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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国面临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亟须搭建适应国际规则变化的新平台。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进入加速调整期,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区域性经贸一体化日趋明显,全球金融、贸易、投资治理结构出现大调整。由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快速推进,同时传统的WTO体系局限性日益突显。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重构中,中国须尽快抉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就是一个对接窗口,中国通过推进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来适应国际规则的变化,有助于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二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亟须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改革。目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旧的思想观念阻力尚未完全突破,新的思维定势开始形成,既得权力和利益也有形成固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依托自贸区建设所掀起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浪潮必将加强我国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外促内,内外互动的突围能力,推动改革发展。
三是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受到挑战,亟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长期以来,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等在制造业方面获得快速发展,但在服务业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目前中国周边国家,如孟加拉、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优势进一步显现,并且中国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严重。未来中国必须改变现有发展模式,摆脱对于低端制造业的依赖,在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环节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基于这种背景,上海自贸区承载着中国服务业崛起的重要职责,承载拓展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使命。
四是上海创新转型进入攻坚期,需要有新的增长动力,以确保上海快速可持续增长。首先,上海在以往几十年的工业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近年来服务业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未来需要提升服务业发展的质量与能级。其次,随着上海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资源正受到严重的压力,根据中央精神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最后,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全国各地纷纷提出申请成立自贸区,加剧了上海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竞争。所以,上海自贸区是上海服务业扩张及质量提升的重要驱动力,是深化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上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二、上海自贸区制度框架及建设特征
1、上海自贸区建设制度框架设计
总体目标。经过两至三年的改革试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努力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着力培育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力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我国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更好地为全国服务。
五大领域改革任务。紧紧围绕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要求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任务,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方式,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具体说来,五大领域的改革任务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以及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
2、上海自贸区建设五大特征
(1)聚焦制度创新,而非政策优惠
自贸试验区不限于保税区的一般做法。1990年以来,我国的保税区主要以特殊政策为特点,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的减免以及外汇、监管、投资政策的便利等;2009年以来,上海综合保税区以功能创新为重点,着力推进经济功能和商业模式创新突破,满足跨国公司国际化运作需求,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贸易便利化环境。而此次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秉承“可复制、可推广”原则,通过带动投资、金融、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而税收优惠已被明确不是自贸区的改革重点,力度将低于预期。
(2)关注服务贸易,而非传统货物贸易
自贸试验区不同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试验区积极借鉴欧美自由贸易园区的经验和做法,在提升对外贸易、航运服务、便利化环境等传统自由贸易园区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服务贸易、金融领域的扩大开放,为自由贸易园区增加了新的内涵和发展空间。
(3)注重倒逼改革,而非完全自由特区
自贸试验区不同于新加坡等自由港模式。新加坡发展的特色是自由港政策和制度,包括贸易自由、融资汇兑自由、航运自由等,通过开放、高效、低税负形成自由港的国际竞争力。自贸试验区借鉴了国际通行做法,但主要目的还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为全国的改革开放积累经验。
(4)追求复制推广,而非止于自身发展
自贸试验区不止于自身的建设发展。自贸区的名称就表明这是一个国家试验区,建设目标是成为我国推动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寻求能够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建设,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
据介绍,在“南高中繁北产业”发展战略的引导下,闸北南部地区以苏河湾为龙头,3.19平方公里内一大批高品质楼宇先后落成;中部地区以大宁国际商业中心为地标,拥有100余万平方米的商务商业楼宇;北部区域以市北高新园区为引擎,集聚了一批软件信息服务业、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企业。闸北以“三个经济、五大产业”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涉外经济、楼宇经济,聚焦金融服务业(非银行类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人力资源、检测认证、律师、会计等)、软件信息服务业、高端商贸业、现代物流业,在推动区域经济创新驱动、深度转型的同时,打造闸北经济发展的特色品牌。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闸北全区已有上海市政府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2家,具有总部特征的企业50家;2013年全区外税比重已超38%;拥有亿元楼宇21幢,其中还有1幢月亿楼。此外,闸北独特的“1+5”功能平台,即上海唯一的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全国唯一的国家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上海云计算产业基地、上海张江高新闸北园、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业标准化示范试点区、上海国际贸易标准化试点区,既是闸北区域经济转型的强大基石,也是落户闸北企业有力的后盾。
在苏河湾的上海总商会旧址旁,民营企业家们一同回顾了苏州河沿岸曾经的繁荣繁华。一张张旧照片仿佛把记忆带回上世纪初,工作人员将中国民族工业先驱和老工商业者为民族复兴而发愤图强的故事娓娓道来,激起了企业家们追逐“中国梦”的新激情。
