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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通过读图并结合自身已有常识,说出处于蒙昧状态的早期人类的世界观,体会人类认识自我的过程。
2.学生通过回顾必修Ⅰ所学知识,结合教材文本,归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智者学派的原因。
3.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文本和史料,能对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
4.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列举苏格拉底的人文主义思想。
5.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文本和史料,比较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的人文主义思想,说出苏格拉底思想的进步性。
众所周知,教学目标既是教师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又是教学活动的归宿,具体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来展开的。笔者按照上面所设定的教学目标展开课堂教学。在对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进行评价时,指导学生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智者学派强调人的价值,否定神的意志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树立了人的尊严和权威,体现了古代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本质;但智者学派过分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忽视人们认识的共同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忽视道德,这样的思想方法给主观随意性和极端个人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讲完后总感觉这堂课少了点什么,究竟少了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少了“灵魂”和“价值”。《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部分要求“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在“内容标准”部分又提出:“通过学习,了解中外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让学生加深对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人文主义思想的理解,在引导学生对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评价时,应该看到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力争把“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纳入课标的东北师范大学周巩固教授指出:通过对古代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学习,让学生知道人文主义的内涵,并接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和洗礼,学会运用人的理性。可见,不管是课程标准,还是专家学者,都认为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人自身及人类社会的思想启蒙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由此,反思我上的这一节课,虽然说中规中矩,也符合应试的要求,但是没有体现课标的要求,课堂缺乏核心“价值”的引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主编任鹏杰老师近年来一再强调历史教育的“价值”问题。任老师说:“价值是教育的灵魂所在,也是教学实践、教育研究的核心所在。”任老师还引用皮亚杰的观点――“教育,就是教师通过教学,连接双方的关系――把‘学生’和‘价值’连接在一起”,来说明“价值”对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特级教师李惠军也强调历史教育必须要有“灵魂”,而“灵魂”来自于对历史教育“价值”的叩问。因此,历史课堂教学必须在课程标准和唯物史观的引领下,追寻历史教学的“真实”,挖掘历史教学的“价值”内涵,让历史课堂闪耀“价值”追求的光芒。
有鉴于此,笔者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这一课的教学作了如下调整:
一、调整教学目标
1.学生通过读图并结合自身所学所知,说出世界不同区域的早期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体会人类社会早期的宇宙观、世界观。
2.学生通过回顾必修1的所学知识,并结合教材文本,归纳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智者学派的原因。
3.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文本和史料,评价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思想的内涵和在当时世界的进步性,体会这一思想对后世的伟大影响。
4.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和史料,列举苏格拉底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能说出苏格拉底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新发展,体会苏格拉底及其思想对后世的伟大影响。
5.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文本和史料,能比较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人文主义思想的异同。
6.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并结合史料,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思想主张,体会古代希腊人文主义思想在古代世界的进步性及其对人的解放的伟大意义。
调整后的教学目标,其核心与灵魂是体会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人文思想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影响,凸显对学生的价值引领。
任鹏杰老师说:教育的全部价值尊严,就在于用价值“服务人生”――满足学习者健康成长、进步和发展的内在需要。资中筠先生在《教育与启蒙》的演讲中也说:“我们是处于愚民教育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民族,所以启蒙的任务对每一个人说起来都还是很重要。……教育就是把一个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把一个原始的人变成文明的人。所以简单地来讲,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文明的人。”因此,只有牢牢把握课标,把握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让课堂教学目标有实实在在的价值的引领,才能使我们的教学让学生受到思想和心灵的启蒙,让学生的学习与“价值”真正联系在一起。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使命感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历史课堂才具有延续性和生命力。
二、调整教学环节
在具有“价值”意义的教学目标的引导下,笔者对这一课的教学环节也作了调整,调整教学环节的核心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角度积极肯定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的人文主义思想,让学生接受古代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洗礼和启蒙。
1.在对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的评价上,坚决摒弃一分为二式的中庸评价。因为这种评价方法,虽然符合应试的要求,但是没有价值观的渗透,起不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并且这种“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评价显然跟“课标”所倡导的“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全面肯定智者(普罗泰戈拉)的人文主义思想,才能让学生知道古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最为显著的特点――尊重人的个体价值和从人的自然本性上得出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这些特点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益发展成熟,构筑了以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和价值观念。学生也才会真正明白古代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在当时世界独树一帜,站在了时代的高处,而且对后世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更对古代希腊“人”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这些思想会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但是瑕不掩瑜,我们不能人为地加以放大,甚至花大力气去证明其不足之处,这样对学生起不到任何价值引领的作用。
