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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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信用障碍；家族信用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57-02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改革30年以来，农产品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且随着加入WTO，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不仅受到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而且在直接面对统一的大市场时，还愈来愈受到小规模分散化生产所形成的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的严重制约，以致难以准确把握必要的市场信息，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而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对接的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外部市场的内部化，不仅表现为外部收益的内部化，实现了规模经济，而且还表现为将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外部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降低了交易费用。世界农业发展史也表明，农村合作经济不仅构成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重要的组织基础，而且已成为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2004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鼓励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具体政策，理论界同样也是对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探讨，并对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充满乐观。例如，到2005年底山东全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1 126个，数量居于全国首位；入社(会)农户达到46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22%，大大高于全国9. 8%的平均水平[1]。这相比国外近80%以上的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比例，覆盖面仍较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二、信用缺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
1.信任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最基础的资源要素
合作组织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主要原因就是将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利益驱动。信任度与合作绩效相辅相成，信任度越高则合作绩效越明显[2]。而目前农村政府信用、社会信用缺失造成的负效应，或增大了农民的交易成本，或让农民从历史的博弈经验中得到不信任的结论，从而抵消了这种组织形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约，农民的内心不能支持这种合作机制，导致了合作组织在目前信用状况下的举步维艰。
2.合作组织变异的历史，使农民不相信合作能带来效益的机制
合作社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早在1956年,我国就有96.3%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也都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从保留农民个人对生产资料股权的初级合作社，发展到废止私人所有权的高级合作社，当时合作社的实质其实成为一种剥夺农民入社与退社的自，对私有财产进行集体无差别占有的集体经济形式,而后的“政社合一”的制度,更是使合作社变异成为一种管理农民的政府机构,这种变异对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现在的农民受过去合作化运动阴影影响，心有余悸，“恐合”心理严重，认为合作化就是集体化，就是剥夺他们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在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往往无视农民的意愿和权利，甚至不惜采取强制的手段“逼合”，农民对此更是非常反感，并由此产生“排合”意识，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合作化的难度。这种农民对政府政策及行为的不信任，也是基于中国农村发展历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障碍因素。
3.社会整体的信用缺失，使农民与合作组织管理者之间不信任
中国目前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现象十分严重，农村亦无可避免，企业与农户之间存在合同协议履约难，股份合作分红兑现难的现象比比皆是，据统计，目前农产品商品合同履约率不到20%。而目前由于《合作社法》的缺失，对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以及组织内部的产权形式、管理制度、分配制度都没有原则性的界定和保护，一些以企业或大户支撑、由企业或大户主导和控制的合作社就有可能不再是服务小农户的机构，而成为企业、大户损害农民利益的手段，因此，合作组织中出现的大户吃小户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因商贩哄抬收购价导致社员不履行合作协议的事情也很常见。这种种的前车之鉴更加深了农户与合作组织管理者之间的不信任，即使有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这种不信任依然会使合作组织的运作成本很高，从而导致合作绩效的低下，甚至组织的解体，同时也使更多的农民从历史重复博弈的经验中得到不信任的结论，因此而丧失了加入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阻止了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
三、面对农村当前低信任度的社会结构，合作组织应首先利用家族信用关系起步
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使农民由“不信任”转为“信任”，亦不是很快就能达到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在社会信用缺失的现状下，农村的家族信用正取而代之，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信用程度高，信息失真小。因此，在农村当前状况下，发展合作组织，应该充分利用家族信用关系起步，这样能使合作组织的资金、劳动力以更低的交易费用取得，同时维持组织运转的监督成本也会低，这也是目前突破“囚徒困境”的一条捷径。
在东西方社会制度结构中，家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正如先生在“差序格局”一文中所论述的，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在这种团体格局下，首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强调个人的独立和平等，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因而家庭的概念和含义较为简单，这种家庭以生育为主要功能，是暂时性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及家族利益和声誉远远高于其他组织[3]。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人与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形成的同心圆束，与别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薄，也愈推愈远[4]。这种社会格局下家的概念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可以根据需要沿着差序向外扩大。因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它不仅仅限于生育功能，而是一个事业组织，而且这个意义上的家不仅仅限于亲子所构成的小组合，而是依着需要扩大的、长期的、连续性的动态之家。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伦理的中心是“推己及人”中的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有的关系都是自己的关系。因而，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以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为衡量标准，形成了对家族内部的高信任度和对外人的低信任度。人际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所谓一般信任是指对一般人的信任，特殊信任是对有共同经历、相互熟悉或有特殊关系的人的信任。特殊信任限制了一般信任的发展，而一般信任是构成一国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
四、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协调成本
从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所形成的制度背景看，东西方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都形成于市场经济初创阶段，如果根据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研究，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生产技术、市场和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条件具备后，意味着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就会自然向现代的经理式企业制度过渡。但是，家族制在中国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家族文化的长期渗透和影响，再加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先天不足，致使我国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并不会像西方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那样顺利地向现代企业转变，而是要有一个长期、漫长的演变过程。另外，家庭是中国传统小工业、小商业的社会组织基础。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为了维护农业自然经济的社会细胞，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观念体系来约束父子、夫妇、兄弟及其他亲属的关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倡导“孝”、“忠”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在经济生活中，家庭成员的男女老少把生产劳动与生活劳动、户外劳动与户内劳动、主要劳动与辅助劳动、农业劳动与手工劳动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和协调家庭成员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高度集约化的农业就是以这种小家庭为单位承担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手工业和商业长期也是以“夫妻型”、“父子型”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商贩的形式出现的，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不过是将其生产功能移农于工、移农于商而已。传统家族制度中的等级制度和“尊上”、“忠信”、“服从”的观念以及家庭成员彼此高度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在私营企业中形成的家长制权威，以及相应地采取的“人治”管理方法，有利于组织和领导，减少企业内耗，增强企业凝聚力，降低管理控制难度和成本。家庭内部的凝聚力使家庭成员能够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创业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确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对于降低经营风险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家族及其扩展的地缘、朋友关系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制度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的秉性、爱好都彼此熟悉，由此可以减低管理磨合的成本，使家庭成为中国传统小工业、小商业的社会组织基础。
如果说企业的成功取决于管理之道，而管理的核心是在企业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家族血缘、亲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企业利益就是家族利益，家族成员就是企业员工，员工在心理上对企业高度认同，互有归属感。这一层亲情的黏合剂容易使员工与领导之间更为融洽，思想上更容易相通，行动上更趋一致，从而大大降低了协调成本。家族成员之间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深厚感情和默契关系，也有助于化解企业内部的矛盾，使决策能够迅速贯彻。
不过家族信用仍然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家族成员很难再满足组织的需要，因此不能死守住家族信用，最终依然有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 李红兵.山东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问题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 李昆.重释农业合作社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因[J].农业经济,2004,(1).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学为主体” 翻转课堂 教学探索
