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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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的概念范文第1篇
目前，学术界有关动物道德地位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与之相应的两套理论体系一一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和动物福利论(AnimaI WeIfare)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西方，关于动物保护的这些概念是有着严格区别的，但在国内却经常被混淆使用。因此，正确理解这几个概念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国内动物保护的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国际动物保护理论日趋成熟
在谈及动物权利论之前，不能不提到动物解放理论。动物解放理论是一种极容易与权利论相混淆的理论。动物解放论的代表人物――彼得・辛格和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人物――汤姆・睿根一起被视为当代动物保护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两个理论因为其前沿的论断和相近的名称而一度被统称为动物权利论，实际上，二者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
1975年，彼得・辛格以《动物解放》一书拉开了当代动物保护运动的序幕。他所倡导的动物解放论被称为功利主义动物伦理学，即追求净快乐或偏好满足的最大化。他认为，除了人类的偏好，我们还应该把动物的偏好公平地计算进来，以求达到最好的综合结果；当行为能够导致最好的综合结果时，它就是正确的，否则便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应当避免那些伤害动物甚于帮助人类的行为，即使人们由于给予动物更好的待遇而受到损害，动物所获得的利益还是要远远大于人们受到的损害。这样一平衡，综合结果便达到最好。因此，解放动物、倡导素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
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人物是汤姆・睿根，他认为动物同人类一样是“生活的主体”(至少哺乳动物和鸟类是如此)，是能够体验到福利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因而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用于达到目的手段。从权利论的角度看，所有的生活主体都平等地拥有天赋价值，都应该被平等地对待。人类不能仅仅因为个人或社会能从动物身上获利，就侵犯和伤害它们的身体或限制它们的自由，甚至剥夺动物的生命。因此，动物权利论主张废除主义，即包括衣食、医学以及科学在内的所有对动物体的使用行为都应该停止。
可以看出，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均对人类在动物身上的使用行为进行了谴责。在这两套理论的支持者当中，很多都是高度自律的“素食主义者”，但双方的道德论据是不同的。辛格没有提出动物权利的主张，他的理论是功利主义的，关注的是行为的结果一一对动物的使用所带来的害处大于它所带来的益处。比如，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停止动物试验，因为试验施加给动物的痛苦远远超过它们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而睿根则认为，所有的动物使用都应该被废止，原因是它侵犯了有感觉动物的权利，是不道德的。
如果说动物解放论和动物福利论因为其超前性和激进性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被公众接受的话，那么动物福利论无疑是一种相对缓和且具有可行性的理论。该理论主张人类可以利用动物，但是应该合理人道地利用。即，在动物的繁殖、饲养、运输、表演、实验、展示、陪伴、工作、治疗、捕杀和宰杀等过程中，要尽可能减少其痛苦。国际上，动物福利观念已经被普遍理解为让动物享有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的自由以及表达天性的自由，这五个自由也是动物福利保护的五个基本原则。由此看出，动物福利论的核心思想是满足动物的基本需要，减少动物不必要的痛苦。
因此，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动物福利三个概念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前二者相对来说更为激进和超前。了解到这一点，现实生活中一些动物保护行为的出发点就会很容易地区分开来。
我国动物福利势在必行
目前，国外一些老牌动物保护组织和政府大多支持动物福利的观点，并强调加强立法为动物提供更好照顾。这也正在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而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这次我国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建议稿)就是在向这一趋势靠拢。
在动物保护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一直存在很大差距，关于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的理论更是近些年才从西方引进。关于动物保护问题的认识，国内的专家学者们也有诸多分歧。如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认为动物福利不宜提倡，因为每一项权利都是对他人义务的规定。如果赋予动物权利，那么它们就是只有权利而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类”却白白承担了义务而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这是不公平的。在有人质疑“现在人的权利还顾及不过来，哪有时间和资源去维护动物的权利”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则认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维护动物权利将会促进对人的权利的维护。经过多年的争论，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建议稿)终于出台，虽然其最终能否被有关部门采纳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但这毕竟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了关注动物福利的重大意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动物福利同国际贸易挂钩，如果我们不对动物福利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的肉类、中药等商品将在国际贸易中遭遇巨大障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保护动物，善待生命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待动物的态度如何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动物保护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动物；法律地位；法律保护
长期以来，动物一直是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来看待的，是权利主体支配的对象。但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很不合理的，因为“从自然的角度看，人并不比动物更优越，在大自然的宴席上，一切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在大陆法系，1990年8月20日，德国立法者在《德国民法典》第90条项下增加了关于“动物不是物，他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适用为物确定的相关规定”的a款规定之后，这一修改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动物由权利客体上升为权利主体的立法实例而加以引证，并认为这代表着最新的立法动态，代表着人类对动物态度的转变在法律上的体现。英美法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1.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相对而称，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所针对的事物。关系的权利主体为实现其权利，而对客体处于支配或者有权要求的地位。关系的义务主体则必须向权利主体作相应的给付或者予以满足，主体相对客体处于必须向其给付或者满足其要求的地位。
2.关于客体范围的不同学说
关于客体范围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种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仅为物；一种认为法律客体仅为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事法律关系多种多样，法律关系的客体形式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物，行为，智力成果，人身利益，权利等等。
二、关于动物的地位和保护问题的不同学术研究观点
1.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的权利主体资格
该观点就是主张改变动物的传统法律地位，赋予其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其理由是:民法要加强对动物的保护，就要对动物赋予人格权，法律应当规定，动物不仅享有生存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还应当享有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也就是享有一般人格权，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护动物，有效阻止人类对动物的不善行动。
2.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权利主体资格，但是享有的范围是有限的
基于这一观点，动物可以作为权利主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一般说来只有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以及工作动物则不在此范围之内。即使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动物，其所享有的权利也是有限的，只享有某些种类的权利，如生存权、生命权等等，“在主张动物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动物的权利必须有限度吗?正如任何权利都必须有限度一样，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是我们下一步应思考的问题。”
3.主张动物在法律上不具有权利主体资格，应作为特殊物看待和保护
