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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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第1篇
井上靖
井上靖，1907年生，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和诗人。
井上靖是一位大量取材中国历史、特别是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他以中国历史及古代名人为背景创作的作品有《天平之甍》、《孔子》、《杨贵妃》，还有根据《元朝秘史》创作的小说《苍狼之争》等。这些作品在日本深得广大读者的好评，成为日本人民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不朽文学遗产。
在井上靖的创作中，最醒目的是丝绸之路题材的小说。井上靖不但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倾慕不已，而且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及丝绸之路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阅读了大量有关敦煌文化、经济、地理、历史的资料，全身心投入到以丝绸之路和敦煌历史为背景的文学创作中，还几次去京都向敦煌学专家藤枝晃教授请教，先后创作出了以中国古代西域风土人情、历史掌故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楼兰》、《敦煌》、《异国的人》、《漆胡尊》、《昆仑采玉》等。其中《楼兰》、《敦煌》两书曾在日本获得“每日艺术大奖”。
井上靖的丝绸之路题材小说，完全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世界，营造的是一个想象中的西域。他借鉴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模式等艺术实践经验，无论在人物的选取、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还是在题材的组织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没有完全拘泥于细节的真实。作家通过古朴幽深的笔调，以艺术家的视角审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着重描写了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及其复杂性，寄寓了作者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索，抒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厚感情，把读者带到那远古的遐想之中。
丝绸之路是井上靖创作的灵感之源，但在他写作《敦煌》、《楼兰》等小说时，并没有去过西域。井上靖说，他写作的资料“有的是仰仗于历史材料体现的，有的是依赖于稗史材料表达的，都是没有到实地考察游览过，而提笔一挥而就的”。所以，到西域实地考察就成了井上靖先生最大的心愿。1977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来到憧憬已久的古丝绸之路和重镇敦煌，对井上靖来说，这是一次梦境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美妙的旅行――春风不渡的玉门关、美轮美奂的莫高窟、沙漠中的绿洲、万里黄沙的疆场，都使他陶醉。他感叹地说：“真没想到敦煌竟与我想象中的这样相像。”“23年前我就写成了《敦煌》，可直到今天才头一次见到它，却一点儿也觉不出陌生。我与中国太相通了。”从此以后，井上靖访问了中国27次，其中两次到了河西走廊，三次到了塔克拉玛干周围地区，游历了他自己小说中的舞台。虽然西域古代历史已湮没在流沙之下，使得他感慨万千，但他在旅途辛苦之中，还是悠然入梦：“月光、沙尘、干涸的河道、流沙，从古至今，依然如故，这只有在倾注了青年时期心血的小说的舞台上，我才能睡得如此香甜、安稳。”
井上靖对中国的热爱之情以及他的杰出贡献使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与赞誉，他是第一个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的日本人。1991年1月19日，一代文坛巨匠溘然长逝。斯人已去，但在中国读者心目中，井上靖永远是了解丝绸之路文化的一面镜子。
喜多郎
喜多郎，原名高桥正则，日本新世纪音乐的代表人物，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音乐家。
喜多郎的早期作品可以说基本是电子合成音效，1978年，他作为独立的音乐人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天界》。1979年又发行了《大地》和《OASIS》。喜多郎的音乐着重表现内心的感受，幽昧深远，令人回肠荡气。日本著名导演玉井勇夫说：“喜多郎的音乐具有深切的优美，它的朴实已达到了真纯的境界。欣赏喜多郎的音乐，犹如面对无垠的世界和绚烂的艺术，令我们毫无牵挂地飞行在原始世界，遨游于浩瀚未来。于是，我们又再次听到对喜多郎的喝彩之声。”真正让喜多郎具有国际声誉的是一次偶然的机遇。1980年，他应邀担任了日本NHK电视台的节目《丝绸之路》的音乐制作。当时这位27岁的日本音乐人并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在这条举世闻名的千年古道上行走过，但是他凭借着对中国音乐的间接认识和音乐人对历史的特殊感悟，以一颗敏感的心和对大自然的灵性感知，仅仅根据NHK拍摄的《丝绸之路》纪录片中的镜头，便神奇地再现了遥如梦幻的丝绸之旅，创作出了充满东方韵味的旷世之作，表现出了中国的古文明和欧洲古文明之间的交融，悠远绵长的动人旋律和空灵迷离的意境让这张唱片成为喜多郎最受人喜爱的唱片，他由此一举成名。
谈起《丝绸之路》的创作，喜多郎说：“在创作它的时候，最打动我的是中国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那种心灵的深厚，在那种深厚中，人们生活着。这对我来说是深有启发的。特别是奈良的药师寺有一个玄奘三藏院，里面有玄奘法师的遗骨，一想到有这样的灵魂安葬在这里，我的确会产生一种很深沉的联想。”NHK12集《丝绸之路》原创音乐委婉而壮美、凝重而空灵，似乎是一曲现实与历史的对歌，富有涤荡心灵的力量。 《丝绸之路》三部曲使对丝绸之路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国人记住了喜多郎，也使得喜多郎的名字有了世界的意义。从此，丝绸之路成为喜多郎音乐艺术永远的主题。
喜多郎与中国的渊源甚深，他是中国最早正式引入的日本音乐家之一，同时也是第一位在中国举行音乐会的日本音乐家。在喜多郎创作了《丝绸之路》20年之后，他才真正去了那里，从此丝绸之路在他的心里结下了一生的情缘。在新疆，他从中国西部的音乐、文化、生活方式中学到了很多，那些音乐仍然能给他活力，“对我来说它不是过时的，而是一种时尚”。后来，喜多郎因创作了《敦煌》组曲，被中外敦煌专家喻为“最了解敦煌的人”。
喜多郎是除了坂本龙一（《末代皇帝》配乐之一）外惟一获得过美国格莱美奖的日本音乐家，他关于丝绸之路的名曲反复被大陆及港台的影视节目引用作为背景音乐。他的音乐追求的是心灵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情感不仅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也是世界和平意识的土壤。
平山郁夫
平山郁夫，1930年生，享誉世界的日本著名画家，曾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平山郁夫是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丝绸之路文化的国际友好人士，他为中日友好事业，尤其为宣传丝绸之路文化，保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付出了大量心血。
平山郁夫对丝绸之路怀有一种朝圣般的感情，丝绸之路和西域佛教的历史文化遗迹，大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艺术的展现。他曾经因为白血病而面临死亡，病魔几乎使他永远放下手中的画笔。可谁又能相信，他会奇迹般地活下来，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毫不夸张地说，是丝绸之路给了平山郁夫生命的信念。
平山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以玄奘为榜样，以他的“不东”精神（即不成功不东还）为动力，开始走上玄奘式的艺术取经之路，人们称他为“当今的唐玄奘”。自1975年第一次来中国，30多年来，平山郁夫到过中国80多次，其中仅新疆就来过20多次，并多次作为首位外国访问者亲历丝绸之路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作为文化遗产探索者与保护者的足迹。他是当今世界走遍丝绸之路的第一人，也是走遍中国唐代高僧玄奘西域取经之路的第一人，他一生走访了有古代文化遗址的地方500多处，共画有草图1万多幅。作为苦行僧般的旅人，平山郁夫深知旅行在创作中的意义。他创作了大量以当时旅行为机缘的作品，比如沿丝绸之路追寻文化交流的遗迹、佛教的传入途径、大和路之行等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通过华美的桔黄色和冷澈的青色，来把握物象的幻想魅力和耐人寻味的精致性。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丝绸之路;新疆;多元性;艺术交流
"丝绸之路”这个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玛・李希霍芬(1833― 1905)提出的概念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所具体指涉的地理范围,原因之一在于它本身在地理上就包含着若干相对独立的地区.,从波斯萨珊王朝所在的伊朗高原到中亚地区北部富庶的撒马尔罕,延伸到我国新疆腹地的戈壁沙漠直到敦煌以东的河西走廊,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板块。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其艺术文化的发展受到多元化的影响,下文就将对其进行浅淡的分析!