2.摒弃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方式,那么怎样引导学生对智者学派和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作出正确的评价呢?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了解更多关于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人文思想的基本观点。由于教材文本的表述比较简略,因此教师可以进行相关的史料拓展,进行一定的补充,这样能使他们的思想观点更加丰盈充实,为学生进行全面认识和评价打下基础。第二,教师必须旗帜鲜明地肯定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人文主义思想的伟大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具体方法是:通过比较,引导学生对比同时代的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通过史料拓展的方式,补充有关积极评价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人文主义思想的史料,供学生理解和体会。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1. 形成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1.1受社会背景的影响
众所周知,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因此,华夏文化必然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好地统治人民,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灌输诸如“普度众生”、“因果循环 ”之类的思想。因此,人们为了能够来世成仙就今世行善,于是就有了对芸芸众生的“大爱”。
而纵观西方文化历史,其开始形成如今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人们宣扬“人文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的文化必然会带有其“人文主义”的特征。因此,也就形成了西方社会的“小爱”。
1.2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1.3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2. 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2.1中西文化背景的异同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地区,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追根溯源,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编纂修订的“六经”为其文化的根源和基础,这种文化总的表现为:注重个人修养,注重道德力量,反对武力,注重与他人、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精神的超脱,以“仁”和“孝”为社会架构的核心。
而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其思想基础都是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思想,源头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受基督教影响深远,这种文化,看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注重实践,勇于探索,富于冒险,跟中国人喜欢对生命本源的哲学思考不同,他们更注重于对自然的探索和求证,从物质层面去考量生命的本源,在社会组织中,以“爱”为其架构的内核。
2.2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3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相对于个人权益,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认为没有国那有家,没有家那有个人,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但也容易忽视个体利益,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经常委曲求全,牺牲自我,甚至付出惨重代价。
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2.4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虽然整个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基本都是封建制度集中制的不断加强,是民主政治的彻底丧失,但从一开始,儒家、道家的思想家们就把民主政治放到一个很高的思想高度去认识和看待, 要求统治者爱民、亲民,重视民生疾苦,孔子的“仁”治思想,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老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等等,都包含着“民主”思想,但又推崇君权神授,维护等级制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
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所以,西方人对不能为民服务的政府,通过选票的方式可以给予否决或者改选。当然这中间可能也有许多问题,但无论认识水平上还是制度设计上,无疑都比我们要先进的多。
2.5科学观的异同
相对于科学研究和探索,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所以,尽管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四大发现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所有的现代工业文明,包括现代教育、民主政治都是西方人的成果。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几千人的船队七下西洋,不过为了宣示明王朝的“富有与强大”,当麦哲伦的船队环游世界时, 当西方人使用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火药入侵我们时,我们想到的竟然是在大海边再造一处万里长城,思维的保守与守旧,缺乏创新和探险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尽管中国一度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有影响世界的发明创造,但终究未能形成科学的风气和氛围,建立完整的科学体系,所有的发明创造带有很大的个人性和随意性。
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2.6道德观的异同
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而西方强调个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2.7法制观念的异同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礼,已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法律只是道德的补充,所以,中国人提倡自我的完善,不提倡用法律法规来约束人,对法律的重视不是很够。在对欲望的约束方面,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控制和压抑一切“不符合道德”的欲望,讲究克己复礼,这种结果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2.8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虽然整个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基本都是封建制度集中制的不断加强,是民主政治的彻底丧失,但从一开始,儒家、道家的思想家们就把民主政治放到一个很高的思想高度去认识和看待, 要求统治者爱民、亲民,重视民生疾苦,孔子的“仁”治思想,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老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等等,都包含着“民主”思想,但又推崇君权神授,维护等级制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
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所以,西方人对不能为民服务的政府,通过选票的方式可以给予否决或者改选。当然这中间可能也有许多问题,但无论认识水平上还是制度设计上,无疑都比我们要先进的多。但由此产生的弊端是:过度的自由主义和人权旗帜,造就了今天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不尊重他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国,把入侵别国当成了文明的推进,与中国人讲究和平共处,尊重别人选择的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2.9待人接物的异同
