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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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翻译学习研究；学术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02-01
从学科性质角度出发，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及由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主要任务，因此具有追求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必然性等特征。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地理学、教育学等。而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现状。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如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学，仍然不被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至少可以说，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引起广泛的重视。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意义。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用于翻译学习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要重视社会科学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和规律；要立足于社会科学总体结构，来探索和使用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时还要重视社会技术的研究。
（一）哲学思辨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第一，必须从社会科学史入手展开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和方法论研究，探讨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来探索和把握社会科学这一研究方式和知识体系的性质和作用，避免作简单的哲学思辨。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维，避免将方法论与学科研究脱轨。
（二）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第二，在学科史研究的基础上，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揭示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应该重点把握社会科学的现代性背景，研究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发育、发展的贡献，以及现代社会的结构和特性对现代社会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影响和结构化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中来把握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发展方向。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就要把基本学科与分支学科结合起来，翻译学包含很多分支：应用翻译、文学翻译、经济翻译等等，分支学科与综合学科有共性也有个性，运用特殊问题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学者更好地把握综合学科的统筹作用和分支学科的具体作用、更好地指导实践。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对社会科学的总体结构和关系的理解，探索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内在的认识，从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找到适合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条件的研究方法。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要求学者着手于总体构架，多维分析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开发有效技术。
第四，探讨社会科学理论的技术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把握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沟通的桥梁。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终究是为了社会实践，技术这个概念不仅适应于自然科学，也适应于社会科学，开发有效的社会技术，提高社会规划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课题。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当然也离不开社会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翻译这门学科也是如此，翻译理论加之翻译的先进技术，就如同先进的知识与先进技术相结合，定会产生先进的研究成果，用以实现学科研究的真正意义。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内涵、现状、意义的分析，多角度、多层次、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认识并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论会在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倡导把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相结合，旨在培养人们在而对和处理理论思维的能力，进而帮助我们掌握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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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从<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项目：西华大学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川学位[2014]1号）成果之一；西华大学学科平台项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婷婷（1991—），女，汉族，山西原平市人，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研究生，翻译硕士，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科学方法论 怎么都行 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438-01
保尔·费耶阿本德（Paul k。Feyerabend），是美籍奥地利科学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微观物理学问题》（1962年）、《实在论和工具主义—— 评事实支持的逻辑》（1964年）、《反对方法：一种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年）（以下简称《反对方法》）、《反对方法约束》（1976年）、《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年）、《实在论、唯理主义和科学方法》（第一卷）和《经验主义问题》（第二卷）（1981年）。其中，《反对方法》是费耶阿本德的代表作，而且是科学哲学界自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以来，最为引人注意和争论的一本著作。
一、当代科学哲学界对他的评价
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界独树一帜，以任何理论的批判者自居，被称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的一位怪杰。也是当代科学哲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在对他的评价上，目前存在三种不同看法。
1、费耶阿本德是“一只迷连羔羊”，他的学说是“异端”。费耶阿本德提出“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并且言辞犀利，注重历史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使一些学者，特别是过于崇拜科学理性的人们直接把他看作是第一流西方科学哲学家中的“一只迷途羔羊”，把他的学说视为“异端中的异端”。
2、费耶阿本德“出类拔萃”，具有独创性。西方科学哲学界有一部分人对费耶阿本德大加赞赏，称赞他那“曲棍球式”的作法激起了人们对重要问题的思考，欣赏他那种大胆、粗率、富有煽动性的表达方式。称颂他为一位绝顶聪明的哲学家，身上有一股常人不可比拟的猛劲，认为他提出了一些没有人想过的独创观点，是20世纪科学哲学领域内五六位出类拔萃的人士之一。
3、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不是无懈可击，但隐含某种真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费耶阿本德是一位智力超群的哲学家，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占有一定地位。他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库恩的历史主义，包括他的“历史再现”方法论研究纲领和发散—— 收敛方法论中的非理性因素贯彻到极端程度的产物。
二、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论原则—— “怎么都行”
科学方法论的传统观念认为，方法包括一些不变的必须绝对遵守的法则，它们指导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却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看法截然对立的科学方法论观点。他的方法论信条就是“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虽然他提出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有其片面性，但是也应通过考察他提出这句话的语境，看到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
