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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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范文第1篇

农民自办文化，是指农民个体或群体依靠其拥有的各类文化资源,而进行的以满足自身或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或物质利益需要为目的的各类文化实践活动。农民自办文化是反映当地的经济基础、文化氛围及农民自身的素质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区文化局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配合“四区”建设为着力点，积极扶持和关心农村自办文化活动，大力开展农村三项活动，全区各乡镇农民自办文化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全面了解我区农民自办文化活动情况，近期，区文化局组成农民自办文化活动调研组，深入各乡镇和农村，采取听汇报、看材料，现场考察等形式，开展农民自办文化调研活动。现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1、净化农村文化市场，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农民自办文化普遍具有文化实践活动吸引力强、内容比较健康、参与者身心满足感强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在乡村社会，农民自办文化越多越普及，则深度参与其中的农民群众必然越多，相应地，留连于、沉湎于腐朽、落后文化的农民群众就会越少。从而为形成文明乡风提供健康的养料和良好的导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多了，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多了;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少了，聚众赌博的少了。

2、传承乡土文化，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当一部分农民自办文化源自乡村民俗文化，或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俗特征，是对乡村民俗文化的继承。这是由于乡村民俗文化在时间安排、内容和形式上往往与农民群众的生产互补和平衡，与其生活相适应和相融合，容易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农民群众丰富的文化资源，因而，乡村民俗文化很容易被今日的农民群众在生产之余和生活之中所沿袭、所采用，很容易转化为农民自办文化。因此，农民自办文化因具有文化的传承功效，将为当代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3、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强农民致富能力。在丰富的农民自办文化中，以开启民智为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的农民自办文化不在少数，如，农民读书社、农民书屋、农家文化大院、农民故事会、农民电影放映队(放映各类科教片)等。此类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得越多、越普及，则越有助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

4、增加沟通交流，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的聚合功能。由于农民自办文化一般伴生着农民群众的聚合现象，从而也就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群众互动、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其结果往往是有助于促进邻里、婆媳、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范文第2篇

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相对比较薄弱，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我国传统民俗事象丰富多彩，分布广泛，文化内涵深厚，具有支持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因此，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合理利用农村现有的传统民俗资源，把传统民俗资源打造成农村发展经济的优势，打造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充分发掘传统生产工艺，发展实体经济，以增强农村经济实力。江西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民俗，其中许多传统民俗资源具有产品开发的重要价值。进贤文港的制笔生产工艺民俗就是其中之一。进贤县文港镇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的故里，具有制笔的悠久历史，是闻名遐迩的毛笔之乡，被誉为“华夏笔都”。文港传统制笔工艺闻名遐迩，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光照临川之笔”的赞美(文港原属古临川县管辖)。新时期以来，进贤县文港镇充分利用制笔的特色工艺民俗，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用品生产营销基地”。文港的“一支笔”，成为文港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名片”。到2012年，文港镇制笔企业发展到3000多家，毛笔、钢笔、水笔、中性笔产销量达17．5亿支，实现总产值35．83亿元。全镇从事文化用品产业的劳动力17500．人，占劳力总数的70％，在外经销人员1万多人，文港镇则因为传统制笔产业成为全国特色鲜明的工贸大镇。除了进贤县文港制笔之外，江西还有生产文房四宝的悠久历史和特色工艺，象铅山县连四纸、婺源县龙尾砚和星子县金星砚、婺源县徽墨等这些传统民俗文化瑰宝将发扬光大并形成生产基地。这些基地建成以后，将形成具有传统民俗特色的文房四宝产品，既传承了传统民俗文化，扩大知名度，又将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充分发挥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丰厚的优势，把传统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开发。如充分挖掘江西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并成功上演的大型历史风情歌舞《神奇赣鄱》，惊艳了所有观众。九江以展示九江本土的民俗饮食、工艺、文化产品为核心，打造“九江民俗文化产业园”，把传统民俗文化和文化产业经营结合起来，将九江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色小吃、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俗风情在园区集中展示。

2013年南昌举办民俗文化节进行民俗文化展示。赣南采茶戏、乐安蛋雕、青花瓷乐、瓷板画工艺展、瑞金竹编一一亮相古老的赣鄱民俗历经千百年历史的洗礼，依然光芒万丈，向大众呈现赣鄱大地的奇特魅力。这些依附于传统民俗文化而打造的文化产业具有极大的生命力，让更多的农民走出家门，拓展了视野，带动了农村生产，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积极发展具有传统民俗文化特色乡村旅游业，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群众在当地就业、增加收入。近年来，江西利用其“风景这边独好”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形成了江西民俗旅游的特色，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江西形成了具有以吉安、抚州等地为代表的赣中古村落及建筑群，以赣南客家为代表的围楼建筑群和以婺源为代表的徽派古村落及建筑群，这些古村及其古建筑群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史，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如有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乐安流坑村、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古村落群、安义千年古村落、吉安漠陂古村、杨村燕翼围等古村落和古建筑群，特别是婺源古村落的建筑，是当今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近年来，这些古村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以婺源为例，2012年全县以开展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全年共接待游客839万人次，门票收入2．14亿元，综合收入43亿元，占GDP比重达47．2％。目前，江西全省积极开发利用本地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旅游业发展蒸蒸日上，成为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和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可见，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旅游，不但让农民在家门口致富，还使得传统农村成为农民宜业宜居的新家园，成为现代江西的重要名片。

二、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净化农村社会风气、增强农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当前我国许多农村社会具有传承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在丰厚的传统民俗之中。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在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道德约束、民间教化、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些传统美德已经深入人心。在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在农村社会中的独特作用，感受农村淳朴的民风，弘扬农村社会正气，增加正能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积极发挥传统民俗节目活动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岁时节日具有悠久的历史。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节日，体现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传统节日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和谐、增强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传统节日往往伴随着丰富的庆典、集会、娱乐、游戏活动，如正月拜年、元宵舞龙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除夕守岁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活动。这些异彩纷呈的节庆活动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有助于人们调整情绪、鼓舞精神，从而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也更加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利用传统民俗文娱活动的力量，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我国传统民俗在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以各种娱乐的方式进行表达，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比如被誉之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的南丰傩舞，。原是沿袭古代驱鬼逐疫的仪式“驱傩”，历经改革创新，逐渐演变成为南丰乡间的民间舞蹈。在南丰，上百个傩班出坊春节期间进行跳傩，送福迎祥，娱神娱人，联络族众，和谐邻里。乡民又将傩舞、傩仪与戏曲演出、灯彩游艺、民俗礼仪等结合起来，纵情欢愉，宣泄情感，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满足了广大群众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利用农村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强化文化认同和教化功能。农村源远流长的村史、富有历史感的建筑和文物、流传悠久的历史人物等，其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往往胜过那些华丽但空洞的道德说教。如民间的祭祖活动就鲜明地体现了古代“孝”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孝”不仅体现在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长辈的孝顺。“百善孝为先”，对于我们在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培育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孝”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江西，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乐平，有着数量众多、艺术绚丽、风格独特的戏台建筑，因此乐平也被称为“赣剧之乡”。传统社会的乐平人不但利用戏台唱戏来丰富生活，还把戏台唱戏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唱戏的戏文都是弘扬正义、扬善罚恶、倡导儿女孝顺的内容；戏台建筑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楹联和匾额、戏文人物浮雕，不但工艺精湛，增添了古戏台的风采，而且寓意深长，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增进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传统社会的生活事象，具有民心凝聚和向心功能，是中国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如传统民俗中的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对普通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通过民间信仰文化丰富民众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道德意识、人际交往和生活习惯。这些优秀传统民俗可以重塑现代农村的文化价值观念，为基层党委政府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积极氛围。

