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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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角度研究，还是从实践角度探索，都是一对联系远远大于区别的概念。只有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把握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工业化是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国的产业革命使机器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而诞生了近代工业后才出现的一个名词。
首先，工业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理解。
对工业化一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将工业化描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这是着眼于工业发展角度给定的定义，强调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发展。有的学者将工业化定义为：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或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的转变过程。显然，这是着眼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给定的定义，强调的是通过发展工业，使一国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有的学者认为：工业化是近代工业通过自身的变革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使国民经济以至整个社会都得到改造的过程。这一定义着眼于对工业化内容的全面把握，强调工业化概念的综合性。东方学术界往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识工业化的内涵，或者认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或者认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此外，有的学者强调生产的物质结构变化，着眼于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与产业关系的变化来定义工业化。由此可见工业化内涵的丰富性。笔者认为，工业化是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中心向以工业为中心的转变过程。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运用新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起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门类齐全、结构和分布合理的工业体系；二是工业地位上升，超过农业；三是在经济发展中能为其他部门提供先进的科技装备。
其次，工业化是个综合概念，有着特定的层次性规范。工业化是个有着复杂而深刻内涵的综合性概念。例如狭义的工业化概念解释为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广义的工业化概念则是指工业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过程，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和导致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化。
如果从广义角度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工业化的基本涵义由浅入深可呈现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工业本身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是社会经济突出的变革；四是文化层次上的变革。
再次，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必须在过程中理解。尽管上述诸表述的着眼点不同，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一致性，这就是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工业化是个过程。发展经济学家钱纳
里就将工业化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并给定相应的检验指标。
从城市化的水平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0%为初期阶段，30%为中期阶段，70%为后期阶段。认为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或地区，工业化的标准是不同的。例如我国就是将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标准主要界定为人均GDP3000
美元，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至30%。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中“新型工业化”就是着眼于时代特征，以可持续增长和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标准的工业化。
最后，工业化是个实践性概念，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艰辛才能实现的。
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近代工业化发生于产业革命过程中，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世纪30年代末基本完成，历时近一个世纪；近代工业化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差距很大，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工业化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国民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至于现代化工业，只是极少数发达国家才得以实现。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一批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工业产业，但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看：机械化、半机械化劳作在农业生产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几千年一贯制的手工劳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或根本性转变。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商品经济尚欠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工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农业产业化是改革以来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关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界定，理论界同样没有统一的认识。在我国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过程中，虽然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颇有争议，但基本上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共识：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经济；二是要按产业系列发展农村经济；三是要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四是要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实现由落后的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的转变。据此可将农业产业化表述为：在稳定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区实际，围绕本地的重点产品，实现该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种养加、农工商、销一体化经营，达到产业区域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目的，从而使农业真正走上城乡优势互补、产业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这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将工业化内涵的一般表述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一般描述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业化的内涵中，更多地是强调“转变”与“过程”，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中，则更多地强调运作的条件和组织形式。据此，与工业化概念相比较，农业产业化概念是个相对“微观”的并且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性概念。
从联系角度看：在英文中“工业化”与“产业化”是不加区分的，统称为Tndacbrialization。在中文的译文中，也将Tndacbrialization通译为“工业化”或“产业化”。也就是说，作为动态名词，工业化与产业化之间的区分不具有国际性，是中国人在改革过程中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内涵。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联系，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产业化是一国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如果仅从产业化讲，一国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工业产业化，二是农业产业化。实现工业化，就是要实现一国的工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只着眼于工业产业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完整的。从我国的实践看，工业生产经营的产业化，无论从产品的销，还是从企业组织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程度，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我们已经实现工业化，甚至不能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目的的自给自足性、生产组织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手工劳作性等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还更多地保留着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特征，作为工业化主要内容之一的农业产业化，还制约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检验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客观标准。虽然对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检验标准是综合的，但对于一个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产业化的实现程度无疑是客观标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化要求一国的农业产业也要向工业产业那样实现市场化、社会化、系列化，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在经营理念、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等诸方面与工业的产业化程度相适应，以实现工农业两大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一国工业化的进展程度，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现代化”水平，集中地体现一国工业化的水平。
再次，只有形成农业产业化才能最终实现一国的工业化。工业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结果，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进程。一方面，一国工业化的最终实现依赖于农业产业化的最后完成，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就没有一国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对一国工业化的实现具有加速作用的同时，它自身作为结果，也将最终完成于一国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最后，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的联系，实质上是农业产业化、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联系，并且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我们走以工厂为企业组织典型形式、以机器大工业为基本特征的近代工业化之路，还是按照十六大的要求走以可持续发展和信息化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它们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我们今天走市场导向、产业系列、农工商一体化、经济为中心的农业产业化道路，还是过去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实际上都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的重要内容。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文化；市场；特征；特殊；复杂；综合
文化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市场。分析、研究文化市场的基本特征，对于文化市场的管理、发展、繁荣，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作用。本文结合笔者个人近年来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具体实践与理性思辨，对文化市场特征这一重要命题，发表几点拙见，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一、文化市场的特殊性
文化市场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它的特殊性。
总所周知，所谓“市场”，是商品买卖的场所，是一定地区内商品或劳务等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的关系。按地区范围划分，有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按商品种类划分，则有粮食市场、蔬菜市场、黄金市场等；按商品性质划分，又有金融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从本质上考量，所有的市场都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市场具有交换商品、交流信息、融通资金等重要作用。