一、新疆的自然、历史环境
新疆地处亚洲腹地,南接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西接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北接俄罗斯、外蒙古。疆内天山山脉横贯中部,西南部有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莽莽昆仑横贯南部,北部有阿尔泰山脉,三山间形成举世闻名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盆地里有塔克拉玛干和库尔班通古特沙漠,在沙漠边缘散布着一些绿洲,形成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这一切形成了新特的地域环境。这广垠浩瀚而神秘的大地上,千百年来西域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化和光辉的历史。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他们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例如生活在广大山区和草原的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自然环境和游牧生活使他们更加强悍,喜欢赛马、摔跤、舞蹈豪放,装饰华丽,工艺单纯、浓郁,形式富于动感。他们创造了两大民间史诗《江格尔传》和《玛纳斯》,表现了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生活在绿洲的维吾尔、汉等民族由于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文化较为发达,艺术也更趋于成熟,环境培养了他们热情、爽朗而又细腻的性格,对舞蹈、音乐的爱好和才能,所以新疆有歌舞之乡的美誉,在维吾尔族产生了《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和十二木卡姆。
二、中原文化对新疆地区的艺术的影响
从考古发现的汉字木简、丝绸织物、漆器手工艺品、汉文、回绝文并列的文本、唐玄类西天取经在西域传法说道说明西域和中原悠久的历史联系,随着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新疆成为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3一4世纪的米兰壁画中可以反映出多层次传统,在一幅装饰带上的人物像上可以看到面孔是用清晰的轮廊线勾勒出来的,这种面孔的样式使人想起希腊时代的印度,想起受罗马影响的古埃及,巧妙地运用明暗对比。在长着翅膀的人物画上有明显的伊朗因素,在尼雅出土的大量中原的织锦,其制作技法和风格完全是中原式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文彩锦更令人瞩目,于闻画派在键陀罗绘画风格中受中原文化的冲击构建了自身独立的艺术形式。西域的晕染凹凸法使中国的线描手法发生了突破性变革,而在《龙女图》(又称吉祥天女)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的线条和晕染方法显然是中原技法。在龟兹及吐鲁番壁画中同样可以看到多种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其在吐鲁番壁画及出土文物中,中原文化有着更大的影响,例如《墓主人生活图》和《伏羲女蜗图》对阐述中原文化和西域的密切联系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民族与宗教对新疆艺术的影响
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特点和,同时各民族又不断的迁徙、融合,形成合成式民族和合成式宗教,这些特点影响着西域文化艺术的发展、兴衰。安息人、塞克人、月氏、吐蕃、粟特、吐火罗、匈奴、柔然、突厥、党项、雅利安、铁勒等民族共同创造了西域文明,创造了西域的文化体系。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文中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在西域广大的地面上东西方丝路商道、民族、宗教的交汇点上游牧民族、农业民族各种文化交替表演形成了西域的历史节奏,时至今日在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下来的新疆十三个民族在祖国的大家庭中团结一致做着更大的贡献。
宗教是古代人们认识自然、崇拜自然、相信来世的一种精神寄托,不同民族和地域有着不同的宗教和风俗习惯。在西域历史上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景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宗教有时又相互融合成合成式宗教,宗教的发展又影响了文化艺术的发展。
佛教传入新疆后,到唐代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唐代以佛经翻译为标志的佛教文学,以佛教洞窟为标志的造型艺术,以龟兹歌舞为标志的乐舞艺术都发展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高峰。
结语
20世纪90年代迄今在冷却了西方现代美术思潮之后开始冷静地反思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多元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试图寻找到属于东方艺术的话语体系。与其说学习西方不如说盲目追逐、模仿而陷入西方的价值体系之中不少人曾经一度成为后殖民或“新殖民”的侍俑者与东部相比,西部美术整体上似乎“安宁”和“纯静”得多,大约是由于地域与地质上的缘故,千古不变的天山昆仑山和阿尔泰山的万岭雪峰巍峨屹立它的冷逸面目像似徐徐地缓解着工业文明、现代化的嘈杂声所带给新疆美术家的浸蚀、隔离和异化。
故此,在以往的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民族的优秀遗产与其它文化的重组整合关系,避免狭隘的区域性眼光,同时在认知当代人与自然的新型人文理想在随时更新知识的零度思维中正确处理技术与观念的问题并且要从多视角、全方位地广博接纳时代的多元有效信息逐步树立开放性的动态时空观从而建立起西部美学的生态体系,最终实现超越物质形态的人的现代化。i
参考文献
[1]多重语境中新疆美术形态当代阐释模式重构 莫合德尔・亚森《美术观察》2008年第三期
[2]新疆美术情结与当代话语平台 史晓明 《美术观察》 2001年第12期
[3]新疆美术创作应注重弘扬西域优秀文化传统白昆亭 《新疆艺术学院院报》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第3篇
摘 要：时代变迁，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虽然，人们生活在各种新鲜与外来事物的包围中，却并不能掩盖传统文化和传统元素的光辉。要想更好地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就需要将其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初中美术教育不仅可以传授学生美术技能，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而且也担负着传承、发展和创新传统文化的重要责任。因此，为了能更好地达到上述教学目的，可以在初中美术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纹样，并通过“再创造”的形式，让其更好地融入教学活动中，这种教学方法的设计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初中美术；中国传统纹样；设计；教学方法
追溯中国传统纹样，其历史长达7000年之久，经过不断演变，延续至今的是经过沉淀的精华所在。因此，将传统纹样与初中美术教学相融合并进行再创造，不仅可以影响学生的审美，而且也对学生的人文情怀和爱国思想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初中美术教师要运用有效的方法设计教学内容，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以教材为准，将传统纹样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传统纹样中寻找规律和变化，并将其运用到所学习的知识内容当中，让学生可以借助传统元素开展创新的艺术，学习到知识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美的感受。下面本文就对初中美术教学中中国传统纹样“再创造”设计教学方法进行简单探讨。
一、点构成的纹样“再创造”设计教学方法
初中美术教学中融合传统纹样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保留传统纹样自身的年代图形特征，因为，只有通过图形特征才能让学生在鲜明的对比中发现传统与现代的差别。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根据初中生的年龄特点，由浅入深地让学生接受传统纹样，其中，点的构成纹样就是最好的内容之一，不仅易于学生理解，而且也能体现出纹样的精髓。例如，在学习“生机蓬勃的春日景象”这一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带领学生外出观察春天盛开的鲜花，并通过拍照的形式将不同的鲜花记录下来，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观察这些花朵的形状，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将传统刺绣和织物上的花卉图形转换成形状相同、大小不同的点，通过多媒体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将其与照片上的花朵进行比较，这样便于学生抓住形象的特征。为了能够更好地让学生记住这些特征，可以布置手绘墨稿的课后练习，因为没有色彩的干扰，学生可以更好地抓住简化花卉形状的方法，不仅如此，也能够提高学生的美术基础能力，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及变相思维能力。
二、平面构成的纹样“再创造”设计教学方法
将中国传统纹样与初中美术教育相结合，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当学生掌握了传统纹样基础形状的特征之后，就可以让学生了解纹样的平面布局，将传统纹样平面构图方法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再创造”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构图能力。例如，传统纹样中较为常见的就是鱼形纹，教师可以在教学的时候将鱼形纹的平面排列方式展现给学生，如单点放射、多点放射、旋转回形和水平构成及十字构成等。当学生进行平面构图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些构图形式进行“再创造”，与现代内容相结合，绘制出一幅幅别具特色的作品，这样不仅掌握了传统纹样的构图形式，而且也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色彩构成的纹样“再创造”设计教学方法
在初中美术教学中，进行“再创造”设计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通过纹样的色彩构成“再创造”，让学生在亲身实践操作的过程中提升各项能力。例如，在学习“中国美术的辉煌历程与文化价值”这部分课程的时候，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让每个小组在敦煌壁画、青铜器和青花瓷等艺术作品的图片中任选其一，让小组成员共同搜集这些艺术品的传统纹样图片，一起分析图片中的色彩，之后，将色彩制作成相应的色块，计算出每个颜色的比例，最后将这些色块按照一定的比例填充到自己的作品中。在“再创造”的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提高各项能力，而且也能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感受这些艺术品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色泽。
初中美术教学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于学生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培养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在美术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纹样，可以让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更好地被开发与利用，让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和传承。因此，初中美术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中，运用有效的方法设计教学内容，将中国传统纹样与美术进行再创造，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而且也在观察、创造、实践的过程中，提高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获得知识和能力的同时，也在传统艺术之美中获得了祖国荣誉感。
参考文献：
[1]郝琦，李r.中国传统纹样课程教学探索与设计[J].装饰，2015（7）.
