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研究方向
量子力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篇
关键词：网络学习；学习取向；测量工具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00（2013）003019604
0 引言
社会环境、科技等各种因素的不断变化塑造了同时代的学习者，也同时引起了学习者学习态度、学习方式等的变化，各种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也在不断变化以更好地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为使今天的学习真正有效，需要新的学习和评估模式，学习取向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的研究。国内一些研究一般将学习取向作为一个名词，而不是一个专业名词来用，学习取向基本被认为学习喜好或者倾向的选择，如杨旭在中学生化学课程内容学习取向的调查研究中就是运用这个定义。在心理学领域，邵瑞珍（1997）在其《教育心理学》一书中认为学习动机和策略的结合构成学生的学习取向（Learning Approach），把学生的学习取向分为3种类型：表层型、深层型和成就型。杨芳在《高师生教育学学习兴趣缺失的原因及对策》，陈新文、周志艳在《关于“减负”的新思维》中均是基于心理学对学习取向分类所做的研究。
国外对学习取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对学生个体差异的研究。Lynn M. Jeffrey（2009）认为教师面临着满足学生需求多样性的挑战，教育中技术的应用能够提供一些解决方法，前提是这些学生的特征必须被区分，区分学生差异的理论基础对于教师正确区分学生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国外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在学习过程中个体差异的角色，Lynn M. Jeffrey总结出3个关于个体差异的研究主流，第一个是能力干预交互（AptitudeTreatment Interaction，简称ATI），ATI模型认为根据特殊学习者的能力，提供不同的干预和措施是有利的。ATI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末盛行， 90年代的研究结果较为显著。第二条主线是20世纪60年代学习风格研究的兴起和持续，Smith and Dalton将学习风格定义为“……个体获取知识的不同和习惯性的方式，学习和经验中的技能和态度。”学习风格研究零碎的性质和特定领域的限制不利于对这个领域的综合研究（Bonham，1988）。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高等教育方面又掀起了学习风格研究的高潮。第三条主线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于澳大利亚（Biggs，1976），英国（Entwistle， 1977），瑞典（Marton & Slj，1976a，b）。这些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一致，他们发现学习者有两种主要学习动机，表面的和深层的，第三种动机被Biggs（1976）和Entwistle（1977）提出，叫做成就动机。这些动机使学生采取特殊的策略去学习。这3个研究主线都坚持认为个体差异应该被区别对待以最大化学习效果。最近的研究，以Martinez （2001）and Martinez和Bunderson （2000）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以上3个研究主流都主要聚焦于认知方面的特征，而忽略了主要影响学习的意志、情感、社会等因素，Martinez认为影响个体差异的属性应该包括意志、情感、认知和社会4个方面的因素，并研究了学习取向的分类、建构维度及测量问卷。
本文介绍了Biggs基于3P学习过程模型提出的学习取向，阐述了其对学习取向的定义、分类、建构维度及学习取向测试工具，由于Martinez的学习取向研究被多数已有研究证实对基于网络的学习尤其有效，本文将此研究称之为基于网络学习的学习取向。
1 Biggs基于3P学习过程模型提出的学习取向 Biggs于1987年提出3P学习过程模型。他认为，学生在整个成功学习过程中，表现出3个阶段，并用3个因子来代表它们，即影响因子（Presage）、加工因子（Process）和结果因子（Product），简称3P。其中，加工因子是指学习加工综合系统（Learning Process Complex），即学习取向，它是由动机和策略两个部分组成，它的形成来源于影响因子的两个组成部分――个人因子和情景因子在学生自身上的相互作用，同时带有学生某些个人的特征和学生自身所处的学习环境的特点。基于此学习过程模型，Biggs认为学习取向是由深层与表面两因子组成，同时，它们各自又分别由动机和策略构成，即由深层动机和深层策略构成深层取向，而表面动机和表面策略组成了表面取向。深层动机是指学生对所学习的材料拥有内在的固有兴趣（DM）；深层策略是指学生尽可能使所学习的材料的意义最大化（DS）。因而，拥有深层动机和深层策略的学生也就倾向于理解正在学习的材料，即深层取向（DA）。表面动机是指学生对所学材料没有内在的兴趣，害怕不能理解其中的意义而导致失败（SM）；表面策略是指学生的学习目标狭窄，而且采用机械学习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SS）。因此，拥有表面动机和表面策略的学生也就倾向于复制正在学习的材料，即表面取向（SA）。
Biggs等（2001）发明的测量工具――学习过程问卷2因子修订版（The Revised TwoFactor Study Process Questionnaire，简称RSPQ2F）来测量学生的学习取向。RSPQ2F包括深层取向和表面取向两个量表；在这两个量表下面又有深层动机、深层策略、表面动机和表面策略4个分量表。每个量表含有10个项目，而每个分量表含有5个项目，采用5点量表记分法。目前在研究中比较惯用基于Biggs研究的学习取向类型和调查问卷，研究不同类型的学习取向在学习上的表现，如付梅莉、胡静在《浅析高职学生学习取向与知识获得的关系》中运用这个量表测试了学生的学习取向，并进行了相关研究。
（2）学习的自主性和自治性（Learning Independence or Autonomy）。这个子维度是指一个人负责任、做选择、自我控制、自我评估、自我激励、自我管理和在完成个人目标过程中改进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当一个人有不同的经历，是一个成熟的学习者时，他们逐渐会：①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习过程有清晰的意识；②形成学习控制或自治的愿望；③同化并形成一套独特的、个性化的变量；④努力自我管理以达到个人的学习目标；⑤回顾并监控自己的学习经历以提高后来的学习。
（3）计划策略和学习努力（Committed Strategic Planning and Learning Effort）。这个子维度是指学习者有策略地实施有意识的持久努力来完成学习。成功的学习者很看重奋斗或承诺行为，运用集中的、策略的、刻苦的原则和技巧来学习。他们设置标准高，使用非凡的抽象思维，运用计划技巧，努力迎接学习挑战，扩展个人知识，逐步进步和变化。一般来说，不太成功的学习者只肯付出很少的努力，除非是他们感兴趣的特定领域，他们认识不到，努力而非运气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
学习取向问卷可以涵盖大多数学习情境，而不是只针对一个特定的领域和环境。尽管研究者也承认学生的反应和学习过程会根据学习任务和情境不同而发生变化，但该问卷还是避免提供一个特指性太强的水平或太情境化的问题背景。所以，问题与特定的专题、教师、课程不相关，结果分数反映一个大概的学习倾向，通常用来评估学生有多喜欢学习或者多想学习。
有研究者在论证该模型有效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学习取向模型和其他模型的相关研究，其中Joanne Pamela Hall Bentley对学习取向问卷（LOQ）与赫尔曼工具（HBDI）的关联进行了具体的有效性研究，指出HBDI与LOQ有不同的建构，HBDI的构建维度倾向于认知因素，而LOQ更倾向于情感和意动因素，但LOQ的分数和HBDI的分数是多维相关的。此外，多数研究均运用学习取向量表来测量教师或者学生的学习取向，分析了不同学习取向的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特点，以及利用学习取向研究提供的指导设计在线学习环境以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Yee Kong Peter Chan指出教师学习取向和使用视频学习时教师认知活动多样性的相关性，任务所有的认知活动与学习取向分数有高相关性；Vincent E. Shrader Ph.D.运用干预设计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高行为型和转换型学习者在线学习更可能成功，网页设计按照学习取向类型的指导设计更能够促进学习效果；江明明等在研究小学生计算机数学学习中调查得出转化型学习者有更高的学习需求，问题解决能力也较高。行为型的学习者较少关心这些，他们通常设置标准低、任务少的短期学习目标，更多注意外部行为和奖励，顺从型学习者更听话，容易和人相处；Diane D.Chapman、Ed.D.利用学习取向问卷测试发现，网络课程和传统课堂的理科学生在学习取向方面呈现显著差异，Diane建议在网络课堂开始之前应该用LOQ分数来鉴别学生，从而为顺从型和抵抗型提供相应的指导策略。
4 结语
基于Biggs3P学习过程模型中的学习取向涉及动机和策略，未考虑影响学习的心理机制和生物学因素，而Elizabeth M. Taylor对学习的分类只是从纵向调查做出的结论，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未形成成熟的模式以及工具，但是他的研究正好证实了基于网络学习的学习取向研究的有效性。相比前两者，Martinez等对学习取向的研究揭示了指导和处理认知过程的主要控制因素：情感和意志，是在理解学习或者取向以及让个体更易学习的措施――学习交互之间复杂联系的结构和自然基础之上，找到针对具有特殊学习方式的学生群体的教学解决方法。基于网络学习的学习取向特别探讨了情感、价值观、意图、社会因素对测量和提高学习能力的影响，其所考虑的影响因素正是复杂学习过程中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学习取向的研究虽然提出比较早，但是在真正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路上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对于学习取向的定义以及分类还没有统一的规范，基于此的研究也是零散的，采取的标准和工具各种各样，因此需要进一步地研究使其统一。此外，基于网络学习的学习取向研究对不同的学习取向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些描述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群体，以采取相应的教学指导措施。
基于网络学习的学习取向问卷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验证的过程，因为学习取向问卷的建构是嵌入在理论框架中的抽象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神经科学的影响。它是研究大脑可塑性的部分，涉及怎样将大脑转化为学习、组织和对周围影响和经验的反馈。这项研究对深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改变学生学习取向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网络学习盛行的时代，怎样设计学习环境更能提高学习效率，学习取向给了设计者详细的指导。学习取向问卷的3个维度的建构综合了情感、意志、社会等因素，设计成25个题目的问卷，相比早期个体差异测量工具的繁琐，这项问卷更能让学生认真作答，得出有效的学生学习取向的判断。从而依据学习取向的不同，给学习者提供相应的学习环境设计和指导。
学习取向问卷的测量可以让教育者深入了解学生学习取向的构成，更好地把握学生，给传统教学和网络教学提供指导。同时，也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取向类型，为今后的学习提供方向，以向更高的学习取向转变。但是，目前基于网络学习的学习取向在我国几乎没有详细的相关研究，学习取向测量问卷也没有进行科学的翻译和内在效度、一致性等实证研究。国外研究也还仅限在运用学习取向量表测量学生或者教师的学习取向，按照学习取向类型提供的指导改善或指导教学，而对于学习取向如何运用在学校或培训机构规模化的网络学习缺少尝试性的研究，个体从低级学习取向到高级学习取向的转变的内在和外在改善措施还未进行深入探讨。
量子力学研究方向范文第2篇
摘要为了研究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本文原创性地设计了一套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研究框架。基于该研究框架，利用结构方程建立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的概念模型，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得出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因素及其相关作用关系：电子信息产业链投入对于产业链竞争力和产业链的发展基础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电子信息产业链产出对于产业链竞争力具有正向作用；电子信息产业链发展基础对于产业链竞争力没有正向作用；电子信息产业链投入和产业链发展基础对于产业链的产出不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结构方程模型评价体系
一、问题提出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支柱产业，其附加值高、关联度大、市场化特征明显，对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研究不仅具有典型性、迫切性，也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随着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不断深化，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产品层面的竞争逐步上升到了产业链层面的竞争，日益表现出阵营式、集群式、链条式竞争的特点。产业链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构建评价模型分析新形势下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已经迫在眉睫。
