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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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主体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证券发行，发行制度改革，政府管制，福利分析
证券发行管制制度设计思路是否符合福利经济准则？是否能够改进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以及社会福利在证券市场的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是否公平？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塔洛克寻租模型的分析框架，分析证券市场的管制如何造成福利损失，进而分析证券市场低价扩容在改进社会福利水平中的意义，从而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证券发行制度的渐进改革思路建立理论基础。
证券市场中的哈伯格三角
证券市场的价格水平是由证券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而证券的供给就是证券发行的数量和价格。一级市场是发行人和投资者的福利分配，二级市场是投资者之间的福利再次分配。流通制度中的一些问题主要与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有关，因此，下面的分析以一级市场为基础。
一、证券发行市场的需求与供给
考虑一个封闭经济，如果将个人i持有的金融资产简化为无风险资产Di（银行储蓄）以及风险资产组合Ki（证券），这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结构的现实相符，我们可以在一个一期模型中讨论封闭经济中证券市场的需求与供给。设个人的总财富为Wi，则其预算约束条件为：
Di+PKi=Wi
其中，P为风险资产组合的价格向量，设无风险资产的期末收益率为r，风险资产的期末增长率为θ，这是一个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则个人期末财富W′i为：
W′i=(1+r)Di+θKi
取期望效用函数：Eui(W′i)=-Ee-hiW′i=-e-hi[EW′i-5hiVar(W′i)]，对其最大化，可以得到封闭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的需求函数为：
P=Eθ/(1+r)-[h/2(1+r)]Var(θ)K
这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DD（如图1）。其中h为加总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它反应经济体内居民总体的风险厌恶水平。
如果不考虑证券市场上市资源的稀缺性，将证券的供给市场考虑为完全竞争，那么，证券发行的价格将等于资金长期边际成本。在这个价格水平下，证券的供给是无限的，该假设与我国的市场实际相同。这样，证券市场的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直线SS（如图1）。
二、证券市场均衡、塔洛克四边形与哈伯格三角
图2是在不同价格水平下的证券市场均衡。当对发行市场没有控制时，只要证券发行价格不低于资金的长期边际成本，就有足够数量的证券发行，这时市场的均衡价格为PL，均衡的发行规模为KL。由马歇尔关于消费者剩余的定义，我们可以定义三角形ADPL为证券投资者剩余。
当对证券市场发行数量进行管制，而不对价格进行管制时，证券发行市场将在B点取得均衡，均衡价格为PH，证券投资者剩余下降为三角形BDPH。由于数量管制导致的高价发行，使证券发行人可以获得超过长期边际成本以上的发行收益，在图2中表示为四边形BPHPLC（在理论上叫塔洛克四边形）。这部分在没有管制的市场中属于证券投资者的剩余福利，被转移到发行人手中。但是，考虑整个社会（发行人和投资者）的福利水平，这种转移在没有别的因素存在时，在管制的条件下，社会总福利为梯形BDPLC。所以，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为哈伯格三角形ABC。
证券发行市场管制的福利损失
因为哈伯格三角研究的是社会总的福利变动，所以，哈伯格将消费者剩余向生产者转移的部分没有纳入社会成本。但在管制的证券发行市场中，这部分转移是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利益分配的研究重点，它至少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府如何进行利益的重新安排？第二、这种转移是否存在资源配置低效？第三、福利分配的合法性问题。
一、价格管制与塔洛克四边形的分割
在商品世界中，如果采取管制手段对某种商品进行限产，同时允许生产者自由定价，那么，生产者将利用产品的紧缺制定较高的价格剥削消费者，消费者的整体利益将受损——管制事实上成为了垄断经营的保护者。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为了保护某种资源不得不对某种商品实行限产时，必须实行配套的限价政策来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我国证券市场由于存在证券发行管制和市场准入条件，对公开发行证券的数量限制使证券成为了“紧缺商品”，在这种条件下，市场化发行方式将严重损害公众投资者的整体利益。如图3，在进行数量管制时，市场化发行的均衡价格为PH，塔洛克四边形BPHPLC所表示的证券投资者剩余全部转移到发行人。为了避免这种极端情况，我国证券市场在采取数量管制（包括配额制、通道制、较高的上市标准以及限定融资额度）的同时，采取了价格管制（包括行政定价、最高市盈率限制），即对图3中的塔洛克四边形进行分割。它导致了我国证券发行制度始终面临两个分配问题：
第一、发行人和全体公众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体现在发行价格的决定上。如图3，价格管制将发行价格被控制在PM，从而将塔洛克四边形分解为BPHPME和EPMPLC两部分，其中BPHPME所代表的福利属于整个投资者群体，而EPMPLC所代表的福利属于发行人。政府通过控制PM的高低对证券市场的福利分配进行调节。
第二、参与发行的公众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即如何将图3中BPHPME所代表的属于整个投资者群体的福利公平地分配给投资人个体。这体现在发行方式上的“配给制度”，如认购证抽签、市值配售等等。
结论1：证券市场存在数量控制的条件下，消除价格管制和福利分配公平之间不可能同时成为政策目标。价格限制是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利益协调的机制。
图3中EPMPLC所代表的是转移给发行人的部分福利，这种转移是有效率的吗？是合法的吗？
二、转移的X－非效率
在对垄断造成福利损失的研究中，哈伯格三角部分只描述了资源配置变化给全社会带来的净福利损失，1966年，哈维.莱本斯坦提出了X－非效率理论，指出了在垄断条件下资源配置将造成效率损失，即塔洛克四边形所揭示的福利转移是否在资源配置上有效率？莱本斯坦的理论认为存在3方面原因导致X－非效率：（1）不完全的劳动合同；（2）不完全确定的或确知的生产函数；（3）不通过市场交换的投入要素，或者即使通过市场交换，但对所有买者来说，交换的条件不一视同仁。
在我国高价的证券发行市场中，即使存在价格管制，发行人和投资者在取得股份时的成本仍然差异巨大，发行人对低成本获得的资金没有高效率地使用，导致了资源配置的X－非效率。图3中EPMPLC部分表示的本应属于投资者的福利在转移给发行人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了X－非效率造成的社会总福利部分流失。
三、转移的合法性问题
图3描述的塔洛克四边形中，BPHPME所代表的福利属于整个投资者群体，只要配给制度公平，不存在合法性问题。但是，EPMPLC所代表的福利部分由于高价发行转移给发行人，发行人在获得这部分利益时是否具有合法性呢？
IPO溢价发行是国际市场通行惯例，其经济含义是对发起人的企业家资源进行的补偿，这部分补偿可以作为企业家激励成本体现在证券长期发行的边际成本PL中。我国溢价发行中发行人所得到的“溢价发行利益”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对企业家资源补偿部分，包含在四边形PLOKHC中。二是由于公共制度造成的供给短缺所形成的溢价部分，称之为“超额溢价发行收益”，即图3中的四边形EPMPLC。
政府管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发行人通过证券发行的数量控制所获得的“超额溢价发行收益”相当于制度衍生的公共品，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部分利益应该属于整个社会公众。对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获取第一部分利益是正常的，也是国际通行的原则。但是对于第二部分，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利益的经济载体，获得这部分溢价发行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而私人企业是个人利益的经济载体，不具备获得这部分利益的主体条件，如果让他们取得这部分利益，相当于侵占了公共利益。这个观点是在中小企业板上剥夺发行人“超额溢价发行收益”的理论基础。
结论2：证券发行市场的数量控制，导致了投资者福利向发行人转移，由于存在X－非效率，社会总体福利将部分流失。同时，发行市场的数量控制使发行人获得“超额溢价发行收益”，当发行人是国有企业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当发行人不是国有企业时，这种转移的合法性缺乏社会公平的基础。
发行制度改革的福利分析
图4描述了资本项目管制、发行市场数量控制以及股份流通限制3个制度约束推高证券市场价格的效应。PL是世界证券市场发行的长期边际成本，PC、PI、PH分别是在资本项目管制、发行市场数量控制和股份流通限制形成的均衡价格，PT是在股份流通限制下非流通股场外转让价格。KC、KI、KH分别表示在相应均衡条件下的市场规模。DF线表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投资者需求曲线发生的变化，由于资本项目开放带来更多的投资品选择，国内居民对投资品的需求弹性减小。
目前证券市场的价格水平为PH，虽然总发行规模为KI，但是由于股份流通的限制，市场流通的股份规模为KH。如果我们采取直接解决股权分置的策略，流通股规模瞬间由KH变为KI，相应的均衡价格从PH调整为PI。均衡点从B变为G。逐步扩大流通股比例是放松对发行数量的管制的一种变通措施，它的政策效果同样是将市场均衡状态从B变为G，只不过这个变化过程是渐进的而已。
比较B点和G点，不同的市场均衡状态意味着不同的福利安排。在B点，投资者的剩余为三角形DPHB，发行人的发行收益为四边形PHOKHB；在G点，投资者的剩余为三角形DPIG，发行人的总福利为四边形PIOKIG，从图形中显示的关系可见，由于价格水平降低，投资者获得了部分原来通过超额溢价发行而转移出去的福利，即四边形PIEBPH，同时，由于市场“低价扩容”（从KH到KI），投资者真正分享到了证券市场发展带来的福利，即三角形BEG。
由于股份流通限制，发行人在B点均衡条件下的总福利为发行流通股份KH的收益（四边形PHOKHB）和发行但限制流通的KI－KH部分的潜在价值（四边形KIKHTC）两部份之和。发行人在G点均衡条件下的总福利为四边形PIOKIG，可见，通过低价扩容，发行人的福利也得到了增加，即图4中的四边形TCEG部分。
如果进一步放松制度约束，解除发行市场的数量控制，证券市场将在N点达到均衡，此时，证券市场将在一个更低的价格水平上PC波动，投资者剩余进一步扩大，即三角形DPCN。
如果再进一步解除资本项目管制，证券市场的供求状况将发生根本改变，注意由于存在需求弹性效应，变缓的需求曲线将使得开放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的均衡点为F，此时，证券市场的价格水平将接近国际市场的水平，即长期证券发行的边际成本PL。图4中，KO为国内居民持有的证券总量，其中，KL为国内证券市场规模，（KO－KL）为国内居民购买的国外市场证券，居民得到的投资者剩余被最大化，即三角形DPLF。
结论3：股权分置改革、解除发行市场的数量控制、资本项目开放等改革措施，将降低证券市场的均衡价格，市场在低价扩容过程中，不仅增加了投资者的福利，也提高了发行人和全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RogerH.Gordon,WeiLi,GovernmentasaDiscriminatingMonopolistintheFinancialMarket:TheCaseofChina,DardenSchoolofBusinessWorkingPapers,June,2001;
[2]戈登.塔洛克，李政军（译），张军（校）.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主体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特征；作用；证皇谐。还娣叮还善笔谐。还娣妒谐
一、资本市场的概念
在西方经济学中，资本市场理论是最有争议的一个领域。由于资本工具的复杂性、实践性和多变性，导致人们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很不一致。于是对资本市场概念的界定有着很大的差异，人们几乎可以在任何角度使用它们，并且在不同的场合赋予它们不同的内涵。根据多数人的理解，资本市场，是指长期资金市场，经营一年以上中长期资金的借贷业务，它是长期资金融通的场所，在我国称作长期资金市场。它由中长期银行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保险市场、融资租赁市场等共同组成。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又统称为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中最活跃、最具创新性与影响力的组成部分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资本市场是转让资本财产（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资本物品）的市场，实际上就是资本生产要素市场，显然，资本市场是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种资金交易关系或融通活动的总和。关于资本市场的内涵与外延，学术界还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市场是以融通长期资金为目的的有价证券发行和交易关系的总和。与此相适应，资本市场不仅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而且还包括非证券化的产权交易市场及其他一切筹措和运用中长期资金的市场和中介机构。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市场主要由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产权市场三大子市场所组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市场不仅包括短期资本市场，而且要发展长期资本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不仅包括商品资本市场，而且要发展人才智力资本市场（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家市场）不仅包括有形资本市场，而且要发展无形资本市场主要是高科技和专利市场）特别是要发展产权市场，这是进行资本经营的关键。最后，还有学者指出，资本市场属于金融市场的别称，货币市场以及银行信贷市场也应包括在其中，笔者倾向于多数人的看法，认为超过一年以上的融资和投资活动都属于资本市场范畴。
具体来说，资本市场可分为广义的资本市场和狭义的资本市场，广义的资本市场可分为储蓄市场、股票市场、长期信贷市场、保险市场、融资租赁市场、债券市场、其他金融衍生品种市场等。狭义的资本市场又称证券市场是政府公债、公司债券、股票及其衍生产品等有价证券发行与流通的场所。其中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又形成了资本市场的核心。
笔者为了更好的阐述本文观点，对资本市场采用了狭义的概念，即将资本市场的内涵界定于长期产权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二、资本市场的特征
目前，虽然各个资本市场由于受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彼此存在很大差异，但同时由于各资本市场在动作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必须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借鉴别国成功的运作和管理经验，遵循国际惯例等，所以又具备了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对这些重要的特征加以认识和了解，是目前发展中资本市场理论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对于培育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际的意义。
资本市场同一般的商品市场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市场参与主体的广泛。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市场参与主体众多，包括证券发行人、投资者、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等证券交易中介机构、证券咨询服务机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等。
2.市场交易对象的特殊性。资本市场交易的对象是特殊的商品，是一种由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在内的金融商品。人们购买证券的目的在于获得超过当初投入资金的额外利益，即证券的价值在于能够带来投资利益。
3.市场投资种类的多样性。为了繁荣资本市场，增强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资本市场的投资方式是多样化、灵活化的，既可以进行现货交易，也可以进行期货交易、期权交易、股票指数交易等。
4.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趋势。随着资本在国际间流动趋势逐步加大，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如证券市场，无论是交易规则、交易对象的趋同性，还是证券市场参与主体范围的对外开放，均表明各国证券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