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但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这种转变很难。2013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组成了C20慕课联盟。慕课是指英文缩写MOOC，即“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大胆地“翻转课堂”，推动教学模式的改革。
2013年12月底，我参与了由华师大慕课中心主办、杭州学军中学承办的C20慕课联盟（高中）“翻转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开设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一课的研究观摩课，尝试以“学为主体”的教学。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在研讨会期间开设的公开课谈谈对“翻转课堂”的实践与反思。
一、关于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也称颠倒课堂，就是通过对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在课堂外实现在线教学并且将“作业”带入课堂，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它的核心思想就是翻转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的概念最早引自美国，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视频）而展开。2007年春开始，科罗拉多州林地公园高中的化学教师乔纳森·伯尔曼和亚伦·萨姆斯则进行了颠覆传统课堂的尝试。他们把结合实时讲解和PPT演示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让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把课堂的时间节省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作业的辅导。
二、教学流程的“翻转”及教学方法的改变
（一）课前准备的充分化
翻转课堂的实质就是学生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所以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在课前做了诸多准备，落实学生在课前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并对所学内容作了初步的思考。
1.微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视频的应用，使新技术在课堂上发挥正能量，真正体现新技术的优势和对学习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课微视频的时间是十五分钟，其设计思路和特点如下。
（1）设计思路：微视频讲述了古代中国的两个政策：重农抑商和海禁，它们实行的原因、内容、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影响。在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只能是缓慢发展，三个知识点间实际是因果关系，以此逻辑关系勾勒微视频的线索，使课本中的主干知识予以精练的呈现，为后边课堂展开有效课堂教学奠定基础。
（2）设计特点：在讲述过程中，有意识地对课本三个知识点逻辑关系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
在播放微视频后提出几个颇有思维含量的问题：重农抑商和海禁之间有何联系？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比明清时期东西方不同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由此导致命运的天壤之别，你有怎样的收获和启示？把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待他们课前思考，为之后课堂上讨论的展开、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础。
以生动的语言将枯燥的课本内容进行有趣的呈现，调动学生继续微视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能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恰当的、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全面的评析，关键在于学生通过学习对相关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对历史发展逻辑的分析，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对核心知识扎实而深刻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实践性研究课题，对此，微视频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2.预习学案的编写
学生要有学案的引领。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视频的使用，使学生对于课本中的主干知识有较深刻的了解。本课的学案中主要有以下方面内容：
学习目标：（1）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2）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3）提高对外开放意识、树立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学习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养历史分析能力。
学习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基于这一点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农抑商、“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认识到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自主预习：阅读课本找出内容：（1）重农抑商。阅读“重农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义、目的、影响。（2）2.海禁政策。阅读“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表现及影响。（3）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阅读这一子目，找出它的产生、缓慢发展的原因。
知识体系构建。
课后反思。
针对性训练（略）。
3.学生问题的收集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对学生所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效筛选，挑出有足够思维含量并且和课本主题相贴切的问题。例如在本节课的课前问题收集中，学生一共提出22个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课堂上逐一解决时间上根本不允许，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根本就是无效问题，偏离教学的主线，属于学生的突发奇想。如有学生提出古代商人屡受压迫为何不奋起反抗？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均与本课主题脱节，均属于无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下一番工夫，对这些问题进行取舍、整合，以使问题的探讨更有效。我在课前将这些问题予以整理，留下六个问题待课堂上展开讨论：①中国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②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③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④为什么明清两朝统治者无法考虑到闭关锁国的弊端？⑤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⑥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
这六个问题涵盖了课本中的三个主要知识点，其中涉及重农抑商政策的问题有三个海禁政策的有两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一个。同时，这些问题也比较有深度，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课堂讨论的展开。
（二）课堂教学的互动化
1.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
从翻转课堂的流程看，首先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进行预习，然后课堂上进行探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小组合作。从教师角度看，教师就是布置好任务，然后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合作探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教师只是任务的安排者，学生才是任务的研究者、执行者。为此，在课堂上将全班学生分为九个小组，每组六个人，由组员推举组长，负责问题讨论的记录和整理，每个问题由一至两个小组负责讨论，形成书面观点，同学间亦可以相互辩驳，思想在碰撞中产生智慧的火花。
学生是翻转课堂中的主体、主角。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学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跃度都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如在讨论“重农抑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学生就曾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并引用《论语》中的话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明传统文化中的抑商观念；中国传统中一直存在“安土重迁”意识，这种意识对重农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这些观点都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又如对“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言的学生提到“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状态的产物，只是个体的存在，而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的产物，它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形成（如股票、证券）、抗灾能力的增强、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能有如此的认识，已经属于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教学过程中，自身真正体会到，相信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讨论的空间，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
2.教师当好新角色——导师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多地成为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者。我们是在引导他们的学习，而不是指令的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真正理解我们课程的内容。当我们在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掌握概念时，他们会以最好的行动进行回应。在学生讨论发言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讨论出现困惑或分歧时予以适度的点拨。如对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的比较，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学生在讨论和发言之后，针对这两个概念，教师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入手看两者的区别：“小农经济是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动和自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生产社会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概念才会出现。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从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经过教师的一番解说和提升，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又如对于“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到位，如学生仅仅将闭关锁国归结于君主个人素质，这既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又偏离问题本身。这时，教师就要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出发，论证进入工业时代需要具备的条件，使学生获得更深入的认知。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绝不是以视频取代老师，学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探讨问题的引领和提升是非常关键的。
三、课后反思与教学感悟
作为翻转课堂的首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通过课后反思发现还是有诸多不足之处，在此进行归纳整理。
（一）预习学案的设计可以更厚重些
