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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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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的概念范文第1篇

行为科学与各学科

虽然从哲学、历史、政治、宗教、法律等方面对于人的思考和研究已有长远的历史, 但是只在19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才出现对人的行为的系统、科学的研究。行为科学作为人性化的基础,不仅在设计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设计程序和产品的开发上也处在重要位置。人性化设计的倾向又与现代生活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发展,人性化涉及到的理论也越来越广泛。

1.行为科学在各学科中的重要性

这其中包括人类工程学,进一步融汇了行为科学,环境心理学作为基础并有感性工学,情感化等综合领域的研究。 设计的目的是产品,商品,这需要对消费者,市场进行了解。就必须综合人类工程学,行为科学,环境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理论作为指导,通过一些列开发过程来达到目的。以下是我对设计的相关要素及其相关理论的关系作的梳理表:

上图可见行为科学在设计活动中的重要性。设计活动发展到现在,各个学科之间的兼容并存的趋势愈加明显,这就要求我们逐个更加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融会贯通。

2.设计中的行为科学

人机工程的相应研究虽和人行为不可分割,但最主要是偏重在个人的行为,身体的尺度,存在从人文学意义的整体把握,与人类行为的欠缺(指文化的尺度和社会尺度)。行动是有人意识下的运动动作,人为主体。行为是指人心理活动和潜在意识的外化,而此和身体自然下状态与设计会演变来的行为特征不是仪器就能够测定出来的。

3.设计与行为科学

最初,行为科学在艺术设计学领域的涉及,则主要体现在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的方面。在专业划分上,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已交互设计的概念来统和,不仅成为产品设计的研究对象,也肯定在应用其研究成果。设计”一词至诞生之初,就与人的"行为”离不开的。因此设计应该参照人的行为方式,以人的行为活动为依据,而不是凭空想象。这是唐纳德・诺曼在2005年提出的以"行为为中心的设计”概念。

通常意义上的行为观察法为:实验观察法(最基本的,由观察者设定指定的要素进行测定);自然观察法(观察者作为最基本的用户参与设计实验当中);体验观察法;谈话法;量化分析;评价法等等。

辅助器材操作过程中的行为与设计

物体的最重要价值非在于物体本身,就像马克思曾说"金钱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钱”,价值主要在于使用的人与物体使用之间的价值。就是用此产品的行为影响产品价值。理解人们做出行为的原因,就可完善我们的设计,进而优化最初的行为。

1.操作性与行为的输出

在短期设计之前的研究需要设计师高效迅速的获取信息且总结结果,所以行为科学里的记录手段能作为产品设计使用者探究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行为科学中信息的整理和分析的方法可变通的被用于用户行为的分析中。产品设计是关乎人、物与环境等他们的相互关联,因此观察的实质应该环绕这三个方面和与之关系实行。

(1)人:身份、数目、相互关系、情感、成群方式、动作与姿势、行为时间和频率等。(2)物:人在实施行为时的直接和间接的接触点、使用频率、使用特点等。(3)情景:行为所产生时的环境、地点、时间、天气等。(4)目的:基本目的、其他目的、行动目标等。

2.以辅助器材为例的行为与设计

康复辅助工具是残障者(包含老年者、残疾者、伤患者)弥补缺陷或者完善功能,提升生存品质,增加社会生活和能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1)行为观察法应用在常见的辅助器中的腋杖。腋杖是众多辅助行走工具中的一种,使用腋杖的绝大部分患者可在腋杖的辅助下更好的生存。如果患者为以下情况,才适合使用腋杖:①一侧下肢体没有能力进而不能够局部或完整负重的状况,例如:脑血栓后遗症,大脑支配运动的中枢受伤,或骨折等外力作用的病症等。②两侧下肢部功能不健全,左右脚步无法交替的状况,如脚踝受损,截肢,硬化,使用固定技术等其他因素限制行动时。简单归结为无法协调性迈步的人群即可通过腋杖辅助行走。