[2]王楠楠.论传统纹样教学发展与中国本土化设计教育体系的形成[J].艺术工作，2016（2）.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符号；设计影响；设计应用
1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述
1.1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所谓的符号就是指为了简化人们的生活，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于指示某一对象的标志物，它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展现，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官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以及文化观念的物化载体以及传播形式，作为延续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信息体，其具有约定俗成的信息传播能力。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具有象征性以及隐喻性的特点，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图形样式、语言文字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方面的无价之宝。这些文化传统传承至今天，为了刚好的发扬下去，需要我们在当今的建筑中有所体现，而建筑为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应用到自身中去，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2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内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不少学者都从“源”、“流”这两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于对“术”、“用”的研究。我国传承下来的丰富的文化具有博大精深、深奥精微的特点，将我国传统文化符号植入到建筑行业中去，为建筑行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在建筑史上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奇迹，例如蜿蜒千里的万里长城，神圣庄严的布达拉宫，还有俗称千佛洞的敦煌莫高窟等，成为我国在世界建筑史上灿烂的代名词。在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之后，如今的中国建筑符号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义。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具有显性和隐形之分，显性的文化符号包括文学、历史以及文化等，隐形的文化符号则包括儒家、道家以及佛家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等，这些丰富的文化经过漫长历史的推移许多已经变成了断壁残垣，以一种不够完整的状态在传承，这是某些文化历史的悲哀。建筑的设计理念不可能抛弃文化而存在，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赋予到建筑理念中去，是建筑行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但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自然的赋予到建筑中去，是每一位建筑设计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文化不断融合的今天，我们一边不断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同时也不能抛弃了本国的文化传统，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完美融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号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以及独有的文化特性，目前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理念，一种希望放弃传统的文化，单纯的进行城市的开发，加快城市的进程；一种希望在保持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城市现代化的内涵。我国为了经济的发展，采用了城市发展的哲学，将城市的发展模式固定在了模仿美国生活方式的模块中，造成了目前诸多的能源消耗、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2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建筑设计的影响以及关系
2.1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建筑符号学的发展为当今建筑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建筑符号学把建筑行业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化代表进行建筑的设计，这样有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建筑的意义。建筑的意义通过建筑符号来传达，建筑符号象征着建筑物的意象，将建筑物传达的美展现出来。每一种风格的建筑物都蕴含着一种文化，都是每一种不同文化符号的体现。旅游景点中的建筑物大多体现了我国建筑的思想，但是这些古代建筑物却无法融入我们的生活。就像传统的戏剧、书法或者国画，尽管很好的展现了我国古代的文化，但是距离人们的实际生活却很遥远。中国的建筑被局限在了某一固定模式中，就好比提起古代建筑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屋顶，实际上我国古代建筑的形式多种多样，而我们的现实生活生活在西式的建筑风格中，无法与我国古代建筑风格完美融合。因此如何将传统建筑文化与新时期建筑思想相互融合，建立新型中国建筑文化体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2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现代的建筑风格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注重传统中国文化，强调传统的历史注意，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究，将其简单概括为抽象的文化符号。传统的中国符号中的形式、色彩、纹饰等都被加以运用到建筑中去，经过精心的锤炼与现代建筑技术的完美结合，符合了时代性的要求，也发扬了传统的中国特色；其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不同的地区孕育了不同的文化，通过各个地区人们智慧的积累形成了当地独具风格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是当地文化习俗的缩影。因此，这些地区的建筑首先必须要符合当地的文化特征，才能更好的发展下去；最后，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具有装饰性以及隐喻性的特点，这是千年积累的中国文化精髓。建筑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形成了不可多得发展特性。
3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历史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人们认知的逐渐发展，许多传统的文化符号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含义，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意义，文化符号最终的象征意义将被一代代传承下去。文化符号的传承需要有一定的媒介条件，而建筑的发展则需要运用传统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二者的相互结合，既满足了文化符号传承的媒介条件，又促进了建筑新思潮的发展。建筑作为文化符号传承的媒介之一，不同的建筑特性需要不同含义的文化符号来表现，因此，首先需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3.1图案色彩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建筑物所传达的信息通过图案或者色彩的符号来传达，在满足了建筑物功能性的同时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文化洗礼。中国传统色彩中一大特性就是中国红。中国红是最具中国特性的颜色，中国结以及中国红由于喜庆、大气的特点成为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在现代化建筑中引入中国红或者中国结会给人们带来视觉的享受。例如，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建筑整体采用了中国红以及中国传统的鼎作为其建筑的基本形式，在配上我国传统的倒阶梯式的建筑特点，使建筑整体散发着大气磅礴的气息，给人们带来一场壮观的视觉盛宴，彰显了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都归功于传统文化中色彩与图案的巧妙搭配。
3.2传统意识形态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传统的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建筑结构、建筑空间以及建筑节奏等方面。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诠释赋予在建筑的形态中，使其更具有文化传播的价值，传统的意识形态提高了建筑物的价值，并且通过建筑物这个载体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发扬。例如，“鸟巢”的建筑风格就是传统意识形态的体现，“鸟巢”的外观由相互支撑的组件构成，形成网格状的结构，从外观看好比鸟的巢，由此得名。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镂空的手法在整个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并辅以陶瓷的纹路以及中国红的灿烂与热情，加之先进的结构设计，既体现了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又符合古代建筑物的意识形态。
3.3形象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建筑设计中最明显的就是形象符号的使用，包括图像符号等。古代建筑物的建筑形式是根据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设计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设计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尽管我国经历了众多朝代的变革，但是通过符号，就可以了解建筑物的表现形式。建筑物与形象符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建筑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符号蕴含的意义也就不同。例如，江南地区的形象符号，人们通过符号就可以了解当地的生活环境以及风俗人情。
4结束语
在当今世界文化不断融合情况下，各个民族都在大力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各国都很重视将本国的文化传统融入到建筑中去。我国建筑风格应当在满足功能需求的情况下不断融入传统的文化符号。合理的融入传统文化符号不仅可以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还能提升建筑物的文化内涵。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需要不断的传承下去，借助建筑物这个载体，还可以不断的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井长源,李开明.预制装配式建筑设计实践及问题探讨[J].工程技术研究,2016,(6):35.
[2]邹迪.低碳理念在建筑设计中的体现[J].工程技术研究,2017,(4):212+223.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玄览论坛 传统文化 海峡两岸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11.023
