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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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小农经济 次优深化 民间金融 合作金融
农村金融次优深化理论
金融对实体经济不起作用的观点，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在发展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书中，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状态，即金融抑制。他们还尖锐地指出了金融抑制的危害，并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投资及经济增长的正相关。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以后，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麦金龙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是建立在一些抽象的假设基础上的：没有垄断、没有外溢或外部经济效果等，这些假设在农村金融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1956年，经济学家李普西和兰卡斯特在总结前人的理论分析，创立了次优理论，所谓次优，通俗地说就是由于原有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因为受到某些条件的破坏而未能满足时，因而实现的某些条件被破坏后的最优结果通常冠以“次优”。次优理论否定了完全竞争模型作为微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当经济中出现市场失灵时，并不是尽量满足帕累托最优要求的条件，而是依照某些福利目标来设计适宜的政策。
导致农村金融抑制的原因分析
我国经济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而这一现象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下的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小农经济下的农业比较利益低是造成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
其一，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兼业农户资产规模小，不符合金融机构的贷款抵押原则，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借贷的风险大、交易成本高，导致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小农敬而远之。其二，从小农对资金的需求和使用状况看，小农经营格局限制了农户对金融的投资需求，而且农地使用权不明确，影响了农户的长期投资预期。从近年来借贷资金的使用情况看，借贷资金用于生活开支的多，用于生产经营的很少（如下表所示）。小农借贷的生产性和获利性不足，借贷资金用于维持生存和简单再生产，与资本的趋利性格格不入。其三，从农业的整体地位看，金融深化产生的前提是市场化，市场化要求资金自由流动。农业本身是一个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差的弱质产业。资金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增殖和孽生利息是其唯一目标，它天然具有从回报率低的部门流向回报率高的部门的禀赋。近年农村资金倒流向城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行政干预和体制原因，而是农户自主选择和市场导向的结果。
畸型的农村金融体系助长了金融抑制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一个二元的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的金融市场并存。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四大体系；而非正规金融市场主要是民间借贷。这种体系看似完备，其实矛盾丛生。
正规金融体系低效率运行，不仅对农业支持日益弱化，而且成了农村资金外流的通道。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农业银行大量收缩了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设在县及县以下的机构网点，大多也只有吸收存款权，没有贷款权。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不与农户发生直接联系，起不到支持农户的作用。邮政储蓄只存不贷，成为农村资金流失的一大“漏斗”。以江西抚州为例，抚州市2001年邮政储蓄机构有163个，80%的机构处于县以下，全市就有近9亿资金通过邮政储蓄流出农村。农村信用社历来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主力军，在贫困地区甚至是唯一的金融机构，但至今困难重重。信用合作社始于50年代，在几经历史变迁后，产权越来越模糊，绝大部分资产如今根本无从寻找所有者，尽管有一些社员投资入股，但恢复其合作性非常困难。由于信用合作社事实上处于所有权虚置地位，在没有所有权监督下，信用社就成了一个既独立于国有银行，又独立于农民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运行机制受内部人控制，农户能否得到贷款取决于他与管理人员关系的好坏。相反，在内部人控制下，该利益集团离农化和商业化企图却与日俱增，服务于“三农”只是流于口号，用来骗取政府支持。
正规金融制度的信贷供给不能满足小农的借贷需求，体制外的民间金融趁虚而入，成为农户借款的主要来源。从下表可见，民间借贷占农户借款来源的70%左右。但由于一开始就不具备法律地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从以上两个原因之间的关系看，农村金融体制原因是外生的，而且农村金融之所以出现供给不足现象，还是因为农村小农经济的基本现状，因此，其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农村自身角度上去找。
农村金融次优深化的路径选择
基于以上的分析，农村的市场化程度无法满足帕累托最优配置条件，要想使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达到同等的深化程度，即通过商业性金融来实现金融深化，这在长期内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典型小农经济国家，更是难于登天。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应选择何种政策？只能实现次优深化，即建立一个服务于小农经济的金融制度。其具体路径是：
规范民间金融
农村金融次优深化就是要在农村与农民自身上寻找解决资金不足的答案，既然正规金融不可能为小农经济提供服务，则农户实行金融的自给自足就是不可避免的。民间金融作为“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其能够长期存在，并为农户所认同，必有它合理之处。按照次优理论，关键是要规范自给自足的金融供给。金融的自给自足就是要打击高利贷，促成民间借贷向社区合作金融转变，使民间借贷规范化，实现契约化管理。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第2篇