1、“怎么都行” 本质是主张多元方法论。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是在他看到认识论出现的齐一性倾向，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尊，过于僵化、教条，认为“一切方法论，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实质是否认存在唯一的、规范的方法论，主张多元方法论，“什么方法可行就用什么方法”。
2、“怎么都行”是一个合理的宝贵的方法论。思想，是科学发展和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要性文件，费耶阿本德看到任何一种科学方法论都存在局限性，反对在方法论上用一切普遍性的标准及作为普遍性标准的规则，不顾具体条件而硬性规定一些规则，不仅不会结科学带来什么帮助，而且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怎么都行”是对教条主义的“一剂良药”，是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要性条件。
3、“怎么都行”符合科学史的事实。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史上的重要进展与革命一般并非按科学哲学提出的任何“方法”而发生。恰恰相反，是靠突破某种固定、僵化的方法丽获得的结果。
4、具有一定“相对主艾”的色彩。费耶阿本德提出“怎么都行”，提倡多元方法论具有辩证思想。然而他否定理性的、科学的方法作为人类研究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主要手段的必要性，并最终将科学等同于非科学和伪科学，否认理性方法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取的。人类进步史表明，理性方法起更主要的作用。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决定着理性方法的主导地位。
三、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科学方法论对当今的启示
创新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就是永不安于现状，不断打破常规。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思想与中国“猫论”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怎么都行”对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让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取措施，更好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1、政治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怎么都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使政治权力真正用来为人们谋福利。
2、精神文明建设，遵循的方向“怎么都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遵循的方向，它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它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3、物质文明建设，符合具有中国特色要求“怎么都行”。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灵魂，政治文明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三大文明整体发展状况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三大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缺一不可。
4、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怎么都行”。生态文明是创造新的生态文化与环境协同共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摒弃了农业文明阶段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工业文明阶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建设生态文明，要注重弘扬我国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古典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中国的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保尔·费耶阿本德著，周昌忠译。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M]，上海译文出版杜，1992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第3篇
摘 要：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由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学科方法三个层次构成，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图书馆学学科方法论三个部分，研究方式包括研究法与研究类型，具体学科方法是图书馆学专门方法，文章旨在阐述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构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注意事项。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1-0081-03
“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该学科外在的形式，而是该学科内容的灵魂”[1]，而且也是直接推动学科发展并衡量学科进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和标杆。图书馆学在进行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方法与方法体系，并在此方面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诸多学者积极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法体系，先后提出了“二层次说”、“三层次说”、“四层次说”、“过程论”、“实用论”、“综合论”、“定性定量说”等方法体系[2]，然而，时至今日，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仍然有不完善之处，争议之声不时响起，本文拟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1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内涵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研究主体认识图书馆学这一研究对象本质和规律所采用的思路与程序，是研究主体把握图书馆学这一研究对象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不止一个，也不止一类，而是多层次上的，它有一定的分类与结构，并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严密完整、错落有致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
从形式上看“方法”是单数，“方法体系”是复数，但是“方法体系”并非是“方法”的简单相加或者平面堆砌，而是一个以单数“方法”为直接素材的、富有立体质感、层次分明、相互融汇的结构性系统[3]。在学术界把它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具体学科方法”三个层次，这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观点，比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学者、北京大学袁方教授指出：“社会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一样，可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研究方式或研究法、具体方法与技术。”[4]笔者依据这种框架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也划分为三个层次，由抽象到具体依次为：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学科方法，并绘制成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图（见图1）。
2.1 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它在研究、探索和阐释各种方法时，侧重于找出方法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的性质、特点、作用范围和局限，研究方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讨论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探究发现新方法和运用方法所应遵循的原则等”[5]。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从根本上关系着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立场问题、方式和视角问题。笔者认为图书馆学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图书馆学学科方法论四个部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有的研究者将研究方式层次和具体学科方法层次归结为方法论体系问题，笔者认为似乎欠妥。
哲学方法论提供的是人们对于社会、自然的认识和思考，是构成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基础。哲学提供了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和一元论世界观，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的方法和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观点，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近些年来图书馆学也积极吸收现象学、阐释学、分析学、符号学、实证学派等哲学流派的观点，借鉴它们的合理成分指导图书馆学研究[6]。