Abstract In August 26， 2016 the Third Xuan Lan Forum was successfully held by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aiw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y， Fo Guang Shan Foundation for Buddhist Culture & Education and Nanjing Librar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is meeting focused on the hot issues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novation of publi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so on， discuss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and so on， and hoping to be useful for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Xuan Lan Forum. Traditional cultur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玄览论坛”由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两馆在历史上皆源于1933年筹建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源，而且积淀了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如何更好地激活两馆雄厚的文献资源，使其在当下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延续两馆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两馆面临的共同课题。2011年5月，南图学术代表团访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两馆商定以举办论坛的方式，搭建两岸图书馆界沟通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加强合作，增进两岸图书馆界的认识，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普通百姓更好、更深入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10月，经文化部批准，南京图书馆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京联合举办“首届玄览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海峡两岸60多位专家出席论坛。首届玄览论坛圆满举办并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等主流媒体均对论坛进行了报道与转载。2015年8月两馆联合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第二届玄览论坛”，以“阅读经典，精彩人生”为主题，研讨经典阅读与阅读推广，力图营造阅读经典的氛围。台湾地区对玄览论坛的成功举办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已经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之品牌，两岸文化之盛会。
为了巩固“玄览论坛”前期成果，进一步加深两岸图书馆界、出版界与高校之间的交流，南京图书馆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于2016年8月26日在南京开幕，论坛设南京主会场与南通分会场。本次论坛敬邀国家图书馆、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两岸著名图书馆馆长与专家学者、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社长及造诣精深的佛学界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发表演讲，探讨如何将古籍焕发出现代风貌，重现经典之美，共同为此极具意义且有价值的文化传承而努力，让古籍重现新气象、新发展。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淑贤、佛光山副主持兼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慧开法师、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两岸图书馆界人士、专家学者、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约200余人参与，并在现场交流互动，探讨典籍保护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期望能更好地利用两岸图书馆界珍贵资源，唤醒沉睡在库房中的古籍，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价值，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全面提升图书馆的影响力。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在发言中首先从玄览论坛的命名出发，回顾玄览堂丛书收藏经历，向郑振铎等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冒险抢救整理古籍的英勇行为致敬，高度称赞论坛在继承先贤遗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中华典籍方面的重大意义。其次结合此次论坛的主题，介绍国家图书馆丰富藏书，以及国家图书馆在服务领域的新拓展。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在致力于文献的收藏、保护和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开拓创新，采取讲座、论坛、夏令营、公开课等多种形式，拓展图书馆的服务领域，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而不懈努力。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成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了中华优秀典籍系列展，与大中小学和社会各界合作，策划了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国图公开课等社会教育活动，同时以中华典籍为元素，独立开发了一百多种文创衍生品。无论是展览文创衍生品，还是各类社会教育活动，都以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多角度地展现了优秀典籍，社会反映强烈，让传统的阅读方式得到了延伸，让典籍在参观者的心中活跃起来。最后，陈力馆长对此次论坛在弘扬和推动传统文化、加深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寄以厚望。他指出本届玄览论坛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主题，这意味着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单纯是古籍的保护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能够为普遍百姓所理解，让古代典籍中鲜活的正能量，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以文化为内涵的民族凝聚力，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密码。
本次论坛的台湾参访团团长曾淑贤馆长于开幕致词中指出，本次与南京图书馆共同举办之“玄览论坛”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为了重现古籍的价值，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可以被欣赏，并将古人的智慧运用于现代生活，图书馆通过复刻出版，举办讲座和展览，规划多媒体的多元化展演活动，以及多元活泼的课程和影片的设计，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乐意接近古籍文献，容易阅读古籍文献，并贴近古人的生活和社会，运用古人的智慧。此外，通过对古籍中的文字及图像通过加值运用产生经济价值，并美化人们的生活，亦成为近年古籍典藏单位的文创开发新尝试。人类的智慧，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蕴涵，尽显图书群籍之中。古籍除了审慎典藏维护之外，更应随时供学者研究利用，藉广流传，进而阐扬中华文化，让许多特殊又珍贵的出版品重新赋予生命，以全新面貌与当代的读者接触。曾淑贤馆长最后强调，本论坛主要价值为弘扬文化、经验分享及维系情谊，共同打造中华典籍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全面提升图书馆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引领和推动学术进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图书馆在开幕式中互赠图书，增益馆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以《日治时期的台湾》《世纪容颜》《寄给时间的漂流记：华人世界明信片图像写真精选集》赠送南京图书馆，相信对于祖国大陆研究台湾地区发展的学者专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使命副校长、教授慧开法师代表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致辞。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一直重视阅读对提升全民素质和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星云大师的精神感召带领之下，很早就开始在佛光山范围内推广全民阅读，举办读书会。慧开法师结合印度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指出语言文字具有神秘的魔力。而中国文字由于统一已有两千年之久，可以直接通过文字去了解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慧开法师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印度学者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高度赞扬与羡慕，并指出“我们推行中华文化到全世界正当其时”。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酝酿了恢复汉唐盛世的潜力，中华古典文化不止要在中国发光发热，更要影响到全世界。他盼望通过这次论坛让古代优秀思想与文化活跃起来，真正影响现代人的生活，再现中华盛世。
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以“五书”论，回答如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是“展书”，通过展览的形式将深藏在库房中的典籍展示给民众；二是“出书”，有计划地将重要典籍出版发行，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三是“读书”，即引导民众阅读古籍、喜欢古籍；四是“研书”，对古籍进行科学研究，将古书中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他认为真正要做到“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起来”，还在于第五点“用书”，即用记载在古籍中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去改变社会与人生。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第6篇
随着中国富人手里的闲钱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步入收藏者的行列，而金银币以它丰富精美的图案设计和复杂的制作工艺，使得很多收藏者为之倾倒，而其特殊的贵重金属材质，又让很多人将其当成了储值的手段。收藏金银币的好处多，即使不喜欢了，还可以当作礼品送给亲朋好友。
中国金币总公司宣传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一直都严格控制金银币发行的数量。题材方面也受到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的严格控制。金银币从立项到设计制造都汲取了中华民族文化精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金币在设计上寓意深刻，在选题上非常考究，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如香港和纪念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纪念币；有历史名人纪念币，如、诞辰100周年纪念币；有珍稀动物纪念币，如熊猫币、华南虎和金丝猴纪念币；还有生肖纪念币、体育题材的纪念币等。
现代金银币的生产采用了镜面、喷砂、高浮雕、彩色、异型、镶嵌、隐形雕刻、激光全息、双金属、仿古和斜齿等十多种新工艺，在设计上突出中国特色，大大提高了金银币的艺术表现力和观赏效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从1979年发行第一套金币以来，已发行金银币260多个项目，超过1500个品种。