预习学案的设计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问题的设计较为浅显，应有的深度感不够。如在对重农抑商、海禁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个知识点的梳理时，以填空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整理就显得思维含量不足，学生很容易在课本中就找到答案，没有真正把导学的意图体现出来，而最后留下的问题也较简单：
学习思考1：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学习思考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原因和危害？
这两个问题不足以引起学生深入的思考，只是对课本内容的重现而已。
（二）课堂师生的互动可以更积极些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讨论的进行，课堂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对话便成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因为，对话既表现为师生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又表现为师生间诚挚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1]整节课应该说有了些翻转课的痕迹，但是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给学生表达的机会和权力时，还是受到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思维的影响，在某些点上教师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学生针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有学生提到他认为“商业是无用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只是进行交换，赚取中间利润而已，于国于民作用不大，国家发展有农业和手工业就足够了”时，打断学生的话语，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辩驳，而是将他的观点概括为过于绝对化，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学生在这里其实是对商业存在的必然性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出现是种历史的必然，通过讨论达到解疑、释惑这一环节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此例可以看出，教师控制课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教学思维依然存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更放开些，让学生充分表达的观点，师生充分互动，在辩驳、讨论声中将智慧和启迪内化心间，这才是翻转课堂应该实现的教学目标。
（三）问题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从课堂操作层面看，本节课所选取的六个问题，依然不够精练，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班讨论的意义不大。如第二个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和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课本中有较明显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决。问题太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课堂收尾环节的缺失：
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受到自然经济、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重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收尾的缺失，总是在完整性和对课本内容的总结方面有些缺憾，也导致在对第五、六两个非常有价值问题讨论的时间明显不足。如果将这两个问题去掉，集中精力讨论四个问题，那么在时间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将大为改善。
（四）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些
目前，国外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实验的学科多为理科类课程。理科知识点明确，很多教学内容只需清楚地讲授一个概念、一道公式、一个实验，其学科特点便于翻转课堂的实施。而在文科类课程中，如历史等人文类课程，在授课过程中，会涉及多学科的内容，而且需要教师与学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情感上的沟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仅就本课而言，学生在问题中就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农经济等政治经济学术语和传统文化层面的知识，学生学习的无边界决定了教师必须调动所有的知识储备随时“关照”学生的突发奇想，这需要教师提高专业素养，更新教育观念，建立与学生共同学习成长的课堂新关系。因此，在这次翻转课堂中，我切身感受到课堂教学是否成功、有效，教师的专业引领才是源头活水。如果历史教师拥有大气磅礴的宏观视野和挖掘历史细节的专业功底，在此基础上的教学引领必然是驾轻就熟、水到渠成。“阅读与思考是一个教师需要终身完成的作业”[2]。
翻转课堂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只要是我们认准的经验，就要坚定不移地借鉴。不论怎样的改革，都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用自己的脑思考，自己的嘴说。翻转课堂，不是彻底，而是重在翻转，转为新形势下的课堂观、教师观和学生观。在课堂教学中只有教师相信学生、利用学生，最终才能发展学生、成就学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本节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因此，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历来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尽管当前我国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前农村的消极影响依然是农民权益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我们要重视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权益保护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在广大农村建设现代化法律文化，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以达到真正的保护农民权益。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权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标志着我国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发展程度。因此，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历来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农民权益是指农村居民作为社会成员、国家公民享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等各种权利和应得的利益，包括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通过新农村建设，广大农民将能够真正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仅经济权益、政治权益能够得到改善，而且在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方面也将获得更多实惠翻。尽管我国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权益受损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影响了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应当给予相应的关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导致农民权益受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我们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则会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前农村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使得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着新农村的建设；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适应农村社会的积极因素却没有得到适当地引导而影响了农民的权益保护。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权益保护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律文化”在我国法学界一直被热烈地讨论着，人们发现，将“文化”的概念引入法律领域，赋予了法律更加丰富深邃的内涵。法律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但它内存于思想、制度、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法制的内在逻辑，它表明在受历史传统制约的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等等之中，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国家法制运作模式及其发展方向四。法律文化在现代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中的作用极其重要。
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受到了多种法律文化的影响，其中，对当前法律文化影响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伦理主义型法律文化，它根植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土壤上的宗法社会组织，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延续了几千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既存在着有利的积极因素：如重视道德教化在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方面、重视调解在解决一般纠纷中的作用等，同时也存在着阻碍法制建设发展的消极因素：
第一，伦理化特点：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非指传统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只是表明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在这种“情理法“的影响下，形成了重道德、轻法律的消极思想，使得法律依附于伦理人际关系，没有独立公正的法律调节模式。现代化的法律是在与封建和宗教专制的长期冲突中形成的，这一背景铸就了它的民主性格。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最初形成于部族之间的酷烈征战，许多法令是部族首领的军事命令，这使之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专制性。伦理化并未改变这种专制性，而是使之更隐蔽。传统的儒家伦理以阴阳为其哲学基础，将专制的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神圣化、神秘化，使仁义／礼教与杀戮／刑罚一镜两面，融为一体。因此，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在社会中竭力确认并维护等级特权制度，民主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无法产生的。
第二，集团本位特点：自西周形成宗法制度以来，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为宗法制度的推行和宗法思想的流行，提供了丰润的土壤，中国法的形成过程，也是紧紧地沿着宗族制度发展演变的轨迹而运行逐渐形成传统法律文化“集团本位”的特点。从现代法学观念来判断，集团本位法实质上只是一种义务本位法。在这种法律构架下，普通民众的权力是微乎其微的，民众的公、私权利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基本的轻视，集团本位的结果不只是压制了人的本性，束缚了人的解放，还限制了法律(权利)和社会的发展。
第三，无讼的价值取向：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追求的这个理想或者说价值取向称之为“无讼”，取自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所谓“刑措”。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本位，导致了家庭内部成员身份的不平等，这种家庭关系进一步扩展，形成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缺乏权力制衡、公平裁决的讼争环境，缺乏西方的契约观念和法制机制导致司法黑暗等是无讼价值取向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无讼价值取向的主导下，中国传统法律属“政府型”抑或“义务型”法律，其价值前提是要人如何地去保障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如何地维护社会秩序、履行社会职责，至于法律能为个体的人带来何等利益、规定了哪些权利则尽量少提或根本就避之不提。受其影响，民众始终将法律视为一种工具，是一种外来的强制的力量，法律规范价值没有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人们无法对法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更谈不上对法律存在任何的信仰，这种状况的存在，严重不利于中国迈向法治社会。同时为了追求无讼一味地调解，也打压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压抑了人们正当权利观念。使人们形成强烈的“贱讼”和“厌讼”心理。这一切就使广大百姓视对簿公堂为畏途。“一场官司十年仇”，能私了便私了，不幸遭讼，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很多，我们只是摘其较为重要的特点作一论述。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以宗法为本位，法律与道德融为一体的价值体系，这样一个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存续了几千年，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和行为，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农民权益保护和新农村的建设。
