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遗传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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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遗传学分析范文第1篇
基于MC法的MDS细胞遗传学检测的研究进展
染色体危度分层系统
细胞遗传学分析对于MDS有独立预后价值，1997年IPSS国际预后系统是染色体、外周血细胞及骨髓原始细胞计数共同构成，但是在IPSS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有明确预后意义的染色体异常种类太少,只有预后好的正常核型,20q、5q~、Y及预后差的7号异常、复杂核型,而其它核型数量众多、种类繁杂的细胞遗传学异常被笼统归入到了预后中等的一组，而这些归属于中危组的染色体异常是未被统计学证实的；二是许多血液学专家认为，IPSS预后积分系统中染色体的地位过轻。如Haase1认为，在IPSS系统中预后好的染色体与原始细胞<5%都积0分，预后中等的染色体和原始细胞为5%-10%的同积0.5分,预后差的染色体积1.0分,11%-20%的原始细胞积到1.5分，21%-30%的原始细胞积到2.0分。然而伴有原始细胞计数达21%-30%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1.7个月，和伴有预后差的细胞遗传学异常相当（其中位生存期为11个月），所以细胞遗传学在IPSS积分系统中的地位明显被弱化了。根据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MDS中心的大量细胞遗传学资料，1286名患者只是接受了支持治疗，由于样本量大，且有大量患者只接受支持治疗，能反映MDS的自然病程，Haase等0提出了令人十分信服的染色体危度分层系统。在其预后系统中（表1)可以发现很多不同于IPSS的预后信息：首先，危度组被分为4组，不同于IPSS的3组;第二，明确预后意义的染色体内容多，不仅包括了常见的正常核型，20q-.5q-.-Y,7号异常、复杂核型等核型,也包括其它较少见的类型。例如预后好的染色体除了IPSS中的正常核型、20q-,5q-及-Y之外，12p-、11q-、+21、11(q23))及任何包括5q^的异常也被证明是预后良好的。第三，对于某些具体核型的预后信息与IPSS不同，在危度分层系统中，7号染色体异常被划分到中危2组中，高危组的内容是大于3种染色体异常，这和IPSS中高危组的内容是不同的。另外,对于临床十分常见的三体8,在新系统中被划分为中危1组，预后较好。总之，新系统对于MDS的预后能给出更为详细准确的预后信息，同时对于治疗也具有指导意义。
此外，Pozdnyakova等13报告了1029例原发性MDS患者的预后情况,得出了不同于IPSS的一些细胞遗传学信息。该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按照IPSS的关于细胞遗传学中等预后的定义,发现该部分患者中位生存期从10个月到69个月不等，充分证明了IPSS系统关于中危染色体的定义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7q^的预后较-7为好，中危生存期分别为26个月与8.5个月，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12p-与11q-预后好，这与Haase的危度分层系统一致;3q异常及三体19预后较差，这不同于Haase的结论；i(17q)与+11预后偏差；der(1;7)被证明预后较好，中位生存期为45.5个月。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观察的结果可能受药物治疗的影响，因为其中有部分患者接受了三氧化二砷，沙利度胺或者剌激因子的治疗，而这些药物有可能改变MDS的自然病程,所以这些结论要谨慎对待。
中国MDS患者细胞遗传学特征与西方的异同由于人种和地域的差异,亚洲人与西方MDS患者具有不同的遗传学及预后特征，其不同之处首先表现在MDS的细胞遗传学构成上。麻柔等[4报告,MDS发生频率较高的染色体畸变率依次为：+8,40/20q--7/7q--5/5q-,-y,+9及复杂改变。
报告了283例MDS患者的染色体核型分析,发生频率依次为+8,-20/20q-,-Y,异位型,-7及7q-,+9,5q-。Wang等^报告了483例中国成人原发MDS的畸变率从高到低依次为：+8、20q^J/7q、5q-。而西方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为5q-a’3,占到整个MDS病例的20%-30%。由于细胞遗传学的构成不同，常用的预后系统如IPSS是否适合中国人是需要验证的，因为在很多预后系统中，细胞遗传学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Wang等0回顾性地分析了435例中国成人原发MDS,同时评估了WHO分类模式及6个预后积分系统的预后价值,得出如下结论:在预后生存方面，包括IPSS在内的5个积分系统被证明具有统计学差异，但是WPSS不适合预测生存。在预测白血病转化方面,IPSS被证明是不合适的，西班牙积分系统最适合中国MDS患者的白血病转化预测。在运用WHO分类模式预测预后生存时,在RA或RARS与RCMD之间未见到统计学差异。结合国内运用预后系统的实际情况,IPSS积分系统用来预测MDS患者生存是可信的，根据IPSS对于染色体危度的定义，预后好的染色体组其中位生存期为37.2个月，中危组为26.1个月，预后差的染色体组为9.7个月。另外，虽然WHO的分类本身具有预后意义,但是在预测RA或RARS与RCMD预后时需要注意，因为在中国RA或RARS与RCMD患者的生存预后之间未见到统计学差异。
MDS出现遗传学变化的预后意义目前,关于MDS患者在诊断后出现细胞遗传学变化的发生率及其对于疾病的预后意义研究较少。Ber-nasconi等&]追踪了153例MDS患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染色体变化（chromosomeexchange,CE)情况,在经过长达45.2个月中位随访期期间，30.7%的患者出现了CE,其中有26.1%的患者在疾病进展之前出现了CE。出现CE的患者死亡率及疾病进展风险较未出现CE的患者分别高7倍和36倍,并且对于总体生存率的影响具有统计学差异。Wang等8对85例中国成人原发性MDS患者进行了染色体的复查，结果18例（21.2%)患者在随访期间出现了额外的染色体异常（11例）或原来为正常核型者变为异常核型(7例），在25.1个月中位随访期结束后出现CE的18例患者中的12例死亡。另外,85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33.1个月，出现CE的MDS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25.8个月，而没有遗传学变化的患者其中位生存期为45.4个月，其差别具有统计学差异,并且有遗传学变化患者的疾病进展风险也高于没有出现CE患者。
基于SNP^A或aCGH法的MDS遗传学的研究进展
常规MC法、SNP^A、aCGH三者优缺点的比较运用常规MC法检测MDS的细胞遗传学异常率只有50%左右，在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大约50%的MDS患者为"正常核型",MC法对于这部分患者，尤其是低危MDS患者的诊断、治疗、预后常会有_定的困难。所以提高这部分MDS患者的遗传学异常检出率就显得十分重要。Tiu等B]推定，MDS的细胞遗传学低检出率是由于MC方法的局限性所致，比如分辨率低、依赖于分裂相细胞、不能检出单亲二倍体（UPD)等。与传统MC方法相比，SNP4及aCGH技术则具有很多优势，且能克服MC方法的很多缺陷（表2),因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
SNP-A联合MC法对于MDS遗传学检出率的提高及其预后分层的影响
SNP联合MC法能够做到优势互补,Tiu等M认为SNP-A能够补充MC,提高MDS及其他髓系恶性血液病的诊断及预后水平，并且对于指导治疗也有意义。为了验证上述观点,他们选取了430例患者，其中MDS250例，MDS/MPD95例，继发于MDS的AML85例，分别做常规MC、SNP-A分析。结果表明,SNP4联合MC较单纯MC法有更高的遗传学异常检出率（74%vs44%,P<0.0001)。Thiel等根据SNP检出的新染色体异常具有独立的预后意义,提出了新的MDS预后分组（表3),提高了MDS预后的精确性。早前Gondek等&2的研究结果也揭示SNP4对于MDS遗传学的研究价值，他们运用SNP-A分析了174例患者（其中MDS94例，MDS/MPD47例，继发于MDS的AML33例），发现78%的MDS患者有染色体异常，而MC法检出率只有58%;同时,对MC正常的患者分为2组,1组为MC和SNP4检测结果均正常，另1组为MC检测结果正常,而SNP4检测结果异常。2组生存期分别为39个月和16个月，差别具有统计学差异。这证明了通过SNP4发现的新的染色体核型异常有更差的预后。与Tiu及Gondek的研究相比，Heinrichs13等则认为,SNP对于MDS的检出率并不高。在对33例经MC检查为"正常核型"MDS患者的SNP分析发现,只有5(15%)例患者检测到了异常，包括4例患者有UPD和1例患者有3个单独的"微缺失",有3个UPD分别涉及到3q、4q、17p,另外有2例患者涉及到7q染色体,按IPSS积0分,都属于低危，但是临床随访发现,这2例患者分别在10个月、12个月后死亡,进展十分迅速，伴有7qUPD的MDS患者是否和7q-/j-样同属于高危MDS则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的验证。aCGH在MDS遗传学检测中的应用及其对于MDS预后分层的意义