此观点有二:一是认为赋予动物以“人格”混淆了民事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区别。在民法中只存在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人，二是物，人作为世界的主宰，支配其他的任何物，而物则只能被人所支配；二是认为如果赋予动物以人格，实践中会出现实际问题无法解决:首先，动物享有了主体地位，那么它们又将如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呢?其次，如果赋予了动物人格权，让动物享有了生命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权利，那么又将如何解决人类饮食和日常品的需求呢?如果一定要对动物赋予“人格”使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那将会改变民法的性质，也会改变市民社会的性质。
笔者认为:民法是人法，在民法上，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动物永远受人支配，永远也不会与人平起平坐，成为世界的支配者。动物的属性是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这个基本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德国民法典》将动物从物的范畴中分离出来，但是并不表明动物因此就具有迈出向主体地位的契机。它仍然与其他物一样，属于客体。即使不这样规定，只要存在动物保护法，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民法也应让位。可以说，没有动物保护法，《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形同虚设；有了动物保护法，即使民法不明示，仍然能实现对动物的特殊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德国民法典》只是一个具有倡导性和宣示性的条款，可以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就动物保护问题敲响了适时的警钟，没有多少具体的规范意义。
但是，究竟应当在法律上怎样落实对动物的特殊保护，还应当符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并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这就是以下的内容———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三、动物法律物格制度
1.法律物格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物格，即物之格，即物的资格、规格或者标准。法律物格则是指物作为权利客体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是相对于法律人格而言的概念，是表明物的不同类别在法律上所特有的物理性状或者特征，作为权利客体所具有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法律物格”描述了一个不拥有法律权利的资格的实体，该实体被作为法律上的人对其享有权利和对该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财产来对待。许多学者一致赞同的观点就是建立“物格”制度，具体的设想为:一是野生动物和宠物；二是普通动物和植物；三是人体器官和组织；四是货币和有价证券；五是虚拟财产；六是一般物格。
2.确立法律物格制度的意义
笔者认为，确立民法上的物格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对物的法律物格的不同。规定权利主体对其行使权力的不同的规则，主要有如下的三点:
第一，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作为权利客体的物的不同法律地位。区别不同的法律物格制度，就是为了表明不同的物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第二，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权利主体对具有不同物格的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支配力。第三，确立法律物格制度，有利于对具有不同法律物格的物作出不同的保护。
我们建立法律物格制度，并不是赋予动物以权利，使动物成为民事主体，我们讨论的基础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理论指导下，将物依然作为客体，只不过通过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性质的物区别对待，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制度。现代民法人格是平等的，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应当是基于人的属性，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物是各种各样的，千差万别的，如果对物同等对待，显然不合理。如果建立了法律物格制度，对不同属性的物设立不同的规则，可以更为合理地行使权力、保护各种物。
四、动物成为民事法律主体的法理障碍
1.与民法的基本价值相悖
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为私法自治，其旨在于个人得依其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表现在民法的各个制度上。意思自治被否认，民法还称得上是民法了吗?动物没有明确意思表示，无法进行自我认知和表达，如果将动物纳入民事主体的范畴，有违民法作为“人法”的根本性制度价值。而法律始终是人制定的，是规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动物也不可能参与到法律制定的过程，这样，即使赋予动物权利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2.与权利义务关系的逻辑关系相违背
对于动物行为能力的欠缺，有些学者提出建立监护制度来补救，比如为动物设定保护人或人。那么动物的人如何确定；动物的法律诉求有哪些；怎么来定个标准来衡量监护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被监护动物的利益呢；动物如何行使诉讼权；动物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如何确定；如何追究动物的法律责任等问题的解决都会对传统观点形成一定的冲击，造成立法、司法、执法的混乱。
所以，笔者认为:不管是从民法的基本理论还是从法理上来分析，赋予动物民事关系主体地位都是不妥当的，有其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些障碍的根源其实超出了法律的范围，说到底法律根源于社会现实，只要人类与动物本质差异存在一天，赋予动物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就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五、对我国关于动物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1.应将动物看做是特殊物来看待
我国尚未制定出民法典，因而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还缺乏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但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27条关于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将动物作为物看待的，199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是将动物视为一种特殊物而予以保护的。这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笔者还想就动物的法律地位的保护问题提出个人的不成熟意见:
已经明确了的问题:在法律上动物仍是物，不是人。但是这种物又不单纯地等同于一般物，这是一种有生命的物，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物，所以应当加以区分地对待，即作为特殊物来看待。德国立法者的最主要意图只是要表达:“动物是特殊的权利客体”以及动物的所有人不能像对普通物一样随意处分动物的意思而已，其法律上的意义只是对物权的必要限制，说明在无公法施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动物依然是一类可以适用规则的司法客体；在财产法上，动物依然是一类特殊的具有财产属性的特殊客体。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立法保护动物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立法保护动物不等于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这样完全是矫枉过正的做法。
我们对动物的保护的范围还过于狭窄。只对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做出立法，其实对一些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对人类和自然有益的动物的保护都应该予以法律化，规范化。
2.对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的规定
动物是有生命的，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应该对此领域加以规范。比如如果宠物出现咬伤他人或者其他人的宠物的时候，究竟如何承担相应法律义务，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和做出怎样的赔偿，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定。动物的主人应该对他人负担义务，这实际上也就是物权人如何妥当行使物权，不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3.加大动物保护的立法力度
对于动物的保护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等级进行划分，分为禁止交易物、限止交易物和可交易物，对于不同的范畴，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医学利用动物进行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实验———比如用小白鼠来研究攻克癌症的实验，就无需纠正医疗单位的行为。所要做的是应当加强现行立法对动物保护的力度，对动物的滥捕滥杀的罪行进行严惩。曾经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幅真实的画面:在青藏高原上，躺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肚皮被残忍地剖开，内脏统统挖走作为可以变卖的药品，羚羊角也被割下，血几乎染遍了整个山坡。对为了牟取暴利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野蛮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法律应该予以深切关注。针对不同的“物”实施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不需要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做无谓的争论就可以对动物实施最有效最现实的保护，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4.完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我国有学者指出:“动物的管理是操作在一个复杂的系统，构成这个系统的亚系统是:种群、生物环境和人。这三个系统相互影响，互为运动，野生动物管理就是维护三者的平衡。”动物保护的法律应是一个系统。为了更好地保护动物，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