中国人看重人情、宗族、同门、师生方面的情谊,思考问题不会单纯从一个方面去考虑,而是喜欢整体、长远去考虑,往往使一件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西方人可能相对想的比较简单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码归一码。以前看过一个故事,某中国人在国外开车违章,被警察拦住,要求处罚,于是,该人根据自己在国内的经验,开始求情说好话,希望警察能网开一面,并表示下不为例,警察也始终在微笑着听他说话,不置可否。该人看警察没有表示反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了,很开心的开车走了,几个月后,该人收到法院的传票,才知道事情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样,人家对他微笑,只是职业的要求,而该怎么办,警察绝对不会给你下不为例的机会的。
论文摘要:林语堂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他一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宗教信仰探索过程,探索历程就是寻找、认同各种宗教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历程。但在林语堂的思想观念中,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内涵是有所差异的,这正是促使林语堂最后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他一生执着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追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林语堂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在“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下,林语堂自然地成了一名基督徒。191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在清华学校,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向他敞开,他造访孔子的堂室,攀登道山的高峰,拨开佛教的迷雾,在儒道释的文化氛围里徜徉,宣称自己由基督教走向了“人文主义”。“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这是林语堂对自己三十多年“异教徒”生涯的总结。然而他后来又说,这时期尽管“自称异教徒,骨子里却是基督教友”。终于在1959年,64岁的林语堂明确宣告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无信仰时代”,重新回到基督教,宣称“我的搜寻已告终结,我己回到家中了。
综观林语堂一生的宗教信仰,似乎可以作如此的简笔勾勒:基督徒—异教徒(儒、道、释)—基督徒。但是这样的简笔勾勒不能够描述林语堂一生精彩的宗教信仰探索历程,也不能反映出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更不可能把握林语堂宗教文化思想的精髓。因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被忽略掉了,那就是林语堂自始至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无论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染接受了基督教,还是在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里徜徉,以至于最后的重新阪依基督教,他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文主义的理性意识观照自身思想领域里的宗教精神,他的宗教信仰探索历程就是寻找、认同各种宗教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历程,只不过在林语堂的思想观念中,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内涵是有所差异的。这正是林语堂最后决心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随林语堂的灵性大旅行,看看他是如何在耶稣、孔孟、老庄、禅宗的世界中,探素出人文主义的光芒,并烛照了自己一生的宗教文化思想。
林语堂灵性之旅的第一个异站是孔子的堂室。林语堂对儒家经典思想的把握是从儒学是智慧型宗教这一角度切人的。他说:“孔子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孔子最关切的是人”、“我认为孔子对上帝及上帝意旨的关心及他对于宇宙的灵性性质的看法,已被孺家通常的实证主义所蒙蔽。”“我想考察孔子对于死、上帝、上帝的意旨,及人的灵性等较大问题的态度。
林语堂把儒教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人理的“人文主义”,即所谓中国的“人文主义”: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他认为,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
林语堂在儒教中所探寻到中国的“人文主义”实际上是儒家的人本观念。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也好,“中庸之道”的近情精神也好,还有回向常识.都体现了儒教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因而也形成了林语堂人文思想的特征:以人和人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只关心人和人生,探寻怎样才能获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一切立论以真实的人生、人生实践和人生感悟为基础。
然而,在领悟儒教之人本观念的同时,先人为主的基督教观念总是在干扰着他.促使他把儒教与基督教作潜在的对照与选择。他认为儒家教人在个人行为上要有好教养,在社交上要有好仪式与基督徒相信人要做一个君子和有礼貌的人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林语堂说“我们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而且.林语堂发现孔子也像圣公会教士和夭主教教士一样,是个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权威有其价值,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对于儒教与基督教之异”,林语堂也了然于胸。他说:“孔教精神的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而为尘俗的。基督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者而孔子为现实主义者,基督是玄妙哲学家而孔子为一实验哲学家,基督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所谓孔教精神之“现世的”、“生而为尘俗的”是说明孔子是倡导“克己复礼为仁”的人杰;而基督是神子,代表着上帝在人世的“道成肉身”,因而是负有拯救世人之使命的“救世主”。所谓“现实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意即孔子是现实主义的务实者和善变者,他虽有“杀身以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抱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走极,而是出仕与通世相机而行、进退有路。而基督是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和殉道者,他生于世界沦落之际,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冒险精神来力挽狂澜,为了救世济民而不惜自我受辱、蒙难和赴死。所谓“实验哲学家”与“玄妙哲学家”是指孔子向往名正言顺的作为,一生抱着“士为知己者用”的态度,其道亦“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并不强求“不可为而为之”;而基督推崇忘我之爱、牺牲之爱,相信以信仰生命之超越而能达其神圣人格。所谓“人文主义者”与“慈悲的仁人”是说明作为儒教思想体系核心的“仁”表现出一种“人本”精神,而基督教信仰核心中的“爱”体现了一种“神本”精神,前者属世,后者超越。“仁”无论是作为个人修养之“内圣”还是作为济世救国之“外王”精神,都没有离开这一“人本”。所以林语堂称基督为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