我们分析患者行为时,观察患者应当使拐杖往身前一步移动,患肢后再紧跟一步,此刻两手支撑住本身,重心向前,再向前方,之后即是重复进行之前的行走。负重点还是扶在把手上的手腕和手臂。腋垫抵住胸腔并不是为了负重,而目的是帮助固定住肩部,保持人体平衡。我们通过行为科学中的一般观察法即可得知,使用腋杖后的步行方式,上肢与躯干必将要有一定的肌力。患者需要用肩部保持平衡。 所以我们在拐拖与拐头处设置海绵棉垫与较宽的受力面,以避免神经压迫。最终得知其高度测量的粗略方式:身体长度除去41厘米就为需要腋杖的大小。即立姿状态下把手的地方为大转子的高度,同样为手杖的长短,把手的地方。

(2)以肘仗为例的行为与设计

与腋杖相似的,肘杖也是非常常见的下肢辅助器材。

通常医疗上确定肘杖手把是否合适高度的方法是:患者穿鞋,取站立姿势,双手自然两侧下垂。测出手腕处横纹到达地平面的长度,亦或换成地面与尺骨茎突的下端点的长度。参照测出的数据,选择产品的手把,规格长度去挑选合适的器具。使用同时,主要是用手掌支撑,次要为前臂辅助,相同向腋杖的功用。正确握扶肘杖方法

①放松肩膀。②按照本身的状态选取适宜的肘仗高度和肘仗把手位置③双肘略向内收,双手抓紧把手。④肘仗较低端的支脚垫恰好在前脚侧与外侧均10厘米处。⑤保持正立姿势。相比较腋杖而言,其稳定性低于腋杖,肘杖只可支撑百分之40的体重,用于需要较大限度减轻下肢负荷者,不对臂丛神经产生损伤,因此适用范围广。所以在设计时肘杖用材质更轻便,基本没有木质,由优质铝质代替,拐杖应用时,综合拐杖种类的设计。例如应用腋杖,需要把腋托抵住侧胸肋骨位置,而不是腋窝位置,避免伤及到腋丛神经。这也是的行为产生设计之后,我们的行为也会为之改变的典型表现。

由于"物”的具象限制和人心理身理等相关因素使得许多产品在设计时便产生了不利于人发展的弊病,改变生活应当是好得转变,而不是坏的影响。因此致力在改善此种状态下的人性化设计,会以人机工程学与设计学的进步继而会成为现代重要的设计理念。

设计改变行为

1.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通常人们对一件产品的直观评价更趋向综合,把生理与心理,功能与审美,时间和空间和个体与环境因素均纳入评价的标准范畴。行为科学研究结果的精确程度虽不能和自然科学相比, 但较科学的方法应用, 可对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相对可靠的成效,并能预测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趋势。

2.改变人的行为方式

很多行为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人的行为方式,例如家电的到来,交通工具的改变。当下很多小小的设计正在含蓄的影响着我们。人们很少明确地意识到其中设计所扮演的角色。驾驶道路上的电子警察、路面上的减速装置,这些设施设计都是用来引导或限制人们的行为的。例如辅助器材的应用更显著的看出对行为的改变:通过操作方式,改善了残障人士的行走方式,甚至使其重新站起。人们对像走路这样熟悉的活动以一种辅助的方式重新拥有,加速了做事效率;通过辅助器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用辅助器材回归正常生活;

我们应当利用行为科学在人性化中的设计方法,以工程技术为基础,以人为核心,持续地推动社会发展,作出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

(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

行为科学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为会计 会计行为 行为科学

一、行为会计的概念研究综述

英国著名行为会计学家霍普伍德认为,行为会计的本质是“关于会计与人类的行为的科学”;而美国行为会计学家贝考伊则认为“行为会计则可以描述为行为科学在会计中的应用”,“行为会计将自身与这样的人类行为――即与会计信息和会计问题相关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另一位行为会计学家赛伊基尔则认为“行为会计则是阐述会计系统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