高端商业、商务楼宇、五星级酒店、大型绿地……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苏河湾地区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触手可及的美好蓝图。根据上海市沿江沿河发展战略,在传承百年文化积淀的基础上,闸北提出了打造“财富苏河”的目标,将把苏河湾地区建设成为上海核心CBD的拓展区域、金融中心的助力支点、国际都会的人才中枢、苏河文化的魅力舞台。
关键词:中心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5-0153-03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集中反映了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本质特征(周振华,2001)。从城市的定义来看,为城市以外地区生产和服务的经济活动被称为“基本职能”或“基本活动”,而为城市本身提供货物和服务的经济活动被称为“非基本职能”或“非基本活动”。可见,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经济资源及其配置活动的集聚与扩散效应。
针对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定义,旅游服务主要为城市以外地区,而不是为本城市区域提供旅游服务的功能,旅游业能很好地体现一个城市的对外辐射能力。旅游业是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游览服务的行业。狭义的旅游业,在中国主要指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车船公司以及专门从事旅游商品买卖的旅游商业等行业。广义的旅游业,除专门从事旅游业务的部门以外,还包括与旅游相关的各行各业。为了研究中国主要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我们根据国家旅游局(省略ta.省略)的2009年主要城市接待人数进行排名。根据排名情况,我们选取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和旅游业发达的苏州、杭州、南京、深圳等共九个城市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而珠海、桂林、南京、大连等城市则作为一般指标的参考。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国际上几乎没有针对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专门研究文献,但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城市功能的研究成果则极为丰富,其中不乏附带提及或引申出来有关服务功能的问题。1933年的《雅典》指出现代城市应该解决好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及其功能分区的概念。又如世界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世界城市》一书中关于国际中心城市功能特征的论述,其中涉及到城市的一些重要服务功能。美国学者芒福德(Lewis Munford)在《世界城市史》中关于城市具有容器、磁体与文化三种重要功能的论述。
在国内,上海学者周振华(2001)开拓性论述了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内涵、基本属性及其度量标准。除此之外,其他学者主要是从中心城市功能研究的角度顺带论及服务功能的问题。上海学者蔡来兴(2004)将中心城市的基本功能划分为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创新五大功能;倪鹏飞(2001,2004)将中心城市功能划分为十大类别,其中除综合经济和加工制造功能外,其余均为以服务业为依托的服务功能。综上可见,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大多停留在对中心城市功能研究的层面上,而对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专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国内外关于旅游服务业的发展研究已非常深入,但对与之紧密相关的服务功能及其形成机制、实现方式的研究还比较有限。
二、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内涵与特征
(一)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内涵
旅游服务功能,主要指一个城市所具有的为本辐射区域各类经济活动和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全面、高效、便捷服务能力的总和。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强弱,不仅仅指城市服务业或城市第三产业的强弱,而主要指城市对其自身以外区域的聚集和辐射程度的强弱。因此,城市旅游服务功能不仅限于城市服务业或者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
(二)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特征
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具有以下特性:
1.对外服务性――旅游服务功能主要体现为城市的基本经济活动,即主要为城市以外地区,而不是为本城市区域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2.空间集聚性――旅游服务功能大多通过关联产业和机构在特定载体或区域的空间集聚来体现,如旅游景点、旅游交通等。
3.辐射带动性――旅游服务功能与旅游业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更注重通过产业、要素、设施、制度的优化组合、有机互动而形成强大功能,这种功能能够与周边区域形成功能互补,形成良好的耦合,以高端的能量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
三、 城市旅游服务功能评估的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构建的原则
为了更为精确地度量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强弱程度,我们遵循以下几方面原则来构建其指标体系。(1)科学性。衡量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指标体系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指标概念要明确,统计方法要规范,能够比较客观和真实地反映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强弱程度,并能较为精确地加以度量。(2)可行性。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应简洁明了,易于量化。并且,指标数据要易于获得和便于更新,且具有可对比性。(3)系统性。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指标体系要全面系统地反映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发展状况,且层次清晰。各指标之间既相互区别又互有联系,层层深入形成一个综合评价系统。(4)动态性。功能的发育成熟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评价标准也应该是一个相对地发展的概念。因此,选择的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反映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
(二)城市旅游服务功能评估指标体系设计
为了有效地衡量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在不同时期发展的情况,结合国内外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我们采用德尔菲法,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服务规模、服务结构和服务辐射力三大类指标,并进一步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进行了细分,最终形成目标层(A层)、准则层(B层)和基础指标层(C层)的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强弱的指标体系(详见下页表)。
1.旅游服务规模指标。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能力的强弱,首先在其“量”上应当达到较大的规模。旅游业总收入和接待国内游客人次是反映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强弱的主要指标,国内旅游收入可以作为旅游业总收入的替代指标;此外星级宾馆酒店数和旅游景点数大体能反映城市旅游基础设施的规模。
2.旅游服务结构指标。旅游城市与旅游业不占城市主导产业的城市相比,旅游城市服务水平和服务的档次结构明显高于后者,本文用旅游业总收入占城市GDP百分比来衡量服务结构的一个指标。同样,旅游外汇收入占旅游业总收入的比重指标也能很好地反映出我们关于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这一概念,外汇占比越高,表明该城市的旅游服务越能吸引海内外游客。五星级酒店数虽然可以作为城市的旅游配套设施,但却是一个表明该城市旅游服务结构高级化的标志。
3.旅游辐射功能指标。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制高点和对外交往的平台,是城市及区域经济社会繁荣兴旺的支柱。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够极大地促进城市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在中心城市的交汇,并通过多种经济活动加以作用或改变其形态,然后向外输出,以此辐射整个城市甚至更广阔的地区。就旅游服务功能而言,该城市接待海外游客数和旅游外汇收入能够很好地反映城市的旅游辐射功能。
(三)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指标量化及权重的设定