在中、西宗教文化思想中,道教文化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最为巨大,学者陈平原把林语堂视为“道家文化的海外回归者”。林语堂也把道家看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崇信,他说:“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林语堂从道家的宇宙观出发,认为人要顺从天道,要让人的自然之性获得自由发展,而不受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林语堂看来,道家学说之价值并不表现为为求知者认识和阐释世界提供逻辑的、理性的方式,而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并在此基础上来建立一种有益身心且又简朴纯真的生活方式。道家所推崇的那些终身察持自然理想,过着怡淡素朴、无知无欲的生活,超然于凡尘世俗之外的“圣人”、“真人”、“至人”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所体验的厌智、弃智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终生向往的人文主义境界,这与儒教之人生目的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林语堂总结出道教的出世观念,着眼于现实人生的自我完善,把“享受淳朴的生活,当作人生的真正目的。这种“人文主义的伦理观”正好包含了现实人生的两个侧面,又互为约束,使人优游进退,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儒家倡尚贤之道,道家讲无为而治,都“适宜于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国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
林语堂在爬登道山的途中惊喜地发现道教与基督教有许多融会贯通之处。他感到老子柔弱的教义好像是耶稣澄山宝训的理性化。老子柔弱的教义的基本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从此出发,老子相信不斗、不争、不抵抗,警告人不要用强力,认为用强是弱的征兆。同样,《圣经·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在山上向众门徒讲道的故事.即所谓“登山宝训”.其中“论福”有一条: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可见,老子与耶稣都相信阴柔之物能制胜,“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并且,林语堂总结出老子对爱及谦卑的力量的训言,在精神上和耶稣来自他独创的、卓识的、闪光的训言相符合,有时字句的相似也是很惊人的。
林语堂之所以能发现道教与基督教的许多契合之处,在于他从根本上把握住了道教与基督教在“道”上的同一之处。道教之“道”,深奥莫测,是先于物质的存在,是产生物质的根源,是宇宙万物的创始者,这是组成道教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基督教教义的“上帝之创造”认为宇宙被造出之前没有任何物质存在,连时间、空间也没有,只有上帝和他的“道”,他的“灵”。上帝通过“话语”,亦即通过“道”来创造天地万物。这是关切人的灵性问题的林语堂最料想不到的收获。道教思想的人文主义精髓使林语堂否定了基督教经院神学思想,也促使他更加坚定地去寻找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上帝”。
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住过,且又爬登了道山的高峰,林语堂信仰之旅的下一站到了佛教。在林语堂的佛学思想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禅宗。从思辨上来讲,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强调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见到自己的真性(本性)和本有心灵,我们就了解了终极的实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禅宗主张,在实际的人生中才有自由,在自由中才有实际的人生。禅宗以创造人的生活和自我觉悟的日常途径,来揭示人生的秘密,化平淡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禅宗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意识,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人格。林语堂极为精微地剖析了“禅”的深邃性,对其直觉顿悟、直指人心的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禅”的精义中也看到了人文主义的灵光闪现:那就是解除一切空间、时间、及精神的束缚,追求心灵的完全自由,从而得以悠然处于人世,达到人与自然人生的和谐。禅宗与儒教、道教共有的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使林语堂更加执着地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而标举禅宗.他认为“禅”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禅”就寄托在简单的日常生活里,且视简单的日常生活为幸福的恩赐,而享受它的每一瞬。在佛教的世界里,林语堂也发现了能勾连起他的基督教情怀的东西。他首先发现佛教与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出发点一对于罪的承认及深深地关切人类受苦的事实。佛教中有一特殊的观念是“业”,意即孽障或“罪的重担”,这是由于人沉溺于不正当的欲望及精神上种种形式的卑琐造成的,因此人注定要永久堕人轮回。“原罪”说是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犯了罪,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传给后代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并使人类有了受苦及必然死亡的不幸命运。接下来,林语堂对佛教及基督教罪的观念与拯救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佛教的悲观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佛对人类生命的评语可以合并为四个字:怜悯一切!对佛教教人否定人生,忘却人生,进而出世、遁世,以消极态度回避人生的悲观主义情结,林语堂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对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林语堂也坚决予以摒弃。林语堂对佛教基督教“罪”的观念及拯救方式的否定,是因为这些观念与林语堂的执着于现世的人文主义情怀背道而驰,必然要道到林语堂的抨击。
在这次灵性之旅中,林语堂发现了儒、道、释三教深蕴的普遍人文价值,也能够指出在那里他们已达到他们的最高峰及他们对给人以完满答复不足的地方。所以林语堂说:“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观察20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现在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需要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的力量相联系。这就是我归回基督教的理由。我愿意回到那由耶稣以简明方法传播出来的上帝之爱和对它的认识中去。正是因为有了儒、道、释三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深邃内涵做底基,当林语堂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的时候,也是他对宗教、上帝、人的灵性等问题已经探求了其所以然的时候,所以这时的林语堂,有了相当成熟的宗教、上帝观念。
1. 某学者评价启蒙运动说:“‘进步’实际上已经成为哲学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坚信自然科学将会让人类更有力地支配整个世界,而人类理性则引领每个人走向自由,并建立起一个繁荣、公正、平等的社会。”引文所想表达的深层含义是( )
A. 理性思考引领社会进步
B. 哲学意识支配世界繁荣
C. 近代科学追求王权公平
D. 启蒙运动倡导阶级平等
2. 下列关于李贽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都具有思想启蒙意义
B. 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C. 都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
D. 都宣扬了个性自由和解放
3. “造物者创造了人并对他说:‘我将你置于世界的中心,……以便你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将你塑造成你喜欢的形体。你也许会蜕化,变成无理性的牲畜;但是,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升华,变得神圣。’”材料表达的主旨是( )
A. 肯定人和人性 B. 否定教皇权威
C. 反对君主专制 D. 提倡因信称义
4. 某中学研究性学习课上,针对教师提出的“对比宋明理学和文艺复兴的不同之处”,某学习小组得出下列四个结论,观点正确的是( )
①前者以儒家道德压制个人欲求,后者提倡思想自由 ②前者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工业经济为基础 ③前者服务于官僚政治,后者服务于新兴的资产阶级 ④前者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后者遭到封建专制王权的压制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③④
5.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是欧洲向近代社会迈进时期发生的三次重大思想解放潮流,它们共同的历史作用有( )
①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 ②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 ③冲击了天主教会的精神束缚 ④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A. ①②④ B. ①③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6. 对于近代欧洲思想运动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精神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根据这一结论,认识正确的有( )