三、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_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以“和谐”为主题的中华文化精神，积淀了极为丰厚的优秀民俗文化遗产。民俗的作用就是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的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的进行。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需要发挥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貌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传统民俗、传统习惯并没有消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生活。受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村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礼俗、人情难于轻易改变。民俗是社会规范的重要方面，推进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化解农村矛盾，还需要考虑到当地风俗，照顾到乡村人情。近年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既需要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低限度实施，也要发挥传统民俗的力量。农村社会治理的事实证明，通过灵活地处理民问风俗与法律和行政的冲突，赋予了法律和行政以某种具体的乡土性很浓的人文关怀，回应人们的现实需求，就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民俗与现行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配合、相辅相成，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传统民俗是深深积淀于社会中的传统意识，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和表达形式。推进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具有传统民俗文化在制订村规民约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规范村民的日常行为，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水平。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民俗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并广泛根植于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日常观念之中。

民俗文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或者说它是民众共同创造和遵守的行为规则。深入总结在广大农村社会中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传统道德观念，并将其转化为乡规民约，使传统优秀道德成为村民自觉的行为规范，把传统道德约束与村民自律、村组织管理有效结合起来。当前，江西各地积极利用本地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中的正能量，制定了许多村规民约，有效地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化解了农村长期存在的矛盾纠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如资溪县将推进和谐秀美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要求写进“村规民约”，营造了优美、洁净、文明的人居环境¨；星子县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荣辱，新余市渝水区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看美德；宜黄县则把村规民约上挂历，把村规民约印在挂历上，让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规范了村民行为，对争做文明村民可起到积极作用。从这些村规民约我们可以看到，优秀传统民俗不仅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民俗文化起作用并非来自它的强制性或威慑感，而是来源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的安全感、家族血缘的亲近感、共同文化的认同感。江西众多的民间村规民约出于培育乡里、邻里和睦相处的亲近感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是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四、弘扬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是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精神保障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民俗是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知识和认知系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一种文化模式，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众生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国广大民众的立身之本，是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赓续不断的源泉，应该成为当代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来源之一。“吉祥”一直都是中国人的共同观念和人生祈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吉祥心理根深蒂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中国人都会从最乐观的方面去积极思考，在困境中获得平衡的心态，期望最好的结果。如中国的年画，吉祥是年画表现的主题。年画欢乐、诙谐、幽默、吉庆、红火、热烈，充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乐观主义精神，显示着鲜明的民族性格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刚毅自信、艰苦卓绝、勤劳质朴、向往美好、富于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无不在年画这一民间艺术中反映出来。在庐陵古民居装饰中，祈福纳吉包括招财进宝、延年益寿、交合化育、功名利禄、大福大贵等内容，如“龙凤呈祥”、“凤穿牡丹”、“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福寿双全”、“八仙庆寿”、“三星高照”、“五子登科”、“加官进爵”等。在赣南客家民居建筑中，随处可见有各种符号文字和吉祥图案等，特别是古村落的民居建筑其门楼上的砖雕、大门两边的对联、厅堂歇檐两侧或厢房山墙上镶嵌的砖刻家训格言等等，所有这些几乎全是儒雅的汉字文化和耕读历史传统的表象，这些喜闻乐见的朴素语言蕴含了丰富的意义，表达着人们对生命价值和人生精神的关注，对生生不息、家族兴旺的企盼，对富裕、美满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生活品质的追求。人们不仅通过绘画和雕刻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通过匾额、楹联、家训等无处不在的文字，浸泡在吉祥的祝福之中。它们是雕刻的宝库、书画的海洋，人们以这种独特的形式，书写着心中的期盼，传达着人生希望。这些传统年画和民居建筑所蕴含的道德价值理想和人生精神，是我国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江西自古商业气氛浓厚，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在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江右商帮。江右商帮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商业文化传统，其中有“讲究信用”、“和气生财”、“艰苦创业”“团结互助”和“回报家乡”等优秀美德。江西商人吃苦耐劳，极为讲究职业道德，如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范文第3篇

一、农民自办文化的意义

1、净化农村文化市场，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农民自办文化普遍具有文化实践活动吸引力强、内容比较健康、参与者身心满足感强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在乡村社会，农民自办文化越多越普及，则深度参与其中的农民群众必然越多，相应地，留连于、沉湎于腐朽、落后文化的农民群众就会越少。从而为形成文明乡风提供健康的养料和良好的导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多了，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多了；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少了，聚众赌博的少了。

3、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强农民致富能力。在丰富的农民自办文化中，以开启民智为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的农民自办文化不在少数，如，农民读书社、农民书屋、农家文化大院、农民故事会、农民电影放映队（放映各类科教片）等。此类农民自办文化开展得越多、越普及，则越有助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

二、农民自办文化的现状

三、农民自办文化存在的问题

1、乡镇领导对农村文化工作重视还不够。一些干部对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有偏差，存在“经济是硬指标，文化是软指标”的模糊观念。造成农村文化工作摆不上位置，往往“说起重要，做起次要，忙时不要”。村一级干部对文化建设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认为文化建设是上面的事，是城里人的事，农民本身文化不高，没有必要再花吃力不讨好的冤枉钱。这种思想观念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极大影响了乡村文化阵地的建设和发展。

2、农村文化活动缺乏必要的场所阵地。**区大部分村缺乏阅览室、文化活动室等文化活动场所。部分行政村办公地点小，要挤出一部分专门搞文化场所，实属不易。演艺队平时训练主要在简易的晒谷场上，雨雪天则挤在队员的客厅中，无法达到预期的训练效果。同时，在文化设施上，设备陈旧，同时由于缺少经费投入，日常管理问题较大，存在设备散失或损坏的情况。2008年上级部门在我区设立农家书屋共有21个点，将对缓解农村文化活动场所严重不足起到一定的作用。

3、农村文化活动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开展农民自办文化的资金主要靠村级经济挤点投入和农民自筹，可谓杯水车薪，仅够维持开展简单的文化活动所需，无法满足扩大规模和更新内容的资金需求。如：西村村委会一农民自办演艺队，表演用的“狮”“龙”“蚌”等道具损坏多年，因村级经济薄弱，无法修复器材，导致几十号人的演艺队在家“休业”。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安排来看，首先是盖房子、看病、保子女读书及日常的生活开支，基本没有剩余的钱。所以，农民普遍反映：“文化我们很需要，就是没有钱去享受，希望政府在文化服务时，尽量使农民少花钱，最好是不花钱。”

4、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老人和儿童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要力量，而这些人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休息时间也仅满足于在家看看电视，农民剧团缺少新鲜血液，现有人员的专业知识不高。

四、农民自办文化活动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从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出发，促进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高度，充分认识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对农民自办文化活动的组织引导，鼓励农民大力开展适合自己的文化活动。

2、加大资金投入，拓宽投资渠道。积极争取各级部门的支持，进一步落实农村文化建设资金，并逐步建立起多渠道的农村文化建设投资体制，培植农村文化市场，吸引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各种捐资，加快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步伐。

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通渭民间舞龙运动发展价值研究

1.引言

舞龙运动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喜庆民俗，是中国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活动方式，有其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中国民间舞龙活动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变化，通过舞龙表演者一代又一代的努力追求，不断提高舞龙运动的表演技艺，这时的舞龙已不仅是一种民俗活动，而且是表现龙的神态、塑造龙的形象及展现人的智慧、机敏的高超技巧。