1.方法的选取及判断矩阵的构造。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指标的量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指标的权重。该方法的核心是将决策者的经验判断给予量化,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定量形式的决策依据,在目标结构复杂且缺乏必要数据的情况下更为实用。
构造判断矩阵是运用层次分析法中的关键步骤之一,它是根据掌握的信息,针对准则层,两两比较重要性,并按Satty的1~9比率标度法(9为极其重要,5为明显重要,1位同等重要,1/5为不重要,1/9为极不重要,中间值依次类推)对重要性程度赋值而得出的矩阵。
A=(aij)n×n,式中aij就是表示第i个因子ai与第j个因子aj相对重要性比较而获得的标度值。
2.指标的归一化和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方根法进行层次分析法的计算。首先,列出各因子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标度值矩阵,并计算判断矩阵的每一行元素乘积的n次方根Ti:
Ti= (i=1,2,…,n),其中:n为评价因子的数目。
并求出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Wi:
Wi=(i=1,2,…,n),则W=[W1,W2,…Wn]T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
为了确定各评价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向相关专家及学者发放问卷,再对原始有效数据的整理,计算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及其排序(见下页表)。准则层指标权重也可以根据经验设定,这并不影响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比较研究。
3.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指标的计算。为了较为真实地反映各指标对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贡献,同时也消除各指标量纲不同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借鉴国内外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成长的经验数据以及各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的规划数据,采用极差法对各指标原始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上面计算出的权重和各指标的标准值,建立动态的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综合评估模型:
Pj=WiXij (i=1,2,…,9;j=1,2,…,12)
其中,Pj为城市旅游服务功能第j年度的功能成熟度(以2008年为基年,规划年限为二十年);Wj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值(共12个指标);Xij为第j年度第i个指标的标准值。依据该公式,可以计算出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各年度的指数。通常而言,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指标处于0到1之间,越接近于1表示该城市旅游服务功能越为强大。
四、实证研究
为简化研究,每类指标初始设定权重为0.33,每一类指标中各因子权重相等。简化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综合以上比较与分析可以看出,广州在旅游业规模落后于北京和上海,居比较的九个城市中第三位,重庆、天津、苏州、杭州与广州的差距不大,广州人文旅游景点缺乏是广州在产业规模方面落后的主要原因;在旅游业结构高级化方面落后于北京、上海和深圳,居所比较的九个城市第四位,旅游业总收入GDP占比过低,这与旅游产业不是广州发展的主导产业有关,其次是五星级酒店数量相对较少;在旅游业辐射力方面仅落后于上海,广交会带来的国外客流效应不可忽略,应继续加强。总体而言,广州综合旅游功能在所比较的九个城市中仅落后于北京和上海,居全国第三位,但邻近的深圳与广州差距较少。
五、结语
培育和增强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对不同城市而言,应着眼于特色化的功能发展方向,以优势主导产业为依托,以构建强辐射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为重点,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保障,着力抓好现代市场体系、基础设施体系、行政服务体系等“三大体系”建设,突出中心城市的旅游服务功能,可以大大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形成强大的集聚功能和辐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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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对象包括:西班牙zara、德国c&a、日本uniqlo、瑞典h&m和美国gap,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被称为“快速时尚”品牌。上述品牌以其低廉的价位,紧跟时尚潮流的设计,快速反应的商业模式(从设计到打版到工厂加工,最后到上架出售的周期为15~90天)进入我国市场,表1显示五大品牌的历史、价位、经营定位和成衣周期等主要特征。本文通过对国际平价时装品牌在京零售市场布局及其特征分析,以便了解北京服装消费市场格局变化的趋势,为国内服装零售商提供参考。
1 国际平价时装品牌进入北京的时间及选址
表2显示,2007—2010年国际平价时装品牌在京开店数量迅速增加,其中,2009年店铺数量增长最快。zara早在2007年就率先进入北京,随着2010年11月全球服装销售额居第一位的美国gap在京首批两家门店的开业,截至2010年11月,uniqlo在京店铺12家,zara店铺8家、h&m店铺5家、c&a店铺4家,至此,全球最具影响力、最知名的平价品牌,国际服装连锁巨头齐聚北京,北京市场将成为国际巨头们的服装零售竞争大战的重阵。
表3显示,世界时装界前四位的平价时装品牌,gap、zara、h&m和c&a,及位居第六位的uniqlo(优衣库)在北京市场的布局和店铺选址情况。
2 国际平价时装品牌在京市场布局的主要特征
2.1 纷纷抢占北京中心商业街区
从选址的商圈分布看,国际平价时装品牌在京店铺选址,主要分布东城、西城、崇文、海淀和朝阳五个城区的著名中心商业街区,如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西单商圈、中关村大街商业区和望京商业区等有利的地理位置(见表4)。
在上述商业街区中,历史最悠久、最成熟的传统商圈为王府井大街、西单商圈和崇文门商圈,修缮后的前门大街已成为云集国内外服装服饰零售品牌的商业街。上述品牌不仅抢占京城最昂贵的黄金地段,并将其巨型旗舰店、专卖店纷纷设在这里,巨额的资金投入是本土品牌难以效仿和承受的。同时还纷纷抢占新兴商圈,如中关村大街商业区和望京商业区等人口密集地。
2.2 周边店铺大都以国际平价时装品牌店为伴
从在京店铺的周边环境看,上述平价时装品牌店选址“扎堆儿”,例如:h&m店铺周围一般均有zara、uniqlo、c&a和gap的店铺,互为邻里,虽为竞争对手,在选址时往往选择比邻竞争者的店铺周边的位置,从不回避与竞争对手同场竞技。
2.3 店铺选址覆盖了北京城区不同的消费者群体的需求
从北京商圈的消费者构成看,王府井大街和前门大街以中外游客为主,是在京旅游观光和购物的重要商业街区,新修缮的前门大街,目前云集了103家店铺,其中,国内品牌81家,国际品牌22家。西单商圈是北京最热闹的商圈,不仅商场数量多,也是北京本地年轻消费者购物首选的街区。
2.4 店铺面积大,装修保留品牌原有风格
从五大品牌在京店铺经营面积看,一般都在1000平方米以上,h&m最大的店铺是前门店,地面三层,面积达2600平方米;uniqlo新东安店和三里屯店面积为1300平方米;c&a的欧美汇商城店有二层楼,面积超过1700平方米。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对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服务业不仅是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孕育新经济新动能成长的“孵化器”,需要大力加快发展。
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这是产业成长和供给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特点,因而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高,会明显增加劳动需求。2012―2015年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增加200万人,比2009―2011年间多增加约65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仍保持总体稳定的根本原因。
服务业本身就是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并带动相关领域改革。现阶段,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工业升级以及消费升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解决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及其内部子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资源错配问题。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对国民经济运行及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服务业不仅是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也是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助推器”,更是孕育新经济新动能成长的“孵化器”,需要大力加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符合发展规律