5.管理严格，运作规范。完善的资本市场都拥有独立、健全的证券管理法规，实行严格的市场管理体制，并借重于政府与法律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公平、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证券市场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即从发行市场、流通市场和中介组织都实施严格的管理，达到切实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其二，每一个环节都是明确的管理重点。在对发行市场的管理方面，管理的重点是“公开性”，管理当局要求发行公司必须如实公开自己的基本情况以利于公众监督。具体措施是实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在对交易市场的管理方面，偏重于强调交易行为的公正。
三、资本市场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作用
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主体范文第3篇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中国资本市场也逐渐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愈来愈多的国外投资者和大量资金涌入中国市场,而与此同时国内投资者也把战略投资的目光转向了国际资本市场。此时的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战略性转型的良好时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战略转型过程始终的一个重大命题是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推动市场创新和战略转型,又能有效控制风险,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二、适应资本市场改革的法律体系的构建
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多极金融中心之一,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自身三大转型,即上市公司结构和上市资源的调整、市场结构和资产结构的调整、资金结构和投资者结构的调整。而上述三大战略转型的实现,又必须以中国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的变革为基础。与中国资本市场战略转型背景相适应的法律规则体系变革,至少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公司法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公司法的完善主要包括减少政府管制、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公司自治、完善治理结构、健全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并应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虽然在上述方面都有所进步,但是仍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仍有不同待遇;投资者权利保护方面的民事责任不能完全落实到位;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依然受到限制等。
第二,构建与大规模证券发行相适应的法律规则体系。资本市场规模扩大是实现战略转型的必要条件,而中国资本市场原有证券发行规则是与小市场、小发行量的特征相吻合,发行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大规模证券发行的要求。因此,应彻底变革原有证券发行规则体系,逐步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与大规模证券发行要求相符合的“公开发行加私募配售”法律规则,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和监管成本,并减少发行人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三,推动我国证券交易制度的转型。证券交易制度在整个证券市场发展中始终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不仅决定着证券发行市场的规模、价格水平和证券交易的规律,而且决定着整个市场的观念。中国证券交易制度长期以来形成了场内交易、集中竞价、现货交易占垄断地位的格局,这种单一易制度导致股市难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人为操控痕迹明显。新修改的《证券法》不再强制规定单一集中竞价、单一现货交易、单一场内交易,为中国证券市场清除了严重限制其发展的制度桎梏。未来证券交易制度的转型主要包括:变单一主板市场为多层次交易市场体系,变单一竞价交易制度为多种交易制度,变单一现货交易为多品种交易制度。
第四,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法律建设。资本市场国际化不仅仅是单纯的市场完全开放,更为重要的是市场规则体系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在目前人民币尚未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阶段,大规模制定推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法律规则体系尚不现实。但是伴随未来人民币逐步实现彻底可自由兑换,应努力推动内外资税法统一,证券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从而最终实现中国资本市场投融资行为与法律规则体系的国际化。
三、《公司法》对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2005年10月27日通过的、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原来《公司法》做了重要修改和补充。在公司设立和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内部监核程度、突出股东话语权和诉讼权、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并逐步与国际接轨。原来《公司法》有230条,现在新《公司法》只有219条,看起来条文少了,但内容更加丰富。总体上可以将修改的要点概括为:减少政府管制、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公司自治、完善治理结构、健全了股东保护机制。
(一)在减少政府管制方面,《公司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降低公司设立门槛。新法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门槛大大降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采纳授权资本制,但却允许两种公司的资本都可以分期缴纳,而不必一次性缴足,只是要求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而其余部分必须在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
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各国公司法基本都有一套系统完整的关于资本的法律制度。中国公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资本制度的改革。此次修改前的公司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虽然也有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明文宣示,但更关注的是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的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表现出的明显倾向是强调规范、限制和管理,而忽略支持、鼓励和引导,法律规定呈现出过度的刚性和强制性,而缺少应有的弹性和任意性。从根本上说,资本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目前的条件是否绝对的高或限制是否绝对的严,也不在于简单地取消多少限制、放宽多少条件和降低多大门槛,而在于我们为何和是否有必要对公司设立施加如此的限制。其实资本并不是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根本保障,更不是唯一的担保,过分强调资本在这方面的作用不仅不能实现债权人保护的目标,反而会遏制公众的投资需求,阻碍了许多公司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差异甚大,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规定偏高的资本额,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调整出资比例和结构。一是将工业产权扩大到整个知识产权,二是取消了无形财产出资比例的限制,而只是规定货币出资的金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30%,更为重要的修改是根本改变了对股东出资的立法方式,以一个富有弹性的抽象标准“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取代了原来机械、固化的全面列举式的规定,不仅实质性地扩大了股东出资的范围,而且充分地利用各种投资资源和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股东和公司的投资需求。
第三,对外投资限制被取消。新法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应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数额有限制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因为公司对外投资属于公司的经营自,应由公司章程规定,没有必要由法律对投资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进行限制。(1)公司对外投资不再有投资限额的限制,公司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不受净资产的约束。(2)扩大了对外投资的范围,不仅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且还包括其他形态的企业、合伙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即允许公司向非公司制的企业投资。(3)明确了对外投资的决策机构是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成为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4)明确了公司对外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所投资的企业只是承担出资部分的有限责任,不得通过合同、协议的安排成为投资标的企业所负债务的连带责任人。
另外,新《公司法》还取消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审批程序。原《公司法》第77条明确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新法删除了这一规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还要国务院或者省(州)政府的审批,这是限制股份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对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的最大制约。取消这一规定,将大大方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推动股份制经济的发展。同时,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鼓励个人自主创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二)在加强市场监管方面,《公司法》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第一,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借鉴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和法律规定,总结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经验,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制度规定。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股东采用转移公司财产、将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造成公司用于履行债务的财产大量减少,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诸如何为“恶意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等都需要由最高法院严格把握,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
第二,对关联交易行为严格规范。正如关联企业出现与发展具有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性质一样,关联企业最重要的行为———关联交易的存在也是客观的和不可避免的。由于各国法律对于关联企业或关联人概念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们今天所提到的关联方命题已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弹性,这一概念不仅概括了集团企业内部具有股权控制力和经营决策控制力的一系列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而且概括了不同企业之间基于控制权人亲属关系与利益合作关系而形成的具有间接控制力的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也即是说,在相互从事交易的关联主体之间,某些交易实际上属于关联人意识到其间的关联关系是基于控制权人的意志却故意从事的关联交易,该种关联交易的内容往往为故意不公平;另一些交易则属于关联人并未意识到其间的关联关系,并且其交易并未受到控制权人的意志操纵,此种情况下的关联交易内容则可能是公平的。正是基于这一复杂的现实,各国学者和立法者对于关联交易的法律控制立场实际上均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并且将争议的焦点逐渐集中于公平性问题上。
本文认为,关联交易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并不代表其具有当然的公平性与合法性;相反,此种违反市场交易竞争条件的所谓“交易”是可能滋生不公平交易、欺诈行为和掠夺的。如果缺乏法律的有效控制(特别是公平规则控制),则此种可能的不公平交易将愈来愈多地转变为现实的、必然的不公平交易。由于关联交易本身即具有掩盖或隐蔽交易内容和利益关系的属性,同时在缺乏普遍性法律控制机制的情况下,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实际处于不被发现或不受矫正之状态,因此,在整体上断言关联交易具有节省社会资源或者产生“社会盈余”始终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基本结论:一方面,关联交易本身存在具有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对其加以简单地一概禁止或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为了保障交易公平与交易秩序,法律对于关联交易应当在传统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出有效的控制规则。
在我国目前的公司法实践中,尚无商业判断规则的存在地位。随着中国公司法制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公司诉讼实践的发展,此类有助于合理公平保障公司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具体公司法规则将或迟或早地在中国法中建立。
在对于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法律制裁的制度构建中,实质公平原则的建立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建立我国法律实质公平原则的过程中,立法者与司法者应当考虑到如下基本要素:首先,我国法应当为公司诉讼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以适应公司诉讼当事人不同的利益要求;其次,在对于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赔偿救济中,必须坚持实质公平原则,而不能满足于传统民法中的显失公平标准,更不能滑入整体揭穿公司面纱的错误之路,这一经验实际上已经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所证实;最后,在构建实质公平原则具体规则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具体规则的宗旨实际上仅在于限制因非适当影响而导致的损害关联公司的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而不是要限制关联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不能使生动多样的公司实践受到简单、僵硬的法律教条之限制,因而我国法上的实质公平原则之具体规则一定会经历由简到繁、不断合理化的过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公司法》在明确中介机构赔偿债权人的责任、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方面,也作出了巨大修改。《公司法》虽然有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的“血统论”依然存在;坚持政府监管至上的治理理念仍然十分明显;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身份仍有不同待遇;投资者权利保护方面的民事责任不能完全落实到位;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依然受到限制等等。