纯粹的收藏不在乎涨跌，有些专门做收藏的人，喜欢就买，绝不卖出，将来还可以传给后代；纯粹的投资无关个人爱好，只看重币上承载的信息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只在乎花钱买的东西将来是否增值。
不过，收藏与投资有时是分不开的。一些收藏者，手里的钱不多，于是看中的东西希望能够在较低的价格买几枚，如果涨了也会卖掉一些，剩下的收藏成本就低得多了；还有一种投资者，虽然每天市场里起伏，可也打心眼里喜爱，于是每次出手时也挑选喜欢的收藏。
不乏投机炒作
在内地，金银币市场也和股市一样，有庄家有陷阱，也有过泡沫。以前收藏界曾流行一句话“量小的没量大的好”，如何理解这话？广州金太阳钱币专卖店的林桂权对本刊记者说，“就是量大自然价廉，才能让庄家们从低价位轻易地吸货――拉高――散户跟进――出货。”价格的大涨大跌让收藏和投资者尝尽酸甜苦辣，也使他们在购买时常常犹豫不决。
一位收藏者讲述他的收藏经历：“2001年申奥大铜章，300元都没人要，都说此章不行，没有权威性，可是现在2000元我都要。再比如，奥运纪念币发行6万枚，去年700元，我也觉得不可思议，银币这么大量，怎么会这么贵？结果没买，今年1580元买的。”而申奥一周年的银章，他用450元的价钱买了10个，却没有涨，至今一枚都没出手过，已经送掉4个了。
不过，这位收藏者还算幸运的。1996年至1997年上半年间，受邮币卡市场投机气氛的影响，许多人在京、沪地区的民间邮票、钱币交易市场掀起了投机炒作金银币的风潮，很多人在高位接盘，至今被套牢。
1996年下半年，长江三峡金银纪念币发行，由于三峡工程的历史意义，这套金银纪念币发售之前，就因题材好、造型好、设计好、影响大而提前进入了“炒作期”。不少银行和币商纷纷以7000元一套的价格推出预定计划。按常规一枚1/2盎司的金币、四枚两盎司的银币，以7000元的价格推出是完全有把握的。因此，一些币商在预定时还与投资者签订了“生死”合同。7000元“一金四银”绝不后悔。
其中，有位币商就签了112份这样的“生死”合同，按7000一套将订金也收了。谁料，市场与地方银行和币商开了个玩笑，长江三峡金银币一面市，喊价就到了8000元一套，地方银行和币商都不敢接货，接一套就意味着纯亏1000元。但是，这个价你不接货，有人要货。这套币发售第二天，市价涨至10000元一套，而预订者风闻市场看涨，一天到晚追着币商要货。这位订了112套“生死”合同的币商，眼看形势不妙，痛下决心，紧急通知所有预订户，以当日市价11000元一套全部退款。这一退净亏损44.8万元。相比之下，一些地方银行则只给投资者退7000元，搞得一些预订户怨声载道。
以后长江三峡金银纪念币，继续一路看涨，从11000元一套，至13000元一套，15000元一套，最高达18000元一套。并且这样的行情持续了几个月。由于这套币的价格一路上扬，其他品种的贵金属币，特别是低档币，价格全线飘红，陡涨不已。当18000元一套的贵金属币已超出投资者的承受能力时，市场上贵金属币的价格又出现了下滑趋势，到1997年春节前后，长江三峡金银币11000元一套也很少有人购进了。如今的价格仅为7300元。
1997年，对金银币收藏者来说，都是一段值得回味的一年。
不过最近，由于黄金市场的逐步放开，金银币收藏市场又出现了“涨” 声如潮的高昂情形。而股票市场和邮卡市场的不景气，更促成了金银币市场的一枝独秀。
精制币：另类收藏
买金银币的大多为投资，不为收藏。因为是贵金属本身的价格就贵，很多人购买看中的是真金白银的价值，而不是其工艺和题材。
流通纪念币是除了金银币之外钱币收藏的一大门类，除了纪念意义之外，流通纪念币也是中国发行的法定货币，可按面值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还可兑付，因此受一些收藏者的喜爱。但比热闹的金银币市场，流通纪念币可以说是邮币卡市场中公认的弱势板块，1997年之后就不断下跌，一跌就是6年。然而近期，这个板块越来越多受到关注，成为钱币收藏中的一匹“黑马”。其中，精制流通纪念币的走热是市场行情的主要领导者。
广州金太阳钱币专卖店的林桂权说，银行最初发行精制纪念币，主要是用于出口，让精制币成为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国内能沉积下来的量极小。“我收藏的早期币，大部分都是从海外回流的。” 由于稀少、难找，因此收藏的价值很高，价格也几倍地增长，刚发行的一般为30―40元左右，但早期的精制币已经达到几千元每套。
2001年起，有关部门改变原来的发售方式，国内外各发行一万套，珍稀的精制币逐渐被内地人所发现和赏识。于是，收藏者开始到各大币市去寻宝，也令部分的币商加入和参与到这一板块上来，到处联系寻找货源，有些币商干脆就公开挂牌，收购一些热销品种如敦煌、生俏、辛亥和世乒赛等早期品种。林桂权也是在三年前发现了精制币，感觉前景非常好，于是开了全国第一家精制币的专营店。他认为，目前精制币的价格还比较原始，炒作的成分还不多，因此是收藏的好时机。
但找起来并不容易。“精制纪念币毕竟也就是二万套的发行量。与千万量的普通币，从工艺水平到数量上。都有着天渊之别。部分的早期品种如：建党、内蒙、新疆、世乒赛等还不足万套。这与10万8万的金银币以及100万、几十万还算是量小的珍邮，又或者是几千万的普通纪念币，都是没法相提并论的。”林桂权说。
精制币收藏者多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在林桂权看来，这些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不用讲太多就能够明白，而一般的人则会更为计较价格。在他的客人中，很多为香港人，这些人既有收藏者，也有经营者。
购买途径
金银币的销售一般是通过中国金币总公司进行销售，而流通纪念币也有一些公司专门发售，但是目前这种机率较少，基本上见不到新发行的流通纪念币（按面值）。收藏界人士介绍，每次发行纪念币，都为银行内部某些人提供了获取暴利的机会。“拿羊年贺岁币举例，由于发行量仅有1000万套，每个省份平均只能分到30万套左右，银行内部职员购买及作为礼品送给客户将消耗掉一大部分，能通过正常货币发行渠道进入市场的纪念币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所以，普通集藏爱好者将很难从银行购得纪念币。”而精制币则更没有可能从这种途径获得。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东皋禅师；东皋琴谱；幽兰琴谱；魏氏乐谱；返输；中日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7(31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论
在东皋心越（とうこうしんえつ1639年～1695年）被日本关东幕府尊奉为禅师之前，其中国姓名为蒋兴俦。他是一位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为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著名僧人。
蒋兴俦出生于中国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其东渡日本传经布道的时间则是在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的故土上，度过了他人生中将近四十个春秋的美好时光。也就是说，东皋禅师在日本从事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是他近四十岁时候才开始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位四十岁的人在对待社会事物的认识上，以及世界观的形成等多方面，可能都已经基本定型。中国古语所说的：“四十不惑”，便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东皋禅师在日本进行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事项，肯定深刻印记着蒋兴俦时期的诸多烙印。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东皋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当然主要包括东皋禅师在日本的文化及学术活动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够明晓中国明末清初蒋兴俦时期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了解其时代所存在着怎样的社会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情况；甚至熟悉蒋兴俦所生长的具体生活环境对他的影响，可能为我们今天比较清楚和准确地认识、看待东皋禅师文化现象及其学术研究价值不无补益。由此看来，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之间，在东皋文化上的互动研究很有必要，相互史料的印证、材料的互补、研究的合作极有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之间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东皋文化中《东皋琴谱》（とうこうきんぷ）、东皋禅师音乐等这样的音乐文化现象，及其应该开展的音乐文化方面的互动研究项目还存在不少，譬如：学术界熟悉的《幽兰琴谱》、《敦煌琵琶谱》，以及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等等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学者、学术界的携手与互动研究。本文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研究切入，谈谈中日之间的这种类似音乐文化现象，及其互动研究的情况。
二、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首先还是从东皋禅师问题及其研究谈起。
毫无疑问，对于东皋禅师文化现象的关注及其举行的纪念活动，首先缘起于日本。东皋禅师于1676年至1695年间的几乎近二十年里，在日本从事的文化传播、交流等活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事迹，一直以来受到日本人民的称颂，三百多年中，在日本有关东皋禅师的纪念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有关东皋禅师的学术探讨及其研究也首先发端于日本。正是由于日本文化界、学术界对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重视与研究，才向中国方面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是日本方面的积极活动与研究，促使了中国学者及学术界对于这方面问题研究的介入。中国学者、学术界从日本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中获得了参考资料。且不说中国早期曾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年――1967年）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1941年）一书，其材料的收集和绝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即使今天中国方面的有关这方面论述的专著中，如中央音乐学院张前教授的《中日音乐交流史》（注：参见张前著《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书中的第三章所撰写的“琴乐的复兴”内容，也引用了许多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该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
最近一些年来，有关东皋禅师在日本音乐史上为振兴、发展日本琴学所做出贡献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岸边成雄先生的《江户时期琴士物语》一书，则详尽地论述了东皋禅师在日本琴学方面的学术贡献，书中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为我们提供了纵横了解东皋禅师琴学方面详尽的研究材料，本人曾经把岸边先生的这本专著介绍给了中国的音乐学术界（注：拙文载《人民音乐》，2001年第4期，第46页-第47页。）。特别是最近几年里，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努力，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携手，在日本和中国移地举办的“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更使得东皋禅师的诸多学术问题获得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日本方面在会议上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稗田浩雄（东洋琴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论东皋琴派》、《东皋琴谱打谱研究》、《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琴学を重点とする)近世文化徊イ沃钕唷贰《试论水跹У男纬捎肭傺А贰⒎见靖（东洋琴学研究所・事各局长）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小野美纪子（御茶の水女子大学院）的《东皋同r代日本琴律》、齐藤佳郎（茨城h立历史馆馆长）《论东皋心越活印贰衔擦磷樱ㄖ醒氪笱图书馆）《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山寺三知（国学院大学院）《东皋琴谱琴歌について》、小川知ニ（东京学芸大学）的《东w心越の艺术活动》等。另外，类似稗田浩雄先生主持的古琴网站（guqin.jp/）也为中国方面了解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以及日本古琴方面的存在、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信息窗口。总之，日本方面有关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是认真、仔细、深入、有成就的。