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这是产业成长和供给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随着制造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生产需求不断衍生;收入水平提高后,生活需求急剧膨胀,共同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重大转型。美国转型时间为1950年前后,德国和日本发生在1970年前后,韩国发生在1990年左右。这一转型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见顶回落,而服务业占比保持较快上升。比如,德国1971―1981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年均下降0.72个百分点;日本1969―1977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69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年均下降0.35个百分点;韩国1989―1995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62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占比年均仅提高0.01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已进入服务业较快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新特征。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左右,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阶段,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工农业转型升级需求强劲,共同推动服务业较快发展。2013―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8.3%、7.8%和8.3%,今年上半年增长7.5%,7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8%。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至54.1%,占据 “半壁江山”。从就业结构看,1994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23.0%,超过第二产业;2011年,比重上升至35.7%,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二、服务业较快发展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支撑
服务业发展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不仅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工业,而且表现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工业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使经济增速换挡而不失速。2013―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7.6%上升到54.1%,提升6.5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大多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受投资波动影响小;多根植于本地市场,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小;产品差异化程度高,受需求波动影响小;主要依靠消费拉动,而消费增长具有较强稳定性,因而服务业发展能够平滑经济波动,增强经济平稳性。由于服务业对经济周期性变化不敏感,因而具有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随着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也明显减小。2011―2015年,GDP增速标准差为1个百分点,而2006―2010年GDP增速标准差为2.1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开拓产业领域,促进就业持续扩大。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特点,因而服务业的较快发展和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高,会明显增加劳动需求。2012―2015年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非农就业增加200万人,比2009―2011年间多增加约65万人,这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仍保持总体稳定的根本原因。此外,服务业发展能够进一步畅通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相结合的渠道,延长“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用工需求有所减弱,但由于服务业发展较快,农民工用工总量继续保持增加势头,2015年增长1.3%。特别是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转变为服务业主导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业具有加快发展的趋势,这有利于为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者报酬,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服务业发展在大幅增加就业的同时,会加快改变全社会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推动劳动者报酬上涨。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重大变化,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自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且降幅扩大;与此同时,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劳动力需求,推动工资持续上涨。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随着服务业在供给体系中比重上升,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与2010年相比,2014年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了3.2个百分点。此外,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有利于加快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长,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服务业较快发展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服务业本身就是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能够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并带动相关领域改革。现阶段,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升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工业升级以及消费升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要解决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及其内部子结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资源错配问题。目前服务业发展面临较多制度壁垒,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常常遇到许多“玻璃门”、“弹簧门”的制约。加快服务业发展就是要破除这些制度障碍,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一方面将一部分优质资源从低效行业中转移出来发展服务业,另一方面通过服务业这个中介把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源源不断导入制造业部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不是对制造业的矮化,也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而是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整个供给体系的改造升级。
