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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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范文第1篇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0-03
高中历史必修2专题1的第一个学习主题是古代中国农业，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对这个主题的叙述方式有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古代农业、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等。由于教科书的叙述比较简略，一些教师反映学生在学习时搞不清楚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概念不清，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比较困难。本文对这几个概念略作梳理，供教师们参考。
农业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①“由于古代农业主要通过传承、应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来发展生产，故又称为传统农业”。②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是以用蓄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中国农业在战国时期进入传统农业阶段。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农业所处的状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现代型的和过渡型的。传统型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多年前就达到了特殊的长期均衡状态，继续向农民世代使用的那种类型的农业要素投资收益率低。现代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时延是很短的，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向新农业要素投资的收益率高。过渡型农业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④舒尔茨所说的农业所处状态，类似于农业历史发展阶段，只是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型农业。这种过渡型农业，相当于我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近代农业。总之，传统农业是过去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仍地方在一些存在的一种农业状态，是与现代农业完全不同的一种农业状态。
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古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在概念上加以区分：传统农业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且又系统流传下来影响至今的一种农业文化，它与古代农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农业来源于古代农业，是对古代农业的继承和发扬。古代农业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并不包含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而传统农业则包含了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如“传统耕犁”指的是现在农村还在使用的保留古代耕犁特征的农具，而绝不是唐代或宋代制造的耕犁。①
如果用现代化史观来研究农业发展史，对古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做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古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主要是用来定位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则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古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传统则是延续到现代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②这样，传统农业就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出发点，有利于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传统农业做出了哪些反应？传统农业有哪些方面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做出改进；有哪些方面可以继承和发扬？等等。
小农经济是“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经济”。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中国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存在过以下几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国家屯田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寺院经营等。③其中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经营形式：家庭农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主要靠自家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经营，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生产必须在耕地上平面展开，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集中作业。因此，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而且，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很多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工作的质量无法按照统一固定的标准来检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好坏，都要积累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即农业收成的好坏。解决监督难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生产者自发的工作意愿来代替从上而下的监督工作。在这里，家庭农场就发挥了特长，因为家庭农场靠家庭成员为劳动力骨干，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监督工作。④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发展的结果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地主还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而佃户则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在家庭农场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承担着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功能。这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⑤列宁也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⑥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中，每个经济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对照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并不完全是自然经济。家庭农场的生产、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其农产品除了缴纳租赋、自用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便购买自家不能生产的铁农具、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自唐朝两税法施行以后，还要用货币缴纳赋税。到了明清时期，还要用货币交地租。因此，古代农业中家庭农场的生产，虽然大多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但是其产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流向市场。另有一部分农场，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可以说，古代农业中商品生产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商品市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城郊园圃业、林、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另外，小农家庭如果生产有余，也将剩余的粮、布出卖。那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城市等等。他们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不同层次的市场，共同构成商品交换经济的内容。此后，农业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园圃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都广泛从事商品生产。但是由于历代政府的抑商政策和土贡政策的冲击，使我国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只能依附于小农经济和地主田庄经济，难以独立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及谷物种植区域的扩大，逐渐抹平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区域界限，制约了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独立发展。①宋元明清时期，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类、蚕桑生产发展起来，形成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专业户。随着各种非粮食生产专业户、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酿酒业的兴盛也需要大批粮食。大量粮食进入市场流通，表明粮食商品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被卷入市场经济。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古代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性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两者的地位可能持平。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则可能占主导地位。当然，从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整体来看，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郑林，男， 1966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技术史、农业史。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范文第2篇
中国现代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按照何种 “模式”进行？一些人的答案是，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资本替代劳动，以大机器生产代替手，以大工厂、大农场取代家庭生产等等，是最主要的一些措施，也是理想目标。这种答案可谓司空见惯，无须引证。但我们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情的不允许。如上所述，中国是一个生存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的国家，前景极为严峻。国情不允许我们去走以耗费极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换取经济暂时发展的道路。其次是，经济学的根本原则是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收益。我们不应该不充分利用甚至丢弃自身最丰富的生产资源，而以最短缺的资源取代之；不应该完全丢弃适应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经济行为准则，而代之以与本国国情差距极大的另一套作法。
