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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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基本理论范文第1篇
综合性高校仅开设“逻辑学导论”在课程设置上，中国政法大学属于相对比较完善的，除了为本科生开设“逻辑学导论”之外，还开设了诉讼逻辑、法律逻辑和侦查逻辑等。但是一个学校的课程完善不代表整个中国的高校都具有这样的课程设置。一般的综合性大学的法律专业仅开设“逻辑学导论”这一门课程作为法律逻辑学的基本理论，同时在教材的选择上也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受到课时数的限制，仅仅对逻辑学在法学中进行生搬硬套，这样的教学结果就是学生对逻辑学稍有理解，对法学理解也不是很深，在两者的结合上简直就是在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这样的“人才”走向社会可以为社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呢？这种形式的授课，讲述的都是普通逻辑学的内容，没有突出法律的科学性，也没有深入考虑法律内部的问题，肤浅得很。
第二，对于法律和逻辑结合所产生的“法律推理”的讲述让人十分诧异，要么抛开法律讲推理，要么抛开推理讲法学，这样的课程设置简直让人发笑。有的人说“实质法律推理”也叫“辩证推理”。而事实上“实质法律推理”的根据并不是取决于推理的逻辑问题，而是推理之前的事实依据，应该属于“内容推理”。还有的教科书认为“个案适用推理”、“民事责任划归的推理”等其他责任划归推理都划归到法律逻辑学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于概念的混淆。
第三，存在大量法律逻辑学属于不规范以及分类偏差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是由于不能坚持以“逻辑学”为研究基础，必然会把法律逻辑术语搞混，造成不规范和分类错误的情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对于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在讲“法律辩证推理”时却去讲“实践推理”和“实质推理”，并且不重视法律逻辑学的法律的主体地位的情况，在进行法律逻辑学的讲授过程中需要进行纠正的。
二、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方案
通过笔者研究，在解决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上可以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2.1分清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作为区分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的方法，首先搞清楚普通逻辑学和法律逻辑学的整体和个体的关系，然后再加以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2.1.1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显然普通逻辑学属于逻辑学中较抽象的问题，而法律逻辑学则属于抽象中的具体个例。
2.1.2理论和应用的关系普通逻辑学属于理论逻辑范畴，更多的是进行形式和方法的理论研究；法律逻辑学则更倾向于逻辑学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应用的正是普通逻辑学中的理论结合法学理论。
2.1.3广泛和个体的关系在普通逻辑学中并不涉及固定的应用领域里的个性化问题；法律逻辑学则必须应用到法律领域内的各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所以在讲授法律逻辑学的过程中既要讲授普通逻辑学的思维方法，又要讲授法学中对普通逻辑学的应用。在概念的讲述上既要讲述法律术语的主观规定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也要讲法律的稳定与灵活的统一，而判断的真假特征与判断的断定上更要明确法律条文的意义，同样的推理要注重法律辩证推理和形式推理的统一。
2.2解决法律逻辑学和法理学的关系在这方面对于法理学、法律方法论和法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要经过辩证判断之后吸收，再避免出现照搬其成果的情况。法律逻辑学必须坚持在法律逻辑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形式。在进行法律辩证推理的讲解时不能完全不顾形式而只考虑内容，这都是一些普通综合性高校在法律逻辑学课堂上容易出现的错误。总之，这二者的关系不能是脱离开来的两个孤立部分，而应该是互相结合融为一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采用这种逻辑统一的方式实现法律逻辑学术语的规范化是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3重视“法律”在法律逻辑学中的特色目前大部分法律逻辑学课程中所讲述的都是普通逻辑学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问题，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案例分析+普通逻辑学原理”，这在整个法律逻辑学中是属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目前的方法必须采用，但是仅采用目前的办法还远远不够。法律逻辑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应用逻辑学和特殊逻辑问题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这些情况中不仅有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问题，还有法律逻辑规范中自身存在的逻辑问题。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多采用法律实践的研究形式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明确法律逻辑学中法律的重要性。
2.4重视法律推理的地位既然是法律逻辑学就应该凸显法律推理的重要性，以法律推理为主要依据。根据逻辑学界的通用说法就是逻辑学就是推理学。尤其是法律逻辑学，更应该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之上重视逻辑推理。事实上，法律推理是法律工作者在执法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法律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法律事实明确、而法律动机不明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推理对案件进行分析和侦查的过程，对案件的认定存在必然关系。在具体讲授过程中，特别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2.4.1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只有弄清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才能明确使用的适用范围。
2.4.2法律推理的种类通过对种类的详细描述，才能让学生了解在具体情况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推理。
2.4.3法律推理的要求对事实的可信性进行分析之后采用正当的形式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推理必须遵照的要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2.4.4法律推理的作用法律推理的使用可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2.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目前国内的学术氛围就是重理论而轻实际，这在学术探讨中无可厚非，但是大部分学校培养的人才是要到社会中去实践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去研究机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的。这就造成大部分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空有一身理论而无法进行实践操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出于法律逻辑学的特点———经验性学科而得出的结论。经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更胜于理论。
三、法律逻辑学的应用（密室逃脱策划方案）
3.1活动主题本次活动的主题就是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3.2活动目的“普通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基本形式、思维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为提高学生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它注重培养学生准确判断、精确推理的能力，因我院是培养执法工作者的摇篮，执法工作者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素质，而且逻辑学来源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因此未来的执法工作者学习逻辑，更应该结合实际思考和体会。根据我院学生所学专业需要，培养学生逻辑推理实践应用的能力是有必要的，特在2012级本科大队开设“普通逻辑学”的实践活动，在学习理论知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理论知识联系实际，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3.3活动过程
3.3.1准备工作人员准备：活动参与人员从2012级本科大队7个开设普通逻辑学科目的班级中选出20名学员分两次参加此项活动。活动地点准备：新疆警察学院北校区1号教学楼二楼全部行政班级教室（202~208）。（注：活动当天需学生处领导配合安排各区队教室）活动器具准备：根据设计关卡，列出项目活动器具清单，上交至基础部综合教研室教师处审核，统一配备。(注：因活动设计需要向警体训练部借用手铐)
3.3.2正式活动部分参加人员先聚集在一号教学楼阶梯101教室统一进行对本次活动的全面介绍和规则的学习，再随机分组，由每组负责学生分别带到202-209教室统一开始第一关：心有灵“析”、心心相印。活动中，所有参与学生必须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联系实践，紧密配合，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人人参与其中通过团队合作寻找线索，推理、联想、破解谜题获取最终密码，才能全部成功逃脱。随后由第一名逃脱的小组再进入终极关卡：越狱终极大Boss。最后评出逃脱最快、使用提示最少的小组为冠军进行奖励。此次活动，教师只是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密室关卡，不仅学生参与积极性很高而且还专门单设一间供邀请嘉宾闯关，让我部全体教师与学生同时参与活动，真实切身体会其中的奥秘。
3.4活动总结通过这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无论是推出了成功经验还是发现了存在的不足，都会对学院的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类实践教学活动可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四、总结
逻辑学基本理论范文第2篇