StarczynowskiM等运用aCGH分析了25例伴有"正常核型"的MDS患者，并根据检测结果把患者分为2组,1组患者具有大于3Mb的总基因异常，另1组则小于或者等于3Mb总基因异常。结果发现，前组患者的生存期短于后组，且差别具有统计学差异。Thiel等对125例经MC法检查为正常核型的MDS患者进行CGH分析。结果发现，有42例(39%)患者的染色体存在非平衡异常，这些患者和其余患者相比具有更差的预后（26个月vs57个月，p=0.002)。在这42例患者中，有8例患者的异常涉及到4q、5q、7q和21q,这些异常染色体的预后意义不明，另外的34例患者则为个体拷贝数异常。Praulich等的研究也显示，运用aCGH能检测出低频率的隐性染色体异常，这对于MDS的诊断及预后将会带来重大影响。
小结
细胞遗传学分析范文第2篇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血液科，山东济南 250013
[摘要] 目的 研究小剂量阿糖胞苷联合干扰素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疗效。方法 选取40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应用干扰素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应用小剂量阿糖胞苷联合干扰素进行治疗，并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经过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完全血液学缓解（CHR）率、部分细胞遗传学缓解(PCR)和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CCR)率分别为85.0%、20.0%，对照组只有15.0%和0%，观察组患者的血液学缓解率和细胞遗传学缓解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达到缓解的时间观察组短于对照组，两组各项数据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小剂量阿糖胞苷联合干扰素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疗效较好，尤其适用于那些因经济条件差，不能应用络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患者，能够有效抑制患者体内不成熟白细胞，阻止慢性期患者转入加速期或急变期，有利于延长患者的生命，值得在临床医学上推广和使用。
[
关键词 ] 小剂量阿糖胞苷；干扰素；联合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中图分类号] R7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6（c）-0130-02
由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恶性血液肿瘤疾病，病因仍未确定和前期临床表现具有缓慢性，因此治疗难度较大[1]。目前较为有效的药物是分子靶向药物络氨酸激酶抑制剂如第一代的伊马替尼，第二代的尼洛替尼及达沙替尼等，但因该类药物价格昂贵，限制了其临床的广泛应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分为慢性期和加速以及急变期。如果患者的病情进入急变期死亡率较高，因此如何将患者的病情控制在慢性期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的关键。为了探寻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经济有效的治疗方法，本研究选取我院2008年1月—2013年6月以来40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20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应用小剂量阿糖胞苷联合干扰素进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40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按照自愿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20例，男性患者12例，女性患者8例，年龄37~62岁，平均年龄42岁。观察组20例，男性患者11例，女性患者9例，年龄38~65岁，平均年龄46.5岁。两组患者采用国内CML诊断标准，并行细胞遗传学检查，全部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别不明显，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患者每天分次口服羟基脲50 mg/kg，并进行定期血液检查，一旦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小于25×109/L时，根据患者病情适当的减少用量，并逐步使用干扰素和小剂量阿糖胞苷进行治疗。
对照组患者单纯使用干扰素治疗。治疗前期的150 d每天皮下注射一次3×106U，后期每周3次，服用布洛芬治疗发热，疗程为12个月。观察组应用小剂量阿糖胞苷联合干扰素进行治疗。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连续30 d，20 mg/m2， q12 h的小剂量阿糖胞苷缓慢静脉滴注，当患者的周血白细胞计数小于2.5×109/L时停药。30 d后剂量为10 mg/m2，q12 h，皮下注射，15~20 d为一个疗程，总疗程为6个月。总疗程结束后对两组患者进行血液学、细胞遗传学等方面的改变进行比较，从而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
1.3疗效判定
血液学缓解。完全缓解：外周血BPC<450×109/L，外周血白细胞计数<10×109/L,同时白血病体征消失，血液内不成熟白细胞消失；部分缓解：与治疗前相比，外周血BPC、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各项计数下降1/2，外周血不成熟白细胞消失。
细胞遗传学缓解。完全缓解：中期分裂相Ph染色体消失；部分缓解：中期分裂细胞中只有33%以下的细胞见Ph染色体。
1.4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有数据使用spss 14.5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使用百分比作为数据表示方法，组间差异使用χ2检验，P<0.0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完全血液学缓解（CHR）率、部分细胞遗传学缓解(PCR)和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CCR)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患者达到完全血液学缓解（CHR）的以及部分细胞学遗传学缓解（PCR）和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CCR）的平均时间分别为（5.6±1.4）和（8.3±1.6）个月，对照组患者所使用的平均时间为（10.9±1.2）和（15.6±2.3）个月，观察组平均时间短于对照组。两组各项数据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3 讨论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白血病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因为患者血液内产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细胞，导致骨髓造血功能的下降，使得患者容易出现贫血、感染等症状[2]。该种疾病的发病率较低，占成人白血病的1/5左右[3]。有学者研究发现，该种疾病的发生人群不受限制，但是以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群最广泛，同时女性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可能性大于男性[4]。患者患有该疾病后主要的临床症状包括：贫血、易反复感染、易出血并难以止血、消瘦和盗汗等[5]。当前常用的治疗药物主要包括干扰素、羟基脲和格列卫以及阿糖胞苷等[6]。