而商品经济则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式，它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都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关系来进行的经济形式。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大致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大阶段。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它对于促进生产专业化、技术现代化、人民生活富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可见，我国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又集中体现在文化商品的特殊性上面。
所谓“商品”，是指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它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两大要素。一般的商品，其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通过经济价值得以具体体现的，而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则通过经济价值与社会值得以具体体现。也就是说，文化商品具有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属性，是商品领域中的“交叉商品”或“边缘商品”。
因此，作为文化商品流通市场的文化市场，便具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性。也就是说，文化市场不能为了单纯盈利赚钱，而同时要注重人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总体构建。而这，正是文化市场特殊性之所在。
二、文化市场的复杂性
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复杂性。因为涉及到精神领域与文化层面，所以文化市场便凸显出它自身复杂性特征。文化是一个内涵相当广泛的大概念，“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泰勒：《原始文化》）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掌握并传承，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文化市场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文化市场具有提供人们文化娱乐，审美愉悦、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完善人格等正面效用；另一方面，文化市场又存在着黄、赌、毒、网祸等负面效用。
面对此种复杂性，我们就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三、文化市场的综合性
文化市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决定了文化市场管理的综合性。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晋中；民居装饰；创作手法；审美意义；文化内涵
中国民居建筑以其独特的取材、巧妙的结构和别具风格的造型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一切建筑都是由本身的构架和内外装饰的结合才得以成立，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地构成了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特有的建筑体系。纵观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其特征首先是装饰由功能而来，它的产生都是与建筑物本身的功能构件相结合的，不能离开建筑构件而单独存在。其次，作为技术精巧合理的表现，达到了建筑技术与装饰艺术的统一。再次，建筑装饰蕴含了文化审美，它通过某种具象的雕刻、绘画等来传达人们所熟知的象征意义，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
晋中地区的民居建筑数量众多，其装饰精美、内涵丰富，集中反映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地域性特征。它见证了晋中地区的历史发展，是三晋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1.晋中地区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
1.1平面布局
晋中地区传统民居以院落式空间为基础，其总体特征表现为：各个院落单元由正房、倒座、厢房、院墙和宅门围合成，并有明确轴线的空间序列。正房坐北朝南，厢房两侧布置，多数宅院中建有中门或过厅，将左右厢房分隔成里院外院，以正房正门的中心线端点作为序列的结束，有理有序地组织各个功能空间。
1.2造型特征
晋中地区传统民居建筑多呈二、三层建筑，外墙一般不开窗，高大封闭。院内建筑高低错落，加之装饰构件的协调，呈现出活跃生动的轮廓线。
1.3内部装饰
晋中地区传统民居内部建筑装饰以精工细作著称。主要工艺手法主要有砖雕、石雕和木雕，它们制作工艺精湛，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加之与封闭外墙的对比，建筑装饰艺术形成了“外雄内秀”的总体特征。
2.工艺手法和艺术表现
2.1工艺手法
晋中传统民居建筑装饰中，雕刻是最主要的表现手段，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砖、石、木。
木雕多采用圆雕、浮雕、镂雕等手法，通常分布在门户、窗棂、隔扇、挂落、匾额、垂柱、雀替、梁枋等建筑构件上。砖雕则多采用高浮雕、透雕、剔凸雕等表现手法，主要分布在屋脊、屋檐、土地龛、影壁、墀头、烟囱等建筑构件上。此外，石雕的应用也极其普遍，艺术手法上或浮或镂或因或阳，吸收众家雕技和工艺之长，形象饱满而庄重。主要分布在柱础、抱鼓石、泄水口、上马石以及用于观赏的石狮等建筑构件上。
三雕的图案构思精巧，手法细腻，增添了建筑物的景致且象征意义突出，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
2.2艺术表现手法
晋中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通过传达具体可感的形象，暗示出高度概括的抽象观念，体现出使用者的人生哲理。
2.2.1形象的表现手法
晋中传统民居建筑的雕刻装饰是一种形象艺术。自然界动物、植物的具体形象来表现抽象的概念是建筑装饰中应用最广泛的表现手法。这些雕刻形象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如狮子性凶猛为兽中之王，是威武、力量的象征；龟、鹤、松等寓意着道家神仙的长生不老，象征与天地一样长久等。这些自然界的形象都是晋中传统民居建筑装饰中祝福和歌颂的题材。
2.2.2同音比拟的表现手法
在晋中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中，经常借助于题材名称的同音来表现特定的思想内容，这种方法被称为同音的比拟，比如狮与“事”，“蝠”与“福”等。以此来表达人们美好的愿望。
2.2.3重复使用的表现手法
建筑装饰附属于建筑而存在，成为建筑整体的一部分，其外形受制于建筑构件。建筑装饰中所用的题材形象往往被连续地、重复地出现在建筑上，通过某一题材的重复出现来表达特定的用意，表达某种强烈的愿望或期盼。
3.晋中传统民居建筑的审美意义
首先，晋中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的审美意义是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晋中传统民居中三雕装饰艺术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进行功利教育，这些雕刻都有丰富的内涵，如桃园三结义、二十四孝等教育人们要做到仁、义、礼、智、信。晋中传统民居把这种作用充分利用在建筑装饰上，成为了一种育人的手段。子孙后代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人生道理，家族生活在美的理念的环境中，逐渐形成有秩序、有法度、有理想、有作为的治家氛围。
其次，晋中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的审美意义是艺术情趣的表达。晋中传统民居建筑装饰三雕的内容丰富多彩，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建筑装饰充溢着浓郁的民俗气息和民族艺术特色，传递着一种淳朴，清新，雅致的审美情趣。
4.晋中传统民居建筑的文化意义
晋中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是当时社会民俗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建筑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建筑装饰不但是社会民俗的一个载体，还向人们传递着特定历史人文背景下的文化信息。
4.1“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认为天、地、人这三要素是组成整个世界的基本要素，这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组成了整个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性，人们把解释不了的诸如大自然界中风雪雷电等现象归结为它们背后都有某种神秘力量在起主宰作用且将这种力量人格化并希望能与之和谐相处并得到这种力量的庇佑，人们深信“万物有灵”、“天人感应”。这种泛神论观念根深蒂固导致描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故事、格言、古训等成了晋中传统民居建筑装饰中丰富的题材。
4.2宣扬传统的等级观念
礼制观念是伴随着农耕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礼”的精神就是秩序与和谐，其核心内容为宗法和等级制度。礼制思想提倡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随、
男女有别、宾主有异的社会秩序与人伦关系。在晋中传统民居的建筑装饰中处处流露着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宣扬。三雕建筑装饰不仅是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还给单调的构件和空白的墙面增添了美的色彩和形象。其别具匠心的图案，使人们不仅在感官上获得美的愉悦，更在精神上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4.3祈求美好愿望的生存观念
在晋中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的题材中，处处可以看到祈求福、禄、寿、喜的象征表达，这实际上是当时人们生存观念的集中体现，是与当时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自然环境为依托，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所以祈求家宅平安、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升官发财、吉祥如意、多子多福便成了人们普遍的理想与追求。晋中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的三雕艺术充分反映了晋中人民安土重迁、消灾免难、与世无争的心态和社会意识。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在通过参加各种经济组织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更需要社会保障。组织化的农村经济与松散的家庭式的农村经济相比更有利于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如果没有建立各种农村经济组织，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家庭，支撑不起来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种农民经济组织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中坚作用。
解决中国农民养老问题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及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后，农村的推行，使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同时，家庭也发挥着养老保障功能和作用，但由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的变革，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大大削弱。通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和努力的重点。民政部1987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多年来，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研究:在采取和实施战略步骤方面，童兆颖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做好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步是构建以国家责任为主体的政策性保险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第三步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影响方面，孙文基等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王舟、方锐帆提出了在区域发展非均衡的条件下采取区域类聚的逐步推进模式。在统筹城乡制度方面，刘玲玲、赵传芳等认为在中国基本养老制度建设中，面对城市与农村分割，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分立，形成多种退休制度并存的碎片化状况，应建立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在适度差异的情况下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并保持衔接，最终实现一体化。在构建的责任问题上，陆解芬认为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责任不到位，财政支持不够，政府应起主导作用。
以上研究一般都是宏观的战略步骤上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责任、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笼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方面，而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微观责任主体—农村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则缺乏研究考察。本文将从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关系的新角度研究农民经济组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作用，为建立稳固长久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找到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还在于首先总结我国20多年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失败教训是忽视农民组织化，在农村经济组织不发达、农民分散化经营的情况下，即便政府花大力气推动也很难建立持久的大面积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再结合国内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较成功的地区的经验，来研究农村经济组织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个人支撑难以稳固长久，只有政府、个人和农村经济组织三个微观责任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农村经济组织发挥基础作用才能支撑起稳固长久的覆盖面宽广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一、几个相关概念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自愿参加某一个农民经济组织，这种农民经济组织一般是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人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组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指农民加人这些组织的人数多少及合作的紧密程度。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一是不改变成员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二是退社自由;三是专业性强;四是民办、民营、民受益;五是可以突破社区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合作。
