尔特认为价值和历史科学是紧密相连的，他指出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依靠自身的价值体系来评价历史，否则不能称其为历史。克罗齐则提出“历史即哲学”，一个历史学家也应该是一个哲学家，而不单纯是一个搜集文献的。如果一位历史学家仅仅搜集、研究历史资料，即使搞得再好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柯林武德称这种历史学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也要有哲学的头脑、理论思辨和分析的能力。克罗齐的另一个观点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现在的兴趣是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的动力，有助于唤醒和复活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它。“古希腊、罗马人在墓室里躺了近千年，对中世纪人来说，他们是不存在的，是死历史或并非历史。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突然想起了他们，并唤醒了他们，使湮没千年的古典时代重新活在人们的心灵中，变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当代史。为什么？因为这时生活本身发生了变化，欧洲人的精神产生了新的要求，被中世纪人遗忘的古典时代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所以这部分特定的历史就对他们复活了。”
实证派：主要代表是兰克，他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声称：“本书的目的不过是要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以他为代表的19世纪史学被称为“实证主义史学”，他们将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回忆录、日记等第一手历史资料，他们完全尊重历史事实，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他们坚信自己可以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
折中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沃尔什。他认为历史认识可以达到“弱化的客观”。对此，沃尔什有个著名的“配景论”：承认历史学家对于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不能就此否认历史的客观性，他认为历史的客观性必须在一种弱化了的意义上使用，也就是说如果一部书是以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其他方式刻画事实，那就可以说他是客观的。
四、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乃至世界上很多学者也很关注这个问题，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历史认识论在我国讨论兴起之后，在这30年中，我国学者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史学家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看法。张耕华提出分层论，将历史学分为四个层次，即史实的确认、史实的理解、历史规律的概括、历史意义的评价，在这四个层次中主体的参与程度逐渐增强。但是每个层次都有客观性，第一层次最强，之后三个层次“弱化了”，他同意沃尔什的配景论。彭刚提出检验客观性的两个标准：一是历史是真实存在着的，史料是对历史学的约束和强制，历史学家的研究必须立足于这些史料；二是历史学家研究都有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这些方法制约着他们，使史学家门的观点不至于相差太远。
国内的研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分层理论可以将问题细化，是一种突破，但是这种划分层次的标准是什么还很模糊。彭刚的检验标准却是一大进步，但是没有说明怎样判断一个史学家是否遵守学术规范，所以这些理论还有待证实。
参考文献
[1]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韩震.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阐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世界扩张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229-02
1 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需求
教会大学重视农业教育是资本主义侵略的一种隐形手段,是其推行世界扩展的需要。设立农科,无非是想扩大教会在农村的影响力,取得农民对教会的信任和好感,把农民吸引到教堂中去。
1.1 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
14至17世纪,欧洲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经济上,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蓬勃兴起;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促成了思想的大解放,追求财富与现世享受的人生价值观念逐渐取代了中世纪追求来世和禁欲的观念。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在基督教新教教义基础之上的新兴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与中世纪残余的骑士精神结合起来,再加上新兴君权的支持,使欧洲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
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的开拓,它要求以全世界作为它的活动舞台。从14至18世纪,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掠夺的进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相继兴起,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不断发展壮大;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需要在国内进一步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在国外寻求更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就要求资产阶级对内进行革命、改革,对外加紧征服世界的活动。
到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市场和世界殖民体系初步形成。比如,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走私鸦片、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在两次以后,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后,由于受到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外国商品并未打开中国市场。这使得一些西方传教士认识到坚船利炮只适合打仗,并不适合经济,要想真正实现向中国倾销商品的愿望,必须争取到大部分中国人的“心”。因此,资本主义把教会的重点放在了广大的农村。1923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专门设置了一个“乡村工作特别委员会”,加紧对农村和农民情况的调查,并逐渐认识到开展农业教育的重要性。在教会大学设置农学院,培养一批懂农业、会耕作的实用人才,能使尝到甜头的中国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从而提高教会的地位,更大范围拉拢人心。第二次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夺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设立了更多的教会大学,专业部署以农业和医学为主。
1.2 资本主义的文化输出
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也是其文化及教育的扩张。西方殖民者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以炮舰为先导,“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他们一方面大肆破坏、毁灭殖民地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基督教奴化当地居民。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教会或传教团的海外传教活动占居重要地位。传教士跟随探险队出现在每一块新占领的土地上。罗马教廷建立了一些开展海外传教活动的机构。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的文化扩张伴随着殖民军事征服而取得了成功,但在亚洲却遭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进展缓慢。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也给欧洲文化带来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多元性独立共存的世界文化走向了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新文化体系。这种体系虽带有殖民主义的性质,但促使了整个世界文化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也加速了欧洲文化自身的局部变更。基督教文化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最大,不仅影响哲学、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甚至人类的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基督教文化的这种扩张性刺激人们从事探险活动,不断地去探索、征服未知世界。基督教原来只局限于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很快传遍全世界,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自然也在其要征服的范围。
基督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明显烙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深刻印记。但是,大批基督教传教士带来民主、科学和进步的启示,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对中国了解、融入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推动历史进步方面来看,基督教文化和西方科技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诚如季羡林所言,现在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大规模的传入共有两次:一次是汉代起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就是从四百年前起西方天主教,后来又加上了基督教的传入。两次传入,从表面上看,都是宗教的传入;但从本质上来看,实际上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是艺术,是技术等等。没有这两次的传入,我们今天的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事实,没有争辩的余地。一言以蔽之,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的西方宗教在华传播,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传教士在华活动与整个殖民事业紧密相连。但随之而来的西方近代文化和教会举办的社会事业,在传播新思想,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凋敝的传统农业教育
“内弱则外强”。长期以来,中国对农业教育的忽视及农业教育方式的因循守旧是外国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兴起的重要原因和条件之一。
2.1 传统农业教育的弊端
“长期处于农业经济社会,以传统儒家理论为立国之本的中国,虽然教育相当发达,但却构建于伦理与哲学的基础上,与社会的生产实际、技艺性职业没什么联系。中国古代的……农业等很是发达,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却没有什么地位。不要说国家科举考试和官学、太学等正规教育机构完全不包括这些内容,就连一般的私塾也不屑于讲授这些知识”。况且,传统的中国农学是一种“经验农学”,传统意义的农业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况,农业知识主要靠经验的代代相传。《管子•小匡》说的“农之子恒为农,承父兄之教,少而习焉。”这种家传世袭是一种保守的教授方法,“各承家技,始终循旧”的现象,是农业科技教育落后的表现,限制了农业技术的交流和发展。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时至晚清,中国仍是封建的农业国家,在工商业凋敝、税收被帝国主义掠夺的情况下,农业成为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然而,农民素质低下、缺乏农业科学技术人才,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的落后和农产品质量与产量的下降,在市场上丧失竞争能力。
2.2 清末农业教育的“繁荣”
在西学东渐潮流之下,西方的经济生产方式及商品贸易对中国固有的经济模式带来冲击及挑战,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促使一批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士绅开始深刻思考国情,认识到农业教育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重要性。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国人的农业教育,要兴办农业学堂、专业学校,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地主阶级改革派呼吁改革传统教育、建立新式教育。他们主张“行以达知、明体达用”,“读书者实事求是”;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资产阶级改良派笃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这一切都预示着穷途末路的传统教育必将迎来蜕变重生的新机遇。
农业教育在清末取得初步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各级各类农业教育机构覆盖多数省份。但这只是表面的繁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农业的实际问题,这种表面上的繁荣其实隐含着农业教育在形式上追求近代化的急功近利的倾向。学科领域和结构体系盲目效仿西方国家,当时学堂条件普遍较差,经费严重不足;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流动性很大;学堂规模较小,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办学效益的发挥;教学内容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这些盲目效仿西方国家创办的农业教育,缺乏与我国农村实际的结合,忽视了我国广大农村农民的知识普及,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3 促使思想转变
觉醒的的先驱者在国家经受了“落后就要挨打”之痛以后,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制造“坚船利炮”的“富国强兵”的艰苦探索开始,逐渐认识到,现代工业的迅速引进不能使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们开始回过头来关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农业,把目光转向西方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介绍与引进。认识到,作为人口众多的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只有农业教育兴旺发达,才能为发展农业培养出更多、更新、更高级的科技人才,才能提高农民的素质,实现农业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使广大农民和农村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时期农务学堂的管理方法、教学方法和运行模式对中国农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开始仿效先进国家的农政管理和农业教育经验,推行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完成了近代农学从知识启蒙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以后,以实验农学为学科体系的近代农业教育和科研在中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实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2]何晓夏,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1).