欠发达地区农村是一个社区概念，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它是一个共同生活体，即以农业为谋生手段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生产、生活的场所。村落是最小的社区单位和行政单位，它有两个暗含假定：一是村落的农户大都自给自足，以家庭为经营单位。二是农户内部的分工以自然分工为主，每一个人在这一分工体系下，都要扮演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是互补的，服从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
如果把自给自足与商品经济的对立以及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对立都视为城乡对立的基本内容，那么，城镇化就意味着，让农户放弃自给自足，卷入市场体制，通过市场的扩展来对原有乡村的秩序进行破坏和重组。其目的是通过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剧变，将农村传统自然分工体系纳入城镇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分工体系。
市场对分工的影响在经济学界历来有两种观点：其一，市场万恶论。持这一观点的人对市场给淳朴、善良的乡村带来世风日下的恶果给予猛烈的抨击，认为农村通过市场的侵蚀逐渐成为城镇的和附庸，农村是城镇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给源泉，而城镇则成为剥削农民工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并且也是传统道德沦丧的腐败之地。其二，市场福音论。这一观点认为市场让农村摆脱了封建传统的宗法束缚，把人们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选择自由。由此给市场体系下的城乡关系定义为城乡结合，其理想形式是田园城市化等含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对未来美好愿景的描述。
其实，市场对乡村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传统自然分工体系来实现的，因为农业是以多样化和全面劳动为特征的分工体系，乡村的每一户人家在特定的时间都做同样的事，这是自给自足经济赖以成立的条件。市场对乡村自然分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促进专业化。即使在欠发达地区的穷乡僻壤也在不动声色地变化。最初出现生产资料的租赁，例如，耕牛、农具和水泵等小型农业生产资料的出租，然后过去依据血缘关系进行的劳动力互换转变为由市场来组织劳动力，雇工制出现。最后以土地为代表的主要生产资料转包，承包给市场经营者，他们是从城里来的，或者与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他们来雇佣劳动力组织生产和销售。市场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将乡村的一切资源通过专业化的运作变为商品，并且赋予价格让其流动起来。另一方面是生产自然链条破碎、中断。农业生产链条由播种、耕耘、田间管理和收获几个阶段组成。市场首先从播种环节插入，过去由农民育种改为种子公司育种，杂交品种取代传统品种。由于杂交品种是实验室的产品，农民除了依附市场提供外，自己是没有其他办法获取的。接着田间管理的规范化是由实验室的数据规定，然后用实用手册之类的小册子和种子一起发到农民手上，由农民照本宣科来进行。这样一来，农民千百年以来的传统技艺逐渐丧失，系统的知识结构支离破碎，自给自足的基础在技术层面上逐渐瓦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小农体制是历史的产物，由制度保证给小农一块地作为谋生的手段，是农民的身份福利，而不被看做个人自由处置的财产。因此，市场对乡村反复渗透的结果表现为原先属于集体的公共资源的草地、山林、湖泊等被市场化了。在很多地方，小农到了不利用市场购买饲料就喂养不起牲畜的地步。连锁反应在乡村的副业上，现在卖猪交学费已经没有着落，日常开支完全依赖打工收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分析了小农生存的两个条件，对我们很有启发：一是公共资源的存在和规模决定了小农经营自由裁量的范围；二是乡村副业的存在是对小农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补充。
市场不断的削弱小农生产的条件，这是我们时展的特色，有人认为小农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消亡，在快速城镇化的扩张中转变为雇佣劳动者。我不这样看，理由有两点，首先是建立在为自己劳动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有着顽强、惊人的生命力，只要积极性不受到压制，他们在有产权保障的条件下是有所作为的；其次是继续强化新农村建设，其重点要放在工业农村化上，即挖掘、培育在农村目前本身就很活跃的农民企业家和乡土人才上，让小农在市场的实践与磨砺中走向经营多样化的发展之路。（责任编辑/吴文仙）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第3篇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近代化;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美国
中图分类号:F31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63-02
农业近代化的范畴大体是指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取代了小农经济,同时运用先进机器、技术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及管理方式进行经营的农业经济。美国由建国初的殖民地小农经济转变为近代化农业经济只用了80年时间。探讨美国农业经济在短时间内由落后变为先进的内在动因及特点,对于本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初步的转变
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两条道路,即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与北方的小农经济。但到了19世纪初,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开始向近代化农业迈进。
在美国南方,一直存在着以黑人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随着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扩展,各先进国家对棉花的需求量徒然增加,使得种植棉花有丰厚的利润可图,因此,南方种植园奴隶主拼命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并大量贩入黑奴建立新的蓄奴州。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特例,奴隶主则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家,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但是,奴隶主既不愿使用雇佣劳动力,又不愿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不愿引进新机器、新技术,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背道而弛、越走越远。