一般科学方法论包括系统方法、信息论方法、数学方法、逻辑学的方法论。系统方法把图书馆学作为系统进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择优化研究；信息论方法通过系统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对信息获取、处理、传递和转换进行研究。数学方法、逻辑学的方法是传统的科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论方法是较新的科学方法，它们都是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领域的方法理论，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逻辑学中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等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密不可分，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最一般的概括，是指导、建立和发展图书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此也被纳入了方法论中。
社会科学方法论对图书馆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现阶段图书馆学带有较强的社会科学特性[7]；图书馆学研究中积极借鉴、移植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图书馆学成功移植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计算机科学中的日志分析法，在用户研究方面移植心理学方法形成用户心理学，移植比较方法形成比较图书馆学，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意义的指导作用。
图书馆学学科方法论主要是指图书馆学的各种理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在图书馆学理论指导下，可以使图书馆学的理论概念过渡到具体的图书馆学研究运用概念中，从而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指标。比如：近些年来研究者以“知识”和图书馆职业为基础构建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新途径。其实，当采用一定的图书馆学理论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图书馆学理论也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2.2 图书馆学研究方式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中间层次是图书馆学研究方式。如果说方法论确定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那么研究方式确定了研究的路线与途径，是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时经常运用的具体形式和活动类型，是图书馆学方法论走向具体研究方法应用的中间环节。图书馆学研究基本方式包括研究法与研究类型。
不同的研究类型决定着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和研究方案的制定，也决定了不同的研究方式。按照不同角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研究类型，比如：按照研究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按照研究目的划分，可以分为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预测性研究；按照研究用途划分，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本文采取文献[8]的观点把图书馆学研究划分为规范研究、经验研究、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四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具有基本的元素和特定要求，比如：图书馆学思辨研究是以逻辑推导的方式进行的纯理论、纯概念式的一种研究分析，它主要在澄清基本概念、确定基本制约因素及联系方式、探讨复杂现象领域、建构理论体系等方面，图书馆本质、图书馆属性、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等等都属于思辨研究[9]，主要使用文献法、历史比较法、逻辑推理等。
这些研究类型经过人们长期的探索，形成了一个个“模块”，衍生出许多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方法、调查法、案例分析法、文献法、历史比较法等等，以及为这些方法服务的辅技术，如：抽样法、测量法、统计法、图示法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列举的具体内容并没有穷尽所有的研究方法知识。
2.3 图书馆学具体学科方法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第三个层次是具体学科方法。具体学科方法是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方法论、基本研究方式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图书馆学专业的特点、适用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是科学思维方式在图书馆学的实践与应用。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是公认的图书馆学学科方法，文献[10]指出图书馆学专门学科方法还有文献信息处理方法，包括分类法、主题法、文摘法、文献信息检索方法等。另外，网络信息技术扩展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和空间，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增添了新的活力，网络计量法、知识发现法是最近几年图书馆学新兴起的研究方法。
3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各部分之间关系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它们之间有层次上的差别，但各种方法论、基本方式、具体学科方法都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而是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体系模型。
方法论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其中哲学方法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最基本的方法论，决定和影响着图书馆学研究中如何去研究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以及选择用什么样的研究方式，而一定的研究方式又规定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方法。比如：图书馆学实证论者常采用实证研究，通过数学方法、调查方法或实验方法、文献计量法，建立研究假设，收集数据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这种研究程序不适合于思辨研究。思辨研究者则更趋向于使用定性的文献法，凸现研究过程的特殊性、深入性、主观性。不同的方法论及其相适应的研究基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影响着研究者对研究领域，特别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11]。反过来，图书馆学研究方式和具体学科方法为图书馆学方法论提供发展动力，将促进方法论本身的发展与不断完善。离开了具体学科方法，方法论和研究方式都会失去发展的基础。
4 构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注意事项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应该是以方法论为基础、以图书馆学理论为指导、以逻辑科学作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断批判地吸收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并且适用于图书馆学的一个相互联系的方法系统。构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不能脱离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过程、结构模式以及各类方法的理论基础、操作步骤、适用范围与机制。
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但在研究中应遵循何种方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就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不同的方法论、方法具有各自的特点，也具有各自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扬长避短地选择适当的方法论与方法。
在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时，不存在一种固定模式，也没有一种预示成功的现时规定可以照搬，而必须在继承前人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要过于“迷恋”某一种方法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结合自己的思维特点与自己的方法论倾向，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才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12]。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学科方法是一个体系，有时可以单独运用，有时可以综合加以运用，比如：在一项图书馆学实证研究里，可以综合使用案例分析法、文献计量法、调查法等等，也可以使用其中一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应该形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创新研究方法。
5 结语
本文试图用体系化的方式展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框架，以体现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内在逻辑性和整体性。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图书馆学研究方式的变化，这都需要人们进一步研究各种方法论和方法技术要领，不断吸收其他学科方法论成果，创新研究方法，并使各种研究方法都有用武之地，兼容并包，进而建立比较完整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丰富图书馆学研究的视野，解决更多的图书馆学现实问题，更好地促进图书馆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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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第4篇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作为一门个别学科，既有与其他科学知识体系相同之点，又有自身质的规定性。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