[3]龚自珍,康沛竹.选注龚自珍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斯宾塞；仙后；寓意结构
诗人斯宾塞，有人称他为“诗人画家”，有人称他为“诗人音乐家”而更多的则称他为“诗人中的诗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园比诗人角一紧靠乔雯墓旁的斯宾塞墓前的墓碑上铭刻着这样一行文字:“他同时代诗人中的王子”，而他作为“诗人中的诗人”这一美誉却在三个世纪以后他的浪漫主义同行中经久不衰。它同时也是“英语中的伟大诗篇之一”，研究这部作品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虽然我国国内迄今研究《仙后》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甚至根本没有，本篇也不打算作泛泛的介绍和全面的分析，本文主要探讨《仙后》的创作寓意。
据此，《仙后》的寓意结构系统包含了以下组成要素:(l)道德寓意(moral allegory)，(2)“人类史”寓意(“history of man”allegory)，(3)历史寓意(historical allegory)，(4)心理寓意(Psyehologieal allegory)。以下简要分析这个寓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一、道德寓意
这是《仙后》贯穿全诗并居统治地位的寓意手法。诗人在给拉列(Raleigh)的信中这样写到，“我把(此书)命名为《仙后》，一部连续的寓意或隐秘诙谐之作……赋予一个绅士或品行高贵的人以各种优秀的品质和文雅的气质……我刻画登极为王之前的亚瑟一位勇猛的骑士的象征.有如亚里斯多德划分的12种个人优秀道德品质”。一个最简单的一语双关的办法就是，用一些抽象名词给作品中的人物取名。这种手法在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布道中广为流行。后来班扬(Bullyan)的《天路历程》(ThePilgriln’s Progress)走的也是这条路子。斯宾塞运用道德寓意的方法有时简单明白，一看人物的名字就知道其中的内涵。另一种则是把角色的深含寓意的名字译成外语，比如三斯佛依〔Sansloy).意思是“不忠”(faithless);三斯洛依(Sansloy)，意思是“无法无天”(Lawless);菲蒂莎(Fidessa)意为“忠诚”(faithful);克尔克娜派茵(Kirkrapine)，意为“抢教堂者”(Church robber):斯伯让莎〔Speranza),意为“希望”(hope)。这祥,斯宾塞赋予每个角色特定的含义，冠以特定的名字，既形象生动，又寓意深远。
二、“人类史”寓意
斯宾塞所谓“隐秘诙谐之作”，确实寓意极深。第一部里各主要人物的冒险经历影射着“创世”以来人类的历史。在伊甸乐园撒旦引诱、击败了人。后来耶稣降生，战胜了魔王撒旦。这个与《圣经》相联的故事，极富宗教、神话和浪漫的奇异色彩，但它却生动地反映着人类的起源:一开始就交织着善与恶的交锋，于是，这个“人类史”寓意里也蕴含、交织着深刻的道德寓意。斯宾塞笔下的骑士、美女、刀光剑影中的人妖混战让读者无可抗拒地听到从《圣经》里传来的有关人类起源史的阵阵清越的回音。那位象征“圣洁”的“红十字”骑士仿佛就是耶稣，他肩负着上帝(暗指那位“仙国”光荣的女王，实指诗人赞颂的伊丽莎白) 的使命去斩杀危及尤娜(una，真理)家族的巨龙。
三、历史寓意
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使命，抑或借古讽今，抑或直抒胸臆，却是为了一个目的:在美的感受和美的创造中影射历史(或社会的，或个人的)，表达思想和观点。在第三诗章中，由于中了阿基玛格欧(Archimago)的奸计而遭“红十字”骑士遗弃的尤娜在狮子的保护下来到一所房子过夜,房子的主人盲女科茜莎(Corceca)以及其女聋女阿贝莎(Abessa)不让他们留住，狮子就闯进去。半夜.阿贝莎的情人克尔克娜派茵破门而人，结果被狮子给杀掉了。这一段是有所指的.阿贝莎即僧人、尼姑以及整个修道制度:其母科茜莎则指封建迷信，而克尔克娜派茵(抢教堂者)则指教会官员的贪婪,这里抨击、讽刺的是反对罗马天皇的新教改革者。狮子除掉克尔克娜派茵指的是亨利八世解散英国的修道院一事。
四、心理寓意
这一手法在第二部第11诗章和第三部第11、12诗章里最为明显。根据气质心理学原理，阿尔玛(Alma.即 “心灵”)的 “克己节欲”之室(the house of Temperance)和巫师柏尤西莱茵(Busirane)的“放荡欲”之室(the house of Busirane)两段描写采用了心理寓意的手法。前者代表健康、纯洁的人性，后者代表为所驱使的心理。阿尔玛的“克己节欲”之室里,阿尔玛指现实的心灵；入口表示人的口；餐厅、厨房等等指饮食、胃口、吸收消化等；楼上的起居室是心房；最顶层的塔楼是大脑系统，其中有三个部分:一想象间一有远见、幻想、憧憬、想象等; “判断间”，一切活动时所需之智慧在这里; “记忆间”，这里储存需要的一切信息。在柏尤西莱茵的“放荡欲”之室里,外庭是大脑前腔,这里有代表感觉印象的常识、缀锦、神像等。第二间代表大脑的中央,奇思异想之所，它的假面是梦幻。庭院最深处是为困扰的心灵，那里的疾风、浓烟是奔腾的血液里生出的燃烧的欲火。
《仙后》寓意结构系统的功能。从艺术的角度看，斯宾塞在荷马、维吉尔、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四大史诗之后运用独特的寓意手法既巧妙地表现了诗篇的道德主题又在诗中溶入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情调。从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角度看，寓意系统在《仙后》的作品信息系统中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自身品质和价值的哲学思考。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系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着眼于人的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系统展现的内容表现了人类由于科学的进步、思想的解放从唯心到唯物的辩证历程。总之，这个多功能的寓意结构系统造成了《仙后》的广博、深厚，形象、生动、含蓄和发人深思，造成了诗篇在艺术上的成功。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哲；西哲；马哲；思考
中哲、西哲与马哲之间的对话是学术界一直所关注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在特定的思想语境和历史环境下，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足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在学术体制改革和反思的热潮下，学术界便已经注意到了哲学学科划分在逻辑上的相悖性，不同的逻辑学学说受到哲学学科性质的影响很难进行学科划分，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对话，从而将哲学升华为批判意识的智慧学，彰显哲学的本性。同时，三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又是中国在发展壮大中必须强化的文化和学术领域，是实现文化发展与进步的必要因素。相较于过去三个学科壁垒明显的情况不同的是，当前在这些领域的对话不仅加深了学科间的相互理解，而且产生了具有一定内涵的成果，得到了很好的对话效果。在开展对话和研究之前，必不可少的要找到话语体系建立的目的，想清楚对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意图，在相对较高的基础上实现三者的整合。
一、比较与对话：前提、意义及局限性
在讨论中哲、马哲与西哲之间的对话问题时，首先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当前的学术界能够同时精通这三门学科的人才较少，绝大多数的学者或研究者往往只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家或只擅长某一领域的研究。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考虑，这种分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该学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研究，符合现代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特点，但是却明显的有碍于我们从宏观角度把握哲学学科的整体特性。想要打破这一尴尬的学科壁垒局面，需要多进行多学科的对话与比较，迈出学科限制这一步。
不同学科间的真正对话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前提，包括每门学科的成熟性、理解每门学科思想与历史情境的联系、比较与对话缺一不可。
首先，学科研究的成熟性。主要是指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整体上，整体由许多方面构成，每门学科中对所要追问的问题都必须有着较为清晰和透彻的解答与剖析，每一门哲学都要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根本精神，不同学科在各自的思想逻辑方面要有十足的把握。
其次，要理解每一种思想与历史情境的特定联系。哲学思想尽管具有形而上的特征，但是常常被追问以解决根本性或普遍性的问题，每一种追问大都会具有浓厚的历史印记，带有特殊时代的特征。例如，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曾说：“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财物是同一财物，但应用的方式有别，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从逻辑的角度来讲，这里所说的内容涉及到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实用价值二重性概念，尽管亚里士多德提及了“价值”的概念，但是他所说的方面并没有包括抽象的劳动概念，仅仅只有交换中的量关系。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思想，价值大都是建立在抽象化的劳动基础上的，而劳动普遍化又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平等的维度上。但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情境中，一切人并不处在同等的地位上，奴隶和主人之间存在生来的不平等。因此，当时的亚里士多德无法理解到“价值”与“交换价值”深层关系的一大原因便是受到了生活环境和历史情境的影响。在研究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等问题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不同思想间对话的历史条件重要性。
第三，在对话与比较中得到不同学科间的沟通途径和最终理解。通过对话与比较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不同思想的异同，从而将所要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对于不同的文化对象和文化理念来说，存在很多相同的地方，同时也存在数不尽的不同之处，因此，比较多话工作需要无限期的进行下去。为了在知性思维上实现比较与对话的明显效果，必须先共同澄清一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创造理论转换，从而实现对话成效。
二、从对话到整合：问题域的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观察，往往需要注重两个侧面，其一是对前人思想的描述，力求通过所有的研究细节准确的揭示内涵；其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挖掘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后者的作用更为重要。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思想史问题的转换大都表现为思想逻辑的转变，而思想逻辑的转变又会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对学术研究来讲，如何通过历史中学术与情境的特殊关系，将历史当做一个整体进行对照研究，从而确定新的学术架构和问题域是一个重点环节。很多思想史上的伟人大都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架构了新的学术阶段，从而推进思想史的发展。对特定时代历史问题的划界、提炼和转变，是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