(二)当前农民权益保障的现状
第一，政治权利方面：当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村民自治的普遍实践，农民的经济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利El益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性空前高涨。但是，综合来看，农民的政治权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在部分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对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缺乏积极性，从众心理严重，某些农村基层干部随意剥夺农民的选举权，村务根本不公开，肆意糊弄基层农民群众，而大量的农民对此侵害自己利益的行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缺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主体意识。
第二，经济权利：近些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不断扩大，半数以上农村居民的收入在人均纯收入水平以下，山区农民收入差距的绝对额呈扩大趋势。其次，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保护不力。一些地方存在征地不规范的情况，而且征地补偿费偏低。农民不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而且获得报偿是非常少的，为了生计，更多的农民涌向了城市。而农民工从事的多是城市中最苦、最累的工作。
第三，社会权利：农民社会权利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就业权益的缺失；二是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尽管这几年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来加强农民的社会保障，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保障主体责任不明，保障手段单一，相应的保障机制以及法规、政策不完善等。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民权益保障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农民的权益保障方面亦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我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今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没有因为封建社会的消失而随之消失，尤其在广大农村，长期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影响较为严重，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今农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和城市相比仍然有着较大的距离，在这样的社会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依然得以保留并进而影响着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我们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首先，宗族主义的影响严重，在民主选举中，任人唯亲，以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的事例时有发生，造成恶劣的影响。而且宗族主义的影响表现在农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依然存在，大量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被侵害，大量农村女童的受教育权被剥夺。由于在广大农村长期以来缺乏民主、平等的观念，并且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目前在农村依然有一定的市场，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以及受长期封建主义无讼观念的影响，农民缺乏应有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时至今日，大量的农民依然抱有自古民不告官的传统意识，对待一些地方政府无视农民权利的侵权行为，农民往往是不敢与地方政府进行维权，或者采取了非法律途径，当前大量存在的上访行为以及围堵政府机关的不理智行为，足以说明大量的农民缺乏理性的法律思维，不知道或不敢用正确的法律途径同地方政府对话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官本位思维，把自己视为特权等级，毫无法治观念，无视农民权利，以行政行为肆意地侵犯农民的经济权利。这都表明传统法律文化在当前农村的影响依然强大，而且其自身的一些消极因素没有得到现代化的转化而影响着农民的权益保护。
二、在农村建设现代化法律文化。加强农民权益保护
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其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已经影响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在广大农村，这种影响更不可忽视。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建设，保障农民权益，必须要在农村构建现代化法律文化，加强农民权利的保障。
第一，要加强农村经济建设，为现代化法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构建良好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是无从建设现代化的法律文化。当前的经济落后地区多存在于广大农村，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可以促进农民参与意识的觉醒，使其政治参与能力和自主能力得到显著提高。我国农村应当要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认真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继续巩固并扩大对农业直补等惠农措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推进农村民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
当前农村一些基层政府干部法治观念的淡薄受到传统法律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如官本位思想、等级特权思想的影响。那么，如何遏制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呢?关键在于要努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体制改革。要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的观念，消除官本位思想以及部分干部所抱有的特权等级观念，纠正并规范乡镇政府和村干部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的制度来制约农村基层干部权力的行使，健全农村政务公开制度，强化农村政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畅通的渠道来保障农民能够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肆意膨胀与扩张。
第三，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旧因素加以改造，发挥其积极作用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运行机制政策措施
一、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域经济
(一)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域经济的含义
区域经济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的总称。
历史上私有制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以及国家内部行政管理区划的细分，是区域经济产生的根源。私有制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以及国家内部行政管理区划的细分，使原本没有禁锢的经济活动被设置了人为的限制，限制了经济活动的区域。经济活动首先受到国家疆土的限制，跨国经济活动还受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一系列关系的影响。而国内经济活动则主要受到行政区划、行政权力和利益划分、资源分布以及市场条件等限制，这种区域限制到了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阶段，并对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封建社会形成了诸侯经济，经济活动被严格地限定在狭小的行政区域内，经济活动内在的资源配置关系、商品交换关系、技术交流关系等一切联系都被行政区域割裂开来。显然，这种人为决定的管理区范围内的经济，不应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而是一种行政区域经济，即地方经济。
(二)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
区域经济是历史形成的以行政区域为中心的地域性经济活动。地区行政行为对区域经济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往往左右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速度和总体发展水平。区域经济是依赖行政区域内的资源和市场的经济。由于受到地方经济政策、法规的约束，区域内的重要经济资源和市场往往受到严格的行政保护，区域间的资源流动和市场开放程度都因地方本位利益而受到了较多的限制，从而使得区域经济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身的资源和市场谋求相对合理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是局部资源垄断和地区性市场垄断经济，也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区域经济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由于受区域内自身经济、技术、人才资源实力的局限，所以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三)经济学意义上的行政区域
行政区域经济的本质决定了经济规律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难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经济效益不高，缺乏经济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后劲。于是，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利用不同区域资源和市场，具有一定吸引辐射范围的经济学概念上的更具活力的区域经济，成为各种经济主体日益强烈的要求，并最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当代经济学中，按照地理特征、资源体系、市场体系之间的某种联系，把以某一地理特征、某一资源链或某一市场链为内容的自然经济区域或区域性市场定义为区域经济。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是经济活动内在经济规律的要求，是区域经济摆脱行政经济的尝试，是争取经济自由的一种呼声和努力。
二、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国以经济区域板块为特色的经济格局正加速形成。在众多经济圈中，只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进入2005年以后，长三角、珠三角的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投入、高能耗、低技术、低效率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三角以制造业基地的区域特征而崛起，且低端制造业占较大比例，其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珠三角以外向型高新技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的加工型产业为主导，经济的内生性不强，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在严控土地、紧缩银根、资源约束日益凸显的宏观调控中，在国内外的双重竞争压力下，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减缓。
(二)三大区域经济圈的运行机制分析
中央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的特区政策所给予的鼎力支持。无论是珠三角的深圳、珠海，长三角的浦东开发区，还是天津的滨海新区，无不享受着中央的特殊经济政策，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中央政策的关怀。可以说，三大经济圈是由中央政府主导设计、规划和扶植的特殊经济区域体系。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三大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三大经济区域发展的历程也证明：其崛起受益于中央政府给予的特殊经济政策；而其经济出现向下拐点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也是其特殊政策效力的递减。