另一些人设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劳力替代资本，既然中国有应付人口资源失衡的传统办法，有否可能以传统小农经济的行为准则为主实行中国现代化道路呢？
答案仍然是行不通。小农经济在我国的古代封建中，是一种对生存挑战的最佳适应方式，但这绝不等于说小农经济是一种完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之体现。恰恰相反，这是生存环境极为严峻，庞大的人口争夺有限生存资料这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传统小农经济虽有适应国情的诸多优点，但也有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诸多缺陷，约可归为：一，受家庭生产要素微小规模的限制，每个小家庭的生产能力很小。单个农民家庭除有简单劳动的生产要素优势外，其他如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均相当匮乏，往往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难以扩大再生产。二，农民家庭的文化、水平极低，保守、闭塞，生产技术难以提高，也难以接受先进技术。三，每个小农家庭作为单独的经济单位，只从家庭利益出发行事，且往往只顾眼前之利，不顾（或无法顾及）整体与长远利益。整体小农经济内部、小农家庭之间如一盘散沙。农民的分散个体商品生产，难以适应新的市场需要，也难以与含量高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有力竞争。四，小农付出的劳动极为艰苦繁重但收益甚微，生活水平低下，这既严重制约了它的产出力，又严重制约了它的消费水平。总之，传统小农经济很难凭借单个家庭的力量改进自身处境，更不可能去实现和全社会的现代化了。我国的农村改良事业的前辈曾将小农的特点归为“愚、贫、弱、私”，真可谓切中要害。
正确的取向，应该是学习利用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先进生产力和组织形式之长，又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及其行为准则的优点，改进其不足之处，行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具体而言，即必须用现代工业、科技、组织、管理的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农民家庭经济。在这种改造中，发展和壮大现代工业，实现大工业和农业的互补、协调发展和一体现代化；在这种改造中，实现劳力密集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与互补。这个思路绝非凭空想像，近代的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以下仅从经济组织形式和适用技术两个方面，以近代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历史经验检讨之。
1 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相互关系与协调发展
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不同类型的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相互关系所引发，出现过小农经济得到局部改进，大工业和农村经济一体近代化发展的雏形。虽然这些工农关系的形式尚处于远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常常被旧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残，但对中国现代化来说其意义重大。这些形式可归纳为：
第一种形式，近代工业与小农户通过市场，形成产品相互供求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大机器工业—纱厂和用机纱织布的农户间的经济联系。对纱厂而言，农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顾；对农民而言，纱厂是家庭生产原料的供应者。农民用机纱织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产数量，改善了产品规格，明显增加了市场的竞争力，使土布在数十年时间内有力地与洋布进行了竞争，避免了农民破产。而农村土布之发展，又大大增加了对原料机纱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纱厂的发展。
第二种形式，商业资本介入土布生产。不再由生产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购买机纱，发放给农民；农民按商人要求生产，产品交给商人，领取工资或实物。最后由商人将布分类整理，投放市场，这大量存在于江阴、常熟、常州、无锡等地。在一些地区，商人还将织机发给无财力织布的农民按其要求定织，以扩大生产。
第三种形式，近代纱厂与手工织布工场、农民个体织户、近代机器染织厂组成的新型产业组合。纱厂向织布手工工场或小型织布厂出售特制的“盘头纱”，工场直接发给农户，这可以用省去农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机织布。分散的农户将布织成后交给工场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织厂精加工，上市销售。这种形式以江阴至上海之间最典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场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种形式，由地方绅士、商人、农民等共同组成农村农副业生产运销合作社，集体购买部分生产资料或设施，共同生产共同销售。这种形式广泛存在于吴江等地的蚕桑业中，在农村织布业中亦可见。
第五种形式，由大纱厂发起，向社会各界集资，组成垦殖公司，招募农民，以公司加农户的经营形式垦荒植棉，为纱厂提供原料，这体现在淮南盐垦事业上。
第六种形式，缫丝工厂直接改进农村蚕桑业，以期获得优质蚕茧。这体现在无锡的永泰、乾甡等大丝厂扶持建立蚕种场、培训各类蚕桑改良人员、控制茧行、大力组织农村蚕桑改良合作社等举措上。
第七种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绅、农村改良机构等）共同组织农民，成立蚕桑丝改良生产合作社，在农村建立最先进的机器缫丝厂，形成从原料到精加工工业的近代合作生产组合。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吴江震泽开弦村的改良事业上。
第八种形式，农业改良机构租赁、改良丝厂，使其成为专为农民服务的，并代农民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体现在江苏女蚕校对无锡玉祁、吴江平望、吴江震丰三所丝厂的改造事业上。
从以上近代企业与农户生产的不同形式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农村传统经济向现代过渡的一个由“低”向“高”的演进过程。这里所谓“高”“低”，系指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化和整体功能的强弱。
在农户以独立生产者身份在市场上购进机纱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阶段，农民与大工业企业是在市场上相遇的，两者之间仅仅是一种出售购买关系。尽管农村手织业的兴衰在总体上与纱厂的赢亏密切相关，但二者并无生产组织上的任何直接关系。个体农户会因各自的资金多寡、农业丰欠等原因，形成对机纱购买量的诸多不稳定性。在商人资本介入织布生产后，尽管纱厂仍然不能直接施加于农户，但商人批量购纱，又批量收布，使纱厂与农村土布间的关系增加了稳定性。特别是许多地区出现的纱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现象，使纱厂售纱、商人购纱与土布生产几乎联为整体。当发展到农民织户、手工工场、染织工厂与机器纱厂间的生产联系时，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工业与农民手工业、城市与乡村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的雏形，小农家庭生产已被纳入了现代生产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对这个体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丝厂改造农村蚕、桑、茧生产，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乡村构成的纵向一体化生产雏形。与上述形式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工业、农副业之间的一体化。大工业资本为了获取优质原料，将工业资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工业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经营“统分结合”的方式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深入的颇具特色的经济形式。
在张謇发起参与的淮南盐垦事业中，我们看到了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以现代大工业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社会资金，以小农为基本单位，组成垦殖公司开发沿海滩涂，种植棉花为大工业生产原料。这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出现的第三种类型的工农业一体现代化的雏形。在这种生产形式中，工业企业、农垦公司、农户之间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而且在生产组织上已联为一体，小农户已成为近代工业和农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细胞。这种一体化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为工业企业本身的利益而设计之，而是考虑到为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提供一个生存途径，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当然，并非所有垦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经营最后亦颇不成功，但客观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仍有意义。
无锡、吴江等地出现的由政府、社会各界、科技机构等各种力量组织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并引进先进设备为农副业服务，更多地具有“横向一体化”的工农业生产组合色彩。这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也具有开启意义，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今日工业“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的前驱。
虽然形式、层次不同，但我们可从各类大工业与农户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内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点，这就是：利益互补，利于民生；生产要素互补，实现生产的最佳组合；工农互补，城乡共同发展。
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这既是中国的历史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到当代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民、小农经济的现代化问题。长江三角洲虽是历史上较有发展区域之一，但农民生活仍然贫困。为了谋生他们在农业之外发展起各种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但生产方法的陈旧和资金的短缺，工副业发展颇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国外先进机器工业导入中国以后，依靠先进原料如机纱，依靠先进技术去养蚕植棉，再依靠生产组织的改进，才使农民的家庭工副业得以进展。没有大工业的推动，这种历史性变化是难以发生的。