我国学者高丹燕(1989)认为,“行为会计通过对会计知识与行为管理知识的运用,促使企业经济活动的管理人员以最优方式从事工作,以达到共同的既定目标。周友梅(1993)认为,行为会计是专门研究会计行为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优化会计行为来促成经济行为的合理化,探索会计领域中行为规律的科学。于增彪、贺锦娜(1995)认为,所谓行为会计,通俗的意义是说明谁、通过何种途径使得会计信息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样或那样的会计信息对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则是指在会计技术方法基础上,利用行为科学和数学中相关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会计信息生产、传递和使用过程中各当事人的行为。徐国君、夏红(1995)认为,行为会计是将生产经营中动态的行为过程和价值运动过程与静态的行为对象和行为结果结合起来,围绕行为――价值这一中心广泛提供各种相关信息,并利用信息进行管理的一种活动。许家林(1997)认为,行为会计学是会计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产物,是经验会计学派的分支。行为会计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会计主体的行为特征和规律,预测、控制和引导其行为,规定会计管理的目标。吕莉(1998)认为,行为会计是关于会计社会属性的研究,即在会计技术基础上。利用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文化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相关概念、原理和方法,研究会计信息生产、传递和使用过程中各当事人的行为。从严格意义上讲,行为会计应称为会计的:行为方面。

蔡昌(1999)认为,行为会计是会计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主要研究人类行为对会计信息乃至会计系统的影响,以及会计信息对人类行为和行为决策的影响。行为会计是关于会计与人类行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以人为本的行为科学在会计领域应用的综合性、交叉性的管理活动。胡玉民(1999)认为,行为会计是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研究人类行为如何影响会计信息系统的设计、建立和运行以及会计信息系统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和人类行为的会计分支。郝继陶、皮梅(2000)认为,行为会计超出了传统会计关于收集、确认、计量和报告财务信息的常规做法,研究和处理的是会计与相关行为的关系,并与设计、构建和应用会计制度密切相关。行为会计着重于处理会计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将反映这些关系的事项加以确认、计量并报告给有关方面。因而,行为会计是会计信息对传统财务报告的必要补充。郝东华、侯民军(2002)认为,行为会计研究和处理的是会计与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会计行为主体如何开展会计行为才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受委托责任,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还强调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行为对会计行为的反映作用,这与设计、构建和应用有效的会计系统密切相关。韩永斌(2005)认为,行为会计研究内容尚未形成独立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目前还不能视为第三大会计学科分支。行为会计是运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会计与人类行为相互关系、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研究范式。我国学者对行为会计概念的表述庞杂,但又具有较多的一致性,认为行为会计是交叉的边缘学科,是利用行为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来对会计行为的科学性、合理性做出指导的学科。

二、行为会计的假定前提

任何学科体系的建立,都是以一些假设为前提条件,合理的假设可以为理论提供有力依据,在行为会计理论中,研究行为会计的假定前提的文章并不多,研究者们多以基础会计中的四个基本假定作为行为会计的假定,但行为会计的研究毕竟不同于基础会计。我国学者石金明认为行为会计的基本假定包括:行为主体假定,会计行为主体是企业内部影响整个会计管理行为的会计群体即会计组织,包括会计个体;可以计量假定,行为会计中的行为产生的成本、效益可以计量;管理影响假定,正确激发会计人员的动机,使其产生积极合理的行为,是实现会计管理目标的重要保证;信息重要假定,行为会计提供的信息是重要的、有用的。笔者认为,上述四个假设是从基础会计的四个基本假设中衍化而来,与其并不矛盾,可以说是根据行为会计的特殊情况对四个基本假设的补充。这里为行为会计做出的基本假定虽在整个会计范畴中不具有普遍性,但它是对传统财务会计假定内容的丰富,可以通过优化会计行为促进经济行为的合理化。

三、行为会计准则

关于行为会计的研究准则,我国学者论述较少。徐国君、夏红(1995)和张晓丽、张燕(2006)提出,行为会计除应遵循会计的一般原则外,还有以下特殊准则:行为与价值关联性准则,生产经营及其管理行为要与其引起的价值运动相结合、有联系地提供信息;行为信息丰富化准则,要尽可能地补充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行为信息,使经济决策者掌握更全面的情况;及时反馈准则,行为会计信息要首先反馈给生产经营行为者本人,使其有权利和理由第一个利用会计信息;合情合理准则,行为会计以人的行为――价值运动为对象,涉及人的因素,必须合乎情理,考虑会计信息、方法等被人理解、认可与支持;可行性准则,行为会计涉及到难以把握的人的行为,要本着切实可行的原则,做到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能、管理上需要、实务上可操作;统一管理与自我管理结合准则,行为会计既要实行外在的统一管理,又更要通过各种方式引导行为者实现自我管理,努力使统一管理,转化为行为者自觉的行动;针对性准则,行为会计要针对各种行为进行核算与管理,通过管人来管事;行为者第一准则,人是会计的第一要素,不仅会计核算与管理的对象中包含人及其行为,会计行为本身也要优化的对象;算管结合准则,行为会计核算是基础,算为管用,管是关键;定量与定性结合准则,行为会计信息处理不仅要定量化,也要注意运用逻辑推理、判断评价等方法定性化处理;全时间准则,即事前、事中、事后的核算、管理要紧密配合、环环相扣;激励准则,要将激发人的行为积极性的主导思想贯穿于会计活动的始终及每个环节上。