四、《证券法》对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发行和交易制度的改革
1.公开发行和私募的兼容证券私募发行是当今世界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投融资方式。美国是较早采用证券私募发行的国家,并与公开发行相互补充。由于这一发行方式的运用能节约发行融资成本、监管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保密性,体现出资本市场的快速融资效率,因此私募发行在多数国家及地区得到广泛运用。由于私募发行的投资人是确定的,发行对象主要是长期投资机构(国际上称“战略投资人”)认购,在发行前对认购程度已有了解,且以明显高于发行价取得优先购买权,其发行成功率自然会大大提高。
我国也早在1990年底就引进了私募发行的模式。我国早期的内部职工股发行可以找到私募发行的影子,1993年4月之前的股票发行,实际上是带有私募性质的一种混合方式。1999年《证券法》确立了“三公”原则以后,私募转而被B股和H股发行所广泛采纳,在A股市场上真正出现包销余额的情况下,证券商也不得不启用这一方式作为补充。而近期的证券公司债券定向发行、特定机构次级债私募发行以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都是私募化运作的证券发行模式。
当然,不可否认,私募发行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投资者数量少、流通性较差等不足,投资者会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目前,对涉及私募的证券发行规范属于分块规则、局部立法,导致私募发行制度的模糊和不确定,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潜在参与者对私募发行活动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导致了实践中的私募发行行为的不规范,加之前几年我国相关立法机关及监管机关对私募发行这一方式重视不够,实践中也未形成有序监管与规范的私募发行市场。
所以，未来在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准备方面,还要进行积极的探索。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法律审核效率。发行制度的效率主要指该证券发行制度引致的资源配置效率。在适时推进证券发行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必须提高现有的证券发行法律审核效率。一方面,鉴于《公司法》《证券法》已经为上市公司私募发行留下了空间,监管机构应加强配套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出台,对私募发行的申报批准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及控制风险等问题加以规范,培育和强化股票发行的市场化约束和自我调节功能,逐步推动证券发行由单一制向多层次发行模式转变。另一方面,实践中可选择一些上市公司作为私募发行的试点,逐步放开、扩大,从点到面,在风险可测、可控、可防的前提下,鼓励上市公司大胆进行金融创新,逐步放开对产品创新的限制,支持采取证券发行新模式和新方法,不断提高证券发行水平。
第二,证券法规建设。法律建设是指在保持较低风险和成本的资本市场筹资情况下,能够制定出更多、更好地使发行人及各中介机构对其行为后果进行合理预期并调整的法律。我们应本着“三公”原则和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精神,完善证券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章程,建立我国多层次证券发行市场体系,科学规划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必须为我国多层次证券发行市场提供基本的法律支持。当然,在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时,尽管有学者提出“要有长远眼光,要留有余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现有证券法律进行修改。我们认为,构建我国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必须充分利用WTO中的保护性条款,结合发展中国家开放证券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制定谨慎的开放证券市场政策,实行逐步准入制度,实现结构开发策略,对不同领域的证券业务应该区分对待,诸如跨国并购、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可以向外资证券机构放开,而对国内券商可以细分的领域,诸如IP0发行股票、国债、企业债券承销以及证券咨询等业务,可以加以保护,创造出国内证券发行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条件,逐渐实现国内证券市场国际化。
第三,司法制度的完善和程序公正诉求。公正的含义不仅包括发行制度应对各个股东给予同等保护,而且还指对不同发行人采用同一种尺度加以衡量。发起人和公众投资者既是利益的统一体,又是利益的矛盾体,公正的发行制度,有助于在“证券监管机构与证券发行者、公众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从而使资本市场处于一种有序运行的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健全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确保证券发行市场监管规范化、制度化,这也是证券市场国际化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有效执法需要矫正政府角色定位,解除政府的“隐性担保”角色,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其次,我们应该不断完善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建立股票、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发行的信息披露动态监管机制,对拟上市公司首次发行或者再次发行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跟踪核查。最后,应该提高中介服务法律资质水准和服务质量。从对中介机构证券从业开始就着手进行法律规范,使得他们的业务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培养具有国际业务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熟悉或者精通国际证券发行业务的证券从业人员,提高中介机构的公正性。
2.证券交易制度的重大变革
我国的证券市场交易制度长期以来形成了场内交易、集中竞价、现货交易占垄断地位的格局,这种单一性的交易制度导致我国的股市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操控的痕迹明显。同时旧的《证券法》关于交易制度的规定也单一化,使得其他形式的交易形式无法获得合法的地位,单一现货交易观念和单一集中竞价交易观念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大敌,造成了我国证券市场中坐庄横行、市场暴涨暴跌的不良现象。新修改的《证券法》彻底废除了禁止信用交易,禁止透支,禁止融资融券,不再强制规定进行单一的集中竞价,单一的现货交易,单一的场内交易,这就为证券市场清除了严重限制其发展的制度上的桎梏。新修改的证券法不再强调单一的集中竞价交易原则,允许其他的集中竞价以外的交易方式的同时存在,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现货交易的局面,这就为我国未来发展多重证券市场和多种交易制度,为现货交易与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交易打开了通道,克服了我国单边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向,为期权、股指期货等多种金融衍生品种的出现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刺激了做空机制和对冲交易的出现。具体言之,新《证券法》在交易制度上的具有革新性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多层次市场建立留下空间。我国修改后的《证券法》第39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这意味着证券不仅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还可以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法律框架得以确立。尽管其他证券交易场所的设立还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但是这项大的修改毕竟对于以前完全禁止的场外交易打开了一个出口。
第二,容许其他交易方式。新的《证券法》第40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这就为集中竞价之外的其他交易方式的合理存在打开了立法空间。
第三,证券衍生产品有了法律基础。《证券法》第42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虽然该条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允许金融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种成为市场交易的新品种,虽然金融期货、期权等交易方式的产生还有赖于国务院的具体规定,但《证券法》毕竟从法律上根本地解除了金融衍生品诞生的法律障碍,为多种金融衍生品种的交易预留了一个出口,这无疑给我国证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双边市场的形成有了法律依据,对冲交易的出现有了制度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新《证券法》第38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在证券交易中引入了融资融券机制,解除了对证券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种交易的禁止性规定,为融资融券打开了闸门,这就为金融衍生物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刺激了对冲交易和做空机制的出现,使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从此均开始出现空机制,最终将导致双边市场的建立。
在我国新证券法的格局下,一旦支持各证券交易制度的具体规则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不仅我国未来证券市场的规模和趋势可以乐观地预期,而且困扰我国证券监管的证券交易规律与投资人观念也将会根本改观。此次证券交易制度的重大变革,将彻底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单一的状况,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多种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本次修改后的证券法仅仅是对交易制度进行了极端原则的修改,仅仅是解除了原有证券法的生硬限制,而这一制度的真正修改实际上有赖于一系列具体规则的支持。在单一现货交易原则被纠正后,证券监管部门必然还面临着期货交易品种的规则设计,必然还面临着期证分离的制度设计,必然还面临着信用交易结算规则的设计等等。在单一集中竞价交易原则被纠正后,证券监管部门必然还面临着多重交易市场的建立,必然还面临着多种交易规则的设计,必然还面临着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的制度协调。在具体的交易制度与交易规则得到完善之前,我国证券市场还只能是某种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3.多重市场制度改革
新证券法中一项重大的变革当属证券交易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变过去的单一市场原则为多重市场的原则。多重市场原则的确立,可以克服长期以来单一的主板市场对市场发展的需求束缚,不仅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也可以高效地满足股权大量流动的需求,推动市场流动性的进一步提高。毫无疑问,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变革和资本市场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将对中国经济未来运行格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中就已经提出,在统筹考虑资本市场合理布局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主张。2006年12月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开提出了建立四个层次的资本市场架构,即:积极培育蓝筹股市场;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板;积极研究、适时推出创业板市场;整合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探索和完善统一监管下的股份转让制度。
可见,在现有主板市场规范和发展基础上,逐步改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结构,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是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建立的必要途径。然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面临诸多问题,例如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很不合理的结构,上市公司质量问题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件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支撑,部分制度设计仅仅是针对主板市场,而缺乏对层次较低的场外交易市场等的约束。
因此，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应当注意:
第一,进一步深化发展主板市场,主板应当定位于为处于相对成熟甚至传统产业中的大型企业提供资金。面向规模较大、经营稳定、业绩优良的发行人,准入要求高。
第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中的二板市场定位于主要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提供一种流动机制。国内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浪潮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涉足高科技领域,并通过分拆上市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二板市场的建立也会促进主板市场的进一步活跃。更为重要的是,二板市场的建立为我国证券市场引进了竞争机制,会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向更高层次发展,因而最终是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总之,改变单一的证券市场模式,设立多重交易市场体系,除主板市场外,还要加强二板市场、三板市场的建立,为不同的投资者提供不同地点交易场所,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促进市场发展。发展资本市场应在统一的管理框架下,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在统一会计准则、统一制度和严格信息披露的前提下,应允许场外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发挥中小企业的区域优势,建立包括主板、创业板、场外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五、我国未来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完善之建议
(一)积极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全面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