就家庭生产这种中国古老的经济组织形式来分析，也是在不断改进和发展的。从江阴、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经济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仅从纺织业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种棉花、自纺自织的古代模式。在产品的物质构成上，由全系家庭内部生产物构成，变为利用大工业品为原料。在生产要素的取给上，由基本由家庭内部解决，变为必须部分经过市场交换，或通过商人、手工工场发给。在最终产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独立完成，变为与工场或工厂共同完成。在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上，由纯粹家庭形式变为家庭与工厂面手工工场的某种联合。尽管上述变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家庭纺织已融合进了社会化的生产和交换之中，突破了家庭经营范围的局限性，成为兼取传统与现代之长的经济形式的雏形。
大工业在带动农民家庭经济发展的同时，本身也获得了立足发展的条件。农村手织业的发展过程为近代纱厂造就出广阔的市场，而蚕桑业的改进和棉花种植的改良，又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市场和原料是企业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农业、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生存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大力推行节省资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劳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广可由家庭分散进行的技术与行业。
日本的小野旭教授将后进国的技术引进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引进先进国家所开发的最新技术设备。但后进国一般劳动力丰富，工资低而资本短缺，使得这类以密集资本代替密集劳力的高技术难以发展，其经济、社会效益都不佳。这导致了第二种技术的引进。其特点是，对最先进技术加以改进，并将某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以重新组合，使之能适应后进国的资源配置，这种改良技术或改良设备，资本~劳动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第一类技术，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进国低工资和充裕劳力的资源优势，从而节约了大量资本，其获取的利润反而较大。第三类，针对后进国的生产力实际水平和可能接受的价格水平，选择外国先进技术或设备中的某一部分予以引进。这类引进技术设备本身无从发挥其原设计的整体效用，但对后进国向适于国情的新技术之转化、改进生产效率会起重要作用。由此看来，对于所谓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特定阶段，适用技术的含义是，向世界先进学习，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与自己国情最匹配（要点是适应本国的资源与生产要素状况）又能发挥本土优势的技术，根本优点是能够以最低代价取得最大效益。
人们可能会认为，对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而言谈不上什么主动引进适用技术问题。但如果从农村手织业技术改进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经过一个从无意识的甚至被动的到主动和有意识的过程，确可发现存在着密切结合国情的适用技术引进推广的趋势。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民放弃土纱用机纱织布；织机的改进；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和改进。
近代中国农民放弃自纺土纱而用机（洋）纱织布，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机器工业对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破坏的第一步，其实国内外早有学者提出异议[1] 。笔者亦认为此说不尽妥当。当机纱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确使农民手工纺织业受到冲击，但以后的进展，与其说农民自纺土纱是由于洋纱排挤而衰，不如说是农民主动放弃自纺，欢迎机纱。原因是，机纱较土纱更利于农民织商品布。在农民自纺土纱时，一个农妇用纺车一天至多可纺纱半斤，“每三小时至四小时所纺之纱只能供一小时之用”。[2] 而一架织机织布除需纱外，还至少要一个人做辅助工作。如此，若要连续织布，这已超过普通农户全家主辅劳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纺成为能否连续织布的最大瓶颈。当织布完全利用农闲时间，而土布市场需求量不很大时，纺纱与织布的矛盾并不突出，农户可在农活多时少织布，当纱供不上织时，也可以停机。但当市场需要旺盛时，农户的商品布生产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纱还有不利于织布之处，“抗张力薄弱，用作经线时长度有限，因而所织之土布每疋长度都很短，织工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经过调纱、穿综、度经等费事的工作，不胜其烦”。而这一切问题在使用机纱后均可解决。也正因为如此，农户使用机纱后，土布生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极大提高。直至抗战前，尽管外国纺织厂和中国纺织厂的机织布生产能力和产量已极大增加，但农民手织布产量仍在全国的布匹总量中占73%左右[3] ，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极大。
农村织户放弃千百年来自纺纱使用机纱，在我国技术史上有划的意义。它表明，只要运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就既可以充分发挥中国本土资源之特长，又可以提高传统生产的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将大工业直接搬到农村中去，而是农民经济和城市工业的结合，小农的传统家庭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和近代先进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有机地结合。它不仅使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优势继续得以发挥，而且提高了棉布的产量和质量，以最低的经济成本，最少的社会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机纱得到广泛应用后，在农村纺织业中紧接着发生了织布机的技术改良。在织布机的改进和推广应用方面，也直接体现出可以以适用技术与传统生产组织相结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即新技术与劳动力密集相结合，利用家庭生产优势，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充分发挥了人的劳动能力。
中国历史上使用了数千年的旧式织布机，是一种双手投梭的脚踏木机，一般称之为投梭机。这种织机生产效率低，一人一个工作日平均只可织布一疋，布面规格大体限于门幅一尺左右，长度二十尺左右。约1896年前后国内开始出现改良织机—手拉机（投梭机）。它把原来的投梭机从双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绳投梭，另一手执筘打纬。用手拉机织布，布幅宽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机出现后在不少地区很快推广应用。[4] 投梭机改为手拉机的过程及其在中国的普遍推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旧式织机的改良是在机纱于中国广泛应用后才开始的，除手拉机外，国内有多处改造旧式织机的事例，几乎同时出现；手拉机的推广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会等方面的帮助；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场广为扩充时被大量使用；这些都大致说明，手拉机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使用机纱后农户织布工效提高、市场需求扩大、而旧式织机不能在量与质方面满足新需求的产物。其二，手拉机对旧式织机的改良是针对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果。手拉机的来源途径尚须详考，据现有资料，一途是由中国人从日本引进，另一途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在学习国外的基础上发明创造而成。不管哪种渠道，都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人力丰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参究西法独出新意者，即如鄞县王姓精于织造之学，能以旧机作新式东洋等布，专用女工，不籍汽力”[5] 等类记载，透出了发明者的创新意图和社会作用。手拉机对投梭机改进的关键是增添一个装置—飞梭，飞梭节省了人力的无效劳动，却更好地发挥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产的功效。手拉机在中国出现时，动力全铁织布机早已从国外进入，并在大城市的纺织厂中开动了。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农户中使用。连稍后出现的脚踏铁轮机在农户中的使用也远较手拉机为少，这是手拉机适于中国农民需要的证明。中国引进飞梭手拉机的情况几乎和当年日本引进织布机飞梭时如出一辙，日本学者将其作为引进适用技术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见习生赴法国里昂学习，他们于1873年回国时带回了佳卡德飞梭。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并未将最新式的动力织机带回国，带回的是已经发明了140年的过时的飞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人当时的判断标准是，回国后自己能否制造。动力织机的制造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木制飞梭由木匠就可以简单制出，且可以将它安装到日本传统工艺的织机上。[6] 其三，若纯用机纱作原料，手拉机工效较投梭机提高50%~100%，[7] 该机价格低廉，20世纪初年大约每架5~6元[8] ，比旧式木机只高出少许。农户一般可能买得起。[9] 正因为方便价廉，手拉机推广很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江南织区就有宁波、硖石、江阴、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现手拉机织的改良布。[10]
手拉机兴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间，又出现了铁木机（即脚踏铁轮机）。铁木机是由日本传入的，后国人广为仿造。与手拉机比较，铁木机的特点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双脚踏板带动织机，所有织布工序都靠铁轮转动带动。所以它也是适宜中国国情的技术引进，受到欢迎。但铁木机的价格较昂贵，1906年在湖北的售价要银元60元[11] ，后几年在高阳50元左右[12] ，较手拉机高出10倍左右，普通农户难以问津；此外，铁木机织布较手拉机费力，一般妇女难胜任；这些，都影响了它推广应用的程度，农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产中心的部分农户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广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区。铁木机主要用场是城镇中的手工工场，乃至在织布厂中与动力机器混合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改良手拉机，或称之为改良扯梭机。它何时出现不确知，可能会在铁木机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较手拉机又提高三分之一。这大约是进一步适应家庭资金、劳力规模较小，难以使用铁木机的农户的技术改良。