比如众所周知的“虐猫事件”，相应地应该建立《反对虐待动物法》。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非野生动物，本质都是相同的，他们也有生命，也有感觉，善待动物也是一个人健康人格和美好心灵的折射。人对动物的关爱，也能够体现出人对人的关爱。目前已经建立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主要是针对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其实其范围应该涵盖所有的物种，因为如果不把范围扩大，等到物种濒临灭绝再亡羊补牢恐怕为时已晚，未雨绸缪的有所规范岂不更好。再比如可以单独设立《濒临物种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法》等等，对于以动物为资源的药制品、皮革制品的贸易也应当有相关的法律限制和规范。
民法在将动物定位为特殊物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动物的保护上面。毕竟任何法律法规确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施，利用制定的法律、法规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体现民法的公平和公正等基本理念。对动物的保护，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就是对环境的保护，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德国人提出的“动物不是物”的理念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正是由于问题的存在才引发了这些相关的思考和初期的探索。我们应当从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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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的概念范文第3篇
传统的生物保护战略被动地强调现存濒危物种和景观元素的保护，如果将物种运动和生态过程作为一个能动的景观控制过程来对待，我们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景观规划途径。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概念对这种新的景观规划途径有启发意义：即景观的空间构型对生态过程的作用，生物进化空间轨迹与景观格局设计及景观阻力与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正是在这些方向上的一个新的探索。
关键字：生物多样性；生物保护；景观生态；景观规划
1.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已引起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用Wilson(1992，P317)的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专业，景观设计(Landscape Design)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环境日益人工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林地、绿带、水系、水库和人工池塘及湖泊的巧妙布置来使生物多样性保持在很高的程度。总体规划不但考虑经济效益和美，同时考虑生物种类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Biopersity)包含三个层次的含意：(i)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ii)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iii)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化(见 McNeely等1990；Soule1991；NAS1992)。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分别在环环相扣的多个生物空间等级层次(Biospatial hierarchy)上进行，即(i)景观或生态系统综合体层次，(ii)群落层次，(iii)物种层次，(iv)种群层次和(v) 基因层次。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等级层次与空间位置和格局紧密相关， 这也正是本文关于生物保护景观规划讨论的出发点。
总起来讲，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两种途径：以物种为中心的途径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途径。前者强调濒危物种本身的保护，而后者则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地的整体保护，力图通过保护景观的多样性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战略上的两种不同途径也体现在以生物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设计中：以物种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和以景观元素为出发点的的规划途径。尽管两者都考虑物种和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但前者的规划过程是从物种到景观格局，而后者是从景观元素到景观格局。
1.1 以物种为出发点的景观规划途径
该规划方法强调，使景观生态规划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选准保护对象，并对其习性、运动规律和所有相关信息有充分的了解。以此为基础来设计针对特定物种的景观保护格局。一个整体优化的生物保护景观格局是由多个以单一物种保护为对象的景观最佳格局的叠加与谐调(Amstel等1988；Selm 1988)。这一途径一般可分为下列五个步骤：
(i)根据物种的重要性，选择目前的或潜在的保护对象。
(ii)收集关于保护对象的信息，包括查阅文献，明确适合于每一保护对象的最佳景观结构。
(iii)汇总和比较所有保护对象对景观的需要。
(iv)修改保护物种清单以取得保护的谐调与一致性。
(v)综合以单一物种保护为目的的景观规划来获得某一地域的总体生物保护景观规划。
如果有足够详尽的关于物种及其相关联系的信息的话， 以物种为中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可以说是，最有效和科学的生物保护途径。但是，这一途径一开始就将可能遇到规划师和生物学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什么物种应优先保护的问题。人们一般从三个方面的标准来选择优先保护的物种：
(i)目前的稀有、特有性，受协状态及其实用性，大型哺乳动物和那些被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单之列的物种显然应作为首选的保护对象。往往被作为首选对象。
(ii)物种在生态系统及群落中的地位。保护对象应对维护整体生态平衡有关键作用。
(iii)物种的进化意义。一种杂草可能本身很不起眼，在群落内也表现不出重要意义，但却有可能对进化史及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有重要价值。用进化的观点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被动地保护现存的濒危物种更具有意义(Edwin 1991)。
1.2 以景观元素保护为出发点的途径
这一途径并不基于对单一物种的深入研究来作景观规划，而是把生物空间等级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集中针对景观的整体特征如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和景观的动态变化来进行规划设计。该途径认为，现实的生态过程发生在一个时空嵌合体中，包含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而批评以物种或群落保护为对象的规划只是偏面地解决了一个连续的复杂系列的局部和片段(Noss and Harris，1986)。因此，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整体规划途径强调以下的步骤(Harris 1984， Noss and Harris 1986; Noss1991)：
(i)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成份包含在一个广泛的时空尺度上，因此，一个全面的规划应该以生物等级系统的各个层次的受协成分或节点(Node)作为保护对象。强调节点的多样性，这些节点小到一棵孤树或一个森林斑块，大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而对单一物种本身则不作深入考察。
(ii)因为景观的破碎和分割被认为是危胁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所以，规划强调景观的连结关系和格局设计。规划的目标是将每一景观中各种大小的节点连接成为整体的保护网络，并在区域和大陆尺度上建立景观保护体系。
(iii)景观及其保护必须从时空系统和动态的、飘移的嵌合体(Shifting Mosaic)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旨在维护嵌合体的稳定性，综合考虑保护及发展规划，以实现景观的可持续性。
与以物种为核心的规划不同，以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的第一步不是确定单一物种作为保护对象与研究其特性，而是首先分析现存景观元素及相互间的空间联系或障碍，然后提出方案来利用和改进现存的格局，建立景观保护基础设施(Conservation Infrastruture)。包括在现有景观格局基础上，加宽景观元素间的联接廊道、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引入新的景观斑块和调整土地利用格局。
此景观元素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理论指导包括岛屿生物地理学(Island Biogeography)和景观生态学。景观的连续性、异质性、动态和飘移等是规划着重考虑的景观特性。
这一规划途径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所谓的景观群岛模式(Archipelago Model)，或称为综合利用模式(Multiple-use Model，简称MUMs)(Harris，1984；Noss and Harris 1986)。这一模式包括一个绝对保护的核心区和周围缓冲区。沿核心区向外人类活动强度逐渐增加。核心区是生物多样性等级系统中任一层次上的某一节点。
一个关于整体景观保护的类似的概念是所谓的景观补偿区网络(Network of Landscape Compensative Areas)，这一概念强调景观规划和管理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景观的多样性和最优格局。而这样一种最优格局表现为地域内多层次的景观补偿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Mander等1988)。这一理想的景观格局实际上是一个等边六角形。在这样一个六角形中，景观的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通过多层次的生态过渡带和补偿区网络来实现。