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会促使我国资本市场的各项法规和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实现对资本市场的全面监管。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单纯是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交易体制、会计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因而,遵循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制度规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国际化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国际惯例法律规范,提高金融法规的透明度、公开性和统一性,重点是强化信息披露程序和内容的统一性,各项会计核算标准的一致性。增强国际监管合作,重点监控资金外流、资本转移以及境外机构的自纵,强化对境外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监管。顺应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潮流,在法律上为混业经营留有余地,为最终实现金融一体化和集团化发展建立基础。我国目前与资本市场相配套的各项法律制度以及行业规范的完善,适应了市场国际化的发展,加强建设法律法规,改进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将成为我国今后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监管。虽然我国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监管经验、监管技术、监管手段等各方面仍显不足。因此,我们在推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制度方面的建设。这既应该包括加强对国内资本市场的监管,更应该包括要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跨国界信息交流存在的障碍问题,才能有效地防止资本市场风险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转移和扩散。
(二)树立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理念,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资本市场是一个以投资者为基础的市场,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也要树立投资者利益保护理念。美国学者布莱克曾经对成功的资本市场的法律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成功的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法律前置条件是保证中小投资者获得:(1)准确的公司财务与经营信息;(2)对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诚信的信心(防止公司管理层滥用公司资源和控股股东淘空上市公司的行为)。而要达到这两点,需要包括立法、司法、监管、中介机构甚至媒体和文化观念组成的复杂的制度网络体系的保障。最核心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拥有诚实,专业的司法,检察和监管体系;二是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多重监管组织,包括监管当局、交易所前线监管、自律组织监管、中介机构审计、媒体舆监督等。有学者根据供给结构的差异,将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模式分为三类:市场诱致的自然演进型、政府强制的行政主导型以及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主体利益共同主导和驱动制度演进的混合型。从上述三类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资本市场明显带有的行政主导色彩,正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行政干预特点,使得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一些基础性、技术性制度依然存在重要缺陷,如交易保证金制度、证券交易账户管理制度、证券交易结算制度、市场监管制度和市场布局等多个方面,导致了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不足、市场自由与行政规制关系不当、市场发展缺乏科学论证、程序性原则缺失等诸多问题的存在。这些缺陷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去解决。
(三)建立完善可行的资本市场违法行为民事制裁机制
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主体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住房抵押贷款；MBS；证券化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
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概念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简称MBS）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它是指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具备一定条件时将经营个人住房抵押业务所拥有的抵押债权转让给一家特设目的机构（SPV），由该机构（SPV）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组合包装，然后分割成小单位的有价证券，以其所形成的现金流作为偿付基础，在资本市场上向公众或证券投资者公开发售，以实现进一步融通资金的过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改变了“贷款―回收―再贷款”这一传统银行信贷模式，构建了“贷款―抵押债权出售―再贷款”的新型运作模式，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资本流动性，分散风险的重要工具之一，也是改善资本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有效手段。
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风险分析的意义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正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的现实选择和必由之路。但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实施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从积极作用来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不仅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经营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结构，而且还能有效拓展房地产业的资金来源，增加金融市场的投资品种，对我国的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实施，涉及发放贷款银行、特设目的机构（SPV）、证券发行机构、信用担保机构等中间机构以及投资者等多个当事人，从而将传统的贷款功能分散给多个有限责任的承受者，这就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风险呈现出连续性和复杂性，一旦某个环节发生问题，就有可能影响这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在大规模房贷证券化实施之前，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逐一进行分析，对防范和分散金融风险，化解房地产泡沫现象，促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我国境内的顺利进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风险分析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个参与主体和复杂的流程构造，从而可能面临由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引发的风险。要想全面地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进行分析难度较大，但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方案设计的角度考虑，证券化风险主要表现为证券化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提前偿付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1、提前偿付风险。提前偿付是指借款人在贷款到期日之前不受惩罚的先行偿付部分或全部的贷款。由于提前偿付，证券发行人难以为这笔未预料到的现金及时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或即使找到了新的投资渠道，但这项投资可能与原来的投资收益不同，结果使得贷款组合的现金流入量不匹配或不平衡，因而形成再投资风险。因此，借款人的提前偿付首先带来基础资产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然后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结构，影响到抵押贷款证券投资者所获得的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它一方面影响了贷款人的贷款收益率或者影响了借款人的借款成本；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债券发行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和成本。
2、利率风险。利率风险，也称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的变化而使发放抵押贷款的机构或者证券持有者所遭受损失的风险。住房抵押贷款债券一般是以固定息票的形式发行的。由于贷款组合的利率是浮动的，若贷款利率下调，则银行要承受发债成本不变而贷款收益下降的风险。因此，利率风险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交易中，最难以规避与管理的一种基本风险。具体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利率变化会导致抵押贷款证券价格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投资者获利的大小；二是利率变化会导致抵押贷款证券利息收入再投资收益率的变化；三是利率变化会导致抵押贷款证券本金流量发生变化，进而给投资者的收益带来影响。
3、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住房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因某种原因未按时支付或者停止支付贷款合同约定的现金流，由此产生不利于投资者的风险。它包括有关债务人根本不支付，或者不按时支付，或者支付时间与资产买方的债务到期和支付的时间不一致所产生的风险。借款人延迟支付本息或停止履行合同条款，导致发行机构无法按时支付投资者的本息，直接影响投资者投资收益的实现，降低证券的信用等级，增加投资风险产生。而当证券的违约风险高时，按照收益与风险对应原则，发行机构必须向投资者支付较高的违约风险溢价，从而增大融资成本，进而影响MBS的实施和推进。
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
1、提前偿付行为的风险防范。由于提前偿付主要是经济环境变化后个人风险偏好选择的结果。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使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和把握提前偿付行为的变化规律，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提前偿付风险。因此，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行人防范提前偿付风险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建立风险转嫁机制，尽量减少自身承担的风险。
（1）增加再筹资成本。对由于市场利率的变化而产生的再融资倾向，可以采用增加提前还款的违约费用成本而使借款人的再融资成本增加，变得无利可图或者是获利很少。但是，这种违约条件应事先在贷款合同中说明。
（2）设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产品组合来防范风险。由于不同的投资者对提前偿付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因此可以发放多个层次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而各个层次的债券获得本金和利息受提前偿付的影响不同。例如，抵押担保证券将本息支付分为几档，任何一档的投资者在其本金得到偿付之前都可定期获得利息，而本金的支付则逐档依次进行。各档证券的偿付期限是不同的：期限越短，风险越小，收益也就越小；期限越长，风险越大，潜在的收益也就越大。
2、利率风险的防范。利率风险在我国既影响商业银行转让住房抵押贷款的积极性，又影响投资者持有MBS的积极性。为此，我国MBS市场的深化过程中，利率风险的回避十分重要。首先，优化商业银行的利率结构，给予利率主体――商业银行一定的自，让商业银行根据市场规律灵活地运用资金，合理确立证券化结构。其次，构架合理的债券利率结构，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合理的基准利率，使资本市场债券定价有公认的参考标准；二是进行利率机制改革。如在商业银行与证券发行公司之间签订利率互换协议；发行浮动利率债券，使债券利率与贷款利率相一致，以消减由于利率波动给贷款银行、SPV、担保机构，乃至债券投资者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还可以根据债券发行市场的需求状况，发行多档次债券以满足各种投资者的需求；证券发行法也可以利用先进的运算手段和数学工具，对贷款与债券的现金流进行优化匹配，尽量利用既定的利差空间实现保本微利。
3、信用风险的防范。信用风险主要来自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即抵押贷款的发放环节。控制该种风险，可通过证券产品的信用增级和完善个人信用体系两个方面来共同防范。两种防范措施所控制的阶段不同，前者是属于事后控制，后者是从源头上加以防范。
（1）证券产品的信用增级。信用增级是为投资者提供信用保护，减少违约风险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信用增级，可以保证按时、足额的支付投资者的利息和本金，它是防范信用风险的有效手段。信用增级按其来源不同可分为内部信用增级和外部信用增级。前者是通过证券化结构的内部调整，将现金流重新分配，使债券达到所需的信用级别，主要有发行优先和次级债券，进行超额抵押担保，设立超额利差账户和现金储备账户等；后者主要通过金融担保或保险来实现，主要有政府信用担保和商业保险担保两种形式，而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担保的证券在市场上占有较大比重。
（2）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导致借款人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款人在传统消费观念影响下，信用消费意识淡薄，往往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不惜牺牲个人信用，这也是我国当前没有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导致个人信用不高，只能靠道德约束而没有经济利益和法律责任约束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已具备了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的条件。具体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建立全国性的信用档案系统。各商业银行应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基于贷款层面的数据库，把个人信用记录集中起来，具体包括借款者的信用记录、工作收入、家庭成员状况、财产情况、以往每笔贷款偿付情况和国民经济状况等，同时加强互联网建设，使数据库资源共享。这样，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可以比较容易地审查借款人是否有可靠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先期债务、抵押物等情况，并通过审查借款人的“还贷与收入比率”、“贷款与房价比率”以及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来分析其偿付能力，做到严格的信用审核。其次，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应建立个人贷款信用评价模型。影响借款人信用水平的因素很多，应将这些因素按重要性给定权重，将其放入信用评级评价模型中，用以分析借款人违约的概率和信用总分。该评价模型有利于银行较为客观地判断借款人的信用度，针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借款人给予不同的贷款条件，从而有效地降低银行信用风险。
（作者单位：1.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2.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律清.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市场风险控制，决策与信息（下半月刊）[J].2007.8.
[2]李夏.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探讨，现代商贸工业[J].2008.11.