最后看看手纺与纺纱工具的变化。尽管大机器机纱生产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纺，但仍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广泛使用机纱后，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运输等有颇多差异等因素，直至抗战前，手纺仍相当规模地存在。即便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纱厂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纺纱也远未消灭。手纺纱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本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据30年代河北省定县的调查，农村从事纺纱者多为妇女，从十余岁到七十余岁均有。青年女子纺纱是为了赚些体己钱，老妇则是为了解闷，消磨时光。对不能干或无活干的妇女来说，纺纱是一种最合适的工作，，她们不干也要吃饭，能赚一文总比不赚好，如此“干活”，自然不较人工与时间支出 的费用。只要卖纱线的钱多于买原料棉花钱，就是赚了。以自己种的棉花纺纱成本更少。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这种家庭副业没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产品的售价低到何种程度他们还是可以和国外生产的机制产品进行面对面的竞争。[13] 对纱厂主来说，机纱价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资、利润和流通费用。赵冈等还指出，“自从机纱流行以来，乡间的三锭及四锭纺车便绝迹不见，而最原始的单锭纺车反而有人继续使用。”[14] 而这，也与单锭手纺车的使用与农户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劳动力有关，“效率最低的单锭纺车能够存留是因为它适合于那些没有机会成本的边际劳动力，而效率较高的多锭纺车，因所需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15] 不过，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这一种形式。抗战时期，由于机器纱厂生产能力受到影响严重，急需解决纱的生产供给困难，于是使用广泛使用人力纺纱。此时多锭人工纱机发挥了优势。1929年，海门邢广世曾发明新式纺纱机，“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锭，同时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16] 。但未获推广。抗战时在四川的手工工场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纺机”。浙江余姚则大量使用“余姚式纺机”。余姚机锭子从64至120锭不等，每天可纺纱4至7斤。[17] 这表明，在必要时，使用适用技术，人工纺纱也有潜力可以发挥。
适用技术在近代中国运用的更有说服力的例证表现在缫丝等手工业中，有学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赘述。[18]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劳动与资本在生产上的替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关系极大，我国有些学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但在不同的行业中，以及在同一行业中，资本与劳力如何替代，何种比例的替代为最佳点，是应深入研究的问题。从中国近代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技术变化中，初步看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一定的适用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相互替代确实产生过，并对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这种替代不是简单的资金与劳力的分配划分问题，而是建立在传统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及正确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基础上，这使两者能在中国国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传统小农经济合理性，又利用外来先进对之改进，提高了它的生产效率。三是这种替代是同时从几个途径、几个层面进行的。在各方谋求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市场，大工业和小农经济、商人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本身产生了经济关系，由此产生出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要素配置的生产组织间发生原料、产品等的交换，适用技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长江三角洲近代化过程的经验，概括而言，就是外来先进事物和本土优势相结合，通过双方的相互适应、相互改进和相互配合补充，最终达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和“一体近代化”。所谓“一体近代化”即：对小农经济而言，既能充分发挥传统优势，又能在经济组织形式上作适应新形势的改良，采用适用技术，实现劳力密集生产下的生产效率提高。对城市大工业而言，是在以农民和农村经济为原料和市场的经济交换过程中建立和壮大自己的发展基础。可大致归纳为四点：
一，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中国国情下形成的生产要素的特长，尤其须重视世界上数量最多、价格极廉的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而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将其视之为阻碍“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因素。我国传统的工业、农业密切结合的“兼业型”家庭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值得高度重视的形式。其优点是，第一，家庭成员从事家庭劳动是不计工资代价的，由此可实现劳动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劳动可以用合理安排处理日常生活和农业、工副业之间的时间安排，以获得在单位时间内的最大量产出。第三，家庭劳动有利于节省工业生产用地和高额能源耗费。第四， 家庭经营不存在处理失业、劳资纠纷、社会福利等社会性问题。农工兼业，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其中一业不景气所带来的损失，将经济失利造成的巨大风险和社会矛盾消解在无数个兼业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业经济当然不是回归到古代的颇大程度“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营中去，而是以现代的工业、技术、组织、管理的办法改造、重建农民家庭经济。近代史上发生的大工业与农户，大公司大企业与农户，城市与农村经济间的“纵向一体化”，各种形式的协调与组合等新型经济形式，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发生在原料生产与产品制造部门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产品的初级加工与精加工之间。可以发生在农副业与工业的范围内，也可以在纯工业纯农业的范围内。在农村内部、农户经济之间，还可以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横向一体化”，通过纵、横一体化，将农户经济纳入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使千家万户以极低成本核算生产的初级产品经过精加工，输往国内以至国外市场。
三，重视适用技术、中间技术的发展，大力推行节省资本和能源、又可较多地吸收劳动力、并有可能分散生产的技术和行业，而不能一味贪大求洋。历史上大工业以先进设备生产机纱，经过农民用改良织机加工制成布，仅为一例。
四，近代大工业将为农民和农村服务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业务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盘剥”农村经济求得一时发展。只有这样，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社会中，工业才有长远发展前途。
然而，极其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适应国情的殊为珍贵的初级形式和经验，但最终并未发展壮大，形成一条为国人所公认和共同致力的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为：一，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两方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产生直接的破坏作用。近代中国的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互补关系，是建立在对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间的加工（如机纱与手织布，手织布与精染加工布），或同类产品不同层次的产品（如低档手织布与高档机织布）关系上，共同的市场或互补的市场使双方均能获益，是协调关系的基础。但外国列强凭借在华掠夺的种种特权，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机器工业品市场，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农村手工业品市场。洋货对技术含量低、更新换代慢的手工业品破坏尤大。导致我国农村手工业首遭重创后，机器工业联带受到影响，造成“一损俱损”之局面。明显的例子，是土布受洋布冲击后，民族纱厂工业的机纱销路大受影响，迫使纱厂改变经营方向，将产纱为主改为兼营织布，使机器纺织工业与农民手织业的互补协调关系变为排挤和竞争关系。而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特别是日本1937，全国陷于战火之中，直接打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农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关系严重不均，使广大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缺乏问题更形尖锐。小农经济提高生产、改善生活的难度大为加剧，农村手工业难以大规模发展，并必然造成大机器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和农村手工业市场同时狭小、互相制约的局面。
三，国家缺乏正确的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合理的经济政策。后，中国丧失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是使历届政府无从对国家行使有效经济管理职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国砲火轰击下中国国门被强迫打开，数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农业国家的方略无法继续，在经济的巨变中政府不知如何处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但新出现的农村经济与大工业的相互关系，若无国家产业政策的协调、经济政策的支持保护，在外国机制品的冲击下必难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简略比较。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由于要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工业的需要，确定了“以土养洋”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生丝等的出口，换取外汇购买国外新式设备。从1870年起在50~60年时间内，生丝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第一位，为进口机器和原料提供了约40%的资金，对其经济向现代化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而日本生丝产业的发展，得力于国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蚕丝产销业力量紧密配合，其中国家的正确引导之功尤大。在生产组织上，形成大工业与小农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以及小农生产之间的横向一体化；在生产技术上采用适度技术；而政府的各项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 反观中国政府，在一个世纪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未确立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不知怎样结合中国国情和优势，吸取外来先进以发展自己。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世界生丝出口主要国家。直至1905年以前，中国生丝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均明显超过日本。但由于没有相应产业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国被日本超出，丧失了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1905年，中国生丝尚占世界主要产丝国生丝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则由40.54%上升至68.04%。[20] 中国无锡、吴江等地虽然也出现在过出丝厂与农户间在原料、加工间的纵向联合，但它的出现要比日本晚数十年，此时中国蚕丝质量已有严重问题，在世界市场上已远远落后于日本。而这种联合，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丝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响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严重缺乏对中国最主要的特点—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视和对策。