中日两国学者及学术界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的活动，除了中国方面能够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获得这些历史上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资料信息，中国方面也应该可以为日本方面提供有关这些事件、人物、文化等，在中国历史背景中的文化史料，以及现实的认知情况和研究价值。由于这些事件、人物、文化，既有同中国一方的渊源关系，又有在日本存在的事实。因此，许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应该置于中日双方大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中国学者介入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得许多问题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所以，交流很有必要，其意义也十分重大。
从“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来看，确实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陈应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论〈东皋琴谱〉琴律》、吴文光（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从东皋o园寺遗谱看其琴学的渊源和传统》、赵晓楠（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东皋琴歌》、陈智超（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的《东w心越的家世》、长林（中国科学院算机科学研究所教授）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黄大同（浙江艺术研究所教授）的《东皋师承与入室之地考》、王迪的《我对东皋琴歌之浅见》、龚一（上海民族乐团）的《论古琴音乐社会位置》等。
另外，在近些年召开的几次“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上，除了有高质量论文的之外，学者之间琴艺的切磋也平添了许多音乐的佳话。中日古琴音乐界这种“能说会道”、“能文能武”的现象，充分显示了古琴音乐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浓的文人雅气，这也正是古琴音乐作为文人音乐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我们今天对于东皋文化问题的研讨，也正是看重其中的文化价值。
三、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背景
由于本人多年来一直对明清音乐文化的存在情况进行了解，曾经接触、研究了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外播与接纳异域音乐文化的课题。对东皋心越U、对《东皋琴谱》等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也有过一些肤浅的认识。蒋兴俦所生长的环境，社会思潮、世风习俗等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是为了解他人生中诸多问题致关重要的前提。特别是他那些远离故土的思乡情愫，也许会更加促使他珍惜在故国故土养成的优良品德和世界观，他在日本写作了许多怀念故乡的诗歌和文章就是证明。日本的东皋研究者写作的《望_の僧・东皋心越》等著作，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的事实。
中国方面的研究，应该从我们比较熟悉的明清社会，从蒋兴俦所接受到的教育、成长的主要年代，和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认识东皋文化现象，认识东皋音乐文化。
蒋兴俦是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僧人，其本人基本生长在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中。1644年明亡的时候，他才5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兴俦基本上算是一个清初的人。但是，晚明的思想意识却深扎于蒋兴俦的心里，因为他的父辈具有明末清初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背景。他所受到的教育、他成长的主要年代，他所受到的主要影响，除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其父辈给予他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因此，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既有晚明文人的情怀，又有清初文人的认识。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积累和修为，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明末清初的音乐文化思想对他的影响自然很大，这在他今后在日本的诸多创作中都有很大的体现，这对我们理解东皋心越的文化很有帮助。
晚明时期，文人在人格上的追求非常具有特点，与其他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古代儒家传统的思想人格是以修身养性为本，文人应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成为能够安平乐道、自强不息的真、善、美的君子人格。而晚明文人并不追求人格的完美。自李贽开始的晚明思想是很“俗陋”的，也被认为是自古所没有的，对世俗文化的崇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当明亡后，这些明代的遗民，在他们的诗文中又多了痛失家园的悲哀和怀旧的表现。在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余怀（1616年-1696年）所著的《板桥杂记》（注：参见［清］余怀著《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著作中，那种对晚明风光的怀念之情，相信在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情结中也是存在的，因为东皋禅师与余怀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心境。在东皋禅师带到日本去的琴谱、琴曲作品、诗歌、书画乃至于禅学思想，可能无不存在着这种烙印。譬如，就音乐界熟悉的、他的主要成就《东皋琴谱》来说，该琴谱基本是一部琴歌曲集。自古琴界有云：“君子动手不动口”，对于琴歌多有贬斥。只有到了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琴歌才倍受文人青睐。东皋禅师对于琴歌的欣赏，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即是这种文化影响所致。
另外，明末清初渡海去日本的中国学者、僧侣为数不少。清军入关后，民间自发去日本的僧人增多，仅比较著名并有籍可考的就有四十余人。从这些人的诗文中也能够找到这种情感的佐证材料。
当然，蒋兴俦带到日本去的音乐文化，能够得到日本文化界的认可，与本地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也极为关联。其实，东皋心越与日本当时琴文化能够融合的原因，是当时的源ㄇ偈棵且丫接受了东皋心越曾经接受过的某些教育。稗田浩雄先生在《东皋心越渡来以前の源ǔ跗谇偈咳合瘛肺恼轮卸源俗隽松羁痰牟释。
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受到明代文化影响的现象。譬如说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日本早已开始。盛行于江户时代，具有庶民性质的绘画形式――日本著名的浮世绘，就是受到中国明代世俗文化影响很大的艺术形式。在展示一个美丽的女子跪弹着三弦，看着唱本进行演唱的大和画工奥村利信的作品《义太夫梅枝》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页。）；在描绘两把三弦、筝与唱组合的歌川丰春的《琴》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6页。），无不印记着明代世俗文化的影子。甚至，中国明代的世俗小说还直接成为这个时期日本文化描述的对象。如有“武者绘大师”之称的歌川国芳的《通俗水浒传豪杰一百单八人之一九纹龙史进》（注：参见［日］《日本大百科事典》“浮世绘”词条图例，平凡社，1988年2月。）那样的作品，就及时展示了也许是作者刚刚获得的中国正在流行的《水浒传》的内容。这肯定代表了一种时尚，代表了一种对中国俗文化追求的心境。这种现象，在日本的其他文化形式中存在许多，“歌舞伎”、“净琉璃”等都具有市民俗文化的性质。而象《东皋琴谱》中的《竹枝~》、《浪陶沙》、《E翁操》等作品收录，也正是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世俗文化的崇尚。至于这些影响的作用有多大，可以研讨，然而，东皋心越对于日本琴学以及日本文化的贡献，在日本人编写的《东皋琴谱》的序文中就讲的很清楚：“盖我古昔，礼乐之隆八音之器，诸般皆备，而琴最盛。为士君子常御之器。乃诸史传所载。可以徵矣。中世以后，渐废不行，及至近代，竟失其传。无复有道之者矣。宽文中，有归化僧东皋禅师名心越者，明圣湖人也。以善鼓琴，客于江户。时江户，有琴川子者闻师琴大悦，遂专志从学。师亦嘉其笃尚，悉授其秘谱。其后，琴川子传诸新丰禅师及东川居士。于是乎，四方稍复有道琴事者矣。呜呼，功未果而已老矣。愿以属之子，余诺之。及西还，欲谋此举，未暇而师已寂矣。余于是有感。即取所尝受之诸谱，先择其便初学者，校雠缮写，而授诸……。”
本节作为本文的一个中心，按理应该更多地展开论述，但是，囿于缺乏东皋心越U在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完整材料，因而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下去。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现有材料，提出一些学术构想，以便落实今后中日学术界进行这一问题互动研究的课题。如：东皋心越U在日本文化交流活动的指导意识，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对东皋心越的影响，日本东皋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记，等等。
四、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上频繁、广泛地交流的事物数不胜数。且不论久远的历史事实，就明清时期而言，中日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曾经连续两年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明代的几代皇很重视与日本的交往和关系，而民间的交往则更多。因此，明清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事项令人感到十分的丰富。音乐方面的交流，除了东皋的文化问题之外，还有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等，这些文化都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明清以来的音乐文化，对日本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譬如，在1894年之前，“明乐”就曾经与“邦乐”、“西洋音乐”，成为日本三大主流音乐文化之一，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的携手与互动研究。