以景观元素为导向的规划避免了上述的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规划途径的缺点，而从整体上来设计全面的、包容的景观格局。对于景观这一复杂的系统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这种从形式出发的景观格局设计是否能满足内容即物种的保护需要？景观格局是为谁而设计的？ 2.多样性保护的空间战略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原因：
(i)栖息地的消失； (ii)栖息地(景观)的破碎化；(iii)外来种的入侵和疾病的扩散；(iv)过度开发利用；(v)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和(vi)气候的改变。
其中，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尤其如此(BCCA，1992)。栖息地的消失直接导致物种的迅速消亡，而栖息地的破碎化则导致栖息地内部环境条件的改变，使物种缺乏足够大的栖息和运动空间，并有利于外来物种的侵入。适应于在大的整体景观中生存的物种一般扩散能力都很弱，所以最易受到破碎化的影响。
尽管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有所不同，一些空间战略都被普遍认为是有效的。这些战略对克服上述人为扰有积极作用。包括：
(i)建立绝对保护的栖息地核心区；
(ii)建立缓冲区以减少外围人为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
(iii)在栖息地之间建立廊道；
(iv)增加景观的异质性；
(v)在关键性的部位引入或恢复乡土景观斑块。
2.1 绝对保护核
这是自然保护中最传统的战略，其基本思想是将保护对象(残遗斑块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尽量完整地保护起来，并将人类活动排斥在核心区周围的缓冲区以外。
岛屿生物地理学强调自然保护区设计中的面积和临近关系。这一理论最早由Preston(1962)和MacArthur及Wilson(1963，1967)等首先提出并发展。这一理论假设一个岛上的物种数目最终将趋于一种动态平衡。导致平衡的两种过程是物种的迁入和灭绝。达到平衡状态的物种数主要取决于岛屿的大小和岛屿离种源的距离，即面积效应(Area Effect)和距离效应(Distance 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小的保护区不但最终将只能允许少数物种的生存，并在一开始就使物种迅速消亡。而远离种源的保护地，则很难使物种有再迁入来取代消亡的个体。这一假设或多或少在海洋岛屿和孤立的陆地残遗斑块的观察中得到证实(见Frankel and Soule，1981; Harris1984;Forman and Godron 1986; Forman 1995)。但是，陆地景观斑块与海洋岛屿的状况有很大差异(Forman 1979; Harris 1984)，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衡量陆地景观斑块隔离状况。有学者提出用景观阻力(Landscape Resistance)来衡量栖息地斑块间的隔离程度(Forman and Godron 1986;Formam 1995)。影响景观阻力的因素包括景观的基相质地和边界频率等。Kanaapen等(1992)提出用最小累积阻力来衡量隔离程度。
岛屿生物地理学的越大越好和越近越好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仍被广为接受，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Simberloff and Abele 1976)，认为几个小的保护区可能比一个大型保护区有更多的优越性。
一些反映面积和物种及种群关系的门槛为规划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其中之一是种群健康所需要的最小面积(Viable Minimum Area)。对此，有两条法则，即近期法则和长期法则。近期法则主张最小的有效种群数是50；长期法则主张最小种群数为200-500，这样才能保证生物保护的长期安全。根据这两个门槛，可以相应地确定最小面积(Frankel and Soule 1981；Harris 1984)。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物种与面积之间存在着以下的关系(MacArthur and Wilson 1967)
其中S和A分别是物种数和面积(公顷)， C和z是特定物种及环境条件下的参数。尽管C和Z因具体情况变化很大(见Wilcox 1980)，这一公式指出，当栖息地斑块很小时保护面积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物种的大幅度增加，而当栖息地斑块很大时，其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增加少量的物种。根据这一特点，一般认为保护区的面积每减少十倍，物种数将损失30%。
另一种门槛变量是破碎度。根据采伐的模拟表明，景观中至少有50-70%的原有森林生境才能保护物种及生态过程的健康和维持正常秩序(Franklin and Forman 1987)
2.2 缓冲区
缓冲区(Buffer Zones)或过渡带(Transition Zones)的功能是保护核心区的生态过程和自然演替，减少外界景观人为干扰带来的冲击。通常的方法是在保护核心区周围划一辅的保护和管理范围。但试图在保护核周围建立缓冲区的设想往往会落空，原因是缓冲区土地的所有权法律上不属于保护区管理部门(见McNee1y 1992)。在有的情况下保护区内部也设缓冲区。但是，国际上关于如何划分缓冲区的技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缓冲区应该划到什么地方，如何划才最有利于保护同时不给当地居民带来过分的经济损失。显然，以保护核心为中心同心圆式地划分缓冲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一个新的划分缓冲区的途径是利用阻力面的等阻线来确定其边界和形状(Yu，1995a-b，1996a)。阻力面类似与地形表面，其中有缓坡和陡坡，呈现一些门槛特征。据此来划分缓冲区不但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而且，可以判别缓冲区合理的形状和格局，减少缓冲区划分的盲目性。
2.3 建立廊道(Corridor)
对抗景观破碎化的一个重要空间战略是在相对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廊道。生态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廊道将孤立的栖息地斑块与大型的种源栖息地相联接有利于物种的持续，和增加生物多样性(见Forman and Godron 1986;Harris and Scheck 1991;Saunders and Hobbe 1991；Forman 1995)。这一观点最近在景观规划和设计领域内得到认真的对待(Smith and Hellmund 1993)。
理论上讲，相似的栖息地斑块之间通过廊道可以增加基因的交换和物种流动，给缺乏空间扩散能力的物种提供一个连续的栖息地网络，增加物种重新迁入的机会和提供乡土物种生存的机会。许多实地观察也证实了廊道的这种功能(详见Harris and Scheck 1991；Forman 1995).
廊道的联系和辐射功能使他们成为促进未来生物多样性进化的重要景观结构(Erwin 1991)。根据这一功能，廊道的设计应与生物进化的轨迹相适应，联接重要的物种源以保护不断的物种交流和辐射。
但是，廊道的意义也不能过分地强调。他们有时并不能起到联系乡土栖息地的作用。相反，他们有可能对乡土物种带来危害。在大尺度空间上的一个例子是南北美大陆联接的形成在过去几百万年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的损失(May 1978;Gould 1993， p347)。在小尺度上的观察也证明廊道对乡土物种的危害性(见Harris and Sheck 1991)。对某些生态过程有促进作用的廊道，恰恰对某些物种的运动有阻碍作用。联结孤立栖息地之间的廊道往往会引导天敌的进入，或外来物种的侵入而危协到乡土物种的生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开发就有许多这样的问题。外来物种沿着交通廊道侵入景观深处，危协乡土物种的生存(见Harris and Scheck 1991)。
由于廊道功能的这些矛盾，要求景观设计师谨慎考虑如何使廊道有利于乡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Harris and sheck 1991)：
(i)多于一条廊道：多一条廊道就相当于为物种的空间运动多增加一个可选择的途径，为其安全增加一份保险。
(ii)乡土特性：构成廊道的植被本身应是乡土植物。
(iii)越宽越好：廊道必须与种源栖息地相联接，必须有足够的宽度。否则，廊道不但起不到空间联系的效用，而且，可能引导外来物种的入侵。至于多宽的廊道较为合适，目前尚无定论，但越宽越好是一条基本原则。
至于针对某一种动物运动的廊道，当地的生物和生态专家的经验往往能提供最可靠的参考(Binford等1993)
(iv)自然的本底: 廊道应是自然的或是对原有自然廊道的恢复。任何人为设计的廊道都必须与自然的景观格局，如水系格局相适应。
其它联接破碎斑块的方式包括建立动物运动的"跳板"(Stepping Stones)，改造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质地和减少景观中的硬性边界频度等以减少动物穿越景观的阻力。 2.4 增加景观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实验观察和模拟研究都显示，景观异质性或时空的嵌斑特性(Patchenes)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连续及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Turner 1987; Pickett and Thompson 1978;Kolasa and Pickett 1991; Renshaw 1991; Kozakienicz 1995； Forman 1995)。许多物种需要两种或多种栖息地环境。景观的空间格局与时间更替一样可能会显得杂乱无章。但这种动态和交替抹去了景观中的剧烈性的变化，使系统保持稳定。所以，保护和有意识地增加景观的异质性有时是必要的。(Frankel and Soule 1981; Hayes等1987)。增加异质性的人为措施包括控制性的火烧或水淹、采伐等。
2.5 恢复栖息地
另一种代价很高的生物保护战略是栖息地的恢复，在关键性的部位引进乡土栖息地斑块，作为孤立栖息地之间的“跳板”，或增加一个适宜于保护对象的栖息地。这样可以大大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同时也可提高景观的美学价值(Hayes等1987；Morris1987)。
上述多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积极作用。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来构建上述空间结构和战略。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划分缓冲区?在什么地方建廊道来联接栖息地斑块?在什么地方引入新的斑块来有效地影响生态过程? 这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3.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讨论
3.1 普遍的缺陷和应改进的方面
上述关于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和空间战略总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
(i)被动的途径