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研究基础是建立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产业的发展方向和产业链的生命力做出预判，提供企业和政府部门做出科学、有效、及时的战略决策。因此，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是a业链竞争力研究的优先课题，同样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了深刻理解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发展规律，近年来学术界从竞争力模式、影响因素、评价指标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竞争力理论。刘烈宏（2015）、贾伟（2009）等对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直接研究主要基于影响因素角度和模式角度。刘昌年（2014）、张鸿（2014）、孙宏艳（2014）、陈皓（2012）、张小薇（2009）等对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指标的表述主要基于高新技术产业角度、区域电子信息产业角度以及对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某个评价指标的评价研究等侧面角度。张鸿（2014）、董明媚（2013）、陈煜明（2014）、宋瑾（2012）等利用产业链租金衡量模型、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与模糊综合评价法FCE法相结合等方法对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评价模型进行了分析。现有的这些方法各有利弊，并不完善。例如，产业租金法仅仅用产业租金来衡量产业链竞争力，衡量的综合效力不够；AHP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FCE法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要求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层次多，所调查的问卷数据结果太主观，说服力不足，而且问卷数量太少，总体代表性不强。
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强弱主要受什么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竞争力？究竟应该如何衡量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本文基于对文献的梳理，结合目前典型的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实践，拟从指导实践的角度对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的构建进行系统研究。
二、理论分析
建立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模型的基础首先是要分析和总结出产业链竞争力的内涵、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由于对产业链一般理论研究较少，国外有关产业链竞争力的研究也较少。国外基本都是从产业供应链竞争力理论、产业集群竞争力理论等方面对产业链竞争力理论有所揭示或者涉及。如Mentzer（2001）认为供应链企业间的关系是一种既包含竞争又存在合作的合作竞争关系，对企业间关系的有效管理可以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从而在竞争上取得优势；Pekka（2004）指出产业集群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创新、专业化、企业间的协调关系、集群产生的正外部性以及产业集群所占据的市场份额。
国内对于产业链竞争力的研究虽然较多，但是大都是与各种产业相结合的实践性研究，一般性理论研究较少，这也是现今国内关于产业链竞争力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产业链竞争力内涵的研究如郭淼（2008）提出产业竞争力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从国内产业之间的竞争来研究的，三是区域的产业之间的竞争来研究的；杨锐（2012）提出产业链竞争力的形成是一个优化产业构成和产业活动组织模式的动态过程；陈煜明（2014）产业链竞争是一种旨在扩展产业链分工程度的高级竞争形式。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的产业链竞争力是指以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为基础，旨在提高产业链内部各主体分工效率和产业链整体效率的动态发展过程，这种过程可以提升产业链的相对优势。
国外对于电子信息产业链以及产业链竞争力的研究较少，国内从直接角度研究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多，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其中研究的主要方向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影响因素、发展模式等方面。如卢明华（2004）从产业链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思路，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对于可以被看作为促进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提高的因素，即产业及环节选择、技术选择、产业发展模式选择；贾伟（2009）从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段核心企业的角度论述了产业价值链的驱动因素，包括产业边界的模糊、产业链上下游的竞争态势等；市场结构方面的驱动因素，包括价格、质量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等；刘烈宏（2015）提出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强弱是由市场价值创造能力决定的，而市场价值创造能力则是由为产业用户带来的收益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决定的。而决定成本和收益的因素包括产品吸引力、商业模式、沟通和学习、人才竞争力、市场价值和政府影响力等六个方面；刘烈宏（2015）提出了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三种模式，即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竞争力模式、电子信息平台产业链竞争力模式、电子信息联盟产业链竞争力模式。
在对以上有关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相关理论分析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是指在以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为基础所形成的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核心主体企业与其他配套企业在以提升产业链整体价值为目的所形成的符合自身发展的产业链模式中，通过优化产业链内部各主体之间及其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资源配置关系所形成的动态竞争能力。
三、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模型的建立
产业链竞争力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已有的产业链竞争力研究侧重于产业链竞争和产业链竞争力内涵、产业链竞争力的形成与提升以及产业链竞争力的评价。分析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研究成果的精度和深度不够。
构建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评价模型，首先需要依据已有的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相关理论，建立以下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结构方程对以上指标体系进行检验，从而得到最终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以上指标进行分类。根据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特征以及有关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链组织效率、产业链结构效率以及产业链生产率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这个因变量的隐性变量。这是由产业链组织效率、产业链结构效率以及产业链生产率对产业链竞争力的一般特性决定的，如图2。其中，资源基础直接决定了产业链的生产率。而将产业链投入、产业链发展基础以及产业链产出作为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自变量。
资料来源：杨锐：《产业链竞争力理论研究―基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基于上述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总结提炼出如图3所示的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模型。该模型能够高度浓缩提炼展示出上述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属于首创成果。
现有的产业竞争力评价主要采用哟畏治龇ǎ其主观赋权无法避免主观性，其客观赋权法又无法反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因此，本文考虑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对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得出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因素，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中也可以得出各个指标对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影响因子的大小。
在图3所示的理论模型中，产业链投入资源是指各利益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协作将产业链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投入的资源的总和；产业链产出成果是产业链绩效的直接表现；产业链发展基础是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产业链发展的前景预期。
（一）研究假设
在提出研究假设前，需对研究框架中所表现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投入、产出、发展基础以及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刘昌年（2014）、宋瑾（2012）、张鸿（2014）等学者都研究论证了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投入因素对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以及电子信息产业链产出成果的正向影响。基于以上论证，可以提出以下假设：H1-产业链投入对于产业链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H2-产业链投入对于产业链产出具有正向影响，H3-产业链投入对于产业链发展基础具有正向影响。刘昌年（2014）、陈皓（2012）、孙宏艳（2014）等学者的文献论述了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产出对于产业链竞争力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基于以上论证，可以提出以下假设：H4-产业链产出对于产业链竞争力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刘昌年（2014）、张小薇（2009）、朱颖杰（2011）、陈皓（2012）、张鸿（2014）等的文献表明，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发展基础对于产业链竞争力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基于以上论证，可以提出以下假设：H5-产业链发展基础对于产业链产出具有正向影响，H6-产业链发展基础对于产业链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
（二）变量的度量与问卷设计
1.变量的度量
产业链投入方面的度量因素有很多，本论文提出衡量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投入要素包括：创新与开发资金的投入、创新与开发人员的投入、信息化资源的投入等方面。其中创新与开发资金、开发人员的投入主要包括R&D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这些因素用问卷中三个相应的测量题目进行反映，并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产业链产出成果方面的度量因素也有很多，本论文提出衡量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产出要素包括产业链的产值、产业链产值中的创新产值、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这些因素用问卷中三个相应的测量题目进行反映，并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
本论文在总结大量关于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发展基础的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因素包括科研人员的比重、政府科研拨款的比重、金融机构贷款支持力度等方面。在问卷中用三个相应的测量题目反映，并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为了运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式来表示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投入、产出以及发展基础对其竞争力的影响关系，需要建立产业链竞争力这个潜变量的影响要素。本论文选取产业链生产率、产业链组织效率、产业链结构效率等三个一般衡量因素作为产业链竞争力的影响要素，在问卷中用三个相应的测量题目反映，并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
2.问卷设计
问卷评分采用5分制，所给分数表达了所调查内容的重要程度。具体如下：
5分―非常重要；4分―比较重要；3分―一般；2分―不太重要；1分―根本不重要。见表1。