目前中日间开展的东皋禅师问题的这种互动研究很有意义。我们知道，虽然蒋兴俦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影响并不如在日本那么大，但是，由于今天看来却仍然代表了那样一个时代，因此，它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是无容质疑的。东皋禅师在日本的音乐活动，在当时具有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的历史意义，今天的研究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了解明清音乐在海外的存在情况，并依此印证中国文献、史料中论述的那个时代所存在着的音乐情况。特别印证民间音乐文化中那些似乎无法证明其来源的音乐形式和作品。当今天我们把这些传播海外的中国过去时代的音乐形式和作品“返输”回来时，则能够为我们对于中国明清音乐问题的研究提供极其可贵的帮助。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又能够为深入理解日本这些音乐形式提供帮助。这个互动交流的意义，本人在所最近几年里撰写、发表的《〈魏氏乐谱〉研究》（注：拙文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第129页-144页。）、《留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俗曲乐谱》（注：拙文载《黄钟》2002年第2期。第37页-第44页。），以及对日本“明乐”、“明清乐”等的研究论文中也多有阐释。尽管本人的初衷只是希望弄清楚明清时期以来明清俗曲的流变情况，但是，当接触到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后，改变了许多我对中国明清俗曲的认识。许多认识的改变，均因“返输”了明清时期流向日本的这些音乐文化的资料。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明清乐”情况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方面提供的研究材料和文献史料。林谦三对于“明乐”及《魏氏乐谱》中50首歌曲作品的研究，就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许多的参考标准。特别是由日本已故著名音乐学家平野健次撰写，载《音乐大事典》中的“明清乐”词条，综合了日本国内在“明清乐”方面研究的成果，清楚地介绍了“明清乐”传入日本及其发展的过程。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明清乐”方面的史料文献。是便于利用的最好的基本材料。除此之外，作为日本传统音乐乐种之一的“明清乐”，日本音乐学术界已经给予了许多的研究工作。在“明清乐”的发展历史中，对其做整体研究的并不是很多，最早的有富田宽执笔撰写的《日本大百科辞典》（1908年-1919年）中的“明乐”、“清乐”词条。后来，有我们所熟悉的日本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所著《音乐史》的“幕末篇” （注：参见［日］田边尚雄著《音乐史》，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昭和28年9月5日初版，第12页。）、林谦三所著的《明乐八调》、平野健次和町田佳章合著的《日本古歌谣的复原》（1961年），以及，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书中的“唐人歌” （注：参见［日］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勉诚社昭和61年2月28日，第153页。）等作品。日本最新的“明清乐”的研究成果，是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V原康子博士的研究论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注：参见［日］V原康子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2月27日初版第1刷。），该书中的第五章“从江户后期到明治时期的明清乐的音乐活动”的内容，除了综合、梳理、评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依据新的材料，从新的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并有许多可贵的发现。日本音乐及音乐文学学者的研究，不仅是日本方面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何况，“明清乐”至今在日本长崎的活动更为这种研究赋予了现实的理由。
上述研究，就中日两方面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应该强调的是在日本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因为，即使中国学者能够在日本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仍然不可能由日本学者来做这些事情方便。中国方面则应该重点研究，在日本传播的这些音乐文化所存在的中国文化背景。但是，要深刻认识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则必须是中日两方面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
目前，中国方面发表的有关日本“明清乐”研究的文章还不是很多，如果除了专门对“明乐”，以及《魏氏乐谱》的研究论文之外，还有台湾杨桂香女士的《明清乐――传承至日本长崎的中国音乐》（注：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北京）1993年第1期。）等文章专门涉及日本“明清乐”问题的研究。但是，总的说来比较少。所以说，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面，应该有很多的工作可做。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第8篇
《大漠祭》是一部表现当代西部农村生活题材的长篇乡土小说。雪漠自小受到凉州文化的浸润，在《大漠祭》中透露了其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文化情结，他用史诗般的笔触抒写了中国西部农民在酸甜苦辣的生活百态中表现最直观的感知和最深切的感叹。雪漠所处的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历史环境以及大漠边陲的放牧经历，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和动力。假如说西部寂寥困苦的生活锻造了雪漠自身的韧性和坚强，那么那片踏满他足迹的黄土地则是他洞穿整个西部的聚焦镜。通过这样的黄天厚土，流淌在雪漠身上的人文细胞充满激情而急剧扩张；依靠着这片黄土地，雪漠破解着人性的真善美以及人类战天斗地的命运；诚然，也就是这片黄土地，塑造了雪漠和他不朽的小说《大漠祭》。雪漠对于西部黄土地的真情实感、西部人文精神的探索、宗教文化的感悟，促其定位在本质上探究一个时期的西部农民生活的片段甚或整体而耕耘不辍，恰似行走在戈壁沙漠，用粗犷悲惋的歌声咏叹西部农民特有的磅礴豪放和朴素睿智。
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祥和，带来宁静和平。
――雪漠《文学朝圣与灵魂滋养》
《大漠祭》以中国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为写作特定的背景环境，描写中西部农民在偏远、狭陋、贫瘠、落后的地域中的生存状态。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农民无不为生活的艰辛唏嘘与哀婉，无不为这里同胞的生生死死挣扎落泪与思索，一生中充满着战天斗地的倔强。西部农民在战天斗地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期颐能过上衣食保暖甚至于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虽然生活总是十有八九不如意，天灾人祸也总是在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时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像老顺一家这样在贫穷的生活重压下苦苦挣扎的西部农民，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心中理想和幸福生活的向往。神奇的西北风情以及浩瀚的大漠L光，有点矛盾的邻里邻居的生活冲突，形形的西部文化和特色人文精神，繁重辛劳而又艰苦的生活现实，加上雪漠入木三分的生活情感体验、对命运的个性化本真化的领悟，使小说《大漠祭》产生了扣人心弦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感人魅力。这样西部农民生活的景象会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他们的生活现状应当是：在沙漠边缘生活着一群战天斗地的农民，他们艰苦、顽强、诚实、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这种情形好像沙漠一样呈现着浑厚的、酷厉的景象――那是一种沉寂和荒寥，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沙漠固有的沉寂和荒寥，那是没有声音和生命迹象，却能人感到涌动的生命力的雄浑和苍劲。从内容看，正如雪漠《从“名人”谈起》（自序）中说到的情景，他想创作和描写的，恰恰就是西部沙漠边缘一户农民一年艰苦而又充满乐趣的生活，他的家庭苦难的一年何尝又不是他们全家人度日如年的一百年。其生活场景或小说的基本组成无非就是训练兔鹰、捕捉野兔、煮（炖）吃山药、喧谎谝话、捕打狐狸、田间劳作、骂俏、祭神捉鬼等；换句话来说，雪漠写的无非是爱情的幸福和甜蜜、生活的艰苦和寂寥、病痛的无助和凄婉、生死的无奈和绝望而已。但是纵观历史长河，这无疑是西部农民生活中小而又小的生活琐事，然而正是这些琐事构成了西部农民的整个人生。这些只言片语中裹挟着西部农民生活独有的黄土地气息，倾注了雪漠浓烈的乡土意识，以怜悯慈悲的胸怀，关注着为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的西部农民群体，抒写了一段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西部农民战天斗地的历史，也毫无掩饰地倾吐了一个有责任心的小说家应有的胸襟。正如雪漠所说：他只是想平静、祥和地告诉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有一群西部农民他们似乎很坦然、很幸福，但又很无奈、很艰辛地活着。《大漠祭》带着黄土地泥土清香的信天游似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气息，喷薄而出的是中国西部最普通的农民形象。自得其乐的鲜活生活场景，明白晓畅的个性化语言，显示出雪漠常年扎根乡土而汲取深厚西部人文资源的精神情怀，亦向众生传达了中国西部独有的乡土乡情以及粗犷而又淳朴的人文风貌。
文化是土地之魂，土地是文化之魄。与时俱进，直指人心，文化趋向大善，土地趋于大美。
――雪漠《光明大手印：智慧人生》
所谓“西部”，这里特指中国的西部，是文化传承的西部和人文精神的西部。有了“西部”这样一个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的区域划定，人们就明确了文化研究的地域范围和空间对象。中国西部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不必言人文始祖三皇之首伏羲，中华上古之神人首蛇身伏羲之妹风姓女娲，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轩辕黄帝等，其足迹不仅遍及中国西部，更是开创了中华优秀文化之光。曾经大到中国西部，小到甘肃，就有实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其祖籍在甘肃，也有历史文化名人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诗仙”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唐代著名诗人李益，祖籍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唐代散文家、哲学家李翱，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著有《柳毅传》和《柳参军传》两篇唐代著名传奇的作家李朝威，祖籍陇西（ 今甘肃东南部 ），与李复言、李公佐合称“陇西三李”；也有被钱谦益称其“诗不操秦声，风流婉转，得江左清华之致”（《列朝诗集》）的明代散曲家金銮亦是祖籍陇西（今属甘肃）等。这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那里以石窟及壁画而闻名天下，有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及阳关的所在地敦煌。这些厚重的黄土地孕育的人类先进文化和先贤智者，历久弥新地影响着历史、影响着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时代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追求以及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是孕育人才以及文化作品的重要文化介质和文化土壤。没有这个文化介质和文化土壤，理论上很难产生出非常优秀的人才及文化作品。如果这个文化介质和文化土壤非常肥沃，那么遇上适宜的气候，并在充足的阳光和雨水滋养下，加之健康的种子，就会涌现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及文化作品。其中，很有可能长出一棵参天大树，那就是文化巨人、文化大师，当然必然会产生出泽被后世的鸿篇巨著。
这大概就是《大漠祭》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的原因吧。一方面，中国西部就是雪漠生长的肥沃土壤，他也是遇上适宜的气候，在播下健康种子后成为了优秀乡土文化、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另一方面，雪漠虽说《大漠祭》“是几易其稿，草字百万，拉拉杂杂，写了十二年，动笔时，我才25岁，完稿时已近四旬，但我终于舒了口气，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今生，即使不再写啥，也死能瞑目了”但这也理所当然成为雪漠在十年如一日辛勤耕作中遇上适宜的气候，播下并收获的健康种子。他在这样广袤无垠的文化土壤里寻觅、耕作，就一定会将近似原生态的父辈生活写成妇孺老幼皆宜、读来如话家常的名作。这幅作品呈现了一种真实而悲怆的西部农民生存情景――老顺们的悲剧，是经济上的贫困所致，是温饱、生存，乃至人性的问题。贫困和无助、悲哀和沧桑、无奈和辛酸使中国西部农民的生活充满了悲彩。然而，作品的基调悲怆而不绝望，老顺的坚忍与乐观，孟八爷的睿智与豁达，都体现出西部农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顽强的生命力与灵动的生存智慧。在这一层面上，人们可以说《大漠祭》是时代的产物，是雪漠智慧和毅力的结晶，体现了雪漠把握时代律动的敏锐能力，展示了非凡的艺术功力，也才有了雷达先生所称的《大漠祭》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人们也大概理解了雪漠的“文化不掠夺土地，土地不挤对文化”“文化是土地之魂，土地是文化之魄。与时俱进，直指人心，文化趋向大善，土地趋于大美”的深层次内涵。