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在北方就开始形成了小农经济所有者阶级。小农阶级主要是通过“占地”形成的,即劳动人民在政府权力达不到的边远地方自行“占地”,加以开垦、耕种。伴随着工业革命、交通运输发展等因素,小农经济到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瓦解,而越来越带有商品货币经济的性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阶级开始分化,农业资本主义也开始产生。本来在小农阶层内部就存在着财产上的差别,而且有部分农民还通过土地投机而积累到了一些财富。这些富裕农民便借助于对广大贫农的剥削而进一步致富,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他们进行这种剥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于是少数富裕农民便把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雇佣工人,扩大经营,因而一跃而成为农业资本家。然而,在另一方面,广大贫农在富农的剥削及排挤下,走向了破产。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受雇于人,从而变为农业工人。上述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所走的道路,列宁称之为“美国式道路”[1]。
二、近代化形成
自美国建国到19世纪20年代初,30多年的时间里其农业近代化的发展一直是较为缓慢的。但自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过程突然加速,至70年代初美国的农业近代化就已经基本形成了。笔者认为,除追求利润这一根本动因外,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是促使发展加速的主要动因。
18世纪末,美国兴起了一场向西部广大地区扩展、移民和进行垦殖开发的运动,即西进运动。1820年的土地法令对土地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取消了赊买制度,把公开拍卖的最小单位面积减至80英亩,最低价格定为1.25美元。这个法令实施后,有不少西部拓荒者买到了土地。1820―1841年实施1820年土地法期间,售出的土地达到了7 500万英亩[2]。西部的荒地被垦殖,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逐渐向西部转移的同时,随着西进运动的扩展,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及外来移民,又纷纷转向未被开发的西部土地,用“占地”的方式继续小农经济的生活。旧的小农阶级瓦解,新的小农阶级又重建,往返循环。因此,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成为了美国农业近代化形成过程中所独有的特点。
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浪潮传到了美国,对农业的近代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美国1815年之后的发展表明,农业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起先是对应的,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齐头并进了。”[3]工业革命提供了先进的机器、技术,使大农场取得了更多的利润,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资本主义大农场一般都采用机器和先进技术,耕地机、播种机等各种先进机器都已使用。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的发展及先进机器的采用,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使农业产量大大提高,到19世纪中叶,旧西部的大城市芝加哥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谷仓了。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公路、运河和铁路网的形成使人口、物资和资本在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西部和远西部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尤其是交通运输的发展带来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迫使农民逐步放弃了自然经济,转为面向市场。农业商品化、土地兼并和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就成为必然趋势。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博德所言:“在美国,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才找到它兴起的道路。”[4]在内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西方最发达的近代化国家,包括完成了农业近代化的转变。内战后,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奴隶制度被废除,但南部的大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被摧毁,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旧种植园主手中。南部种植园主同北部工业资本的联系不断加强,成为资产阶级化的种植园主阶层。原来的奴隶制种植园很自然地过渡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其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机器流入。原来的奴隶逐渐演变为新地佃农阶层,同时也有大批贫穷白人沦为分成制佃农。
除了大农场经济发展、先进技术被采用外,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也转向集约化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并建立了农业的日益专业化的区域。”[5]农业生产由粗放型道路转变为集约型道路,也是向近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已基本完成了农业近代化的转型。近代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其农业机械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水平迅速提高,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正是在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南北战争这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促进下,美国农业的近代化道路才被大大缩短。因此,这三种因素是美国农业近代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交替发展是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特点。
三、结论
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也是促使美国农业近代化短时间内形成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在此基础上,西进运动、工业革命和南北战争成为转变加速的催化剂,即转变形成的直接动力和原因。由此可见,政府根据国情变化做出相应的政策指导,将会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必须审时度势、不断调整。
参考文献:
[1] 刘祚昌,王觉非.世界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43.