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难免会造成失业,而失业人员再就业主要依靠服务业。据有关部门测算,未来3―5年,我国完成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需安置180万职工,这些职工绝大部分需要靠服务业来吸收。“去库存”首要任务是降低房地产库存。房地产业是服务业的重要行业,关联效应大,民生涉及面广,必须积极有序推进去库存。“去杠杆”的核心是降低财政金融风险。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增加了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创新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既需要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又要积极扩充直接融资渠道,更要改善金融服务。“降成本”关键是要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用工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包括房租房价过快上涨、子女入学入托难、看病难看病贵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相关服务业供给不足。融资贵的主要原因是大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中小型金融机构数量过少,从根本上需要通过发展金融服务业来解决。此外,我国物流成本也相对较高,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到GDP的18.0%,需要通过发展物流业降低成本。“补短板”任务集中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领域。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短板。以医疗资源为例,2015年,我国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2.21人,而2010年德、法、英、美四个国家的该指标分别为3.69人、3.45人、2.74人和2.41人。我国公共设施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可见,要使“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服务业较快发展是关键。
四、服务业发展是新经济成长的主要源泉
服务业已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多数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和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并且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众多新服务还会不断诞生。我国工农业基础较为扎实,为服务业分工演化提供了强大支撑,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普及,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服务应用和创新日益活跃。旅游、文化、养老、健康、体育等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分享经济”正在向餐饮、家政等传统行业延伸,网络约车、远程教育、在线医疗、数字家庭等新服务方兴未艾。今年1―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6.1%;上半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5.6%,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1.5%;网络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已在我国400余座城市为近3亿用户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5月20日专快车日成交订单总数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
服务业发展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助推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往往都需要借助新兴产业的力量。我国服务企业与工农企业的融合发展渐成趋势,有效促进了工农业转型升级。农业家庭经营与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的多种服务企业联合,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推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生产方式转变。服务业发展对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现代工业企业对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交通运输等生产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大降低了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与零售企业、网络公司等服务企业合作开拓市场,并依靠由其提供的大数据资源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管理咨询、技术中介、教育培训等服务机构直接参与工业企业的组织重构、技术更新和人力资源配置等运营环节,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向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1%,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2个和2.1个百分点。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自贸区;城市功能;产业集聚
现代服务业是后工业经济时代城市功能的主要承担者,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能够塑造城市功能和特色,彰显城市的集聚功能和形象,凸显城市的竞争力。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城市经济参与全球竞争、区域竞争的重要载体。作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区域,浦东临港地区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立起与区域功能相匹配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从而与周边地区错位竞争,加快临港地区城市化、国际化步伐。
一、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内涵和特征
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主要是指按照现念统一规划设计,依托交通枢纽和信息网络,以商务楼宇为载体,将相关的专业服务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合理有效地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形态新颖、内外连通、生态协调、资源节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具有较强现代服务产业集聚能力的区域。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具备以下四个特征:第一,统一规划,突出城市设计,新老建筑结合,保护历史风貌,打造城市名片。第二,功能集聚,依托信息网络和交通枢纽,完善功能配套,形成产业高地。第三,形态新颖,开发地下空间,建造空中连廊,形成楼宇连通。第四,生态协调,贯彻以人为本,环境优美和谐,注重环保节能,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
与传统商业集中区相比,在区位上,传统商业区源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一般位于城市中心区,沿城市生活通干道布局,且与城市居民生活区紧密相关;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只有一小部分是从传统商业区拓展而来,更多的则是基于城市用地条件、交通环境及城市产业发展战略与功能地位等多种因素进行叠加的综合选择。从功能上而言,传统商业区以商贸、仓储、运输、餐饮为重点;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以金融、物流、商务办公、科研设计和各类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目前, 世界上许多大都市把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作为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二、临港构建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一)中心城区服务业集聚向城市边缘地区扩散加快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解决中心城区商务功能过度集中的矛盾,以伦敦、纽约、东京为代表的世界级城市,都经历了由单一的大型CBD模式向多极化、分散化发展的过程。这种演变模式为大都市边缘区域建立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提供了可能,即大都市边缘区域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将有效降低成本,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上海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虹桥开发区建设,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市逐渐形成了服务业“核心-边缘”的分布模式。探索临港地区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符合国际和上海市服务业集聚区从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地区转移的经验和趋势。
(二)临港自身产业发展为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提供了条件