一王延直(1872-1947),字穆若,号仲肃,又号剑秋,贵州贵阳人,留日学者,清末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中国近代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科学的先驱之一,其逻辑学代表着作《普通应用论理学》[1](以下简称“王着”)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逻辑系统输入成熟阶段所达到的水平,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王着”写于1905-1912年,历时七载,于中华民国元年七月(1912年7月)由云南印刷局印刷,贵阳论理学社发行。1981年由云南逻辑学者黄恒蛟先生在旧书摊上发现,随即被带到当时正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逻辑学会成立大会上。应邀参加大会的贵州省哲学学会逻辑组副组长张同生先生(后曾任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将该书借回贵阳复印了几份,之后,贵阳师院政教系(现贵州师范大学政经系)按原样制作成油印本数百份供研究参考,即今之所见《普通应用论理学》。
二“王着”重现受到了学术关注,其学术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首先是对于“王着”的学术地位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王着”是“云贵地区近代逻辑教学和研究的一个缩影”,“对研究我国近代逻辑史及逻辑学在云贵地区的介绍和传播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2]43-49;也有学者认为,“王延直是一位热心宣传、推进逻辑科学在我国传播发展的实干家”[3]15-20,“王着”等着作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对西方逻辑的系统输入已进入成熟阶段”[4]81-82;还有学者指出,“王着”是“中国最早的国人自己纂着的几部逻辑着作之一”[5]14-21;“象《普通应用论理学》这样从1905年就由中国人自己纂着的逻辑着作,在那个时期,不仅在云贵地区罕见,就是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6]42-43;王延直等学者“亲自动手写作逻辑着作,这标志着中国逻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7]6-9;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近代卷》对“王着”作了长达4页,近3000字的评价,提出:“特别是《普通应用论理学》,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逻辑系统输入成熟阶段所达到的水平。”[8]
1999年底,北京隆重出版《中国学术百年》丛书,其中的《逻辑学百年》一书多次提及并高度评价“王着”,特别指出:“严复等人译着的问世及严复、王国维、王延直等亲自讲演或授课,受到学界、思想界热烈欢迎,‘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治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9]。因此有学者提出,“王着”是“继《穆勒名学》出版之后,可以跟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王国维翻译的《辨学》相提并论的逻辑学着作”[10]58-60。其次是对于“王着”纂着的时代背景的讨论。
有学者认为,“王延直先生是受强烈的民族使命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来完成这部书的”[11]16-20;也有学者指出,“王着”的写作目的是“开发民智,促进中国的革新自强”[6]42-43;还有学者认为,“王着”所体现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当时“科学救国”或者“教育救国”一类的基本思想[2]43-49。
再次是关于“王着”内容的研究。《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特别提出:“王着”一是“内容丰富,演绎归纳并重”;二是“注重历史沿革,明确肯定中国名辩、印度因明、希腊亚氏逻辑为世界三大源流”;三是“逻辑术语好记易懂,已趋稳定”;四是“理论系统,强调应用”[8]。也有学者认为,“王着”“内容全面、融贯中西”[12]75-78,“简明扼要、眉目清楚、行文流畅、好读易懂”[4]81-82,更为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邃的逻辑思想”[12]75-78。
综观已有研究,“王着”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其史料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学界同行的真知灼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启迪,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逻辑基本理论的分析,缺乏从逻辑哲学层面的考察;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均没有关于王延直逻辑源流思想、逻辑客体思想、逻辑归纳思想以及逻辑演绎思想等重要的逻辑问题的系统研究。因此,立足于逻辑哲学的视角,深入挖掘“王着”所包含的深刻的逻辑思想及其理论体系,仍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全新课题。
笔者认为,“王着”不仅具有学界所认同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刻的逻辑哲学思想,许多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启迪。
三就内容而言,“王着”并未涉及现代逻辑理论,这似乎意味着该书未涉及逻辑哲学问题。因为,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学科,它是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产生有两个历史前提:一是数理逻辑的创立以及后来多种逻辑分支、多个逻辑系统的同时并存,一是现代西方哲学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因此,逻辑哲学的历史并不长。”[13]1
若按此理解,当然也不存在“王着”所包含的逻辑哲学思想。然而,对“逻辑哲学”也可以广义地理解,即不论现代逻辑还是传统逻辑,都存在由逻辑本身所包含或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以哲学的眼界来探讨、解释和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就属于广义的逻辑哲学的范围。
尽管“王着”未曾涉及现代逻辑的内容,但其讨论的大大小小诸多问题,在而后数十年间一直是逻辑哲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都是在现代逻辑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如逻辑的源流及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逻辑的研究对象问题、逻辑科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以及归纳与演绎问题,等等。
关于逻辑源流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代有无逻辑这一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王着”明确肯定世界逻辑的三大源流:“古代文明诸国,莫不有论理学之萌芽。其中最着名者三:曰中国,曰印度,曰希腊是也。”[1]9
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古代无逻辑”论。但是,“王着”并非完全认可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逻辑理论,认为孔子、荀子而后无人继起;至于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等,无非诡辩派耳;韩墨诸家之文章、苏张诸家之辩论,纯属偶合,决非由逻辑法则得出。“王着”指出:“孔子首创正名之说”,“荀子蹱之”,“于是有大共之说。即今之所谓归纳也。有大别之说,即今之所谓演绎也。”“惜乎荀子而后无人继起而光大之。”“若夫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辈,无非徒逞诡辩,取快一时。”“韩墨诸家之文章,苏张诸家之辨(辩)论,证以论理法则,合者也颇多,然此不过偶然之符合,决非皆由论理法则而出者。”[1]9-10这种认为孔子、荀子而外无逻辑的观点,难免是对古代一大批逻辑家的逻辑学说及其贡献的抹杀,恐难为今之逻辑史研究家们所接受。至于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之理论是否诡辩,迄今仍在争论。
关于逻辑的研究对象,逻辑学界给出不同的回答,至今仍未达成一致。但归结起来,逻辑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思维(自弗雷格[G.Fre-ge]以降,改称推理或推理形式有效性)、语言和客观世界。“王着”开篇指出:“论理学者说明思考之法则之科学也。”“语云:有物有则。宇宙间现象,虽千变万化,然皆必循一定之规律,此一定之规律,即法则也。”法则有二:“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法则,凡属实物,皆不能不遵循;至人为的法则,不过行于知识发达之人类间而已。例如伦理法、文典、美学的规范等,皆人为的法则也。思考之法则,亦人为法则之一种。”“思考之法则虽属人为之法则,然与任意所设定之规律不同,必以天然的法则为其基础。”[1]7-8显然,“王着”所谓“思考之法则”乃“以天然法则为基础的人为法则”。因此,关于逻辑研究对象,“王着”具有明显的逻辑客观世界说倾向;在认识论上,“王着”纂着者属于唯物主义反映论者。
逻辑学基本理论范文第3篇
[摘要]审计理论结构正确与否及其对审计实践指导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逻辑起点选择的正确性和性。中外有关这一的不同观点以及审计理论的现状。应以审计环境为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审计理论结构的构成。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专家、学者相继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解答会计实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对各种理论因素加以整理，指导人们更有效地开展会计实务工作。相比之下，审计理论却比较落后。在这方面值得称道的成果少得可怜。正如著名审计学家莫茨和夏拉夫所指出的“许多人认为审计完全是实务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审计只是一系列的实务、程序、和技术，是一种没有必要进行解释、描述、调整和论证，并最终汇总起来以形成‘理论’的行为”。[1]著名审计学家尚德尔则抱怨：在最近150年中，没有一个学术领域像审计领域这样沉寂。专家们的抱怨并非无病，他们确实道出了审计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
新的审计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理论又指导实践和预测实践。审计理论与方法来源于审计实务工作，是对审计实务工作的概括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审计实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急需理论上的规范与指导。
一、关于审计理论结构若干代表观点的评介
审计理论结构是指审计理论诸要素（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系的组合，它本身就是一个逻辑系统。所以审计理论结构也称审计理论体系。研究审计理论结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从何处人手，以什么作为逻辑推理的出发点。