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主体范文第5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98号
《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19年3月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0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肖钢
2019年3月21日
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须具备丰富的投资经验和良好的定价能力，应当接受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遵守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则。
网下投资者参与报价时，应当持有一定金额的非限售股份。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根据自律规则，设置网下投资者的具体条件，并在发行公告中预先披露。主承销商应当对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预先披露的条件进行核查，对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应当拒绝或剔除其报价。
二、第五条改为第六条，第二款修改为：网下投资者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或发行价格区间)确定后，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方可参与申购。
三、第六条改为第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合并，修改为：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含)以下的，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10家;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 亿股以上的，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20家。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的，应当中止发行。
四、删除第八条。
五、第九条第一款改为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4亿股(含)以下的，网下初始发行比例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60%;发行后总股本超过4亿股的，网下初始发行比例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70%。其中，应安排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配售，安排一定比例的股票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配售。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有效申购不足安排数量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配售剩余部分。
对网下投资者进行分类配售的，同类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比例应当相同。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的配售比例应当不低于其他投资者。
六、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50倍、低于100倍(含)的，应当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00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50倍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本款所指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扣除设定12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算。
七、第十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五)过去6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五项改为第六项。
八、第十六条修改为：发行人和承销商及相关人员不得泄露询价和定价信息;不得以任何方式操纵发行定价;不得劝诱网下投资者抬高报价，不得干扰网下投资者正常报价和申购;不得以提供透支、回扣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诱使他人申购股票;不得以代持、信托持股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输送利益;不得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不得以自有资金或者变相通过自有资金参与网下配售;不得与网下投资者互相串通，协商报价和配售;不得收取网下投资者回扣或其他相关利益。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五条：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中国证券业协会应当建立对承销商询价、定价、配售行为和网下投资者报价行为的日常监管制度，加强相关行为的监督检查，发现违规情形的，应当及时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中国证券业协会还应当建立对网下投资者和承销商的跟踪分析和评价体系，并根据评价结果采取奖惩措施。
十一、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发行人、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投资者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失诚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视情节轻重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公开说明、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管措施，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9年10月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1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根据2019年3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证券发行与承销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证券法》和《公司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发行人在境内发行股票或者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统称证券)、证券公司在境内承销证券以及投资者认购境内发行的证券，适用本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其所持股份(以下简称老股转让)的，还应当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证券发行与承销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应当制定相关业务规则(以下简称相关规则)，规范证券发行与承销行为。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依据本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有关风险控制和内部控制等相关规定，制定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定价和配售过程管理，落实承销责任。
为证券发行出具相关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其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第二章 定价与配售
第四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可以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确定股票发行价格，也可以通过发行人与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等其他合法可行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意向书(或招股说明书，下同)和发行公告中披露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定价，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须具备丰富的投资经验和良好的定价能力，应当接受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遵守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则。
网下投资者参与报价时，应当持有一定金额的非限售股份。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根据自律规则，设置网下投资者的具体条件，并在发行公告中预先披露。主承销商应当对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预先披露的条件进行核查，对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应当拒绝或剔除其报价。
第六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采用询价方式定价的，符合条件的网下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报价，主承销商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网下投资者应当遵循独立、客观、诚信的原则合理报价，不得协商报价或者故意压低、抬高价格。
网下投资者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或发行价格区间)确定后，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方可参与申购。
第七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采用询价方式的，网下投资者报价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0%，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含)以下的，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10家;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20家。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的，应当中止发行。
第八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自主协商确定参与网下询价投资者的条件、有效报价条件、配售原则和配售方式，并按照事先确定的配售原则在有效申购的网下投资者中选择配售股票的对象。
第九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4亿股(含)以下的，网下初始发行比例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60%;发行后总股本超过4亿股的，网下初始发行比例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70%。其中，
应安排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40%优先向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和由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配售，安排一定比例的股票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配售。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有效申购不足安排数量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配售剩余部分。
对网下投资者进行分类配售的，同类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比例应当相同。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的配售比例应当不低于其他投资者。
安排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应当扣除向战略投资者配售部分后确定网下网上发行比例。
网下投资者可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自主约定网下配售股票的持有期限并公开披露。
第十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申购数量低于网下初始发行量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得将网下发行部分向网上回拨，应当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50倍、低于100倍(含)的，应当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100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50倍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 本款所指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扣除设定12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算。
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网上初始发行量的，可回拨给网下投资者。
除本办法第六条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中止发行情形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还可以约定中止发行的其他具体情形并事先披露。中止发行后，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可重新启动发行。
第十一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有一定数量非限售股份的投资者才能参与网上申购。网上配售应当综合考虑投资者持有非限售股份的市值和申购资金量。采用其他方式进行网上申购和配售的，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网下发行应和网上发行同时进行，参与申购的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应当全额缴付申购资金。投资者应自行选择参与网下或网上发行，不得同时参与。
发行人股东拟进行老股转让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于网下网上申购前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老股转让数量。无老股转让计划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通过网下询价确定发行价格或发行价格区间。网上投资者申购时仅公告发行价格区间、未确定发行价格的，主承销商应当安排投资者按价格区间上限申购，如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低于价格区间上限，差价部分应当及时退还投资者。
第十三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可以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发行人应当与战略投资者事先签署配售协议。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的股票总量、占本次发行股票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
战略投资者不参与网下询价，且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不少于12个月，持有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第十四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方案中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规定。
第十五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得向下列对象配售股票：
(一)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二)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三)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四)本条第(一)、(二)、(三)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五)过去6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本条第(二)、(三)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发行人和承销商及相关人员不得泄露询价和定价信息;不得以任何方式操纵发行定价;不得劝诱网下投资者抬高报价，不得干扰网下投资者正常报价和申购;不得以提供透支、回扣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诱使他人申购股票;不得以代持、信托持股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输送利益;不得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不得以自有资金或者变相通过自有资金参与网下配售;不得与网下投资者互相串通，协商报价和配售;不得收取网下投资者回扣或其他相关利益。
第十七条 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者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应当在方案实施后发行。相关方案实施前，主承销商不得承销上市公司发行的证券。
第十八条 上市公司向原股东配售股票(以下简称配股)，应当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配售，且配售比例应当相同。
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募集股份(以下简称增发)或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向原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比例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第十九条 上市公司增发或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主承销商可以对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设定不同的配售比例，对同一类别的机构投资者应当按相同的比例进行配售。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明确机构投资者的分类标准。
主承销商未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的，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回拨机制，回拨后两者的获配比例应当一致。
第二十条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对象及其数量的选择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相关规定。
第三章 证券承销
第二十一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签订承销协议，在承销协议中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约定明确的承销基数。采用包销方式的，应当明确包销责任;采用代销方式的，应当约定发行失败后的处理措施。
证券发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由承销团承销的，组成承销团的承销商应当签订承销团协议，由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承销工作。证券发行由两家以上证券公司联合主承销的，所有担任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应当共同承担主承销责任，履行相关义务。承销团由3家以上承销商组成的，可以设副主承销商，协助主承销商组织承销活动。
承销团成员应当按照承销团协议及承销协议的规定进行承销活动，不得进行虚假承销。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依照《证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采用包销或者代销方式。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未采用自行销售方式或者上市公司配股的，应当采用代销方式。