（三）评价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分析
问卷的发放对象为熟悉电子信息产业的有关专家，可分为三类，即电子信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工信部门的有关专家、科研院校的有关专家。问卷的发放渠道包括电子邮件和直接面谈，其中以电子邮件为主。共发放问卷255份，共回收问卷240份，回收率达到94.1%。在剔除一些极端问卷和无效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22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具体发放与回收情况见表2。
本调查关于衡量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潜变量共有4个，其中一个是外源潜变量，即产业链投入，另外三个为内源潜变量，即产业链产出、产业链发展基础、产业链竞争力，这几个潜变量之间具有套嵌关系，符合采用结构方程的条件。结构方程分为衡量模型和结构模型，衡量模型用来揭示潜变量的显性变量与每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CFA模型进行分析，结构模型用来衡量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建立相应的概念模型。本调查采用AMOS17.0以及SPSS17.0进行模型分析。
在对问卷的发放情况进行分析之后，要对各显性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数进行分析。
从模型测量显性变量描述统计表（略）中可以看出，专家们认为创新与开发资金的投入（e1）对于提高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竞争力是最重要的，同时认为信息化资源的投入（e9）对于提高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竞争力是最不重要的因素，这也说明被调查对象对于显性变量重要性的心理定位。在此基础之上，要进一步了解样本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因为结构方程模型是用极大似然值估计法验证结构方程的，因此样本的数据分布必须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从表可看出，显性变量的数据分布中，峰度都小于5，偏度小于2，样本数据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符合结构方程分析的条件。
在分析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基础上，需对样本数据分布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从问卷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表来看（问卷数据的信度与效度表略），潜变量以及量表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都大于0.7，显性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标准路径系数都大于0.5，且CR值都大于2，因此可以说明：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较好。
根据问卷的描述性分析过程可以得到以下结果：一是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达到94%，在保证问卷数据科学性的前提下，其问卷数据结果完全可以代表样本总体的情况；二是问卷各个问题的评分结果标准差基本都在0.8以上，说明问卷的数据分布是比较分散和均匀的；三是从问卷数据的峰度和偏度结果看，其峰度小于5，偏度小于2，说明问卷数据的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符合结构方程分析的要求；四是从问卷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看，各个潜变量以及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值都大于0.7，这说明问卷的信度较好。因此，综合以上结果，问卷的设计质量较高，能够较好表明问卷所代表的实际情况。
2.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首先要进行调查问卷数据与概念模型的拟合程度检验。将问卷数据导入模型并用结构方程的研究工具AMOS17.0进行分析后，可用相对卡方（CMIN/DF）、残差均方根（RMR）、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近似误差平方根（RMSEA）等拟合指标对问卷数据和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检验。具体运行结果略。
从模型数据拟合结果可以看出，除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略低于0.9外，其他拟合指数基本都符合拟合要求，则模型与问卷数据拟合较好。
电子信息产业链结构方程模型的潜变量间关系分析。在上述论证基础上，需对模型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运行结构方程模型后，得出结果如下（见表3）：
具体结论理论解释如下：第一，产业链自身投入的增加使得产业链具备强大的资金来源，同时，产业链的投入增加也会促进科研人员比重的提高，这又使得产业链的发展具备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因此产业链的投入对于产业链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刘昌年、张银银，2014）；第二，产业链投入对于产业链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的吸引力，从而引发更多的政府资金和金融资金的投入，这也是产业链投入对于产业链发展基础具有正向影响的原因（谭蓉娟，2012）；第三，产业链的产出会增加产业链的资金积累，使产业链的发展具备良好的循环往复的发展动力，同时作为产业链产出的重要指标即专利量的增加也会提升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从而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张新香、胡立君，2010）；投入和产出对于产业链的竞争力正向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液晶显示产业链打败PDP等离子显示，液晶显示持续投入不断加大，瓶颈工艺被突破，产出爆发性增长，最终液晶显示完全超越PDP成为主流；第四，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发展基础之所以没有对产业链竞争力产生正向作用，主要在于无论是科研人员比重的增加还是政府、金融资金的增多都必须通过一定的转化和应用过程才能成为现实当中的竞争力资源和因素，这不能说明产业链的发展基础数据与竞争力的滞后数据没有关系（郭曦、郝蕾，2005）；第五，“投入-产出”是用来表述绩效的主要方法，但是投入的增加未必会带来产出的增加，这也是绩效不高的表现。无论是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投入还是政府资金或者金融资金的投入对产出没有正向影响，说明电子信息产业链整体绩效的运行效率较低，这主要是由于电子信息产业的资源投入转化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以及其他配套资源的有利配合，这也说明电子信息产业的投入风险较大（曹勇等，2010）。
（四）电子信息产业链评价指标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本文在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对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模型进行验证之后，分析得出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因素。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中也可以得出各个指标对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影响因子的大小，但是结构方程模型不能更直观地分析出各个指标对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综合评价结果。因此，本文采取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各个评价指标对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综合影响力。由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这个指标在模型中是由产业链组织效率、产业链结构效率以及产业链生产率三个隐性变量直接表示的，因此分析各评价指标对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综合影响力的问题，就转变为各评价指标对于产业链组织效率、产业链结构效率以及产业链生产率三个隐性变量的综合影响力分析的问题。本文拟采用SPSS17.0对于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各指标影响产业链竞争力分析表（略）。
从各指标影响产业链竞争力分析表的结论中可以得出影响产业链组织效率、产业链结构效率以及产业链生产率的标准化多元回归模型，即：产业链生产率=0.219链资金投入+0.152链人员比重+0.224链产业链产值+0.113链人员投入+（-0.066）×拨款比重+0.135链创新产值+（-0.104）×资源投入+0.147链贷款支持+0.063链专利量；产业链组织效率=0.132链资金投入+0.149链人员比重+0.203产业链产值+0.075链人员投入+0.021链拨款比重+0.127链创新产值+（-0.169）×资源投入+0.076链贷款支持+0.234链专利量；产业链结构效率=（-0.010）×资金投入+0.016链人员比重+0.029链产业链产值+0.174链人员投入+0.117链拨款比重+0.233链创新产值+0.042链资源投入+0.221链贷款支持+0.095链专利量。从这些系数中可以看出各个指标对于产业链竞争力影响的大小。当然，以上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必须有指标间共线性分析数据的支持，即自变量间如果有高度的相关存在，那么某些自变量会被排除在回归模型之外，因此可以得出影响产业链竞争力各指标共线情况分析表（略）。
从影响产业链竞争力各指标共线情况分析表的分析结果看，三个表的特征值都大于0.01，条件索引值都小于30，说明自变量间没有共线性问题，因此以上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成立的。
五、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影响因素评价
由综合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有关产业链发展基础的内源潜变量对于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影响非常小，甚至没有关系或呈反方向的影响，因此，可以得出以下修正后的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图4。
图4修正后的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结构方程模型和回归模型的最终分析结果显示，产业链投入对于产业链竞争力具有显著影响，而产业链投入的主要内容包括资金、人才以及相关产业资源的投入，这说明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提升需要大力发挥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步使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这需要在产业制度、管理方法以及核心技术等方面进行创新，进一步减少电子信息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形成产业链的整体优势。
本文决定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对调整后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对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因素进行重要性上的排序。模糊层次分析法是模糊数学与层次分析法的结合，可以克服层次分析法中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使评估结果更加的客观和有效。
通过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调整后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发现，在评价层指标中，产业链的投入对于产业链竞争力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产业链产出，产业链生产率、产业链组织效率、产业链结构效率。在指标层指标的排位结果中，可以看出，各个评价层中的指标数值的重要性是由其各个指标层的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综合决定的。为了更直观了解各层指标之间的权重关系，构建图5。
六、 结论
本文首先根据产业链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理论，在进行专家调研的基础上，构建了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的影响概念模型和初步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对此概念模型进行分析；其次以分析的结果为基础，将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并进一步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修正后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最后根据评价的结果对影响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相关因素进行评估。主要的研究发现有：