例如，在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进行研究时，我们能够从其思想逻辑中看到其学术的意义，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便无法对其历史意义有更深刻的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从当时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出来，以国家理性作为当时的最高标准，既是当时哲学逻辑的体现，也是他对德国历史问题的批判与诊断，更是他力求寻找出路的过程。黑格尔的理论以自由为前提，但是又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自由的基础上，并不是简单地个体自由，可以将其看作是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个体与共同体的自由。在这样的原则下，黑格尔看到，当时的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进人们增加财富和谋求发展，但是并不能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很难让自由成为普通人的福利。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理性，必须从市民社会的规则入手，实现了法的理想与原则，在与哲学理念相一致的基础上结合了历史课题的思考。黑格的哲学不仅仅止步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探索，更有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并在、整合统一的过程中找到历史的答案，在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中找到了统一。
黑格尔的时代学科分化程度远不及现代，因此还能够出现百科全书式的伟人和学者，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学科分化日益加剧，即使在人文学科的内部，都难以有学者能够精通所有内容，进行学科间的对话就更加困难了。这种情况下，确立所要研究的历史课题变得更为重要，学术架构的融合大都是在新的历史性课题中形成的。在特定的问题域内，学者通过对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学术理念重构，实现学科的对话与沟通，整合与构建成为了对话关系的延伸。
从历史思想的发展角度来看，恰恰是思想家通过思想史中的历史课题重新规划得来的学术发展，构建起了思想史的关键环节。学术分化和整合在历史课题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
三、中国问题：在现代性的视野中
学术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必不可少的结合历史课题，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利用理论去论证或解释问题，而是在思想史的帮助下实现对历史真实情景的透视。当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宗旨也是判断和解释中国情境的问题。
资本逻辑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所在，在商品交换与生产普遍化之后得到了支配社会生活的地位，生产的原则变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资本逻辑的确立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模式和日常生活，造成了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一般物质生活被资本生产占据，资本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基础。资本主义同民族国家的概念存在内在制约关系，后者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自主独立，更包括了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形式，是对外对内的不同表现层面。
与资本逻辑、民族-国家相一致的，就是人们的思想信仰上的变化，这就是现代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世纪的上帝合乎自然经济的理念，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就需要重新确立人们的思想坐标。近代以来的哲学就是这一过程的展开，并以此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虽然在西方哲学史上，我们过去常讲经验论与唯理论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两者都是对资本逻辑合法性的确证。
而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要认识这个整体，所以形而上学的奠基也就不断地被提出。这种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国家学说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学者需要透过表象找到更为深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整合研究才能够得到真正适应实际情况的结论和答案。
现代的发展从本质上讲离不开民族国家概念、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三者的共同架构，不同的国家中三者呈现的关系不同，也正是这些不同使得各个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走向和样式，使得各自在发展中颇具特色。尤其是一些后发展国家受到先发展国家的影响，发展时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突出重围之后才能够走向富强之路，实现强国理想。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适当、适时、适度的对三者的概念建立了参考系。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中国的特性问题和关键环节。在面对中国特色的问题时，不能够简单的照搬或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和解决方法，要将中国特色纳入到研究的重点之中，透视中国当下的现实情况，探索找到真正适合国情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总体性：面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法
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如果以西方为参照系，可将西方视为一个线性的进程，虽然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而中国的当下则可看成一个复杂性的过程，这种复杂性就是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多重社会形态叠加的发展状态。这决定了审视中国当下发展的过程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与方法，我们今天的对话、沟通与整合，实际上也是想获得面对哲学问题时的“总体性”视野与方法。
强调总体性的方法首先是因为当下中国问题的结构复杂性。当下的中国是长期历史问题的集合，也是几千年中华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结果。在中国，经济问题并不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发展，政治问题又不简单地是单纯的政治管理，文化问题同样不具有完全独立的特征，它们都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问题往往都是与其他问题联系着，或者一些不同的问题浓缩在同一个构架中，就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压缩的“梦”一样。问题的这种复杂性与整合性，要求我们必须将之看作一个总体。问题的总体性要求我们具有总体性的意识，即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单个学科就能完成的，这正是总体性方法的第二个层面。比如中国的经济问题常常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又常常与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学科之间的整合。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一方面虽然是就事论事，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意识都必须以中国面临的总问题为根据。这才是运用总体性方法的根本要求。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个体都很难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要真正实现总体性的方法，就需要一真正的学术团体，以团体的力量真正地推动理论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围绕中哲、马哲、西哲对话的一个方法论思考方向进行，提出了从学科对话到学科整合再到问题域确立的方法论，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为有关学术问题的发展提供有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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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第5篇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y research, Bauhaus’ effect in the domain of landcape architecture(especially urban landscape in USA) was described.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still a disputation if the so-called Modernism Revolution occurred at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in Havard, it was quite affirmable that Bauhaus had distinct effect on modern landscape designig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Democratic stand, Priority of function-consideration, Novelty of Form-element,etc. Nowaday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ng and industrializating in China, the suggestion was made for young designers that the modernism designing ideology at the ag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West should be reviewed and be restarted studying.