从的角度讲，逻辑起点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全过程的出发点的概念、范畴或判断，也叫做上升的起点。它是构造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或建基点，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它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造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不同学者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对逻辑起点存在不同见解。理论界存在着审计本质起点论、审计动因起点论、审计对象起点论、审计职能起点论、审计目标起点论、审计假设起点论、审计环境起点论、哲学基础起点论、理论基础起点论、财务责任起点论以及目标与假设双重起点论、审计性质与目标双重起点论、环境与目标双重起点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起点论等多种不同观点。下面介绍较有的几种观点。
（一）审计本质导向型
这种观点是从审计本质出发，根据审计对象、审计职能，演绎、归纳出审计原则和审计准则。其流程图可大致表示为：审计本质审计对象审计职能审计原则审计准则。国内十几年的审计理论研究，大多选择“审计本质”作为逻辑起点，进而阐述审计对象、审计属性、审计职能、审计作用、审计任务和审计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有准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把握审计理论的发展方向”，“只要正确地确立了审计的本质，也就顺理成章地确立了审计理论结构。”[2]“离开具体的对象，客观的职能（任务和作用从属于职能）就无从产生。”[3]
由于“审计本质”纯理论性太强，因而造成按“审计本质”为逻辑起点构建的审计理论结构与审计实务相脱节，不能正确反映审计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即基础的审计理论研究远远超越实践，而性审计理论研究又远远落后于审计实务。
（二）审计假设导向型
这种观点是从审计假设出发，在审计假设的基础上推导出审计原则，然后用它们来指导审计准则，审计假设和审计准则共同构成了审计理论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概念体系。其流程图可大致表示为：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概念审计准则审计规范。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审计假设是构造系统的审计理论结构的基础，也是审计科学发展的前提”。[4]审计假设是建立审计理论结构的基石，理论研究的基本要素，推理论证的原始命题。[5]但是以“审计假设”为逻辑起点会使审计理论与环境失去相关性。审计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做出审计假设的必要性，可是审计假设一经确定，就相对保持稳定，不能直接反映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对审计理论的影响。另外也容易导致审计理论结构内部离散。因为审计假设是为了实现审计目标而对审计人员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做出的假定性规定，但是审计目标却无法由审计假设推导而出。
（三）审计目标导向型
这种观点是从审计目标出发，根据审计目标规定审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然后作为信息传递手段的审计报告的构成要素等，其流程图可大致表示为：审计目标审计对象、性质审计原则审计准则。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目标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6]“审计目标是整个审计监督系统的定向机制”。[7]
审计目标受审计目的与审计职能的双重制约，只反映它们之间相互、相互联系的部分因素，不能全面揭示审计目的、审计职能、审计对象等因素。从审计实践活动看，以审计目标作为逻辑起点而展开的审计体系难以揭示更高层次的审计理论，无法提示审计的真正原因，因而建立在审计目标基础上的审计理论体系也是局限的、不完整的、较低层次的。
（四）两元或多元导向型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如果仅为审计本质、审计环境、审计目标、审计假设中的一种，对于正确、全面研究审计理论是不完善的，因此，他们提出了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的二元论。主要观点有四种：一是主张以审计目标和审计假设共同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研究的逻辑起点；[8]二是主张以审计本质及审计假设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研究的逻辑起点；[9]三是主张以审计环境和审计目标共同构成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10]四是主张以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和审计假设三个因素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11]
两元或多元导向型，看似合理，但由于审计环境、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本质等处于不同的层次，如果同时以两元或多元因素为起点，就如同一个人站在台阶上，两条腿一条在上、一条在下，一条要向左、一条要向右，导致审计理论结构的构建无所适从。这样，还会人为破坏审计理论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理论界关于审计环境与审计理论关系的探讨
早期的审计理论研究忽略了审计环境，在有关的审计理论著作中基本上都没涉及到审计环境问题。近年来，审计环境对审计理论的影响得到了许多审计理论研究人员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比较多的探讨。
（一）审计环境影响审计理论结构
蔡春认为，审计理论结构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与所依存的环境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审计环境要求理论结构的构建必须适应环境的需要，并随环境的变革而变革；而审计理论结构对审计环境的反作用则表现在，审计理论通过对审计实践的反作用而不断改善环境状况。[12]胡春元认为，审计本质应适应审计环境的需要，并且必须随着环境的变革而变革，即审计环境是通过审计本质来影响审计理论体系的。[13]张继勋提出，审计理论体系要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4]以上论述都认为，审计环境影响着审计理论体系，审计理论体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二）审计环境是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关于审计环境对审计理论影响的另一类观点认为，审计环境是审计理论结构的起点。陈建明指出，构建审计理论结构应以审计环境为起点，审计环境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包含了审计实践的全部，孕育着审计理论要素的全部“胚胎”；从审计环境出发构建审计理论结构，可以揭示审计发展过程的全部因素和发展，从而具有全面性、完整性，是比较的审计理论结构。[15]李东平和古继红在论及审计理论结构时指出，审计理论结构是以审计环境理论为起点和终点[16].辛金国在关于审计理论结构的论述中指出，审计理论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审计的外环境和内环境。[17]刘兵认为，“审计内环境与外环境有机的总和，审计内环境决定审计的本质，从而决定审计职能；审计外环境决定审计目的。……审计目的、审计本质、职能与审计目标最终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审计环境中。”[18]
（三）有人认为审计环境是审计理论体系中的一个要素。
上述观点，在审计环境影响审计理论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从审计理论发展的历程看，审计环境对审计理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审计目标的不断演进，审计准则的从无到有以及它的不断丰富，审计理论的从无到有及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无一不是审计环境影响的结果，可以说，审计环境是促进审计理论完善和发展的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三、确定审计结构逻辑起点的标准
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起点理论，它至少应符合以下要求：第一，逻辑起点的实质应表现为审计体系中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思维规定；第二，逻辑起点应是审计体系中的直接存在物，即它必须是不以审计体系中任何其他范畴为中介前提的范畴。而其他审计范畴反倒必须以它为基础和依据；第三，逻辑起点应该揭示审计理论诸要素的内在矛盾以及审计系统整体的一切矛盾萌芽。逻辑起点本身所包含的矛盾是整个审计体系运动、的内在动力和源泉；第四，逻辑起点与形式逻辑系统中的公理不同，它既不是任意的和暂时承认的东西，也不是随便出现和姑且假定的东西，而是为后来的事物运动过程所证明把它作为逻辑起点是正确的要素；第五，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逻辑起点范畴作为审计系统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同整个体系发生着多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规定着审计系统整体的本质，而且也规定着起点范畴在审计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笔者认为将审计环境作为构建审计理论体系的起点更为恰当。理由有六：第一、审计环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审计系统中最简单、最普遍、最常见、最基本的现象；第二，审计环境是审计系统本身与审计的外部因素的结合体，审计环境具有联结理论与实践的功能。审计环境不简单等同于审计实践活动，它是对间接或直接影响审计的环境因素的高度抽象与概括，涵盖、、、、、多个因素。另外，审计环境来自于审计实践，并不断与之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第三，审计环境构成审计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是推导其他抽象的审计理论与概念的基础。审计环境是审计动因的决定因素；审计环境是审计理论体系的核心，它比审计假设所反映的社会环境约束条件更为全面、真切，也界定了审计目标所“意欲表达的理想境地”的特定内容，是审计实务的基石。以审计环境为起点，能使整个审计理论建立在更为宽泛而坚实的基础之上；第四，审计环境反映了审计根本属性，决定着审计的需求与供给，是整个审计体系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第五，审计环境蕴含多样化研究。审计环境倡导的多样化研究思维方法、多元化理论模式能促进审计理论自身发展。美国的莫茨和夏拉夫教授正是将数学、逻辑学、伦等研究思想渗透到审计学中才开创了人类审计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把审计环境作为审计理论体系的起点，可以使审计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思路更加开阔；第六，审计环境是衡量审计系统是否先进、的基本标准。离开审计环境，不能解释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阶段审计理论与审计实务所存在的差异。审计环境深刻地体现了审计的这一集合特征，是审计理论跨世纪的研究主题。
四、以审计环境为起点来构建审计理论体系