在电子信息产业链的运行过程中，产业链的投入显著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的发展，产业链的产出对产业链竞争力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而产业链的发展基础对产业链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或者说并不存在正向作用。结合以上讨论，从政策和实践层面出发，第一，继续加大产业链的投入，尤其是加大R&D人员和资金的投入，这需要产业链生产要素流通性的不断加强，因为R&D人员和资金的投入在产业链中的各个个体并不是同步性，也是不均衡的，如果生产要素在产业链中流动遇到限制或者说产业链系统的开放程度不够，那么R&D人员和资金所产生的外溢效果就无法发挥出来，整个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就会下降，这需要产业链各个主体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这也是产业链减少交易成本以及实现“纵向一体化”的必要途径。第二，提高产业链绩效的转化效率。从模型的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出产业链产出对产业链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产业链绩效无法很好的转化为产业链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一方面这需要提高产业链利润的再分配效率和其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这需要加大专利的现实成果转化效率。第三，全方位的提高产业链的发展基础。尽管在模型的分析中可以得知，产业链的发展基础对产业链竞争力没有正向影响，但这并不意味其并不重要，从此结果中也可以分析出仅仅依靠政府、金融机构的资金等外生力量的支持是不足以持续提高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发展的，无论是任何经济个体的创新活动都必须以科研人员、创新文化、创新技术等内生力量为基础。
在对修正后的电子信息产业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因素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现实中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产业链内部结构的多样化。所谓产业链结构内部的多样化即产业链中的各个经济主体在产业链中的功能地位、资源禀赋、技术特点等方面不同的，并且也是相互互补、相互促进的。第二，加强产业链各个主体之间的空间聚集程度，发挥产业链的聚集效应，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链各个之间的信息成本被大大降低了，但运输和交通等交易成本仍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因此产业链的聚集效应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方面的成本；努力提高产业链最终产品的市场份额，扩大产业链的规模效应。第三，持续加强产业链的组织效率。产业链的组织效率主要是由产业链之间的联结程度和合作意愿而定的，但是其重要程度在决策层和指标层都是比较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电子信息产业链中无论是全产业链、平台产业链还是ARM联盟产业链，产业链的形成是建立在已经形成的技术合作以及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中，产业链中的任何经济个体转换合作对象以及脱离产业链的机会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因此其重要性相对于其他影响因素而言是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链的组织效率不重要，任何合作关系的建立都是以承诺、信任和有效沟通为基础，其合作的边界是由坚持合作所节省的交易成本与转换合作对象的机会成本相比较而定的，即当后者小于前者，那么其合作关系就有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培育产业链各个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一项持续进行的活印5谒模文章研究结果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有积极借鉴作用，政府需要出台有关电子信息产业的结构、布局以及新技术等相关支持政策，推动对新兴电子信息产业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大力优化和升级产业基础设施等有利于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外部环境，引导政府、金融投资等社会资源向电子信息产业集中，从而促进电子信息产业从中低端向的高端升级。此外，政府应高度重视互联网时代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新特点新模式，因势利导，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培育自主核心技术，推动平台和生态圈建设政府要帮助出台政策推动和完善电子信息产业平台及生态系统建设，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引领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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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研究方向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化学产品工程 分子产品 配方产品
所谓化学工业，主要是通过化学反应或物理操作将自然资源转变为人类所需要的产品的工业类型，在上世纪迅速发展，至今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逐渐深入利用，化学工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性化、多品种、小批量的专用化学品成为发展的主要方向。随着传统化学工业的饱和，化学工程转向产品，研究向微观层次深入，也专注于专用化学品的研究。
一、化学产品工程的理论体系
1.化学产品工程
随着市场的发展，专用化学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产品的设计、功能、投入市场时间、通用设备选择等等。传统的单元操作也转向配方产品生产相关的操作。也足以看出化学产品工程的理论正在朝着以产品导向为开发的方向，寻找适合的方法继续拧产品设计及生产，为其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化学产品工程主要回答的是生产何种产品，或者是该产品如何满足市场、环境及性能等方面内的要求。化学产品工程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产品的性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要从微观上定量和模拟分析。对产品的质量要进行设计与控制，化学工程师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化学工程领域的挑战。
2.产品设计特征
传统的过程设计主要是根据产品的数量、开发成本、利润及效率等方面进行考虑，实现经济效益这一基本目标，同时兼顾环境、安全等因素。在设计过程中，对分离与反映过程的不同方案进行对比，最终通过对公用工程、设备、材料及产品进行评估，进行经济性评价，过程设计综合了传递过程、热力学及单元操作等技术。与之不同的是，产品工程不但注重过程与单元的效率，更以用户需求作为产品功能的实现目标，注重小规模生产，新产品要快速进入市场，对市场的反应也比较敏捷。引起规模比较小，消耗的资源也比较少。
二、化学产品工程中的关键技术
1.分子产品工程
根据产品的分子机构、性能及加工行为间的规律，设计出市场需要的化学品，是现代化学产品工程的发展趋势。试验固然重要，但是作为产品工程人员要具备分子结构对产品性能产生何种影响的预测能力，从而设计出满足其性质需求的化学产品。在分子产品工程中，对分子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研究非常重要，分析其关系主要通过计算化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半经验的分析方法来完成。采用计算机辅助分子设计方法，能够有效的降低产品的开发周期以及能源的消耗，计算机辅助分子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特殊性质要求的分子及分子混合物，是基于大量候选分子中，通过合理的时间筛选出最符合要求的产品，通常通过正反两个方面来完成，首先，建立关系模型，反映出分子节后及分子交互作用和性质间的关系；其次，在关系模型建立的基础上，对分子结构进行优化，使之满足性质要求，这是一个数学规划寻优的问题。在分子产品工程中，分子模拟技术是一项关键的技术，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将模拟计算工具与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相结合，对现实世界的化学与物理过程进行分子模拟进行描述，目前该技术已经成为产品设计中的主要方法。该技术通过对分子力学、量子力学、数据库技术、分子动力学、数值算法及三维结构匹配等领域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运用，实现对化合物宏观性能的解释。采用该技术能够直观的了解分子静态结构，还能给出分子宏观性能与结构间的定量结果。尤其是对试验手段很难观察到的物理过程及现象，能够通过分子模拟进行再现。目前，分子模拟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到传递性质、流体流动、化学反应机理、高分子结构、复杂流体、相平衡、临界现象、晶体构造、膜及界面现象等。
2.配方产品工程
目前，化学产品工程更倾向于消费者所需求的产品性能的开发，如颜色、光泽、悬浮液的稳定性、催化剂的性能等方面，化学品市场对具有特殊工艺性质的复合配方的需求越来越多。如化妆品、表面活性剂、药物、洗涤剂、农用化学品等等。为满足其性能，这些产品被设计成结构颗粒固液分散体系、结构化固体、凝胶、溶胶、水溶性聚合体、泡沫纸品等，和基础化学品对比，此类产品的结构非常复杂，性质与质量与分离操作中的纯度和浓度有直接的关系。在配方产品中，分子聚集成的微相区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称为介观体系。该体系将宏观与微观联系起来，在合成与加工中，介观分离的时间非常短，如果仅仅从试验上进行把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介观模拟技术出现，该技术能够对真实的试验条件进行模拟胶体溶液及聚合物的微观形貌、化学形态、流动性等，对于高分子科学、化学工程及配方化学中涉及到的复杂问题能够很好的进行解决。基于介观尺度，计算机模拟有了飞快的发展，成为现阶段计算化学研究的前沿，目前，相对成熟的模拟方法主要有耗散颗粒动力学及介观动力学，这两种方法都是基于平均场密度泛函理论而存在。在实际应用中，已经成功的用于共聚物相分离、高分子混合增溶剂、逆变胶束、油-水-表面活性剂体系及乳胶种子形成等领域。
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资源、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总量大，产品应用范围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十二五”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化学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为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石化和化学工业转型升级，提高行业整体质量和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特编制本规划。规划期为2011-2015年。本规划内容包括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煤化工、盐化工和生物化工等。
三、结束语
化学产品工程所研究的方向来源于化学工业的新挑战与需求，通过新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强力的推动化学工程的发展。其研究主要是以产品为导向来发展的，包含产品的设计、专业技术及知识等，其目的是为了降低产品的开发周期，提高设计水平，提升产品的质量。在研究中，化学产品工程需要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产品的物理参数与期望性能指标间的关系；如何将该关系转化为生产技术。也因此，对于优秀的化学工程师来说，化学界的需求非常大，与以往的过程工程师不同，化学工程师需要具备更为丰富的知识背景，此外，市场人员、科学院及工程师之间的配合也非常重要。由此可见，化学产品工程结合了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以产品为导向发展的知识体系，必然成为化学工程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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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研究方向范文第4篇
据王卫国教授介绍，由于晶界是所有多晶材料最重要的结构单元之一，晶界在三维空间构成网状结构，起着一个“网结”所有晶粒的作用，因此晶界的结构与特性所决定的晶界特征以及晶界特征分布对材料整体的性能有重要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晶界工程，亦称晶界特征分布优化，就是要研究各种晶界的结构与特性及其形成条件和影响因素，通过改变合金化和加工方法获得预定的晶界特征分布，以显著改善材料与晶界相关的各种使用性能，如提高晶界腐蚀和高温蠕变开裂阻力、减少晶界析出相以避免沿晶脆性开裂、减小晶界电阻率以显著提高材料整体电导率，等等。容易理解，晶界工程研究切中材料科学与工程诸多基础问题和前沿热点问题，如熔融金属的凝固及界面推进、形变金属的再结晶形核及晶核与形变基体之间界面的结构与行为、晶界与溶质原子的相互作用、晶界的界面匹配及晶界的结构与各向异性、晶粒长大过程中晶界行为与三叉晶界及晶界四结点之间的关联性、晶界网络的能量分布及涨落与晶界重构的相关性，等等。可见，晶界工程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潜心研究，厚积薄发
198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金属物理专业的王卫国，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前往日本国立金属材料研究所（简称NRIM，该机构约10年前与日本国立无机材料研究所合并成为日本材料科学研究院，简称NMI）开展双边合作交流，从事离子注氢 CeO2原位观察与研究。期间除了完成既定科研任务外，主要是了解到了晶界工程方面的最新进展，同时也做了大量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回国后开展晶界工程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2001年王卫国教授回国后，来到山东理工大学任教，同时也开展了晶界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期间，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主要开展了铅蓄电池阳极板用铅钙基合金和石油化工用奥氏体不锈钢晶界工程方面的研究工作。实现了这两类中低层错能面心立方金属材料晶界特征分布的优化，并基本阐明了其晶界特征分布演化的物理机制，发表相关论文三十多篇。