这里只讲对农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种消耗资源的主体，又可以成为一种生产要素，重要条件之一是劳动力要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和知识。传统小农经济的改进不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大约只有很少数人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在几个县范围内进行了农村改良试验，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会经济认识的重大不足。对改进小农经济和农村手工业的重要性，对农村经济对全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某些经济学者和社会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进行过很高质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社会实践工作。可惜这些认识和作法没有在教育、研究、经济、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识。在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途径上，缺乏一个有巨大影响的、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似乎是相反的观念：小农经济、农民家庭手工业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和障碍物，只有破坏它才可能建立现代大工业。这类观念，在当时的报刊中屡见不鲜。显然，这对在革新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宏扬其积极因素，建立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有机结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国时期的政府经济建设政策中没有相应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本文对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近代经济演变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初步讨论，目的是认识我国早期现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尝试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探索现代化道路与国情的关系。由于仅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概括。应该看到，在不同时代，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同，“传统”与现代经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相互关系的联系渠道和具体形式会变化。能够与农村、农户发生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资本代替劳动的“高精尖”产业对提高我国经0济实力，加强国际竞争力亦必不可少。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们在高度重视并极力推行最发达国家经验和模式的同时，仍需对一向被视为落后的、甚至是当作现代化阻力的我国传统经济的积极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注意工农业的协调发展、高技术产业与普通技术产业、劳动替代型产业与资本替代型产业等的互补问题，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今天的国情。今天的国情尽管较历史上有所变化，但在一些根本特点上是一脉相承的。而传统正是国情的某种沉淀和体现。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一些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所走过的老路，何况愈来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认识到，需要对已走过的路进行反思，更何况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已不允许我们再走类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话作为结语。我想，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对今天极富启迪意义。他在谈到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时，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这正是中国今后一定的路线，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断定，中国工业要在农村复兴中兴起，而今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于都市者，必无好转之望......中国的工业化，必将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是要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21]
注释
[1] 参见赵冈 陈钟毅〈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史》第二卷，导言。
[2]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5。
[3]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65页。
[4]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397。
[5]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1。鄞县王姓是否确为手拉机，还是一种其他改良织机，尚待考。
[6] 参见：[日]南亮进：《日本的发展》，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
[7]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页404~405。
[8]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406页。又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页198，铁木机价格约值洋10~15元。
[9]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页198。又
[10]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第398页。
[11]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12] 吴知：《乡村织布的一个》，第11页。
[13]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1页。
[14]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5] 参见赵冈 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6]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卷，第683页。
[1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卷，第322页。
[18] 参见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论工场手工业》等。
[19] 有关日本传统产业和蚕丝业的情况，可参见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日]南亮近《日本的经济发展》，景文学译，对外贸易出版社1989年；[美]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徐秀丽译，上海出版社1996年等。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范文第3篇
一、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
[核心梳理]
（一）商周时期政治制度
1.分封制：含义：分封制又称封邦建国，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
目的：扩大周朝的统治范围，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内容：三种对象；三种权利；三种义务。
作用：前期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扩大了统治区域，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但是随着诸侯国势力壮大，兼并战争开始了削弱了周王室的地位，分封制遭到了破坏。
2.宗法制：目的：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等方面的矛盾。
含义：用父系血缘的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分配政治权利，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
实质：按血缘关系分配政治权力，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
最大特点：嫡长子继承制。
影响：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关系：二者互为表里，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内核和纽带，维护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是按照宗法制的等级秩序严格进行的。
3.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神权与王权相结合；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最基本的特点）
[思维点拨]
易错点：
1.大宗和小宗不是绝对而言的，而是相对而言的。
2.“封建制度”是奴隶社会解体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封邦建国”指分封制。
（二）春秋时期的政治
东周建立：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分封制崩溃；诸侯争霸，兼并战争。
战国：改革（商鞅变法）、战争、秦灭六国。
阶段特征：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民族融合加速，华夏族逐步形成。
商鞅变法
指导思想：法家理论。
宗旨（目的）：富国强兵。
性质：最彻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性质的变法运动。
特点：“农战”和“法治”。
内容：经济：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
政治：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实行什伍连坐制度；制定秦律。
军事：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
文化：焚烧诗书；改革旧俗。
历史作用：推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统一奠定了基础；其极端专制的高压政策也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启示：改革是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要与时俱进；改革必须坚持不懈；改革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强化法治。
成功的原因：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措施全面彻底；秦孝公的鼎力支持。
二、先秦时期经济结构与特点
[核心梳理]
（一）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的经济
1.农业：①耕作方式：原始社会：刀耕火种；夏商周时期：耜耕或“石器锄耕”。
②土地制度：土地公有制：原始社会时期。井田制：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度，受田者对土地有权世代享用，但无权转让与买卖，且需向国王交纳贡赋。
2.手工业：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由官府垄断。
冶铜业：原始社会晚期：掌握了冶铜技术；商周：青铜时代；冶铁：西周晚期：已能制造铁器。