审计环境是对审计有影响的一切因素的总和。审计理论密切依存于审计实践，从审计实践中产生。因此，审计理论不可避免地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外在环境的影响。审计实践及其发展还受审计固有因素影响，如各个发展阶段的审计人员价值观念、审计思想、审计文化、审计程序与方法、审计工作手段、审计工作内容等因素。但并不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中所有方面都有与审计相关，有些是明显无关，有些只是间接相关，有些在一定时期是相关的，而在另一时期是不相关的。因此，我们将审计外在环境中同审计相关的部分从整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中抽象出来，称之为审计外环境，包括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有关的法律法规、社会文化环境、外部相关利益集团及其活动因素。我们将影响审计的固有因素称之为审计内环境。审计内外环境密切相关，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审计内环境决定着审计的本质，进而决定了审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审计的程序和方法。审计外环境决定着审计动因，进而决定着审计目标。因此，审计本质与职能、审计动因与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审计环境中。由此可见，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应是审计环境。
环境对审计系统的，会产生多方面的效应，表现在：（1）影响目标。或有利于审计系统目标的实现，或不利于审计系统目标的实现而需要对目标进行修订，或造成不能实现审计系统的目标。（2）影响结构，多方面影响审计系统的结构，如影响要素结构，使系统的审计人员、审计程序、审计、审计报告的关系等发生变化。（3）影响稳定。使审计系统在各方面都保持协调关系而正常运行。如审计组织体系会随着水平、经济体制变化而相应作出调整，使政府审计、内部审计、民间审计保持协调发展。
审计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一般采用的形式有：（1）遵从。审计系统接受环境发出的信息，即遵从环境对审计系统的各种要求运行。（2）协调。审计系统根据环境的要求，制定或调整运行的规划、程序与方法，以适应环境的发展。（3）趋同。审计系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使变化、发展的方向一致。
笔者认为，应以审计环境为起点构建审计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由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前提与导向、审计基本理论、审计规范理论、审计理论和审计相关理论五个层次所组成，如图1所示。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现对以审计环境为起点的审计理论体系图作如下简要说明：
（一）审计理论的起点、前提与导向
审计环境是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审计环境影响着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和由此确立的审计基本理论、审计规范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审计系统中的一切理论都是由审计环境展开的，并在此基础上层层深入，形成合理的逻辑层次关系。以审计环境为起点建立的审计理论体系及以理论为指导的审计实务工作能否实现人们的期望，是对审计目标确立恰当与否的最好检验。在审计环境中，对审计目标起主要作用的是公众对审计的期望及相关对审计的约束。
审计假设是审计理论研究的前提。审计假设是人们对变化不定的社会经济做出的一些合乎逻辑的推论和判断，它设定了审计工作的空间、时间和质量单位。审计假设为有效地实现审计目标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审计基本理论、规范理论和应用理论的逻辑前提。但这种假定和判断不能凭空设定，它受制于审计外环境。
审计目标是审计理论和实务的导向。它是在认真研究审计环境和审计假设的基础上确定的，既对审计基本理论起导向作用，也对审计规范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起导向作用。审计目标的确定受到审计环境的影响，并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有什么样的审计目标便给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等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审计目标也给审计准则提出了要求和前提，它规定着审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二）审计基本理论
审计基本理论是指可以通用于任何独立审计活动的各种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审计理论。它是审计理论的精髓，由审计导因、审计概念体系、审计性质、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审计职能、审计原则等构成。
审计基本理论具有以下特征：
1、高度的抽象性。它没有具体的实践导向，没有实物可以参照，只是产生于高度的理念之中，如审计职能，是看不到和无法直接感受到的事物。由于高度抽象性会导致人们认识上的困难以及模糊性。因而在关于审计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学术流派颇多。
2、普遍的适用性。它不受部门、行业等审计客体变化的影响，也排斥了不同审计类型的差别可能给理论研究带来的障碍。在不同的被审计部门、行业或单位，审计基本职能是同一的。即使是就地审计、送达审计或远程审计等方式上的改变，也不能使审计基本职能发生变动。
3、严密的逻辑性。由于这种审计理论是高度理性思维的成果，无论是它所属的各种不同理论之间，还是同一理论的结论、论据、论点之间，都呈现出极强的逻辑性，整个审计基础理论的结构十分严谨。
（三）审计规范理论
审计规范是指在审计基础理论指导下按照审计实践的基本而建立的一种审计理论。它由审计职业技术规范理论、审计质量控制规范理论和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理论等所构成，主要如何根据审计环境的要求，构建适合和地域特征的职业规范体系。
这种理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1、规范性。审计规范理论主要用以规范审计人员的执业资格和执业行为，目的在于提高审计质量。
2、权威性。审计规范理论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它实际上制约着审计实务。审计规范是在审计理论的指导下制订的，不是审计程序、审计实务的汇总，而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审计理论的集中体现，以指导审计实务，规范审计程序和。
3、指导性，审计规范理论中的那些准则、规则，可以用于指导审计的实际工作。这是由于这种理论比审计基本理论更接近审计实践活动所引起的。
（四）审计理论
审计应用理论是在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规范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一种旨在指导审计实务、提供操作指南的审计理论。它包括审计组织理论、审计操作理论和审计控制理论三个有机部分。其中，审计操作理论又可分为一般审计业务操作理论和特殊审计业务操作理论两个方面。一般审计业务操作理论是指由审计计划、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底稿以及审计报告等内容构成的基本体系，主要研究在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规范理论的指导下，如何开展年度报表审计工作；特殊审计业务操作理论是指由特殊目的业务审计、特殊行业业务审计和特殊性质业务审计等内容构成的基本体系，主要研究在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规范理论的指导下，如何开展特殊审计工作，如基本建设预决算审计、小规模审计、盈利预测审核、中期会计报表审计等。图1只列出一般审计业务操作理论。
这种理论的主要特征表现在：
1、具体性。这种理论常常可以找出相应的实物参照系，总是解决某一特定方面的实际，常常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可观察性。
2、有用性。它不象审计基本理论那样空洞枯燥，无法用于实际工作。审计应用理论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如审计计划、审计程序、审计技术方法、审计策略与审计证据、审计报告等方面的理论，都应归人此类。
（五）审计相关理论
审计相关理论是从事审计理论研究和审计实践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其他学科理论，主要包括理论、系统理论、学理论、财务和会计理论、管理科学理论、机与技术理论等。这些理论对深化审计理论研究，拓展审计工作视野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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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基本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语言模糊性 符号学 多元化
一、引言
模糊，一般意义而言，可解释为不分明，不明确，不清晰[1]。从学术意义上，模糊系指事物范畴界限不明确，不清晰。模糊性即指事物类属边界或性质状态方面的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2]。模糊性与明确性皆为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它们相伴相随，共生共存，在语言运用中，有时需要明确，有时却需要模糊。语言模糊性的存在引起了不少颇具影响的西方学者兴趣，其研究源远流长。最早对语言模糊性研究始于古希腊的尤布利德斯的“麦堆悖论”[3]。之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现代哲学家卡西勒、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都曾对语言模糊性撰文探讨。语言学家拉考夫将模糊理论应用于模糊语言研究。语言学家查奈尔利用实验数据和语料开展模糊语言的实证研究。罗施提出范畴隶属度，从认知学的角度介入了模糊语言研究。布伦斯、刘易斯运用语用学基本原理研究模糊语言，他们认为语言虽然是模糊的，但仍具有重要的语用功效。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的模糊语言研究寥寥无几，所出版的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1979年，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伍铁平教授首先从国外引进了模糊理论，他发表的《模糊语言学初探》一文被视为我国模糊语言研究的开端。他接着出版的《模糊语言学》标志着我国模糊语言学研究进入成熟阶段。此后国内关于模糊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和专著相继问世。如黎千驹教授《实用模糊语言学》、《模糊语义学导论》和《模糊修辞学导论》三部专著的先后出版，分别从模糊语言、模糊语义和模糊修辞三个角度对模糊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庞建荣博士的《模糊修辞的语用分析――政治文本的语例研究》是第一本把模糊修辞应用于具体语体研究的代表作。如上所述，不少东西方学者从哲学、语言学、数学、逻辑学、认知学、语用学等学科角度对语言模糊性的本源和存在理据进行探寻，得出的解释林林总总，众说纷纭。为了拓宽语言模糊性多元化研究，为其寻找更为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本文拟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角度，通过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模糊性，找到语言模糊性与符号模糊性的相互联系，为语言模糊性本源探寻提供新的视角。