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 [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 [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⑧] 《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第5篇
一、学习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绝大多数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择专业往往是从专业是不是好考，各专业的热门程度以及毕业后就业情况的好坏程度的角度出发的，而几乎不考虑自己是否适合读研，是否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是否适合该专业的学习，更不会考虑到报考专业所要求的研究方法论是不是与原来大学所学专业相似。还有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根本就不研究方法论，对于“方法论”这一词非常陌生，或者知道这一说法的也与之前老师常提到的学习方法想混淆。方法论不是一种让你通过考试的途径，而是告诉你如何正确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方法论对于一个人确立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十分重要，能够在你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将所有的知识整合起来，从而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甚至可以支持你进行一些意外的创新。
认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所有理论的总称，一般可以分为哲学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三种，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对于研究生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这三种方法论中最为重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就属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范畴。虽然学习方法论的过程比较枯燥，但我们应该花时间潜心研究并最终掌握，将它作为后续知识学习和学科课题研究的基础。我们在学习经济学方法论时，首先应该“了解经济学所属的社会科学体系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它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联系”[1]。
目前的社会科学体系是西方社会转型之后所形成的结果，以此使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能够与自然科学体系中的数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等学科并驾齐驱。一方面，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工业和政治革命所引发的变迁，孕育了看待世界和获得知识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另一方面，这种新观点和新方法反过来又推动了或加速了社会与政治革命。[2]正是在近代科学革命的过程中，以经验资料的积累和分析为特征的实证主义方法，取代了将超自然的启示和以往的传统作为知识和真理的主要来源的信念[3]。
经济学学科大类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各种经济现象和人们对应各种经济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经济行为，主要考虑如何将经济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达到金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无止境性这一对基本矛盾才产生了经济学，逼迫人们做出权衡取舍的选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当然，经济学科问题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类学科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不能通过具体的实验来得出结论或者证明结论的正确性。因此，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来推断。
因而也说明，经济学方法论的掌握程度与经济学科科研成果的结果的正确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只有真正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并且是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学方法论的运用
很多学习过经济学的人，甚至是一些经济学教授们都认为经济学方法论是他们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地转折点。尽管在很多大学中经济学方法论只是一门刚刚开设不久的选修课，但很多经济学科的学生在这门课上所花费的经历远超过了很多必修课程。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学习过这门课程之后，开始尝试着系统性地整理他们自己之前所学习到的一些经济学知识，并试图将这些知识与其他理论，甚至是管理学科中的一些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思考，很多人因此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最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课题研究的成果的创新。经济学方法论并不一定能使每一位学生高分通过各种经济类课程，但是它对提升学生们经济学的基础性认识有着极大的帮助，能够不断激发学生们开始做底层研究或是进行一些创新性思考。
作为从管理学专业跨考金融学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对于经济学科知识，尤其是金融学知识的熟悉程度要远逊于原本就就读于金融专业的学生，第一学期课程结业考试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在本学期接触到金融学方法论这门课程之后，使我研究金融学的基本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并开始在实践中进行尝试。现提出一些看法：
（一）立足于方法论，坚持做经济学底层研究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会计研究 方法论体系 哲学方法论
一、引言
进行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方法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方法论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都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科学研究越发达，就越注重对其方法论体系的总结、研究和评价，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国在会计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无疑标志着我国会计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准，会计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会计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构建完备的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才能为会计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更加自觉地用其指导会计研究工作，进而推动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二、会计研究方法论及其体系结构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按其不同层次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据此推断，会计研究方法论乃是关于认识会计活动、发现会计活动规律、形成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的有关方法的理论。整个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按照从抽象到一般的顺序可以依次划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和会计研究具体方法论，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会计研究方法论结构体系，并用于指导会计研究工作。其中，哲学方法论是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基础，对于会计研究具有基本指导作用；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是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核心，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对于会计研究工作起核心指导作用；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和适宜的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指导下，会计研究具体方法论对于会计研究工作发挥具体指导作用，也是会计实务操作的基础。
三、会计研究哲学方法论
哲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方法理论，它与世界观是相统一的，即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研究哲学方法论必然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的问题。