农民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农民合作的紧密程度，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一)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典型形式，可以认为是农民联合自助组织的目标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自愿人社，退社自由，平等持股，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合作经营。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由此形成劳动者约定的共营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入股需交纳一定股金，合作社除按股付息外，主要按购销产品数量向社员返还利润。专业合作社也是企业，有的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
(二)股份合作社
股份合作社是在合作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制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本质特点是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与一般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资本在股份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益分配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类组织一般也是实体性和紧密型的，全国各地都有，尤其在东部较多，近年发展较快。农民在兴办龙头企业或龙头企业牵头兴办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储藏、资源开发和水利建设等方面多采取这种形式。
(三)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包括农业服务协会和专业协会等。农业服务协会为农户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专业协会主要是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以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它着重为会员提供技术和运销服务，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其前途是向具有实体的合作社方向发展。凡是从事专业生产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民都可以加人协会，协会对会员进行无偿和低偿服务，人会农民根据协会的要求进行生产销售。
二、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深刻教训:忽视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作用
1991年6月，民政部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制订并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到2000年末，我国约有6172万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整个农村从业人员的11%。2001年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陷人停顿不前的困境(参见表1)，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的状况是:(1)业务处于停滞状态，难以扩大;(2)参保比例微乎其微;(3)领保待遇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小。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从2007年才开始重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95%以上的家庭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最适合家庭保障，不需要社会养老保险。
在这种分散的家庭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困难。由于养老保险的长期性，即便是政府花大力气推行，勉强有一些成效，一旦政府负担吃力，或有所放松，就会马上倒退回去，很难持久。
三、苏州市的经验:发展农民经济组织发挥其基础作用
江苏苏州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苏州市为了村级经济的持续发展，从2001年开始探索发展村级经济的新路子，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组织建设。“三大合作”组织近年来发展很快，到2007年底，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累计已达到2089家。其中，社区股份合作社1032家，涉及集体经营性净资产87. 1亿元;土地股份合作社258家，人股土地面积13. 9万亩;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77家，股金总额达2. 55亿元;富民合作社286家，社员股金总额13. 08亿元。全市加入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的农户100. 3万户，其中拥有股份的农户74. 4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7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农户的广覆盖为苏州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目前苏州市在江苏率先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参见表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决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集体经济状况，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规模和保障水平。
四、国外的成功经验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发达的国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
(一)日本的农民组织化与其社会养老保险
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合作组织法(农协法)。在这个法规的引导下，日本农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各种“共济”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日本的“共济”，实际上是一种互助互济事业，它以农民的相互扶助为指导思想，由一定社区的农民组合成基层共济组织，来共同承担基金筹集的责任。在内部成员年迈、疾病、死亡或遇到灾害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共济”事业与商业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实现国家社会政策为宗旨，个人负担不是直接根据将来给付的需要，缴费与给付之间不是直接对等关系，共济单位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
1948年，“北海道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开始兴办农协共济事业，后来各地也相继举办此项事业。1951年，日本“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宣告成立，标志着日本农村民办官助社会养老保险网络的形成。
共济组织在管理上实行的是统一筹划、分级负责的制度。社区基层农协共济组织是最基本的单位，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承保、保管契约，然后以全额分保的形式向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投保。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在接受基层单位的分保以后，将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向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进行再分保。日本的共济事业普及率相当高，养老保障把全部农民都包括进去了。
(二)法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通过“农业社会互助金”的形式来实现的
法国农村已经脱离了自然经济状态，各种农业经济组织发达，雇佣被雇用普遍，农民组织化程度高。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保险对象和发放标准，也分为领薪农业人员和非领薪农业人员两部分。领薪人员包括农业有限公司的经理、雇工和农校的学生、领薪的总经理以及这些成员的家属。非领薪人员包括农业雇主、农业经营者、农业企业主等。
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管理机构为全国性的“农业社会互助金管理处”。参加保险的人占法国总人口的10%,囊括了所有农村人口。
国外成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有很多方面的经验，诸如宽泛的覆盖面、保险的强制性、制度上的立法性等，但是，最稳固的基础是依赖于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高、工业化程度高，这样才能建立起长久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五、农村经济组织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础作用分析
(一)工业化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前提
在工业化以前，基本养老保障问题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来解决，不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剧增，农村的农业生产高度组织化，农民加入各种经济组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为保障农民(或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障所设立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二)农村经济组织化集约化程度越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强烈
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它既能有效地解决分散农户与国内外市场的连接问题，又有利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甚至形成产业集群。这必然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风险，例如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基本生活保障风险等。这些风险带来的损失或灾难比以前白然经济状态下更多更大，这些风险依靠经济组织更易防范化解或得到补偿。
农民经济组织不论是在应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方面，还是在满足基本养老保障方面，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广使社会养老保险更便于经营管理
分散的农民所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小、共济性差。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一般是一个县的一小部分，这与保险精算的大数法则的数量要求存在差距。此外，当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太小时，不变成本(包括机构设置、管理系统、信息系统装备等)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分摊，边际成本在较小的数值上移动，小规模不经济性在此时就非常明显。
组织化较强的农民更容易组织参与，参与的人数众多，各类人员普遍参加，不容易出现逆选择，实际发生的各种风险指标、人口指标与保险精算要求更趋近一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六、结论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责任主体有个人、政府、农村经济组织(乡镇村集体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其中农民组织不可或缺，发挥最基础的作用。
在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实际只有个人和政府，这就难以支撑起长久的覆盖面宽泛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原因是: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如果主要依靠政府，养老保险的长期性易造成严重政府财务危机。第二，如果由个人为主或个人全部缴纳费用，参加社会保障与自己把钱存人银行或到商业保险公司投保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并不富裕，处于基本温饱状态，有的甚至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能源价值体系
The Research of Energy Value System Based on Viewpoint of Dualistic Value Rong-Jie State
Abstract: The good operation of the energy economy need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energy pricing mechanism,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ergy value constitutes. This paper combined research results about value theory and considering some new changes about energy economic environment, based on viewpoint of dualistic value Rong-Jie state in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cluding physical phi- losophy, energy demand, energy market trading and virtual value theory, puts forward multidimensional energy value Rong-Jie state system, and provides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s for energy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energy price reform.