第二十三条 股票发行采用代销方式的，应当在发行公告(或认购邀请书)中披露发行失败后的处理措施。股票发行失败后，主承销商应当协助发行人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股票认购人。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实施承销前，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与承销方案。
第二十五条 上市公司发行证券期间相关证券的停复牌安排，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
主承销商应当按有关规定及时划付申购资金冻结利息。
第二十六条 投资者申购缴款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和募集资金进行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还应当聘请律师事务所对网下发行过程、
配售行为、参与定价和配售的投资者资质条件及其与发行人和承销商的关联关系、资金划拨等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证券上市后10日内，主承销商应当将验资报告、专项法律意见随同承销总结报告等文件一并报中国证监会。
第四章 信息披露
第二十七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发行过程中，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要求编制信息披露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和承销商在发行过程中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二十八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受理后至发行人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依法刊登招股意向书前，发行人及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当事人不得采取任何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进行与股票发行相关的推介活动，也不得通过其他利益关联方或委托他人等方式进行相关活动。
第二十九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向网下投资者进行推介和询价，并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向公众投资者进行推介。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公众投资者进行推介时，向公众投资者提供的发行人信息的内容及完整性应与向网下投资者提供的信息保持一致。
第三十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推介过程中不得夸大宣传，或以虚假广告等不正当手段诱导、误导投资者，不得披露除招股意向书等公开信息以外的发行人其他信息。
承销商应当保留推介、定价、配售等承销过程中的相关资料至少三年并存档备查，包括推介宣传材料、路演现场录音等，如实、全面反映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
第三十一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将发行过程中披露的信息刊登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同时将其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互联网网站，并置备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场所，供公众查阅。
第三十二条 发行人披露的招股意向书除不含发行价格、筹资金额以外，其内容与格式应当与招股说明书一致，并与招股说明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三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和承销过程中公开披露以下信息：
(一)招股意向书刊登首日在发行公告中披露发行定价方式、定价程序、参与网下询价投资者条件、股票配售原则、配售方式、有效报价的确定方式、中止发行安排、发行时间安排和路演推介相关安排等信息;发行人股东拟老股转让的，还应披露预计老股转让的数量上限，老股转让股东名称及各自转让老股数量，并明确新股发行与老股转让数量的调整机制。
(二)网上申购前披露每位网下投资者的详细报价情况，包括投资者名称、申购价格及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剔除最高报价有关情况;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基金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有效报价和发行价格(或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过程;发行价格(或发行价格区间)及对应的市盈率;网下网上的发行方式和发行数量;回拨机制;中止发行安排;申购缴款要求等。已公告老股转让方案的，还应披露老股转让和新股发行的确定数量，老股转让股东名称及各自转让老股数量，并应提示投资者关注，发行人将不会获得老股转让部分所得资金。按照发行价格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低于拟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金额的，还应披露相关投资风险。
(三)如公告的发行价格(或发行价格区间上限)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披露发行价格的同时，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中明示该定价可能存在估值过高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提醒投资者关注。内容至少包括：
1. 比较分析发行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差异及该差异对估值的影响;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
2. 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四)在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获配机构投资者名称、个人投资者个人信息以及每个获配投资者的报价、申购数量和获配数量等，并明确说明自主配售的结果是否符合事先公布的配售原则;对于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明显少于报价时拟申购量的投资者应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发行后还应披露保荐费用、承销费用、其他中介费用等发行费用信息。
(五)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应当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的名称、认购数量及持有期限等情况。
第三十四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披露发行市盈率时，应同时披露发行市盈率的计算方式。在进行行业市盈率比较分析时，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制定的行业分类标准确定发行人行业归属，并分析说明行业归属的依据。存在多个市盈率口径时，应当充分列示可供选择的比较基准，并应当按照审慎、充分提示风险的原则选取和披露行业平均市盈率。发行人还可以同时披露市净率等反映发行人所在行业特点的估值指标。
第五章 监管和处罚
第三十五条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六条 中国证券业协会应当建立对承销商询价、定价、配售行为和网下投资者报价行为的日常监管制度，加强相关行为的监督检查，发现违规情形的，应当及时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中国证券业协会还应当建立对网下投资者和承销商的跟踪分析和评价体系，并根据评价结果采取奖惩措施。
第三十七条 发行人、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投资者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失诚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视情节轻重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公开说明、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管措施，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证券公司承销未经核准擅自公开发行的证券的，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处罚。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有前款所述情形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12至36个月暂不受理其证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的监管措施。
第三十九条 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承销证券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监管措施;情节比较严重的，还可以采取3至12个月暂不受理其证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的监管措施;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夸大宣传，或以虚假广告等不正当手段诱导、误导投资者;
(二)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承销业务;
(三)从事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的行为;
(四)向不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网下投资者配售股票，或向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配售的对象配售股票;
(五)未按本办法要求披露有关文件;
(六)未按照事先披露的原则和方式配售股票，或其他未依照披露文件实施的行为;
(七)向投资者提供除招股意向书等公开信息以外的发行人其他信息;
(八)未按照本办法要求保留推介、定价、配售等承销过程中相关资料;
(九)其他违反证券承销业务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条 发行人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监管措施;构成违反《证券法》相关规定的，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一)从事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的行为;
(二)夸大宣传，或以虚假广告等不正当手段诱导、误导投资者;
(三)向投资者提供除招股意向书等公开信息以外的发行人信息;
(四)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附 则
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主体范文第6篇
关键词：证券市场；监管；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076-02
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发展历程
证券市场监管又称证券监管，是监管主体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严格规制证券市场主体及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等活动，从而纠正市场失灵导致的证券产品和证券服务价格扭曲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提高证券市场透明度，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所采取的所有活动和过程。证券监管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证和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证券监管一般由民间自律和政府监管两部分组成。民间自律监管同非官方的机构根据机构成员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对行业内部的行为自我约束和管理而政府监管是指政府机构对证券市场主体及市场活动的管理与监督。纵观我国证券监管的发展历程，可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这是我国证券监管的初始萌芽阶段。1990年、1991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设立，两地部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试点。1992年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两家交易所上市。这一阶段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负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其他政府机构参与管理，主要进行宏观层面的协调与指导。上海、深圳的地方政府则是证券监管的直接主体，两地政府分别建立起地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制定了一些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交易的地方性法规，我国以地方监管为主的证券监管体制初步建立，但始终处于落实于证券市场规模发展的状态。
第二阶段是1992年10月至1998年8月，这是我国证券监管的探索阶段。在总结沪深两地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及地方监管模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证券市场由区域性市场逐步转变为全国性市场。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设立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全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责，标志着全国性证券监管机构的正式设立。同时，经证监会授权，部分省（市）成立了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在证监会授权的范围内履行相应监管职能。我国以证券委、各部委、地方政府等主体共同参与证券监管为特征的多部门证券监管组织系统初步建立。在此阶段，我国的证券市场在探索中发展，市场监管体系发育仍不成熟，监管效率也不高。
第三阶段是1998年8月至今，这是我国证券监管的快速发展阶段。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被撤销，其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证券监管职能归入中国证监会。同年8月，国务院批准《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决定中国证监会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授权，依法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并在中心城市设立9个证监会派出机构—证券监管办公室，对其实行垂直领导。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中央一地方一基层”三位一体的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基本建立。2000年8月，全国证券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再次明确了证监会派出机构的监管职责，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趋于完善。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问题
我国集中统一型证券监管体系刚刚建立并处于初始运行阶段，在对证券市场具体监管管理中，在监管体系、监管环节、法律制度、监管手段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和不足，证券监管体系仍需不断健全。
1.部分监管环节存在缺陷。从我国现在的证券监管体制来看，部分环节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股票发行定价监管存在缺陷，导致出现新股发行市盈率过高情形的出现，抬高了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和股价的依据与原动力，加大了二级市场的风险。其二，市场退出监管不力。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ST和PT制度，仅为对上市公司的一种警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市场退出的监管，导致一些本该退市的亏损上市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和更名又重新在交易所挂牌，给股市的规范化运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三，上市公司遴选监管缺位，使得一些地方将上市看作是获得了一个可永久融资的渠道，只重视股票的融资功能，忽视公司上市后的运行机制转换、经营业绩提高和社会监督。
2.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滞后。证券市场正常运行，要依靠法律来协调各种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从我国现在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来看，尽管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在立法层面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三个层级，但每个居于较低层级的法律法规都是上一层级法律法规的具体和补充，立法滞后、法律规定空白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现有法律法规之间衔接性差，如《证券法》与《公司法》之间不衔接；《刑法》、《行政诉讼法》对于《证券法》规定的法律责任，也未做出相应的补充规定；对民事赔偿也仅有原则规定，操作性不强；与行政权相配套的市场监、检查、处罚等职权等未能真正实现。以上问题直接导致证券市场内部协调差，监管手段不足，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力、违法不究的现象，影响了监管的效果。
3.监管手段行政干预过多。从我国现有证券监管的手段来看，主要通过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实现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政干预过多，主要表现在：第一，以审批制代替市场机制。证券发行制度中仍离不开证监会对于发行股票的屯批，屯批成为市场运行的重要环节并代替了市场选择。第二，监管行为短期性，政策短时性。市场的经常性变动造成了政府监管行为和政策短期性，使得行政屯批扭曲了市场供求的实际情况，扭曲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同时也削弱了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第三，监管手段过于刚性，偏向“政策化”。我国股票市场带有浓郁的行政色彩，被称为“政策市”、“消息市”，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使得股票优劣难分，导致了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和投机化，投资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4.证券自律功能未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特定功能，就如有的外国学者所言，通过权威而不是市场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臃肿笨拙的，就像一只仅有拇指而无其他手指的手，尽管那拇指粗大有力，但是目前我国证券业的自律监管体系不健全，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自律组织不健全，会员发展速度极为缓慢。第二，自律管理混乱，各自律主体在实际运行中彼此独立，各有会员又相互交叉，形不成自上而下的统一体系，难以协调工作。第三，缺少独立性。现有的自律组织大多属于官办机构，机构负责人多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无法独立发挥监管职能。第四，机构形同虚设。例如，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近至今仅召开过一次会员大会，除个别组织一、两次学术会议、业务培训、编写业务手册和简报外，还没有负担起更主要的职责。
三、完善我国证券监管的相关对策