(一)本体论
本体论是哲学中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理论，属于“哲学的理论科学”[1]。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意识是本原，存在是派生，意识决定存在，即唯心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存在决定意识，即唯物主义。但唯物主义有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分，只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才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认识论
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对象和来源、认识的本质、认识的能力、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和规律以及认识的检验的哲学理论。认识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不可知论、唯心主义认识论(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
四、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
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受西方主流科学方法论、特别是经济学方法论影响较大。我们应该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西方科学方法论，构建我国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内核。本文认为，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至少应该包括归纳主义、演绎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方法论。其中，前四种方法论与具体会计研究过程相关，而历史主义方法论则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模式相关。我们认为，在进行会计研究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会计研究过程和会计理论发展过程来看，要坚持马克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就必须承认会计实践活动是形成会计理论的唯一来源，同时会计理论又对会计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坚持会计实践一会计理论一会计实践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在相关理论指导下，按照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证会计研究，为规范会计研究提供大量经过严格检验的经验资料，使会计理论大厦建立在雄厚的经验基石之上。
第三，对于实证会计研究形成的结论要采用精致证伪主义加以检验，避免谬误相关。
第四，就规范会计研究本身而言，应该将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相结合，避免单纯的归纳研究或演绎研究，使规范会计研究与经验研究有机结合，既根植于丰富的会计实践活动，又充分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会计理论更加科学合理并反过来更好地指导会计实践活动。
第五，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库恩和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并以此为标准认识会计理论发展过程、选择会计研究内容、决定会计研究走向。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第7篇
1.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理论研究进展
学术界一直在为科学方法教育与知识教育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就是科学方法教育所处的地位。长久以来,科学教育领域对此问题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研究,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观念体系,即知识中心教育观。国外某学者认为物理学中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内容,通过分解之后,都与3个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这3个要素分别为事实、逻辑或者方法论、表述形式等。其中事实需要实验来进行验证,而逻辑与方法论实际上就是物理思想,而表述形式实际上就是指数学。这一结构模式不仅促进了物理学科整体的发展,同时也会与物理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也会物理教学提供了途径。前苏联某学者通过研究将物理学科结构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更为真实的反映出物理知识与物理方法直接的关系。其物理知识与方法结构如图1所示。
通过图1,可以知道该学者将物理学科划分为五个部分,并且对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数学等3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界定。这一结构模型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一些学者在上述结构模型的启发下,提出了更为合理的知识―方法结构图,如图2。
图2中,学者也将物理知识与方法分为5个部分,而科学方法处于中心位置,与其他4项内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部分之间要想有效联系,都需要通过科学方法,因此科学方法在其中起到的是纽带作用,沟通者其余四个部分。科学发现认识论学者,科学根源就是现象,学者在科学研究期间,现象与理论之间并没有产生直接联系,科学现象只有经过科学方法的论证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理论。同理,科学理论也不能直接应用,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能够应用到现实中,并且在现实中进一步延伸。此原理同样适用于科学教育。两个将结构图相比,笔者认为图2更加的合理。
2.物理科学方法显化教育的内容研究进展
现阶段科学方法分类还未有统一的定论,因此其也是学科界研究的重点内容。只有对科学方法进行正确的分类,科学方法中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很多学者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实验,已经形成了系统理论,即智力―技能―认知结构理论。
站在能力因素的角度来考量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硬能力,智力与技能都属于硬能力,因为这需要他通过人类的大脑才能实现;另一类是软能力,也就是认知结构理论,因为知识结构理论是通过人类的后天学习而形成,其就类似于人类的软件。
在能力结构中区分“硬能力”与“软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根据这种区分,我们不仅清楚了能力因素中的智力、技能、知识和科学方法的不同属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在能力因素中,智力的提高和技能的形成主要是靠训练而达成的,而能力因素中的知识和科学方法则可以通过传授、探究或发现使学生掌握。从这种基本思想出发,我们把科学方法分为了思维方法和学科方法。前者是主观的,是大脑的功能,需要训练才能使学生形成与掌握,后者是客观的,不是大脑的功能,需要传授才能使学生习得与掌握。这样一种分类方式,不仅来源清晰,而且与教育方式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3.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的实践进展
在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显化研究中,我们认为,科学方法与知识不同,它所涉及的不是物质世界本身,而是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途径与方式,是高度抽象的。如果只从隐性教育角度进行教学,学生也可能从中学到一些科学方法,但只能是零星的、不连贯的,收效甚微。但若脱离具体物理知识去传授科学方法,则更不可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科学方法教育途径的两难处境。因此,我们尝试寻找一种恰当的教育方式,在显化科学方法的同时,进行科学方法教育途径的创新,使学生对科学方法的了解切中要害。我们认为,这就是结合科学方法的物理概念与规律教学。
概念与规律既是物理教学的核心,又是学生物理学习的起点。从核心着手贴近教学本质,从起点出发符合认知顺序。事实上,物理知识与科学方法本来就是一种水融的关系,每一个概念与规律的得出,都自始至终贯穿着科学方法。如果把物理学喻为珍珠项链,那么物理知识是珍珠,而科学方法就是串起珍珠的那根“线”。因此,我们认为:只有通过结合科学方法的物理概念、规律教学,只有使学生在每一个物理概念、规律得出过程中真切体会科学方法的作用,学生头脑中的科学方法才能显示出其内涵、色彩和格调,才能显示出其内在的理由、作用和功能,学生学习过的科学方法才能真正活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结合科学方法的物理概念、规律教学,是科学方法显化教育途径的创新。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方法论个体主义 诠释 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which show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as both the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nging aspects: the first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ir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alytic pattern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The some rationalitie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consist in not only its analytic course and expository function but also transcending the existed conformation， and needing the other methodology as its complementarity. It seems contrary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two kinds of rationalities， but this is jus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it also reveal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the intrinsic tension.