Keyword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dualistic value Rong-Jie state, energy value system
一、 引言
现代社会中，能源资源、环境与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能源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日趋重要。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能源经济平稳运行对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能源价格基本稳定，能源供需总体平衡，较好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但是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能源与金融环境极为复杂，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对能源结构及能源发展方式的依赖性将不断增强。长期来看，宏观上由于能源需求增长呈现刚性，石油与天然气供给的国外依存度不断加大，煤炭供给受到环境、安全生产与交通运输限制，电力供给则受制于电煤成本约束，导致能源有效供给的短缺态势将长期存在，这将使能源价格水平处于长期上升通道；受国际能源形势复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然环境变化不可控等因素影响，短期性、阶段性、区域性与季节性的能源供给不足缺口也日趋明显，这将直接波及到能源产业链中的中下游企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发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随着国内外节能减排与低碳环境约束的不断强化，微观层面上，能源企业需要结合国家的能源战略调整，更加注重能源成本控制与价值链体系的构建。
“十二五”期间，深化能源价格改革，理顺煤、电、油、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将成为能源经济改革中的重点议题。那么，如何在能源价格机制形成过程中，更科学合理地反映出能源需求程度，反映出低碳环境约束，反映出稀缺性能源的有效配置，为实现我国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供需价值链，将成为政府和能源企业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从经济学思维出发，价格形成机制与价值理论关系密切，价值理论是价格理论的基础。因此，探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价值体系理论，以此为基础补充完善能源价格理论，将会为我国能源价格改革提供科学发展的新思维。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基于目前能源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借鉴科学的价值理论，深入对能源价值的探索，扩充能源价值体系的认识领域，为能源价格改革以及能源企业管理提供新思维和新方法。
二、能源价值体系的研究文献综述
对价值的认识观，既有哲学视野也有经济学视野的认识，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价值与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与分配过程密切相关，商品价值必须从市场或者其他途径得到实现。本文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分析能源价值体系。由于能源价值体系的专题研究文献较为匮乏，本文在此引用自然资源价值研究文献进行分析。这是因为：一次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属于自然资源中的能源矿产资源类别；二次能源，电能如火电及可再生能源（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潮汐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的主要投入品煤炭、水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以及部分生物质能也都属于自然资源。
目前，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研究比较滞后，完整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但以基于经济学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些理论框架。由于不同的经济学派对价值的内涵有不同认识，所以自然资源价值的理论基础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劳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其中，劳动价值论来自于经济学，该学说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人的思想，认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二重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一种货币表现形式，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价值角度分析自然资源时认为，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不以商品形式进入生产过程，本身没有价值,即不转移旧价值，也不形成新价值[1]。目前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多数文献中所分析的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经济资源，即已经进入市场交换，并具有产权归属的自然资源,而且该自然资源经过开采，已经具备了劳动价值。如王华华（2009）认为自然经济资源，其价格形成过程即发现、占有、开采、维护和保障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自然经济资源价格形成是由其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这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由劣等条件下的个别劳动耗费决定[2]。
效用价值论则主要基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说。该理论认为：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而是人的欲望同商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间的关系，即商品效用，强调效用是价值的源泉和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效用非客观化，而是人的主观感受和评价。
均衡价值论即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即资源价值体现为商品的货币表现，即交换价格，资源价值即资源均衡价格，是由资源需求与资源供给相互作用并达到均衡状态时的价格。资源价值实现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商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分别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内在依据(来自需求)和外在依据（来自供给）。（林伯强，2009）认为均衡价格理论，资源优化配置和外部性理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能源经济学的贡献，可用于能源价格研究[3]。
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资源价值（价格）进行分析的价值理论，主要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思想。其代表人物Rolston（1988）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而且生态系统还具有超越前两者的“系统价值” [4]。余谋昌（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自然是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体，自然资源同人的需要发生关系而形成的价值称为 “外在价值”，自身的价值是 “内在价值”[5]，黎永亮（2006）依据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认为自然资源价值的补偿不仅包括有形的消耗部分，还需要考虑生态价值的恢复和重建，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然资源价格模型[6]。
除此之外，部分自然资源价值的研究文献综合了以上若干理论并做出了部分修正。如张光文(2001，2004)基于劳动价值与生态价值论，认为自然资源价值包括直接投入的劳动价值、补偿价值、机会成本价值、生态价值[7] [8]；夏佐铎(2002)基于劳动价值与效用价值论提出了复合价值论，认为矿产资源资产的价值应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矿产资源的自身价值，二是矿产资源资产的权益价值，三是由凝聚到资产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产生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9]；任海涛（2009）则修正了效用价值论，并结合劳动价值论与生态价值论，认为自然资源价值包括自然属性价值与人类劳动价值。自然资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然属性(物理、化学、生物等特征)也构成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但其价值大小取决与人类需要程度，或者说来源于效用，但主要是客观效用而非主观效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构成主要来自于自然力、自然属性与人类需要、不可再生性、垄断、人类劳动与区位价值[10]。
目前，随着理论界对虚拟经济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虚拟价值角度对自然资源价值进行了初步分析。如陈长，邓朋霞（2010）根据马克思关于虚拟价值的间接论述认识到：自然资源进入到生产过程和商品交换环节，其虚拟价值就附载在商品体上，商品价值构成中就包含了虚拟价值，虚拟价值不仅会通过价格表现出来，还要通过价格获得实现。文献认为虚拟价值是人来赋予的，但对其来源并未明确指出[11]；李源（2009）则认为虚拟价值并不依附在社会价值的真正实体―劳动产品之上，虚拟价值 载体的社会属性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人类一般劳动凝结其中的劳动产品。文献认为自然力(资源与环境)具有的价值就是虚拟价值，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格受价值规律与供求规律的支配；并认为虚拟价值对象的外延更大，不仅仅限于自然资源[12]。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见，研究者对自然资源价值体系给出了有益探索，但由于研究视野以及所持有的理论基础不同，研究结论存有较大分歧；部分研究者试图将各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综合并修正，但对某些自然资源价值构成部分的源泉缺乏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从虚拟价值角度展开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匮乏，视野也比较单一；针对能源价值体系，特别是二次能源――电力价值体系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目前，我国能源市场与价格改革滞后，从深层次分析，这与决定能源价格基础的能源价值理论的专门研究比较匮乏也有一定关系。而当前我国能源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是，在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从人本主义角度来重新思考能源价值。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对虚拟价值的研究，有着较深入的探索，已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所提出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观，即是基于人本主义经济观，强调生活价值的实现，这一观点将为能源经济研究拓展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为能源价值体系提供了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路径，为新形势下能源经济建立科学发展的能源价值观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积极借鉴其价值理论的创新成果，将其应用于能源经济研究范畴，多元化地探索能源价值体系的科学构成。
三、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观