陶瓷业：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手工业的最重要成就（彩陶、黑陶、白陶）；商代烧制出原始瓷器。
纺织业：距今五六千年前出现。
商业：出现职业商人和货币；西周实行“工商食官”。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
阶段特征：井田制逐渐崩溃，封建生产关系萌生并逐步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生产力：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1.农业进步：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出现了许多私田（根本原因）；税制改革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向私有转化。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
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主要形式：地主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国家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形成方式：战国各国变法，以法律形式确立。）
主要经济形态：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后开始瓦解，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明清以后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
特点：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中国古代农业政策：“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强调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目的：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战国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历代封建王朝继承并发展。
[思维点拨]
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中的“足”并非富足，而指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很少进行商品交换。
2.手工业：
冶金业：以冶铁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产生。
春秋：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冶炼生铁和钢―块炼钢）
战国时期：铁器大量出土，炼钢出现淬火技术。
3.商业：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私商成为商人主体，各国纷纷铸造货币，大都会出现。
三、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
（一）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
商：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
（二）春秋战国时期
1.思想：（1）“百家争鸣”局面，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背景：①经济；②政治；③阶级关系；④思想文化。
主要流派及主张：儒家；墨家；道家；法家。
意义：“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2）早期儒学和孔子的评价
春秋时期：孔子：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者和保护者。（六经）
主要思想：教育：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和“礼”，主张“为政以德”，包含民本思想；天命观，对鬼神敬而远之。
战国时期：孟子：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圣。
主要思想：政治：“仁政”思想（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本：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伦理观：“性本善”。
荀子：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主要思想主张：民本：君舟民水；伦理观：“性恶论”，主张礼法并施。
哲学思想：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唯物主义思想家）
2.文学《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成熟诗歌形成的重要标志，收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
内容：分为风（精华）、雅、颂三部分。
地位：《诗经》的创作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基础。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气的观念、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是中国自然哲学中最为基本的几个内容，这些观念是中国古代人民探索自然的成果，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关于宇宙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西周时期，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这种观点是用具体的感性可认识的物质充当了万物的本源，并提出了万物构成的方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到春秋战国时代，关于万物本原的探讨更倾向于寻找一种超越感觉、经验和具体物体的东西来解释大千世界的起源、存在和变化。老子用道作为万物的本原，勾画了大千世界的起源和生成图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本经训》用气的学说进一步说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认为“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桴类。”汉代的董仲舒、王充都各自讨论了有关气的思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夫人所以生者，阴阳也。”元气论至此成为占主流的理论，它不仅讨论了万物之生，而且还探讨了事物的变化，讨论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以及有形之物的发生和演化。这种认为宇宙本原是气的生成论，相对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构成论（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而言，更便于建立概念体系的功能模式，适合于由代数描述，而代数形式又易于发展类比推理，于是形成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的特征。而且“元气”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从自然现象、社会关系到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不是一个纯粹反映物质世界的总体性范畴。人们可以运用这不可明言的“元气”，随心所欲地用自然现象来依附、论喻伦理政治，或用人事来类比自然。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用玄学的思辨来代替经验的考察，使理论思维本身缺乏严密的逻辑性。
朴素的辩正思想。早在《周易》中就包含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辩正思维方式。朱熹曾说，《周易》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流行”，二是“对待”。流行者，过程也；对待者，矛盾之对立统一也。整个宇宙，无非是一个过程，一对矛盾。在《周易》基础上，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批判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阴阳，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物质或其属性和阴阳相互作用对于万物产生、发展的作用。《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阴阳论看到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力量，并且以此说明整个世界的运动，但忽视了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
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观测到四方和四季周而复始的现象，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方位与时间的对应循环，以日的运行最为明显。日从东方升起，转到南方，又入西方。政治生活中朝代的周期性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邹衍在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推演四季和自然现象的基础上，还用五行的这种相生、相胜来演绎人类社会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兴衰，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思想用五行说来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但这种变化和联系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定论的色彩。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在《月令中》，四时是阴阳的体现，四时与五行配合，也就是阴阳与五行的结合。阴阳之气是基础，是本原；五行则是德，是属性，阴阳之气化生大千世界的五种属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则是物质运动的最终动因。这种以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体系，把自然、社会和人结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它是传统科学思想中宇宙论的基础，影响了科学思维的整个过程。
总之，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自然没能成为社会认识的独立对象，关于自然的一些经验知识是直接为政治、伦理哲学作诠释，因而在认识方法上局限于笼统的描述和整体的概括，忽视了局部细节的说明，成了一个能说明一切的方程，而不能说明一个简单的具体运动。所以，理论的形式框架只是模糊地把握过程的一般表象，忽视了事物内在结构的分析，理论思维的实证分析的趋向被抑制。而且，庄子在《大宗师》和《人世间》两篇中所提出的守宗、心离、生忘三种悟道方式也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排斥了感性经验材料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造成传统科学思想和大量的感性经验事实相脱节或对立，容易通过玄思走向神秘主义。
3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
事实上，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条件，这其中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社会在生产技术上是否需要科学？是否有可能向科学提出任务和要求；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实验和观察工具与资料？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否有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封建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是一种基础薄弱的简单再生产，以精耕细作的种植农业为基础。由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只要有劳动力和小块土地就能恢复和重建这种小农经济。因此对技术成果的应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其依赖程度不大。由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气候、天象、物候周期性变化的；防旱、防涝的水利工程；和生产工具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冶炼业；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交换贸易所需的算术计算；人和畜力的疾病防治。“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因此，围绕精耕细作种植农业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计算数学、中医学四门实用科学构成了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主体。