除少数例外，目前生物保护多采用被动方式。生物多样性或乡土栖息地被作为被动的保护对象，被圈在一定的地区或限制在一定的网络内运动。如果把生物对景观的利用作为一个能动的生态过程，一种对景观的竞争性的控制过程，情景可能会很不一样。在这种假设下，通过识别关键性的景观局部和空间联系，而利用物种自身的对空间的探索和侵占能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也正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概念的基本出发点之一(Yu 1995a-c，1996a-b)。
(ii)局限于对“实体”景观的保护
由于上述关于把物种作为被动对象保护在特定地域和现存景观元素中的局限性，生物保护中的景观生态研究和规划往往注重现有景观元素及格局与生物运动过程的关系 (Laver and Haine-Young 1993)或偏于记载和再现现存的景观实体元素而对景观的另一半，即作为景观实体元素背景的部分研究很少。 而恰恰是这部分“虚体”景观，如作为景观中森林斑块背景的农用基质，对物种的空间运动起作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景观基质、或背景中是否存在着某种隐藏的或是潜在的结构，影响、甚致控制着景观生态过程呢？
由于上述两个局限性，生物保护的上述空间战略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如传统的缓冲区的划分方法，和根据现存的自然结构来建立廊道并相信物种能利用其进行空间运动等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所以，下列三个问题依然存在：
(a)如果要选择某一栖息地进行保护应如何选择，包括什么和在什么位置。
(b)如果两个或多个孤立的栖息之间需要构筑廊道，什么地方设廊道才具有高效性。
(c)如果恢复一个退化的景观，应在什么地方着手，才可以使恢复过程更有效，包括有效地使乡土物种得以维持和繁衍，和有效地阻止外来物种的侵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需要考察现存景观元素及其空间格局，同时还应研究潜在的景观基础设施。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探讨(Yu 1995a-c， 1996a-b)。
3.2 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概念
针对上述普遍采用的景观规划和空间战略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模式。尽管这些新概念仍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但对未来生物保护的景观规划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i)景观的空间构型概念(Spatial Configuration)
这一概念强调景观的构型，即景观元素的毗邻关系。景观的空间构型可能比笼统意义上的景观异质性或景观的嵌合体特性更具有意义(Forman 1990， 1995)但关于这一设想尚没有进一步的实验观察的支持。
同样的设想也包含在森林的群岛模式之中，这一模式主要讨论破碎化的残遗森林景观的空间分布(Harrs 1984)。该模式强调斑块在联系整体群岛系统中的作用应作为斑块被选作为保护对象的首要因素。单一斑块选择作为保护对象的标准包括：①空间位置，②总的物种丰富性，③对特有区系成分生存和延续的意义，④发生遗传变异的可能性。而“选择栖息地岛屿保护地的压倒一切的保护标准是其在整体景观生态系统中的作用”(Harris 1984， p158)。
(ii)进化动态世系概念(Evolutionary Dynamic Lineage)
这一概念认为，目前生物保护的战略基本上是保护那些正走向灭绝的稀有物种，而这并不是我们所需的。 应该保护的是进化的过程(Erwin 1991)。 那些对当代进化过程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地区应作为我们的保护和管理重点。 根据物种进化的空间轨迹来设计景观生态保护格局，才使生物保护更具有意义而应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3)景观阻力的概念(Landscape Reristance)
动物保护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生态补偿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5-0112-02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发展的同时却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功能遭到破坏，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为了有效协调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我国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制度，由于该制度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理论基础薄弱，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立法体系，不利于该制度的贯彻实施，因此健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体系是立法机关的首要任务。
一、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相关概念界定
（一）自然保护区与生态补偿的定义
世界保护联盟将自然保护区定义为：“主要致力于生物多样性和有关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管护，并通过法律和其它有效手段进行管理的陆地或海域。”[1]这是国际上的通说观点， 几乎包含了所有自然物种保护的类型化区域，是广义概念上的自然保护区。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对自然保护区的定义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2]是狭义概念上的自然保护区。综合国际上与我国的定义，笔者认为，自然保护区是指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物种，在空间上划定的在自然物种或者资源属性上具有独特性的保护区域，并由法律规定的形式加以保障。
在我国，由于生态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侧重点的不同，不同学科学者对生态补偿的理解大相径庭，对其概念的界定也有多种解释，我国现行立法还没有对生态补偿的涵义作出明确规定。《生态补偿条例》（草案）规定：“生态补偿是指国家、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其他生态受益者给予生态保护建设者因其保护生态的投入或失去可能的发展机会而进行的补偿。”[3]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生态补偿概念是：“通过对损害（ 或保护） 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 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 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 或保护） 行为的主体减少（ 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 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4]综合以上两个概念，笔者认为，生态补偿是以保护资源环境和恢复生态服务功能为目的，利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等手段，协调生态系统保护者与损害者之间环境与经济利益关系的一种激励制度。
（二）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涵义
目前法学界还没有一个较为公认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定义。综合生态补偿的涵义并参考其他类型生态补偿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定义为：为恢复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协调自然保护区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自然保护区所产生的环境与经济利益关系以达到相对公平的一种激励制度。
二、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现状及立法缺陷
（一）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立法一直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在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中有所规定，但过于分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体系。
1.宪法的相关规定
《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5]该两条规定表明国家将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放在同等地位，但这仅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提供了指导，宪法中没有相应条款作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直接依据。
2.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是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第31条第1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将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同等地位，增加了对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原则性规定，首次在环境基本法中明确了生态补偿制度。
《自然保护区条例》对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做了简单规定，明确了补偿由地方人民政府具体执行。如第23条规定“管理自然保护区所需经费，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国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第27条规定“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原有居民确有必要迁出的，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妥善安置。”[6]
《生态补偿条例》于2010年1月由国务院列入了立法计划。该条例确立了“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损害谁修复”的原则，在补偿资金管理机制上有所加强，扩大了资金来源，强调要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权责分明，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
此外，一些自然资源单行法也对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做了相关规定：如《森林法》《草原法》《防沙治沙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与生态补偿相关的行政法规有《森林法实施条例》《退耕还林条例》等。