关键词:园林;包豪斯;现代主义;设计
Key words: landscape;Bauhaus;modernism;designing
中图分类号: J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7-0084-03
1现代主义设计的世界背景
1.1 包豪斯产生的时代背景自18世纪80年代以蒸汽机始用于纺织业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以来,西欧国家无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还是政治体制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部分的艺术家与艺术理论家感到无力适从,主张逃避工业化现实,幻想回到工业社会之前慢条斯理的生活节奏中,尤其憧憬物质虽不丰裕但精神充实、信仰虔诚、道德完备的中世纪。他们所表露的避世心理最早见于18世纪末的英国园林设计。当时的英国园林艺术崇尚情感表达,一些点景建筑采用哥特式假废墟造型,例如Stowe园的“新道德之庙”,表达了对过去田园牧歌般生活环境与重视道德修养社会风气的怀念以及对工业时代的抵触 ① 。这种厌世怀旧的情绪从18世纪末英国自然风致园中蔓延开来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其影响范围包括了文学、美术、诗歌、音乐、舞蹈等,形成了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反映了社会中、下阶层对启蒙理想普遍失望的情绪②。
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反映了当时大批工业产品被投放到市场而其设计却远远落后的状况,这在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余波中掀起“设计”革命的新浪潮,首先在英国形成“工艺美术运动”,几乎贯穿19世纪下半叶。随之而来的是设计的职业化和对现代主义设计的进一步探索,自19世纪末又形成席卷欧洲与美国的“新艺术运动”,涉及的设计领域更加广泛。但无论是工艺美术运动,还是新艺术运动抑或装饰艺术运动,设计宗旨都是反工业化的,带有不同程度的历史主义,仍然沉浸在浪漫主义以“逃避”为中心的守旧意识流里而不能前瞻性地面对和解决当时工业批量生产与设计大众化的现实问题。总上只是现代设计运动的萌芽,影响到世界各地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主要从德国、荷兰和苏联开始。
其中,德国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以包豪斯学院发展中期的思想、实践、与影响为。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包豪斯从开始起就反对把传统美术学院和设计学院混为一谈,它吸纳欧洲各派前卫的抽象艺术家与设计精英,通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成为欧洲现代主义设计的中心③。
1.2 包豪斯的形成与发展对园林设计的影响包豪斯思想在园林设计领域有明显影响的普遍认同的两个时期:一是从德国现代主义设计运动萌芽到包豪斯成立的过渡时期;一是战后在美国继续发展的时期(随着包豪斯的核心成员大批移居美国,德国的现代主义立即在美国被广泛采用,尤其密斯式现代主义空间观在形式上给美国园林设计深刻的影响)。
德国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萌芽从新艺术运动后期的“青年风格”(Jugendstil)运动开始。该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被视为德国现代主义设计之父的彼得・贝伦斯。1901年他设计了达姆斯特塔住宅及其花园。花园的设计平面,采用直线和简单的矩形构图并且是从住宅室内形态衍生出来而摆脱了新艺术运动的曲线风格,场地功能分区明确,这是较早的现代主义意识的园林。尤其他的功能主义倾向与他的学生即包豪斯开创者Gropius功能至上的设计思想是一脉相承的。1907年在穆特修斯的推动下,贝伦斯等设计精英成立了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当年穆特修斯在柏林的住宅及其花园设计是他著名的园林作品,体现了他追求明确的实用性,注重功能的思想。其他德盟成员中,莱乌格设计园林较多些,他明确抛弃英国浪漫主义园林风景形式,把园林作为纯空间艺术来理解,而得到当时很多专业杂志的较高评价并且成为新园林的典范。战后Gropius来到美国哈弗大学任设计研究生院院长。他带来的不同艺术、设计学科之间合作的包豪斯精神引发园林设计系某种程度上的现代主义改革。无论任何设计领域,新观念的产生都需要两个来源:从本领域历史进程中发展而来;从其它设计领域或其它学科借鉴并调整发展而来。至于前者,包豪斯精神主张抛弃历史的影响;而后者,现代主义设计是从建筑设计发展起来。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原则如功能主义、形式上提倡否定装饰的简洁几何造型、重视空间而反对只在平面上构图等,基本上都被现代园林设计借鉴过来。
2包豪斯思想在美国现代主义园林的体现
2.1 功能主义最早从理论上探讨现代主义园林的是英国的唐纳德。他认为功能是现代主义园林最基本的考虑。功能至上要求园林设计应首先满足人的理性需求如休憩、娱乐和健康等。由于他的功能主义思想与欧洲现代主义建筑界尤其包豪斯的主张十分接近,在1939年他受到Gropius邀请来到哈弗教学从而影响某些学生对园林设计的历史传统提出质疑并进行批判性地探索。之前巴黎美术学院(Beaux Arts)的传统教学思想一直是园林设计系的权威。这种传统过于强调设计对艺术性的直觉感知如浪漫的、神秘的、忧郁的等从而体验到“美”。但是对于美,不存在明确的标准,因为不同的人对美有着不同的知觉。所以以艺术性评价园林设计是不可靠的。同时说明园林设计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学,也应被视为一门科学。一个好的园林设计往往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对场地所需功能的理解与对场地现状条件的熟悉,而这需要相当程度的科学分析甚至依赖十分严谨的科学依据比如生态学、行为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社会学等。只有基于严格科学标准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功能分析。
传统园林学界一直存在“规则式”与“自然式”的美学形式争论,直到包豪斯思想引发所谓的“哈弗革命”,这个争论方结束。因为包豪斯主张:功能是一切设计的出发点,而形式只是结果。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城市社会问题的增多,作为美国现代园林之父的奥姆斯特德的城市公园乡野式(rural)的设计美学也遭到质疑。随着纽约中央公园的萧条,《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作者简・雅各布说,“如果人们赋予公园功能价值,那么公园就获得成功;相反,如果公园没有功能价值,那么必将遭人冷落,或者说是彻底失败。”,甚至有人抨击当时权威的园林设计师,“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是否产生功能!”。70年代末基于对功能价值的重视,美国学者已开始从大众行为心理科学的新角度研究公园设计。这不仅体现了包豪斯符合时代的预见性,也体现了包豪斯的功能主义迎合了美国社会杜威式实用主义的大众意识。
2.2 社会化的民主特性由于工业化,现代主义运动必然带有民主色彩其历史意义在于把千年来为权贵服务的设计立场改变为为大众的设计。包豪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发展其社会主义立场是明确的,尤其在它发展最辉煌的德绍(Dessau)时期。Gropius来到哈弗之后发表的社会主义新思想对有着民主信仰的学生艾克博(Eckbo)有很大影响,促使艾克博在设计实践生涯的早期尝试为社会较低层次的大众市民进行一些大规模的园林设计。比如为加州河谷地区农场工人设计相互联系的50个社区,每个社区225~350个家庭,为低收入者提供一个安全、卫生、易于相互交往的环境。艾克博强调无论项目大小,每个园林设计都好比一个舞台,舞台上的演员就是人。这个比喻说明园林设计必须考虑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大众。因为树立人性关怀的民主理念,他创立的EDWA已成为今天影响全球最广泛的园林设计公司之一。
2.3 材料应用的重视Dessau的包豪斯其教学体系有着明确的工业化立场,基础课程强调理性的、科学的了解和掌握新材料与新技术,尤其建筑设计的剧烈变化完全来源于新材料和新建造技术的发现。包豪斯核心人物密斯、纳吉(Moholy Nagy)、Gropius把包豪斯的教育思想带到美国继续弘扬。受包豪斯精神影响,40年代唐纳德提出园林设计可使用的新材料如玻璃、耐风雨侵蚀的胶合板、彩色混凝土等。最著名的例子是50年代Eckbo设计的Alcoa住宅花园,尝试用各种颜色的合金铝材做园林构筑物。
但是,园林的材料革新只能部分地借鉴新工业材料或建筑材料,只在园林构筑物和地面铺装等硬质景观上。而软质材料如泥土和植物等则是园林的固有属性,难以改变。对于植物材料,早期的现代主义探索者提出:选择植物首要考虑的应是植物的“结构性”(structural)。这一观点显然来源于包豪斯建筑领域的空间语言,如整齐的树阵式构图可类比多柱式建筑大厅效果,绿篱可类比各种高矮、虚实变化的自由墙体。50年代丹・克雷(Dan Kiley)的米勒(Miller)花园北部最能体现这一点:由树干(柱子)承担结构作用而使绿篱(墙体)被解放,自由布置的绿篱塑造了连续流动的空间。这种包豪斯式的结构性比传统勒・诺特式的更加强烈。其次应考虑植物的“可塑性”(plastic),像考察工业材料的特性一样要重视单株植物的质感(如光滑或粗糙)、形体感(如纺锤型或球型)、色彩(如绿色也应被当作一种色彩而不仅被当作背景对待)等。这正是由于受包豪斯影响而对传统材料――植物重新审视。
2.4 新的形式语言虽然包豪斯倾向理性的功能主义,甚至密斯明确表达观点,认为把形式作为目的就是形式主义,他拒绝讨论“形式”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好的设计仍应将高度的功能价值与美学价值完美地结合,这是毋庸置疑的。
2.4.1 平面构图的新形式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展中古艾瑞克安“水与光之花园” 的展出及之后Noailles别墅花园的实施,通常被视为现代主义园林在突破传统形式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尽管他的设计没有以功能为目的的包豪斯准则,也没有脱离地平面上升到三维层面,只是吸纳了立体派和风格派的形式元素而关注场地平面构图的视觉效果;但是能够将所处时代绘画艺术领域的最新语言引入园林设计中,已是园林创作形式方面的真实进步。
包豪斯没有肤浅地从某些艺术流派中直接提取形式符号用在某个设计领域,而是吸纳各派不同见解的抽象艺术的精英人物到包豪斯内部讲学如表现派的康定斯基、风格派的杜斯伯格、构成派的纳吉等,从而组成包豪斯最有特色的研究平面、立体、色彩的构成规律的基础课程。通过这种前卫艺术的系统训练,使学生对形式美原则的认识和视觉敏感度都达到理性水平。在今天的园林设计初步课程教纲中引入“构成训练”的部分,正是包豪斯对现代园林设计教育的影响。
2.4.2 空间造型的新形式包豪斯对现代主义园林的另一重大影响来自现代主义建筑领域。由于密斯的巴塞罗那展馆成为现代主义空间的经典原型,Eckbo在Gropius的工作室里受到密斯空间结构的影响,并体现在他设计的Menlo Park住宅庭园(1940年)。设计的出发点来自场地原有果树形成的网格和建筑内部空间。庭园的中央比较空,这是他惯用的“占边把角让心”的手法,中心四烈的围合形成一系列互相咬合的不同形状与功能的矩形,引导人在场地中行走时体验“步移景异”的变化而不会感到一眼望尽的无趣。而Dan Kiley对密斯空间的运用比Eckbo晚15年,体现在Miller花园(很多人认为这是他第一个真正现代主义的设计)。