二、索绪尔符号学中的符号模糊性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是现代符号学的两大流派。前者属于现代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潮，以康德先验主义哲学和结构主义为基础，以语言符号的线性、任意性和双重分节为基本原则，以人本主义倾向为特点。后者属于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实用主义哲学和逻辑学为基础，以科学主义为特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系统性和社会性，广泛运用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语言学研究。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所说的符号，并不是指具体的标点符号，学术上，它系指某种意愿的标志，它传播一种意义[4]。在自然界中，唯有人类使用符号进行抽象思维，交流思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文化。符号学被定义为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的学科[5]。符号学是一门既能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融为一体又有别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独立新学科。它的学科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结构主义思想以及索绪尔的符号学基本理论。语言学是符号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利用符号学基本理论来解决语言学中的重要问题。根据索绪尔符号学基本理论，语言符号不是一个名字，也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个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组合体。索绪尔把音响形象称为能指，概念称为所指，能指和所指相结合产生意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而是任意性的、随机性的。同一个所指，在不同的语言体系，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能指，反之亦然。简而言之，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由社会规约决定的，随机的、非理据的、非确定的、模糊的。
（一）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认为，任意性、线性和分节性是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说明了语言的社会性并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其中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最本质的特征，是去除次要后最实质性、最重要的东西。虽然某些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理据性，但是完全任意性的符号是最有效的符号，如语言符号、计算机二进制符号和电码等。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把任意性作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并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普遍现象，是语言符号学的第一原则；任意性使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呈现社会契约性而非理据性；语言符号的完全任意性使语言能成为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不难看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使语言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
（二）符号学中能指的模糊性。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个要素构成。先谈符号学中能指模糊性导致语言模糊性。索绪尔认为，语言由两项要素构成，能指和所指。符号学中的能指是一个音响形象。说话者发出的声音在听话者的脑海里形成一个音响形象，并联系到该音响形象代表的概念，完成意义传达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发音音位的差异、不同语系发音的差异、人个体发音的差异等都会造成能指的模糊性，使人无法确定所指，最终造成语言意义上的模糊。例如：根据语音学原理，发音可分为原音和辅音两种，两者的区分在于其发音时的具体过程不同。应该说，语音学的界定是清晰的。但实际上，元音和辅音的界限却是模糊的，半元音就是最好的例子。半元音既有元音的特征，也有辅音的特征，到底属于元音还是辅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好归为“半”，而这个“半”字颇具模糊性；再如，根据语系的不同，发音gou，英语中认为是“走”，汉语可理解为“狗”。同个发音带来不同语系听话者的认知模糊。由此可见，符号学中的能指模糊引起了语言模糊性。
（三）符号学中所指的模糊性。再谈符号学中所指模糊性导致语言模糊性。索绪尔认为，所指是听话者在头脑中由于音响形象而联想起来的一个概念，是语言符号的构成要素之一。如上所述，能指指向所指，两者结合构成语言意义。既然能指具有模糊性，其指向的所指必然也同样具有模糊性。所指即概念，由于概念的内涵模糊性、外延模糊性、相关概念之间的界限模糊性和衡量概念标准的差异，都导致了其存在必然的模糊性。
三、从历时和共时结合的方法审视语言模糊性的演化
索绪尔认为，对符号学的研究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共时性研究的方法，其二是历时性研究的方法。同样，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可以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法。前者是探讨语言模糊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时期的发展态势和演化方向，而后者是研究具体某一特定时期内，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边界清晰和模糊状态的此消彼长。从历时研究的角度看，语言模糊性演变的过程呈现模糊清晰再模糊再清晰……循环反复。由于认识的有限，新概念所指的产生往往是粗浅而模糊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理论的改进，模糊的概念将走向清晰。随着时间的再向前推移，人类对该概念的认识加深，新的观点和看法加入到原本清晰的理论或概念中并使之再次变得模糊不清，又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才能走向明确清晰。此可谓模糊与清晰相互转化、此消彼长、循环反复、无穷无尽。再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语言模糊性和明确性的问题，由于不同文化的历史背景差异也是大相径庭，变动不居的。以此可鉴，符号学共时性研究方法对模糊语言的跨文化研究颇有裨益。
四、结语
语言模糊性与明确性皆为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既矛盾对立统一，又相互联系转化。中西方学者对语言模糊性本源的探寻及其存在理据的求索历史源远流长，分别从语言学、语义学、哲学、认知学、心理学等学科角度进行探究，各学派观点林林总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以索绪尔符号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征以及语言意义组成要素即能指所指的模糊性，并使用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相结合的符号学方法论，得出语言模糊性亦来自能指及所指模糊性的结论，为语言模糊性的本源探究提供多元化的新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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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基本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离散数学 简介 应用
1.离散数学的简介
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计算机类专业的重要课程。它以研究离散量的结构及相互间的关系为主要目标，研究对象一般是有限个或可数个元素，因此离散数学可以充分描述计算机学科离散性的特点。它是传统的逻辑学、集合论（包括函数）、数论基础、算法设计、组合分析、离散概率、关系理论、图论与树、抽象代数、布尔代数，计算模型（语言与自动机）等汇集起来的一门综合学科。该课程主要介绍离散数学的各个分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这些概念、理论及方法大量地应用于数字电路、编译原理、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算法的分析与设计、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等专业课程中；同时，该课程提供的训练有益于学生概括抽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归纳构造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学生严谨、完整、规范的科学态度的培养。
2.离散数学在其他学科的应用
2.1数理逻辑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离散数学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主要是数理逻辑部分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包括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命题逻辑就是研究以命题为单位进行前提与结论之间的推理，而谓词逻辑就是研究句子内在的联系。人工智能共有两个流派：连接主义流派和符号主义流派。在符号主义流派里，他们认为现实世界的各种事物可以用符号的形式表示出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类的自然语言可以用符号进行表示。语言的符号化就是数理逻辑研究的基本内容，计算机智能化的前提就是将人类的语言符号化成机器可以识别的符号，这样计算机才能进行推理，才能具有智能。由此可见，数理逻辑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及内容贯穿人工智能的整个学科。
2.2图论在数据结构中的应用
离散数学在数据结构中的应用，主要是图论部分在数据结构中的应用，其中树在图论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树是一种非线性数据结构，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用树来表示某一家族的家谱或某公司的组织结构，也可以用它来表示计算机中文件的组织结构，树中二叉树在计算机科学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二叉树中三种遍历方法：前序遍历法、中序遍历法和后序遍历法，均与离散数学中的图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2.3离散数学在生物信息学中的应用