3.地方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投入到立法实践中，结合本地自然保护区状况，相继制定了与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相关的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如云南省的《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云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浙江省的《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浙江省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广东省的《广东省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等。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是我国首个地方生态补偿条例，该条例规定了对生态补偿的适用范围、补偿原则、补偿范围、补偿对象、补偿标准以及审核程序等内容，明确了政府职责，并规定市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生态补偿实施细则，使补偿能够顺利实施。
（二）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缺陷
通过上文分析，我国关于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立法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就有关法律规定本身和法律实施而言，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破碎化、原则化，同时由于经济与地域的差异，各省市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标准、方式也各不相同，不利于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实践的有效开展，可能出现不补偿或任意补偿的现象，难以完全适应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缺少宪法层面的规定
我国宪法给予了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同等的重要地位，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未规定保护区居民享有基于生存的目的而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从而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没有直接的宪法依据。
2.缺少中央层面立法的综合性规定
我国立法机关还没有对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专门立法，相关法律法规散见于野生动物、草原、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规中。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了对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补偿；《草原法》第35条规定了对草原禁牧、休牧、轮休区实行舍饲圈养的牧民进行补偿；《森林法》第8条提出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森林法实施条例》第15条中明确指出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经营者有获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综合分析，中央层面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存在缺陷：首先，各单行法之间协调性不够，没有系统梳理。由于自然保护区分类众多，不同保护区保护的对象不同，针对不同保护对象的单行法不尽相同，导致各单行法之间缺少协调性。其次，关于生态补偿的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差。各单行法没有明确规定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补偿范围、标准、方式等重要问题，不利于法律实施。
3.缺少地方立法的普遍性规定
由于没有上位法的统一规定和指导，制定配套的地方法律法规缺少法律依据或陷入困境。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实践仅在少数省市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不多。另外，尽管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集中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但主要是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出现，导致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规范位阶不高、难以协调统一。同时，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下位法规定中，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法定程序模糊或没有相应的规定，从而造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实际执行于法无据，难以落到实处。
三、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完善
我国应建立完善的、自上而下的由宪法、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组成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体系，为地方的补偿实践提供具体可行的法律依据。从理论上来说，我国生态补偿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上而下的统一立法模式，即制定一部专门的生态补偿法律或条例，在该法律或条例下再制定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单行法；第二种是单项法突破模式，即在现有的多部单行法中对单个生态资源的生态补偿分别进行规定。第一种模式层次多，操作过于复杂。我国目前应用第二种模式，然而各单行法中对某一领域生态补偿规定不够具体，如果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就需要对各单行法律进行补充修改，工作量之大是对立法资源的浪费，还会导致生态补偿的一些基础性和程序性问题难以协调统一。因此，笔者建议选用层次少又节约立法资源的新模式，即制定一部综合的生态补偿法律为各领域生态补偿立法提供依据，然后结合在自然保护区立法中明确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模式。
（一）关于《宪法》修改
笔者认为应当把生态补偿写入宪法作为基本国策，赋予生态补偿最高的法律效力，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提供直接的宪法依据。可以通过新增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增加有关生态补偿的宪法规定，将生态补偿最为环境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奠定宪法基础。
（二）制定《生态补偿法》与《自然保护区法》
1.制定《生态补偿法》
一种制度的建立需要立法来指导和制约，生态补偿作为一项新生制度需要立法来确认它在法律中的地位，以规范社会各主体的行为。我国于2010年4月26日开始《生态补偿条例》的起草工作，该草案已经完成，该草案涉及了生态补偿的概念、补偿原则、补偿领域、补偿对象、补偿方式等内容。但条例法律位阶低，针对自然资源法如《森林法》《草原法》《防沙治沙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关于生态补偿的内容发生冲突时，不能进行规范，起不到对生态补偿的统领作用。所以应提升生态补偿法的立法层级，制定《生态补偿法》。
2.制定《自然保护区法》
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至今已有二十年，由于立法背景等因素，侧重对环境污染者的惩治而未规定对环境保护的激励制度。我国很多单行法律、法规中都涉及到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相关内容，但是由于保护对象的不同，缺少协调性且难免出现法律法规冲突的现象。此外，这些单行法更侧重于对某一种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护，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二者在目的上存在偏差。提升自然保护区法的法律层级使其上升到法律层面，制定《自然保护区法》，使生态补偿制度的相关内容在该法中加以明确，可以协调和指导单行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有利于减少不同位阶、不同地区法律规定的冲突。
3.制定地方性法规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环境问题以及自然保护区的种类存在差异，因此生态补偿的任务也不尽相同，要想贯彻落实符合当地实情的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制度，就需要各地立法机关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结合本地状况，制定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在此基础上各地也应确定具体的补偿额度、补偿途径，制定灵活变通的实施细则。
参考文献：
[1] 王小萍.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问题探究[c]//.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东北林业大学.生态文明与林业法治――2010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上册）.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东北林业大学，201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A].铁路环保法规汇编[C].2013：2.
[3] 韦贵红.我国森林生态补偿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4.
[4] 黄润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9：41.
动物保护的概念范文第5篇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
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生物人享有名誉权的精神基础
依近代民法,权利能力是生物人转化为自然人的“通道”,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仅维系于生物人之生命。但从法律史上观察,生物人并不是自动成为法律主体的。无条件赋予任何生物人以主体资格,只是近代民法的实际。它清楚的道出这样一个真理———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同样出自法律技术上的拟制。其实,自然人与法人一样,都是法律上的拟制,是法律对生物人的主体地位承认的制度实在,而非现实实体。自然人的概念,诞生于个人主义的思想温床,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存在的事实。拿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然人的概念不复存在,权利主体将为以共同体思想作为拟制基础的主体概念所代替。