2.通渭民间舞龙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在古代，舞龙运动作为一种祭祀活动，它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丰收。据记载，早在汉朝时期，通渭地区已有龙王庙，这一时期的舞龙主要是为祈求丰收而组织的祭祀活动。因为在民间传说中龙是七江八河、五湖四海的行雨之神，它掌管风雨雷电，因此每当大旱和收获之时，当地的村民便会携带各种祭祀用品前去龙王庙，以保佑下一个丰收年。

自汉朝后，朝代在更替，但老百姓的祈求丰收的愿望却从不曾停止过，于是舞龙运动就在当地传承了下来。到明清的时候，舞龙不只作为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其形式和种类也趋于多样化，被赋予更多的神异功能：消灾弥福，镇妖捉怪，驱瘟辟邪，保宅求安。近十几年来由“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每年元宵，通渭民间舞龙运动都要在县城表演，使舞龙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舞龙运动作为一项娱乐活动，成为舞龙的载体。

3.通渭民间舞龙运动的传播

通渭民间舞龙运动的主要传播方式为行为传播、仪式传播和艺术传播。在传播中，传者和受传者都是当地的普通老百姓，行为传播主要存在于技艺性领域，前辈们总是以一种无形的行为感染和熏陶一代又一代的后辈。长此以往，舞龙运动成为通渭具有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仪式传播是特定的“传者”借助于特定的场合，营造适当的气氛，向“受传者”传播舞龙的相关内容，这在舞龙运动作为祭祀形式时较多使用；艺术传播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在传播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人在舞龙的过程中加入新的艺术创作反映他们的期盼和祝福。通渭民间舞龙运动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展，加入了更多的现代化元素。

4.舞龙运动对通渭的影响

舞龙运动作为一种传统体育项目，从产生起便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并在传承与演变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体现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4.1对通渭文化的影响

舞龙运动是人们以传统文化为内涵、身体表演为形式、体育运动为载体的一种对龙文化进行诠释的文化活动，是人们对龙的神性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外在行为表达。在素有“书画之乡”的通渭，舞龙运动是一个高度浓缩龙文化的有效载体，给通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一种新的传播途径和模式。

4.2对通渭人思想意识的影响

任何一种传统民俗活动都有其心理动机和功利目的。在科技不发达的农耕时代，人们对舞龙运动和龙文化表现出的是一种以自然力为主因带来的生存意识。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人们因无力改变其生存状态和无法应对天灾人祸，不得不寄希望于神通广大的神物，通过舞龙运动这种外在的形式以求实现愿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自然力为主因的生存意识转变成了眼前压力为主因的生存意识。“近年来，大批青年走出了封闭，走出了出生地的禁锢，涌进了各个城市，带着新的使命开始了他们新的征程，舞龙运动不再是一种封建传统的迷信活动，而成为一种集喜庆、娱乐、健身等各种功能于一体的民俗体育活动，同时它也成为一种新的村落文化”。

5.通渭舞龙运动的价值

5.1传统价值

在古代，舞龙是祭祀活动的一部分，而祈雨和防涝则是舞龙的主要社会功能。另外，它还有旺丁兴族、节日欢庆等功能，老百姓认为龙具有超神的能力，舞龙可以消灾纳福。

旺丁兴族，是古代舞龙活动的又一寓意。在通渭民间，龙灯寓意着“龙丁”，因此，以舞龙来求子，祈求子孙繁衍，也是通渭民间舞龙活动的一个重要功能。

5.2审美价值

身体美和运动美是体育美的核心内容，也是体育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舞龙运动兼有身体美和体育美的特征。舞龙有相当的艺术性，舞龙运动的套路都能按照一定的顺序把许多“龙”的游戏、起伏、翻腾、穿越等动作编排组合成一定的套式。全套动作表演迭起，从而产生美妙的节奏感、韵律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5.3健身娱乐价值

体育的娱乐性包括自娱性和娱他性，使运动者和观赏者都能通过体育运动来娱乐身心，陶冶情操，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在通渭农村中，舞龙的表演和比赛精彩激烈，气势非凡，充满吉祥和欢乐，舞龙运动对于表演者来说，可以实现身体和精神的双锻炼。现代社会，随着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民俗体育因有较高的娱乐健身价值逐渐被人们青睐，近年来它逐步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内容。

6.结语

在正确对待民俗文化的基础上，要以发展民俗文化的高度引导其可持续发展，充分挖掘资源优势，拓展民俗文化的产业优势，不断丰富产业样式，努力提高民俗文化产业效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俗文化。“文化部在指定政策引导民俗文化以保持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对民俗文化取其精华的同时尽量最大程度地反映真实的民俗文化”。让我们保持这种祈福的心态与勇敢、坚毅、开拓、团结的龙精神，共同祈福、发展民俗文化，促进现代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吾龙，杜晓红，邵磊.舞龙运动的文化底蕴及其社会价值[J].体育文化导刊，2007（4）.

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范文第5篇

赏田园景致，看山水风光，品农家菜肴，购特色产品。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生活高压力快节奏，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给城市居民带来诸多不适。人们越来越向往回归自然，寻找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景色怡人的田园乡村生活，寻找生理与心理的放松。福建省厦门市成立的首家农家乐专业合作社――同安区丽田园农家乐专业合作社，不仅给城市人打造了一个心灵休息的港湾，也使得云洋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乡村成为旅游大乡，更为当地农民找到了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游带来的零距离就业、足不出户挣钱的感觉。丽田园是如何在“农”字头上做文章，“乐”字头上下功夫呢？

户户相连抱团经营

厦门市同安区北边莲花镇云洋村，距城区8公里，省道206线穿村而过。云洋村村东临山，村西紧邻有着同安小漓江之称的沃溪，交通便利，生态良好，环境优美，溪岸树木葱茏，保留着大量闽南古民居，村民勤劳、纯朴、好客。沃溪两岸，小桥流水、古木人家，拥有丰富地理人文优势。而村中的劳动力大部分出门打工，仅有妇女、老人、孩子留守，加上地处偏远，以原始农耕为主要生活手段，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相当缓慢。

随着国家乡村旅游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省、市、区的高度重视，伴随着云洋村的开放和婚纱影楼的进驻拍摄，鉴于云洋村丰厚的地理人文资源，做摄影的黄温典，萌生了将村民组织起来、统一模式、规范经营的念头，“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在心里逐渐形成。经过几年的琢磨，2011年，黄温典带领20多户民俗户成立了丽田园农家乐专业合作社，自己担任理事长，改变了村民们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农家乐的单一模式，其中最具主导性的是“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或者说是“合作社带动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宣传、销售、推广、经营，而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就业等不同方式，以“固定收益+分红”的分配方式，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同时，谋求共同发展，走出一条新的合作社发展模式。

12年来，社员由合作社成立初期的20人发展到目前52人，理事会积极带领社员开拓思路，着力发展具有高品位、高品质、高标准、高效益的特色农业乡村“农家乐”生态旅游业，致力于把村庄打造成“乡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和谐幸福村。现如今有农家菜经营户30家，特色农业种植户27家，亲子菜园种植户15家，农耕体验经营户3家，游项目经营户5家，在合作社就业人数73人。

因地制宜生态发展

丽田园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依山傍水，坐北朝南，气候宜人，区位独特，交通便捷，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既占文化景观之秀美，又领同安沃溪河流之浩渺，集原生态景观、闽南民俗文化、闽南古民居、悠久的农耕文化于一地，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异常丰富。“春色好，千里绿田园。柳舞莺啼花似海，橹摇鱼跃水如天。归雁过云山。”杨光的这首《忆江南》，概括了丽田园秀丽、广阔、静谧的原生态自然环境。