生物信息学是现代计算机科学一个崭新的分支，是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美国有一个国家实验室Sandia国家实验室，主要进行组合编码理论和密码学的研究，该机构在美国和国际学术界有很高的地位。另外，由于DNA是离散数学中的序列结构，美国科学院院士，近代离散数学的奠基人Rota教授预言，生物学中的组合问题将成为离散数学的一个前沿领域。而且IBM公司将成立一个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心。在1994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阿德勒曼公布了DNA计算机的理论，并成功地运用DNA计算机解决了一个有向哈密尔顿路径问题，这一成果迅速在国际产生了巨大反响，同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DNA计算机的基本思想是：以DNA碱基序列作为信息编码的载体，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试管内控制酶作用下的DNA序列反应，作为实现运算的过程；这样，以反应前DNA序列作为输入的数据，反应后的DNA序列作为运算的结果，DNA计算机几乎能够解决所有的NP完全问题。
2.4离散数学在门电路设计中的应用
在数字电路中，离散数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数理逻辑部分的使用。在数字电路中，广于使用的逻辑代数即为布尔代数。逻辑代数中的逻辑运算与、或、非、异或与离散数学中的合取，析取、否定、异或（排斥或）相对应。数字电路的学习重点在于掌握电路设计技术，在设计门电路时，要求设计者根据给出的具体逻辑问题，求出实现这一逻辑功能的逻辑电路。
总之，离散数学无处不在，它的主要应用就是在各种复杂关系中找出最优的方案。离散数学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门量化的关系学，一门量化了的运筹学，一门量化了的管理学。现在我国每一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都开设离散数学课程，正是由于离散数学在计算机科学中的重要应用，因此可以说没有离散数学就没有计算机理论，也就没有计算机科学。所以应努力学习离散数学，推动离散数学的研究，使它在计算机中有着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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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基本理论范文第6篇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状况为研究对象，以延安大学担任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任务的教师和12级、13级选修体育舞蹈课程的非体育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逻辑学方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
二、结果与分析
（一）延安大学体育舞蹈教师基本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具有一定数量和专业水平的体育舞蹈教师队伍是保证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开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提高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质量的关键。调查结果显示，延安大学体育舞蹈教师职称分布比较合理，有利于课程的建设与发展，但从教师的原始专项来看，体育舞蹈专项教师较少，大多数教师都是自己喜欢体育舞蹈从其它专项转项从事体育舞蹈教学的。
（二）体育舞蹈选项课学生对教师技术水平的满意程度分析
体育舞蹈是直观性很强的项目，教师教学必须要身体力行，正确的示范、优美的姿态、精彩的讲解及其高雅的气质。这就要求教师通过长期的培训和不断的练习巩固、勤于探索、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从而熟练掌握体育舞蹈基本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熟悉教学内容，真正具备准确熟练的示范讲解能力，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所以教师的体育舞蹈技术水平对舞蹈的发展也很重要。从延安大学学生对体育舞蹈选项课在职教师技术水平的满意程度的调查情况来看，有近七成的学生对教师的技术水平感觉只是基本满意，非常满意的学生只占到调查总数的28%。
（三）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内容的选择情况分析
调查中发现，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课程技术教学内容是以华尔兹、恰恰恰、牛仔舞等几种体育舞蹈的初期套路动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也基本都是学生特别喜欢的舞种。据有关资料显示，学生和社会认可的舞种主要有华尔兹、恰恰恰、桑巴、伦巴等。说明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课程技术教学内容安排是顺应学生喜好和社会认可程度的，比较合理。
（四）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学时的安排
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设置在第二学期―第四学期，共三学期，每学期为36学时，周学时为2学时，体育舞蹈是由各类具有独特风格特点的舞蹈组成，身体感觉要求很高，要求有扎实的舞蹈基本功和学习的延续性，延安大学选项课学生在学习体育舞蹈课程前都没有经过舞蹈基本功的训练，教师必须从基础开始，循序渐进地，有步骤地教授体育舞蹈基本功。因此，延安大学如果能根据学生的需求客观的调整教学时数的安排，势必会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五）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场馆设施情况分析
体育舞蹈是一项高雅的运动，它要求舞蹈在环境优雅的室内场地翩翩起舞，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怡，给人以美的享受，愉悦人的身心，从而陶醉人的情操，提高人的审美观念。通过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师和学生的调查，了解到目前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场馆条件能够基本满足目前教学需求（表4），但由于学校室内场馆较少，有的体育专业课程如艺术体操、健美操、跆拳道等项目也都在室内进行，体育舞蹈选项课只能在室外空地进行，场地的不足影响了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水平的提高。
（六）提高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水平的对策分析
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的教学水平要想有效发展，就必须从体育舞蹈的相关政策、教师、学生、教学情况、教学设施等方面入手，实现延安大学体育舞蹈推广的最终目的---理论与实践并重，身心培养并重，两手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改变现在的“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让每一个学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收获，实现身心的全面发展。
三、结论
（一）师资力量薄弱是制约延安大学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在教师职称分布合理，但专业结构很差，体育舞蹈专业出身的教师不多，男女教师失衡，缺少男老师。
逻辑学基本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逻辑起点； 现实的人； 思想与行为
中图分类号： G642/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5-0034-04
收稿日期：2013-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研究”（09YJA710058）
作者简介：邵献平（1964-），男，浙江兰溪人，武汉理工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何丽君（1989-），女，湖北天门人，武汉理工大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逻辑起点问题是关于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科学性的根本问题，它对一门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是构建学科理论体系 的基石，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很有必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进行分析，一是讲逻辑起点的基本含义及其规定性；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综述，分为相关研究成果和简短评述两部分；三是具体叙述笔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的看法。
一、何谓逻辑起点
1.逻辑起点的含义
逻辑起点是指任何事物都有必然的逻辑发展。每门学问，作为科学，必然都有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的结构。黑格尔认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他反对仅仅是“零碎知识的联系”的做法。要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或体系，必须要有一个逻辑起点。所谓学科逻辑起点，是指该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范畴是指事物本质的概念）。[1]学科的逻辑起点区别于学科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是指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例如，《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从商品出发先推出货币进而一步一步推出资本的。而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指学科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2.逻辑起点的规定性
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对逻辑起点提出三条规定：第一，逻辑起点与历史上、实践中最初的东西是相符合的，即逻辑起点在时间逻辑序列上具有初始性，在逻辑起点时间前不可能再找到包含对象基本矛盾的事物。第二，逻辑起点揭示了对象的最本质规定，逻辑起点包含着各范畴体系一切矛盾的胚芽，是整个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学科研究对象中所包含基本概念、基本矛盾的逻辑推演和展开都是从逻辑起点发展起来的，也即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三，逻辑起点应该是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它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即逻辑起点是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的，它与后续的一切范畴之间没有第三者再作为它们的共同前提或共同条件，它是思维活动的最基本的支点，标志着人们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深化。