世界工厂转移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上述经济区域优厚的对外经济政策、廉价的土地、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低廉成本以及庞大的商品市场，成为世界工厂或车间搬迁的主要目的地。因此，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价值链的大量中低端项目，从而奠定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基础。可以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经济是在外资集中投入下以外资为纽带而形成的经济区域体系。
固有的工业、贸易基础。三大区域经济圈都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相对发达的工业、技术、人才、资金和国际贸易基础。而且，因存在经济关联关系而易形成经济上的联姻。因此，三大区域经济圈的形成有着传统的历史渊源关系，相当的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文化传统，加上传统的协作关系，不容易形成依赖式跛足经济，容易形成均衡利益并保持区域经济合作的稳定。
大型城市和城市群在三大区域经济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型城市或城市群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优质的工商业资产、最雄厚的金融资产、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才、最有价值的商品市场、最发达的基础设施……引进的外资与技术设施又集中在这些大型城市或城市群中。这使得大城市或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远超过其它地区。
三、区域经济运行机制模型及完善策略
(一)区域经济均衡利益机制模型
区域经济不管在哪个层面上运行，其本质都是一种逐利的经济行为。经济主体都要在得到利益的前提下付出代价，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可以带来双赢的均衡利益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这种利益可能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但经济利益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诱因，因而是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内核。
发展区域经济意在打破行政区划所造成的经济割据，而经济割据的解除还要靠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动地方发展区域经济的能动性，这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非经济保障机制，包括政府政策的融合和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导可持续的资本投入等。
确立区域经济运行的载体来加固和拓展区域经济的发展领域，是区域经济运行的又一机制性要素。区域经济是地区间资源与市场的整合与融合，这种整合与融合需要一个按照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产业或产业群。这些跨区域的产业或产业群，用资金、设备、产品、利润把两个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条剪不断的区域经济纽带，区域经济才会真正形成并持续发展下去。因此，如何根据地区间的资源和均衡利益，设计、建立一条能够实现区域经济运行目标的产业链或产业群，是区域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关键支点。这种政府引导下的以均衡利益为基础的产业化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可以用图1来表示。
(二)完善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策略
1.建立区域经济均衡利益发掘和评估系统。科学发掘地区间共同的、可实现的利益，是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键环节。为此，建立区域经济均衡利益发掘和评估系统是重要的一件工作，该系统的建立可以是地区间共同设立的研究机构，也可以是由若干学术机构组成的网络化研究体系。
2.建立政府促进体系。包括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财税政策等)、完善区域经济法制环境、建立协调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等。制定动态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运行最关键的机制要素之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合作圈中有一大缺陷，是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滞后，造成区域经济中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引进中低端技术设备、资源消耗过大、经济效益萎缩、区域经济圈的发展可持续性差。因此，根据不同区域资源、市场、社会发展特点，制定具有指导意义的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引导区域经济、消除区域经济法规政策障碍、减少区域经济盲目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消除体制也是政府促进体系的关系环节。中部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又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部的失落从客观条件上看难以解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宏观战略政策的倾斜不够。这说明现行体制不利于在区域经济中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主体，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具有活力的新型经济管理体制，消除计划经济阴影，是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策略之一。
3.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基金，提供强大资金支持。目前区域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各地区都缺资金，都想从对方得到资金。因此，解决区域经济运行的资金问题是保障区域经济运行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除了寻求政府支持，科学利用外资是区域经济运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4.调动企业参与区域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中，区域经济的主体不是政府组织，而应该是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企业。市场经济中，没有企业参与的区域经济，就很难保持持久、活跃的发展动力。在区域经济运行中，科学引导企业资本流动，调动和保护产业资本参与区域经济运行的积极性，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策略之一。
5.注重区域间城市群在区域经济中纽带作用。城市、城市群和次级城市群是最活跃的经济体系。区域经济中城市及城市群的作用已经日益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借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建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都市经济圈。通过建立城市、城市群或次级城市群间的经济合作，建立城市与城市群间的交通网络，就会在这一网络中集聚各种要素资源，最直接地形成沿交通网络的新生经济带，区域经济也就水到渠成了。
6.学术推动的纵深化是促进区域经济运行的一项有效措施。学术界应在资源调研、市场预测、技术研究与应用以及区域经济运行的政策研究等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学术界不应停留在讨论层面，而应组织多学科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对国内主要的区域经济圈，进行系统的资源调查、产业链设计、市场开发、均衡利益评估以及区域经济圈的学术规划，真正使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务实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产业抑制；内生发展；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作为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由于大国经济体中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式有较大差异，我国各区域之间产业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演进，东部地区通过吸收国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国外企业的代工合同等方式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迅速建立起全面开放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区位等因素的制约，未能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模式的本质是产业抑制，即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国有经济和非经济部门过大所形成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及由此造成的产业萎缩。
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大体上形成于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所积累。改革开放后，我国实际上实行了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主张东部地区凭借地理优势率先发展，再带动内陆地区发展。西部的工业产业本身具有外部植入性，当失去国家政策支持后，竞争力下降，生产要素受东部较高收益吸引而外流，本地民营经济发展不活跃，大型企业衰退。因为这些大型企业往往是地方的经济支柱，而且背负较多的社会负担，所以为了维持企业存续，地方政府需要给予土地、资金、销售等方面的政策性扶持，于是形成价格扭曲，大量财政性资金投入使社会建设投入不足，私人部门的发展受到挤压。政府的过多干预和国有部门的大量存在，抑制了西部地区产业的内生性发展。
一、西部地区产业抑制的特征
具体而言，西部地区产业抑制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农业发展迟缓，二元结构严重
西部地区历史上一直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几乎没有自发产生的现代工业。解放后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客观上又要求压低农产品价格以补贴工业生产，人为地形成城乡二元分割。虽然解放后国家在西部地区建设了大量工业企业，但由于这些企业多为国家直属，又以重工业为主，而且多布局在中心城市，对农业生产的带动作用微乎其微，于是出现了西部地区城市经济与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在城市和农村内部，又分别存在先进和落后的不同产业形态，形成一种“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任保平，2004）。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农业比重已经持续下降，但仍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见表1）。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迟缓，首先表现在生产方式普遍比较落后，以传统的小农生产、粗放式经营为主；生产缺乏组织性，抵御灾害能力差，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常态。其次表现在农业结构不合理，粮食种植比例偏高，农林牧渔发展不足，农业结构单一。第三表现在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由于长期忽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严重老化；单一的耕种方式和大量化肥使用使土壤质量日趋下降。第四，城市化快速推进造成农田被侵占，耕地缩减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而农民利益受损害，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国有企业比重大，民营企业发展滞后
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从外部植入的，体现着国家意志，所以西部地区的经济格局中国有企业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初，国有经济在西部地区占有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83.6%。90年代当东南沿海非公经济迅速崛起之际，西部地区非公经济仍然发展迟缓。1992年，全国非国有企业总资产比重达到51.5%，而西部只有33.3%①。西部大开发以来，虽然国有企业比重有大幅下降，但仍是全国最高。
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国有部门比重远高于东部地区。从我国上市公司情况也可以看出（见表3），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远少于东部，而且绝大多数为国企。民营经济产权清晰、经营灵活，可以补充公有经济的不足，更容易进入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产业，完善产业结构。大量研究都表明，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国有经济比重反向相关，和非国有经济比重正向相关。从实践中也能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和当地民营企业的活跃是分不开的。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国有企业内呈现一种分化格局。具有资源优势和产品竞争力的一部分大型国企做强做大，但是这部分企业往往依赖改革前积累的先发优势或者资源优势占领市场，形成不同程度的垄断，挤压民营企业空间。另一部分国企因为技术老化或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经营效益不佳，只能勉强生存，或者需要政府的扶持和补贴，这既占用了公共资源，同样形成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