[选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①\&侧重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范畴\&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方面\&②\&要求简化宗教仪式,进行宗教改革 \&抨击天主教会,扩大宗教改革\&③\&反对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④\&对人的崇拜\&对理性的崇拜\&]
A. ②④ B. ①③④
C. ①②③④ D. ②③④
7. 如果说启蒙运动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那么,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政治方面的关键性用语当属( )
A. 在民 B. 社会契约
C. 三权分立 D. 开明专制
8. 学者们喜欢这样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拷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拷问世界时他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拷问世界”方面的“伟大”史实有 ( )
①德国启蒙思想家掀起了欧洲启蒙运动 ②的诞生 ③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 ④德国文学家创作了大量反思“理性王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
A. ①④ B. ②③
C. ①②③ D. ②③④
二、非选择题
9.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发现有可能用多种方法,把古典思想和哲学同基督教信念、对人的信任和对上帝的信任结合起来,或者至少互相容纳起来。彼得・盖伊在《启蒙运动》一书中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中间,完全世俗的、完全清醒的世界观,相对来说是很少见的……神圣的东西仍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建筑师和画家的中心主题。”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体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人们热切地从各个层面来审视。虽然基督教在很多方面受到抨击,抨击者本身却潜心研究和神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人们考察的基础,运用启蒙运动的基本方法和观念来求得答案。宗教批判者和宗教学者充分运用理性、比较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方法……确实,18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运动开启了使法国社会世俗化合基督教化的运动,但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只是启蒙人士所持的多种宗教现中的一种。启蒙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强烈地要求实行宗教宽容。
――摘编自彼得・赖尔等编《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1)根据上述材料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艺术家和18世纪的启蒙学者怎样对待宗教问题。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打破教会和宗教神学思想禁锢上所起的作用。
10.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人文主义者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攻击禁欲主义,背弃来世观念,放眼现实世界。
――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材料二 十八世纪,牛顿的学说通过伏尔泰传播到了法国,从而使法国人首次感受到牛顿思维的优势。牛顿的学说证实了在对客观真理的探索中,最可靠的是人的理性,而非信仰。牛顿的理性精神对法国的人文及其它众多学科产生了巨大冲击。
――《牛顿引力理论给法国带来的冲击》
材料三 西方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会神学,其内容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而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问题,身后世界的问题。任何神学的东西,只要人的思想世俗化了,理性觉醒了,那么神学的东西不管多么貌似强大,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管辖世俗界,教权是精神权力。……一个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是古老的习惯法。所谓习惯法,就理论上讲,就是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
材料四 儒家的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正因这样,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力量之韧是罕见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以上两段材料摘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指出法国启蒙运动兴起的条件。
关键词:情感因素;情感教学;英语口语
中国分类号:H31
一. 引言:
在传统理念上教育中的人才培养多注重智商(缩写为IQ)的培养,而忽略了情感智商(缩写为EQ,亦译情绪智商,情绪商数)的开发培养。以前人们往往习惯于仅用IQ来衡量智力水平,这实际上只反映了左脑功能。随着80年代兴起的“右脑革命”的展开,情感智商这种非逻辑智慧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1990年美国心理学家P. Salovey和J. Mayer首次提出“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这一理念,随后美国心理学家Daniel Goleman在其1995年出版的《情感智力》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智力只在成功中起20%的作用,情感也是一种智力,它由五个部分组成:1.自我觉知,认识自己的情绪;2. 管理自己的情绪,使之适时适度地表现出来;3. 自我激励;4. 移情,即觉察、识别、理解他人的情绪;5. 处理人际关系,调控与他人的情绪反应的技巧。可见,情感因素对人总体智力的发挥以及人的成才和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情感智力理论问世后,传统教学中重认知,轻情感,知情脱离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质疑,国内外语言教育界也纷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非智力因素包括情感因素对外语学习和人才培养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又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以美国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罗杰斯为代表,指出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教育要培养完善的人性,促进人的潜能发展,弘扬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尊严,反对功利化和机械化、科学主义教育对人性和价值的贬抑,让学生真正成为自我实现的人。显而易见,人文主义潮流更重视教育中人的情感因素,注重人性发展,注重培养富有主体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
二. 影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情感因素
正如郭婕(2006)在论述影响英语学习的情感因素时指出的,“英语学习的过程,既是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和实践活动逐步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过程,又是他们磨砺意志、陶冶情操、拓展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开发思维能力、发展个性和提高人文素养的过程”。因而英语学习中必然涉及到学习者的情感因素。情感因素对外语学习的影响已经无庸置疑,口语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而然的受其影响。
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的情感多种多样,是人的一种生理机能,那么又是其中的哪些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有关系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呢?根据戴曼纯(2000)的界定,影响语言学习的情感因素包括焦虑(anxiety),抑制(inhibition),外向型和内向型性格,动机(motivation)以及其他相关情感因素,比如移情(empathy),(对歧义的)忍耐心、冒险心等。王红(转陆红)(2005)更为直接地阐明了影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情感因素包括了动机、焦虑、自信心、自尊、抑制、外向型和内向型等等,其中,动机、焦虑、自信心是常见的几种。