我国学者对逻辑起点应有的规定性也做出了具体探讨，如王洪才教授认为逻辑起点至少应具备四种规定性：第一，基本性或单一性。一门学科中高度抽象化的最基本范畴。第二，公设性或不证自明性。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所代表的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人们对该概念所指代的东西具有不言而喻的理解或认同而不需要再对该概念加以证明。第三，内涵的广延性。逻辑起点的全部内涵可以指代该门学科研究对象中每一具体事物；第四，自在性。逻辑起点具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这种发展方向和目标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发展方向和目标来认识它本身。[2]周倩认为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逻辑起点必须是研究对象最基本、最普遍的现象；第二，逻辑起点必须与历史起点相一致；第三，逻辑起点必须蕴含着整个体系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3]
无论学者们所称的逻辑起点的规定性有几条，其本质和核心都是一致的，这就是：第一，逻辑起点是标志研究对象的“纯存在”范畴，它是客观存在的。所谓纯存在，就是“直接存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话来解释：“从何开始？‘纯存在’……‘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是开端。‘本身不包含任何内容’……‘不以任何东西不为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商品为其逻辑起点。马克思曾指出：商品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而且还是一种“纯经济存在”。第二，逻辑起点是整个范畴体系中最简单、最基本、最一般、最抽象、最普遍、最常见的范畴，是构成事物本质的核心因素。正如列宁称《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为“直接的‘存在’”、“细胞”、“胚芽”等。第三，逻辑起点应以“胚芽”的形式内在地包含着本学科研究对象的一切矛盾，从它出发能演绎出一系列的后续概念。马克思在阐述《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点时，曾从方法论上对它做了这样的概括：“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4]正如列宁所言，“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5]。第四，逻辑起点应该和历史起点相吻合，即它不仅是本学科理论体系的起始概念，也应是本学科历史的起始对象。正如列宁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6]，“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7]。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8]。列宁则进一步阐发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二、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研究综述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相关研究成果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雷小丽认为：人的本质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9]刘瑞平认为：只有“现实的人”才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这里的“现实的人”应当指“有物质需要的人，有社会需要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10]徐志远认为：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11]赵勇、王金情认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应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就是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12]袁晓妹、王天恩根据对逻辑起点的认识，认为“现实的人”只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起点，而不能成为逻辑起点，人性自由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13]秦在东提出了以社会与思想、教育与精神的关系为其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14]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研究成果的简短评述
学界专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写了不少文章表现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以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为逻辑起点。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论述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重要理论基础，为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马克思把人的本质概括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马克思还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发展变化的，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社会关系具有阶级性，所以人的本质也具有阶级性。但如果单纯地把人的本质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有失偏颇，因为那会造成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重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轻人的自然性与心理属性，重人的社会价值而轻人的自然价值和心理属性价值问题。因而，这一逻辑起点与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不能很好地统一。[16]
马克思早期由于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曾一度把作为一般的抽象的人的本质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分别将人的本质概括为“自我意识”、“理性”和“自由”等。在1841年3月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自我意识”为人的本质，强调用体现“自我意识”的哲学去“征服世界”，“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是把个体的精神自由归结于人的本质，他的理论指向无非是希望个体的精神能够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一样，挣脱“官方的色彩”，达到完全的自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劳动”（即完全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7]。
这种从抽象的本质出发，势必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虚构的、理想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根据的。用抽象的人的本质来衡量现实、考察现实和批判现实，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这实际上是对辩证思维方式的一种倒置。马克思也认识到了这点，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把旧唯物主义的那种颠倒了的思维方式完全颠倒过来了，从而使自己的理论与旧唯物主义彻底地划清了界限。同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本观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指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其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不知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可见，这里马克思已不再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虚构的、理想的东西，而是从人的现实性上去概括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二，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刘瑞平认为以“人的本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轻视人的自然性。事实上，“社会性”仅是“现实的人”的一个方面，社会性不能代表“现实的人”的全部。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政治化。他认为将“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可以克服上述局限性，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本来面目。以“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人本化、教育目标具体化、教育方式隐蔽化。[19]这种观点无疑认为：由于人们各自的生活环境、社会经历、受教育程度以及身心发展水平、个体心理特征的差异，人们的思想也就各有其特点。教育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差异，根据其具体情况，提出恰当的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解决不同教育对象的思想矛盾，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无疑，从现实的人出发，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历史传统，具有科学性和积极的意义。但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看成是现实的人，只是从现象上对人的差异性特点作了揭示，而未能从根本上总结人的共同特点，从理论上讲，这是不符合学科理论严谨性、抽象性与科学性要求的。
从实践上讲，以现实的人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只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跟在人的思想、感情、作风、情趣、个性形成与发展的后面去做一些“医治”工作。而当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上述差异性特征显化后，我们才针对这些不同的思想、个性等去做工作，这无异于亡羊补牢。
最后，根据黑格尔规定性之一——逻辑起点揭示了对象的最本质规定，具体而微地包含着各范畴体系所涉及研究领域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关系。单纯地把现实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有失偏颇， 因为那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学科与别的其他学科（比如说教育学、心理学等）没有明确的区别，失去了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
第三，以思想与行为为逻辑起点。到目前为止， 张耀灿和徐志远两位教授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起点研究比较深入，他们所阐述的“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相当严密、深入与完善的，但是这个“思想与行为”不是一般的笼统的概念，而是特指现实的人的思想与行为。