四、行为会计目标及研究对象

行为会计作为一门综合叉学科,关于其行为目标赛伊基尔认为,是计量和评价有关行为因素并将其传递给内部和外部的决策制定者,为内外部决策者提供较为详细的背景信息。而霍普伍德和卡普兰则认为,行为会计的目标是揭示会计的行为动机和行为

目的以及会计行为对企业及与企业有利害关系者的影响和影响程度,以便寻求更加科学的会计行为。我国学者高丹燕(1989)认为,行为会计在于研究企业人员不同行为方式所造成的损益,旨在创造为实现目标的激励环境。周友梅(1993)认为,行为会计是探索企业的内在本质与外在环境决定的动态轨迹的行为的规律性,以增加企业活力。王开田(1996)和郝继陶、皮圆梅(2000)认为,行为会计的目的就是研究什么是科学的会计行为。

行为会计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高丹燕(1989)认为,行为会计以企业中人的行为方式及其产生的因果为研究对象。周友梅(1993)认为,行为会计是以伴随资金运动而存在的会计行为与经济行为为对象,准确描述的是这些行为的产生、发展及结果的整个运行过程。蔡昌(1999)、郝东华、侯民军(2002)认为,行为会计研究对象是人类行为与会计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关系。王开田(1996)、郝继陶、皮圆梅(2000)认为,行为会计的对象应为会计行为者以及发出会计行为过程和结果,及其结果对有关方面的社会影响和影响程度。

五、行为会计的研究范围及内容

关于行为会计研究范围的讨论,我国学者王开田(1996)、王世定、李闰、吴群、卢侠巍(1996)、徐家林(1997)、蔡昌(1999)、郝东华、侯民军(2002)等都认为。行为会计的研究范围包括:一是人类行为对设计、构建和运用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以及管理层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会计系统的设计、运行及其结果,对会计组织结构、功能与变动的影响,是人类行为对会计系统的约束和控制;二是会计系统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主要是关于会计系统对人们的行为动机、行为效率、决策方法、协作关系、目标的实现和协调等的影响,是会计系统对人类行为的反映和作用;三是预测人类行为的方法和优化人类行为的策略,主要是如何运用会计系统来影响和预测人类行为,以及通过发展行为科学,运用适当的方式来改变现存的或潜在的与企业经营活动和整体目标不相协调的经济行为,从而达到优化经济行为、提高行为效率和效益的目的。

于增彪、贺锦娜(1995)认为,供户和用户的行为构成行为会计研究的基本内容,是在经济组织特别是公司的会计信息基础上,研究公司管理当局(供户)与公司形成的相关利益集团(用户,包括股东、债权人、投资者以及税务机关、新闻媒体和工会等)的行为;在政府或非盈利组织的会计信息基础上,研究政府机构或非盈利组织的管理当局(供户)、公众与基金提供者(用户)的行为,尤其为公众监督政府,政府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提供方法和思路;在分部(权)经营的组织基础上,按会计信息在组织内部的传递网络,研究各组织成员的行为。除供户与用户之外,行为会计还对以下派生的当事人行为进行研究,包括:注册会计师;会计准则(为供户生产会计信息规定的原则、方法和程序)制订过程中的参与者,包括准则制订者以及受准则影响和能够影响准则的集团或个人;会计师,相对管理当局其直接生产会计信息。