医疗水平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主要是采取各种治疗手段和方法延长患者的生命，虽然异基因骨髓移植能够治愈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但是这种治疗手段对患者的年龄、用于移植的干细胞来源等具有较大的限制作用，同时该种治疗手段费用较高，难以被普通患者接受[7]。因此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加速期死亡发生率较高，这就是对医务人员在慢性期患者的治疗中提出了控制不成熟包细胞繁殖延长患者生命的要求。临床上主要是使用各种药物控制患者体内Ph染色体阳性细胞，使患者的血液检测达到血液学缓解和细胞遗传学缓解，从而阻止患者的病情由慢性期进入急变期达到延长患者生命的目的[8]。我国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目前所使用的药物主要包括各种干扰素、阿糖胞苷、络氨酸激酶抑制剂等。但是络氨酸激酶抑制剂价格较高，对经济收入较低的患者来说是一种昂贵的药物，对患者的家庭会造成巨大的负担，因此难以推广使用[9]。
干扰素是一种有效的抗病毒剂，它通过让细胞产生一种可以对抗病毒的蛋白从而抑制病毒的复制[10]。因此干扰素被应用于肿瘤细胞的治疗中，通过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提高患者的免疫力，杀死肿瘤细胞，同时该种药物能与其他治疗白血病的药物共用，是一种疗效较好白血病治疗药物[11]。
阿糖胞苷又称为胞嘧啶阿拉伯糖苷，其主要是通过抑制细胞的合成和增殖对患者进行治疗[12]。该种药物能够作用S其细胞周期的活动，与感染素并用可以增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效果[13]。这是因为阿糖胞苷与干扰素并用能够引导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的凋亡，提高骨髓的造血功能，促进患者得到血液学和细胞遗传学缓解，从而阻止患者病情的恶化，延长患者的生命。张丽清教授曾在将阿糖胞苷和干扰素联合使用对28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进行治疗研究，得出患者血液缓解率为82.3%、细胞遗传学缓解率为19.6%的结果，这与本次研究结果较为接近。
我院本次研究，对照组和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仅适用干扰素进行治疗，观察组使用小剂量阿糖胞苷联合干扰素进行治疗。两组患者在血液学缓解率和细胞遗传学缓解率的差异较为显著，观察组两项缓解率分别为85.0%和20.0%，对照组只有15.0%和0%，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对照组患者达到完全血液学缓解、部分细胞遗传学缓解和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的时间明显长于观察组。由此可见本次研究证明了小剂量阿糖胞苷联合干扰素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进行治疗效果更好的论断。小剂量阿糖胞苷联合干扰素治疗初期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可以抑制患者血液内不成熟白细胞的繁殖，相对提高患者骨髓造血功能，从而提高控制病情向急变期转化，达到延长患者生命的目的。
综上所述，小计量阿糖胞苷联合干扰素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可以充分发挥两种药物对不成熟白细胞的抑制，从而提高患者血液学缓解率和细胞遗传学缓解率延长患者的生命，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效果较好，值得在临床医学上推广和应用,同时两种药物价格相对较低，尤其适用于那些因经济条件差，不能应用络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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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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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遗传学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先天畸形；治疗；遗传分析；产前检查
先天畸形是由于胚胎发育异常而导致的患儿形态结构或器官异常，因先天畸形致胎儿和婴儿死亡已占我国围产期死亡的第2位[1]。即使婴儿存活，其后续治疗与生存也给患者本人与家庭带来痛苦与沉重的负担，也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有研究指出，先天畸形由多种因素所致，其中包括了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孕妇自身身体素质及孕期行为，而到目前为止仍有一部分不明因素[2]。控制及干预致先天畸形的危险因素，预防及减少先天畸形患儿的出生，是当前产科医务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本文对103例先天畸形患儿的发生原因及外科治疗结局进行总结。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研究对象为我院2010年12月～2012年10月我院收治的103例患儿，其中男49例，女52例，2例两性畸形，年龄3周～13岁。
1.2 方法
（一）对所有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同时采用统一问卷对其父母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①母亲的基本情况：生育年龄、生育史、流产史、既往慢性病史、先天畸形家族史、分娩孕周等；②父亲情况：生育年龄、既往慢性病史、吸烟、饮酒及配偶孕前射线、农药、化学品等有害因素接触史；③母亲孕前及孕期射线、农药、化学品等有害因素接触史，以及孕期抗生素、激素类药、镇痛药、维生素等用药情况。
（二）患儿细胞遗传学分析对所有患儿进行染色体异常检查。抽取患儿外周血3ml，加入培养液后进行淋巴细胞培养48h，加入秋水仙素后再培养3h。制备G显带，染色体核型分析，每例计数30个分裂相，分析3～5个G显带，如怀疑为嵌合体时则计数100个，必要时加作高分辨和C显带或N显带。
（三）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4.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P
2 结果
2.1 患儿畸形种类
患儿中以五官及耳畸形居多，占30.01%，其次为神经系统和骨骼系统畸形，分布占27.18%和17.48%。生殖泌尿系统畸形比例最少，占2.03%。
2.2 先天畸形患儿染色体核型检查情况
103例患儿染色体核型异常检出者29例，占28.16%。患儿各核型构成比见表1。
2.3 先天畸形患儿父母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问卷项目中包含了父母基本情况及已报道的危险因素。患儿父母中危险因素接触史45.15%，无危险因素接触史比例为43.20%，不明因素者11.65%。
3 讨论
3.1 先天畸形患儿的治疗
患儿先天畸形主要为形态学改变，主要采用手术治疗并视为整形手术。手术方案应根据每位患儿的术前探查结果及具体特征合理设计，内脏器官畸形可通过B超、CT、MRI 明确畸变。手术过程中精心操作， 控制出血，将手术损伤降至最小。手术方案应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组织重建正常解剖结构， 以达到最佳生理功能。同时选择最佳矫治手术时机及合理手术方式。不同类型的畸形矫治选择的时机亦不同，如对单侧唇裂患儿的修补宜在出生后2～3个月进行，而双侧修补则在出生活4～6月进行，并指（趾）整形术在6个月～1岁时进行，多指（趾）切除术可在任何年龄进行。严重复杂先天畸形常常采取分步手术， 一般二期手术后可达到最佳效果。
3.2先天畸形的危险因素
先天畸形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及孕期孕妇生活习惯及行为有关。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及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薄弱意识， 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致先天畸形的主要因素。据统计，美国2000年对139条河流进行调查时发现有95种抗生素浓度超标。在我国，大量塑料袋制品、农药、电池等使用后不恰当的处理方式，以及工业污水的无害化处理前的排放，使地表水及地下水受到污染。孕期感染具有致畸倾向的病毒增加了先天畸形儿的出生几率。3.3先天性畸形的预防