物理哲学认为，自然界的物质除了具有能量这一基本属性以外，还具备许多其他属性，如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社会性与信息性等，这些非能量的物质属性与能量物质属性相结合，即可实现耗散结构的有序化进程。一些非能量形式的广义有序化能量可以依附于有序化能量中，间接地对耗散结构的有序化程度产生影响。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假设认为：宇宙运动形态是由“物质态”和“信息态”循环作用构成的，“信息态”中的信息容纳于“物质态”之中，推动了“物质态”的进化发展；新的物质形态又释放出新的信息，再容纳于“信息态”之中，推动了“信息态”的进化发展，如此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进化现象构成了自然社会的容介态，即社会是一个以信息变化为基础的动态进化过程[13]。这一假设构成了该理论的物理哲学观。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观，即是在该假设前提下提出的一种价值观念。该价值观认为：实体经济主要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使用功能要求），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可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通常人们所说的虚拟经济一般指金融活动，即狭义的虚拟经济）[14]。广义虚拟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即传统价值由于不断容入信息介质而进化为更高级的价值。正是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信息态）的虚拟价值和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物质态）的使用价值相融合而使价值进化这一现象，共同催生了二元价值容介态的广义虚拟经济 [15]。二元价值容介态观，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人本经济的“生活价值观”[14]。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认为当前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并非一成不变的均衡系统，而是时刻处于传统价值与信息介质带来的新价值之间不断动态融合和进化的容介态[16]，也可以理解为，该系统是时刻处于经济变量从非均衡到均衡之间不断进化的动态适应过程，也是一种均衡与非均衡同时存在的一种耗散结构。其实，能源经济系统属于经济系统的子系统，也可视作一个复杂科学系统，同样具备适应性、非线性、进化性、涌现性等复杂性特征。按照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思想，也可将能源经济系统看作一个物质态与信息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自适应动态进化过程，是能源实体经济与能源虚拟经济相结合的一个复杂系统，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研究范畴。
四、二元价值容介态观下的能源价值体系
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看，能源经济同样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特征，传统的能源价值（自然资源价值）由于不断融入各种信息介质而进化为更高级的能源价值。能源价值不是单一构成，而应该是一个复杂体系，或者说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二元容介态，是一个能够体现能源供应的稀缺性、能源需求的多层性、能源与环境的社会经济关系、能源的不可再生性、能源的时空性等复杂性特点的多元化、多层级和动态发展的能源价值体系。
那么，从不同的角度，能源价值体系应具有不同的二元价值容介态特征。如从物理哲学观角度，该体系表现为能源物质价值与能源信息价值的二元容介态；从能源需求角度，表现为能源使用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的二元价值容介态；从能源市场交易角度，表现为能源供给（卖方）价值与能源需求（买方）价值的二元容介态；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表现为能源实体价值与能源虚拟价值的二元容介态。
首先，从广义虚拟经济的物理哲学观角度看，与能源经济系统的物质态和信息态相对应，能源价值体系可分为能源物质价值与能源信息价值。能源物质态表现为能源再生产过程（生产、流通、消费与分配）中的能源产品物质形态，能源信息态蕴含在能源的物质形态以及衍生品的再生产过程中，能源信息束包括与能源产品与服务相关的经济信息、社会信息、法律信息、技术信息、环境信息、市场信息、企业信息等。因此，能源物质价值主要表现为能源产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即自然力价值，是自然界赋予的没有经过信息加工的生态价值。而能源信息价值则包含了能源勘探、开发、生产、交换、消费、金融等相关经济、社会、技术与环境等信息的价值，是经济社会赋予能源产品的一种经济价值。在目前的经济生活中，能源信息不仅包括能源产品信息，还包括能源金融衍生品信息，如石油期货、天然气期货与电力期货交易、能源排污权、能源碳金融交易等信息，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网络化、国际化特征。随着现代社会信息量的延伸无限性，能源信息价值不断融合在能源物质价值中，向更高的进化态演变，这两类价值不断相互融合，不断进化，形成一种二元价值容介态。
图1 二元价值容介态观下的能源价值体系
其次，从能源需求角度看，能源价值体系可 分为能源使用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这两类价值主要是从能源消费主体对能源有用性判断基础上形成的需求价值或功能价值，其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消费者需求理论和市场营销理论。其中，能源使用价值是指能源作为一种缺乏需求弹性的重要投入品或日常必需品的客观有用性；能源心理价值则是指附加在能源核心产品层次上的形式产品层（包括质量、规格、型号、品牌）以及延伸产品层（售前、售中与售后服务以及拓展服务）上的能满足需求者更高层次需要的衍生价值，由于这类价值主要体现在需求者的心理层面，故称之为能源心理价值。从市场营销学的产品观看，能源使用价值实际上是指产品的核心效用，是产品的核心层提供的客观需求价值，能源心理价值则是产品形式层与衍生层所提供的外延效用，更多是属于消费者主观判断后形成的需求价值。能源主要是耗能性产业如交通运输业、钢铁与化工行业，特别是有色金属冶炼，电力（二次能源电力产业本身也是耗能性产业，主要消耗煤炭与石油）的主要投入品，所以生产领域更重视能源使用价值，而在能源（电力与天然气）的非生产性消费领域，如家庭、商业与政府消费领域，随着能源差别化服务与能源品牌的推广，以及绿色能源与低碳消费观的生活化渗透，低碳城市化的推进，能源心理价值日渐重要，消费者对能源的清洁、低碳与可持续需求即属于心理价值需求。在国内外对能源―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机制不断探索与反思的背景下，能源价值与价格构成中，需要对能源心理价值及其与能源使用价值的相互融合倍加关注，两者必然呈现出不断渗透，不断进化，而且能源心理价值逐渐凸显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再次，从能源市场交易角度看，能源价值体系表现为能源供给（卖方）价值与能源需求（买方）价值的二元容介态。因为在市场活动中，市场主体由于市场参与目的不同，对价值的判断也存在不一致。如企业对商品价值的认可，来自于成本―效益分析后的利润实现，企业认为价值源泉来自于生产要素报酬；消费者对商品价值的认可，则来自于商品售价与其需求价格的差额，即消费者剩余体现的消费者福利，其理论基础是均衡价值论。因此，能源供给价值是指在能源生产（包括勘探、开发的广义生产）与能源流通过程中所投入的要素贡献，包括劳动要素贡献、资本要素贡献，产权要素贡献、级差土地贡献（区位价值）、技术要素贡献、环境要素贡献及其他供给要素贡献，反映到能源价格上即表现为能源生产价格；能源需求价值则指能源消费者对能源所能提供的效用或满足程度的价值判断，包括能源基本使用价值与心理价值。反映到价格上即能源需求价格。能源供给价值与需求价值的相互作用，实际上表现为能源市场上能源供给（或价格）与能源需求（或价格）的相互作用，最终在某个时点、某种条件下可能形成能源均衡或非均衡价格，能源价格的背后体现了交换价值，体现了能源供需双方价值的货币实现。当影响能源供需的因素发生变化时，能源供给价值与能源需求价值也会随之变化，二者相互作用，可能在新的条件下形成能源价值均衡态，或者呈现出非均衡态与均衡态间的价值耗散结构。从动态角度看，实际上表现为市场交换活动中，能源供给（卖方）价值与能源需求（买方）价值不断演化、不断适应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最后，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虚拟价值理论角度看，能源价值体系可表现为能源实体价值与能源虚拟价值的二元容介态。能源实体价值主要是指从能源的物质属性、自然属性和功能属性出发，在能源产品实体中所蕴含的自然资源价值与功能价值，表现为能源物质价值、能源使用价值以及其他非信息化的实体性价值；能源虚拟价值主要是指能源的非物质态价值，以及体现了能源需求者心理需求的价值，表现为能源信息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以往的能源价值以及价格形成机制研究中，主要是从能源实体价值角度对能源价值（价格）进行分析，缺乏对能源虚拟价值的认识，前文所提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中对虚拟价值的研究，实际上仅仅是对自然资源价值或自然力价值的认识（由于马克思将其称之为虚拟价值），属于本文所分析的能源实体价值中的构成，而本文所指的能源虚拟价值。随着现代社会中，能源的信息价值、 心理价值这些虚拟价值在能源经济系统中各层面（企业层、社会层、用户层、政府层、环境层）的多重衍射，能源虚拟价值不断融合进能源实体价值中，并进化为更高形态的能源价值，形成了不断适应、不断演化的二元价值容介态。
以上就是从不同角度对能源价值体系构成的认识，表明了不同层面上能源价值均具备二元容介态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层面的能源价值构成部分的内涵存在某些重合。如能源实体价值包含了能源物质价值，能源使用价值及其他非信息化的实体性价值；能源虚拟价值包括能源信息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能源需求价值包括能源使用价值与能源心理价值；能源供给价值则包含了能源物质价值与能源供给或利润相关的信息价值。其中，从广义虚拟经济的物理哲学观、虚拟价值理论以及二元价值容介态观对能源价值体系的认识，扩展了以往资源价值理论的简单综合或者结构分析框架，扩展了资源与能源价值的认识论，这将为我国能源企业管理与能源价格改革带来有意义的启示。
五、启示与结语
能源价值体系的二元容介态观，首先，对能源企业而言，将使其在战略观念、管理实践、营销服务与品牌建设、商业运营模式以及智能能源网络建设领域有了更广阔的新认识。在企业战略观念上，能源企业应结合环境、社会与能源需求侧的新要求，创新能源市场营销观，构建能源虚拟价值服务理念，迎合绿色能源消费与低碳消费观，提供蕴含更多虚拟价值的能源产品和优质的深层次服务；在管理实践上，应着重提高人力、资本与土地资源的技术与经济效率，提高能源供给价值，并重构管理流程，改造企业传统价值链，在企业内、外部构建提供更多附加价值增值的虚拟价值链，提高能源企业的信息价值含量与用户虚拟价值含量，大力发掘能源虚拟价值源泉，实现双赢；在营销服务与品牌建设上，应根据能源市场改革需要以及能源企业特点，大力推进差异化、低成本或特色化战略，以及推广各种营销策略，塑造提供更多虚拟价值的绿色、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特色的能源品牌；在商业运营模式上，可适时推进虚拟组织与虚拟交易平台建设，扩展能源衍生产品等金融交易，控制企业运营风险；在智能能源网络建设上，应积极推进智能化能源系统工程建设，构建智能能源网络，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更高效率地利用和配置稀缺性资源，以适应经济、环境、信息社会的科学发展需要。
其次，对能源价格改革相关的政府与管制部门而言，也将对其改革路径选择、价格管制方式给出新的启示。改革路径上，需要结合能源价值体系新观念，适应全球能源市场化趋势，塑造新的改革环境与文化。包括全力塑造全社会的能源―环境和谐科学发展的价值观，营建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际多个层面的绿色能源文化，积极推进能源市场体系建设，包括能源技术信息市场与能源金融市场、能源衍生品市场与碳交易市场等；在能源价格管制方式上，应注重科学研究和经验比较，统筹考虑不同层面能源价值构成的特点，以及在不同区域与不同时间的作用方式、作用效果、作用规律，探索能源虚拟价值在能源价格构成中的作用机理与形成机制，以全面促进能源实体价值与能源虚拟价值的双重实现，并采用科学灵活的手段，结合市场化建设，实现科学发展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以适应我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此，笔者将在后续的研究中深入分析。
总之，本文在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研究成果的借鉴，以及对广义虚拟经济的二元价值容介态观的分析基础上，认为能源价值体系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不同认识，并从广义虚拟理论的物理哲学观、能源需求角度、能源交易角度与广义虚拟价值理论角度，提出了新的能源价值体系构成与二元容介态特征。这一新的认识，为能源企业管理以及能源价格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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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6篇
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7篇
这里所述的“利益”概念是多方面的,它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非经济的;既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本文将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论证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如何决定会计发展的,并对我国会计今后的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