周友梅(1993)认为,行为会计的内容包括:行为会计的一般内容,包括行为反映会计、行为预测会计、行为决策会计和行为控制会计;政府行为会计的内容,包括生产行为会计、交换行为会计、分配行为会计和消费行为会计;企业行为会计的内容,包括采购行为会计、存货行为会计、营销行为会计、投资行为会计等方面。我国行为会计和世界通行的行为会计一样,在于研究人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会计领域中的行为,集中反映在会计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关系,即会计行为引导经济行为合理化,经济行为促进会计行为的强化。

六、行为会计的任务与职能

周友梅(1993)认为,行为会计的任务是揭示会计领域的行为规律,以提高行为效益为中心,实现经济行为合理化。徐国君、夏红(1995)、张晓丽、张燕(2006)认为,行为会计的职能是由行为会计的地位所决定的内在的应有的功能,分为一般职能和具体职能:一般职能是对行为会计内在应有的功能从笼统的、抽象意义上的概括,包括核算职能和管理职能;具体职能是核算与管理两项一般职能的具体明确化,包括记录审核职能、计量计算职能、反馈报告职能、考核分析职能、鉴定评价职能、结算分配职能、预测规划职能、控制指导职能、监督规范职能、参谋决策职能。

行为科学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管理特征;管理理论;现代企业管理要求

管理活动自古就存在。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管理存在。然而,管理活动真正形成为理论,却是在工业企业产生之后。工业企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管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企业管理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科技的发展,使管理工作不断复杂,仅仅凭借个人的经验管理企业已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与需要,企业迫切地要求提高管理水平,把多年的管理经验加以总结,使之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用科学的理论代替传统的管理。最早提出科学管理理论的就是美国的泰罗,泰罗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企业管理理论的形成。

一、古典管理学派的管理理论

古典管理学派的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思想史上奠基的管理理论。它实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以美国泰罗为代表,另一个以法国法约尔和德国韦伯为代表。前者称为科学管理学派,后者称为行为科学学派。

1.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学派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泰罗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罗重点研究了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主张一切管理都应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和解决,其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倡导工人与雇主要通过“精神革命”进行合作,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效率的科学方法与原则,如工作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对工人进行培训、实行管理与执行的明确分工、管理控制上的例外原则等。泰罗思想主要侧重于企业生产的现场管理。

泰罗之后,还有一些人对科学管理理论做出了贡献。如:甘特,发明了编制作业计划和控制计划的横条图管理技术,使生产组织工作逐步标准化,他还对工资制度更深一步研究,提出“甘特作业奖金制度。”福特,在1914年—1920年首先在汽车工业中创造了流水线生产,把生产的空间组织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为实行生产的自动化奠定了基础。

2. 法约尔的科学管理理论。管理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法约尔。法约尔理论的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与一般管理》(1916年) ,他提出把管理分为五大要素,即计划、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并提出了管理的十四项原则。他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概括了一般管理的理论、要素、原则,着重研究企业的全面经营管理问题,指出工业企业经营活动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管理活动。他认为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才是企业管理的中心。

另外,德国的韦伯也是管理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组织结构,并提出了三种权力种类,认为其中合理———合法的权力是官僚集权组织的基础。其代表作为《社会和经济理论》,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是适应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需要而提出的。

它具有里程碑性质,影响十分深远。

科学管理理论不但在当时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而且对以后管理理论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着重研究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提出了科学的工作方法,严格的奖惩制度等,这对于以后的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它忽视社会条件对工作效率的影响,忽视了人际关系的研究等,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古典管理理论的局限性, 1924年,以美国哈佛大学梅奥教授为代表,创立了“行为科学”的学说,由此管理理论的发展进入行为科学理论的时期。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理论

行为科学学派是一种诞生于近代,形成于现代的管理理论学派。其早期为人际关系学派,是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通过霍桑实验而形成的,其代表人物是梅奥。他的代表作是《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他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及产生行为的原因,指出调动人的内在积极性才是管理的最佳办法。其主要观点是:不能把工人看成是单纯的“经济人”,他们是复杂的“社会人”;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建立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强调领导者的能力。

另外,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是行为科学派的一类。马斯洛认为人是有需要的动物,人的需要有轻重层次,并将人的需要分为五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通过满足人的不同需要来达到激励人员的作用。不过,马斯洛的理论只说明了需要与激励之间的一般关系,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人对相同的需要的反映方式往往是不相同的,而且他没注意到工作和工作环境的关系。正是由于该理论的不足,美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了双因素理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 ,对需要层次理论作了补充。他划分了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的界限,分析出各种激励因素主要来自工作本身,这就为激励工作指出了方向。[ Www.]