[2]威利尔德 W 考彻兰.历史地分析美国农业的发展[J].明尼苏达,1981:57.
[3]W W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M].黄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4.
[4]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译本)[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20.
[5]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9.
The character and motivation of the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in the USA
LIU Peng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Hanzhong 723001,China)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直过区民族；生产关系；小农经济；带头人模式
直过区民族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自然在其经济关系中体现出特殊的历史阶段性。景颇族便是一个典型的直过区民族，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的景颇族寨子至今依然极度贫困落后，对其贫困落后的状况可以从生产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景颇族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在我国，一方面，直过区生产关系在解放后的一系列变化却并不完全是在其旧制度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基本上与内地地区保持一致，进一步说，并不是该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其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革，而是被外力强制变革的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景颇族寨子在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是这是否能证明其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却不能下定论，因为在同一时期，国家对其支持力度――无论是政策还是财力也是持续不断的，因此这或许也能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原因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可知，景颇族目前的生产关系有不适合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可能性，究竟是否如此有待于更进一步分析。
二、承包制、小农经济与景颇族发展
，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但在景颇族的寨子里，承包制的特点并不像内地农村普遍表现出来的那样。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同样的经济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生产关系。
以景颇族寨子――双降小组为例，首先，由于寨子地处偏远，交通极为不便，使得土地的管理难度很大，目前的状况是名义上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农民基本完全占有自家承包的土地，甚至没有分掉的集体地也没有人负责打理，基本上是谁家愿意种便占一块为自家所有了。由于生产能力有限，农民没有能力耕种除本家之外的土地，使得土地流转政策在当地几乎没有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地处偏远，不涉及类似城市周边或者内地较发达地区农村集体地的产权问题。综合来看，在双降小组以及类似的众多景颇族寨子里，承包制几乎演变成了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长期不变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这种小私有制。
其次，寨子地处偏远，交通极为不便，使得集体管理成本很高，给集体管理带来很大难度。因此农民的做法是在改革初期把田地分了，之后除了一些政策支持外，寨子外面基本无人负责所谓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等集体管理工作。同时，寨子里的人素质普遍比较低，无法担任管理工作，使得这里没有形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是只有“分”，没有“统”的纯粹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和消费。
最后，双降小组地处山区，很少有大面积的平整土地，使得景颇族居住具有“散”的特点。同样的原因造成田地被分的极其散，居住地与田地的分散直接导致生产的孤立和分散。另外，本来田地较少，加上生产能力远远低于国内普遍的种植水平，使得粮食总产量极为有限，往往不能自给自足；经济作物种植也十分有限，销售所得几乎仅能购买日用必需品；牲畜也是各家各户小量饲养，即便有剩余也是在寨子内部流通。同时，人们的观念极为落后，很少鼓励出去读书或打工，往往安于现状。
综上，诸如双降小组的景颇族寨子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特点如下：第一，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第二，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第三，生产的孤立、分散和自给自足。这些恰恰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小农经济的三个特征。因此可以断定，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景颇族寨子里基本上表现为小农经济。