为何在大学同一个班级里,有的学生热衷英语口语学习,而有的同学却完全相反呢?笔者认为,在其中产生作用的情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经过中小学阶段的学习后,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英语口语,城市的学生普遍比农村中学毕业的学生口语水平高,而且有些学生英语口语明显带有区域口音,与标准的英式或美式发音有较大差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生普遍认为英语发音的好坏会关系到自己在老师和其他同学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别人对其英语水平的总体评价。正如王初明(2001)分析道,“语言能力是一种心理器官,口语是它的外化形式,发音的好坏体现外化形式的美和丑”(p.9)。这样一来,那些对自己英语发音不太满意的学生在课堂上就羞于开口,害怕会暴露自己的缺陷。
2. 教师对口语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不合理。有的老师对所教班级的口语整体水平缺乏实际的调查了解,把握不好,所选择的讨论主题要么过于简单,学生往往感觉刺激过少,容易产生松戒心理;要么过于复杂,大大超越学生现有的词汇范围,学生容易采取逃避态度,怕出丑,宁愿保持沉默;要么话题脱离生活实际,学生感到无话可说,头脑空白。以上三种情况均违背了著名语言学家Krashen 提出的五大假设中的输入假设,假设学生原有知识水平为i,只有将下一阶段的教学目标定为“i+1”,保证学习者获得有意义并能理解的信息,整个学习过程才是充分而恰当由低向高循序渐进的发展,这样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
3. 学生的性格倾向也会对口语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外语界不少学者对性格因素与英语学习做了相关性研究,众多研究表明性格因素并不是语言习得的决定性因素,性格内外向的学生在英语综合技能上表现不相上下。但是汤永明,陈艳龙(2003)指出,如果测量的是语言运用能力,语言成就水平就与外向性格相关。梁晓波与潭桔伶(1999)的调查得出结论,内向型学生在精读、词汇、语法、听力、完型填空、阅读理解上成绩较好,而外向型学生在口语、泛读或写作上占较大优势。由此可见,虽说性格无好坏之分,但外向型(extroversion)和内向型(introversion)性格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口语学习产生影响。
4. 对学生的教学评价不恰当,批评过多或师生关系不融洽也会严重挫伤学生的英语口语学习积极性和自尊心,使学生丧失学好口语的动力与自信心。因此,大学英语教师为人师表,平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小心不要伤及学生的情感。这一方面的内容将在下一部分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三.实施情感教学模式,利用情感因素促进大学英语口语教学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Carl Rogers一直宣扬教学应当把认知和情感合二为一,反对扬知抑情,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个人潜能和人格的发展,培养出完整的人。他强调只有整个人(包括情感和认知方面)都参与到学习中才能算作意义学习(王红,2005)。我国教育界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和冲击下也逐渐重视起情感因素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卢家楣教授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顺应这一发展需要的新型教学模式,即情感教学模式。顾名思义,此模式以情感教学心理学为理论依托,相当注重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来优化教学。卢家楣(2006)继续指出, 情感教学模式本身并非独立的教学模式,需要与认知性教学模式结合运用,相互补充完善。但它与传统的以认知为主的教学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根据教学中情感本身的活动规律,以情感为主线,从情感维度规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教学行为”(p. 55)。教无定式,笔者认为,将情感教学模式融入到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寓教于乐,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使认知和情感达到和谐统一,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具体说来,笔者将对大学英语口语课堂的情感教学实施策略做以下几点阐述。
1. 认真备课,设计出符合学生情感需求的口语课堂教学任务
美国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一再强调教育者要研究并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姚利民,2001)。由此看来,教师要上好课,首先要了解学生真正的需求,要知道学生的大体情趣所在。对口语话题的选择要尽量迎合学生心理需求,力求找到知识和兴趣的最佳结合点。比如,女生较多的班级可以多选取与movie star, fashion等相关的话题,而男生较多的班级则可以多选择与sports or war相关的话题。感兴趣的话题会让学生感到有话可说,极大鼓舞学生的参与意识。再者,理工科院系的口语课堂可以适当多安排逻辑推理和辨析,而文科和艺术类的口语课堂则可以多放些幻灯片,适合学生的感性思维定式。
2. 大力提倡合作学习,降低口语焦虑感
焦虑感通常被认为是影响英语口语的最大情感障碍。许多自己感觉口语不好或者内向胆怯的学生都害怕当着全班同学表达观点和回答提问。在口语课堂上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正好避免了传统课堂提问的方式,教师的角色也完全从teacher或者lecturer转变为facilitator,教师不再是课堂上的绝对权威(authority)和主裁,而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和管理者,学生不必再惧怕老师。在合作学习小组中,学生主要面对其他组员,与他们进行交流,沟通,合作来完成布置的课堂任务。
3. 注重非言语形式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培养融洽的师生关系
虽然在大学英语口语课堂上,大多数时间需要通过言语来交流沟通,但仍有部分信息是通过非言语途径来传递的。课堂上的非言语交际主要包括目光语,沉默,面部表情,副语言(paralanguage)以及空间利用等(刘丽华,李明君 2006)。大量实践研究表明,非言语交际对言语交际起到辅助、强化和替代作用,同样是课堂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英语毕竟不是学生的母语,因此在口语课堂上要用英语进行交流时,学生难免会产生焦虑、抑制等消极情感,严重时往往导致被动或抵制学习行为。
4. 注意采取适当的教学评价方式
因为英语并非学生的母语,表达时难免会产生焦虑心理,如果在课堂上被单独提问,有的学生更是会表现得担心或紧张不安,严重的甚至会不断重复,吞吞吐吐,口误或口吃。再者,在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大都比较含蓄和内向,爱面子。因而针对学生回答需要特别慎重的处理,不恰当的处理方式往往会严重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产生心理障碍。教育心理学一般认为,多给予肯定的正面评价会更有利于学生建立信心。在表扬和鼓励的同时,用眼神和手势等非言语交流手段加以支持效果更佳。英语口语是大多数中国学生的薄弱环节,为顾及到学生的敏感度和自尊心,老师应当对纠正错误的方式方法多进行研究和探讨,秉承一贯的宽容性原则,不能过于挑剔,吹毛求疵。笔者的建议是老师在纠错时要尽量少的使用尖锐的评判性词语,多用建议性和鼓励性的词语,只就事论事,绝对避免就此及彼对学生进行人身攻击,即遵循非评判流原则(闫传海,张梅娟 2002)。此外,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对那些自尊心敏感度高的学生可采用课堂上持保留意见,课下单独进行面对面的个别交流,或者用电子邮件、网上聊天等方式私下交流谈心,减少当众评价造成的情感挫伤。