可见,行为科学理论重视了人在生产中的作用,侧重激发人的创造性。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和组织行为。

三、当代西方的各种管理学说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协作关系更为复杂性,各种管理理论随之产生。

孔茨等人把法约尔的行为科学理论发展成为管理过程学派,其基本思想仍然是“每个主管人员的任务就是设计和维护一种环境,使身处其间的人们能在集体内一道工作,以求有效地完成集体的目标”。

巴纳德的社会系统学派自成一家,他在分析了个人与组织后提出了组织的三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的沟通。给出了协作系统在共同目标下的组织的结构关系,目标是使组织有效率。

西蒙继承了巴纳德的思想而创立了决策理论学派。西蒙等人认为:组织就是作为管理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在他的组织系统中使理论上决策最优和实践上的令人满意二项标准之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数量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和运用数学模型与程序的系统,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程序,求出最优的解答,以达到企业目标。在企业的目标下,用数学来解决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是该学派的特色。

德鲁克所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认为,“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在此目的下管理就是对人进行管理的技巧,是用技巧来解决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问题。

经理角色学派认为经理所承担的角色体现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角色这一概念是行为科学从舞台术语中借用到管理学来的。角色就是属于一定职责或地位的一套有条理的行为。演员、经理和其他人的角色都是事先规定好的,虽然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角色。

四、现代企业管理新理论及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愈趋激烈,企业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发展,并获得竞争优势。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战略管理理论。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则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1980年) ,把战略管理推向顶峰。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很快,企业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1990年彼得·圣吉出版其所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提出必须进行五项修炼,即‘锻炼系统的思考能力,超越自我,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的远景与开展团队学习”,以建立学习型组织。

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应顺应以下几个趋势:

1. 以经营决策为中心。经营决策是对企业整体行为过程和各种经营活动所达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应采用的策略和方针所进行的抉择。它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决定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2. 把人作为中心来管理。企业管理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做好人的工作,注重行为科学的研究与应用,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培养与使用,全面提高职工素质,采用各种措施调动人的积极性,使职工更多地关心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

3. 广泛地吸收优秀科技成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企业的竞争不仅是产品的竞争,还包括技术竞争。当今世界,是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企业如果不善于利用新技术去开发新产品,就不能牢牢地控制市场,更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 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企业要根据自己的规模、类型、人员等条件,构建良好的组织结构,建立合适的企业制度,实行集中决策,分级管理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授权的管理艺术,调动不同部门、岗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现代管理理论仍在不断地发展中,各学派理论将会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必然会有更合理的理论出现。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更应汲取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将之付诸实施,这必将会提高中国的管理水平,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 1 ] 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行为科学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幸福;幸福最大化;信息成本;生命成本;幸福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4543(2009)06―0127―07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财富水平的提高导致财富刺激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在不断提升,幸福水平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继工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后的管理革命时代,知识工作者将成为组织的生力军,管理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成为企业组织面临的最大管理挑战。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要求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视工作为自我实现的机会,视人为管理的主要对象和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人的主体性意识不断提升,使得在管理中“控制”变得十分困难,而自我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国家以幸福指数来评价经济发展的要求,组织对幸福的管理也迫在眉睫。所有这些都要求企业组织从幸福的视角思考管理的终极之善。因此,组织应该从幸福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管理资源以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保持企业基业长青,已经成为企业谋求生存和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适应人性和时代要求的新的管理理念。