自德国民法典以来,生物人被普遍无条件的赋予权利能力———“私法化”、“形式化”的人格———让我们往往不见自然人同样是制度实在是法律拟制结果的事实。法律又何以单单赋予生物人权利能力?这个问题在当代动物福利的冲击下,尤其凸显。概念法学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近代民法上的人只是个形式化的人的概念,是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概念。在我国民法继受过程中,民事主体背后的价值考量更是丢失殆尽,对于民法上的人是从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移植而来的事实,更是不得而知。人、权利、法律义务以及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联系起来的法律关系概念的精神内容,源于将伦理学意义的人的概念移植到法律领域。每一个人(生物人)都生而为“人”(自然人),对这一基本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全部后果,我们只有从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出发才能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与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这一思想渊源于基督教,也渊源于哲学,系统的反映在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中。
动物保护的概念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毛皮动物；动物福利；取皮方式；法律保护
毛皮动物饲养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有着“软黄金”之称的裘皮一直是人们向往的高档消费品。近年来，毛皮服装越来越趋于时尚化、个性化，摆脱了季节性和地域性的束缚，毛皮饰品也应用于各种时尚服装、家庭装饰、汽车装饰等领域，应用范畴越来越广泛，我国已经成为公认的毛皮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近来，媒体不断曝出的“活剥皮”事件，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保障毛皮动物取皮过程中的动物福利。
一、毛皮动物取皮过程中的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是指动物与它的环境相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主要包括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行为福利和心理福利5个基本要素。涉及到毛皮动物取皮过程中的是生理福利和心理福利，即免受苦痛及恐惧的自由，反对使用那些极端的生产手段和方式。
取皮是毛皮动物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只毛绒很好的动物，如果剥皮方法不当，就会严重影响毛皮的使用价值和品质。目前，我国毛皮动物的养殖与取皮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集体作业，也缺乏统一的生产标准，多是私人作坊生产。因此取皮时多以方便快捷为原则，常用的有打昏法、药物处死法、CO处死法和电击法等。可以说，实际操作中很少会考虑到动物福利问题。这恰恰说明，国内不少公众以及商家动物福利保护意识仍然匮乏，而善待生命，尊重与人类一样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的动物们的权利，更未能成为生活方式和文明生产的程序设定。
二、研究毛皮动物取皮方式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公众对毛皮动物取皮方式的福利意识仍普遍淡薄，对动物福利保护的意义及如何实现动物福利保护的知识了解甚少。
（一）与我国的大国形象极为不符
人们通常以动物主宰者的身份肆意对待动物，例如“活剥皮”等残忍对待动物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种虐待残害动物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还被人们认为是不足为奇的，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毛皮行业形象和声誉。
（二）皮毛产品面临贸易壁垒问题
据称，“活剥皮”的报道后，被多家国外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时间，来势汹汹的“动物福利壁垒”给我国整个毛皮产业笼上了阴影。这不仅给我国的形象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成为抵制毛皮服装运动的新起点，最终遭受损失的还是我国的毛皮加工及其上游养殖业。因此，我国动物制品出口面临着动物福利壁垒的问题，即在动物产品出口上，许多发达国家要求供货方必须提供动物产品在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没有受到虐待的证明才准许其出口，然而因为暂时没有动物保护方面相关立法，我国的动物产业频频遭遇动物福利壁垒的打击，受到较大的经济损失。
（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必然选择
动物取皮方式的文明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必然选择。因此我国应当加快同国际的接轨，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动物福利法，更好地保护动物的福利，同时树立我国皮毛产业的良好形象，我国的动物制品才会渐渐被欧美国家所接受，进而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带来新的契机，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现行法律对毛皮动物保护的不足
最近几年，动物福利已逐渐引起各行各业人们的关注，动物福利意识有所提高。由此可见，我国的动物福利意识水平在提高， 但从总体上来看仍远滞后于发达国家。
（一）我国缺少专门的动物福利法
欧美大部分国家有关防止虐待动物法的立法在19世纪就基本完成了，英国现行的动物保护法是1911年通过的。如美国就有动物福利法案，英国有猪福利法案，欧盟也制定了宰杀动物的法规，亚洲的新、马、泰和日本都在上世纪完成了动物福利立法。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动物福利法，可见我国动物福利法规体系有待完善，有许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二）我国的动物福利保护的范围过窄
除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我国尚无一部比较全面的关于动物福利方面的法律。而在保护对象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范围非常有限，并不是所有野生动物都受保护，只有珍贵、濒危、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才受保护。近年来，国内屡屡发生虐待动物的事件，但最终只上升到道德谴责，我国唯有出台一部动物保护立法，才能够使伤害动物的行为得到最终遏制。
（三）我国对动物的保护不是以保护动物个体利益为目的
长久以来，动物都是作为法律上的物而存在，它们的境遇同其他无生命的财产一样，在人们的意识中，动物只是纯粹的资源，而忽视了动物个体的利益，现有的保护动物的法律也仅仅将动物作为资源对待，涉及动物保护的立法宗旨更多的是出于生态、物种、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的考虑，动物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并没有得到重视与承认。
四、完善我国毛皮动物取皮方式的法律思考
当今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现代意义上的动物福利法，不论它们的名称是动物福利法还是动物保护法，中国的动物保护法都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动物福利法，而动物福利法的缺失所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虐待动物事件的不断发生，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文明形象。
（一）加强宣传，提高公民爱护动物的法律意识
不断强化《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提高全民保护动物意识。同时，大力宣传中国《宪法》、《环境保护法》、《草原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已参加的国际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不断提高全民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意识，逐步地、有重点地开展动物福利工作，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动物福利差距。
（二）制定有关“动物福利”条文，逐步完善动物保护法规
推动中国动物福利法的立法工作，现阶段可在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有关“动物福利”条文，如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提出对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和防止虐待动物等问题，在《动物福利通则》中规定动物福利的保障问题，逐步完善动物保护法规。同时，中国作为WT0正式成员，应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制定体现公平、公正的贸易规则，反对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动物福利”名义设立新的贸易壁垒，从事贸易保护主义活动，为中国农产品出口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严格贯彻执行现有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
目前，针对动物的不规范饲养和存在的野蛮宰杀等侵害动物福利的行为，国家林业局印发了《毛皮野生动物（兽类）驯养繁育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在取皮环节，《暂行规定》要求：毛皮动物的取皮工作需经毛皮成熟鉴定后进行，严禁对毛皮尚未成熟的动物进行提前取皮。剥皮操作应在毛皮动物死亡30分钟后进行，严禁在毛皮动物尚未彻底死亡的情况下剥皮。取皮时必须采用人道、安全的处死方法，禁止使用击打、敲击等不规范的处死方式，禁止各种虐待毛皮动物和侵害毛皮动物福利的行为。剥皮后的毛皮动物胴体应妥善处理，合理利用，严禁随意处置。毛皮动物剥皮工作人员应该严格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操作。
动物保护的概念范文第7篇
2008年，也就是汶川大地震那年，我在达州刚刚高中毕业。那个时候一听地震了，就特别想去灾区救助，但因为是一个人，没有组织，加上灾情险恶，所以很遗憾没有进灾区帮忙。后来我考入川大锦江学院，大一的时候，很偶然的一次机会，看到中国绿色学生组织网在我们学校做环保宣传并召集志愿者，那时我刚从高中繁重的学习中解脱出来，再加上又没进灾区当成志愿者，我一想，干脆报名吧，就这么开始了我的环保之旅。