1对会计发展的再认识在原始的计量、记录时代,人们对相关事项计量、记录的动机,首先在于明确和协调人们在交往中的利益关系。这对于以社会形式存在的人类自身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利益关系确定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其现有生产状况的维持及合理分配,并最终关系到共同生存(郭道扬,1984)。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愈发巩固了人们对这种利益关系的依附。会计作为一种明确和协调利益关系的手段,故而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和长足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会计在主观上是人们利益关系的明确和协调,但在客观上,它又具有辅助经济管理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加深,越发显得更加重要起来,以致于人们忽略了会计发展的真实动因。这可算是人们在会计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人类原始的会计行为计量、记录行为,还属于一种综合性质的行为,……,它不仅与会计有关,而且与数学、统计学,以及其他学科有关。”(郭道扬,1984)。这里,郭道扬教授所提到的“会计”概念是现代意义上的。但从中我们确能体会到原始意义上的“会计”所涉猎范围的广阔。这种宽泛的计量、记录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从静态的角度来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之所以是静态的,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状况还不能使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发展到如此复杂的程度,以致于必须采用更为适合的会计手段来反映这种利益关系。这种静态反映的具体表现就是早期单式簿记的运用。“单式簿记的产生、发展与自然经济的产生、发展是相适应的,换句话讲,单式簿记适合反映、监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它在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经济、封建制经济服务的过程中,经历着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形成单式簿记的方法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郭道扬,1984)。
我们称这一阶段为简单利益关系驱动下的会计发展。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出现以后,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便变得复杂起来。单式簿记对这种日益复杂化的利益关系的反映,已显得力不从心。复式簿记对单式簿记的取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复式记帐使繁杂的交易事项变得有序化,进而明确和稳固了单式记帐所无法完成的利益协调。德国经济学家Sombart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复式簿记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萌发。这显然是对复式簿记重要性的过高评价,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批驳,而且当代实证研究也表明Sombart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然而,正如美国会计学家Most指出的那样,Sombart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里感受,但Sombart却也道出了资本主义企业家区别于海盗之处,或许就在于其拥有计算和节俭的基本技能。所以,我们在一方面强调会计发展的利益驱动的同时,必须看到会计在客观上对经济事务的辅助管理功能,特别是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的提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多地从静态存量利益的关注,转变成对动态流量利益的关注,尤其是增量利益。这样,科学管理手段在会计中的渗透便应运而生了。会计辅助管理的功能因而变得强化了。
我们称这一时期的会计发展为综合、扩大化的利益关系驱动下的会计发展。从对会计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会计的确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设置一个简单的、具有逻辑关系的帐户为起点,会计人员在复式记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使得一个大规模的企业能够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并通过财务报告的方式经金融中介机构向大规模融资敞开了大门(Most,1993)。可见,复式记帐的潜能是巨大的。然而,为什么借贷复式记帐法在15世纪中后期,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地区出现以后,在公元1500年~公元1800年期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会计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而没有大的进展和作为呢?原因就在于这个被西方会计史学家称为会计发展“停滞”的时期,也正是欧洲尚处于农业社会时期,经济变化不大,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对于以后工业社会来说,尚不十分复杂,且比较稳固,因而并没有形成对会计变革的压力。然而,工业革命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稳的利益关系,复式记帐由此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当今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现实的世界正迈向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所涉及的空间在不断地扩大,而且人们把眼光逐渐从既得利益转向了为了利益的关注。当前社会公众对会计的批评,已或多或少地表明现有会计在利益明确和协调功能上的再一次乏力。
面对这样的形势,会计将何去何从?Most教授认为,计算机系统已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这样的事实:(1)复式记帐系统仅仅是多维记帐系统的一种特殊形式;(2)以数据库方式建构日记帐;(3)从现有的工作底稿派生出扩展化的工作底稿;(4)财务部表作为公司系统信息交流的载体,已发展为财务报告,从而超出了过去寓于帐户的数据形式而扩展到叙述体。会计的这种发展趋势,确能使现有的许多会计人员倍感所肩负的责任已远远超出了他(她)们的能力所及。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把当代会计发展称为立体网络化利益关系驱动下的会计发展。概括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了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2)不同形式的利益关系,反映了不同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从而要求着不同的揭示和协调形式;(3)会计作为揭示和协调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手段,在不同复杂程度的利益关系驱动下,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2“经济后果”论说明了什么至少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就已有一种广泛的认同,即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或称“经济影响”)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Zeff在《“经济后果”论的兴起》一文中认为,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是指会计信息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这一时期所兴起的“经济后果”论说明了什么?它正说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理论界在试图单纯的从理论上寻求“最完美”的会计准则碰壁之后的反思。这使得他(她)们认识到会计本身就是“经济后果”的产物,或者说,会计本身就必然具有“经济后果”,离开了这一点,会计也就失去了它发生、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就连Most教授也惊呼道,为什么这个观点没有在早些时候为人们所关注呢?看来“经济后果”论似乎有些姗姗来迟了。回顾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会计理论的建设之所以艰难,根本的原因在于理论构建者们始终回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会计发展的制约和驱动作用。会计理论家们采取了多种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伦理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以及现代的事项法、系统法和实证法等,所有这些都未能构筑起一个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理论体系。
期间,美国会计界所采用的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逻辑起点,并进而构建会计理论框架的方法,虽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但由于其一些概念的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和一些原则的前后矛盾,所以仍然在实践中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批评。有证据表明在美国的会计理论概念框架启动之后,财务会计报表的使用者对会计报表的信赖程度反而降低了,而且FASB自1978年以来所颁布的会计准则也很少是依赖于该概念框架的(Most,1993)。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家们一方面发掘会计自身的科学性,努力将会计引入科学殿堂的同时,却武断地割裂了会计同人们追求利益之间的关系。他(她)们静心寡欲般垒砌着会计理论大厦,不食人间烟火,以为这样就能做到他(她)们所追求的“客观”与“公正”。然而,事实表明,这样举动收效甚微。会计的实践步伐并没有按他(她)们预先设计的路线走下去,而且仍然在明确和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艰难地跋涉。看来理论家们应将他(她)们的“目标”指向会计的利益明确和协调功能,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描绘会计理论的蓝图,也许才会有真正的收获。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会计发展的总体趋势可以这样描述,社会生产的提高引起人们间相互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冲突化要求会计不断调整,甚至创造出相应的新技法来明确和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促使利益关系有序化和社会的进步。
这里我们需进一步阐明的是,社会生产不是决定会计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因,也不是唯一因素。我们赞同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认为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转变,不是任何单因素可以支配的,它总是众多的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与奇特的凑合,其中既包括经济的因素,也包括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罗荣渠,1993)。在此观点下,因而我们认为这种受多元因素影响的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关系才是会计发展的直接驱动力。假使我们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和一堆会计准则交给孤岛上的鲁滨逊,那他肯定会欣然接受机器设备,而将那一堆准则抛在一边。因此,单纯生产的提高而离开人的社会存在,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往,会计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一规律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形态中都将使用,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会计所要明确和协调的利益关系的形式或结构不同而已。