但是，我们要看到，景颇族小农经济的产生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其适应该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其产生是被外力所推动，是在被强制推行的情况下，适应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形成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形。因此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可以看成是在一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最适合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下，景颇族地区若要自行发展，形成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关系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历史积累。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应该依靠该地区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发发展，而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其生产关系的过渡和发展。
三、带头人模式的集体经济
并不是所有的景颇族寨子都像双降小组那样贫困落后，一些寨子已经逐渐地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对这些寨子的发展实例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找到适合景颇族发展的合适道路。
如勐约栋村民小组原居住在山区勐约乡，后搬迁到景罕镇安置点。勐约栋人们生活的改善与其政府投入助其搬迁下坝有直接关系，但令其至今持续保持繁荣的关键在于寨子的经济管理。促使其形成科学的管理体系的人便是村党支部书记普勒业。
早在90年代初，普勒业在当地就已经是风云人物，当时他率先在当地发展养殖业、经营砖瓦厂加工获得成功。期间他先后试验种植过咖啡、甘蔗、麻竹、柑橘等十多种经济作物，带头学科技用科技，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生活水平。1999年至2006年，他又带头种植西楠桦、杉木250多亩，在他的带动下，勐约栋群众积极种植经济林达10余万亩，实现低产林改造；同时他按股份制管理的办法建立起勐约乡第一个优良柑橘――门帕桔子苗圃园，该园不仅每年创收5万余元，还被列为乡“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素质教育”培训示范基地和党员“素质教育”学习实际操作技能的授课培训点；2005年，在乡党委、政府的关心帮助和大力支持下，他又投资新建麻竹粗加工厂，经过四年的发展壮大，目前可实现年加工鲜笋140多吨。
2008年，在普勒业的带动下，勐约栋小组成功搬迁下坝以及并成立村民理事会，共同研究决定全村的生产活动。成立专业合作社，分工明确，比如现有的160亩水田由5户人家集中种植，其余人家有的负责养殖，有的负责酿酒，有的在工厂做工，做到户户不养闲人。
针对景颇族人们理财意识弱的特点，勐约栋小组实行财务统一管理，由理事会管理各家各户的钱，各家各户买房子、土地、生产性工具、消费品等都需要理事会的审批。闲钱集中投资，建立农贸市场等。同时，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负责对理事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在普勒业的带动下，今天的勐约栋已经成为陇川远近闻名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红旗飘飘工程示范村”。
勐约栋小组在经济管理方面均在逐渐向集体经济转变，但不是以前公社时期教条的大锅饭形式，而是在熟悉当地情况的带头人的领导下，探索适合当地情况的合理的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由此可见，带头人模式的集体经济在实践上适合景颇族寨子经济关系的发展。
1.带头人模式的合理性分析
首先，从历史上，解放前景颇族寨子处于原始农村公社时期，家庭依赖于公社首领的管理与指导。解放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人们对于带头人（表现为政府）的依赖性无法消除。
其次，景颇族人们相比其他民族往往更加乐于接受政府的指导，更加乐于执行政府的政策，配合政府的工作，这实际上是其对带头人（现在表现为政府）的依赖性的现实表现。
再次，景颇族传承下来的文化多表现为一种集体的文化，例如目脑纵歌，农尚文化等，很少有体现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景颇族人们的集体精神。
因此，在景颇族实行带头人模式的集体经济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有利于景颇族摆脱贫困落后，与其他民族保持同步的发展。
2.推广带头人模式集体经济的关键是教育
要真正推进景颇族地区经济关系转变，首先要做的便是培养出各个村寨的带头人，关键途径是教育。
针对带头人的培养问题，可考虑采取以国家为主导的定向委培模式，中央和省级财政拨出专项经费，作为对包括景颇族地区在内的直过区村寨的扶贫政策，甚至可以考虑从各个村寨定向招生。总之，必须采取特殊政策和照顾措施，以培养各个村寨自己的带头人，从而增强村寨的自身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康士坦丁诺夫.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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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学文.农尚文化研究［M］.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07.