（三）重工业比重大，产业链短，辐射带动性不足
重工业比重高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表现之一，但是西部地区工业分布是由外力作用形成，非自发演化而成，没有经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自然过程，产业结构呈现“虚高度化”。从表4 可见，西部地区总体工业结构偏重，而且各省之间差异较大。在工业增加值较高的省份如内蒙古、四川、陕西、新疆霍夫曼比例都小于全国平均水平，青海、新疆极低，而云南过高，反映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均衡。
第一，西部地区的支柱性产业中机械、冶金、化工、航空航天、核工业占据很大比重。这些产业多为中央所属，服务于国家的长期利益。虽然这些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但是与地方缺乏互动。一些高技术产业技术水平大大超过本地整体产业发展阶段，成为产业“孤岛”，溢出效应非常有限。
第二，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石油、采矿、和一些初级产品加工产业具有重要地位。这些产业长期进行粗放式经营管理，资源利用率低，浪费和污染严重，虽然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但综合效益不佳，环境和社会成本很高。
第三，无论是西部地区现有的高技术制造业还是资源能源产业，这些产业共同的特点是产业链条短，前后向联系弱，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属于“富国产业”而非“富民产业”（白永秀，2008）。这些产业基本都是资金密集型，吸纳劳动力少，不利于就业，造成西部地区人民收入水平增长较慢。
（四）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有较大的上升，从1980年的21%达到2004年最高时的40%，此后略有下降。除了总量上仍与东部差距较大外，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问题比较突出。首先是传统、低层次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而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生产业发展不足。交通、物流、通讯、金融、咨询、文教、科技等相关服务业非常薄弱。其次是服务质量低。由于设施陈旧、劳动者教育培训不足、市场竞争意识差，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长期在低层次徘徊。第三是各种专业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产权市场等现代市场经济交易中介很不健全，造成生产要素周转慢、交易成本高、市场效率低，难以支撑现代产业的快速发展。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西部地区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晰，还没有真正实现从过去全方位的经济参与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转型。政府在经济系统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其作用一是以局外人的身份维护市场秩序，二是提供公共服务。但西部地方政府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干预过多，甚至成为主导；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及服务的提供上又欠账较多，大大削弱了外部投资的吸引力。
二、封闭性循环——西部地区产业抑制的效应
事实上，西部地区的产业抑制长期以来就是一种较为封闭的自我循环。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取代，要素大量向东部移出，使西部地区陷入产业抑制状态，并在资源配置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缪尔达尔在其1957年的著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区域》中就揭示了这一现象。缪尔达尔指出，当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共同进行自由贸易时，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品输出地位，工业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教育也得到改善，这又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和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发达地区呈现出一种正反馈的上升运动；不发达地区则相反，由于工业品大量输入，本地工业部门因缺乏竞争力而衰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下降并使得收入水平降低，产业发展受阻。这一机制缪尔达尔称为“循环积累因果”（Circular Accumulative Caution）。在循环积累因果中存在两种效应：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扩散效应来自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的投资，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回流效应是为在发达地区获得更高报酬而流出的劳动和资本，主要通过人才外流、资本外移和贸易发展对本地区产业形成冲击，引起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衰退。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初期③。
在改革开放以前，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是在国家指令下外生嵌入的，与西部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体系呈现割裂状态，没能带动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改革开放后，在回流作用的影响下，西部地区最有竞争力的生产要素流向东部，计划色彩更多的国有工业部门留在原地，城市就业主要进入国有工业部门和非生产性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本地国有工业部门本身已处在低效率低收入的状态中，而大量的行政事业单位又消耗掉大部分财政资金。在这种状况下，人力资源或者争相进入非生产性部门，或者流向东部追求较高的报酬。西部地区陷入低水平的自我循环。这种“循环积累因果”使西部地区难以产生产业发展的自生主体，所以难以依靠自身实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产业抑制的种种不利因素又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进入。
在自我发展水平方面，从表5中可见2010年我国各区域大型工业企业统计指标。2010年全国共有大型工业企业3742个，西部地区12省（市）仅有584个，占全国的15.6%。从几个主要经济指标来看，东部地区都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西部地区基本在15%的水平上下。从2011年中国500强企业的分布上，更可以看出，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中，东部占据7成以上，西部地区仅1成（见表6）。
在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方面，从图1中可见我国历年FDI地区分布情况。图中显示，90年代以前东部地区吸收FDI开始起步，但数量并不很大。90年代后东部FDI急剧增加时，西部地区吸收的FDI几乎没有变化，直到西部大开发后的2005年才有所抬升。FDI对我国经济起飞的带动作用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也为大量文献研究所肯定。虽然不能说FDI缺乏造成了西部地区发展迟缓，但西部地区的产业抑制无疑是FDI不愿意进入西部地区的一个原因。
三、内生发展——产业抑制下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出路
西部地区产业是一种移植型发展，但这种移植不符合经济规律，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其曾经的成果已经大为弱化，形成了现在的产业抑制状态。这种抑制状态具有自我循环的稳定性，在西部地区难以产生出适应市场需求、具有带动能力的企业，使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缺乏微观基础而停滞不前。
就东部的经验而言，开放经济下引入式发展在前期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实现了经济起飞。但过多地依赖外资和外国市场，长期被压制与产业链低端又阻碍了东部经济的进一步飞跃。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显然也不应复制东部已走过的道路。打破抑制状态，必须培养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内生式发展道路。
西部地区产业的内生式发展，应该在“自生”的基础上能够自我演进，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具体而言，西部地区产业内生发展应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发展动力应来自产业自身内部。发展主体应是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获取利润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选择，不靠国家行政指令或扶持而存在。
第二，发展主体面向市场，具备自我调节能力。作为发展主体的企业立足本国市场，而不是仅仅承担国际产业链中加工组装环节，成为外国厂商的加工工厂或产业飞地。
第三，具有自我发展能力。企业具备知识技术的自我积累和学习能力，能够实现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不因要素禀赋的变化而丧失竞争力。
因此，为了突破西部地区产业抑制的困境，实现产业自我发展的新模式，西部地区必须实现在重视农业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以国内价值链构建内生发展主体，通过国内价值链构建形成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产学研结合水平，以创新性制度安排推动产业发展等。具体而言：
一是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在西部地区形成城市群落和区域经济带，并以此为空间载体，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首先，在国内价值链构建中应重视转移产业的自主创新效应，所承接产业本地整体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相适应，这样更容易形成创新网络的共同基础。第二，应改革传统的官方主导的创新体系，适当整合区域的科技资源，建设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平台，形成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在对科研人员的评估中，适当提高应用型研究的权重，引导创新主体更加关注现实生产中的创新需要，促进高校和企业的合作。最后应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的积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在高层次水平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完善用人机制，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吸引人才回流；在较低的层次上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整体人口素质，培养具备现代知识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二是通过地方和政府的制度安排，提高西部地区要素收益率。具体的政策一方面可以是土地使用权方面的制度创新。劳动力由于可以自由流动，劳动报酬在全国有趋同的趋势，而土地不能流动，土地成本是西部可以较长时间保持的一个优势。对土地使用权长期化、明晰化，保障投资者的财产权利，可以降低对西部投资的交易成本，并激励投资者长期行为。另一方面是对投资者实施税收优惠。税收是企业和政府对企业利润的一种分配，实施减税实质上也是要求政府让利于企业，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激发内部或外部对西部投资的积极性。
三是适当加大中央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财政收入有限，但同时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部门的比重较高，面临较大的财政负担。西部地区还面临更多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资金投入的需求。所以，可以适当加大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减轻企业承担的税收负担。此外，完善金融体系，兼顾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更应该重视民间金融，以金融深化增强对西部的资金支持。
四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健全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一方面需要精简党政机关和事业机构，压缩人员规模，转变行政事业单位机制，还原其社会服务的根本职能。在用人机制上鼓励各层次的人力资源更多地选择生产性部门就业。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提高行政、司法效率，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归根结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成绩最终仍要由市场决定。
注释：
①覃成林.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② 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此处以轻工业和重工业增加值之比近似代表。
③赵曦.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季刊），2002，1（2）.