一、幸福的内涵

幸福的概念在拉丁语中的表达是beatitudo,其基本含义是至福。在英文中,幸福对应多个词,如well-being,happiness,eudaimonism,hedonism等词都可用来表示幸福。而eudaimonism与hedonism是存在的两种有代表性的幸福观,前者被称为至善论,后者被称为快乐论。《辞海》的定义为幸福是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的满足状况和体验。追溯历史,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幸福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从欧洲的古希腊时代、中国的先秦时代开始,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幸福内涵就进行了繁琐却是有益的探索。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幸福是由智慧和知识决定的;柏拉图认为幸福只不过是“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伊壁鸠鲁则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德谟克利特认为幸福是正直和谨慎;洛克认为幸福就是快乐。…而经济学家也众说纷纭,霍布斯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福利,福利的基础是财富;边沁认为幸福就是趋乐避苦;森认为幸福是他所能做的各种事情及能力的函数。在中国古代,人们是以“福”来表达幸福概念的。把获得“五福”看做是人生的圆满境界。而儒、道、佛三家的学说没有对幸福或者福作出明确统一的定义。观而概之,从管理意义上说,幸福就是在管理互动中充分发挥和利用每个人的智慧和优势获得自身的发展并不断地追求生存优越和快乐,以满足自己不断提升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之增进组织利益相关者幸福最大化的至善境地。

二、幸福研究的历史回顾

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始于古典派经济学家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但他们讨论的主题不是幸福,而是物质财富。然而,事实上,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没有完全脱离伦理学的基础,幸福一直处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但不是关注的焦点。随着经济学逐渐从伦理学中的分离、幸福水平无法量化以及受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等原因的影响,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上,用效用和偏好来替代幸福,使幸福研究淡出主流经济学的怀抱。直到Easterlin(1974)和Scitovsky(1976)将经济研究直接地聚集于幸福才使幸福问题得到了研究。他们认为财富增加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即“幸福悖论”问题。这样,幸福研究的问题在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其心理学家当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也获得了政府和公众越来越多的注意。社会科学家引入了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概念。经济学家研究量化生活质量概念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以达到某种社会可说明性。森在生活质量分类上纳入一些新的指标,如民主、社会资本、健康、工作条件和基本能力,发展成为后来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心理学上,幸福这个概念在早期被用于精神健康的研究中,后来被运用于生活质量健康问卷调查中。而卡尼曼直接将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些先验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检验,并采用日重现法来计算国民幸福,成为全国幸福感账户的基础。国内邢占军以体验为基础,提出了体验论主观幸福感理论。政府机构则开始用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发展指数、幸福指数等概念指标来衡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

三、幸福管理理论的提出

管理思想的发展都是在修正先前理论或模式缺陷基础上形成。从人类社会产生到18世纪,人类为了生存自觉地进行管理实践,但是人们仅凭经验管理,没有形成科学的管理理论。直到以泰勒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才弥补了经验管理的科学性不足,第一次以科学的系统的方法来探索管理问题。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理性”与“人性”的矛盾,这直接导致了在其推行过程中暴露了古典管理理论存在的缺点及其局限性,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和批判。行为科学理论以泰勒制“纠编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但它过分强调非理性主义和感情逻辑,忽视了管理中人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行为科学所讲的社会人也不是有个性、有创新能力的个人,而是在反对泰勒的群体工作有偷懒行为的基础上的小群体组织,结果将群体提升到个人之上,使个人创造力受到组织的制约,使行为科学不能理性地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再者,行为科学理论虽强调了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但仍未跳出机械观的窠臼,把人当作“条件反射”的机器来加以考虑,这导致行为科学理论对管理理论和实践力不从心,于是“理性主义”从沉睡中醒来,迎来了综合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现代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由于固守将复杂问题分割成部分和片断加以处理的“分析”范式,使管理者难以洞察管理活动中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更谈不上有效地加以解决了。管理实践在呼唤新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一般系统论的产生和发展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依据。在研究取向上,系统论以整体功能的最优化为最高目标,以此来评价要素及其运行方式是否合理。在现代管理理论中,不少学派都采用系统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如社会协作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均采用系统分析方法来揭示管理的本质。可见,在现代管理理

论中,尽管管理思想观点纷杂,但它们都以一般系统论作为其立论前提和哲学基石,以系统方法为分析框架来研究管理问题。然而管理理论和实践者发现企业能不能在竞争市场中获胜,不仅在于适应外部环境,更在于企业自身形成核心竞争能力,这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持久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力量。于是当代管理理论关注的重心又重新回到了组织内部。关注知识、信息、情感在组织中的产生、传播和利用,关注个体和组织学习能力的强调,关注组织的整体价值观,成为当代管理学的深沉底蕴。