通过对比密斯展馆、Menlo Park住宅庭园、Miller花园的平面图(见图1~3),容易发现它们具有相同的形式要素:高度统一的室内外空间秩序、网格体系、自由流动的矩形功能区、非对称布局。其中网格作为一种帮助组织空间造型的辅助元素,在今天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推荐读物中仍予提倡,并尝试使用除矩形以外的多种形态的网格体系把建筑或场地的边界扩展到各种几何角度。
另外,对空间的重视还表现在强调建筑与园林是一整体的空间观念(往往建筑室内空间的秩序成为园林设计的出发点)。包豪斯的教学方法是反对只在平面上构想而强调动手制作模型方式以突出显示空间的第三维。
3新现代主义园林――简约派
20世纪60年代末现代主义的一分支――简约派十分活跃。它的特点是以尽量简化的形式表现更清晰的意境和更直观的感受,也称为极简主义(Minimum)。简约派建筑师的先驱首推包豪斯的支柱人物密斯,他的less is more的设计原则影响了很多建筑师如飞利浦・约翰逊、贝聿铭、安藤忠雄等,也影响了园林设计领域对简约风的探索如彼得・沃克。
密斯最早倾向简约派探索的作品是1924年设计的乡村砖别墅。布局紧凑的风车式发散的平面构图容易令人联想风格派早期杜斯伯格的一些平面构成作品。虽然这个方案没有机会实现,但至今仍被人仰慕并研究。而彼得・沃克的作品同样体现出与风格派画家的联系,如伯纳特公园(Burnett Park,1983)的平面构图和蒙德里安的《灰线构成》(海牙市立美术馆藏,1918)的相似;柏林索尼中心广场(Sony Center Berlin,2000)的布局和包豪斯的Nagy等构成派造型艺术家三维活动作品的关系。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第6篇
一般说来, 在人性究竟为善还是为恶这个问题上, 中国儒家文化主张性善论, 而西方文化则主张性恶论。
通过对儒家文化的性善论与西方文化的性恶论所作的粗略比较研究, 就其对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的理解和对社会目标求而言, 坚持中国儒家文化的性善论理念是更明智的选择, 无论是对人生观, 抑或价值观和人的世界观的形成, 都具有巨大的伦理导向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定义
1.1 关于善的定义。人们也许会争执说:何为善? 关于“善”的定义,历史上看,几千年来人们对此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没有定论。作为一种观念,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善观念,每一个群体有自己的善观念,每一个时代有自己的善观念,甚至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善观念。可见,善就其作为一个观念来说,只能就事论事,不能一概而论。一旦“生存即善”之中的善转化为一个善观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存就是五花八门的花花世界。一旦有人认为自己的善观念高于或优越于他人的善观念,从而对他人的善观念进行评价,这个世界就出现善恶观念的冲突,即:把一切不符合自己的善观念的其他“善观念”都判断为恶。
1.2 关于恶的定义。
1.2.1 人性本恶。
1.2.2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观点是黑格尔在他的辩证法哲学里首先明确表述出来并给以哲学论证的。但是应该指出, 就这个观点的其他社会意识表现而言, 在西方文化史上却是古已有之。当西方世界的强势民族在对其他弱小民族进行血腥的侵略征服和残酷掠夺时, 就一直在用类似“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论点为自己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以及战争和侵略辨护。
2 中国与西方关于人性的比较
2.1 中国。孟子性善论中“性”的意思：孟子这里所谈的性是指人性，他认为，所谓人性是指人生来具有的属性和资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
①人性天生（不变论）
②人性内在主观的
③人性是“故” 即具有人类行为的本源和根据的意义
④人与动物不同（人禽之辨）
⑤孟子所谓性善是指人内在拥有善的禀赋，是“可以为善”。他说的“性善”是指人性“可以为善的意思”，钱穆先生曾引用陈澧释孟子性善旨意曰:“孟子所谓性善者,谓人人之性皆有善,非谓人人之性皆纯乎善。”②因此,就其本意而言,孟子所谓性善,是指人人皆有善根,人人具有善的秉赋与可能,因而是“可以为善矣”,而现实形态的善即仁义礼智等,仍然有待于后天的道德实践功夫。因此,在孟子的性善论这一表面看来的实然判断中,包含着人性应当如何的应然判断。正如李存山先生指出过的:“人性是人生的起点,是天道与人道交接的枢纽;人性奠定了人将怎样生活或应该怎样生活的基础。
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论证和柏拉图的人性向善说法十分相近。我们知道,孟子和告子就人性问题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孟子?告子上》中,针对告子用“水流四方”的比喻来表达“人性可善可恶”的观点,孟子提出“犹水就下”的观察点:“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在孟子看来,人在生存中只有一个方向,即:向善(“无有不善”) 。
（对于孟子关于向善的批驳）对于孟子的这个观察点,我们可以作两个方向的推论。推论一:从向善的方向和结果来看,如果人的生存都向善,这个世界就不应该有坏人出现。孟子没有给出这个推论。显然,否定社会现象观察中有好人坏人之分是不可能的。推论二:就向善的内在力量或原因而言,因为人的生存都向善,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孟子给出了这个推论,这便是我们常常谈论的孟子性善论。
孟子并不是在讨论纯粹的理论问题。他面临的是“礼崩乐坏”的局面,希望找到走出这种在他看来是走向人类毁灭的局面。也就是说“, 坏人到处都是”乃是一个不幸事实,是一个需要改变的现实,而他的性善论就是要找到一条走出困境的途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倒是告子关于人性可善可恶的说法是一种解释性的说法,即想在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坏人。孟子并没有花多少精力来解释产生坏人的原因。在他看来,如果人们能够回归到自己的本性,他们就不会往恶的方向走,就不会成为坏人。比如,他提出“揠苗助长”这个比喻来说明人是如何违反自己的本性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危害的。进一步,如果顺从自己的本性就必然向善(犹水就下) ,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回归自己的本性。因此,孟子在这个问题上倾注了他的主要精力。
2.2 国外。
2.2.1 柏拉图。柏拉图在《米诺篇》借苏格拉底之口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人皆求善。”
柏拉图并没有因此得出结论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他关心的问题是生存选择背后的善观念。在他看来,人的生存问题的关键点是如何拥有真正的善观念。只要解决了善观念问题,人在生存中所作的选择就能够满足生存对善的追求。这里,柏拉图对人的生存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生存向善善观念选择善。生存的起点在于“生存向善”。为什么人的生存向善? 因为人不可能选择恶(破坏生存,反生存) 。在这个图示中“, 生存向善”中的“善”(称为“始善”)先于“善观念”而存在,因而不能通过“善观念”来定义始善。否则,所谓“真正的善观念”和“善恶颠倒的善观念”之间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了。逻辑上,一种善观念,如果它能够规定生存向善中的“始善”,那么,它就能够完全满足人的向善追求。这样一来,由于每一个人的判断选择都是在一种善观念中进行的,因此,没有人可能作恶,然而,这无法解释现实中的各种恶现象。也就是说,“始善”不是由“善观念”来规定的。那么,“始善”由什么来规定?“始善”只能由生存自己来规定:生存即善。
2.2.2 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和原罪论的由来。《圣经》上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了蛇的怂恿,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犯了罪,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罗马帝国教父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A・Augustins ,354 ―430 年) 据此提出了“原罪性恶论”。他认为,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造成人的本性的堕落,他们的子孙天生就有罪。他说:“我们一定不要幻想在我们自身没有恶习,因为如使徒所说的:‘肉体之所欲,反抗心灵’?我们在现世里无论如何不能够达到至善的。”[1](P356―357) 他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只有服从教会,通过教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英国神学家裴拉鸠斯( Pe2lagius ,约360 ―约420 年) 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亚当犯罪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并不影响别人,因此每个人生来都具有亚当未犯罪时所具有的本能。人的天性既无邪恶,也无善端,善恶是人的自身行为造成的。国古代与西方原罪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原罪论的基本观点。一般来说,原罪论的提法始见于奥古斯丁的著作。奥古斯丁认为,人从出生之日起就生活在罪中,因而人拥有原罪。原罪始于人的败坏本性。从败坏本性出发,人只能做恶。在原罪中,人自以为是,坚持己见,拒绝更新。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都把奥古斯丁奉为理论权威,他的思想统治西方长达几世纪之久。
奥古斯丁区别了原罪和自罪;他认为:贪婪、和欲望都是原罪,而原罪又是自罪的根源。”[1](P480) 他认为,人人之所以都有原罪,是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就是有罪的,人生下来就有情感、欲望,这些都是邪恶的,反抗上帝的。
以荀子的观点为代表的中国性恶论和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的观点为代表的西方性恶论,有两点是相同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一,它们都把人的欲望说成人的本性, 从人的欲望和需要出发来探索人的本性,较之于它们以前的人性观点是一种进步。人类生来就具有欲望要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求,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
原罪论认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如果没有神的拯救就必然死在罪中,因此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摆脱败坏本性,从而也就不可能依靠自己过一种向善的生活。性善论则认为,人的本性出自命,禀赋为善,因而虽然当下生活在一种恶的生活中,只要人反求诸己,发扬并遵循与生俱来的天性,就能一步一步地走出罪恶,最后过上一种天人合一的善的生活。