合作社始终坚持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注重规划与合理布局，有序开发生态资源，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的前提下进行开放建造，形成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思路。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遵照合作社《章程》，执行“民办、民管、民享”的办社原则，精心运作，规范财务管理，实行制度化条例化进行计划生产、销售、服务，始终把“带动农民致富”放在首位。同时，进一步改善特色农业布局，优化品种结构，继续发展传统种植业、养殖业，并加大新品种的引进力度，如台湾有机蔬菜山苏，台湾速生白杨树等，建设绿色生态经济循环体系。重点开发一条溪――沃溪；保护两大林――原始生态林、原生态竹林；挖掘三大宝――地瓜、云洋面线、山苏菜；先后建设四大花海――油菜花、三角梅、荷花池、向日葵；突出五大特色――农耕体验、地道农家菜、生态林氧吧、一村一品展销、闽南古民居。目前，合作社已开发出世外竹源、江南水乡、原始生态林、百花园、夫妻树、主题拍摄园等景点，初步建成了亲子菜园、闽南农耕文化园、油菜花园、葵花园、荷花园等园区，成为人们周末度假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更重要的是，文明生态村建设使村民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对建设文明生态村的热情高涨，村民投工投劳、入社非常积极，文明生态村的建设非常迅速。丽田园原生态乡村休闲基地已现雏形，已具备吸引、接待暑期自驾一族进行原生态探密、探奇、乡村休闲度假的条件。

依托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云洋村社会面貌大变样。今日幢幢特色建筑拔地起，个个小区独具特色，座座民居鳞次栉比，村内道路沟通东西，原始生态林、原生态竹林等重新焕发生机……合作社的功能、作用、效益均得到了体现，农民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农家乐特色乡村旅游业也在闽台省内外享有誉名，业绩蒸蒸日上，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先后获得“厦门市岛外十佳农庄”、“福建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等荣誉。

如今的丽田园，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村更靓了，家园更美了。看到当地的变化，各级领导连连称赞：“干得很好，l展很快，变化很大。”

不仅如此，近年来，为改善乡村旅游环境，丽田园结合新村建设和旧村改造，发动当地村民拆猪舍、旱厕，整治污水排放，增设垃圾箱、路灯、安全预警系统，建设休息亭、老人活动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农贸市场，并强化环境的绿化美化工作，组建了常态化的卫生保洁队伍，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完善旅游环境整治、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务平台这三大类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乡村旅游的后续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苦练内功精细管理

合作社重视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曾多次组织从业村民参加市、区两级旅游、农业部门组织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学习，不断提升景区的服务水平。合作社理事长黄温典参加国家农业部在武汉举办的全国青年企业带头人培训学习，并随市旅游部门组织的农业休闲与乡村旅游考察团到吉林等地参观考察学习。景区管理不断得到规范，在服务游客方面实现了零投诉。至2016年共有127人次参加培训并取得了结业（合格）证书，为景区规范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和运作，不仅合作社的功能、作用、效益得到了体现，农家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日益显现。合作社举办春节踏青、油菜花节等活动，每到周末、节假日，平均每天1000多人的观光人潮使农户的收入与日俱增。合作社邀请区人劳局就业中心的人员到丽田园，为48名社员进行“1+1群”小炒创业培训。目前已有7家由社员自主经营的农家乐挂牌对外营业，在合作社制定的《合作社农家饭四统一标准》的指导下，统一标志，统一菜谱、收费标准，统一质量标准，统一管理，注重卫生，愈受欢迎，极具吸引游客和食客，也极大提高了当地富余劳动力创业的热情。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一村一品”农产品销售展示长廊也备受顾客青睐。纯天然、绿色的农副产品如地瓜干、土鸡蛋、豆豉、蜂蜜等，吸引了城里的市民前往选购，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也极大提高了村民种植、养殖的积极性；而丽田园的农家集市，更是辐射到周边的村庄，吸引了众多的村民前往农家集市销售自己的农产品，给农户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农产品销售平台。

节庆活动乐在其中

为了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提升农家乐的文化品位，合作社多次与市、区、镇相关部门联合举办活动，主要有：丽田园合作社与台湾阿波罗旅行社举办“海峡两岸闽南语歌曲传承”启动仪式，并成功运营了三期的闽南语歌手初赛及一期的复赛，带动了越来越多爱好闽南歌的市民参与进来，为同安地区闽南语歌曲的传承做出突出的贡献；丽田园与厦门市同安区工会共同举办第五届“龙凤呈祥”维纳斯五十六个民族服饰集体婚礼、第三届维纳斯务工人员交友相亲会；与厦门市同安区共青团共同举办首届青年趣味运动会；在重阳佳节为云洋村500多位老人送温暖，提供免费的婚照拍摄服务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合作社打响了名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得到国家、省、市、区、镇等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丽田园首开闽南农耕体验活动，成为儿童课外教育基地。利用修缮后的闽南古民居作为闽南文化大厅，建设成为闽南农耕文化展示体验大厅，主要包括：闽南农耕文化知识教育、闽南农耕用具展示、闽南农耕文化体验三大部分。同时建成闽南文化以及闽南民俗文化展示厅，主要包括：悠久的闽南文化历史浏览、闽南传统的民俗文化介绍（含民俗文化节目视频播放）、闽南民俗文化表演三部分内容，打造了一个特殊的农耕体验平台。通过闽南农耕文化教育――闽南农耕文化体验这种教育跟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活动中让孩子们重温古老的农耕文化，看看古老原始的农具：棕蓑、石臼、风鼓车、米斗、石磨、梗、水车等，既学知识、长见识，又体验生活、懂得团队协作精神。特别是丽田园的特色农耕体验项目――颗粒归仓、丽田园暑期农耕体验夏令营活动、犁田等原始农耕项目，更是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另外，丽田园都市菜园的建立，不仅能够给都市的白领们带来一种全新体验，同时，也能为家长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