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繁荣本身就会扩大现代服务业的投资空间。临港以“高端制造”、“极端制造”项目为带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基本形成了发电及输变电设备、大型船舶关键件、海洋工程装备、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大型工程机械制造等五大装备产业集聚。先进制造业的集聚为临港生产业的集聚创造了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二者将共同构成产品研发与制造、金融、保险、物流、教育培训、法律服务和广告营销等互相配套的产业生态集群。以临港强大的制造业优势为基础,发展生产业集聚区潜力巨大。
(三)临港新型城镇化呼唤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
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规划与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求,它与产业发展阶段和演化规律相对应;反过来也能促进城市服务业效益的提升和集聚效应的扩大。临港地区开发建设十年来,在经济总量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和人口发展等因素的驱动下,具有产业集聚、空间集约特点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将应运而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现代服务业集约化、节约型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优化城市产业布局和空间结构布局的同时,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也有利于提升人气,为临港的人口导入提供更完善的功能配套,改变临港长期以来“空城循环”的格局。
三、临港构建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功能定位
(一)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加速器”和“助推器”
临港地区是按照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和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发展起来的,十年来,以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大型船舶关键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在临港地区迅速崛起。但与此同时,临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制约了制造业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和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临港现代服务业要致力于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深度拓展,扩大临港制造业在全国、全世界的品牌效应,推动“临港制造”向“临港智造”转变。
(二)有效集聚人气的强大“磁场”
现代服务业能够有效吸纳就业、集聚人口,对于当下人气不足的临港来说,发挥现代服务业的这种“磁场”效应显得尤为重要。临港要紧紧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和杭州湾地区联动发展的重要机遇,立足上海市关于把临港建设成为综合性现代化滨海城市的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生产业和生活业,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商业配套功能,有效提升人气,将临港打造成为配套完善、生活便捷、宜居宜业的现代化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
(三)积极承接自贸区溢出效应的“第一站”
临港是自贸区的直接腹地,也是自贸区功能扩区的首选之地,目前已批复的28平方公里中,有6平方公里落在临港地区。临港要积极对接自贸区,创新各类平台和载体,打造贸易功能板块、金融服务板块和文化产业板块,形成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创新临港“双特”政策与自贸区制度优势结合的方式,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加速形成叠加效应,加快服务经济空间载体建设,打造保税展示、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溢出载体。
四、未来3~5年临港构建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
未来3~5年,临港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应初步形成高效生产服务体系、优质生活服务体系,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集聚效应、辐射效应日益凸显,为临港制造业转型升级、城市功能提升、集聚人气发挥重要作用。
(一)主城区:生活业快速发展格局基本确立
临港主城区是以5.6平方公里的滴水湖为中心的城市综合生活服务区,作为为港、城、区提供全方位、高品质服务功能的核心区,主城区要重点发展商业、居住、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生活业,基本形成功能多元、方便快捷的生活业发展体系,为临港的人口导入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有效改善目前生活服务业的“短板”现状。按照临港2020年建成一座80万人口的新城目标,未来3~5年,临港主城区的生活业至少要达到满足50~60万人口需求的规模。
(二)主产业区:生产业集聚态势初步形成
主产业区是上海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区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发展,配合重点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以“主体多元化、产业融合化、服务专业化、业态新型化”为特征的生产业。未来3~5年,在主产业区初步建立3~4个以研发设计、金融服务、电子商务、教育培训等为主的生产业集群,同时加强平台建设,初步形成2~3个为企业提供自主创新、金融服务的专业服务平台。
(三)综合区:都市型现代服务业体系初见雏形
作为主城区城市服务功能的延伸区域,综合区着重发挥高品质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与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都市型现代服务业,聚焦产业高端性、环境相容性、服务综合性、土地集约性等特点,积极培育旅游度假、健康养生、运动休闲、文化创意等都市型现代服务业。未来3~5年,临港要打造并打响1~2个国际大型赛事和生态休闲旅游品牌,扩大临港在上海市、长三角乃至全国、全世界的影响力。
五、临港构建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产业发展
临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围绕自贸区建设,选择产业关联性强、能够有效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产业,发挥吸纳就业、提升人气的作用,同时凸显临港的空间优势、环境优势和海洋特色。
(一)大力发展与自贸区紧密互动的金融、航运、贸易服务业
临港要主动对接自贸区,充分发挥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打造金融、航运、贸易、文化、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板块。浦东开发开放的“主力部队”――四大开发公司在临港开发建设的项目中有不少与自贸区建设紧密相关的,如外高桥集团在临港规划的进口商品、进口汽车和进口食品三个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和自贸区文化贸易基地在临港的延伸,陆家嘴集团与港城集团合作开发的城市综合体――自由贸易广场等。依托这些项目和平台,临港与自贸区合作的密切程度将大大提升,现代服务业产业链也将进一步向国际化、高端化和专业化方向延伸。
(二)大力发展有利于吸纳就业和集聚人气的服务业
就临港的城市化水平现状来看,发展有利于吸纳就业、提升人气的产业是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的首要任务,如大健康产业、房地产业。大健康产业集医疗保健、疗养康复、养生养老、健康管理等于一体,产业链集成度高,易形成产业和就业的集群效应。临港优越的生态环境非常有利于发展大健康产业,而自贸区关于外资医疗机构的开放政策也有助于临港大健康产业主体的培育。房地产业具有产业关联性高、产业带动能力强的特点,就临港来说,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房地产业不仅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更是集聚人气、实现安居乐业和职住平衡的重要途径。
(三)大力发展体现临港空间优势与海洋特色的服务业
临港区域范围大、空间大,315平方公里的土地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后发优势,大量的土地储备能够有效满足未来的城区开发和产业发展。作为杭州湾北岸先进制造业集聚带的核心区域,临港地区通江达海,海洋资源相对集中,海洋产业已具备一定基础,有条件打造成为一座真正意义的海洋城,推动上海从“大江时代”逐步走向“大海时代”。临港应积极发挥空间优势和海洋资源优势,引进国际大型主题公园、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在临港落户,同时打造集海洋文化创意、海洋会展、海洋工业旅游、海洋观光旅游为一体的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地。
参考文献:
[1]段兆广,张伟,朱跃华.略论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与建设[C].和谐城市规划――200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7.