这两种关于人的生存的说法指称着人的两种生存意识,即原罪意识和本善意识。本善意识是一种人的生存的原始意识;但是,如果缺乏原罪意识,本善意识必然受制并窒息于自己的某种善恶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基督教引入原罪意识,从而在基督徒的生存和原始的本善意识之间构成一种生存张力。
中西性恶论的不同：
其一,两种理论的出发点不同,提出的改造人性的方法也不同。中国的性恶论尽管产生较早,但它是从充满了欲望的肉体的人出发来阐述人性的,看到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和改造作用,主张用社会道德来改造人性,用法律限制人的恶行,并且没有导致禁欲主义。西方的性恶论尽管产生较晚,但却是从对《圣经》的解释出发来阐述人性的,主张用来改造人性和限制人的恶行,并且导致了禁欲主义。二者相比,中国的性恶论从理论上更为深入、扎实。
其二,在两种理论中,人的地位是不同的。在荀子的性恶论中,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虽然他认为所有的人的本性都是恶的,但又强调圣人与普通人不同,可以“化性起伪”而为善,并且可以制礼义法度,特别是在他讲到掌握“明分使群”的君主时,不但不讲君主的性恶,不讲对君主的权力加以制约和限制,反而极力抬高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提出为了维护君主的威严,应当使君主在吃、穿、住、用等方面得到特殊的享受。在荀子那里,君主的欲望不仅不是恶,倒成了使社会存在下去所必需的。这是与当时中国特殊的封建社会背景紧密相连的。在西方的性恶论中,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基督教认为,在上帝面前,所有的灵魂都是平等的。西方性恶论贯彻了这一思想,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始祖的原罪使所有的人都有原罪,所有的人的本性都是邪恶的。虽然奥古斯丁把教皇、神父等神职人员神化,使他们与普通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但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完全取消了教会的权威,把神职人员置于与普通人同等的地位。在这点上,西方性恶论。比中国性恶论在理论上更彻底。
性恶论的现实教育意义：
对于荀子的评价，荀子的性恶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受到冷落和否定。
我个人对与荀子性恶论的评价：性恶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有着极大片面性的错误理论。
其片面性之一是：只看到了人的低级生理需要，而没有看到人的高级精神需要。
其片面性之二是： 把人的欲望本身说成是邪恶的。人生而有欲望要求，这些欲望要求是天然合理的。它们根本不是什么恶，而是人类生存发展下去的最根本的最原始的动力。
中国儒家的性善论与西方性恶论的比较：论本身所展现的社会文化作用。
通过上述思考, 可以发现中国儒家与西方文化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以及为人处世的态度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又反过来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并进而塑造了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不同的社会面貌。不过, 总地说来, 中国儒家的性善论较之西方文化的性恶论要来得合理、正确得多。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第7篇
电影数字技术是一个革命性的因而也是一种挑战性的因素，最大的挑战就是对于我们的电影观念和电影概念的挑战，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提到但却并不准备实行的电影的重新定义问题。麦茨在1973年就提出，“我把电影和电视这两样东西看作一种语言;如果非要把它们当作两种不同的语言来对待，那么，人们势必把用机械方法获取影像这一特点分为摄影影像和电子扫描影像”，他的“电影———电视”的定义是:用机械方法获取的多元的活动影像。①不同的语言相互之间存在着超出常识所能想像的非常复杂的逻辑关系，它们之间往往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排他性关系，而常常是包容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包含了电视②。美国学者莫纳科也提出:“到了1980年，情况已经变得很清楚，我们所谓的电影，与我们所熟悉的录像和电视，不再可能截然分开了。时至今日应当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能够包括影片和录像带的新词汇。”③
在这里，我们要郑重提出电影的全新定义:电影是以镜头形式呈现的，可以配有声音效果，并具有画面性质和深度感(或立体感)的活动影像;是一种专门纪录或制作表面现象(现实表象和意识表象)的异质综合性媒介，即以纪录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片段为起点和基础，传递信息，制造效果的媒介。这是一种具有纪录与合成双重属性的媒介。我们知道，电影和电视的拍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光－化学成像方式，一种是光－电子成像方式，在电子成像方式中又可分为两种:光－模拟成像方式与光－数字成像方式。光－电子－数字成像方式已成涵盖光－化学成像方式和光－电子－模拟成像方式之势，并终将取而代之，这一点虽然已经没有怀疑者了，但是毕竟还要有一个过程。总之，广义的电影是一种双频媒介(videoandaudio)。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媒介系统。在我们看来，这个定义里面还包含了要求电影进行重新命名的问题。重新定义和重新命名的必然结果是，电影学研究必须大大地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
这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电影的新概念与新版图。电影的新概念，必须是电影的本体论概念，正是电影的本体论概念才能产生电影的全新版图、全新新疆域和全新视野。很显然，这是一种广义的电影观，这种电影观要求我们冲破现有的看起来相当坚固的不同的行政区隔(如广电与邮电等不同的管理机构)、媒介区隔(电影、电视、网络与手机)和空间(资源存放在不同的地域)区隔。这种区隔是遮蔽我们的观察眼光、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的极其顽固的壁垒，但是，这种区隔将被打破的趋势看来已毫无疑问。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广义的电影观，肯定会使很多人感到不快和不便，但是，我们相信，这只是暂时性的。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媒介的历史，人类使用语言有几万年的历史，使用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使用电影才有100多年，使用数字技术只有几十年。电影的发展有足够多的发展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轰然崩塌的只是百余年来建立起来的一个辉煌帝国的华丽外壳，而我们随后所拥有的却会是有更长久生命历程的、渗透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与我们形影不离、血肉相连、兼容并包的一个庞大帝国。这个庞大帝国，将要开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我们甚至愿意把它称之为人类的第二文明。
从广义的电影概念出发，我们可以说，电影技术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电影、电视和计算机。影院电影(开始于1895年12月28日，巴黎)是影像与声音技术的初级阶段;电视(开始于1936年11月2日，伦敦)是影像与声音技术的中级阶段;计算机互联网(开始于1991年，美国)则是影像与声音技术的高级阶段。很清楚，在这三种方式和渠道中传输的影像与声音信息的质量是不同的，但是，影像和声音的本体则是相同的。正是在这一发展中，显示出了电影本体论的四个里程碑，即蒙太奇(Montage)、长镜头(LongTake)、意识流镜头(ConsciousStreamShot)和合成镜头(CompositeShot)。当下，正是电影合成镜头大行其道的阶段，这一点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美国影片《阿凡达》(2010年)和《美国队长》(2011年)等影片都是杰出的例证。接下来，我们还能看到，电影文化已经有和将要有的三大进程，即电影的艺术化进程、语言化进程和“全思化”进程。电影的艺术化进程已经完成。电影的语言化进程正在进行之中。我们看到，语言化进程包含了三个阶段，即命名阶段(1910年)、考察阶段(1964年)和开始阶段(1995年)。完成这一进程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形成电影的组织化的单元库，即数字技术条件下的电影多层分节及反复使用。实现这一点有赖于相关软件的进一步开发。我们可以期待的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能开发出一种软件或一套软件，能够把一部已经拍好的影片的人物形象、动作轨迹、背景内容、景别样式、运动模式、影调光线等分离出来，分门别类编入数据库，以便在日后不断地提取和使用。实际上，今天流行的视频编辑软件已经部分地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模板”，例如苹果公司开发的iMovie软件，就已经把片头、片花、特效等“样式”做了预置，以供批量使用。第二，电影作品及电影单元的随身携带、即时提取，这有赖于正在兴起“云计算”及视频信息的网络搜索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第三，电影单元可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对多，多对多的自由的交互传递的技术。这些条件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人们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或痴人说梦。但是在今天，任何不拒绝感受鲜活时代的人，都能听见它坚定不移地走进我们生活的清晰的足音。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的形态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发展就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奇怪了。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的就有七大形态，即，故事片(Feature)、资料片(Documentary)、节目片(Program)、广告片(Advertisement)、论述片(Dis-course)、抒情片(Lyrical)和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④。总之，电影学和电影美学都需要进行新的拓展和表述，电影史也需要重新书写和改写，这应当被视为电影史及电影学术史的重大里程碑事件。这里我们可以用已经有或可能有的五本具有标志性的著作标明电影史及电影学术史的分期，它们是《电影是什么?》(1958年，巴赞)、《电影作为艺术》(1932年，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语言》，(1968年，麦茨)、《电影作为电影》，(1993年，帕金斯)、《电影作为文化》(应有的)。“电影是什么”应当被视为巴赞这位伟大的电影批评家对于电影的“天问”，而接下来已有或应当有的著作则代表了时代的回答。