2009年夏天，环保社团组织我们去都江堰的龙池镇进行灾后援助，我在那里呆了半个月，基本上每天都和当地小朋友们打交道。我们教小朋友学习环保知识、英语，一起唱歌跳舞，到各个社区组织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开亲子运动会，晚上还放映坝坝电影。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几个人睡一间，常常聊天到很晚。
龙池镇附近有条河叫龙溪河，在夏天经常涨水，有时候会引发泥石流。有一天，社区广播说今天晚上可能要涨水了，让大家注意安全。我们这些做志愿者的都是大学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很害怕，于是都挤在一个房间里。这天晚上，大家都不敢睡，有讨论洪水淹过来以后往哪里跑的，还有互相留家里电话的，就怕水一旦来了自己没跑出去，也好有人帮忙通知家里人。我们就这么围坐了一个晚上，有的人实在支持不住，迷迷糊糊地靠在墙上睡着了，我因为心里不安，所以一直没敢睡。到了第二天早上，想象中的大洪水并没有来到，还好什么也没发生，现在回想起来可真有意思。
在龙池镇，我们除了陪小朋友们玩，给他们普及环保知识外，还要给村民们灌输环保概念。这个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龙池属于野生动物保护区，不能够随便乱逮小动物。以前，村民们经常会上山抓蛇吃，有一天，一个村民抓了一条蛇正打算剥皮，我看见了赶忙从村民手里把蛇买回来，壮着胆子和小朋友们一起把蛇放了。小朋友们见我这样做后，自己也不乱抓野生动物了。他们抓的青蛙、蝙蝠什么的，都不用我说，自己玩一会儿就放生，完了后他们还向我汇报，希望得到我的表扬。孩子们特别可爱，听见我表扬他们，小脸蛋都乐开花了。回到成都后，我也陆陆续续参加了一些社区环保宣传，如果说最开始做环保志愿者是一个不经意的选择，那么后来的2010年初到2011年年底，这段时间让我对环保志愿者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三江镇席草村的两年记忆
卧龙三江镇有个席草村，它是汶川县最偏远的村之一，到了2008年地震后才开始修建第一条公路。那里的村民基本都待在家里，很少外出打工，他们靠挖草药和打猎为生，生计极为单一，也没有任何环境保护的概念。2010年初，我加入的这个学生网与卧龙三江保护站合作，在那里开展了一个有关生态保护的宣传，我在席草村做了整整两年时间的志愿者。
偷猎本就是国家不允许的，但他们没有别的生计方式，只能这样。村民们偷猎也很辛苦，要带上干粮进山，在山里一呆，10天半个月算少的，有时候要在深山里“埋伏”整整1个月才有可能打到猎物。干粮吃完，村民回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猎到反而把自己弄伤的多的是，有被野牛用角把肋骨顶断的，还有被野生熊猫咬伤的……什么样的都有。我们刚去的时候，村里就是这种状态。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教村民们其他的生计方式，比如教他们养土鸡和种植中草药。我们成立了一个村合作社，在里面放几万块钱的启动基金，可以先无偿借给村民购买原材料，当村民们有了钱再还回来。最开始村民们不愿意，还有一家两口子在合作社里为这个吵架的，老公愿意借钱养鸡，老婆不愿意，我还给他们劝架。后来他们两口子看见别的村民养鸡赚了钱，也开始养了。慢慢的，人越来越多，自然去偷猎的就少了。中草药这个项目开始还行，种了一期后，因为村里可种植的地很少，最后也不了了之。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单纯的学生志愿者，成长为一个可以站在更高的社会角度看问题的成年人。这个项目完成后，很多村民现在都还会和我保持联系，他们也会给我讲讲最近的生活情况，我也会再到村里去看他们。
环保的梦想不会放弃
动物保护的概念范文第8篇
目前，在国际层面，得到较广泛认知的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1988年就海洋保护区给出的较为广泛的定义:“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的方法予以部分或全部保护的潮间带或潮下带的任何海区，包括其上覆水体及相关的植物、动物、历史和文化特征”。
对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定义，可以从保护方法、保护范围、保护对象这三个维度进行解读:
首先，在保护的方法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强调法律方法或其他有效方法，对法律方法做了特别提示。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看来，通过法律手段建立海洋保护区是值得鼓励的，可以为海洋保护区制度的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同时，法律方法不仅仅指国内立法，还应该包括国际法，这就是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建立海洋保护区需要与现行国际法协调的应有之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定义对法律方法的强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the WorldSummit on SustainableDevelopment，简称WSSD) 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召开时提出“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the Johannesburg Plan of工mplementation)，在鼓励国家发展海洋保护区同时强调要遵守国际法，与现行国际法一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OSPAR Convention)建立的OSPAR委员会在建立包括公海水域的海洋保护区决议别指出海洋保护区与国际法的协调一致(consistent withinternational law)。
其次，在保护的范围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概念是可以立体适用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所用的语词“任何海区”(any括潮间带或潮下带范围内的海岸、水面、area)说明其构建的海洋保护区概念不仅包浅水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界定海洋保护区概念的时候，还包括这个范围以内的海底环境。主要目的是促进各国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内建立和发展海洋保护区。潮间带或潮下带在水平范围上的延展性，使得国家在建立海洋保护区时可以基于海洋科学的考量在海区范围的选择上具有较大的选择权。但与此同时，潮间带或潮下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导致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时会存在争议，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海洋保护区定义的瑕疵。
最后，在保护的对象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界定是非常广泛的。鉴于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危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海洋保护区的主要目标在于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即生物指向型海洋保护区。但在实践中，为了保护特殊的海洋地貌、历史和文化特征等，各国也通过建立海洋保护区的方式进行保护，称之为非生物指向型海洋保护区。例如，为了保护泰坦尼克号沉船遗址，美国和英国蕉北大西洋建立了沉船遗址保护区。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世界自然环境保护领域享有重要地位，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均能通过该组织进行合作，专家、科学家、学者和志愿者均可以个人名义加入该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吸纳官方层面和民间层面的不同观点;加上其给出的定义比较宽泛，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对概念的解释将各国、国际组织建立的不同类型的海洋保护区均囊括在内，使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海洋保护区的概念界定得到了国际社会较为广泛的接受。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宽泛定义，海洋保护区不仅具有生物及生态学属性，同样具有历史文化属性以及相关联的经济学属性，只要是符合其保护目标的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海洋保护区都可以归入给定义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项国际标准。
(二)海洋保护区与公海保护区
在海洋法上，海洋保护区是正在发展着的新概念，与海洋保护区相关的法律制度尚处在谨慎构建中。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在实践中建立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海洋保护区，发展了多种不同的海洋保护区定义。这些数量众多的海洋保护区位于不同的海洋区域，或是国家管辖范围内，或是公海;适用不同的标准，或严格，或有名无实;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或是单独管理，或是联合管理等。
毫无疑问，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国际实践是纷繁复杂的，由此可以认为，过于严格和狭窄的界定将满足不了实践的需要，而过于宽泛的界定则不能很好地指导国际实践。也就是说，一定程度的宽泛界定有其合理性，可以使实践中己经产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区能够被纳入国际海洋保护区网络，同时排除那些有名无实的保护区。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对海洋保护区进行广义的界定，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宽泛定义则具有参考性，即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应当包括保护方法、保护范围和保护对象这三个要素。
首先，海洋保护区保护方法的基础是法律手段或其他手段，而不论采取何种保护方法，都需要有国际法基础，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更是如此;可以称之为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其次，在保护范围上，海洋保护区应当突破近海或者孤立海洋片区的限制，在宏观上将各个海洋区域作为整体考虑;可以称之为海洋保护区的整体性。最后，海洋保护区的保护对象是多元化的，既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也保护在科学、美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具有特殊利益的对象;可以称之为海洋保护区的系统性。
基于以上分析，综合考量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本文对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如下:
“海洋保护区是在符合国际法的基础上，为保护海洋环境、生物多样性、历史和文化特征等，在特定海域施行某些保护性措施，以实现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