有统计数据表明，约10%的围产期死亡及20%的婴儿死亡与先天性发育异常有关，病理性发育异常仅仅影响2%～5%的新生儿。通过上述论述可知，孕妇产出畸形儿的危险因素，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预防畸形儿的发生。①孕前半年内配偶双方避免接触射线、有害化学品等危险因子；孕妇有吸烟或酗酒不良习惯的，在孕前和孕早期应戒烟、戒酒。②了解自己或配偶家族先天畸形史，有明确家族史的，或家族史不明者，孕前尽可能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核型异常者应听取产科医生建议，慎重怀孕。③产前诊断。产前诊断是预防先天性畸形婴儿出生最重要的措施。
总之，先天畸形由多种因素导致，其中一些因素可以受到人为干预，同时自觉进行婚检，坚持孕期检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生缺陷儿的产生，提高新生人口质量。
参考文献
细胞遗传学分析范文第4篇
1 病历摘要
患者，女，32岁，已婚。因“发现腹壁包块1年，右侧外阴包块3个月”于2008年9月入院。患者既往于2003年9月妇检发现子宫肌瘤而行腹腔镜下肌瘤挖除术。术后病检为子宫平滑肌瘤。2005年妇检再次发现子宫大，行超声检查提示子宫肌瘤，因子宫呈进行性增大，伴腹痛，考虑肌瘤变性而行腹式全子宫切除术。术中见子宫后壁一45 cm×6 cm×35 cm的肌瘤结节，前壁一75 cm×5 cm×6 cm的肌瘤结节，均囊性变。术后病检提示子宫多发性平滑肌瘤伴玻璃样变。2007年5月发现左侧腹腔镜穿刺点瘢痕处有一大小4 cm×45 cm×3 cm的包块，未治疗。2008年6月发现外阴一大小6 cm×5 cm×4 cm的包块，伴疼痛。此次入院体检左下腹穿刺点瘢痕处有一4 cm×4.5 cm×3 cm的包块，凸出腹壁，边界清，无压痛。妇科检查：右侧大处扪及一6 cm×5 cm×4 cm的包块，质硬，触痛，盆腔未扪及异常。超声提示腹壁包块位于皮下；右侧大皮下实质性包块。外阴包块行细胞学穿刺检查：见血细胞、纤维细胞。入院诊断：（1）腹穿刺点子宫内膜异位症：（2）外阴包块性质待查（外阴平滑肌瘤？前庭大腺囊肿？）。于2008年9月在连硬外麻下行腹壁包块挖除术加右侧外阴包块挖除术。术中见腹部包块位于皮下，与周围组织分界清，无假包膜；右侧外阴包块位置较深，假包膜完整，基底部无黏连；两包块皆为实性，两包块都完整挖出。术后病检提示：腹壁、外阴平滑肌瘤。
2 讨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主要是由于子宫平滑肌组织增生而形成，其间有少量的纤维组织，因此也叫子宫平滑肌瘤。好发于30～50岁，可单个或多个生长，大小不一。子宫肌瘤的病因尚不清楚，但大多数认为与体内过多雌激素刺激有关。细胞遗传学研究显示25％～50％子宫肌瘤存在细胞遗传学异常，包括12号和17号染色体长臂片段相互换位、12号染色体长臂重排、7号染色体长臂部分缺失或三体异常［1］。该患者3年内因子宫肌瘤行两次手术，而且第二次手术病检显示有变性的特点，说明该患者是子宫肌瘤好发人群，可能其体内存在细胞遗传学上的异常。
外阴平滑肌瘤在外阴肿瘤里十分罕见，它起源于外血管平滑肌、竖毛肌、组织中的平滑肌或圆韧带的平滑肌［2］。多发生在生育年龄，肿瘤常位于大、小和。呈有蒂或突出于皮肤表面，形成质地坚硬、表面光滑的块物，外观呈哑铃形，分叶状。治疗原则为有蒂肌瘤局部切除或深部肌瘤摘除，如包块较深应注意止血。大上的平滑肌瘤好发生于巴氏腺区，且外阴平滑肌瘤发病率极低，故临床上易误诊为前庭大腺囊肿［3］，还易误诊为外阴子宫内膜异位症。但是如果术前详细询问病史，仔细妇科检查，必要时辅以外阴超声，再结合术中所见和术后的病理切片，诊断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术后需注意随诊，防止复发。
腹壁平滑肌瘤来源于皮肤竖毛肌、汗腺周围的平滑肌等，可为单发，亦可多发，生长缓慢，常有明显疼痛和压痛。肉眼见肿瘤多表浅，位于真皮内，常无包膜。治疗行手术切除，一般不发生恶变，切除后也不复发［4］。有剖宫产史的患者临床易误诊为腹壁切口子宫内膜异位症，但结合病史、术中所见及术后病检结果可以明确诊断。
该患者在5年内因子宫平滑肌瘤、腹壁、外阴平滑肌瘤三个部位先后行三次手术治疗，可能与该患者特殊的身体环境有关，可能该患者含有一种或几种异常的生物学分子，也有可能因细胞遗传学异常，或者患者体内存在平滑肌瘤的好发基因，至于具体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乐杰.妇产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295-298.
2 王淑贞.实用妇产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610-613.
细胞遗传学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克氏综合征 9号染色体 臂间倒位
47，XXY综合征，又称克氏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性染色体数目异常。发病率在男性中为0.1%～0.2%，在不育症的男子中占3.1%［1］。9号染色体臂间到位［inv(9)］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人类染色体多态性变异，不具病理性改变。国内除1998年郑淑芳等［2］报道过1例47，XXY，inv(9)外，尚未见其他报道。我们于2009年3月发现1例克氏综合征伴9号染色体臂间倒位异常核型，现对该患者的病因及遗传学效应进行分析。
1 病例介绍
患者，男，30岁，蒙古族，牧民，有两次婚史，均因2次婚姻不能生育来就诊。体检：身高173cm，体重55kg。皮下脂肪增生，皮肤细嫩，胡须稀少，无喉结，腋毛及稀少。双侧乳房未见明显女性式发育，小约4cm，同房时不能，两侧发育不良小且硬，如2岁幼童。输精管及附睾正常无压痛，未见精索静脉曲张。常规检查2次，均未见，智力发育正常，能够明确回答相关提问。其有一姐，已正常婚育。
细胞遗传学检查：按常规方法行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标本制备，计数30个分裂相，分析5个核型，核型为47，XXY，inv(9)(pterp11::q13p11::q13qter) （图1）。另经C显带证实，9号染色体存在臂间到位。
2 讨论
1942年美国麻省总医院的Klinefelter及其同事描写了克氏综合征临床表型特征，1959年确定其染色体核型为47，XXY。除了此核型外，克氏综合征尚存在48，XXXY、48，XXYY、49，XXXXY、以及46，XY/47，XXY嵌合型等核型。一般认为克氏综合征是由于患者双亲之一在生殖细胞减数分裂过程中或在胚胎细胞有丝分裂早期染色体不分离所造成，从而导致XXY异常核型出现。在47，XXY患者中，半数是由于父亲性染色体在减数第一次分裂期（MeiosisⅠ，MⅠ）不分离所导致。母亲卵子性染色体不分离主要是由于MⅠ、MⅡ期或有丝分裂早期的错误所致，其中主要是由于MⅠ期的差错所致［3］。有资料表明，克氏综合征的患病率并不随双亲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染色体的非整倍体并不与年龄呈正比［4］。克氏综合征典型临床表现为容积小，质硬，男性第二性征发育差，体毛少，胡须少或无，分布如女性，此外身材高，皮肤细腻，声音尖细。主要是由于增多的一条X染色体所产生的剂量效应，阻止了个体及第二性征正常发育的结果。本患者临床特征基本符合以上特点。
inv(9)一般被认为属正常多态变异。近几年，其致病性已引起临床高度重视。倒位没有染色体物质的缺失，故一般没有明显的表型效应，但其生殖细胞在减数分裂过程中会形成特有的倒位圈，产生四种配子。一种含有正常染色体，一种含有倒位染色体，其余两种分别为含有部分重复和部分缺失的染色体。因此，理论上半数配子会因染色体不平衡而造成不孕、流产或娩出畸形儿。本患者原发不育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多了一条X染色体导致发育异常所致。由于47，XXY伴inv(9)异常核型在临床极为少见，inv(9)是否对本患者表型发育有所影响，目前缺乏相关资料，仍需做进一步的资料累积。
染色体的稳定性除与遗传因素相关外，它还受各种环境因素如药物、辐射、有害物质等影响。本患者47，XXY伴inv(9)，其父母及姐姐未做染色体检查，因此无法考证inv(9)的来源。其母孕4产2，行人工流产两次，均为自主原因。估计该患者inv(9)为新生突变的可能性较高。由于患者父母均为牧民，有化学农药接触史和寄生虫感染史，故不能排除化学、生物因素诱发染色体畸变的可能。
克氏综合征往往在青春期以后才会出现相应临床症状，因此绝大多数患者多是在婚后因原发不育就诊，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只能以雄激素替代疗法增强其第二性征发育，但此疗法不能解决其生育问题。随着生殖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通过胞浆内单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可使个别克氏综合征患者具有生育下一代的可能 。即使中无，也可通过穿刺得到。1998年曾有从克氏综合征患者的活检组织提取使配偶成功受孕并产生孩子的报道［5］，因此克氏综合征患者并不是绝对不育。本患者因同时伴有9号染色体臂间倒位，故估计其成功率将明显下降。
参考文献
［1］崔毓桂，沙家豪，周作民. Klinefelter综合征的临床及基础研究［J］. 国外医学计划生育分册，2005，24(1):1-4.