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explanation; rationality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著名批评者金凯（Harold Kincaid）说：“方法论个体主义在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中被广泛接受，但这一学说本身却很少被清楚地表述，事实上许多不同的思想都落在个体主义的名目之下”。[1]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很有研究的霍利斯（M. Hollis）也说：“我不认为个体主义是一个简单或明晰的题目。我以为，广义地说，一个个体主义者是把分析的优先性赋予单个（或他们的状态）的人。这种优先性可以是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形而上的，也可以是伦理的，政治的或社会的。”[2]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诠释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作为经济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作为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透过这三种诠释，我们可以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问题乃至一般方法论的合理性给出一种特定的理解。
一、作为经济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方法论个体主义，国内由英文词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翻译而来。 关于这一术语的来源，马克布劳格指出：“看起来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3]布劳格的这一说明以马克卢普的论述为根据，后者曾引证说：“熊彼特是进行这种区分的第一个人，或者至少创造了这样一个必要的词来表达这种区分，因为他说过，是他提出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名字”。[4]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通过‘政治上的个人主义’、‘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对比分析阐明了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模式：
所谓‘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我们是指经济政策问题上的自由放任态度。这种态度在德国被谑称为‘斯密主义’或‘曼彻斯特主义’。无论哪个经济学家，只要他根据有关单个家庭和企业行为的假设来建立其理论结构，就会被怀疑在颂扬他所描述的个人私利相互自由作用的结果。
所谓‘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纪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自我控制的个人构成社会科学的基本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可分解成为个人的决定和行动，而对个人的决定和行动不必也不可能用超个人的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这种观点就其隐含有一种社会过程的理论而言，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也不允许从个人特定的行为着手研究，而非得研究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不可。我们可以分析家庭主妇在市场上的行为，而不研究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由于不同社会学科的分工的不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去做，而不一定含有任何关于‘社会’和‘个人’的理论。由此我们便谈到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那么，这个概念是怎样应用于那个时代的一般经济学的实际过程的呢？
可以证明，在主要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范围内，也就是在有关经济机制的逻辑性的问题的范围内，那个时期的理论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作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加以辩护，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身而言，实质上并没有受到这种方法所固有的限制的损害。[5]
熊彼特这段话表明了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方法论个体主义不同于政治上的个体主义；
第二，方法论个体主义不同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个体主义；
第三，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家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
熊彼特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体主义的区分，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赞许。他们认为这两者常常被混淆起来，而实际上“前者是从诸如自由对于人类进步和公共福利的贡献比其它任何东西都多的前提出发，得出一系列实用的断言；后者不做这类事情，不断言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前提。它仅仅意味着在一定的经济过程的描述中，一个人最好从个体的行为开始”。(Das Wesen， P.90， 1908)马克卢普认为，由于熊彼特对这一概念的区分，“经济学理论可以运用坚固的个体主义的或‘原子主义的’的方法，而不需要使自己承担自由放任这样的政治纲领的负担”。[6]
熊彼特把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区分开来，是他为保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而设置的第二道防线。他认为，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内含社会与个人的一般关系，但它又主张只从个体出发去研究社会问题，因而是站不住的。与它不同，方法论个体主义不涉及社会与个体的一般关系，它在特殊的研究目的之下限于特定的学科，属于特定范围内的抽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熊彼特所说的这种分析模式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时所用的方法。当时，边际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构造了比较完整的微观经济理论。熊彼特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场革命。关于这场革命的方法论特征，门格尔作了如下的概括：经济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追求个体利益的动机，必须从这样的一般前提出发进行演绎推理，从而说明价格是如何形成的。熊彼特同意这样的概括，认为“1900年前后虽然尚未出现统一的经济科学，但已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工具，其基本特征在各处是相同的”。基于这一点，可以认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所传授的，实质上是相同的学说”。[7]
熊彼特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进一步说明该方法的特点，其基本要点是：
1、对个体的描述是分析的出发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过正常商业生活的人”，他的行动会使满足或利润最大化；[8]人们“不同的需求给货物（Goods）这个概念下了定义，并可以按一确定的（主观）重要性的次序予以排列”；[9] “随着我们所获得的每种货物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对每增加一‘单位’的欲望的强度则不断下降，直到达到零点”。
2、从上述描述推出下述定理：“为了从任何一能满足不同欲望的货物（包括劳动或金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一个人（或家庭）必须这样分配该货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边际效用相等”。进而推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一通用变换系数的特殊形式，经济现象的全部逻辑即从这个系数导出”。成本、生产、分配理论是“将边际效用原理的应用范围延伸到生产与‘分配’的整个领域。”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通过边际效用达到的新水平，边际效用原理只是它的特殊形式。[10]
如果上述表述还有难解之处，那么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就更加简洁：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达个体的偏好性质和程度，使它具有逻辑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确定的约束条件下推出他的最佳需求，并把这些个体需求的总和视为市场的需求；最后，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达到了供给量与需求量的均衡点，形成市场价格。
上述分析的共同特征是：从个体的单子性质出发，逻辑地推出微观经济学的整个理论。
熊彼特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已被证明是最有用的经济分析模式；其次，它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抽象分析和演绎方法。尽管它“不否认对个体的行为存在着强烈的社会影响，不否认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社会实体对于社会学分析可能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可以使用抽象分析获得了合理的立足点，所以可以不考虑上述因素。也因为此，它认定方法论集体主义“没有可以感知的优点”，“在经济分析中是多余的”。[11]