J. Arnold(2000)在《情感与语言学习》导论中指出,“人文主义心理学强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同一起来”。语言学习也属于一门人文学科,同样应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语言教学也必须走出传统的重知轻情的误区。英语口语向来是中国学生英语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在口语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教学过程不仅是一个认知过程,其间也必然伴随一定的情感活动,要随时注意通过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来洞察背后的情感世界,挖掘学生的情感资源,调动学生的积极情感因素,克服其惯常出现的焦虑、羞怯、害怕、缺乏自信等心理障碍。正如王初明(2001)所说,“情感是维持学习动力的助推器,出现障碍必然导致学习停滞”(p.12)。如何充分调动大学生英语学习中的情感因素,使之最大限度的促进其学习效果的实现将是对大学英语教师的一项重大挑战,这对教师自身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不断补充新的理论知识,实现自身修养的完善和提高,才能最终把情和爱渗透到口语教学中,营造情感交融的口语课堂,构建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发展成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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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豪明,韩传信.西方情感教育思想对我国的影响论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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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初明.影响外语学习的两大因素与外语教学.外语界,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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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秋芳,王立非.影响外语学习策略系统运行的各种因素评述.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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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郑银芳.“克拉申情感过滤说”与外语学习中的情感因素.东南亚纵横,2003(1)
1.1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整体精神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强调整体高于个体,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强调个人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一定程度上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我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主旋律,爱国主义则是它的最高表现。
1.2以人为本精神从古至今,我国都一直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名言古文都是强调要以人为本,这一系列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
1.3贵和包容的和谐精神贵和包容的和谐精神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就是围绕着“和谐”展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等等,这些都是传统人文精神和思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体现,是对传统人文思想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2传统人文精神在教师师德培养中重要作用
2.1加强师德培养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教师师德建设对于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增强学校自身凝聚力,树立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2传统人文精神在教师师德培养中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改革的新形势,我国提出要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师德建设是保证教育质量和体现教育精神的重要一环,师德建设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我们必须加强教师师德建设,强化教师的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教师思想政治觉悟,树立献身教育、爱岗敬业的师德风范,真正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2.2.1传统人文思想为教师师德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分认识传统人文精神在高校教育中的价值并为其所用,这既是社会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同时也是学校和教师面对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所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人文思想,是重构教师师德建设过程中值得重视和挖掘利用的宝贵资源。
2.2.2传统人文思想是教师提高自身素养的重要载体在教师节同北师大师生座谈时谈到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他说:“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因此,教师师德的培养,教师素质的提高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教师师德培养也离不开传统人文精神这个载体。
价值观是由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价值观做出根本的理论解释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思想产生的三大理论渊源,这三大思想理论追根溯源还是离不开西方思想文化成就的肇兴和主流,即古希腊哲学思想,以及随后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主流哲学派别――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古希腊哲学视域下的核心价值观
古希腊哲学发展时代有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多哲学流派、哲学家真可谓是数不胜数。不过在芸芸众家之中公认的为古希腊哲学开创盛局及奠定基础的莫过于被称为“古希腊三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1.助产术的正义。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的哲学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许多年,众多哲学家们都把研究方向聚焦在世界的本源问题上。例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但是他并没有去解释清楚为什么水会变成万物。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毁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补偿。”[1]翻译过来就是万物的本源不是具有固定性质的东西,而是“阿派朗”(无限定,即无固定限界、形式和性质的物质)。一切事物都有开端,“阿派朗”在运动中分裂出冷和热、干和湿等对立面,产生万物,万物从它产生,又复归于它。苏格拉底非常厌烦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形而上学争论,对国家对人民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国家和人民的现实命运才是哲学家们所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他开始转向主要研究人类自身的现实问题,即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譬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胆怯;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假;什么是智慧,知识如何得来;什么是国家,具备什么样品质的人才可以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哲学家必须是热爱智慧的人,而并不只是具有智慧的人。哲学家应该像助产婆一样帮助人们去获取知识进而形成对各种事物和问题的独到立场、观点和看法,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能够辨别人类自身的是非对错等伦理道德问题,最终去恶扬善,弘扬正义善良的价值观。
2.理想国的平等。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既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基本路径,又开创了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后继者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他认为哲学所要研究的自然界和宇宙是具有普适性的在里面,有形的东西虽然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东西的“形式”或者“理念”确实永远不会改变的。在《理想国》[2]里面著名的洞穴比喻中,普通人只能看到阳光照耀下的影子东西,而哲学家却能看到以外的事物,包括太阳在内,太阳还是正义和真理的象征。正如柏拉图式的爱情一样,他的所谓理想国也是乌托邦式理想化的平等。在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里面,虽然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同样的性别平等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各司其职,而且敢于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他认为低一级的“宪法国家”里,男女之间也是平等的。柏拉图式理想化的平等虽然脱离实际,但是却成为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推崇的自由平等的雏形之一。