儒家文化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引入了科举入仕的道路而鄙视科技活动，将科技活动纳入了“小人为之夸之”的方技之列，道家文化却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兴趣沉溺于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读书人做学问的目的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知识分子和精通技术的工匠相分离，研究生产技艺就缺乏文化知识方面的动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知识力量，同时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所以历史上很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了。
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内容上以政治、伦理为主体，形成了社会对科技活动和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的习惯看法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阻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对于自然事物的研究缺乏趣味。而且，他们大都以皇帝或上天的意志和圣人之言来看待各种观点、学问，也就是对自然万物的理论知识和解释缺乏实证判断的理性。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种组织机制、价值的吸引，鼓励知识分子从事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1刑兆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中历史 多媒体 辅助
历史教学自身的一个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不可能再重新出现。因此要实现历史教学的素质教育思想就必须首先要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从而论从史出，实现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分析、理解、归纳、概括和综合能力。电化教学正是适应了现代历史教育的这种要求从而为广大历史教师接受、认同，并日趋成熟的。
历史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的结合，可以使历史教学脱离以往陈旧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打开一个既陌生又隐约浮现的轻松、生动、富有朝气的崭新世界，使学生从浩淼的历史烟云中自由徜徉，在激情与愤慨中领略中华五千年文明带给我们的惊奇与震撼！
教了多年的历史，感觉教历史好。特别是在课堂上运用了多媒体辅助教学，学生们在课堂上欣赏了美妙的音乐，观看了电影、电视、录相剪辑，观察了历史图片和历史地图，他们那种欢悦的表情令我陶醉，我经常从中感受到无穷的快乐。他们不断激励我更加努力学习计算机技术，制作精美的课件来让学生们学得更快乐，学得更好。如何优化多媒体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如何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教学一大问题。
一、优化课题内容，激活学习兴趣
实践证明：人对某种事物的兴趣愈浓厚，其注意力愈集中，致使其观察细致、记忆深刻、想象丰富。多媒体能把抽象的语言文字所描写的具体事物用形、光、声、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的方法，使事物化抽象为形象，变枯燥为生动，富于感染力，可激活学生学习兴趣。
如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第5课《开辟新航路》，它主要讲述了新航路开辟的原因、条件、过程及影响。课前先播放一段有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视频资料，将学生引入学习气氛中，并指引他们阅读课文第一部分内容，然后归纳新航路开辟的原因。这样学生便能从多媒体播放的历史片段中很容易地获取信息，从而感到学习历史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再如学习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2）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时，可以在上新课前播放黄梅戏《天仙配》片段，让学生一边听一边思考问题：小农经济的特征是什么？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说明小农经济的什么性？活泼且富有感染力的音乐，使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就轻而易举了。
多媒体展现教学过程，加深学生的学习体验 思维是智力的基础，学生的思维特点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在教学过程中，仅仅依靠教师的语言描述，学生很难开展抽象的思维活动，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激情。
二、合理运用多媒体和创设情境
在历史教学中引入多媒体，合理运用其图、形、声、色、像等多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创造出悦耳、悦目、悦心的历史真实情景，让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感受，和谐宽松的教学环境，无疑会使学生引起情感共鸣，从而有效地让学生接受了历史思想教育。
如教学世界史《美国的霸权政策》一课时，上课开始就放录像，先播放一组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现实镜头，引起学生心理的共鸣；然后因势利导播放二战胜利阶段的几组重要镜头，从而把学生带回那个年代，犹如身临其境，展开已学知识的联想，在学生思维活动达到时我突然打出幻灯片《二战后的欧洲政区》，并提出这样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深刻地影响是什么?谁在二战中，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增强了?为什么?又出示幻灯片《二战期间美国实力增长情况简表》。成就感令学生们个个精神抖擞，既自然地过渡到新课，又激发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使学生顺利地完成由已知到未知的知识递进迁移。
三、灵活运用多媒体，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一堂成功的历史课必须是重点突出，对难点要巧妙突破。教学中应用多媒体优化组合，作用于学生的多种感官，使之产生多元效应，使学生的视觉、听觉并用。因此教师如果能够针对教学重点难点精心设计、运用多媒体来配合教学，并以此为默契，引导学生自觉对重难点进行思维，就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化难为易，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美国的霸权政策》中的重点之一就是“冷战”政策的概念及表现。为了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掌握“冷战”这一连成人都感到陌生的概念，我巧妙使用多媒体演示了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两组录像，引导学生思维：在武器方面有什么不同？学生在思维中互相启发和沟通这一难题，以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找出二者区别的关键点，从而真正认识到冷战的含义。至于冷战的表现，采取总分总的办法，出示幻灯片《美国“冷战”政策的表现》，同时边演边讲，声情并茂，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从而促使学生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突破重点，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四、灵活处理巩固小结环节 构建高效课堂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宗法制度；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社会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创造并发展文化。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受特定的生态环境、经济状况的制约，而且社会组织结构对其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社会是由家族和家庭构成的，中国社会有比较完备的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和家庭结构，而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就在于其血缘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文化产物，它是中国的特产，它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极为鲜明的烙印。" [1]
一、宗法制度的产生及确立
宗法制度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家庭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是由氏族社会晚期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朝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证实，随着畜牧和农业的逐渐发展，劳动生产力日益提高，全部财富或大部财富，都是靠男子创造出来，于是便确立了男子在氏族中支配权，这就瓦解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权制社会。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产生了私有财产。父家长死后，他的权力和财产需要继承人继承，而一代代父家长生前的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敬畏，子孙们幻想得到他们亡灵的庇护，于是又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仪式。"在中国文化中，宗与族是相依赖而存在的，同宗者必是同一血缘，共祭同一祖庙；同族者必须有共同所亲之祖，所敬之宗。"[2]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世的各代王朝。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二、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宗法制度大约延续了三千多年，对社会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宗法观念导致了宗法伦理、宗法道德的产生，宗法伦理要求宗法社会广泛实行了父系世系原则，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宗法观念在封建时代演化成了社会伦理体系，"三纲五常"构成了人际关系的准绳。
在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有四个：一是家天下的延续；二是封国制度不断；三是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中国传统社会的家与国的组织系统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受中国长期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国家结构一直有着很深的家族结构的印记。
（一）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