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范文第6篇

海阳秧歌诞生于海阳旧县城凤城，其粗犷奔放的表演形式和风趣幽默的表现内容与其他秧歌相比可谓大相径庭。海阳秧歌又被称为“海阳大秧歌”，其历史可追溯至明初，兴盛于清代中期，是典型的汉族民间艺术。不同于其它秧歌，海阳秧歌在秧歌艺术中自成体系，是北方四大派秧歌乡俗地域文化决定秧歌的表现形式，而秧歌的生活舞台则取决于民俗生活空间。秧歌与插秧、耕田等农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民间特有的艺术形式。从秧歌近百年的发展情况来看，主要集中于中原的汉族地区，故“秧歌”也特指北方秧歌。相传秧歌最初源于古代的祭祀、求福活动，后演变成祈求丰收和幸福的一种庆祝活动。由此看来，秧歌产生于民间的生活需求，是由传统的民俗生产、民众信仰活动演变而来的。不过，最初的秧歌并非是“舞”的形式，而是以“歌”为主的祭祀活动，故名“秧歌”。后随着历史变迁和时展，人们在原有传统艺术元素的基础上逐渐加以补充，不断丰富秧歌表演形式，最终成为集歌、舞、戏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与此同时，秧歌的功能范围也不断扩大，在乡民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秧歌是一种民间舞蹈形式，而舞蹈又被称为舞蹈艺术，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通过某种相对规律的肢体语言抒发人类情感的表演艺术。舞蹈产生于自然环境的劳作需要，反映着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释放人类的内心情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秧歌的表演形式产生于明清时期，有着各类乐舞渊源，历经时代的变迁，留存下的是舞蹈文化的精髓。这其中民俗文化、民间信仰的传承，是秧歌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以土为根，以粮为本，农业的兴衰决定着农民的生死存亡，因此，每当时局安定、五谷丰登、人畜兴旺时，广大农民便跳起秧歌，庆丰收、祈丰年，借以表达内心的喜悦。若时局动荡不安或遇有灾害，象征太平盛世的秧歌则少有出现，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秧歌是在特定生存环境中乡民自然状态下所流露和表现出的一种民俗现象。秧歌的产生并非出于表演艺术本身的需要，这说明此类乡民艺术的起源并不具有商业属性，而是出自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客观需求，甚至是谋求生存的需要。秧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产生、存在、传承并发展于特定的民俗环境中，表达着乡民的传统审美倾向，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不同的秧歌通过独特的本体艺术特征，体现着所分布地区的不同乡俗传统文化。对于生活在烟台海阳地区的乡民来说，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沿袭下来风俗习惯造就了他们热情豪迈、粗犷憨厚的性格特点。在海阳，秧歌被赋予了丰富的齐鲁文化内涵，带有山东的个性特征，是宝贵的文化资源。秧歌的普及、发展状况取决于乡民的生活状况与生产方式需要。乡民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通常也会在精神层面、文化生活方面有所表现，而这些大多体现在农闲时刻。不过，秧歌的诞生虽出于乡民的生活需求，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秧歌表演形式的发展却是乡民信仰观念的体现，当它祈求自然环境风调雨顺、表现为对农业丰产的需求之时，这种民俗表演形式会带有一定的仪式功利性；当这种形式演变为乡民的娱乐表演的时候，秧歌已然融入乡民生活，成为民俗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农闲时期的节日、庆典之时，秧歌队便活跃于村庄周边，锣鼓声响将附近的村民吸引到现场观看表演，甚至直接参与其中。从民俗环境下的传承发展来看，海阳秧歌体现着乡民深厚的信仰观念，但追溯历史渊源，其独特性在于信仰仪式并非来自于民间，而是宫廷祭祀或欢庆仪式的产物，是上层文化信仰的遗留。从海阳秧歌祭神拜祖仪式的庄严性和舞队声势的壮观性上，都可以找到当地自明、清以来官府大兴祭孔雅乐的影子。从现存秧歌的形式到内容可以推断，海阳秧歌是宫廷与民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虽为民间的“俗”，但至今还保存着宫廷的“礼”，并渗透于秧歌表演的方方面面。历史变迁中生活形态的转换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沿袭文化传统就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发展。对民间艺术而言，特定的文化方式是民间艺术产生、生存并发展的背景，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基础，一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决定、影响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动机、样式和存在形态。①

二、秧歌艺术的文化生态特征

民间艺术的民俗特征通常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过程中，由于所处地域的差异而引起的生活习俗的不同。民间艺术生活的原发性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最大限度地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甚至就是现实生活本身，而与精神性审美功能为主的艺术创造有着很大的不同。①

（一）舞蹈技艺的形态传承

海阳秧歌在传承、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文化、习俗的时代变迁。秧歌的发展历程，是多种艺术形态相互融合、各种民俗风尚互相影响的结果，其所保留下来的舞蹈精髓已成为民俗技艺的典型代表，处处体现着海阳秧歌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民间舞蹈技艺的感染力在于乡俗特性，如果脱离了乡民生活气息，其传承下来的艺术形式便缺乏了生命力。海阳秧歌的舞蹈动作，如运动规律、发力切入点、乐感节奏、体态韵律等，都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秧歌在海阳的发展过程受到外来戏曲或其它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通过代表剧目《跑四川》便可知在清代便开始了对“蜀歌”的借鉴。另外将武术融入角色也是海阳秧歌的独有特色，乾隆年间便在秧歌中产生了拳术表演，后渐渐演化为一种新的舞蹈形态，刚柔并济，别具特色。海阳秧歌艺人虽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也没有正式的拜师仪式，但特别强调技艺的传承和交流，且每一个动作都有严格的规矩和要求，尤其注重老艺人对技艺的口传心授。薛德和薛汉明是海阳盘石店镇薛家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掌握并教授秧歌技艺的传承人。薛德十二岁开始向秧歌传人薛玉春②拜师学习秧歌，根据个人表演条件，在经过老艺人们的“抓胎”挑选之后，开始学习乐大夫角色戏段并一直坚持了下来。海阳秧歌的舞蹈技艺传承至今仍是一成不变的。而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舞蹈的原生形态，是与其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及实用功能紧密相关的。目前，海阳秧歌已被列为当地中小学的基础课程，并且还配有专门的教材。海阳秧歌在全国秧歌甚至民间舞蹈中均有着重要影响力，吸引了国内外很多的学者、专家前来考察、调研，当地老艺人也曾多次被请出表演示范、传授技艺。北京舞蹈学院将海阳秧歌列为民间舞系的实践教学活动及必修课程，很多舞蹈教育工作者将其编入艺术院校的教学大纲及教材。可见海阳秧歌不仅是地域文化的代表，更是民间艺术的精髓。海阳秧歌艺术本体特征的个性化，使其在全国民间舞蹈中的推广和发展成为了必然。

（二）说唱、音乐技艺的民俗特征

由于海阳秧歌角色众多，音乐结构较其它秧歌更为严谨，说唱表演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海阳大秧歌的演唱音乐从体裁上可分为秧歌剧、自然角色唱段（如乐大夫唱、花鼓唱等）、带有故事情节的杂耍等。从创作手法看可分为三类，即记录当地当时发生的故事，如《跑四川》等；改编古代故事和戏剧脚本；口头即兴。海阳秧歌由“音乐”（包括伴奏音乐中的打击乐、吹打乐，歌唱音乐中的各自然角色的唱腔、民歌小调、秧歌剧唱腔等）与“舞”两大部分组成。从整体上分析，伴奏乐给全场以律动的节奏基础，成为全场之脉络，全场角色又以或聚或分的表演形式及优美的舞姿渲染整体气氛；角色的演唱则以舞伴歌，在视觉与听觉的结合上给观众以完美之感。海阳大秧歌可用“大架子”“小架子”加以区分，其伴奏音乐则以“打击乐”“吹打乐”而别之。“大架子”秧歌以打击乐伴奏，“水斗”是其主要代表；“小架子”秧歌以吹打乐伴奏，“老十番”等是其主要代表。“水斗”又名“走阵”，是海阳大秧歌的重点伴奏鼓点。关于它的源渊，有一个传说故事。东海之中有一千年的鳖精，因屡次触犯海律，被龙王逐出龙宫，以示惩罚。有一天鳖精再一次来到海边，继续行凶作恶时，有一个义愤填膺的后生，手提鱼叉冲上海边，与老鳖精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他们从清晨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了黎明，只杀得天昏地暗、飓风四起，一直撕杀了三天，终于鳖精筋疲力尽、身负重伤而命毙海中，后人们为纪念这位为民除害的后生，就在本地流传久远的秧歌里排了个新“耍”（节目）———“渔夫斗老鳖”。为突出“渔夫斗老鳖”节目的风格与特点，秧歌班的指挥———乐大夫，依据渔夫与老鳖打斗时的动作节奏，创作了一套全新的锣鼓点，名曰“水斗”。“小架子”秧歌伴奏乐种类较繁杂，其特点是吹打结合。其中打的部分主要以“三步隔”为主要鼓点，吹奏乐杂中有序，优美动听。在演唱方面，“大架子”与“小架子”均以各自然角色的唱段为主，并以演《跑四川》等秧歌剧、小调、民歌见长。当秧歌跑完阵式后，花鼓、小嫚、霸王鞭等集体表演者便单队围成圆圈席地而坐，秧歌剧演员则由乐大夫点报，一组一组轮番上场演唱。秧歌剧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为主要表现内容，以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而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剧本大都由民间艺人根据乡间传说和耳闻目睹的真实事件整理编写而成。其主题思想鲜明，人物个性突出，故事结构紧凑，语言朴实自然，具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是乡民极为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