［6］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第6篇
1. 西周分封制与汉初封国制
两者都是通过分封诸侯国，诸侯可以世袭祖上的爵位，享受封地和俸禄，在各自的分封国内拥有统治权。但西周分封制除了分封同姓王族之外，还分封了异姓的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代。汉初封国制则有所不同，汉代建立以后刘邦为了巩固汉朝政权的稳固，在剪除异姓王的同时，大量分封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权利也有所削弱，要采用中央统一的法律和货币，而周代诸侯国各自的度量衡和货币都不统一，且在封国之外，还有郡县与封国犬牙交错。
2. 三公九卿制与三省六部制
二者同属于中央官制，都有助于巩固统治，加强专制集权。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区别：秦朝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中的宰相位高权重，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审议权和行政权；御史大夫和太尉主管监察、军事等；九卿分掌各项行政事务，实际并不止九卿。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中的“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实际上把秦代的相权一分为三，中书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下设六部，分掌具体行政事务。各部门分工明确，效率提高。
3. 宰相与内阁首辅
宰相和内阁首辅都是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但地位不同。宰相是国家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或决策机构的长官，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皇帝常向宰相咨询，宰相有时可封驳诏书，表示对皇帝命令持保留态度，因此宰相对皇权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内阁是明朝在废除宰相之后，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而设立的，作为皇帝的内侍顾问机构，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内阁首辅的职权大小和任免去留完全取决于皇帝，因此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不大。
4. 察举制与科举制
它们都是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但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察举制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最后由皇帝策问，应举者对策，从而选拔出人才的制度。察举制盛行于汉代，但由于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等现象，以至于演变成后来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是通过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创始于隋，废除于清末，绵延1300年。这是一种通过平等竞争选拔人才的制度，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但后期也出现了八股取士等僵化的考试模式。
5. 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是一个大概念，泛指封建社会所存在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其中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指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用以剥削农民（或农奴）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外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还有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如我国封建社会的均田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等。
6. 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小农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而自然经济主要与商品经济相对。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
7. 民间手工业与民营手工业
中国古代民间手工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由私人经营的以手工劳动及其协作为基础的各种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包括民间私人经营的民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主要生产供民间消费的产品，与市场紧密联系，因而具有商品生产性质。明中叶以后，在纺织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后来居上，超过官营手工业，并产生了新型生产经营方式。民间手工业还包括以纺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因而其内涵和外延均大于民营手工业。
8. “海禁”与“闭关锁国”
两者都是明清时期推行的限制中国对外交往的政策，都阻碍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海禁”政策是指政府禁止中国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但并不禁止外国来华贸易，相反是欢迎外国与明政府进行“朝贡”贸易，目的是将海外贸易控制在官府手里，实质上是官府垄断海外贸易的政策。“闭关锁国”政策不是绝对禁止对外交往和贸易，是指闭关自守，禁止国人出海贸易，同时限制外商来华贸易，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两者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海禁”只是一种措施，“闭关锁国”则是一种有指向性的政策，闭关锁国比海禁的外延更大。
9. 墨家“兼爱”与儒家“仁爱”
“兼爱”是墨子学说的中心，“仁爱”则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兼爱”是一种无差等的爱，“仁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兼爱”不分亲疏贵贱，不分人我彼此，而“仁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他人之父与己之父，他人之兄与己之兄都是有差别的，有亲疏之分的，“爱人”涉及到国家、上下、君臣之间的关系。“兼爱”远比“仁爱”宽泛，“仁爱”则比”兼爱”具体。”兼爱”忽视了人的内在天性，孔子的“仁爱”，主张从自身做起，层层外推，虽说高远，但并不空疏，亦不艰深，较易转化为实际。
10. 宋明理学与程朱理学