后来，王卫国教授又到清华大学材料系做了1年的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计算材料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原子间相互作用多体势构建、分子动力学模拟和第一性原理计算等。期间，他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观察到了一种非共格∑3晶界向共格转化的新机制，对晶界工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结束清华的访问后，他去了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继续访学1年，主要向Gregory S Rohrer教授学习晶界面取向测定五参数法相关原理和技术，为回国后开展相关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12年，王卫国教授作为福建省“ 闽江学者计划” 被引进到福建工程学院做特聘教授，四年的时间里，他继续围绕晶界工程开展相关研究，并主要取得两个方面的创新成果。一是基于过去在铅钙基合金晶界工程方面的研究基础，针对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深入研究，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过去他们虽然可以在铅钙基合金中获得特殊晶界占总晶界比例达到80%、∑3晶界占特殊晶界比例也达到80%的晶界特征分布，但∑3晶界中有60%～80%是能量较高的非共格∑3晶界，这样的晶界特征分布，其室温下的晶界腐蚀抗力显著高于铸造态和传统再结晶态的晶界特征分布，但温度一旦超过50℃，其晶界腐蚀抗力急剧恶化，不能满足实际工况需求；针对这一问题，他们又进一步对非共格∑3晶界的形成条件、影响因素及其在退火过程中的行为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共格与非共格∑3晶界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做了细致分析，掌握了铅钙基合金中形成大量共格∑3晶界的内在规律，成功掌握了在不降低特殊晶界比例和∑3晶界比例的前提下如何获得共格∑3晶界占∑3晶界比例达到60%～80%之晶界特征分布的关键技术，并准备与企业合作，把这项技术尽快推向应用。二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开展了高层错能面心立方结构的纯铝及其二元合金以及体心立方结构的纯铁及其二元合金的晶界面取向分布研究，取得了比较全面的基础数据，为晶界过程研究向铝合金及铁素体钢方向拓展开辟了途径，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另外，针对与晶界工程有着密切联系的体视学，王卫国教授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介绍说，体视学的主要特征是以低维测量数据求解高维结构信息，例如以一维测量数据求解二维结构，以二维测量数据求解三维结构。这里一个代表性例子就是金相组织的图像处理。金相组织是一种二维测量，可以通过像素处理，获得组织中每一种物相的面积百分比，在此基础上可以利用体视学原理得到样品的三维实体空间中每一种物相的体积百分比。可见，体视学可以把复杂的三维测量简化为很简单的二维测量，这就是体视学的魅力所在。体视学与晶界工程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体视学极大地促进了晶界工程的研究。前文谈到，晶界构成三维网状结构，晶界特征分布的测定必然是个三维测量。人们最早是利用层磨法来确定晶界位置并估算其结构和性能，但这种方法引入太大的人为误差，很早前就被否定了。后来人们又利用聚焦离子束和电子背散射衍射连续截面测试法来确定晶界结构，但这种方法效率低下，只适用于纳米材料的十分有限的区域进行相关测试表征，未能推广到应用具有通常晶粒尺寸的材料中开展晶界工程研究。当把体视学应用到晶界工程研究中来，才实现了单一截面的五参数分析法，也就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Rohrer教授的基于电子背散射衍射、体视学原理和统计学理论的五参数分析方法。这是简单易行且容易推广的方法，只需在样品的任意一个测试面上测取大量数据后，再通过两次利用体视学，就可以获得样品内部各晶界面取向分布的信息。到目前为止，王卫国教授团队已经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实验数据，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当然，虽然人们已经利用基于电子背散射衍射技术的取向差三参数表征晶界特征，在中低层错能面心立方金属如铅钙基合金、镍基超合金、奥氏体不锈钢以及黄铜等材料的晶界工程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利用基于电子背散射衍射技术、体视学原理和统计学理论的晶界面取向五参数来表征晶界特征的工作于近年也有了一定数量的报道。但总体来看，晶界工程研究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前期的发展阶段。王卫国教授表示，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但最迫切的应该是晶界的界面匹配问题，这是晶界工程研究从取向差三参数表征晶界特征过渡到以晶界面取向五参数表征晶界特征以来的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晶界的界面匹配决定着晶界的结构与特性，是晶界特征的一个核心参量。系统的研究晶界的界面匹配问题将极大地推进晶界工程相关理论研究和潜在的工程应用。
笃信精勤，引领未来
福建工程学院虽是一所新建本科院校，却有着120年之久的办学历史，有比较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传承。近年来，福建工程学院被福建省政府列为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得到了快速提升，在不断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同时，正在谋划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计划在2020年左右建设成为一所国内知名的示范型应用科技大学，为国家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王卫国教授为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加盟福建工程工程学院，尽自己一份力量，深感荣幸。
因此，在四年的时间里，在中央财政、福建省政府和福建工程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在科研团队的通力合作下，王卫国教授在实验室建设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可喜进展。首先，购置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热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电子背散射衍射仪、电子探针、原子力显微镜、纳米压痕仪、万能材料试验机、高温蠕变试验机、动态热机械分析仪和MS（Materials Studio）材料计算模拟系统等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建成了材料结构与性能实验室，不仅有力地保证了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顺利实施，也为深入开展晶界工程研究及材料科学与工程相关问题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条件基础。实验室建设和科研课题的有序开展有力地促进了福建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水平的提升。近年来，该学科科研团队承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量逐年增加；科研产出明显增大，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逐年上升；研究生的生源质量也在逐年明显改善；承担企业委托任务以及为企业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大幅增强；使得其学科水平基本达到了申报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要求。
对于未来，王卫国教授在科研和教学两方面都有着更加长远的规划。在科研方面，他将继续把晶界工程方面的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入化，做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开发晶界工程实用技术并把它推向工业应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此外，还要开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轻质高强合金组织设计与性能优化、材料结构与性能计算模拟以及纳米材料的研究和开发等等。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做好，同时，也要带动学院的青年教师开展并做好科研工作。
在教学方面，王卫国教授将时刻提醒自己：高等学校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因此，除了积极承担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任务，把自己所承担的每一门课程上好、上精，让自己指导的每一个研究生都能学有所长。还要把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把科研中获得的最新信息和最新知识充实到教学中，从而努力成为学生心目中真正的良师益友。
建言献策，继续耕耘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在晶界工程研究领域尚处于发展上升阶段。近1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陆续资助了一些晶界工程领域的科研课题（包括973项目的子课题），这使得我国在晶界工程领域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进展较快，已在核电设备关键材料、石油化工结构材料和铅电池材料等相关晶界工程问题的研究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数据，开发了实用技术并正在向企业转化。同时，利用最新的五参数分析法开展了晶界面取向分布方面的研究，开始关注晶界面匹配的问题等等。但相比于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在晶界工程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不小差距。主要表现在对晶界工程相关基础研究不够系统深入，晶界工程研究所覆盖的材料种类偏少、测试表征技术薄弱以及尚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能相互合作的大团队，等等。
量子力学研究方向范文第5篇
1965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在台湾大学设立“化学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化学研究推动中心”），开启了岛内有组织地从事化学研究、培育化学人才的初始阶段。当时化学研究中心的工作重点是协助岛内各高校设立化学系和化学研究所、培训教师和研究人员、扩充教学和研究设备、举办各种研讨会、吸引海外专家回台湾讲学、补助研究人员出席国际会议等。
到1985年，台湾几乎所有理科类大专院校都成立了化学系，共有13所公私立大学设立了化学研究所，拥有副教授以上化学教学和研究人员300多人，每年约培养50余名化学博士。
1985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鉴于岛内资源及研究人力有限，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庞大先进科技的压力，以及岛内发展化学工业对科技的迫切需要，认为若要持续且有效地促进全台湾化学研究活动的快速发展，不论在横向或纵向方面，都要建立积极交流及合作联系，以免导致研究力量的分散及仪器设备的重复投资，希望集结岛内有限化学资源，以团队的力量共同推动化学研究。
为此，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召开多次座谈会和协调会，讨论基础化学的研究方向，并调查岛内各学术机构的研究现况、人力及设备，以此作为参考依据，制定出纲领性化学学科规划，选择三项重点研究方向：新合成方法的开发及其在合成化学上的应用；激光在光谱及化学反应研究上的应用；分析方法的发展及分析仪器设计与自动化的研究。然后，主动邀请岛内相关化学研究人员，组成各重点推动小组，拟定出更具体的整合性研究计划，分别为：有机合成-环化反应整合研究，微量分析方法的发展整合研究，激光光谱学及激光化学整合研究，利用资助的“杠杆”加以引导。
两年后，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又根据实际计划执行情况及效果，决定以区域性整合计划为主，并配合主持人意愿，制定出新的“几何特异之多环非天然的合成探讨”、“非对称性环化反应”、“海水中微量物质的分析方法”、“激光光谱与光化学”、“气态金属实验室”及“大气化学实验”等整合性研究计划。结果证明，其成效非常好，无论在研究成果的质与量方面皆有大幅度的进展。
到上世纪90年代，台湾已建立以实验为主的基础化学，其研究领域也由最早的理论化学逐渐扩充至天然物化学、合成化学、有机金属化学、无机构造化学、激光化学、微量分析化学、分子模拟及计算化学、清洁工业化学、材料化学、医药化学等新兴学科。台湾科技主管部门1995年修订后的化学学科规划，其重点研究方向增加为：分子模拟与计算化学；超微量分析方法发展；新材料合成与特性研究；生物医药化学的研究；合成化学；激光化学与同步辐射光源的应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新兴学科的出现更是层出不穷。台湾科技主管部门2005年再次修订化学学科规划，其重点研究方向包括：先进分析方法与理论化学，含新理论模型建立、新测量方法、纳米物质性质测量、分子结构与活性解析、复杂系统的模拟；先进材料化学，含光电材料、纳米材料、功能性材料、生物材料、表面及自组装材料；环境化学与能源化学，含环境污染监测、新环保制程开发（环保化学）、新能源的利用与开发；生物及医药化学，含新型药物设计、分子设计化学、合成生物物质、蛋白质化学、核酸化学、醣化学、生物无机化学、生物系统的探测（分子辨识）等。
重要化学研究机构
目前，尽管台湾100多所高校中大都设有化学系或化学研究所，但真正能够申请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研究计划，开展化学研究的仍属少数。从每年的数量看，依序为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新竹交通大学、台湾科技大学、成功大学、政治大学、阳明大学、“中央”大学、中兴大学、中山大学、中正大学、台北大学、海洋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大学、东华大学、宜兰大学、嘉义大学、高雄第一科技大学、高雄应用科技大学、虎尾科技大学、勤益科技大学、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屏东科技大学等。