熊彼特的抽象分析还有其特殊性。按照他的方法，抽象的结果不仅是立足于个体的分析线路，而且也是特定的经济学视野。这是熊彼特视方法论个体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模式的原因所在。他认为立足于一定的学科领域的研究，比较接近于自然科学的那种分科研究，也比较能够方便地运用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逻辑，其结果也比较容易得到辩护。这也是他回避将分析模式推广到社会科学的一般领域，也回避作价值辩护的一个原因。
虽然熊彼特认为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有他所说的这些长处，但体现为长处的地方往往也是短处之所在。作为一种方法论，把它限制于经济学领域无疑显得狭窄，而且人为地给予限定，理由并不充分。同时，排斥价值性的内容，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科学表述限于知识逻辑的范围，这一“观点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先驱者马赫、彭加勒和杜恒的影响”。[12]为了获取纯粹的科学性而回避价值性的内容，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社会科学与价值有没有确定的联系？如果有联系，那又如何对它进行刻画？这些问题摆在方法论个体主义面前，也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后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二、作为社会科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实际上，方法论个体主义很快就跨越了它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的分界线，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分析模式。斯考特高登指出这种情况：“‘方法论个人主义’一词最早由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用此词意指正统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规则。自从那以来它已经更为一般地被视为这样的学说：社会现象必须根据个体行为而解释。”[13]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这种扩展来自两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经济学本身的膨胀。沙文（Shaun Hargreaves Heap）等人认为，经济学家有一种学科性的“帝国主义式的野心”，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分析模式扩展到其它研究领域。同时，由于经济学分析模式立足于对人的特性的一般概括，因而本身就存在着扩展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到20世纪30年代由莱昂内尔罗宾斯作总结时，其基本任务已经变成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规定并没有把经济学研究限制于通常所理解的经济现象。恰恰相反，按照这一定义，经济学应当被运用于所有的人类行为。芝加哥经济学家盖里贝克对此描述说（1976， p.8）：
“的确，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位置，在这里经济学方法是应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广泛性方法，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性的或不经常的决定，感情的或机械的终端，富人或穷人，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聪明人或笨拙的人，病人或临床医生，企业家或政治家，教师或学生。
“所以，‘经济学方法’不仅是一种精确的、通常也是稀缺资源配置的技术性研究，而且也是潜在的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生活的范畴。如果后者显示了狂热的野心勃勃，那么它反映出时间、能量和感情是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资源。我们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对它们进行投资以获得最好的回报。如果我们所有的选择都具有一种广泛的投资效益结构，那么所有人类行为都可能让它的秘密服从于‘经济的’分析。”[14]
另一方面的努力来自经济学之外，是熊彼特所描述的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的影响。这种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传统，按斯考特的看法能够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霍布斯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现象能够化解为个人的行为，它必须根据支配个人行为的动机来分析。[15]到了穆勒这里，他将其表述为“社会科学中的化学的，或者实验的方法”：“社会现象的法则只不过是，也能够不过是社会状态中联结到一起的人类的行为和热情的法则。然而，在社会状态中的人们仍然是人；他们的行为和热情是服从于个人天性法则的。…社会中的人类所具有的性质只不过是他们原来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它们能够被分解为个人的天性法则”。[16]
尽管熊彼特对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提出了批评，但它作为一种传统仍然影响不衰。在社会学领域，韦伯说：“就社会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会承认存在一种其‘行为’如同集合个性那样的东西。当我们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支‘军队’或其它类似的集合体时，我们所指的仅仅是单个人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为的某种扩展”。“集合体必须唯一地被视为单个人特定行为的组合和组合方式。”[17]韦伯以此观点说明社会现象，强调社会科学家应当首先厘定历史的成分，在这些成分之间划出因果线条，使具体的结果归之于具体的原因。后来他又坚持“社会科学家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般可应用的理论系统，为此提出理想类型的使用类似于演绎经济学中的模型”。[18]这两个提法的逻辑模型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落脚于个体的解释。
沙文等人对理性选择概念的描述反映了相同的事实。他们指出，理性选择概念最早应用于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在这本书里，霍布斯把国家机构看作理性个体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免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危险而协议建立的。这种立足于个体选择的“社会契约”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约翰罗尔斯。沙文特别强调，这一传统不是源于而是平行于经济学在发展。耶利米边沁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贡献超过了亚当斯密。[19]
上述两股力量推动方法论个体主义从经济学的分析模式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这种推动本身当然存在某种差别。来自经济学方向的，是经济学分析模式向经济学以外领域的扩张，其演绎性的模式并无变化；源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传统的扩张，既有应用领域的扩张，同时也有分析模式的扩展，它可能是演绎性的分析，也可能仅仅是因果性的分析。但是，它们的共同结果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很难再独守熊彼特所限定的经济学闺房。从1930年到1955年间，先是理性个体选择的形式公理理论，接着是博弈论，然后是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分析理论实际走出了经济学的疆域。与此相一致，人们也更多地在社会科学的范围定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比如，波普说：“社会科学的任务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论的词句来审慎地建构和分析社会学的模型；那就是说，是以个人的以及个人的态度、期望和关系等等的词句来进行的——这个公设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20]哈耶克也有类似的定义：“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21]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这种扩展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能够在社会科学领域被使用的。同时，这种扩展也产生了新的特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分析模式从纯粹演绎性的分析扩展到演绎和因果分析并举，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武器库有所扩充，而扩充的同时，逻辑性质也有一定的变化。不过，它也面临着实际的问题：这种扩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是合理的？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推广，与下面的一元论预设相联系：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普适的、唯一的科学方法论。根据这一预设，方法论个体主义就是普适的、唯一的科学方法论，它应该也能够面对和说明社会领域的所有现象。这一结论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由于它涉及了社会和个体的一般关系，因而受到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挑战。方法论整体主义从相反的方向研究问题，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普适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第二，社会生活始终包含着价值，如果方法论个体主义能够面对社会领域的所有现象，那它必须把价值纳入自己的视野而不是排除在外。这就必须确定作为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价值是怎样的联系，以及在这样的联系中方法论个体主义将会有什么样的新特征。