宋明理学，即两宋至明代形成的融合了佛道思想的一种思辨化、哲学化的儒学。程朱理学，仅仅是宋明理学的一流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以便与陆王“心学”相对。但其实“心学”亦属于宋明“理学”的一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都承认“理”的存在，但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中，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思想；陆王心学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渊源，“心”即“理”，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程朱理学认为把握“理”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陆王心学提出“明本心”以求“理”。
11. 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都促进了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其中雕版印刷术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以进行印刷的技术，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至宋代形成了彩色套印技术，留下了一些精美的宋刻本。活字印刷术最早起源于11世纪北宋庆历间的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其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稿件把单字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这样印刷效率较之雕版印刷大为提高。
12. 元杂剧与元散曲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第7篇
【关键词】 中西比较;人际传播;媒介传播;古代
一、媒介传播与人际传播
1.以媒介传播为主的西方广告传播方式。 媒介传播是 指通过信息传递的组织和机构进行间接传播的方式,受众与所要宣传的对象不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世界上最原始的广告出现在上古时代,是古希腊人用黏土、木、石等材料绘制出的标志,目的是起到警示和提醒人们注意的作用。在这之后的古罗马时代,城市的街道两旁就刻满了图画和文字,尽管粗糙不堪但是传达了买卖、表演预告、寻物信息,大概与今日的宣传板相类似。
2.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东方广告传播方式。人际传播主要是通过面对面、或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达到传播信息的一种传播途径。从当今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在法律与规范的束缚之外,同样有通过人际传播达到目的的行为,现今东方的广告策划也主要以打动人的感性诉求为主,这些是今承古制的一种表现,可见人际传播在中国社会的影响相当深远。上古时代,东亚文明区就开始了以口述的方式进行农耕信息传递和剩余产品的交换。在黄帝时期,由于小商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店铺的主人运用口头宣传、沿街叫卖,通过吆喝叫卖和呼喊等利用声音传播,喧嚣街头,这是早期的人际传播。口述方式更进一步表现为实物传播,在日本奈良朝时代设“行商”、平安朝时代设“邸家”、镰仓时代设“座”等,都是其具体表现。
二、两种传播方式的形成
1.东方社会人际传播的必然性。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处于亚洲大陆东部,具有典型的大陆性特点,与外界断隔沟通。人类发源在土壤肥沃的水源旁边,人类多为群居。长期共同的游牧打猎让人类自然选择而形成了多而密集的原始村落这一简单稳定的社会关系,由于地势起伏、山水相隔,村落之间鲜有交流,只需要在部落内进行直面的行为和口头传递就可以达到传播的目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经过了第一次的社会大分工,农业从游牧业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规范体系也随之产生,以宗教宪法、典章制度为核心的封建父系制度形成。
政治上的重农抑商压制了自然经济的进步,使工商业对多渠道的传播媒介失去了依赖;反过来传播媒介由于没有工商业的支撑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限制了传播媒介的发展。古代灿烂的四大发明中有造纸术和印刷术,却是英国人最先发明出了报纸这种传播媒介。中央集权政府用来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强调礼义、重视人际关系,又通过暴力机关,如“东厂”“西厂”“文字狱”等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控制,对人们选择并认可人际传播这种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民族性格上的含蓄守成,东方人们往往不喜欢直白外露的传播方式,对于主动宣扬的传播,例如俗语中的“王婆卖瓜”,却给出了“自卖自夸”的否定评价。长期积累的人与人的交往与信赖,使东方人更相信商品本身以及商品所累积的信任基础,人们更相信“老字号”、“祖传”等。
客观上的地域特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体系和统治者的束缚、限制,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和民族特点最终使人际传播发扬光大。
2.截然相反的媒介传播。西方文明区处于地中海、大西洋地区,海路畅通,由于欧洲大陆地质受冰川作用影响,各地地形差异较大、不同于亚洲大陆的平原辽阔,所生产的农产品以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产生的手工业品有很大差别,需要各地之间的商品贸易交换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信息、思想的交流,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已无法满足经济生活的需要,媒介传播逐渐产生。在17世纪初期,已经形成了报纸的雏形“news book”上面载有咖啡、茶、甜点等商品和商店的广告;用来作为传播载体的媒体也越来越丰富。经济发达、长期处于交换社会中的人们思想也更为开阔、活跃,相对于处于静态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集权社会,西方的各民族更加分散,思想和行为更为动态。也由于相对分散的生活关系,人们之间的感情依赖性不强,更趋于基于媒介基础上的公平平等的交流和交换。与中国社会极大相反的是,商业高度发达的欧洲,从流水线上走下来的商品无法通过人际传播达到销售的目的,广告的媒介传播逐渐成为了西方商品经济的不二选择。
鉴于人际传播的传播基础,其覆盖率和普及度较低;媒介传播作为人际传播的加强版,能够对广告的发展起到更好的作用;与此同时,人际传播的信任基础又是越来越花哨的媒介传播所无法企及的。随着广告传播的发展,现今社会两种传播方式更加趋于相互借鉴和融合,理性和感性的交融、两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碰撞,会逐渐带来全新体验。
参考文献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第8篇