1.转变监管理念，完善监管体系。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在坚持“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和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尽可能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各种有可能降低资本流动性和运作效率的人为制度。要完善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组织系统，进一步明确证监会的性质，建立完善系统自上而下的纵向监管体系，在一些证券市场较发达，监管任务较重省份的大区证管办辖内的若干中心城市设立若干直属监管处。从根本上摆脱地方政府对证券监管的行政干预，形成直接受证监会领导，独立行使监管权力的管理体系。建立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间稳定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证券监管部门管不了，地方政府管不着”的现象。
2.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实现监管法治化。作为市场经济最前沿的证券市场，把“依法治市”作为自身发展的基本方略。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法制，确立以《证券法》为基础的证券法律主体层次，确立《证券法》在证券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地位；在《证券法》基础上形成各个部门法规的辅助系统，并依据《证券法》基本原则，调整现有的法律体系、制定新的证券部门法，形成有关证券发行、交易、服务等一系列的具体法律法规。建立以证券自律组织制定自律性规章制度为主的自律制度系统。同时还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加大运用刑事制裁手段，加强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使股市在良好的法律环境中，在间接调控引导或较少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协调运行。
3.明确监管目的和范围，规范完善政府监管手段。在证券监管中应当明确，证券监管目的是保证市场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监管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市场秩序和运行环境。因此，作为监管部门不应该直接介入市场，过度介入市场，监管部门尽可能只做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决者，否则监管就会失去公正性。在监管手段上，要规范和完善政府行为，采用经济、法律、行政等综合手段，尽量减少行政监管手段。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进行监管，顺应市场规律而非逆势监管，如此才能减少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此外，还要把握好监管尺度，既要防止监管过度，又要防止监管不足。监管主体要认真考虑监督的范围和力度，又要考虑不予干预的各种情形，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能减少证券市场动作风险，维护市场稳定和投资者利益，又不抑制证券公司的创新积极性。
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主体范文第7篇
关键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必要性
一、我国开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可行性分析
虽然中国建设银行的“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公开发行，没达到市场乐观人士所预期的“火爆”状态，但随着人们对抵押贷款证券化认识的加深和客观条件的成熟，相信在中国也将日益显示出其价值所在，并将具备广泛的应用前景。
(一)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符合证券化资产的要求
并非所有的资产都适宜证券化，其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证券化的资产能在未来产生可预测的稳定现金流，即证券化的资产对投资者要有吸引力。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抵押支持证券时，主要依据的是这些资产的质量、未来现金收入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居民住宅贷款的风险相对较小、收入相对稳定并且可预测性较高，所以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为突破口是十分合适的。
(二)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金融意识的增强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创造了物质条件
一方面居民储蓄业务总量相当可观，庞大的居民储蓄资金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推行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另外，抵押支持证券的信用级别高(一般为aaa或aa级)，风险较小，收益率略高于国债，因此居民乐意购买。另一方面，居民的金融意识在不断增强，消费心理日趋健康，对这一新的投资工具能很快予以接受。
(三)我国证券市场已初具规模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众多证券公司参与支持的证券发行市场，以及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staq系统和net系统等为代表的场外交易。沪、深两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交易品种包括股票、国债、基金券、可转换债券等。抵押支持证券发行以后完全可以在这两个证券市场上市流通。
(四)我国已有相当数量的机构投资者
随着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基金制度的深入展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礼会保障基金。这些社会保障基金积聚了大量的资金，必然要到证券市场上寻求出路，社会保障基金的本质特征决定它不可能追求短期高风险的投资机会，只能把资金投入到风险低、收益稳定、期限长的投资品种上。抵押支持证券都是长达数十年的证券，又有政府信用的担保，风险较小，收益比较稳定，恰能满足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同时也为支持证券的发行提供了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来源。
(五)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状况达到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要求
资料显示，抵押支持证券的发起、包装和承销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实现其经济利益，抵押支持证券的初始发行必须在2-3亿元范围内。1992年，中国建设银行发放了我国第一笔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从此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逐渐成为人们购房融资的主要方式，其规模快速扩大。据人民银行统计，至2007年6月末，全国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达到25720亿元，到了资产证券化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规模的要求。
二、证券化的基本原理
(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基本思路
1 建立个人信用制度。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主要以个人为客户，其信用状部直接影响贷款的质量和风险情况，具体可以从三方面完善相关制度：第一，加强储蓄实名制建设，建立以个人账户为主的结算制度：第二，健全全社会的信用基础；第三，完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2 加快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的建设。首先，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是证券化的基础，应大力发展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规模。其次，丰富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的贷款品种。第二=，完善一级市场的风险控制机制，建立个人信用的登记制度，加强保险业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结合。
3 加强spv(特设中介机构)风险管理，spv的运用也面临各种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道德风险、规模不足、交易风险、法律风险、利率风险、提前还款风险等。spv成立后，有助于提高或强化spv信贷力度，有利于提高bms(住毫低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资信评级，从而增强投资者信心，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以制度化和系统化的方式来管理这些风险，通过业务运作分散给具有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者，从而化解银行业的部分风险。
4 加强政府机构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中的作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市场，其中有大量的中介机构参与，市场关系
错综复杂；其次，抵押贷款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需要建立一系列适应其发展的新的市场秩序与规则。这些都需要借助于政府所具有的特殊的协调优势。
(二)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操作框架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的运行机制及其特色，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参与主体。市场参与主体的资格确定、他们的行为准则、操作规范以及外部监管机制的建立，直接关系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的效率和未来的发展。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操作框架中各参与方具有以下职能：(1)购房者，作为债务人负有向发起人支付住房抵押贷款本息的义务；(2)住房抵押贷款银行为发起人，其职能是组建资产池，并将其出售或转移给spv；(3)spv的作用是购买或接受发起人的住房抵押贷款，接受证券公司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4)评级机构，提供资产评级；(5)信用担保公司，对住房抵押贷款进行信用增级和担保；(6)证券公司负责设计、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三、推行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建 议
(一)大力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第一，必须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加快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步伐，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银行体系，从源头上规范抵押贷款的管理，实现抵押贷款的标准化服务。第二，必须逐步实现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第三，必须完善和优化现行的利率体系，只有实现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才能保证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有一个合理的定价。第四，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债券发行制度，政府只需审批年度的发行规模，至于具体的债券发行标准、规模、利率水平、期限结构和发行时间等都可以交由特殊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自主作出决定。
(二)取消市场限制，培育投资主体
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参与者中，机构投资者已成为最大的投资者。因此，有必要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对有关保险金、养老基金、福利基金等使用的政策和法规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放宽市场限制，逐步向保险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开放资产证券化市场。
(三)规范信用评级和担保体系
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是投资者进行投资选择的重要依据，独立、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成败的关键。就我国现实的市场条件而言，我国个人信用管理可以选择国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这一模式，即以身份证登记为基础，以存款实名制为契机，推广建立个人账户体系，通过银行问的联网、地区间的联网，最终建立起国家个人信用调查和资源共享系统。此外，借鉴国际经验，尽快成立政策性的全同住房抵押贷款担保保险机构，并与商业性保险机构一起构建一套完整的抵押保险担保机制，为住房抵押贷款的发展提供保障。
(四)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一是着手研究制定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法规，如《住房法》、《住房金融机构组织法》、《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投资基金管理法》、《房地产信托法》等。二是根据我国会计和税收法规，结合资产证券化本身的特征，制定相应的会计和税收制度。三是从各国的情况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都属于政府推动型的制度创新，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的供给和创新同样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
(五)培育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
要发行抵押贷款证券必须建立完善的、流动性较强的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包括：一是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只有保证正常的交易秩序，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才能有效流动，其效应才能真正得以发挥。目前，我国证券化方面的法制建设还很滞后，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有关管理部门面临着建立和完善有关金融市场和i房地产市场法律、法规的任务。二是深化金融改革。在国有银行商业化的同时，应大力发展人寿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投资银行、抵押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构，推进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的转换，扩大住房信贷资金来源。三是开发新的贷款种类。目前我国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形式主要是职工住房抵押贷款，形式单一，且限制条件严格，这严重制约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应学习国外经验，吸收一些适合国情的贷款形式，如分级偿还抵押贷款、可调整价格抵押贷款等，从而推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的发展。
(六)建立完善的抵押市场担保体系
开展住房抵押证券化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在庞大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建立起健康有序的信用关系和信用体系，提高贷款者和抵押品的信用等级和信用条件，增强抵押贷款的清偿能力，减少银行机构的信贷风险。二是在流动的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中，增强抵押证券的安全性和清偿能力，提高证券发起机构和证券抵押品的抵押信用和抵押证券的交易信用，加强对抵押贷
款证券化后的流动性风险的防范。南此可见整个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运转必须有完善的抵押担保体系的支持，因此设立专门的证券化担保机构，为抵押证券提供信用支持和担保，对整个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体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借鉴美国的经验，在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初始阶段，应由政府出面提供担保，这样可以提高住房抵押贷款和抵押证券的信誉，为实行住房抵押贷证券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七)加快抵押贷款证券化运行所需的中介机构的建设
加快抵押贷款证券化运行所需的中介机构的建立包括：一是建立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它的职能主要是买进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所有权和房产抵押权，组成抵押贷款组，经标准化处理、信用评级及抵押贷款担保公司担保增级后，发行抵押贷款证券，从最终投资者处取得销售抵押贷款证券的资金。二是培育抵押债券的认购承销者。其职能是代替债券发行者销售债券。认购承销者可分包销和代销两种，包销商要承担发行风险，即在债券未售完时包销商要购买剩余债券。
参考文献：
[1]邓伟利，《资产证券化一国际理论与中国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何小锋，《资产证券化》[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2。
[3]袁靖，《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建议》[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07(5)。
[4]何德旭，《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可行性分析》[j].《金融研究》，2000(9)。
[5]李娜，《浅析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j].《金融理论与教学》，2006(4)。
证券发行市场的参与主体范文第8篇
降低公众持股比例限制
多数国家的证券法规对于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比例和持股分散度设有具体的要求。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也要求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比例不应低于公司股份总额的25％；纽约交易所的上市规则要求一般上市公司的最低公众持股不应低于110万股，持有100股以上上市股份的股东不应少于2000人，对于“非美国公司”的此类条件则更为严格；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上市标准要求公众持股数达到125万股，公众持股市值达到700万美元：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法规也规定，上柜公司持有股份一千股至五万股的记名股东人数不少于三百人，且其持有的股份总额合计占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以上或逾五百万股。
目前，我国创业板在持股分散度条件上，沿用与主板市场相同的规定，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5.1.1条，发行人申请股票在创业板上市，应当符合“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四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以上”的条件。固然是出于保证创业板股票交易活跃的目的，然而从实践的情况看，显然已经对创业板企业造成较重的负担。创业板发行制度的目标在于鼓励中小额发行，处于成长期的创业企业虽然需要必要的资金发展壮大，却远未达到主板市场企业所需的融资规模。公众持股比例限制，意味着若企业欲于创业板上市必须至少发行股份总数25％以上(四亿以上股本额的为10％以上)的股票。而事实上，对于大量创业板上市企业而言，由于私募配售的存在，其首次公开发行所募资金量远远超过其实际所需。从已有的创业板发行情况看，大量企业的公众持股比例都是勉强达到上述下限比例要求。虽然此种做法可能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但是一旦创业板公司所需资金量原本即小于上述公众持股比例的要求，那么显然该限制条件就构成了公司超募现象的重要原因之。
根据我国创业板运行的实际情况，上述公众持股比例限制条件可以进行适当修改，如下调5％到10％的幅度。
实施存量发行改革