台湾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的在台“复建”，有赖于另一位来自大陆的科学家魏岩寿。他是中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和应用化学家，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化学工程科，主修化学和微生物学，期间进行了真菌学的研究，回国后就职于国立卫生实验所任研究员，30年代担任中央大农业化学系主任，是中国首位从发酵器械中分离出第一批工业微生物菌种的科学家，也是首位在Science杂志上的中国微生物学家。此后，他致力于用近代生物化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发酵食品的制作工艺，曾兼任中国酒精厂总工程师，试验用甘薯生产酒精，通过筛选酵母品种，采用良种纯种酵母发酵，大大提高了发酵效率，成为我国可再生能源生产研究的先驱。40年代，魏岩寿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酒精工业总工程师，主持在在四川省和云南省创建内江、泸州、昆明酒精厂，保障了抗战时期稀缺的能源供应。
抗战胜利后，魏岩寿奉命赴台接管台北帝国大学，并出任台湾大学工学院院长兼化学工程系主任，同时还在台大农业化学系授课，主讲微生物学，期间曾开展紫色花蜜腺酵母菌的研究，通过在紫外线下观察微生物，成功地鉴定了从植物蜜腺中分离的用肉眼难以区分的红酵母。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还用较多时间研究过藻类单细胞蛋白，包括绿藻的生长、代谢和培养方法的研究。此外，他还研究过柠檬酸、谷氨酸等的发酵生产和海水中的非硫细菌。1957年，魏岩寿应胡适邀请，担任新成立的中研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他主要采用自己在台大教学期间培养的一批助手和学生为班底，包括陈朝栋、林渭川、彭旭明、周大纾等人，初期研究方向以微生物学家和应用化学为主，以后工作领域逐步扩充，在纯化学及应用化学的范畴里奠立起有机、食品、电化学及海洋化学研究的基础。
这一时期，魏岩寿主要开展霉菌和细菌的淀粉酶之联合作用研究，揭示了中国白酒酿造中用粮食制成的酒曲是结合采用了霉菌和细菌的淀粉酶，可以协同地完成淀粉的液化和糖化过程。这一成果不仅从酶学水平总结和提高了传统东方酿造工艺中的复式发酵过程，而且后来被成功地应用于印染工业的退浆工艺中去。
从1959年开始，他主持编纂《应用微生物图谱》，这部著作在中研院化学研究所年报中分15次连续刊登了11年，从中反映出他对各类微生物认识和驾驭的高深造诣，成为工业微生物领域的重要参考书籍。
魏岩寿是迄今为止研究腐乳最系统和深入的科学家。从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对中国传统发酵豆制品――腐乳进行深入研究，一直延续到60年代后期，他在1968年完成的腐乳研究的《技术总结报告》，从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在当时具有最高水平，直到今天也是有关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成就和在他临终那年出版的《高粱酒》一书，表明他对于中国传统发酵技术所具有的深刻理解，也体现着他重视总结提高中华民族的优秀科学遗产，并从中吸取其精华加以发扬光大的责任感。
魏岩寿担任台湾中研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直到去世的前一年（1972年），除在化学领域从事多方面研究，如进行一些化合物的化学合成、建立了放射性元素钍的微量分析方法、研究从海水中提取铀和制备感光乳剂等外，还为筹划和建设该所付出了许多精力，为台湾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化学人才。他的学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建立了“魏岩寿教授基金会”，每年在美国新泽西州州立罗特盖尔斯大学定期组织学术活动迄今。
目前，台湾中研院化学研究所仍是岛内化学界的核心，其科研实力也最雄厚，拥有几十种先进的大型试验设备和仪器，如3KW级X光发生器、低能量表面功函数测量仪、原子吸收光谱仪、全自动生物感测系统、CCD单晶X光绕射仪、低温操作系统、光化学电流电位分析仪、高压式扫描式热分析仪、动态光散射光谱仪、元素分析仪、电子顺磁共振光谱仪、荧光半衰期测量系统、傅利叶红外线显微分光仪、气相层析质谱仪、高效能液相层析仪、高解析磁场式质谱仪、液相层析质谱分析系统、液相层析电洒游离法质谱仪、基质辅助激光脱附游离飞行时间质谱仪、停流反应分析仪、原子力扫描显微镜、非线性光学光谱仪、核磁共振频谱仪、粉末X光绕射仪、扫描式电子显微镜、超导量子干涉磁量仪、表面积及孔径分析仪、穿透式电子显微镜、高效能紫外光荧光分析仪、光电子能谱仪及欧杰电子能谱仪等。
该所现任代所长为陶雨台，所内有28位研究人员，包括特聘研究员2人、特聘讲座1人、研究员12人、副研究员8人、助理研究员4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材料化学、催化反应、化学生物学及合成方法，每年发表SCI论文100篇以上。
量子力学研究方向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创业资源 资源整合能力 创业导向 创业绩效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从“管理型”经济转向“创业型”经济。创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一国经济或地区繁荣的基础。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以创新为本质的创业成为激发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近年来，中国创业活动相当活跃，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转型期的中国，创业在推动创新和促使产业升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创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它在推动产业升级与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贡献也越来越突出。但是,并非所有的创业者最终都能获得成功。中国创业企业存在着关闭率高的问题，而且创业理论研究滞后，不能有效地指导创业实践。我国又处于机会型创业活动不断增加阶段，而特定的规律源于特定的环境，源自发达国家的创业理论是否还适合应用于中国特色下的创业实践，这是一个需要学者再深入研究检验的问题。本文试图在中国云南省情境下构建一个资源整合能力、创业导向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的模型，验证在引入前置变量资源整合能力后，创业导向与创业绩效关系问题，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对创业导向、创业绩效起到怎样的影响，这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资源整合能力
创业资源在未整合之前大多是零散的，要发挥其最大的效用，转化为竞争优势，为企业创造价值，还需要新创企业运用科学方法将不同来源、不同效用的资源进行配置与优化，使有价值的资源融合起来，发挥“1+1>2”的放大效应。在对资源整合能力的定义上，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以及不同的出发点，给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马鸿佳（2008）认为新创企业资源整合能力是指在创业过程中，以人为载体，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资源的识别、获取、配置和利用主体能力。并从创业者和创业团队两个方面加以讨论。现有的研究，无论是从创业主体、还是资源整合过程等视角来研究资源整合能力，尽管其概念描述不一样，但内涵是一致的。本文所探讨的资源整合能力是指新企业在创建与成长发展过程中对组织内外可获得的一切资源进行选择、吸收、配置与利用的能力。
2.创业导向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创业研究的深入，创业导向作为创业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创业导向最早来源于战略选择视角，刻画的是企业为了追逐机会或扩张而采取的一种富有前瞻性、勇于创新的决策模式。引入创业导向这一概念后，战略管理研究中创业的基本问题就由创业的内容逐渐转向创业行为选择研究，探讨创业过程中有效的创业决策就成为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创业导向能够增强企业竞争力并带来巨大收益，但对于创业导向的概念如何定义以及如何划分维度进行测量，至今还存在着争议。学者们对各个不同的维度模型进行了研究和验证，发现有些维度之间是重合的，概念之间只是描述不同，这使得在现实的对维度进行测量时难以有效区分。无论是将创业导向划分为三维度或五维度，在对创业导向进行研究时，都应将其包含所有的要素考虑进去。创业导向概念是由多维度构建的，对其进行划分应使各个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的互斥性，而不是联动的。
3.创业绩效
创业绩效是创业理论研究的热点。它是对组织目标的一种衡量，通过绩效来衡量新创企业的运营水平和创业活动的成效。当前学者对创业内涵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解。即“绩效是结果”，“绩效是行为”以及“绩效是能力”（蒋跃进，2004）。①绩效是结果。该观点认为绩效就是组织工作的产出成果。这种基于结果的观点更易于用客观标准来衡量。大多数学者对该观点表示认同。bernadin（1995）指出绩效是工作的结果，因为这些工作结果与企业的战略目标最为密切。②绩效是行为。campbell（1990）认为企业结果由于易受其它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从而应该区分开。绩效是行为而不是结果。③绩效是能力。能力是实现组织价值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结果会通过企业不同的能力来实现。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很少有人研究创业绩效理论，但是可以通过以往的一些文献侧面来了解创业绩效。对于创业绩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4.模型设定与假设提出
对早期的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已对资源整合能力、创业导向、创业绩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加以概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重要的结论.创业导向是优秀创业企业的所具备的一个重要特质。创业导向已经成为创业研究领域中的热点。目前，学者们普遍支持创业导向具有创新性、先行性与风险承担这三个独立维度。对创业导向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不同情境下，大部分实证研究支持了创业导向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创业导向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和途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学者们通过引入前置变量，研讨创业导向对绩效的关系。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创业导向三个维度中，创新性指的是企业支持和致力于那些新想法、新产品和服务、新技术以及创意等实验和创造性活动的创业行为倾向。企业的创新性度越高，其对产品的研发速度就快，引入产品或服务的周期就短，从而可以把握好新的机会。先动性体现的是一个企业的前瞻性视角以及寻求机会的行动(lumpkin 1996)。先行的企业往往可以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先发优势。风险承担这一维度体现的是企业不顾结果大胆行动抓住市场机会的意愿(lumpkin和dess，1996)。创业导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也就是其所包含的维度对创业绩效的综合影响。根据以上的分析，以及以往研究的结论，本文认为创业导向以及它的各个维度对创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新性对创业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h2：先行性对创业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h3：风险承担对创业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独特的资源配置结构使创新性更强。而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具备创新性的企业会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以获得高额利润。资源整合能力越强，将使企业先动策略获得相对的时间优势。资源整合能力将影响着企业对外部风险的态度。因为资源整合能力越强将使企业的大胆行为更添胜算，使其在捕捉商业机会时具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对资源整合越有效的企业往往会制定风险较大的但能带来高绩效的创业决策。因此本文认为资源整合能力与创业导向呈正相关关系，并提出如下假设：
h4：创业者资源构建能力越强则创新性越强
h5：创业者资源构建能力越强则先行性越强
h6：创业者资源构建能力越强则风险承担越强
h7：创业者资源利用能力越强则创新性越强
h8：创业者资源利用能力越强则先行性越强
h9：创业者资源利用能力越强则风险承担越强
新企业资源构建能力越强，就会使组织内各类资源的流动性增强，从而提高企业的产出。提高资源的流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约束困境。因此，对新创企业来说，提高资源构建能力对提升新企业绩效有着积极影响。资源构建过程中涉及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即对企业所识别已获得的分散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创新性的优化配置资源将剥离那些无效资源，为企业带来新的竞争资源，形成企业一种内化能力，将企业的可用资源平台拓展开来，有利用新企业绩效水来的提升。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0：资源构建能力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假设11：资源利用能力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由以上假设形成了本文的研究模型，见图1.