[2]周秀华.大都市边缘区域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为例[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
[3]陈陈,何骏.全球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崛起及中国的对策[J].经济地理,2009(06).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 产业结构 措施
服务业概念最早是被西方提出来的,而现代服务业是在我国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2000年10月,在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中具体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目标。世界经济已经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目前已经向第三产业转移。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服务产业占GDP总值持续上升;其次,现代服务业如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新体现,也是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的代表;最后,现代服务业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其他产业部门形成了互补关系。
一、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开始出现良好的势头,从我国内部结构上看,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表1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及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了46.10%,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8.30%,首次超过第二产业。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转移,走出一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现代化道路。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第二产业一直是构成我国GDP总值的主力大军,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占GDP比重,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发展轻重工业,在机械制造业、建筑业、电力行业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工业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按照工业化完成程度的测算,北京、上海、天津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所以,从工业化进程来看,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中后期了。现如今,第三产业的增速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正在孕育着新的突破,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000多美元,收入水平正在提高,消费结构也在随之变化,服务业必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汽车服务、金融市场等一些新兴服务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1]。虽然我们现在不能断定我国何时才能完成工业化向第三产业的转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二、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增快的原因
(一)消费增速加快。
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服务需求明显扩大。消费者对服务追求的元素增多,消费结构全面升级。
(二)政府公共服务的健全。
近几年,民生成为政府的第一大要务,不断增加公共设施的支出,财政转移不会不断地投入在人们身上,必然会推动公共服务业的发展。
(三)新型服务业的出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服务业不断升级,向满足多元化需求的新型服务业转变。近年来,随着消费者消费结构的升级,金融保险业、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社区服务业等新型服务业优化了经济结构,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逐渐缓解了日益尖锐的就业压力[2]。
三、我国现代服务业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一)稳步提升服务业比重,推进服务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建议适度提高服务业发展目标:到2020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60%。为适应新型服务的消费需求,还需要在发展基础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的同时,加快金融、旅游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
(二)加快服务市场开放进程。
我国工业部门属于高度开放性部门,但是服务业市场相当封闭。由于教育、金融、运输等部门的市场准入收到严格的控制,所以50%服务业被行政力量垄断。服务业的垄断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比如医疗价格与医生创造的价值相偏离,导致药品回扣、医疗红包等多种不良现象,医疗市场扭曲化。所以,应全面放开对服务业的社会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鼓励民间在文化娱乐、教育医疗、文化领域内的大量投资。
(三)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政策调整。
将高消耗、高污染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引导消费者选择环保产品,并且对绿色产品实行减税政策。推进税制改革也是促进现代化服务业的重要举措。对于非生活必需品的税率不做调整,对于那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货物,可降低税率。
(四)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政策调整。
减少民营信贷机构的限制,降低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3]。建立“绿色信贷体系”,如对于那些节能减排企业可简化审批手续,成立“环保专项基金”。
虽然我们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但服务业市场规模容易受到国内内需等其他因素的限制,某些服务领域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因此对于服务业的成长,我们必须积累较强的经济实力,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中国,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必是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李宝会.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研究[J].统计科学与实践,2010(11).