【摘 要】在我国，人民的消费方式经历了生存式消费方式、统一式的消费方式、个性化差异式的消费方式的变迁。基于对于中国现今社会中的不合理的消费文化的初步的思考，我意提出自己对于未来人们消费文化的一些想法。人类一切的消费行为在本质上应追求的是个人生活的最大的幸福。从而能够实现自身的身心的健康的发展，达到自我的实现。即为一种绿色消费的观念——“人本”消费理念。
【关键词】消费；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消费文化；人本消费文化
消费主义在我国大肆的盛行，导致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些畸形消费、流行铺张浪费甚至奢靡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造成了我国资源的极大的浪费， 影响了我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
一、相关概念
（一）消费的概念？消费是指人类通过消费品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经济行为。具体的来说，消费包括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产生的原因、消费者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的方式、影响消费者选择的有关因素。
（二）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消费主义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的实践的总称。其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生活以及消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 消费行为和消费环境的总和。
（三）何为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指生产相对过剩，需要鼓励消费以便维持、拉动、刺激生产。是指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
二、对于中国消费文化变革的思考
（一）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变迁及基本特征。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我国的主导的经济形态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始至终中国一直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存在着。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中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剩余产品，所以也就无法产生充分的交换行为。而在中国最为典型的是“男耕女织”式的家庭自我满足的封闭式的消费模式。
（二）中国现代以来（1949年-1978年）消费文化的变迁及基本特征。在工业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更新，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商品的速度得以大大的提高。20C50年代，在我国经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完成初步的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家基础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推行了计划经济，在这一经济体制下，局限于我国的生产能力的限制，全民实行凭票购物的消费方式。在计划的经济时代，我国实现了大规模式的生产，实现了统一式的消费方式。但这时的消费文化是建立在浓厚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消费文化。
（三）1978年以后，中国消费文化实现了新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快速增长时期，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储蓄余额不断增长，个人消费支出稳定增加，社会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中基于人们的不同的需求，先进的社会生产，采取了差异化的流水线生产。消费产品极大地丰裕，产品的种类极大地多样化。这种消费方式的建立是基于满足每一个个体的需求。
三、对于未来消费文化的思考
（一）现象一：我国现存的消费行为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现象，是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对于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原因一般看法认为可归因于：商家为了牟取暴利，利益驱动下的欺诈行为 、我国执法机关的执法不严（对市场主体的监督乏力），亦或是对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督乏力。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地深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等不断地拉大。消费主义在我国大肆的盛行，导致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些畸形消费、流行铺张浪费甚至奢靡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有的是超越现实条件、盲目攀比，有的是斗富摆阔的奢靡消费，还有的是过度包装的蓄意浪费。
对于假冒产品要想得到彻底的解决就必须做到：（1）我国政府能够切切实实的实行公平的分配政策。只有采取对于全民的公平的政策，解决了人民收入问题，才能在根本上解决假冒产品的问题。（2）必须让人民切实的树立起一种积极健康的消费文化 ，摒弃许多的虚名主义。
（二）现象二：对于中国现存的官僚腐败的问题，这是现今社会中消费主义盛行的结果—导致了中国的一种特有的分配方式。我认为，贿赂品消费、公款挥霍消费、腐败流氓消费等不良消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建立在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之上。这些存在的畸形消费的原因是现今的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富裕起来，却没有形成的科学健康的消费文化。
我认为未来人们的消费应树立绿色消费的观念，形成绿色消费的行为。而绿色消费，也可称为可持续消费，是指一种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这种绿色消费的文化应是一种“人本”的消费文化。要形成这种消费文化，就必须培养“文化人”，用先进文化引导消费。真正的实现“以人为本”的消费理念。
在我国，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的实现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其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可以说党的执政的路线经历了，由以“政治为核心”到“以经济为核心”再到“以百姓的幸福为核心—即以人为核心”的转变。这样执政理念的转变将成为未来消费方式向绿色消费方式迈进的一大可能性 。
参考文献
[1] 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