3“范式”转换──利益驱动下的会计变革当今社会已步入高科技时代,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这时我们的会计人员该做些什么呢?自从出现借贷复式记帐法到现今,已有500多年的岁月,会计及其财务报告的渐进发展已经创造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变化多样的系统。人们在努力解释,抑或更可能是合理解释这个系统的同时,会计实务已在公司的一种“会计模式”上达到了它的顶峰。这一点无论是在使用通用帐户格式的国家还是在建立概念框架的国家,都得到了证实。这种传统的“会计模式”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已不能迎合人们的需要。会计人员不能再继续沿袭旧的传统了,他(她)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变革。对会计发展的重新认识也就是会计发展的认识、会计研究的深化。每一代的会计工作者,甚至每一个时代都要对会计进行自己的认识。著名科学哲学家Kuhn认为,科学的进步不仅仅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提问方式和理论体系,即不同的“范式”(paradigm)。科学的进步就是“范式”的更迭,而且旧“范式”的衰退与新“范式”的涌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对于会计是否为科学殿堂中的一员,我们姑且不论,单就“范式”变换这一思想给会计的启示来说,无疑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即会计的进步与发展不应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而应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开放系统,其所受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远比自然科学要巨大。
那么,新“范式”下的“会计模式”应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尚不能预言它的全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个新“范式”下的首要观念必然是会计发展的利益驱动。会计规范必须更加有利于利益关系人对利益的明确和协调。因此,它不再是单纯会计职业界自身的工作,也不能简单地沿袭某个或某些行业的惯例,更不能依赖那些缺乏现实基础的“理论”的东西。会计规范必须权衡所有利益关系人的利益,而这种权衡能否被人们认可,方法之一就是要将他(她)们纳入到会计规范过程中来,因而每一项会计规范都将是一场博弈。此外,新“范式”下的会计特色应是方法与规范并重,即会计人员应重视会计方法的创新,而不应只是停留在会计规范上,因为会计规范往往是博弈后的结果,自然存在某一方或某几方的利益不能被考虑的可能,而一项新的会计形式或方法的出现,则可能使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会计史上复式记帐取代单式记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众多单式记帐下十分可能或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复式记帐下却变得十分的简单。如今面对复式记帐在处理现实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预测未来会计的走向时,我们也应该思索创新一种“会计形式”,美国会计学家YujiI-jiri提出的三式记帐,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许未来的三式记帐正是现在的复式记帐。当然,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确实还没有那么紧迫,但变革却是大势所趋。西方会计发展领先的国家,如美国,早已开始着手对会计计量方法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的揭示方式实施改进。这表明新利益驱动下的会计变革已经开始了。
4思考与启示作为世界会计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国的会计发展亦应遵循利益驱动这条基本规律。我国会计发展的艰难曲折表明,当我们违背这条规律时,我们的会计事业就要停滞,甚至严重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整个国家经济都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当我们遵守这条规律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摆脱传统体制对会计的束缚,在市场条件下,考虑到国家、集体、个人等多方面的利益要求,从而使得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春天。然而,改革带来的会计风暴刮过之后,我国的会计状况是否就风平浪静呢?面对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我国的经济相对于过去已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许多新的经济观念纷纷涌现,人们之间的多方利益如网络般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因而客观上要求会计必须采取相应的形式来明确和协调这些利益关系。超级秘书网
我国目前的会计理论建设以及在实践中的会计准则制定,相对于以往虽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但在有些方面仍显不足,如:
(1)在准则利益协调上的政府偏执,企业自身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不足或被忽视;
(2)准则制度
工作的开放度不高,因而准则“不准”的现象时常发生;
(3)结合国情进行会计方法创新的思想观念不强,而且这方面的人才也奇缺,致使我国会计改革更多地是处于会计规范地领域,对于会计方法角度入手来解决当前现实的和潜在的会计问题尚涉足不多。因而生搬硬套国外经验的事情屡见不鲜。因此,遵循会计发展的利益驱动规律,把会计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应是我国未来会计发展的总体思路。
5结束语
什么是会计?会计是用帐户对社会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将会计定义为经济学家的决策模型或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息需求都因过于狭义而失去意义(Most,1993)。由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因而要求所采用的解决方法亦应不同。会计是随着需要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会计实务必须与不断变革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以及不断变革的会计目的相适应。一言以蔽之,会计在利益驱动下发展与变革。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发展史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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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会计理论[M].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7.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第8篇
千年大运河· 文脉颂中华直播活动观后感心得体会1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起源十分悠久，从最初作为水路运输线到如今成为连接海河两岸的经济文化带，甚至对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沟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文化时期，如何结合国家战略，保存这一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建设和规划，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与深远的时代意义。同时，大运河的开发建设直接影响我国河流沿岸的城市化建设、各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进展，因此，通过回顾运河的发展历史，遵循其发展的特定规律，从中寻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思路，有益于其在新的阶段发挥更大的价值，推动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精神品质。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沿革
京杭大运河的建设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工程历时约一千八百多年，从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兴建，经过朝代更迭直到13世纪末才正式完工，其是世界上最早开凿的、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相较于欧洲国家最早人工运河完工时间早了两千余年，深刻体现了古代人民对于发展航运、改造生活环境的智慧和强大的意志。本文将分为三部分简述大运河的历史变迁，了解大运河在历朝历代的建造版图和主要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带和淮河区域就出现了人为开凿的运河，史书中记载最早的是公元前486年由吴国宰相伍子胥带领吴国百姓开凿的邗江，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运送军队与他国征战。公元前360年开始修建鸿沟，最终形成了联结多条河道的水路交通网，极大推动了当时各国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后来在汉朝陆续新建了汴渠、白沟、平虏渠等运渠，形成了大运河初步的轮廓。
隋炀帝时期，为了向都城洛阳运送丰富的江南地带的物资，同时控制华北区域的军事力量，公元603年开始凿建永济渠，后又开凿了约一千多公里的通济渠，之后于公元610年开始了江南运河的河道工程，之间历时二十余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隋运河系统。唐宋两代基本沿用隋运河的航运系统，并且使其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促进了沿河地带的商业发展。
元代以来，由于运河年久失修致使多处地段不能进行航运，阻碍了物资的运送。为了使运河直接从淮北经山东进入华北区域来缩短运输里程，改造了江南淮北的多处地带，并最终使得京杭运河全线通航。之后，历经明清两代，我国劳动人民在改善河道淤塞等问题的基础上，对运河均进行了局部的修缮。但近现代以来，由于战争因素导致河道被毁严重，直到解放以后，经重新整治和管理河道又获得了新生。
大运河的现状及其文化带的建设意义
京杭大运河目前存在部分河段水质较差甚至干涸的现象，且由于流经区域极度广泛，运河流经城市地段受到保护和重视，因而河堤建设保存较好，然而流经村庄田野等地由于无人修缮管理导致河堤的严重破坏，甚至成为垃圾孕育的场所，严重污染了水源，破坏了当地水生动物的栖息环境。不仅如此，缺乏监管也导致河道附近的古文物遗存被荒废破坏，凝结着人类珍贵的知识结晶和辛勤付出的杰作逐渐消逝埋没于岁月的长河。
大运河在古代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各国间的密切融合，时至今日又具有了新的特殊使命。在当代，大运河的文化建设正契合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对于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也能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除此以外，加强对运河的建设与监管，对于古文物建筑遗址的保护及其文化内涵的弘扬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有益于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外，京杭运河的文化带建设对于促进河岸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交融、带动沿岸区域经济效益的增长及促进全球贸易合作的密切关系都有不可比拟的价值。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思路
首先，应当重视运河遗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保护留存的珍贵建筑。
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6月22日正式申遗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然而遗址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为此需要加强对京杭运河的全面认识与研究，制定有关运河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规章，并进一步加强各地区间的协调与各部门的合理分工管辖，来从各个方面为保护运河文物和传承运河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京杭运河自兴建以来以丰富的水资源养育了沿岸地区的人民，带动了周边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如今依然可以利用交织的航线推动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在文化带建设过程中，要将其与河流两岸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可建立一些文化创意小镇，进一步优化独具特色的城镇体系，使民众充分享受运河带来的便利与其对周边产业的益处。