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电影的概念才会不断更新;它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电影将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利器，书写出人类文明的最新篇章。我们之所以把以电影为标志的文明称之为第二文明(即麦克卢汉所说的电子文明)，是为了区别于以往的第一文明(印刷文明)。这一区分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在这一进程中有所作为才有可能实现。这一进程给中国文化产业(当然包括电影产业)留下了无限的商机，同时，还给中国的学者和学子们的学术创造性留下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契机。1967年，德里达发表了他的《文字学》一书，这本震惊世界的著作既是一部战书，又是一种预言，尖锐批判了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语音中心主义(其实就是语言中心主义)，高扬文字的伟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德里达的文字概念包含了电影。他将文字视为颠覆西方逻各斯传统的利器，并且第一次把电影视为未来崭新“文字”的重要形式。作为广义文字的一个分支，电影这种特殊的意指媒介，将成为未来人类普遍意指实践最理想的方式⑤。尽管如此，德里达仍然似乎有点胆怯地预言:“未来已经在望，但是无法预知。展望未来，危险重重。”可以肯定地说，2012年的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电影已经成为一种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信息储存载体。电影以其纪录性的声画媒介大容量地、完整地纪录信息。电影的纪录性在诞生之日就受到空前的重视，如果说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笨拙地封存了古老人类的生活经验的话，互联网时代的海量视频则记录着从世界图景到个体生活的详细境况。电影的纪录和呈现功能使其成为语言文字之后并不排斥语言文字而是将其包含于其中的最先进、最高效、最完整的媒介手段。电影数字对于语言文字涵盖而不拒绝，协同而不压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电影数字可能压抑语言文字的担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如果说语言与文字使得可见的和可想的以抽象符号形式完成了信息的传输，那么，电影与数字则使得可见的和可想的，以见和想的形式交互传输。我们还要期待的则是，电影将要迈出的是跨过其电影仓颉造字时代的决定性一步。电影不同于语言和文字，其纪录性(相对于文字的指示性)和模拟性(相对于文字的离散性)决定了它不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它具有多向度、立体化和完整性的特点。这一特点的重大意义，几乎还没有显示出来。但就在前不久，美国斯坦福大学电脑科学系博士吴义仁与几名创制出“光场摄影”技术，2011年10月20日Lytro公司把这一技术市场化，推出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光场相机产品。与普通相机通过透镜把三维空间的景象转化并纪录在二维平面上不同，光场技术追踪不同光束在不同距离的物体上的落点(反射点)，从而形成一个包含海量立体空间信息的数据库，数据库文件可以顺利地转化为二维的图片，也还可以用先进的虚拟程序构造和还原立体的形象空间。这种图片摄影术在未来演变为活动摄影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类似技术在“求真”和“求全”的维度上进一步强化了影像的纪录和呈现优势，对于人类历史的完整保存和人类经验的重构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这种技术宛若一种空间、情境和事件的真正的现象学还原，这种现象学还原意义非凡。庄子说，目击道存。这意味着，“道”不依赖于语言，而只能通过直观的“观照”而获得，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嘴巴(语言)肯定是不够用、也不可靠的，故“道”只能被“目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有了电影。眼睛看到的，就能被捕捉下来，即使当时不能捕捉，事后还可以通过电影数字技术呈现出来，并且方便地传递出去，相比古代，现在借助电影可以“目击道传”了。这个问题正在解决中，还没有完全解决，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电影在纪录与传播方面所具有的这种直观性、完整性，是其区别于之前任何语言的特质，这一特质是伟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影的革命性意义还在于，电影开启的是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完整思维方式，我们愿意称之为电影的“全思化”进程，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进程还没有正式开始。电影还可以采取意识流的方式，更深入地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与语言文字携手，将所想所思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既涵盖又超越了与语言文字的全新表示方式，第一次用既深邃又直观的方式实现了人类“思的完整性”。罗兰•巴特曾为摄影术而着迷，在他看来，摄影是对抗对遗忘和还原经验的有力工具，一张照片所凝结和召唤出的情感和思绪，胜过千言万语⑥，电影就更是如此了。
当然，对电影媒介的强调绝不意味着忽视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人类的记忆采用语言和图像两种方式交互进行，语言在记忆中的重要性不必赘言，哪怕是写一张便条或便签，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在日常生活中，以图像形式组织起来的记忆场景尤为关键，如果说场景承载了全息化的记忆内容，那么语言就是这些内容得以有效组织的目录或程序，没有语言，场景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图像集合。精神分析的研究表明，儿童在3－4岁以前，对于如何获得一种信息，以及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习得一种行为能力，普遍缺少记忆，原因就在于语言尚且没有完全介入大脑功能，记忆中的相关场景画面无法被组织被提取。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预言:“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根据麦克卢汉关于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的论述，同时也根据潘拉姆对于麦克卢汉的思想的归纳总结，可以提出以下关于人类使用的媒介与人类文明的图式:我们通常把今天的时代称之为文明时代。但是，有人从伦理谴责和道德义愤的角度提出，今天的文明社会，实质上仍是一种“半文明社会”⑦，今天的文明时代，也仍是一种“半文明时代”。我们并不准备采取这种立场，但是我们却非常喜欢这一表述。而电影定将成为未来完整意义上文明时代的开启者和见证者。电影不可遏制地拓展了人类感知和表达的能力，这往往是乐观派激动、震惊的缘由。而焦虑派则不断地抨击着与电影乃至视觉相关的种种异化、危险、堕落，甚至以各种方式强力呼吁对于书本与阅读的回归;实际上，电影作为视觉时代最典型的标志，已经预示了“半文明时代”中蒙昧因素的逐渐死亡。我们相信，人类的智慧一定能够合理地处理四大媒介之间的比例与比重关系。所有焦虑和质疑之论在新的电影观念的前面显得那么的矫揉造作。
电影对人类文明的革命性意义还不止于此。当画家能把人物画得像照片一样的时候，仿真度能够达到百分百的可以乱真的电影数字人物形象就离我们不远了。或许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即电视播音员将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与此相关的是，教育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也就是说，当电影成为教育不可或缺的手段的时候，估量电影对于人类文明推进的意义，甚至还为时过早。20世纪80年代以来，终身教育和个性教育已成为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的主导性趋势和走向。终身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国际性教育思想，它动摇了传统教育大厦赖以存在的基石，被誉为“可以与哥白尼日心说带来的革命相媲美，是教育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另外，教育的发展有可能真正使个性教育变成现实，古代教育个别化的教学形式将重返学校，并将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显示其前所未有的效力，而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度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有一条了不起的学位课程规定:本科生可以自行设计学位课程，专业方向不限，只要满足基础科技学分要求。执掌着《纽约时报》与全美公共电台字谜节目的威尔•肖茨在这里取得了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谜语学”(Enigmatology)学位。
在未来，这样的现象将成为理所当然。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被套进同样的标准。学生将可以按照教学要求自定学习进度计划，学校的教学实践也无需再被分成以班级为单位整齐划一进行的课程表，以往过时的教学方法就再也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了。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将彻底改变口耳相传的传统方式。仰赖电影数字技术，多维空间形象，诸如生命演化、基因排列、宇宙爆炸、原子裂变等物理、化学过程，都可以直接模拟演示和实验。同时，教师将从单纯的传授知识的工作中摆脱出来，仅仅作为知识较多者，是答疑的责任者的角色，与学生共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信息浪潮，共同分享着见仁见智的观点意见，这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致力于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使命:以智慧培养智慧。各国的教育制度将朝着有利于交流沟通的方向发展，比如学历、学位、学分的互认。总之，我们关于教育的概念，长期以来建立的与教育联系的对象，如学校、教师、图书馆、课堂、教材、考试、作业升学制度等都可能变化成与现在大相径庭的形式，甚至不复存在。人类教育模式的调整和转变已经在进行之中。这些变化既是生产力发展、政治力量变化、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的社会理想、教育理想更新的结果。终身教育、个性教育就是这一理想最典型的内容。从根本上说，这种理想要求教育能够从“固定的人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学习固定内容”向“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任何内容”彻底转变。这一转变，内在地要求作为教育手段的电影必需及时介入教育之中，电影是未来“理想教育”的必需品。