［2］郑淑芳，于青平，王清. 47，XXY伴9号臂间倒位1例［J］.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1998，6(5):38.
［3］张静敏，王世雄，胡琴，等. Klinefelter综合征的临床与细胞遗传学分析［J］.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06，14(12):49-50.
细胞遗传学分析范文第6篇
一 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
2010年9月～12月间来本院计划生育科诊断为稽留流产的患者44例为研究组，相同孕周正常妊娠妇女44例为对照组。
2.研究方法
a.对44例稽留流产患者无菌负压吸宫术中获得的绒毛组织，用FISH（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技术，选用13， 18， 16， 21， 22， X和Y染色体特异性探针，分析流产绒毛这七种染色体非整倍状况，对FISH检测阴性的绒毛组织，再用细胞遗传学方法检测流产绒毛的染色体。
b.对44例稽留流产患者和44例相同孕周正常早期妊娠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年龄、孕期接触电脑时间、孕期接触宠物、孕期有无感冒、孕期有无服药、孕期有无吸烟酒接触、丈夫有无吸烟等。以是否发生稽留流产为应变量，将所有调查因素为自变量，其内容和赋值方法见表1。
表1 主要研究因素的定义及赋值方法
3.统计方法 资料收集整理后，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二 结果
1. FISH检测结果：44例绒毛标本，23例检测结果异常，21例检测未见异常。见表2
2.对21例FISH检测未见异常的绒毛标本进行绒毛细胞核型分析，8例标本未见异常，6例培养失败，7例绒毛细胞核型异常。见表3。
表3 绒毛细胞核型异常类型
3.将调查资料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的拟合，最后进入模型年龄和接触电脑时间，见表4。
表4 病例对照研究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三 讨论
1.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是通过标记探针与组织细胞内靶核苷酸原位杂交的荧光显色，直接观察和确定细胞核中或染色体上的DNA序列的有无和相互位置关系。与传统的染色体核型分析中相比，FISH具有快捷、准确、特异和花费较少的优点。传统的绒毛细胞染色体分析方法主要依赖于中期分裂相进行分析，但是人体的大部分组织细胞中期分裂相仅占细胞周期的十几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如果取材少则根本无法得到分裂相，本研究对FISH检测阴性的21例标本细胞染色体分析，6例培养失败。有研究表明，FISH杂交结果与绒毛染色体分析结果一致，诊断率达95%以上[1]。本研究利用FISH技术结合绒毛染色体培养，44例绒毛标本有30例胚胎染色体异常，占68.2%，高于目前国内外研究的50%左右[2].所以，FISH技术结合传统绒毛染色体培养，能弥补两种技术的不足之处，提高染色体异常的检出率。
2.胚胎染色体异常是导致自然流产的重要原因，造成胎儿染色体异常的原因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胎儿父母的一方或双方染色体异常，有胚胎停育病史的夫妇中染色体异常率却比一般人群高10倍左右[3]，另一种夫妇双方染色体都正常，但是配子形成或胚胎发育过程中出现了染色体异常，可能和不良环境的影响有关，本研究中出现一例绒毛染色体异常，46XX，del（8）（p21），即8号染色体p21缺失，但患者及其丈夫染色体检查均正常，考虑为环境因素所致。通过比较44例稽留流产患者和44例相同孕周正常早期妊娠的环境因素，即孕妇年龄、孕期接触电脑时间、孕期接触宠物、孕期有无感冒、孕期有无服药、孕期有无吸烟酒接触、丈夫有无吸烟，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孕妇年龄、孕期接触电脑时间是导致稽留流产过期流产的危险因素。很多研究已证实，随着女性年龄增加，卵子质量逐渐下降，受精时易发生染色体不分离，导致胚胎染色体异常发生率增加，所以，女性生育年龄过高并不利于优生。现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电脑的普及，几乎所有的上班族们在工作中都要用到电脑。在电脑前工作是一种坐着的生活方式，身体长久的保持一种固定姿势，易导致机体疲劳，且研究发现，在电脑周围可以测及X射线、紫外线、红外线，高、中、低频静电磁场等，这些射线可影响细胞内某些基因的表达和变异，所以，孕早期长期使用电脑，造成胚胎的死亡［4］。本研究结果可见，每天使用电脑时间超过8h同使用时间小于8h者的孕妇相比，发生胚胎停育的OR值为2.266（95%CI：1.214～4.232），所以孕早期及孕前3个月应尽量避免或是减少接触电脑，若条件不允许，怀孕妇女在电脑前工作2小时左右应离开电脑，休息15分钟左右，避免辐射持续照射，尽最大努力保护胎儿。可能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少，本研究并未发现孕期接触宠物、孕期有无感冒、孕期有无服药、孕妇及丈夫烟酒接触这些因素和胚胎停育有相关性。总之，导致稽留流产病因十分复杂，很多患者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什么因素导致胚胎停育，但是，计划怀孕女性和已经怀孕的女性要避免接触不良环境因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尽可能避免胚胎停育的发生。
参 考 文 献
[1]杜梅君，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在绒膜绒毛间期细胞诊断中的应用，山西医药杂志，2001，6（30）：207-208.
[2]田丽，王玉新，张石岭，绒毛染色体异常在胚胎停育中的细胞遗传学分析，河北医药，2010，3（32）：741-742.