（三）民俗仪式下的角色特征

秧歌通常具有普及性、开放性、多样性及娱乐性等特点。秧歌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不仅仅只是庆贺丰收、烘托节日气氛，其所发挥的审美、认知功能只有在表演仪式中才能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秧歌表演寄托着乡民的信仰，更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和意义，这些在海阳秧歌的仪式上都有着极为深刻的体现。海阳秧歌的表演场面庄严而丰富，如龙盘尾、四门斗、双队穿插、二龙吐珠以及大推磨等，仪式粗犷奔放且热烈刚健，最体现海阳人的个性，在民间舞蹈中极具代表性。虽是为增添节日气氛，但整个秧歌队伍显得庄严有序。如今在海阳，每逢节日仍随处可见秧歌表演，对礼仪的保留及仪式严肃性的传承是海阳秧歌的一大特点。礼仪在海阳秧歌中有着较为严格的体现，如不同的秧歌队在相遇过程中，双方的乐大夫率队互拜，俗称“逗秧歌”。行礼时乐大夫将甩子头倒向左手，寓意磕头。突出男性角色是仪式中体现民俗信仰的典型特征，而秧歌仪式也是在角色塑造和人物形象的表述下完成的。海阳秧歌角色分为乐大夫、花鼓、小嫚、货郎、翠花、锢漏、王大娘、丑婆和傻小子，无论外表还是性格的塑造，都不脱离乡民的生活背景，所进行的戏段题材更是取材于民间。从功能上讲，这些看似充满乡土的秧歌角色不仅有着不同的表演分工，代表着形形的人物身份，更关键的是蕴含着深刻的涵义。例如乐大夫作为领队形象，在整场秧歌表演过程中尤为鲜明，身着白羊皮袄，左手抱雨伞，右手执马甩。老艺人们之所以称其为整个秧歌队的“灵魂”，不仅是因为领队的缘故，另与人物、服饰、道具装扮的寓意都有直接关系：手抱雨伞为祈求风调雨顺，执马甩是为了消病祛邪。这也恰恰吻合了民间艺术的“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观点。再如丑婆子和傻小子，均为丑角的扮相，嬉笑逗闹，目的为取悦观众、烘托气氛，但其中传达给乡民的却有一番道理，只有此类反面角色所代表的群体，才会打情骂俏、不明事理。所以，秧歌的人物角色及其个性特征，渗透着乡民的伦理情感、道德理念，在欢喜热闹的场面中，依然能体现出乡土艺术对民众的教化、规范作用。海阳秧歌从现实生活中寻求动作依据，发现创作源泉，使人物表演的角色更加贴近民间现实生活，这也是对民间艺术源于生活、发展于实践的最好说明。通过对技艺的加工提炼，艺术形式最终通过艺人的表演得以生动展现，所以，传承下来的民间艺术总是富有感染力且具有强大生命力。亚历山大（Bobby　Alexander）认为：“仪式是按计划进行的或即兴创作的一种展演，通过这种展演形成了一种转换，即将日常生活转变到另一种关联中，日常的东西被改变了。”①所以秧歌仪式既是源于乡俗生活，却又体现着高于生活的民间意识形态。乡俗仪式中的秧歌表演是否寄托着民众的信仰，这也是与后来搬上剧场、舞台的秧歌表演的最大区别，也只有发生于民间通过乡民仪式展演的表达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原生态”秧歌。

三、海阳秧歌的民俗文化现状

（一）秧歌艺术形态的保存状况

民间艺术通常是指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下，在历史的文化变迁过程中，由民众践行的传统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艺术行为，其艺术形态的产生有其自发性，甚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乡民艺术从来都是在反复展演或模式化表演的流程中展现其魅力的，其发展历史大都表现为一种反复性较强的稳定传承而非单线式的演进，这一反复展演或模制的流程正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①艺术本体所呈现的民俗性是民间生活形态的表现，是乡民精神信仰的寄托，是民间艺人审美情趣的表达，是文化生态的客观反映。民间艺术所包含的民俗文化是千年延续下来的乡民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多元化符合整体，是传统历史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承载着民间生活习俗和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民俗文化的传承或者消亡都强调着地域群体的习俗积淀和思维取向，体现着文化生态的发展规律。在海阳秧歌的发展过程中，乡民依然用自己的传统方式来表达着自己的信仰文化。如今秧歌规模在不断扩大，已从最早的十几人发展到百人的秧歌大展演。但无论队伍多么庞大，队形如何变换，阵势怎样恢宏壮观，添加了哪些杂角，但场面依旧井然有序。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和欢快的音乐，在喜庆的场面中，秧歌的原生形态并未发生改变，另外不变的还有山东人特有的沉稳、朴实的性格。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可以在符合剧本情节和框架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自由发挥，通常还会增加个别“杂角”，给秧歌表演平添了很多娱乐性，烘托了整个表演场面的气氛。秧歌最早是以唱腔为主，后来舞蹈演变成主要表现手段。唱腔曾是最常见的表演形式，但由于民间生活形态的变化及秧歌实用功能的降低，现在会唱秧歌的艺人越来越少，也很少会用到；原本有书面的唱词谱，但大部分已经丢失，如今只能靠仅有的几个老艺人的回忆，再加上现在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因此比起舞蹈技艺，唱腔形式是很难普及、传承下去的。在海阳，每逢过年，相邻村落的乡民通常都会舞秧歌拜年。礼仪性在海阳秧歌文化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依照规矩，在进村表演前后，秧歌队伍都必须行三进三出之礼。如果两支秧歌队伍在村中遇见，行礼时，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扑步下蹲动作。虽是行大礼，但又要注意不能触碰到对方的身体。表演开始后，礼仪形式也是必不可少的，表演者需全身倾斜至最大幅度向对方行礼，这在其它民间舞蹈中是不常见的。礼的践行本是贵族士绅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与体现，在荀子的观点中“俗”乃是与“礼”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实践，民俗便是民间的“礼”，礼源于传统的习俗，并且存在于各种等级阶层中。②这也是齐鲁文化影响下的海阳秧歌的独特之处。