1923年提出了“中国要有世界一流的电影教育的”的想法。爱因斯坦写给纽约罗里奇博物馆的信中说道:“电影，作为一种对人类精神幼年时期的教育方法，是无与伦比的。因为电影可以使思想剧情化，这就比用任何其他的方法更容易为儿童所接受和理解。”鲁迅也说过:“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上的革命都深深地影响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技术体系阶段、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技术体系阶段和当代方兴未艾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体系阶段。教育技术也相应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信息教育技术阶段初兴之时。教育信息技术阶段以计算机、多媒体和通信网络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在教育中的大量应用为特征。教育技术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累积性，每一个教育技术新时代的来临都有从某一特定技术的产生到它成为主导技术之前的一段萌芽期，但其基本趋势是使得教育教学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人类有几千年的历史，计算机从产生到现在只不过50多年，而网络的迅速发展也不过10多年的时间。但是，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技革命的基础和核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前，世界各国都把信息技术教育应用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此纷纷出台教育技术发展规划、“教育革命运动”。而我们知道，视听媒介是信息技术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目前，现代信息社会正全面完成信息的视听化过程，教育技术也同样将从整体上完成视听化的变革。
现在，几乎全世界所有的电影学院都会采取这样一种授课手段: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除了使用自然语言、文字书写、表格图片之外，还要使用影视作品，即不时地在书写中间插入某些事先准备好的影视片段(即多媒体教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内的电影教学还做不到这一点，现在，不这样做，几乎是不能允许的。电影作为教育手段，在历史上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认识，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必须建立在“电影”和“教育”两方面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的。从电影的发展来讲，能够作为教育手段，必须做到普及、便利、以凸显其优越性，这需要技术的强大支撑。
如今，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影艺术业已成为人类文化的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更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和巨大的发展可能。从教育的发展来看，电影作为教育手段，则特别体现在教育观念和电影观念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更新上:即，教育从以效率为重的阶段转变到以人性化为重的阶段。而电影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能够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变的需要。无论从电影媒介水平所提供的发展可能性来看，还是从电影教育对于人类社会需求的适应性方面来看，这种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并且已经在进行之中。这一点或许在教育技术的发展方面能够看得更加清楚。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说，课堂教学模式正在遭受挑战，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读图一代学生的成长，文化正经历着由读写向视听的转变。多媒体将来可能取代教师的大部分工作，多媒体甚至是交互式的文件日后甚至可能成为课本教材，这些转变预示着信息的处理和交互性构建方式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已经在电影专业的教学中成为事实。电影专业教育特有的、相对机动的教学方式有利于改变古老陈旧的授课方式。在电影专业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电影本身及其教学的双重特殊要求，以往的影片(胶片)观摩(分析)、录像(磁带、影碟)观摩(分析)、现场拍摄观摩(演示)等重要的教学方式，甚至面授方式，越来越多地结合了电影手段，课程内容发生了交叉和整合，消除了各种媒介系统间的界限。电影专业教育由于媒介的发展，在培养目标上、规模层次、学科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也已经被迫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培养交叉型、复合型的媒介人才(而不是古典意义上的艺术家)，成为未来教育的最终目标。这一切不仅有利于更为有效合理地配置资源，更有利于提高教育模式的灵活度、选择性和人性化程度。
上述电影专业的教育模式为一般教育教学模式提供着巨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课堂教育的图像化、视听化，无疑更符合人类理想的教学方式;以电影观摩取代部分课堂教学，在此基础上将教师的角色转变为答疑解惑、个性化指导和人格化培养，无疑可使教学交流更具针对性。在此基础上，课程安排、专业设置等其它环节将向着更具选择性、人性化的形式转变，从而提升教育教学的发展水平。电影化的教育将成为一般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普遍模式，在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积累与传播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课堂教学的电影化趋势看似平常，却可能引发整个教育机制的系统性巨变。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对未来这一巨变进行全面预测，但大致的趋势则是可以预料的。
首先就是课堂教学的电影化、统一化、权威化。目前，从小学到高中的主要课程系统都配有教纲、教材、教参和教辅等必需环节。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情况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对于标准化较强的学科，例如英语、政治等，任课教师要么照本宣科地贯穿教学大纲，教授教材，这导致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很难得到解放;要么发挥个人知识专长或表演的魅力，把课堂变成个性演讲的精彩舞台，此时，教材除了用作阅读参考，剩下用处只是充当考纲;而另一方面，在一些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中，普遍缺少高质量的、统一的教材，虽然教育职能部门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完善专业教材体系的建设，但这一步伐远远落后于知识本身的更新速度，落后于交叉型新兴学科自身的发展需要，在这种局面下，教师往往自行组织课堂教学，教学质量的稳定性无法得到全面保障。
我们需要的是科学、高效、精彩的课堂，把这种成功的课堂纪录保留且进行标准化的传播、普及和推广，既可以提高授课质量，又节省教育成本，这一优势在一些基础性的课程中体现得尤为清晰。在互联网领域，有识之士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以最近火爆的公开课为例，耶鲁大学的《现代诗歌》、《心理学导论》、《金融市场》、《博弈论》、《微生物研究》、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量子医学》、《癌症综合研究》、牛津大学的《哲学概论》、《政治哲学导论》、《批判性推理入门》，麻省理工学院的《震动与波》、《显性代数》、《经典力学》等一批优秀课堂已经在互联网上取得了超过9位数的观看量。国内一项针对网络公开课的调查显示，52．1%的人表示有听网络公开课的经历，71．3%的人认为国内高校推出网络公开课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而超过七成以上的职场人使用过网络公开课⑧。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孙萍教授指出:“一些老师觉得过去自己在课堂上讲得很好，通过视频一看，自己的仪表、内容设计、教案设计有差距。
另外，传统教学是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即使有了后来的PPT，但也造就了不少懒散教师。”而学生也坦言:“看视频公开课非常吸引人。而反观教学课堂和教材，内容太少太浅，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在选修环节，“即使是我们喜欢的选修课也达不到学习的初衷，选了也不想听;想听名师的课但由于选课同学多而选不上，何谈我们是学习的主体?”⑨其次，电影化的教育会促成教育信息与传播产业的发展。公开课实际上就是课堂教学视频，即我们上文提及的广义电影的一种形式。《记录，中国公开课建设目前的最好方法》一文敏锐地指出:“用记录的方式来建设公开课，只能是缓兵之计，除了记录而外，各方还应加大力度去提升自我和学习网络公开课建设的技巧，让国内公开课的建设顺利从记录转型到制作上。”⑩制作意味着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其中蕴含的教育信息与传播产业的发展潜力不容小觑。苹果公司通过iTunes终端软件内置了iTunesU功能，使用共享的iTunes资源库收集世界著名大学公开课和演讲的视频，可在任何安装了这一终端的个人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上使用，虽然目前这一模块是暂时免费的，但iTunes终端整体的盈利模式已经为苹果带来了超过百亿美元的收益;而未来，iTunesU功能还将被整合拓展到电视等其它媒体终端。我们还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传统教育的知识传播已经开始融入一般性的信息传播范围，教育信息将成为传媒领域继社会新闻和大众娱乐之后的另一项核心内容，教育将因媒介而改变。
最后，电影化的教育将引发教师职能与身份的全面转变。罗兰•巴特曾说，写作是勾引，讲课是表演。在他看来，教师就像一个话剧演员一样，讲课的内容就像台词一样，要事先准备好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教师的话剧演员身份并不具有永久性。为网络课程拍摄的视听录像，作为网络课程的主体内容，在目前的大多数情况下，仍由教师主讲，但在录像的现场常常没有学生听众;话剧演出是在场性的，需要演员与观众的共谋和互动，而电影演员(身份)对观看而言则是一种“缺席的在场”瑏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身份将发生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转变———“话剧演员”到“电影演员”的身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