存量发行是指在公司IPO时，原有公司股东对外公开出售部分自己所持股份的行为。我国资本市场在功能定位上片面注重于融资功能，这导致了在lPO中几乎全部都是增量发行。而在境外成熟资本市场中，基于市场主体的自愿选择，存量发行与增量发行共同存在于市场化的发行制度之中。根据学者的研究，存量发行的积极效应包括：(1)让减持意愿较强的股东实现部分股份套现，(2)促进IPO合理定价和市场流动性的提高；(3)有利于二级市场并购和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形成；(4)有利于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同时，存量发行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怀疑，并影响一级市场的发行以及二级市场的股价；增大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发行人可能会通过存量发行数量的调整来隐藏对投资者不利的负面信息等。
由于《公司法》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曰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因此，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存量发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仍有争议。笔者认为，未来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允许创业板拟上市公司在其IPO中进行 定比例(如10％)的存量发行，并且存量发行的对象不应受到限制，发行后此类股份也不应存在锁定期。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存量发行也会出现部分股东博取流动性溢价的现象，但是其良好的市场信息传导和法律监管机制有效地控制了这 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未来在存量发行法律制度设计中，不仅应当对存量发行占发行总额的比例进行必要的限制，而且应当对存量发行原始股东进行资格区分，例如对于企业发起人的存量发行即应进行严格限制，同时通过强化信息披露机制以及保荐人和财务顾问责任保证市场参与主体免受欺诈。
总体而言，通过存量发行改革方式使原有股东减持股份，对于解决创业板市场严重的超募现象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虽然存在制度漏洞被利用的风险，但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来说利大于弊，应当成为未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改革的趋势。
针对市盈率的必要行政限制
现阶段，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和网上发行的方式严重限制了发行市场上的竞争，使股票供不应求。在管制了供求的前提下，仅仅放开发行的直接价格管制，形成的价格不可能是市价，仍然是管制价。因此，单纯放开发行市盈率限制无法与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对接。
股票发行市场化是我国股市的目标，市场化进程首要者并非放开股票发行价格，恰恰相反，在股市供给受到严格管制的前提下，目前仍然需要对价格继续进行管制。限制发行价格可能造成巨额资金囤积于级市场，甚至引发腐败，而放开发行市盈率限制会造成公司疯狂圈钱。两害相权取其轻，作为权宜之计，还是应该选择管制发行价。
股票发行市场化恰当的顺序安排应当是先放开发行竞争，摒弃对股票发行总量的人为控制，以实现股票市场的供求均衡，然后再放松价格管制，最终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其次，现阶段，新股发行价格完全市场化会加剧一，二级市场股票价格间的矛盾，加大股票价格调整的幅度，同时助长发行人圈钱的欲望+不利于市场的规范和稳定。对发行市盈率进行限制，将在定程度上使发行人盲目筹资的欲望得到遏制，而确实需要较多资金的发行人可通过适当增加发行量来解决。把市盈率控制在定范围内，也将向市场传递如下信息，即监管层希望二级市场的市盈率能够适度，这也有利于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合理调整。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现阶段对市盈率进行行政限制具备现实意义，而完全放开管制则可能适得其反。上交所股票在市盈率管制政策变更前后的表现显示，“取消股票发行市盈率限制”这一措施对利益均衡的作用有限，对发行定价合理性只有负面影响。而且如果根本的股票发行定价行为方式维持不变，只做修补工作，很难从真正意义上达到管理层所希望的目标。适当限制发行市盈率会有助于降低新股发行对市场的冲击。我国作为新兴市场，新股发行在相当长时间内应该考虑的重点问题是减缓对二级市场的短期冲击，保证级市场能够稳定运行，满足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
因此，在创业板完全市场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可借助公权力对畸高的市盈率予以强制性规范，采取对发行市盈率进行行政限制的临时措施。具体方法上，监管部门可对创业板市场发行市盈率上限进行规定，同时辅以定范围的鼓励区间，超过市盈率上限的股票定价势
必无法通过发审委的审核，而在鼓励区间范围外的定价则存在无法通过审核的风险。如此，将上述市盈率上限进行较高规定，以避免行政权对定价过多干涉，另一方面，通过浮动区间对发行价进行调整既有利于控制价格水平，又有利于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估值规律的价格。上述方法能够实质上改善目前创业板市盈率居高不下的状况，平衡了效率和风险，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对创业板市场的信心。
建立符合商业条件市值的券商激励机制
综合世界各国创业板市场股票发行的经验，多数国家在上市标准上虽然采取了远低于主板市场的门槛限制，但实际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大多具备远超法律规定上市标准的市值规模，这便意味着法律规定的上市条件被实质性架空，法律预设的融资条件大大上升，从而使得大量表面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在现实商业条件的制约下不可能被推荐上市，我国创业板市场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现行创业板市场法律制度的上市框架与其他相关配套规则不符合上市企业必须具备符合商业条件的市值这基本规律。
IPO发行中符合商业条件最低市值规律的本质在于：对创业板企业的中小市值发行，多数证券公司会因其发行成本在筹资额中所占的过高比例，费用收入相对较低而丧失积极性。这一状况作为创业板市场中的世界性难题而普遍存在，可以说券商积极性关系到创业板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当从发行机制方面入手，平衡发行人和承销人之间的利益，使上市公司的发行符合商业条件。这意味着在上市公司市值较小的情况下，应当以一定的制度设计保证券商基本经济利益的实现，建立鼓励低价发行的法律结构，从而激发其对此类企业项目的积极性。券商积极性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两种制度设计有效解决
配售方式由于缺乏政策支持，目前券商通过合同入股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是该方式的后遗症亦始终困扰着券商与企业 传统PE模式下，券商和发行人不得不承担无法上市的风险，亦即项目进行以后，一旦IPO失败，未能成功上市，此时券商已经入股拟上市公司，我国公司法不允许其退股，而券商所获股份一般数量较大，其如何寻找其他投资者退出项目公司将成为难题。故此，PE方式在政策层面上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许可和鼓励是解决券商两难境地的重要节点，笔者认为 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允许低于一定筹资额度(如一亿元)的条件下券商以配售方式取得拟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权利。只要发行筹资额度符合一定条件，则在一般情况下，证券监管部门允许发行人对承销商的补偿性配售。
在此前提下，承销人与发行人事先订立补偿性约定，内容主要涉及上市后发行人公开向券商配售股份及相应的补偿股份数额。在该补偿合同中，列明发行人以配售股份的方式折抵部分承销费用，即券商可获得较低价格的股份以折抵承销费用。券商作为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参股拟上市创业板企业，待上市成功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与传统的PE方式简单以合同约束相比，该种方式由于事先得到了证券监管部门的承诺，不用负担可能存在的无法上市风险。
配售应成为一种可选择的模式，同时由于配售实质上是入股拟上市公司的行为，出于对有可能产生的不公平关联交易及承销商或保荐人独立性的担忧，关于券商与企业利益崇突的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应该看到，相较商业条件市值规律影响下的制度缺失对小市值企业融资状况的负面效应而言，潜在的保荐人独立性和关联交易公平性问题并不严重，通过公开性规则可以有效地将商业风险和道德风险降低。我国《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7％，或者发行人持有，控制保荐机构的股份超过7％的，保荐机构在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时，应联合1家无关联保荐机构共同履行保荐职责，且该无关联保荐机构为第一保荐机构。”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不得以任何名义或者方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由此可见，目前的法律设计与小市值企业上市时的配售模式利益分配机制可能存在定程度的矛盾，对此，可以通过例外性规范的形式加以缓和。例如允许一定筹资额以下的发行人及保荐券商豁免或突破上述限制性规定，但配以必要的公示及相应的承诺或保证机制。再者，为避免承销商通过配售方式获取巨额利益，对于配售股份的价格形成可以设置定的阀门。例如在配售制度中约束承销商，如果实际发行价格远高于合同约定的报价，超出的部分必须返还发行人。关于该价格的控制尺度，可以合同或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形式，直接规定超出的价格区间范围。
需要强调的是，配售制度应支持券商不受限售条款制约，否则其解决券商积极性问题的初衷根本无法实现。这是由于券商持股的时间成本加大，预期利润也将大打折扣。故应允许券商在企业上市后即可将配售股份转让，限售期仅约束“大小非”，承销商不在此列。
权证方式 引入权证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小市值企业上市对券商利益补偿的问题，以调动券商对此类项目的积极性。由于中小型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筹资规模有限，这些项目对于承销人的吸引不大，而且承销费用成本过高，对发行人也不利。因此。可以通过权证补偿的方式来弥补主承销人利润不足的问题。由于权证具有杠杆作用(即一般而言，认股权证的市场价格要比其可认购的股票的市场价格上涨或下跌的幅度更大)，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目前供小于求上市初期极少跌破发行价的总体现状，通过允许创业板公司发行权证的方法，券商在拥有权证发行权的情况下，可以在较低的风险水平下，有效地解决其承销费用较低，利润不足的问题。
就实质而言，即允许承销商代表发行人卖出认购权证。对于发行总额在定数量以下的股票(如亿元)，上市前，拟上市企业可以股东大会决议形式与承销商达成协议：若上市成功，将授予中介机构发放一定数量的上市企业认股权证的权利。采用该方式，既可以解决因上市规模较小所收取的承销费偏低的问题，同时承销商也不必面对配售方式下可能遭遇的退出窘境。因为这相当于上市后认购权证的持有人得以特定价格认购特定数量股份，与流通股东一起分担上市成本，券商在出售权证过程中将获得巨大的利益补偿。从阶段上来说，权证方式可分为如下环节：首先，在发行上市前，承销商与发行人就认股权证事项达成协议；第二步是认购和发行认股权证，第三步是允许权证在一定时期内交易和流通，最后是设置抽签程序，以决定权证的效力。具体而言，承销商与发行人首先就认股权证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总量上限达成协议，承销商以自己名义发行备兑权证，并允许该备兑权证拥有一定的流动期限，市场交易主体可以买卖转让该权证。
期限届满后，通过抽签决定备兑权证可否行使认股权。为权证提供定的交易流动期，其意义在于提高投资人购买权证的积极性。在交易期限内，权证可以自由流动，有利于发掘其价值，吸引社会闲散资金。设置抽签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同时防止大面积炒作认购权证。该方式存在一定的成本，部分权证经抽签后失效可能从整体上削弱意向方购买权证的积极性，但总体而言，能够有效弥补承销商的经济利益而不致过于浪费资源，并且保护其参与小额企业融资项目的积极性。
实施权证方式，首先要扫清权证发行的政策障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权证发行和创设均由交易所进行审批，但对于认股权证而言，持有人的行权将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本总数增加，为了与《证券法》证券发行审批的相关规定相衔接，笔者建议将认股权证的发行改由证监会来审批。其次，根据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发行权证的股票必须满足最近20个交易日的流通股份市值不低于30亿元等条件，这意味着只有主板市场上的大盘蓝筹股才有发行权证的可能。而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的背景下，权证对于创业板市场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因此，政策上应当对在创业板市场发行权证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法律规定中为一定规模范围内的小额融资发行权证提供空间。再者，为防止天量创设权证，可通过政策强制限定权证的单位价格与交易量。 方面，给出每单位不超过一定金额的指导价格。另一方面，对于权证的实际发行量，规定不能大于标的股票发行量的一定倍数。同时，完善权证发行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承销商或发行人及时准确地公布拟发权证的发行价格和交易量。创业板目前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应该鼓励小额发行。因此，应当强调的是，只有小额融资项目才得被允许发行权证，大额融资不适用该政策。
综上，由于在发行环节存在着符合商业条件的最低市值的基本规律，现行的发行制度难以保证众多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中小额企业得以上市融资。为解决券商在保荐上市过程中，由于市值规模而产生的承销利润不足的问题，未来创业板发行制度中应当允许发行人以承销费用以外的手段进行支付，尤其是为以部分股权类权益进行支付的方式(比如权证，配售等)对券商进行补偿预留空间，从而保护券商对小额融资企业项目的积极性，进而使小额融资企业的权利得到实质保障，充分发挥创业板应有的功能。
改进发行定价技术
审视现行创业板的估值体系，可以发现由于缺少合理的估值参照系和科学。客观的多种定价制度，同时在符合商业条件市值规律对融资规模要求的影响下，导致了大量资金追捧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部分创业板公司的预期估值上升，偏离了原有真实价值，使其股价存在巨大的透支公司未来成长性的风险。
许多拟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即使在其他方面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但运用市盈率法进行发行定价很难反映公司的高成长性，其融资额也将非常有限。如此，由于估值技术的单和发行制度的缺陷，拟上市公司抱怨承销保荐费用过高，证券公司则嫌工作量大而无利可图。所以，在主板市场得到广泛运用的市盈率法在创业板的适用有局限性的。创业板的发行定价技术应探索适应创业板市场上中小型企业小规模发行特点的道路。故而，未来在遵循符合商业条件的市值规律的指导下，引入新的定价技术，进而改革现行发行制度设计势在，必行。
新型发行定价技术
新股发行定价实际上是以单位市值为依据的，估价时将该公司作为整体资产估计出其公平市值，再将其分摊到全部股本之上。
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要是高科技为代表的创新型和高成长性企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高科技企业的估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种是在传统的企业估值方法的理论和框架内，通过对某些指标的调整而实现对高科技企业的估值；另外一种是突破传统企业估值理论，把实物期权法引人高科技企业的估值中。
现金流量贴现法现金流量贴现法(discount cash flow)指以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预测的自由现金流量和公司末期价值的贴现值来估算公司市场价值的方法。由于现金流是未来时期的预期值，因此必须按照一定的贴现率返还成现值，通过选定恰当的折现率，将公司未来的收益折算到现在的价值之和作为公司的价值。
般来说，要求被估价公司未来现金流量能够比较可靠地估计，且根据现金流的风险特征又能够确定出恰当的贴现率。在国际主要股票市场上对公路、港口，桥梁。电厂等上市公司的估价和发行定价般采用现金流贴现法。对于净现金流为正、较为成熟的高科技企业也可以适用这种方法。
经济收益附加值法经济收益附加值EVA(Economic VaIueAdded)是指一个公司扣除资本成本之和的资本收益，从股东角度看，只有当公司赚取了超过其资本的利润时，公司价值才有增长。
由于未来增长价值是不确定的预测值，该方法认为在确定新上市公司基准价时应全面关注各种因素，不仅要考虑公司前期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和产品技术含量，而且要涵盖未来 段时间内公司预期业绩、产品增长率，公司经营风险大小等，测算出预测期内各期的EV，并确定公司具备创造EVA能力的年限，根据这些因素定量加权估算公司的总价值。
在计算EVA时，首先要确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调整，一般企业调整项目中较为重要的项目包括研究与开发项目、商誉摊销费等。其中，与高科技企业关系比较密切的是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调整，在计算EVA时应对研究开发费用进行资本化，然后在未来的几年内进行摊销。一般来说对研究开发费用的摊销要根据行业或产品的区别而有所不同，通常以五年作为标准进行摊销。
在EVA项下，税后营业利润的值比会计项目更接近它的真正经济价值，是真正从投资角度分析公司的盈利。网络时代。围绕EVA对互联网公司估值的应用再次兴起。互联网公司中研究开发费用，市场开发费用以及广告费用占有很大比重，而在EVA方法中讨论比较多的是把这些费用资本化，作为投资而非费用处理，并且这些投资同样要求回报。因为无形资产在互联网公司的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EVA在反映公司未来增长潜力方面具有优势。因此，EVA方法主要适用于具有前景的高科技型企业。但也应看到，采用经济附加值法也涉及到未来现金流。未来税后利润的预测以及贴现率等不确定性问题，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实物期权法实物期权(reaIaptions)是金融期权在企业或项目中的运用。这个概念最初由StewartMyers(1977)提出，他指出个投资方案产生的现金流量所创造的利
润，来自于目前所拥有资产的使用，再加上 个对未来投资机会的选择。根据实物期权理论，研究开发费用及中间试验费用类似于期权费，科研成果投入使用所发生的投资相当于买入期权的执行价格，使用这项技术所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期权标的资产的价格。大多数高科技企业的价值实际上是一组该企业所拥有的选择权的价值，因此风险企业价值评估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将比较接近其真实价值。
实物期权法认为，对于拥有投资价值的企业而言企业不必立即决策投资或不投资，例如可以等到出现有利的经济条件时再进行投资。在等待决策的过程中，企业直保持着最终做出选择是否使用投资机会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企业而言就是其价值的一部分。可见，该方法将企业置于动态的经济环境之中，考虑到了外部不确定的经济条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而比现金流贴现法更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可以说是企业价值评估思想的一大发展。
现金流贴现方法忽视了管理者根据项目进展对下一步行动进行调整的管理弹性，因此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企业的价值。而实物期权法将企业投资的动态序列性和弹性纳入了考虑范围。R&D投资是最典型的阶段性投资，企业现金的流出远远超过现金的流入，但之后企业可以通过前期研发成果以及在此期间获得的信息对是否进行第二阶段的投资做出决策。
在传统财务理论中，不确定性大意味着贴现率的提高和比较低的净现值。期权本身就产生于风险环境，不确定性高意味着期权价值大，这样反而使投资项目可能具有较高的价值。期权理论能较为成功地在定价时把握风险因素，从更理性的角度强调风险的角色。传统的估值方法忽略了创造期权的价值，各种实物期权能创造未来的成长机会，使公司在市场条件适合时采取其它投资策略。即使净现值为负，公司从长远的角度着眼仍然将进行投资。很多公司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他们在将来投资和增长的期权，而非现在拥有的资本，特别是对于不稳定不可预期的行业，如电子和生物技术等。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实物期权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实物期权定价的关键是确定各个实物期权要素，使其符合实物项目的特性，满足假设条件。但实物期权要素的确定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一个高科技企业同时包含若干个实物期权，就涉及实物期权的组合定价问题，即实物期权的可加性。实物期权具有不可简单相加的特性，同时考虑多种期权时每种期权对项目的边际贡献小于其自身价值，然而目前还没有办法来计算剔除重复的价值，这就使得个企业的价值容易被高估。因此，实物期权法操作比较复杂，但在市盈率法、现金流贴现估价法等方法不适合时，期权定价模型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