在中国古代，宗法制是为了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在宗法制制度下，社会关系，用血缘关系将人们紧紧连在一起。每个社会成员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结构以宗族为基本单位，其在宗族中的位置。宗法制使王的地位得到了政治组其在宗族中的位置。第一；宗法制延续下来的孝道观念植根于中国人民心中。古人重孝道，这其推行的宗法政治制度有关，孝是宗法制度的必然产物；后来这其推行的宗法政治制度有关，孝是宗法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如今依旧在保持着。长期以来，客观上促进了人们之间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重要源泉对于建设和谐社会起着关键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家国同构'以及由此而来的'忠孝同义'，都是宗法遗制遗风流播的征象。"[3]第二，宗法制对当代人起着增强家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对于维护家族或是各个家庭的团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说宗法制已经淡出人们的观念，但它无形之中还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模式以家庭为主增强凝聚力而生，注重发展人际间的温情，充分展示了已经淡化的宗法制的魅力。
（二）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宗法制度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复杂的影响，它对中国文明的连绵不断和中国文化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强大生命力做出了贡献，但同时它对中国文化上的种种弊端的产生也难以摆脱其影响。
从政治上讲，导致了专制社会和专制思想的形成，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普遍缺乏。在宗法家族社会里，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提倡"三纲五常""存理灭欲"的修养论，导致要求不同政治等级的人群只能安分守己，不能逾越森严的等级规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将个性丰富、富有创造力的人，一个个变成了奴隶和机器，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维持了数千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严格区分上下、长幼、嫡庶、男女的等级界线。还提出"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这抑制了独立人格的发展，培养了一种"奴隶"性格。[4]几千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国家有个皇帝、有个主宰，习惯了被压抑、被支配、甚至被奴役的生活，好象不如此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寄托。直到今天，虽然专制制度不复存在了，但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思想在中华民族中可谓根深蒂固，很难消除，并时不时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极大地制约着当今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从经济上讲，导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扼杀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宗法家族社会强调血统，尊崇共同祖先，排斥异姓异族，使得我国形成了聚族而居、聚姓而居的习惯，直到今天的广大农村，这种情形仍未根本改变。这种聚族而居、聚姓而居的传统，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影响至今。
从文化角度讲，导致了中华民族重传统轻变革、重伦理轻科学，缺乏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精神，思想上表现为守旧、保守。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三：一是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缺乏个人自信心。三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三、总结
总言之，中国古代社会的总体特征是一种政治与伦理一体化的结构特征。这种一体化的社会格局主要是由宗法血缘关系来予以维持的。也许这种宗法血缘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诸如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续不绝等等。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包含许多消极的、负面的文化因素，如家长制、一言堂、重人治、轻法治等。宗法制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阻碍了中国迈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今天，虽然宗法制的核心精神如世袭制已消失，但作为一种观念仍然存在人们的头脑中。
参考文献：
[1]姚伟钧.宗法制度的兴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2]孙建乐.中国传统文化概要[J].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8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范文第7篇
论文提要：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了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国古代就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乡里基层组织，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同时，受宗法观念以及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等级明晰的阶级与阶层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参考文献：
[1]丘志乔.代位权与代位执行并存还是归一——对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6（4）.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范文第8篇
关键词：历史课堂 讨论 思维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085-01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强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在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切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新课程环境下的历史教学是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学生的学习是在教师引导下的主动、探究、合作学习。教师的教学更加注重唤醒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能力、发展学生的思维。实现学生发展的主阵地是课堂教学。那么，高中历史课堂如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人，逐渐形成主动参与、探究发现和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如何让学生展开思维的翅膀，放飞才情和灵思呢？我以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2）专题一“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第四课“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第四目“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的教学实践为例，谈谈我的一些粗浅的认识。
在上到第四目“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时，我先让学生阅读后，提出问题。结果学生提出了这样一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在何时产生？产生的标志是什么？产生的条件有哪些？有什么特点？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非常缓慢？”在前四个问题基本解决后，我又要求学生就最后一个问题进行小组合作讨论，并顺势引导学生，先思考“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然后再想“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影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结果在我的启发诱导下，同学们积极地从多角度、多方位思考并进行了热烈的小组讨论、合作交流，之后每个小组又派代表踊跃发言、补充完善，而我则对学生敢于发散思维和大胆发言予以肯定，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中，学生们展开了思维的翅膀，碰撞出思维的火花，依靠集体的智慧，在探究、合作中实现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深入学习、发展自我的目的。
学生们主要从自由劳动力、市场、技术、资金、政策、思想观念、制度等方面加以了思考总结，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可喜效果。
从自由劳动力方面看，我国尽管在明朝中后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但由于长期以来都是以发展小农经济为主，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不愿意流徙，因而无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由劳动力。
从市场方面看，因为我国的主要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农户日常所需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基本可以不和外界发生联系，尤其是很少发生商品交换关系；其次在封建社会，农民是封建国家赋税负担的主要承担者，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所受剥削沉重，极端贫困，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力，从而造成了国内市场的狭窄；又由于明清两朝实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中国商人赴海外经商，从而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造成了海外市场的缺失。
从技术方面看，由于我国古代从汉武帝时候起，推行“工官”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技术发明和革新不能服务于社会，行业之间相互隔绝，新技术难以推广，技术工艺的传承也是封闭的，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往往导致失传；其次，在明清时期，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机器大生产，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发明，但由于我国“闭关锁国”，无法引进先进的技术；再者，思想文化上明朝开始实行八股取士，清朝前期大兴文字狱，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这也不利于创新、不利于技术发明，有碍于社会进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视科技发明为奇技巧，丧志。由于以上一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明清时期科技落后，无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技术条件。
从资金方面看，有些工商业属于官营，利润为国家所有，政府不会也不愿意将资金用来发展工商业；而且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为了抑商，往往对商人加倍征收赋税，甚至设置重重关卡，对过往商品征收重税，影响了商人的资本积累；再加上在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转让和买卖、重农抑商，商人经商赚来的钱并没有转化为商业资本，而是用来买田置地盖房，从而影响了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以上一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资金。
从政策、思想观念方面看，长期以来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政策，并对工商业严格管理，再加上在自然经济下，思想观念封闭、保守、落后，这些都制约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