细胞遗传学分析范文第7篇
作者：袁成录 李颖 史春雷 王玲
【关键词】 造血干细胞移植;异基因;血液肿瘤;治疗结果
［摘要］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恶性血液病的效果。方法 10例恶性血液病病人进行Allo-HSCT治疗，供者中9例为HLA完全相合的同胞，1例为HLA半相合的同胞。预处理方案包括:马利兰-环磷酰胺、马法兰-足叶乙甙-阿糖胞苷-环磷酰胺、氟达拉滨-阿糖胞苷-马法兰-环磷酰胺、卡莫司汀-足叶乙甙-阿糖胞苷-环磷酰胺。结果 全部病人均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0.5×109 /L、血小板>20×109 /L的中位时间分别是14.5、18.3 d;5例发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6例发生慢性GVHD，4例血型不合者均于移植后3个月内血型转为供者型。10例病人28 d时DNA图谱均转为供者型。随访4～23个月尚无复发及死亡病例。结论 Allo-HSCT虽然会发生GVHD等严重并发症，但仍然是治疗恶性血液病的最有效的方法。HLA半相合同胞Allo-HSCT的开展解决了供者来源少的难题。
［关键词］ 造血干细胞移植;异基因;血液肿瘤;治疗结果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for malig-nant hematopathy. MethodsTe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hematopathy received Allo-HSCT. Nine donors were HLA-identical sibling， one was HLA-haploidentical sibling. The pretreatments included: Busulfan/Cyclophosphamide，Melphalan/Etoposide/Cytarabine/Cyclophosphamide，Fludarabine/Melphalan/Cytarabine/Cyclophosphame，BCNU/Etoposide/Cytarabine/Cyclophospha-mide. ResultsAll the patients engrafted gained hematopoietic reconstitution， 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 ≥0.5×109 /L in 14.5 days， platelet count >20×109 /L in 18.3 days.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was observed in five patients，and chronic GVHD in six. The blood type of four patients whose ABO blood type mismatched with the donors' were turned into donors' type in three months after HSCT. All patients of Allo-HSCT achieved full donor-type engraftment，proved by DNA order analysis in 28 days after Allo-HSCT. No relapse or death was found during four to 23 months' follow-up. ConclusionAllogeneic hematopoie- 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in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hematopathy，although it causes the severe complication of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HLA-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tion will solve the problem of donor-shortage.
［KEY WORDS］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geneic; hematological neoplasms; treatment outcome
近年来，随着血液学及相关领域基础和临床研究的不断进步，人们对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预处理技术、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及移植相关并发症的处理水平日渐提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已经成为治疗恶性血液病的最有效手段。我院自2004年3月至今应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血液病病人10例，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例病人中，男6例，女4例;年龄13～50岁，中位年龄为32.8岁;其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4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ANLL） 2例（分别为ANLL-M2a、ANLL-M4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 2例（慢性期、急变期各1例），非霍奇金淋巴瘤（NHL） 2例（弥漫性大B细胞型、免疫母细胞型各1例）。全部病例均经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或病理学检查确诊。
1.2 移植方式 10例病人采用Allo-HSCT治疗，其中9例为HLA配型完全相合的同胞供者，均采用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1例为HLA配型半相合的同胞供者，采用异基因外周血联合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
1.3 移植过程 10例健康供者采用G-CSF进行动员，动员后应用CS-3000血细胞分离机（美国Baxter公司）分离外周血造血干细胞， 采集1～2次， 共采集单个核细胞（5.21～9.32）×108 /kg（平均7.41×108 /kg），CD+ 34细胞（4.72～9.95）×106 /kg（平均6.89×106 /kg）。骨髓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在手术室进行，每人采集骨髓600 mL，单个核细胞2.21×108 /kg，CD+ 34细胞1.98×106 /kg。外周血造血干细胞不需冻存，采集的骨髓去除红细胞和血浆后分离出有核细胞，直接回输给病人。
1.4 预处理方案 预处理方案包括:改良的马利兰-环磷酰胺（Bu-Cy）方案［马利兰1 mg/kg口服或0.8 mg/kg静滴，每6 h 1次，共4 d;环磷酰胺60 mg/（kg・d），共 2 d ］。MEAC方案［马法兰140 mg/m2 ，1 d;足叶乙甙100 mg/m2 ，每12 h 1次，共4 d;阿糖胞苷 100 mg/ m2 ，每12 h 1次，共4 d;环磷酰胺45 mg/（kg・d），共4 d］。FMAC方案［氟达拉滨30 mg/（m2 ・d），共5 d;马法兰140 mg/m2 ，1 d;阿糖胞苷100 mg/m2 ，每12 h 1次，共4 d;环磷酰胺45 mg/（kg・d），共4 d］或BEAC方案［卡莫司汀250 mg， 1 d ;足叶乙甙100 mg/m2 ，每12 h 1次，共4 d;阿糖胞苷100 mg/m2 ，每12 h 1次，共4 d;环磷酰胺 45 mg/ （kg・d），4 d］。
1.5 并发症的防治
1.5.1预防感染 所有病人均进入百级层流无菌病房，接受严格的全环境保护，并口服肠虫清、氟哌酸、阿昔洛韦、大扶康等，以预防感染。预处理结束后当白细胞
1.5.2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采用常规小剂量环孢霉素A（CsA）联合短疗程甲氨蝶呤的方案预防GVHD，部分病人加用麦考酚酸酯（MMF），HLA半相合Allo-HSCT者加用抗胸腺免疫球蛋白（ATG）。