3.理性化的自由。亚里士多德师于柏拉图但是又不苟同于他的老师。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里无意娓娓道来。他的哲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理念论,认为构成物质的形式和质料是和谐统一的,人类知识的来源感觉,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获取丰富的感觉材料,这是西方经验主义哲学的原点之一。在政治立场上,虽然他主张国家、城邦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但是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利益的均衡,另外后者还是有属于自己的权利,不应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等差异而出现不平等的现象,除了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之外,这就是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个人如何实行自身的自由呢?最好的路径是通过教育,即实现人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在高年级阶段要加强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的修养,最终提高理性的能力。
二、近代西方哲学视域下的核心价值观
西方近代哲学孕育发展的时代背景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基础之上的。科学哲学家们在对世界本源以及知识来源的探索研究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再到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路线之争,最后是德国的古典哲学。
1.人文主义的自由。15~17世纪初是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经历了近千年暗无天日的教会统治的中世纪之后,进入人的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思想上开始逐渐摆脱宗教世界的束缚,从空动的彼岸世界重新回归尘世。一些人文主义者例如但丁、培根、彼得拉克、达?芬奇、伽利略等开始把研究中心转移向现实的人和自然,以人为中心,人是最完美的,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反对“三位一体”的天父、天子、天国和灵魂不朽之说,反对禁欲主义,注重享受现实生活;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科学思想体系,主张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代替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推演方法。文艺复兴运动从思想上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是所推崇的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和放任身体的使资产阶级开始走向腐朽和没落。
2.经验论的平等。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文艺复兴过去之后,西方近代哲学进入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知识是通过后天的感觉经验获得的还是依靠人们的理性掌握。
作为经验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英国科学哲学家F.培根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多样性和能动性,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就可以有效地掌握自然界的知识,人类就可以征服世界。另外一位也是英国的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生下来思想认识上绝对是一块“白板”,通过后天与外界事物的接触和学习,就会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经验论者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打破了宗教思想的权威和束缚,使人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和自由,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奋斗就可能获得现实的幸福。
3.唯理论的公平。与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来自英国不同,唯理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既出现在欧洲大陆,也包括英国的,以B.斯宾诺莎、笛卡尔、G.W.莱布尼茨、巴克莱和休谟等为代表。
以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认为,对象虽然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靠人的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自由人的理性才可以把握住。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论断,即“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如果我不存在,那么我不在思考”,他还认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第一性的,只有理性才是真实可靠的。莱布尼茨认为一切观念即使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只是潜存在人们思想中,必须经过后天的加工才能显现出来。以巴克莱和休谟则更为直接,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巴克莱断言世界上只存在与感知相连的精神实体和知觉;休谟干脆把经验都认为是知觉的一部分。
理性是一个人实现自由、平等的基础,一个没有理性或失去理性的人是算不上真正的自由的。唯理论者们虽然从根本上排斥感性经验,但是能够把理性抬到天赋的、第一性的高度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努力去提高自身的理性修养,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
4.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和黑格尔,他们的哲学思想基本还是属于唯理论的范畴。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一――《实践理性批判》[3]中,认为“实践理性”是实践的主体,即人的根本意志,“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去思考道德行为的本质和原则。人的理性是天赋的,人的知识来源于感官,但需要通过理性的转换。康德认为不是事物影响人,而是人去影响事物,人比事物更加重要,“人为自然界立法”,人只有遵守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就会获得自由。康德哲学突出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人格和尊严,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延续。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历史的过程是精神自身及其发展过程的统一。精神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东方人、古希腊与古罗马人、日耳曼人,后者是人类最高级的阶段。东方人过去和现在只知道唯一者是自由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只知道若干者是自由的;日耳曼人则知道所有者是自由的。东方的唯一者自由属于专制统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若干者自由属于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君主制是适合所有者自由的政体[4]。在这里显然黑格尔在开历史的倒车。他认为的“自由”就是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无非就是说自由是服从法律的权利。他还提出国家是精神的国家理念,是主观意志、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体,是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有机统一。个人只是国家的一小部分,自由生活在国家中,才可能获得个人的人格、自由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