[2]韩小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3]刘志彪，张杰. 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思考[J]. 学术月刊，2009（9）.
[4]聂华林，马红翰.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与发展战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贫困地区；金融需求；普惠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8-0068-04
当前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功能弱化，金融供给难以满足其特殊的金融需求。国际经验和实践告诉我们，摆脱这一困境的关键是建立惠及所有人，包括贫困群体的完整或普惠性金融体系。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引入正契合了这样的要求。本文结合我国贫困地区金融需求的特点及供给的现状，提出构建贫困地区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议。
一、当前我国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状况
广义上讲，贫困地区是指全国范围内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域。本文所指贫困地区，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以老、少、边、穷为核心的农村地区。按照国际通行一天一美元的标准，我国有一亿多的贫困人口，其中有一半多的贫困人口集中于占县域总数五分之一的贫困地区。这些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基于脱贫致富，改善生存环境的目的有着特殊的金融需求。
(一)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功能不完善
一是广大贫困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单一，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在贫困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已基本撤离，仅剩下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由于功能和性质不够明确，支农服务水平不高，对重点农户和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支持不到位。不仅如此，作为信贷资金主要供给者的信用社经营环境较差，经营条件欠佳，影响到金融服务质量，表现在其营业基础设施不足、服务手段落后、结算渠道不畅、信用工具单一。二是农户和农村企业贷款抵押难、担保难、分散风险的机制不健全。三是农村金融机构大量缺失，一些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出现了“真空”。
(二)金融服务功能整体弱化
一是贫困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快速萎缩。二是农村资金逆向流向城市。农村资金通过邮储网点大量外流，影响了农村资金的整体供应，导致城乡差距越拉越大。三是农村金融服务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需求，农村资金的“非农化”问题十分严重。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网点从贫困地区大量撤退，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贷款只能依靠当地的农村信用社，使农信社逐渐转变为当地信贷资金的垄断者。在这过程中，其商业化经营方向逐渐明确，资金运用强调安全性、效益性，贷款门槛抬高，手续繁琐，贷款更多地投向“非农化”领域。四是忽视对非正规金融的引导、监督和促使其健康发展。五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长期滞后。根据银监会2006年的统计，县以下银行业机构存贷比56.3%，比全国低12.72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不足5千元，比城市差10倍多。农村银行网点平均每万人0.36个，全国平均每万人1.34个。贫困地区ATM和POS机具布放几乎没有，更不要提自助银行、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等高端金融基础设施的提供。
(三)风险防范任务艰巨，基层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竞争
贫困地区一方面资金投入严重不足，金融供给不能满足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风险高度集中的区域。这些地区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普遍较低，资本充足率不足，人员素质偏低，管理水平低下，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以及信用风险都较高。因此防范风险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农村地区，农信社基本成为垄断性金融机构。一方面形成“一农难支三农”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易使其成为“官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资产质量低下。贫困农村地区由于资金的大量外流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不足。引入竞争，不仅能有效使用现有资源，而且能更多地动员和吸引国内外金融资源增量，能更有效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淘汰不合格者，最终有利于金融服务的需求者。
二、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
(一)贫困地区金融需求主体主要是贫困农户和农村企业
1.贫困农户。即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这类农户的金融需求主要是农民生活性融资需求，即非生产性支出的资金需求，包括子女上学、看病和婚丧嫁娶，其次才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求。其经济行为特征侧重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收入主要是实物收入，现金收入很少。
2.农村企业。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很少，资源型小企业是主要形式。它们立足于当地资源，多数通过乡镇政府投资发展起来，生产面向市场的资源产品，基本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其金融需求主要表现为资金融出、结算和资金融入，以资金融入需求为主。其金融特征体现为融资市场化程度高、负债率高和非规范的直接融资占负债比例较高。[1]
(二)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特点
1.借贷需求的特点。一是低收益和高风险，这是由农业这一产业特质决定的。二是季节性和时间性，这是由农业生产的季节特征所决定的。三是借贷额度小，农户土地规模狭小造成了小农经济特征，导致农户的贷款需求表现为以小额为主的特征。四是缺少传统意义上的抵押品。五是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为普遍和严重。具体表现在：金融机构很难在事前知晓农村借款人所从事项目的风险程度、是否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贷款、是否存在策略性赖账的可能性等。六是对借贷交易成本更敏感。具体表现在：贫困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人口和经济密度低、金融机构同借款者的距离相对更远、交通成本更高；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填写同样复杂程度的表格对农民的成本更高。农村较低的收入水平对这些交易成本便显得尤为敏感。
2.储蓄的特点。贫困地区农民生产自救能力和收入水平较低，他们的储蓄需求相对较少。从期限要求看，以长期为主，用以应付婚丧嫁娶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从储蓄动机看，农户存款只有部分用于应付短期临时性支付，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大件消费，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几乎没有。从农户储蓄的侧重点看，农户更看重储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而非赢利性。他们进行储蓄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银行利息，而是积累资金和防止金钱丢失。
3.其他金融需求的特点(以汇兑、结算需求为主)。主要是农民工和其在农村的家属在资金汇兑方面有很大的汇兑需求。
三、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提出及意义
(一)普惠金融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金融理念
从2005年世界银行确定了小额信贷年开始，就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普惠金融体系”。它的含义是指一个惠及所有人包括为最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普惠制认为，只有将包括穷人为对象的金融服务有机地融入金融体系，才能使过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大规模弱势客户群体获益，最终这种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对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过去难以到达的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客户开放金融市场。完整的金融体系应为包容性的，普遍惠及于一切需要金融服务的社会群体，尤其应惠顾于被传统金融体系所忽视的贫困群体。而传统观点认为穷人是不可以借钱的，是没有信誉的，是还不起钱的。可见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小额信贷组织在内的提出，完全颠覆了传统理念。孟加拉乡村银行取得的巨大成功就是例证。[2]
(二)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保障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提出，在有效改善贫困地区金融供给不足，金融供需矛盾突出的现状，促进贫困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满足贫困农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下，贫困农户因小额信贷而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小额信贷组织可以使贫困农户和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相应的多方面的金融服务，除了一般性的存贷款业务，还包括保险、理财等。此外，普惠金融把贫困农户当作客户来平等对待，这种对贫困农户的服务不是慈善事业，而是一种金融业务。它给贫困农户提供了一种与其他客户平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这是传统金融体系所无法实现的。[3]