三、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是现实人的思想和行为
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其范畴体系必然有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逻辑起点。科学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以下四个基本条件：第一，要看该范畴是不是该学科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二，要看该范畴是不是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第三，要看该范畴是否是该学科研究领域一切矛盾的“胚芽”，是不是该事物全部发展的雏形；第四，该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是不是同时也是历史的起点。[18]据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只能是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
第一，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逻辑起点必须是理论体系中最简单、最基本的概念。在任何理论体系中，大量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最终都要简化为基本问题，因而只有回答基本问题的关键概念才真正符合这点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或者说基本任务就是 “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0]。归根结底，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人现实的思想与行为，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
第二，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特有矛盾的研究。笼统地讲，心理学、医学、教育学、人类学都以人为研究对象。而思想政治教育只研究人的一个特殊领域，即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等方面，这在人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特殊矛盾即一定的社会发展要求同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其他学科所难以承担的。而要解决这个特殊矛盾就要研究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和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这两个规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要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符合社会要求，就要研究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这对范畴。另一方面，这对范畴又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只有深入研究现实的人的思想与行为，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深入人性，在二者之间形成契合，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也才能更根本地把握两个规律。
第三，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固有的内在矛盾，蕴藏着以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以“胚芽”的潜在形式内在地隐含着所有后继规定的内容，一切后来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必须从中合理地、有序地演化出来，因此它一定是整个范畴体系得以进展下去、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实在基础，它“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
第四，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理论地再现历史，这是构建学科理论结构体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确立思想政治教育逻辑起点要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列宁认为：“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21]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2]无论哪个国家，也无论哪个统治阶级都离不开其思想统治。统治阶级必然会以本阶级的政治价值观为中心，设法对整个社会进行文化意识整合和行为定向，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培养公民意识，形成政治认同，以达到维护统治、降低治理成本的目的。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现实的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辩证统一。
第五，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身出发，现实人的思想和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者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首先从概念分析指向现实的人；其次具体的人要具体分析，个人在不同时期思想行为不同，以现实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可以避免“一刀切”。
教育过程是个体思想品德社会化和社会思想品德个性化相统一的过程，即既包含内化的过程，也包括外化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所掌握的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思想必须通过行为来体现，因而思想和行为缺一不可。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由此我认为，现实人的思想与行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更为合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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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基本理论范文第8篇
1 物理教学中非智力因素的地位
当代教育理论指出，目前教育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即仅以智力开发为中心，以认识测试为标准，这种片面的智力型教育极大的压抑了人的潜能，使首脑分离、身心隔绝，也使教学变成一种缺少互动、缺少实感的单方面灌输，本来物理学是依赖於实验的，但目前很多地区、很多学校，由於整个教学条件的限制，把实验变成了一种陪衬，甚至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学生参与变成了被动的接受，其次，初中物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运算，无一不是最普通的生活现象与基本实验的抽象概括，如果注重实验教学的改革、实践和独立归纳总结能力的培养，将培养学生动手、观察、动口的种种能力引入课堂，将会帮助学生掌握物理学的精髓，理解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提高学生的运算能力，因此我认为，物理教学突出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 实验教学是物理课程改革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必须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教学模式，充分放手让学生参与，让学生自主应变，物理学科教学要求规定，每学期都要安排教师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本来这些安排是合理的，但长期偏重死知识和考高分，使这些实验中所包含的非智力因素培养几乎全被压缩掉，演示实验成为教师小小的余兴节目，内容、概念、公式、运算一多，演示便匆匆忙忙，甚至有些老师对演示中的成、败、准、误及临时种种变故，一律不予解释，学生由实验引发的种种疑问、思考，也一律不予重视，而学生的分组实验，也只准按老师规定的目标做，我觉得这种课堂实验是很难启发思考、开发非智力因素的，我的做法是：对学生分组实验重在分析，找出和解决种种失误，不必急於一步到位，加大学生参与的比例，对於演示实验，我一般在自己演示一遍后，再请几名学生复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给他们机会，并耐心讲解失误的原因，使学生明白实验的现实环境和种种条件因素，另外，我极力提倡“坛坛罐罐当仪器”，让每个学生都动手，充分发挥日常生活资源对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学生身边的物品和器材同样是重要的物理实验资源，我曾指导学生用废弃的饮料瓶可以做几十个实验，如探究液体压强、大气压强、光的折射等等用日常器具做实验，具有简便、直观、原理单一等优点，用日常器具进行教学实验探究活动，更有利於学生动手，有利於发展学生的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 社会调查是培养非智力因素的一条重要途径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深深体会到，目前社会上科技产品极大普及，无论公共场合或家庭中，都有大量的物理现象可供师生们观察、认识、分析、研究，可以充分锻炼学生策划运筹、操作实践和应变解难的实际能力。
例如，在讲授“生活用电”时，我精心设计了社会调查项目，布置学生回家后在家长的协助下，调查自己住宅的电路进户线来源、总电闸、总电度表的位置和接法，以及分户线的分布情况，所用用电器的接法、零线、火线、接地线的来龙去脉，并要求学生独立画出电路图，事后，有的家长反映：“孩子们不但学会了电学，而且还自觉向别人宣传合理用电的好处，有时还能帮助邻居家更换保险丝呢!”
4 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让学生学会做人也是培养非智力因素不可缺少的内容
物理教科书包含丰富的思想教育因素，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善於发掘，善於引导，使学生在思想品德和其他心理素质方面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4.1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物理课本中介绍了我国古代许多的发明创造，如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三音石，磁现象和磁偏角的发现，冰透镜的制作，杠杆的发明；还介绍了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如火箭的发射，载人飞船的研制及升空，长江大桥的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素材，注重这方面的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树立为国家而努力学习的远大理想。
4.2对学生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