（二）秧歌的普及与当代民俗生活中的传承

任何一种民间艺术的传承和消亡都会遵循文化生态发展的规律，都要以乡民生活方式为导向，以发展民俗文化为载体。当一种民俗艺术形态发展状况良好或者逐渐消亡时，不是仅仅意味着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被保护程度如何。关注秧歌的传承，既要理清其艺术形式的历史沿革、发展和流变，还要把握秧歌的艺术本体特征，如此才能称之为整体的研究。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情况，取决于艺术形式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需要。秧歌的实用功能决定着秧歌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而秧歌的艺术本体特征则直接影响着其传承方式与发展方向。衡量秧歌技艺的传承状况，不仅要看秧歌在当今社会的存在、普及情况，更取决于传承人的发展状况。在盘石店镇薛家村，全村现在约有1350人，其中90％以上的村民都会扭秧歌，30％的村民可以担任一定角色参与到正式的秧歌队表演中。但在所有这些人中，能够教秧歌的艺人基本均为老年人，其中八十多岁的有20多人，而真正能够掌握唱腔技术的传承人不超过五人。学扭秧歌不分年龄，四岁便可，但唱秧歌通常要十五岁以上，必须换声之后才能学习，否则声音不够成熟而导致发音不够准确。秧歌传承人在“抓胎”的过程中，首先要看是否会扭，因为毕竟学徒年龄偏小、处于未换声阶段，一般师父会挑出十个条件、悟性较好的学徒留下学戏。老艺人回忆当初学戏就是边学边演。现在村里的孩子对秧歌都不陌生，都能够掌握一些，但学得精湛的还是很少，主要是因为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少了，大部分家长不舍得孩子吃苦，而过去秧歌学艺多半是师父严格训练出来的，要吃很多苦的。秧歌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秧歌队的组织管理，从某种角度来说，秧歌队管理的专业性对秧歌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场秧歌表演，从组织、排练再到正式表演，都需要专人进行系统性地管理。角色的表演者相对固定，只需要根据自身角色有针对性地进行排练即可。除艺人的唱腔需根据受众稍作调整之外，每个角色的舞蹈动作都是非常固定的，无论如何变换参加表演的艺人，所需要排练的只是演员之间的配合及顺序衔接而已。这对秧歌原生形态的传承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在薛家村，以前秧歌艺人演出是没有工资报酬可言的，每逢过节或遇有喜事，村里便会召集秧歌团排练、演出。秧歌的主要组织者是村支书，这通常有利于村里秧歌的传承与发展。秧歌艺人平日里都以其它工作为生，年轻人多半在烟台、青岛等地打工，老艺人则通常在家务农。每有演出，需要组织秧歌队时，便召集在外打工的艺人，临时组成秧歌队进行排练。艺人虽不能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但村民依然没有放弃对秧歌的热情，因为秧歌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实地调研，在海阳全市所有镇区的大部分自然村基本都有秧歌活动，足可见秧歌在当地的影响力。秧歌在海阳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项民俗节日活动，成为乡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庆祝、娱乐方式。地域条件的优势为海阳秧歌的传播、发展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海阳秧歌正是在不断汲取外来文化和其它民间艺术形式的基础上逐渐成熟起来的。“民间创作同时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其中，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种统一包含在形象－艺术的形式之中。”①乡民艺术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秧歌表演形式的丰富、艺术形态的发展、过程的成熟依赖于民间艺人的智慧及在乡俗生活中功能的扩展，所以此类艺术形式得以传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秧歌民俗文化功能的多元化发展

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间艺术；民间戏班；精神文明建设；社会调查

中图分类号：J6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3-81-3

围绕金华地区婺剧民间戏班与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这一主题，笔者自2012年5月以来，多次赴金华、义乌、永康等辖区内的村落，通过访谈、调查等形式，对婺剧民间戏班进行了深入调研。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活跃在金华地区的婺剧民间戏班及其艺人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金华地区婺剧民间戏班的调查，以及对婺剧民间戏班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价值与作用的分析，希望引起社会对婺剧民间戏班的关注和重视，以推动其健康发展，并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婺剧民间戏班简述

婺剧是流传于浙江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多声腔剧种，包括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时调六大声腔。“婺剧”这一名称的定名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此之前，婺剧戏班的名称一直是以其所演唱的声腔命名，比如演唱高腔的叫“高腔班”，演唱昆腔的叫“昆腔班”，还出现了兼演高腔、昆腔、乱弹的“三合班”和兼演昆腔、乱弹、徽戏的“二合半班”。早期是婺剧班社主要在农村演出，不少农村还成立了自己的坐唱班和太子班。20世纪30年代初，婺剧戏班开始进城演出，徽班中的一些班社也以xx舞台命名。抗战以后，很多戏班在兵荒马乱中都散班了。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指引下，民间戏班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由于统一定名为婺剧，原有的剧团也都改称为xx婺剧团。

据不完全统计，从解放初到1966年期间，金华地区共有农村剧团二百多个。到目前为止，全省共有登记在册的民间职业剧团485家。

婺剧民间戏班的演出一般与当地的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每逢庙会、佛开光等节日，各地都邀请戏班表演，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各种婚丧嫁娶的日子请戏班也成为常态。同时，随着演出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剧团的硬件设备有了很大的提高，电脑幻灯、进口高级音响、灯光、无线话筒、软硬布景、服装道具的更新，往往是几年就换一次。婺剧民间戏班使用的软硬布景见图1。

二、民间婺剧戏班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着特殊优势

近年来，国家就新农村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文体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些活动相对于广大的农村市场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村的市场需求，这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大量活跃在农村的民间戏班的表演活动对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在满足老百姓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婺剧民间班一直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并有着相当深厚的的群众基础。荀子云：“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即强调了音乐与民俗在塑造民众品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就是要运用民间戏班与民俗活动所具有的传承教化功能，对农民的品行进行规范、约束和引导，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如永康地区每年都举行的胡公大帝庙会演出活动，既传承了古老的娱神信仰，又起到了娱人的功能。婺剧民间戏班艺人会表演许多经典传统剧目，如《百寿图》《辕门斩子》《火烧子都》等等：戏班乐队表演的很多经典曲目如《花头台》《二凡》《三五七》等。婺剧民间班艺人通过表演这些经典曲目、优秀剧目，一方面弘扬和传承了婺剧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陶冶了农民的情操。此外，婺剧民间戏班艺人还通过创作一些思想内容积极健康的新作品，使老百姓在看戏的过程中不但提高思想认识，同时感情上也得到升华。

三、民间戏班有效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婺剧民间戏班的发展不但增加了金华地区演艺市场劳动力的就业市场，还为许多专业表演团体的演员们特别是退休的演员们提供了业余表演机会。近年来，一部分专业演出团体的演出市场不景气，演员们的收入待遇不高。为了生活，这些专业演员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而日益热火朝天的民间戏班则成了这些专业演员们的首选。浙江省婺剧团著名丑角演员吴光煜退休后应邀到民间戏班里客串演出，一年之后他感慨地说，“我在戏班里一年赚的钱，比我在国营剧团里演一辈子戏赚的钱还多。”通过与几位国营院团演员私下交流获悉，他们加入民间戏班演出的收入是其官方工资的两倍以上。当然，除了经济收入因素，有的演员透露：“跟着民间戏班演出很愉快，彼此之间关系很融洽，不存在竞争，人际关系比较自由，大家之间很平等，而且我们的出演费还略高于一般的演员。”也有专业演员说：“经常深入基层表演，能多认识些朋友，和观众的交流也多，对于艺术水平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婺剧民间戏班的活动还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了证实这一点，笔者特以金华地区为个案，抽查了该地区4个代表性婺剧民间班，共计150多位婺剧民间戏班艺人2012年的经济收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

通过上表显示，民间戏班艺人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的占多数，但是年收入在10万以上以及6、7万8万之间的比例也不少。年收入在1.5万元的占少数。显然，民间戏班艺人收入是存在差别的。通过了解，其差别形成的原因主要与艺人的演艺水平有关。如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的演员多为没有经验的龙套演员，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演员多为主角演员。如果以此表统计结果推算，金华上万名民间戏班艺人每年总收入应在3―4亿元左右。随着民间戏班艺人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艺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随之改善。通过对金华地区3代表性婺剧民间班共计150多名艺人调查统计。约10%的艺人还购买了面包车或小轿车。艺人随身携带电脑的占16%：此外，有的艺人还在县城或者金华市区购置了商品房……这些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四、民间戏班为和谐农村的构建发挥独特的作用