2.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中提供的小额信贷是贫困农户与贫困斗争的有力工具。小额信贷在满足贫困农户生活性金融需求的基础上，为贫困农户提供了扩大再生产的小额信贷资金，有利于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作为一种扶贫方式，普惠金融的提出和发展有力地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影响，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3.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是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当前，广大贫困地区迫切需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正如提到的要建设一个“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这必然是普惠性的、完整的金融体系，覆盖到中高低所有的农民群体。目前，针对农村中高端市场的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但低端贫困群体金融机构覆盖面严重不足，并且针对这一群体的金融体制还未健全，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急需引入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四、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路
普惠金融体系，即“包容性的金融体系”，主要的含义就是应该把包括小额信贷组织在内，一些原先非金融体系的金融服务包容在金融体系中。因此如何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设计准入机制和监管机制，来推动真正的“农民自己的银行”的兴起
2006年12月21日，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项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农村金融体系真正向农户靠拢的开始。但是，“准入门槛降低”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商业性银行机构，基于当前的盈利性和安全性监管要求，这将很难在事实上保证其金融服务真正面向农户。因为在广大贫困地区，贫困农户依然从事着传统农业维持再生产的活动。由于商业性金融组织总是有盈利动机，他们对农户的服务必然是有所选择的。农村优质企业、规模经营的大农户必然是此类机构的重点选择对象。因此贫困地区农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户必然被拒之门外。“面向农民”变成了“面向部分农民”。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就是允许农户自愿、自发合作，真正建立属于不同农民阶层的合作金融组织。这样就可以实现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面向所有农民。改“面向农民”为“农民自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惟一出路。
欠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金融实践也证明了，真正的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做到不需要补贴就能增加农村金融供给。这样的农村金融机构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农民参与机构管理；二是机构参与农民决策。农村金融的真实发展必须以真实农村金融组织的建设为前提。这一建设的前提是真正降低准入门槛，不是向目前已有的金融机构开放，而是向农民开放，农村金融才可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新路径。[4]
(二)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小额信贷组织
在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小额信贷扶贫的实践既是贫困地区利用金融手段反贫困的一种成功尝试，也必将对贫困地区的金融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结合现阶段小额信贷机构的试点工作，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小额信贷组织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注重“公平与效率”。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必须同时注重“公平与效率”， 既要强调小额信贷机构为大量中低收入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又要保证机构通过“自负盈亏”，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基本的是把小额信贷扶贫组织纳入到正规的金融体系内部，由专业人员来完成信贷业务，这样才有助于小额信贷扶贫规模的不断扩大。
2.制定合理的利率水平。二是从各国发展小额信贷的经验看，要使参与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是利率的高低。小额信贷额度小、成本高，与银行一般贷款的操作程序不同。有较高的存贷差才能弥补操作成本，不能用一般银行对工商业或者较大的农业项目的利率水平来套小额信贷的利率。在国际上成功的小额贷款的存贷差一般高达10%-20%。
3.创建一套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的贷款与还款机制。这种机制首先要打破以不动产抵押为核心的贷款抵押机制。由于农民一般不具备过多的可抵押的不动产，因此需要另辟蹊径。通过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流甚至通过几户联保等方式替代不动产抵押，不能以传统商业银行的“坐商式”经营。
4.对农民借贷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国际上开展的小额贷款项目都要对贷款户进行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培训，提高他们对市场、新技术的熟悉程度以及运用贷款的能力。为此，国际小额贷款项目均要拿出一大笔培训资金来。由于我国农村信用社不具备对农户大规模培训的能力，这就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介入。把农村的技术工作者及有关部门发动起来，配合小额信贷项目，不断地给农民培训，向他们提供市场信息。有关部门应该从财政中拨出专项资金来加强对参与小额信贷的农民的培训。
5.配合农业保险，减少小额信贷机构风险。小额贷款主要是为农户的种植、养殖业服务的，而这些行业受天气、市场的影响很大。因此除小额信贷机构本身需要建立风险储备金之外，还应该配合农业保险，以减少小额信贷机构的风险。
6.建立合适的小额信贷组织规模。在合适的机制下，小额信贷完全可以以商业化的形式存在并大规模发展。根据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研究，世界上投资回报最高的10个小额贷款、微型金融银行的回报率远高于全球最好的大型商业银行。印尼人民银行(从事小额贷款业务)2003年到美国主板市场上市，一年后股票价格上升了3倍。
(三)促进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
1.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按照产权化方向改革农业银行，按照功能扩大化方向改革农发行，按照经营现代化方向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同时，按照政府支持又按商业化运作的方向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推动贫困地区各类金融机构朝均衡性、完备性方向发展。
2.规范体制内机构与体制外机构发展，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优势互补。一是通过制定和完善《民间融资法》等法规体系，给予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将一些不属于违法范畴的灰色金融合法化，特别是对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应有所界定，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二是充分考虑民间资本的特点，降低准入门槛，引导民间金融进入正式金融。与此同时，要根据市场化原则，建立及时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三是建立弹性的灵活监管体制和完善的破产保护制度。从国外经验看，除了银监当局的合作金融监管部门尽快转变为“农村金融监管部”外，更可行的还是自我监管和司法监管，即着重于法院以更务实的态度对民间金融纠纷进行理性的案例监管。强化民间金融市场退出制度的关键，是如何保护和补偿中小贷款人的利益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尽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担保补偿，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保障”。
3.构建垂直合作型的弹性现代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将非正式金融排斥在外，但理论研究与实证经验表明，一个科学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脱离非正式金融而独立存在，正式放贷人和非正式放贷人通过信贷分工进行合作是必须的。具体而言，前者向后者以放贷的形式提供资金，再由后者向最终的信贷需求者或其他的中间人转贷，由此形成一个两部门垂直合作的弹性金融体系。为此，我们要积极适应农村融资需求的特点，突破现行以信用社为主的改革模式和供给主导型思维，建设需求主导型农村金融体系，推动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的垂直合作，最终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 姜锋.农村金融供需辨[J].当代金融家，2007，(3).
[2] 杜晓山.以普惠金融体系理念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改革的思考[J].农业发展与金融，2007，(1).
[3] 杨序琴.小额信贷发展的占优均衡：福利主义宗旨与制度主义机制的有机融合[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2).
[4] 胡天舒.从“为农民服务”到“农民自己的银行”[N].南方周末，2007-01-04.
Argue on Financial Demands and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 in Poor Region
WANG An-jun， WANG Guang-ming
(Qiongzhong Sub-branch，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Qiongzhong 57290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