三、问卷设计
1.样本及其特征
问卷设计是开展实证研究的第一步。根据研究的内容，进行初步调查，对自选的几家云南省新创企业进行了访谈，涉及到资源整合能力、创业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等方面问题。其次，确定问卷的形式，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七标度打分法。依“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有些不同意；4-不好说；5-有些同意；6-同意；7-非常同意”进行打分。样本的一些统计特征如下表所示。表3.1是调查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型，表3.2是调查企业的性质。
2.变量度量
资源整合能力包含两个维度，分别是资源构建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即新创企业能组织内外环境中资源识别、获到以及优化配置的资源构建能力和对已组织好的创业资源进行激活的资源利用能力。创业导向是企业在进行决策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创业精神的战略决策风格，表现为为了追求企业高效益和高发展，而非常具备创新意识、勇于承担风险以及敢做市场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创业导向也充分反映了新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根据变量内涵，本文将创业导向分为创新性、先行性和风险承担三个维度。创业绩效变量的度量采用chandler和hanks(1993)研究中的问卷并作适当的修改而来，测量指标主要从创业绩效的成长性和获利性两方面进行设计。
四、数据收集
在问卷设计后，便开始数据收集工作。本次调研主要以云南省的中小企业为主要调研对象，地点位于高新开发区，科技园等。总共发放了250份问卷。回收了215份，问卷回收率为86%，剔除无效问卷9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206份。有效率为82%。并对问卷内容的保密性作出承诺，当然如果企业需要的话，可以把问卷调查分析后所得到的结果反馈给企业。
五、数据分析
1.因子分析及可靠性检验
信度分析用来检验变量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程度，李怀祖（2004）指出cronbach alpha >0.7表明内部一致性较高，问卷的调研程度较高。荣泰生（2009）认为cronbach alpha 值大于等于0.70时，属于高信度；alpha 值小于0.70，且大于等于0.35时，属于尚可；alpha 值小于0.35则为低信度。本文采用alpha 值作为测试信度的标准。本文研究变量的度量指标是在国内外成熟的量表基础上进行修改而来的，问卷的内容效度达到了研究的要求。因此本文主要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对该效度的检验一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中的主成份分析法，通过最大变异直交旋转因子，并按照因子特征值大于1以及各个问项载荷量只在单个因子里大于0.5的标准来萃取因子。结构效度又分为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可采用因子分析的载荷量来判断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问项载荷量大于0.5的都归结成一个因子。在同一因子里，其所对应的问项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5，就可认为此变量的收敛效度好。而在对区别效度的检验方面，该题项在其所属的因子中，其因子载荷量要大于0.5，而在其它因子上其载荷系数小于0.5。表5.1是因子分析的结果。
2.假设检验及结果
本文采用amos17.0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数据检验，总体拟合指标见表5.2。表5.3是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
六、结论
通过以上对模型的检验，发现其中7条假设获得了通过，符合之前所进行的理论假设要求。还有另外四条未获得通过。资源构建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未能获得支持。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可能是：首先新创企业成立以后，面对资源约束的困境，获得资源只是第一步，但这不能让企业就获利，只有将资源转化为组织能力后，才能有效提升绩效。其次也说明，仅仅从外部环境中获得所需的资源还是不够的，还需将资源配置优化好，转化为能力，与企业战略相匹配，通过采取创新性、先行性与风险承担等创业导向战略来为企业带来利润。资源利用能力对创新性与风险承担未能获得通过。企业在形成自己能力后，具有一定的刚性，而创新性与风险承担都需要采取大胆，冒险的行为去把握机会，对能力提出新的要求，需要企业调整自己的能力。而企业现有的能力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就适应这种战略倾向。风险承担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未能通过。仅仅敢于承担风险而采取冒险行为，虽然高回报，但也是高风险的，要想获得成功，还需考虑企业其它组织因素。
本文从基于资源的企业战略管理视角，尝试研究了资源整合能力与创业导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为我国新创企业在经济转型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新进入缺陷和资源约束、增强新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获得持久竞争优势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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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研究方向范文第7篇
关键词：普通化学；新技术；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5-0038-02
目前，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使知识传授型的教学内容开始向知识拓展型的教学内容转变，学生对知识的渴望也不仅限于书本上考试的内容，他们对相关新技术、新知识的渴望也日趋强烈。目前普通化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讲授化学的基础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深度的需求，也不能跟上化学学科的发展速度[1]。化学在人类生存质量和安全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也会以新的思路、观念和方式发挥核心科学的作用。现代新技术是化学现代研究的重要方法，在教学内容中将现代检测新技术与化学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了解并掌握现代化学的先进理念和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们将化学理论和应用中所用到的新技术与普通化学教学内容有机结合，构建出以基础知识为主以相关新技术为辅的多方位拓展式教学内容，其对于提高学生的知识范围、增强学生对新技术的运用和掌握能力、提高思维和素质的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绪论中增加了化学研究历史和新技术发展历史紧密相关的部分。化学学科的发展是新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推动了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一、在热力学部分增加了以下研究技术和方法
利用热力学第一定律来解决化学变化中的热效应问题；利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决指定的化学及物理变化实现的可能性、方向及进行限度问题。热力学函数的测定需要根据不同反应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测定，举例如下。
1.利用电化学性质与热力学之间的关系式比较常见的测定。电子迁移过程和反应的热力学参数常见方法：用精密电导率仪测定有机弱酸溶液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电导，通过图解法得出298K时弱酸的解离常数和焓，并计算出电离过程的吉布斯自由能和熵[2]；电化学方法获取纳米材料的热力学函数测得了纳米铜的标准摩尔生成焓、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自由能、标准摩尔熵[3]。
2.固体吸附过程可以利用固体在不同温度下物理吸附氮气的等温线，然后根据热力学原理近似计算出该物理吸附过程的微分吸附热和积分吸附热，然后根据相应的公式计算得到过程吸附体系的内能、焓、熵、吉布斯自由能等热力学函数随吸附量的变化率[4]。
二、在热力学部分增加了以下研究技术和方法
1.动力学中活化能（Ea）是动力学中一个重要的物理量，与反应速度直接相关，对实际的生产有重要的知道意义。可以采用热重分析（TGA）测定热解曲线，用多元线性回归法确定热分解机制函数，然后确定活化能[5]。
2.对于生物的酶催化反应可以利用循环催化流动分析方法（Recirculat ing Catalysis Flow Analysis，RCFA）测定完整动力学曲线，由此求解得到催化反应表观速率常数（k），最后利用阿仑尼乌斯公式求得该催化反应体系的活化能[6]。
3.实验室中一般化学反应活化能和反应速率的测定采用微型化实验进行测定。
三、在电化学部分增加了电化学的世界先进研究成果和这些成果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学生最为熟悉和感兴趣的电化学知识是与电池相关的内容，电化学工作站是常见的新型电池的研究开发的检测仪器。工作原理是工作电极、参比电极、电解质溶液形成串联电路，在参比电极与工作电极间连接一个电压表，就可以测量出工作电极上的电压变化，计算出工作电极上所带的电量，准确的算出物质的质量等参数[7]。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学生介绍了最新的电池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密苏里大学计算机工程系Jae Wan Kwon（权载完）教授的研究组研发出了体积小但电力强的“核电池”[8]。只有一个硬币大小的电池可以让手机不充电使用5000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华裔科学家崔屹参与的研究是将银和碳纳米材料制成的特殊墨水涂在纸张上，成功制成“纸电池”，普通纸张未来或许可以用做轻型电池[9]。
四、在核外电子排布部分增加了最先进的测试
夸克等微观粒子发现等研究方法和先进研究成果，让学生了解到微观世界的奇妙。原子核类似于人类的指纹，如果测量精度足够高，原子核可依据其质量被准确鉴别出来。这类研究归属于原子核物理的范畴。原子核的高精度质量测量最先用的是相对简单的电磁系统原子核质谱仪，近20年来，随着放射性核束装置和实验技术的发展，原子核质谱仪已发展到实验环和潘宁阱等复杂的离子光学系统，质量测量的精度也越来越高。以稳定原子核28Si为例，其质量测量的相对误差从1937年第一次测量的2.1×10-5减小至1995年的7.0×10-11，提高了近6个数量级。除了原子核中的电子、中子和质子还有很多微观粒子，还包括夸克、k-介子等许多基本粒子的更基本的组成单元，可以称为基本粒子动物园。夸克是由美国伊利诺伊州巴达维亚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Tevatron，质子和反质子对撞机）发现的，Tevatron还测定了W玻色子的精确质量、发现了陶中微子以及著名的顶夸克。Tevatron有6.28公里长的圆形加速器轨道由1000多个超导磁铁构成，它们将质子和反质子按相反方向在真空管中加速到光速的99.99999954%，然后在两个5000吨的探测器中对撞，这种接近光速的高能量碰撞产生了大量全新的亚原子粒子，然后很快衰变[10]。
综上所述，在普通化学教学中将新技术、新方法以及先进的研究成果有机的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使学生了解新技术对化学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能够扩展学生的知识范围、提高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兴趣、使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宽度和广度认识有了提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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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研究方向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时间安排；压力；适应，心理学；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61.5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3-0233-03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nd Stress Coping Styles Among Undergraduates/LI Mi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61006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nd stress coping styles among undergraduates,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establishing model of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Methods 282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fill out Adolescence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cale (ATMD) and College Students Stress Adaptation Questionnaire (CSSAQ). Results The students majored in science had higher score in the sense of time value than the students majored in literature significantly,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tress coping styl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or different majors(t value ranged from 2.56 to 3.24, P