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其所指的就是音乐与民俗活动在维护社会安定和加强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民间戏班与民俗活动“作为人类文化意识形态结构中最底层的文化，本身就带有稳定及和谐的特质”，“具有‘以和为先、以礼为基，以情为重，以人为本’的和谐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完善的法规和制度，还应该利用传统的民俗文化。”这种价值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一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婺剧民间戏班与民俗活动一起，向农民传递了认同感、归宿感和主体意识等共同价值观，这些包括责任意识、公共准则、道德观念在内的共同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有力保障。

民间戏班与民俗活动已经成为维持农村社会和谐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调查，绝大部分的农民认为，尽管现在可以通过电视、电脑等媒介欣赏一些文艺表演节目，但他们还是更加热衷于观看民间戏班的表演。究其原因，老百姓看重的是表演现场的热闹、和谐的气氛。在调研过程中，笔者亲眼看见，婺剧民间戏班演出时，村民们多邀请远亲近邻聚在一起，连平时很少走动的亲戚也趁此机会互相往来，戏班演出加强了村落之间的互动联系，家家户户都大摆筵席、其乐融融。“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彰显和诠释。民间戏班与民俗活动如佛开光、修族谱、祭祖、诞生礼、婚礼、寿礼、葬礼、等民俗活动一道，强化了村民之间团结互助、和谐共处的意识，促进了村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新农村的和谐建设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五、结语

婺剧民间戏班数量之多、历史之久、演出频率之高，足见其在农村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影响。深入研究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当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背景下，特别是2005年11月，文化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对婺剧民间戏班的深入研究，既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需要，也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积极意义。虽然婺剧艺术已经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只是保护的一个开始，接着还要加大对婺剧民间戏班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到民间戏班班的价值与作用。要对婺剧民间戏班的功能与价值作出更客观准确的评价，包括婺剧民间戏班的教育功能、经济功能、和谐社会功能：婺剧民间戏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等。当前及今后，在国家日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大好形势下，在党和政府的切实关怀和引导下，婺剧民间戏班将继续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章寿松，洪波，婺剧简史[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2]张乐，余靖，浙江国有、民营剧团缘何遭遇“冰火两重天”？，新华网浙江频道，2006

[3]池瑾，浙江婺剧剧团的生存现状与经营模式[J]，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2010

[4]《荀子・王制》

[5]傅谨，新社会的公家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万建中，民俗文化与和谐社会[J]，新视野，2005，（5）

[7]沈松柏，和谐文化视野中的民俗文化建设[J]，义务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3）

[8]同[5]

[9]高琦华，何永，浙江省民营剧团状态研究报告[J]，文化艺术研究，2010，（04）

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范文第8篇

【关键词】杭州古村落;文化空间保护;社区发展;模式;途径

古村落的保护与传承，一直是民俗学者、社会学者等关注的热点。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古村落日渐成为空巢村、老人村，也有村落因开发旅游业需要，将原住民从古村落中迁出，出现古民居博物馆化、商业化的状况。从遵循活态保护的视角看，这些无疑是对古建筑的毁坏。作为农村社区，古村落如何依靠自身文化资源融入现代社会、和谐发展，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文化的合理传承，是当下古村落社区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又急需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一、新叶村概况

新叶古村位于杭州建德市南部大慈岩镇，为叶氏聚居村。新叶村山清水秀，马头墙，粉墙黛瓦，是典型的皖南建筑风格和江南风韵。新叶村现在还保存了180余栋古民居，街巷整洁，古色古香，被誉为“中国露天建筑博物馆”、“中国东南农耕文化活化石”。2010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3年，被评为“杭州十大美丽样本”。

新叶村建有抟云塔、文昌阁、土地祠。抟云塔始建于明代，是村子的风水宝塔，因为有祈求文运之功能，也被村民称为文风塔，后同治年间又在塔脚下修建文昌阁，同为祈求文运之所。后来，在文昌阁北面修有土地祠，为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的场所。这三个文化空间的组合，反映出农业社会时期民众“耕读传家”的朴素生活理念。

新叶村还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新叶三月三”、“新叶昆曲”被列入浙江省非遗名录，同时，有三项列入杭州市级名录，八项列入建德县级非遗名录。邻近的李村、上吴方等古村落，因地缘相近、文化习俗相近，共同组成以新叶村为主的古村聚落，拓展了古村落的文化空间和保护区域。

当地政府采取走市场化的古村落保护策略：立足村落文化资源，打造旅游开发，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产业带动市场，以消费促进保护，走开发与保护并举之路，并于2010年开放旅游。但新叶古村由于旅游景点少，宣传不到位，且自身缺乏特色，旅游开发并不成功。直至某电视台在村子里取景做了一档亲子类娱乐节目后，新叶古村旅游才有所改观。节目带来了旅游标签，让新叶村声名鹊起，但对游客而言，古村有没有内容可看？值不值得一游？能不能引起游客的共鸣感？都是摆在新叶开发旅游面前需要深思的问题。

二、农村社区与古村落的发展模式

社区（community），社会学家对其解释众多，但在其构成要素的认识上，还是保持一致：即要有一定数量的人、一定的地理空间（包括地域，设施等）、拥有共同的文化或组织，就是生活在共同地域的人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是与现代城市社区区分而言，指生活在农村，具有村落认同感、归属感的人群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有明显的乡土情结和乡土意识。

新叶村，既是传统的农村社区，又是古村落。它拥有冯骥才先生所说的大量遗存，也符合刘沛林先生对古村落的界定：“古代保存下来村落地域基本未变，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

农村社区的发展，离不开大的社会背景，城镇化建设和现代化的发展。而城镇化之路，就要谈到近几年该领域的新概念―“美丽乡村”建设，更要结合村落实际状况、文化环境，避免千村一面，拆旧建新，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

2013年5月，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制定的美丽乡村创建总体目标指出，要打造“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示范典型，形成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发展模式。[1]2014年2月，农业部了中国“美丽乡村”十大创建模式。主要有新城建设模式、文化传承型模式、休闲旅游型模式和现代农业型模式等。[2]给现代农村社区创建美丽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指导范式。

在浙江的村落保护过程中，形成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四种模式[3]：一是安吉模式（生态+文化），即立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资源，打造美丽乡村和靠山吃山的旅游产业，利用并做强当地的民俗文化反哺美丽乡村建设;二是永嘉模式（古村落保护+生态旅游），因永嘉境内层峦叠嶂分布了众多的古村落，利用当地先天的自然条件，保护好这些古建筑村落，发展旅游;三是龙溪模式（公共艺术+创意农业），用公共艺术的方式，通过栽花田、创意农业、生态农业等方式，让乡村更美丽，让农业有创意，让农民更富裕。四是萧山模式（乡村节庆+民宿产业），通过打造当地的各种节日，带动节日经济发展。

而在古村落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上，也总结发展了多种保护模式。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博物馆式，就地供人参观。其二，化散为整的保护，把优秀的建筑集中起来保护，如山西王家大院。其三，划为历史街区，对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保护，如苏州平江府路。其四，建立新村，原有的古村不拆，就近建一个新村，以供村民现代化的居住和生活，温州永嘉苍坡村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其五，原生态式保护，强调保护原有的生活样态。其六，搞旅游开发，综合运用村落文化资源吸引游客。

农村社区融入现代化建设，有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背景，可以依靠自身丰富的资源，打造自身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古村落的美丽乡村建设，大多是走旅游开发之路，无论是苏州的周庄，还是丽江、大理。杭州新叶村也正在走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并举的发展之路。

农村民俗文化及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