1.5.3预防出血性膀胱炎 从预处理前12 h开始水化、碱化尿液并强迫利尿，应用环磷酰胺的同时及用后3、6、9 h静滴美司那0.8～1.2 g，以预防出血性膀胱炎。
1.5.4预防肝静脉闭塞症（VOD） 所有病人自预处理开始即给予肝素、复方丹参预防VOD，至血小板20×109 /L或出血停止再次应用28 d。部分病人加用前列腺素E脂质微球。同时，应用甘利欣、谷胱甘肽或肝得健保护肝功能。
1.5.5预防间质性肺炎（IP） 所有病人入层流病 房前即开始口服阿昔洛韦，并每周检测CMV-IgM水平2次。有2例病人改用更昔洛韦5 mg/（kg・d）静滴，预防CMV感染。所有病人在移植后半年内间断静滴丙种球蛋白。
1.6 植活证据 回输造血干细胞后每天查血常规，以中性粒细胞（ANC）≥0.5×109 /L及血小板>20×109 /L连续 3 d为 植活间接证据。供、受者ABO血型不合者以检测病人血型转变为供者血型作为植活直接证据。供、受者性别不同者以检测病人血细胞染色体转变为供者血型作为植活直接证据。所有供、受者于7、14、21、28 d取外周血标本，提取DNA后，将DNA样品采用荧光标记的多重PCR扩增短串联重复序列（STR-PCR），并结合全自动毛细管电泳分析法早期鉴定供者造血干细胞在病人体内植入情况。
2 结果
2.1 造血重建 10例病人移植后全部获得造血重建，ANC≥ 0.5× 109 /L的中位时间是14.5 d （10～18 d）;血小板>20×109 /L中位时间是18.3 d（12～30 d）。骨髓检查4例14 d时有核细胞增生活跃，5例28 d时有核细胞增生活跃，1例35 d时有核细胞增生活跃。
2.2 Allo-HSCT植活检测结果 4例血型不合者在3个月内血型转为供者血型;4例性别不同者，于移植后1月内全部转为供者型;2例CML病人移植前Ph染色体阳性，移植后Ph染色体消失;14 d时STR-PCR检测9例转化为供者型，有1例仍为病人型;28 d时全部转化为供者型（完全嵌合体）。
2.3 移植相关并发症 8例病人出现不同程度的感染，2例病人出现带状疱疹，1例病人出现CMV-IgM阳性。5例病人发生急性GVHD，其中Ⅰ级2例，主要表现为皮肤红疹或口腔黏膜白色苔藓样变;Ⅱ级1例，主要表现为恶心、腹泻;Ⅲ级2例，主要表现为皮肤红疹、口腔黏膜细小水疱、白色苔藓样变，腹痛、腹泻（大便量> 1 500 mL/d ）;未发生Ⅳ级GVHD;上述病人经应用甲基泼尼松龙、MMF、调整CsA剂量或由口服改为静滴并应用丙种球蛋白后均很快控制。Allo-HSCT后随访4～23个月，目前有6例发生慢性GVHD，其中局限性3例（有2例曾发生急性GVHD），广泛性3例（均曾发生急性GVHD）。采用HLA半相合 4期袁成录，李颖，史春雷，等.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血液病的效果343Allo-HSCT治疗的病人现为移植后4个月，目前尚无GVHD发生。1例病人于44 d发生出血性膀胱炎。所有移植病人均未发生VOD、IP、癫痫样抽搐等并发症。
2.4 复发、死亡及生存情况 随访4～23个月，目前尚无复发和死亡病例。
3 讨论
Allo-HSCT的开展，为许多恶性血液病病人治愈疾病、长期存活找到了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据国际骨髓移植登记处统计34个国家105个移植中心的移植结果显示，HSCT治疗恶性血液病1年的无病生存率为61%～70%，移植相关病死率为30%～35%［1］。本文尚无死亡病例，可能与病例数较少及随访时间较短有关，仍需进一步扩大病例数观察。Allo-HSCT后植入状态的检测对于判断移植是否成功、移植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是否合理、供者淋巴细胞输注的时机等有重要意义。最常用的植入证据证明方法如下。①红细胞抗原系统的检测:迄今已发现20多个血型系统，共400多种红细胞血型，人类个体红细胞血型表型至少在1×109 种以上，因而红细胞血型表型可以作为植入证据。本文中4例血型不合的移植中，1例ABO血型21 d血型由原来的B型转变为AB型，77 d转变为A型（供者型）。1例ABO血型主要不合者于58 d转变为供者型。2例ABO血型次要不合者分别于49、83 d转变为供者型。血型转变直接证明了植入成功。但对于其他血型相合的Allo-HSCT，血型检测无法作为植入证据。②细胞遗传学分析:传统的细胞遗传学分析采用中期细胞分裂象检测标志染色体，但其仅适用于病人具有肿瘤的遗传学标记（如Ph+ 标记染色体）或供受者之间存在性别差异时。本文有4例供、受者性别不同，于移植后28 d送染色体检查，结果全部转为供者型。2例CML病人移植后Ph染色体消失。③分子遗传学分析:移植后供受者细胞间的关系可表现为供体细胞-受体细胞嵌合状态或供体细胞完全嵌合状态，分子遗传学分析正是利用这一嵌合状态，采用DNA分析技术进行移植后植入证据的检测。在本文中，所有Allo-HSCT的供、受者于7、14、21、28 d取外周血标本，提取DNA后，采用STR-PCR，鉴定供者造血干细胞在病人体内植入情况。结果14 d时STR-PCR检测9例转化为供者型，有1例仍为受者型;28 d时全 部转化为供者型（完全嵌合体）。GVHD是指在同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由移植物中的抗原特异性淋巴细胞识别宿主组织抗原，进而对组织或器官进行攻击的复杂免疫应答过程，严重威胁移植后病人的生存质量，是导致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人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2，3］。急性GVHD的发生与预处理方案有关。影响急性GVHD的危险因素是供者来源和HLA配型，无血缘关系的供者和HLA不合者较容易发生急性GVHD，且程度较重。由于急性GVHD的发生和严重程度显著影响预后，常需进行预防。临床中多采用细胞毒药物（如甲氨蝶呤等），免疫抑制剂（如环孢素A、ATG、FK-506等），单克隆抗体（如CD25、CD3单抗等），肾上腺皮质激素，甚至采取去除T细胞的方法预防急性GVHD的发生，以上各种方法的联合应用降低了GVHD发生的严重程度，但其发生率并没有明显改变。本组10例病人均采用经典的环孢素A联合短程甲氨蝶呤方案预防GVHD的发生，部分病人加用MMF，1例HLA半相合的病人加用ATG，结果均未出现超急性GVHD，本文有5例病人发生急性GVHD，均经应用甲基泼尼松龙、MMF、调整CsA剂量或由口服改为静滴并应用丙种球蛋白后很快控制。我们认为，对急性GVHD要强调预防和早期治疗，强化早期免疫抑制治疗，一旦控制后要尽快减量。已有学者证实糖皮质激素快速减量并不影响急性GVHD的复发和慢性GVHD的发生［4］。对于HLA半相合的Allo-HSCT，在预处理方案中应加强免疫抑制药物的使用，美国South Carolina大学报道210例HLA半相合的病人，在预处理中使用了ATG的病人平均植入时间为16 d，植入率高达97%，大大优于未使用ATG的病人。本文中的1例HLA半相合的病人，也加用了ATG，结果表明疗效确切，到目前为止已稳定植入，未发生急性GVHD。慢性GVHD可能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发生可能与病人胸腺功能受破坏，使之不能对针对自身抗原的T细胞实行克隆清除有关［5］。王玫等［6］报道，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急性GVHD发生率与异基因骨髓移植相比无明显差异，但慢性GVHD的发生率（56.5%）明显高于异基因骨髓移植。国外有学者也证实了这一结果，并且发现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比异基因骨髓移植复发率低，这可能与慢性GVHD的发生率高有关［7］。本文中10例病人Allo-HSCT后随访4～23个月，目前有6例发生慢性GVHD，其中2例发生于移植后8、10个月，已经停用CsA。由于大部分病人移植时间尚短，仍在继续随访。Allo-HSCT是治疗恶性血液病的有效手段，但HLA完全相合的供者来源严重不足，限制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开展。近年来，亲属间供受者HLA半相合骨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已取得成功并获得较好效果。成功进行Allo-HSCT需要克服两个免疫屏障，即宿主抗移植物（HVG）反应和GVHD反应，供、受者之间的HLA免疫遗传学差异是引起HVG和GVHD的主要发病因素。供、受者之间的HLA差异越大，HVG和GVHD反应就越强烈。因此，与HLA相合移植相比较，HLA半相合移植面临植入失败率高、造血重建慢、GVHD重、免疫重建迟、致死性感染发生率高、移植相关病死率高等诸多障碍。