【Key words】 Time management; Pressure; Adaptation, psychological; Students
近年来，“时间管理”已成为心理学、管理学等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它是指为提高时间的利用率和有效性而对时间进行的一系列计划、控制、协调和运用的管理过程。Phillip［1］提出了时间管理的7条禁忌，即迷惑、犹豫不决、精力分散、拖延、逃避、中断和完美主义，而积极的时间管理策略包括制定目标、确立每个目标的优先权、具体实施过程和评估目标。
黄希庭等［2］从个体支配和利用时间的角度提出了“时间管理倾向”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种人格特征提出了相关理论，编制了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dolescence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cale，ATMD)。秦启文等［3］认为，时间管理倾向与心理健康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关，表现为时间管理倾向各个维度与心理健康各因子的相关集中在躯体化、焦虑和抑郁等维度及总症状指数上。另一方面，国内有关大学生压力应对的研究认为，我国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有策划行动、接受与主动克制［4］。本研究旨在考察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压力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以便在理论上为建立更全面的心理健康干预模型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有助于高校心理教育工作者指导大学生更好地管理和利用时间，缓解心理压力。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四川师范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3所大学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282名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四川师范大学119人，电子科技大学87人，西南财经大学76人；男生124名，女生158名；一年级学生57名，二年级学生64名，三年级学生90名，四年级学生71名；文科生155名，理科生127名。
1.2 工具
1.2.1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TMD) 由黄希庭等［3］编制，分为3个分量表，包括时间价值感量表、时间监控观量表和时间效能感量表。量表共44个项目，各个分量表的项目数分别为10，24，10个。采用5点等级记分制，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1至5分。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62～0.81之间，重测信度系数在0.71～0.85之间，并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本量表适用人群为中学生和大学生。
1.2.2 大学生应激应对问卷（CSSAQ） 由段鑫星等［4］编制，由解决问题、合理化、退避、自责、幻想5个因子构成。量表共有32个项目，每个因子的项目数分别为7，6，6，5，8个。采用5点计分法，要求被试从“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作出评价。每个因子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采用该种应对方式。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6。
1.3 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无效问卷18份，得到有效问卷282分，有效率为94.0%。运用统计软件包SPSS 11.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压力应对方式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量表”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3个分量表及总量表得分分别为(32.41±5.82)，(73.55±9.54)，(34.49±5.16)和(140.72±22.83)分；在压力应对问卷上，大学生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解决问题（25.86±7.12）分、幻想（23.77±5.12）分、自责（13.25±2.69）分、合理化（11.14±3.45）分和退避（8.93±3.32）分。
2.2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压力应对方式比较 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上性别、年级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但在时间价值感维度上文、理科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理科学生的时间价值感显著高于文科学生（t=-2.55，P＜0.01）。见表1。
2.3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压力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将时间管理倾向、压力应对方式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解决问题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及总分显著正相关(P值均＜0.01)，退避、自责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及总分显著负相关(P值均＜0.01)。见表2。
2.4 时间管理倾向高分组与低分组压力应对方式得分比较 将282名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总得分由高至低排序，前27％为高分组（149.66±23.59），后27％为低分组（134.85±22.07），进一步对其在应激应对问卷上的得分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2.5 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对压力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 将时间管理倾向总分作为自变量，分别与压力应对方式各因子建立回归方程。经回归分析发现，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对解决问题、退避因子有显著预测作用。由表4可以看出，时间管理倾向对解决问题、退避2个因子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14和0.263。从回归方程的测定系数可以看出，时间管理倾向对解决问题、退避的解释率分别为7.3%和5.8%。
将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作为自变量，分别对解决问题、退避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对解决问题进入回归方程，系数分别为0.452和0.189(P值均＜0.01)；时间价值感对退避进入回归方程，系数为-0.340(P＜0.01)。
3 讨论
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上无性别、年级差异，但在时间价值感维度上理科生得分显著高于文科生。可能的原因是，理科知识比文科知识更加系统、抽象、难度更高，学生在学习上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主观上有更大的时间压力，觉得时间紧迫不够用，所以时间价值感更强。不同研究在这一点上得出的结果可能不同［5］，这与研究者使用的工具、抽样范围等因素有关，因此，文、理科对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大学生压力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的性别、学科差异。女生在合理化、自责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可能与气质、能力的性别差异有关。理科生由于面临更大的学业压力情景，因此在退避、幻想2个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文科生。而性别和学科差异在压力应对方式上的交互作用还有待深入研究。
研究显示，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高分组、低分组在压力应对方式3个因子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有着高时间管理倾向的大学生能够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在学习、生活中目标明确，善于合理支配和监控时间，因此在压力情景下表现得更有自信，并倾向采取解决问题等较为积极的应对方式；而低时间管理倾向的大学生一般不会合理安排时间，不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主观上压力感更大，因此容易造成抑郁、焦虑等心理不适，从而表现出退避、自责的消极应对方式。
时间管理倾向对压力应对方式的回归效果仅作用于解决问题和退避2个因子上，具体来说，时间价值感与时间监控观2个维度对解决问题具有显著预测性，时间价值感对退避具有显著预测性。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解释为：一方面个体应对方式的使用一般都在1种以上，有些人甚至在同一应激事件上使用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应激行为的类型具有一定倾向性，如“解决问题―合理化”的成熟型，“退避―自责”的不成熟型以及“合理化―幻想―自责”的混合型。还有研究发现，解决问题与退避在应对方式不同因子间的相关程度最高［6］。另一方面，时间价值感反映出个体对“时间”的态度，是一种认知体验。具有不同时间价值感的大学生对压力的主观感受性不同，从而在行为上表现出不同的应激应对类型。因此在本研究中，时间价值感对解决问题、退避构成回归效应。
由于本研究的仓促和局限，仅仅初步考察了成都地区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压力应对方式的关系，并未涉及诸如时间管理的影响因素、大学生压力源等内容的研究。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从时间管理倾向的个体认知及人格特征、各种影响因素如何产生作用等方面进行拓展，并进一步扩大取样范围、样本种类、样本量，使研究结果更具有推广性。
4 参考文献
［1］ PHILLIP LR,著.石林,译.压力与健康.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290-295.
［2］ 黄希庭,张志杰.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的编制.心理学报,2001,33(4):338-343.
［3］ 秦启文,张志杰.时间管理倾向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相关研究.心理科学,2002,25(4):360.
［4］ 段鑫星,程婧，著.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60-69.
［5］ 何伟强,胡建梅，徐建华，等.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心理压力的关系研究.调查报告,2004,8(4):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