在我的心中，每一个小说人物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不是我编造出来的。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个性、思想与追求，也有着各自的命运，我不会去干预他们，就像一个母亲不会干预腹中胎儿的成长一样。
――雪漠《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
雪漠说：“真正的孤独是智慧的觉醒，是感悟生命的易逝、世间的无常和作家想建立的永恒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真正的孤独是一种境界，是独上高峰望八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怅然，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冷寂。”相对于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小说界，《大漠祭》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亦或文坛对其的高标准评价甚或西部乡土文化对文学界的冲击无疑是强烈的。这种影响源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就是真实的历史画卷，是平平常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作者将一滴滴生活琐屑，汇聚成了作品的伟大。当人们再次审视《大漠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审美因素，发现文学界对《大漠祭》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有的认为雪漠以其自身的真情实感、叹为观止的叙事状物的笔法，创作出了神奇的西部乡土和民风民情以及沉重的生存现状；有的认为这种真正描写或创作西部黄土地农民原生态的小说，又同时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以及视觉冲击力的小说真的是太少了；有的认为《大漠祭》描摹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西部老顺们的生活状态，表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切，是对西部人文精神的深入挖掘和探索，它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意义；有的认为《大漠祭》得力于对中国西部农民人文精神品质的深刻探索和挖掘；还有的认为《大漠祭》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西部农民的痛苦蜕变和战天斗地精神的凝练，反映了他们在艰辛的生存境况中，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无论多大或多高的评价，《大漠祭》总是凝结了雪漠的心血，是他花费了二十年的生活经验加之十多年的辛勤孕育，才将其情感和生活原动力欲望发注笔端有感而发之作，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父老们的“许多情绪”，有悲哀、有无奈、有辛酸，更有希望，“但唯独没有的就是‘恨’”（雪漠语）。在书中，荒凉严酷的自然条件，瑰丽奇幻的大漠风光，老顺们无穷无尽的苦难生活，构成了西部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风景――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物质与金钱充满人的现实生活的情景下，还能对中国西部农民命运的力透纸背的揭示与关注，在于对中国西部原生态自然风光的抒情化描摹，在于对西部农民整体的人文关怀的深沉呐喊，在于内心深处蕴藏的对老顺们深切的同情与沉重的忧虑。在这一切平静的审美意象与艺术形象的描写中，倾注了雪漠的悲欢离合和哀痛之情，时时处处可以感知到雪漠跳动的脉搏、滚烫的眼泪、温和的笑容、虔诚的祈祷以及救世的宗教心理。雪漠作为大漠世界的一员，拥有这里的一切，喜怒哀乐，生死歌哭，样样有份，他成了这里的“代言人”。《大漠祭》的真实，是它震撼人心的有力武器。雪漠用“大境界、怀、大悲大悯、无缘大悲、同体大悲”的佛家胸怀，将写文与做人结合起来，知道自己一生为什么而活着，知道自己一生要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为什么要创作，要做出理智的抉择。乡土文化作和日常繁冗生活都是要有所坚守，不能轻而易举地被文化界鱼目混珠的观点和表象所困扰、甚至有所改变，不能趋同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是非不分的观点和主张，用那些观点和主张来约束自己自由的心灵――这就是大智慧，一种智慧的清凉与觉悟，显示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的高贵良知，为文化界甚至是时代都增色不少。因此，雪漠的作品承传的是一种十分博大的人文情怀与和西部特有的人文精神，承传了整个时代文化界甚或小说界对西部特色人文精神的思考，这种情怀、精神与思考，随着雪漠诸多作家的作品一同承传开来，就可能影响中国西部甚至中国的年轻一代人，让他们通过优秀的西部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西部，了解中国西部的人文，了解中国西部憨厚淳朴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
再来看《大漠祭》。它作为一部用现实主义笔法创作的反映中国西部农村农民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充满了鲜活、通俗、简洁、质朴的农村化或农民化的语言，处处彰显着非常有特色的西部民风民俗文化，将读者引进了一个奇幻无比而又瑰丽神奇的大漠世界。例如，为了展示中国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农民独具特色的捕猎场景，雪漠描写了孟八爷教灵官如何分辨狐狸的踪迹――辨踪是一门非常有生活经验但又难以掌握的生存学问。在《大漠祭》第三章中就有这样的叙述：
“孟八爷先教灵官辨‘踪’。‘踪’就是狐子在觅食后留下的足印。为了生存，狐不能不觅食。一觅食，猎人便跟‘踪’追击。‘踪’分三类：夜踪，五更踪，亮踪。夜踪是狐子在半夜之前留的足印。五更踪是五更后留的。亮踪是天亮留的。‘夜踪’几乎无用，‘狐颠颠，人三天。’狐狸夜里留的踪，没两三天撵，连个狐毛也见不着。有经验的猎人不追‘夜踪’。‘五更踪’可追，但累，从凌晨追到日落，或能见得狐影。‘亮踪’最佳。狐的习性是昼伏夜出。按孟八爷的话，一见太阳，狐狸的头就疼，必须找个地方歇息。一见亮‘踪’，不用半日，便能见到在柴棵下歇息的狐子。寻踪易，辨踪难。狐足印似狗，五点梅花，印在蠕蠕细浪上，笔直射向远方。寻常时候，狐很少拐弯。沙湾的猎人中，会寻踪的人多，但真正会辨踪者，只孟八爷一人。孟八爷打狐子，如探囊取物。”
这段充满智慧的“寻踪易，辨踪难”的讲解，给灵官学习辨踪猎狐上了一堂课――对狐狸等沙漠里的动物的活动规律、追踪猎捕的思考和摸索、总结经验及实战运用，是雪漠长期生活在西部腾格里沙漠边缘特定环境的一种真实感悟，也是西部农民在艰苦环境中能够生活的独特生存技艺，是老顺们一辈子狩猎生活知识的积累，更是西部人文精神世界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体现，张扬着西部农民的生存哲学和人文智慧，孟八爷的形象也就成为西部老顺们的一种象征。
再举一二例加以说明。例如，第一章花球和孟八爷猎鹰的一段对白：“花球皱眉道：‘你尽说这些，把人的信心都说没了。’孟八爷说：‘这可是好话呀。啥有个够的？有了吃，想穿；有了穿，想富；有了钱，想……哪有个尽头？霸争了天霸争地，临完了，谁都霸争个四块棺板。’”土头土脑的花球，在孟八爷的眼里，就是一个无聊时消遣时光的小娃子，但孟八爷看破红尘的几句话，活画出一个被苦难命运磨光了棱角、逆来顺受的“老顺民”的心态，使用着“霸争了天霸争地，临完了，谁都霸争个四块棺板。”这样极普通的字句，却将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也是西部老顺们的普遍心态，在接二连三的生存打击与命运捉弄面前，老顺们默默承受着一切，雪漠在《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中说：“他没有力量改变贫穷，但却是心灵的富翁。他可以哀叹，可以哭泣，但从不绝望：‘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老天能给是老天的能耐，老子能受是老子的尊严。”这种人格和尊严可看作老顺们这样的农民的强悍坚忍和蛮勇任性的生存观念的精彩勾勒。孟八爷教给花球的生存哲学和人生的智慧，以及无意间流露出苦吃勤做的满足感，代表了西部农民的豁达而又苍凉的生活品质，别一味强调战天斗地，还要顺其自然，还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现状，顽强地与命运地抗争。
再如《大漠祭》第二十章憨头得癌将死时的描写：“神婆走后不久，憨头闭上了发涩的眼……思维恍恍惚惚地游荡着。疲惫，极度的疲惫，而又难以入睡。是耗干了精力的清醒，是衰竭的清醒，是清醒的迷糊，是能理性思维却无法摆脱的噩梦……健康消失了，才知道健康真好。健康是最大的幸福。”雪漠在《世界是心的倒影》中说：“无常无法抗拒，但它并不可怕。”《大漠祭》将人的生老病死，唯心地交与神婆和命运之神主宰，这是西部老顺们的生存哲学和普世之道。“健康是最大的幸福。”这是世人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更是生活在西部大漠边缘老顺们的所求。雪漠将大众语汇的矿藏加以提炼，不仅让西部人民能看，还让全国读者欣赏，这是“纯洁祖国语言”的神圣职责，更是雪漠极力重视的一个表现。在当今这个太需要精神的钙片的时代，《大漠祭》表现出雪漠对西部农民悲剧命运的发自肺腑的思考和人文精神真谛的哲学化和宗教化的探究，作品中的民间小曲、方言土语的独特性写法，在于从生存状态的意识中和人文精神的视角关注中，洞悉黄土地农民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间，并以此为出发点，达到探究人如何活着和如何活得更好的一种体验，从而挖掘出人为何活着的真实意义和价值。这大概就是有人说《大漠祭》写绝了沙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具体印证吧！
我的作品，都是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而不是自己刻意为之的东西。
――雪漠《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
除了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老顺们、真实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贫瘠的土地也生长着快乐的因子。例如，年长者训斥后生小辈规规矩矩生活，不说“豁出我这条老命，和你小子拼了”，而是说“豁出我这张老羊皮，换你一张羔子皮”，这是因为雪漠极其熟悉家乡丰富的民间方言而折射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又如，家庭子女众多，但个个还要老人费神操心，就说成这样“老母牛养了十个牛，事事留不了老母牛”。比喻非常生动形象，语言鲜活明了。再比如，描写青年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话，双富的媳妇这样说：“其实，你心里的嘀咕我知道，你是童子鸡儿，我是二婚头。”猛子笑着说：“啥童子鸡呀，早踩过蛋了！”这种含蓄而又直露、放荡而又风趣的话语，随手拿来，不露任何痕迹，雪漠通过这样的对话将两人描写得淋漓尽致，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当然还有一些民俗民风和乡土乡语，把执行死刑这样恐怖的事情，轻而化之说成“吃铁大豆”，把手铐说成是“罗马表”，把人民币说成是“票老爷”等。这种农民日常使用的口语，对雪漠小说语言特色的评价是非常恰切的。
中国西部的乡土小说蕴含着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人际关系、人情人性等元素，积淀了博大而深厚的西部特色文化和人文精神特质。这些文化和特质是将西部乡土小说与其他文学类别区别开来的典型特质，使西部乡土小说展现出极强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张力――西部文化的雄宏与博大、粗犷与平和等。雪漠在中国西部生活了几十年，他已谙熟甘肃凉州的乡土乡情、民风民俗以及一草一木。在《大漠祭》中，雪漠如实地记录了西部农民的狩猎民俗、民间信仰、婚姻民俗、饮食民俗以及民歌民谣等生活风景、风俗、风情，再现了西部乡土文化的原生态面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化世界，而老顺们依然过着艰辛凄凉却与世无争的耕耘收获、繁衍生息的生活。可以这样认为，雪漠是有意识教化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脉，也不要认为乡土文化是愚昧的标志。相反，西部乡土文化以及西部乡土人文精神正是滋养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汪清泉，它能够非常有效地净化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人已经渐渐麻木的有个性、有信仰的高贵灵魂，提醒西部农民甚至中国人都应该健康地活著。这种乡土小说的构造和表现，道出了雪漠题记所说：“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无意编造离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