三、作为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波普和哈耶克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其显著特点是确认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价值辩护的联系，把对自由的辩护纳入论题的范围。布劳格对此所作的批评反映了这种情形，他说：“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22]
实际上，波普和哈耶克的逻辑与布劳格的逻辑不属于同一类逻辑。他们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既是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又具有价值辩护的性质和功能，是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论。他们有两个主要的论证：一个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特殊性，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另一个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般特性，立足于科学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第一个论证通过以下逻辑展开：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专制主义的认识基础和理论来源，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批评和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维护，也就是对自由的维护；同时，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一种类比性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体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个体自由为有机性所消解，因此反对这种有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维护方法论个体主义，也就是维护个体自由的存在。
波普认为，方法论整体主义坚持认识事物和历史能够也必须从整体出发，这个整体是“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尤其它那各个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23]正因为此，方法论整体主义获得了认识总体的绝对真理权，因而能够“从总体上重新设计社会”和“重建社会”。[24]由此，社会和人没有一个选择和道德决定的问题，自由在此没有应有的地位。同时，这种观点“强调社会集体和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认为“社会学像一切‘生物’科学，即一切研究有生命的物体的科学一样”，[25]把社会集体解释为生物的有机体，个体之间的关系解释为有机性的关系，从而使个体失去了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和选择性。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之相反，它不奢望对整体的绝对认识和完全控制，知道不可能有认识和社会运作的全能。同时，它不认为个体之间是有机体的关系，而坚持个体是一种独立体和价值源，一种具有活的精神的“原子”，从而保证了自由的本体性存在。
第二个论证认为，经济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出现，不是纯粹理性的产物。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它们的方法论，也是如此。哈耶克说：“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原因的单纯智力好奇心的产物，而是一种强烈要求重建一个引起了人们深刻不满的世界的结果。”[26]波普也引用康德的话说明纯粹理性与价值选择的关系：“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种念头，让我们的探索热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这一点就表现了一种与学术研究相称的心灵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现出来的无数问题之中，要选择出那些其解答对于人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却只有智慧才能有此优点了。”[27]这里，智慧包含着价值判断。
波普认为，科学的社会获得和表达不是独断性的，而应当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自由的超越性也是科学的规定性，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以此为条件。他反对“社会科学的任务必然是做出社会的即历史的预测”[28]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没有给人的自由留下地盘，是“对科学方法的严重误解”。[29]科学所依据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无限理性，只有前者才能使自由的空间有可能保持，也只有自由和有限理性的适当结合，科学的发展才有可能。哈耶克从本体基础的角度进行说明：“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30]
上面的论证都是力图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既是对个体自由属性的科学分析和抽象，又是对个体自由的确认和辩护。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价值学说，但它打破了分析模式与价值学说两立的局面，确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从而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在特定的意义上不是价值无涉的。这一扩展改变了实证主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限定，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代的某种倾向。同时，这些论证也是对方法论个体主义更加全面的辩护。它强调，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不仅是认识上的（分析线路），也是价值上的（维护自由），而且还是认识与价值联系之中的（科学与自由的内在关联）。
然而，新的辩护并不意味着方法论个体主义确立了它的绝对合理性。实际上，波普的论证本身不具有完备性。他所批评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只是一种绝对的、有机的整体主义。这种极端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与自由的关系可能是对立的。但是，非极端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却不一定与自由处于对立的状态。对这些方法论整体主义，不能排除它们也可以与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或支持性关联。换言之，在方法论领域方法论个体主义仍然面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挑战，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根据证明自己是社会科学领域唯一合理的方法论。所以，问题可能转变为两个方面：或者方法论个体主义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论证，或者这一论断的前提就是可疑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一定存在唯一合理的方法论。马尔科姆卢瑟福近期的研究试图表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既不完全属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也不完全属于方法论整体主义，而是两者某些内容的结合或两者的互补。[31]方法论个体主义本身也存在着与此相呼应的调整，阿伽西的弱方法论个体主义已经承认和接纳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
实际上，从科学与价值的二元联结中把握方法论个体主义，不管论证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看法已多少冲击了社会科学是绝对一元参照系的观点。社会科学方法的一元论本身是简单性科学的结果，它的出现可能有助于认识社会科学的某些特征。但它把与价值的联系、把科学方法的多样性抽象掉了，因而使社会科学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特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扩展，客观上是对简单性的扬弃，包含着对自身的某种超越。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可能都需要从认识和价值两个方面重新审视自己的前提，确定自己的地位以及与对方的关系。
总的来看，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三种诠释，从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到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再到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的结合，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落脚于个体的分析优先性或优越性。这一特征是方法论个体主义某种合理性的注脚，它体现为独特的分析线路和解释功能，体现为与自由价值的特定关联。但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上述的演变也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又体现为对已有形态和特定局限的超越，体现为它与其它方法论的互动互补关系。这两种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是相悖的，但它却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真实境遇。它说明，方法论的合理性范畴不是一个绝对的同一物，它本身可能就是包含一定内在张力的互补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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