由于经典预处理中没有采取足够的免疫抑制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HLA半相合移植排斥。近年来，通常使用抗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氟达拉滨、大剂量甲基泼尼松龙等免疫抑制性药物，或采用全身淋巴结照射以加强对受者的免疫抑制，以减少移植排斥的发生。本文中1例HLA半相合病人移植中，预处理采用了清髓性的Bu/Cy方案，在常规小剂量CsA联合短疗程甲氨蝶呤预防GVHD的基础上加用ATG，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造血重建迅速，28 d染色体、DNA检查显示完全植入，并且未发生急性GVHD。由于Allo-HSCT的移植物抗肿瘤作用，与自体 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相比，Allo-HSCT具有复发率低的优势。尽管对于恶性淋巴瘤病人选择Allo-HSCT或Auto-HSCT仍有争议，不过我们所做的Auto-HSCT治疗预后不良的淋巴瘤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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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遗传学分析范文第8篇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在育龄妇女中患病率高达20%~30%，占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肿瘤的52%。长期以来关于子宫肌瘤的病因学研究颇多，但至今仍无确切说法。有充分的证据否定以往认为良性肿瘤无细胞遗传异常的结论，并证实内分泌系统某些激素，如：雌激素、孕激素、生长激素、胎盘生乳素等与子宫肌瘤的形成有重要联系。
1 遗传因素
以往认为,良性肿瘤无细胞遗传学异常。近年研究发现,子宫肌瘤存在染色体异常,与某些基因畸变相关。许争峰等[1]对30例子宫肌瘤进行细胞遗传学分析,结果发现存在克隆性细胞遗传学异常9例。我们认为：t(12，14)、q(13～15)、q(24)及7q(31～32) 染色体重排可能在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同一患者不同肌瘤可看到不同基因亚型。因此,肌瘤的发生可能与多基因遗传有关。 在美国，黑人较白人发病率高，而非洲的纯黑人发病率却不高，可能妇女遗传密码的差异,影响肿瘤的发病率及生长。Kurbanora等[2]的血缘关系统计资料中指出,遗传因素对子宫肌瘤的发生有重要影响，患子宫肌瘤的姊妹发生肌瘤的家族危险性为26.6%，患子宫肌瘤者的女儿(追踪至44 岁) 发生子宫肌瘤的危险性为19.7%，子宫肌瘤患者的母亲发生子宫肌瘤的危险性为15.8%。
2 内分泌因素
子宫肌瘤的某些表现及病理改变与其发生有重要关系。子宫肌瘤多发生于生育期妇女，罕见于性成熟期前及绝经期,且绝经后肌瘤反而缩小，妊娠期肌瘤体增长，子宫肌瘤常合并卵泡囊肿、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及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由此说明内分泌因素在子宫肌瘤的发生与发展上起重要作用，属于卵巢依赖性肿瘤。
2.1 子宫肌瘤与雌激素及其受体：雌激素一直被认为是子宫肌瘤的病因，同时也被认为是子宫肌瘤发生与发展的促进剂，因而称之为“雌激素假说”。青春期前极少发生肌瘤，肌瘤随妊娠而长大，随绝经后而缩小。生化试验证实肌瘤组织中雌二醇浓度有明显增高。动物试验也证实，当给予大量外源性雌激素后，正常的子宫即发生子宫肌瘤，说明雌激素是子宫肌瘤发生与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雌激素受体(ER)是一类由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是核受体超家族的成员。长期以来，肌瘤中的ER浓度较自体子宫肌层显著增加，均提示肌瘤内环境呈高雌激素性。免疫组化还证实，子宫肌瘤细胞雌激素受体的含量与子宫肌瘤的生长速度成正比，子宫肌瘤的生长速度越快，则子宫肌瘤细胞雌激素受体的含量也越高，对雌激素的敏感性也越强。雌激素的生理作用由雌激素受体α和β两种亚型介导，由两个独立的基因编码。1958年发ERα，1986年获得克隆。1996年Kuiper等[3]在鼠前列腺和卵巢中发现并克隆出ERβ。
2.2 子宫肌瘤与孕激素及其受体：目前较多学者认为，孕酮不是子宫肌瘤生长的抑制因素，而是促生长因素。肌瘤细胞在含雌激素、孕酮的共同培养基中比在只含雌激素或不含激素的培养基中，细胞增生更为活跃。孕酮对肌瘤细胞生长比雌激素更为关键。唐福星等[4]观察到，米非司酮能使肌瘤细胞超微结构上出现变性或坏死，提示米非司酮可引起细胞代谢障碍,而孕酮促进代谢。Reinsch等[5]发现：米非司酮缩瘤效果与剂量有依赖关系。促性腺激素释放因子(GnRH2α) 能调节垂体促性腺激素使其呈脱敏状态，造成人工闭经，可使肌瘤缩小。但如同时反向填加雌激素或孕酮，则后者肌瘤不缩小,或用GnRH2α调节3个月后,给孕酮3个月。结果，子宫体积又重新增至原来的92 %。陈必良等[6]对37例子宫肌瘤和20例正常子宫的肌层细胞间隙连接基因connexin (cx) 43 及其蛋白、ER、孕酮受体的表达规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子宫肌瘤中cx 43mRNA 及其蛋白的表达,明显高于子宫肌层水平(P
2．3 子宫肌瘤与生长因子：雌激素和孕酮的促有丝分裂作用是由一些生长因子(GF) 介导的。卵泡期时,可在肌瘤内发现大量胰岛素生长因子Ⅰ、Ⅱ( IGF Ⅰ、Ⅱ) 并通过酪氨酸激酶的介导,促进肌瘤的发生[7]。另外，雌激素可促进肌瘤的表皮生长因子(EGF) 受体出现,孕酮则促进EGF 蛋白的出现，这些都与肌瘤的增殖有关。孕酮受体表达依赖于雌激素，雌激素有上调孕酮受体含量的作用。激活的孕酮受体刺激IGF、EGF 等多种GF，促成子宫肌瘤生长。
2.4 生长激素及胎盘生乳素因素：生长激素及胎盘催乳素与子宫肌瘤的生长有关。生长激素协同雌二醇可增加切除垂体及卵巢的鼠子宫重量。口服葡萄糖负荷的生长激素反应黑人比白人高。在用胰岛素诱发低血糖时，血浆生长激素的峰值,子宫肌瘤患者高于正常女性的2倍。虽然妊娠期血清生长激素水平降低，但与生长激素结构和活性相似的人胎盘催乳素血清浓度却超过其他任何激素。因此,有理由推测，妊娠期子宫肌瘤的高增长率可能为E2与人胎盘催乳素的协同作用，而非E2的单独作用。
由此可见，子宫肌瘤是一种卵巢依赖性良性肿瘤，雌、孕激素及其受体在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 。
3 硫酸基转移酶(sulfotransferases,SULTs)
是机体催化多种内源性和外源性复合物硫酸化代谢的关键酶。硫酸化是机体对内源性和外源性生物活性物质进行代谢和化学防御的重要过程。 SULTs存在氨基酸基序，它们在物种发展史上是保守的。这些签名序列可能涉及与PAPS的结合。所有这些酶的cDNA和基因已被克隆，并且在染色体上的定位也已经报道。SULTs超家族主要包括酚(SULT1)和羟类(SULT2)两大亚族，至少11种同功型[8]。
SULT1(1A,1B,1C,1E)亚家族成员具有60%的相同氨基酸序列和广泛的作用底物，主要参与酚类、甲状腺激素、羟芳香胺和雌激素等的代谢[9]。SULT1A1是SULT1亚家族的主要成员之一，主要参与雌激素的无活性代谢和某些外源性复合物的硫酸化转化[10，11]。SULT1A1作为重要的解毒酶类，可催化雌激素(雌酮和17β-雌二醇)及其代谢产物(如儿茶酚雌激素)硫酸化代谢 ,形成水溶性无活性硫酸化雌激素,可降低循环及靶组织雌激素暴露水平。
最近分子生物学及酶化学研究表明，SULT1A1基因同其他SULTs一样，其表达在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并且具有功能上显著的基因多态性[12]。子宫肌瘤发生发展可能与SULE1A1基因编码区多态性造成酶活性降低有关，导致局部雌激素持续异常增高，最终诱发子宫肌瘤的发生。
SULT1E1(人雌激素转移酶)属于硫酸基转移酶超家族一员，它是目前所发现的11种同功酶中对雌激素催化作用最强的酶[13]。作为重要的解毒酶类，催化雌激素硫酸化代谢，可降低循环及靶组织雌激素暴露水平。硫酸基转移酶家族成员中，SULT1E1的Km值较低时，即可使雌激素硫酸化，失去生物活性，使受前体调节酶。具有作用快、高效及底物特异性的特点，在生理条件下表现较高的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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