再次，可深入挖掘运河的文化内涵，利用其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打造养生旅游度假基地，对此可根据河段的特色和优势进行建设和规划，比如山东临清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承载了厚重的运河历史，可在当地建设博物馆、运河古街等项目。另外，在水源充足、绿化优美、气候适宜的地区可开发建设温泉旅游景点和休闲度假区，既扩建和维护了运河的生态环境区域，又助于弘扬悠久的运河历史和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从而提升国民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最后，可积极打造融合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多元特色文化产业，构建集生态、旅游和文化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链，以绿色生态为发展理念注重环境保护和多元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同时，积极促进农业、林业、水利建设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形成产业和谐发展、共同促进的局面。
另外，可依托我国的国家战略和建设项目，积极发掘京杭运河的全球性战略意义，借此提升其在世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以国际视野打造“世界运河文化之都”，建设极具标志性的运河文化景观，聚焦社会热点，使大运河的文化和历史传播得更为深远。
目前京杭大运河的文化带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所以必将以更为长远的目光从整体上提升其发展层次和水平。在文化带建设过程中，应当明确各河段的区域特点和历史变迁，采取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同时在保存珍贵的文化遗址的基础上加强对运河文化和历史的传播和弘扬，积极开拓和建设与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多元文化產业和旅游业，使运河持续不断地造福人民，将其绵延不绝的文化精神传扬给华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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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长1700多公里。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大运河文化具有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农耕经济就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经济形态。大运河的产生与当时统治者争霸和巩固政权有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是农业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大运河实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大运河所经过的区域都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大运河的开发和保护必须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运河不仅有调节沿岸生态平衡的作用，还可以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大运河形成以后，在服务当时统治者的同时，也带动了沿岸区域的商业发展。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因运河带动，工业、商贸及手工业极为发达;济宁是烟草盛产地，每年数百万银两交易量;仪征是盐、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各种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应特别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内在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概括。大运河的最大特点就是“动”，包括人类的“动”，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动”，文化的“动”。大运河“动”的特点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 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指的是大运河本身心胸的宽广。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不同，这都形成各个区域的文化的不同。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从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
第三，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是大运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说是大运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这和大运河文化的内在特征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是由其内在特征，即包容性决定的。大运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内在的胸怀。正是由于其宽广的胸怀，才有对待不同地方文化开放的自信。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唐代大诗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写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在音乐、服装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吸收对流域外各地文化精华上，还体现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化，无论从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仪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中国特色。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如运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几乎村村有寺庙，有的村甚至有几个庙。明代后期，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教派的同时，把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来，使当时的人们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 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运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据点，尤其是京城和运河南部城市。从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南亚诸国甚至是欧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经过运河沿岸城市到达当时的京城。这些人一方面带来自己的文化，传播在运河流域，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运河沿线的文化带回本国。特别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强盛、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运河成为东南亚诸国以及朝鲜、日本朝贡的首选路径。贡使们往来于运河之上，见证了帝国曾有的辉煌和大运河的繁华。
第四，“外柔内刚”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运河文化特征时，人们常将其和长城文化一起比较，认为长城文化具有“阳刚”的性格，而大运河文化则具有“阴柔”的特征。这种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大运河文化具有外柔内刚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大运河缺少长城的壮观，没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条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运河和普通河流没多大区别。这只是大运河“外柔”的一面，大运河还有“内刚”的一面，而且，也是大运河主要方面。 大运河文化的“刚”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大运河虽不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事物资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开凿和利用大运河体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其次，大运河是一项综合工程，要开凿并管理维护好大运河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综合实力。大运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为例，在北宋时期发明闸室技术，至今，还为三峡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桥疏通技术已采用了与现代水轮机相同的技术;高精度利用等高线水文地理科学原理，为当代人惊叹。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更能发现大运河的“刚性”。在中国古代，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不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而大运河畅通的时期往往是该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当大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废弃，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所以大运河文化是“内刚”，这种“刚”是真正的“刚”。
以上四个特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体现了大运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 要深入了解大运河文化还应从特征看到体现该特征的核心精神。大运河文化具有的四个基本特征，实质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体现，或者说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文化”。 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其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中华和文化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含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管子》认为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和合故能习”。和谐所以团聚，就不会受伤害。墨子认为“和”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而“离散不能相和合”。“和”是社会和谐、安定的调节剂。 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他主张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猛宽相济互补。处理人与人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示孔子对“和而不同”的赞成态度。 除此之外，在儒家经典中，还有许多关于“和”的论述。《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王夫之：“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等。“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和”思想。大运河文化的四个基本特征都是“和”文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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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元代会通河和通惠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完成，明代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运管理制度，600年间，运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运繁盛，运河两岸兴起数十座商业城镇，对古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
大运河的开掘加强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粮北运。漕运之便，泽被沿运河两岸，不少城市因之而兴，积淀了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