关键词:国际大都市;服务业;生产业
当前,我国一些大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大都市服务业发展的经验来探讨我国大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一、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做法
纽约是美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金融与贸易中心及文化和信息中心。在2006年国际城市竞争力排名中,纽约城市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一,是国际大都市的成功典范。2005年,纽约三次产业产值构成比为0.2:11.4:88.4,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88.4%。同年,纽约三次产业就业构成中服务业就业比重为89.3%。可见,纽约已呈现明显的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纽约发展服务业的主要经验有:一是出台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政策。20世纪50年代,纽约市政府为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如,增加研发资金,鼓励企业创新以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能力;采取抵减税收措施来鼓励私人投资,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在政府采购、进口贸易、折旧政策、信贷等方面给予企业资助,扶持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促进其结构升级。纽约市政府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减征房地产税5年计划、免除商业房租税及曼哈顿优惠能源计划等。通过实施“数字化的纽约,线路通向全世界”的产业发展战略,推动高新技术区域的建设。纽约依据市场需求制定教育培训政策,使教育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科技进步推动了纽约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使纽约市的金融、保险、不动产、运输、信息等服务行业发展迅速。这一时期,纽约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都集中于服务业。二是强化生产业的主导地位,引导服务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一方面,纽约依托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实现传统产业现代化。另一方面,在大力发展电子、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强化生产业的主导地位,发展金融、商务服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行业,使产业呈现多样化发展和融合性发展态势。纽约的生产业高度集中于曼哈顿区,曼哈顿是纽约的经济活动中心,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曼哈顿注重发展服务业产业集群,主要通过规划和引导服务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环境。纽约市政府在曼哈顿区修建大量商业办公楼、展览中心及住宅楼,还修建穿过市中心区的地铁。随后,又颁布曼哈顿南部规划,建成宽阔的环型高速公路、世界贸易中心等。纽约市政府的积极规划、有力调控是纽约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大量专业性人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才,纽约注重加大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培养,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以满足服务经济对专业人才的要求。高素质的劳动力创造高效率的生产力,使纽约的服务业能快速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过渡。
东京作为亚洲的国际大都市,其服务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指导下,日本经济开始腾飞,东京初步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东京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稳步上升,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下降,东京产业结构趋于优化。东京发展服务业的经验主要有:一是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东京着力减少对企业区位的不合理限制,使生产环境和居住环境有机融合。如,在东京的内城中就保留以大田区机械工业集聚区为代表的制造业,并使其发展成为以创新为特征的日本机械工业中心。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因为其产品附加值中有越来越大比重来源于服务业。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企业为保持其核心竞争力,逐渐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越来越多地利用分工更为专业、功能更为强大的服务性企业来整合自身的技术和服务平台,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二是城市各区域实现合理的产业分工。东京重视城市内部与周边区域的分工。在东京核心区,集中发展商业、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及出版印刷等都市型工业,在东京的区域发展杂货业和部分机械业。这样,充分发挥了东京中心区的政治、金融、信息、文化等功能。三是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创新推动了东京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的迅速发展。重视研发环节能促进新产品和新服务业的产生,创造新需求,活跃高新技术市场。东京的信息产业、工商业设计、经营管理咨询业等五大新兴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其它行业,不断推动东京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全面推进服务业模式创新与服务产品创新。从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发展历程看,生产业尤其以先进科学技术作支撑的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国际大都市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业在国际大都市的集聚,推动了城市在服务业产业链高端的集聚,使其作为国际服务业发展中心枢纽的地位日益牢固。服务模式创新与产品创新是服务业发展的动力,科技创新型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国内大都市在促进高技术型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人才优势,针对服务业发展需要的关键技术及关键领域,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运用高科技手段,创新经营方式,不断开拓新型服务市场。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相关政策,加快企业研发中心的设立,提高研发水平,加快生产业发展,促进高端产业集聚发展。
(二)积极规划和适时调控服务业产业集群发展。国内大都市应从生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建设好诸如总部经济区、金融区、会展区、旅游基地、物流基地等重点服务区域,充分发挥服务业的产业聚集效应。服务业集群高度依赖于城市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产业网络、人才集聚等基础条件。国内大都市应加大招商力度,吸引外商管理部门、代表处、技术支持与服务部门、销售与采购部门及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等,努力占据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为服务业集聚创造外部条件。
(三)促进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合理化。国际大都市发展经验表明,大都市城市副中心在承担城市关键功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内大都市应通过增强城市副中心的功能来提升中心城的整体实力,进而避免由于城市核心区负荷太大而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应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资源、经济、技术条件,发展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保证那些投资效率高、经济效益好、发展速度快的地区优先发展。在加快先进地区发展的同时,逐步缩小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使服务业的空间布局趋于合理。对服务业中的不同行业,按市场、劳动力、港口和交通枢纽、科学技术、集聚因素等优势指向原则,进行合理空间布局,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协调。
(四)吸引与培养高素质的服务业从业人才。随着我国服务业的逐步开放和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国内大都市,会引发新一轮的人才竞争。国内大都市要从战略高度,建立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快营造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建立人才培养基地,鼓励留学人员归国创业。鼓励各种智力要素、技术要素参与利益与股权分配。在扩大生产业发展规模的基础上,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服务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