西方管理理论反映了管理学家对管理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看法,每种管理理论都与所处环境及时代有关,这些管理理论都正确地反映了管理问题的某些特征,但这几种管理理论都没有反映出管理问题的根本,即人生活的、工作的最本质的追求和终极目标以及管理的终极之善。其实,每种管理理论的实质都是幸福管理的反映。古典管理理论应用科学方法解决生产和企业管理问题,是因为科学方法能带来劳资双方的精神革命,使人获得幸福;行为科学理论应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解决管理工作中人的社会、心理问题,是因为人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解决能够带来幸福;现代管理理论采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管理问题,是因为系统方法能增进人的协调发展,使人获得幸福;当代管理理论应用复杂性科学方法研究管理问题,是因为复杂性科学能体现管理的本质,更能获得幸福。所以,不论哪种管理理论都只说明了管理的某种或某些具体追求,而各种追求的终极目的其实都是幸福。管理的根本目标和终极意义是追求幸福最大化。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标,幸福具有终极性。从这个角度说,管理的终极之善是改变人们的生活,使人获得幸福与快乐,故这种新的管理理念应该称之为幸福管理。为此,我们把幸福管理定义为充分发挥和利用每个人的智慧和优势来协调组织的资源,以增进组织利益相关者幸福最大化的机制运行过程。

四、幸福管理理论提出的必要性

(一)西方人性理论演变的逻辑分析

西方近代管理理论对人性的研究是从人工作的目的出发,研究人们在工作中最重视的因素,据此提出相应的人性假设和管理模式。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性理论先后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四种假设。人性假设理论反映了管理学家对人的不同认识,每种人性假设都与所处环境及时代有关,这些人性假设都正确地反映了人性某些方面的特征,对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和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条件限制,也各自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经济人”假设视人为物或把人仅当作经济动物,追求物质利益,是因为物质利益能够带来幸福;“社会人”追求归属感、尊重感,是因为归属感和尊重感能够带来幸福;“自我实现人”追求成就感是因为成就感能够带来幸福;“复杂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是因为各种各样需求的满足都能使人获得幸福感。但这四种“人性假设”都没有反映出人性的根本,即人生活的、工作的最本质的追求和终极目标。所以,不论哪种人性假设,都只是从人类行为的某个侧面说明了人类的某种或某些具体追求,这些追求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们的许多追求与占有,充其量仅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与过程,为幸福提供一些外部的条件,而幸福的手段、过程和条件皆不是幸福本身。人们工作、生活的根本目标和终极意义是追求幸福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说,管理的终极人性假设是“幸福人”。

(二)管理理论统一的困境分析

在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以管理过程学派为代表的许多学者都试图建立一门统一的管理理论。这种对统一的管理理论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几代管理理论的学者们对管理理论的追求和探索。第一代学者认为管理就是管理者在这个过程中重复地履行各种职能的过程,但管理者应该履行哪些职能没有达成共识。第二代学者在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对管理者应该履行计划、组织和控制这三项职能得到了最广泛的承认。第三代学者对统一的追求就是试图把行为科学、社会系统和数量方法的各种不同观点纳入传统的管理理论框架中。对于第四代学者来说,他们对统一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系统理论应用于管理;二是企图从多文化、多制度和多学科的观点分析和结合各种经营管理概念,即进行比较管理的研究。第五代学者对统一的追求表现在对传统的管理理论提出了批评和怀疑。权变管理理论学派希望用权变的观点来统摄其他各个管理学派,他们认为不存在最好的能适应一切情况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而应视实际情况而变。权变思想的出现曾经给管理理论的统一带来了一丝的希望,但是,权变管理理论在管理流派的统一上同样收效甚微。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我们观察一种情形所用的理论决定了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东西。管理过程学派、系统学派和权变学派试图从各自的研究视角来统摄管理理论丛林,但从实际的情况看,理论的统一并没有实现而分歧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没有从根本上对管理的终极之善进行反思。

(三)管理价值观的缺失分析

从组织理论的视角来看,管理理论依次经历了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以及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每种理论均用自己的语义解释组织现象以期获得对管理问题的全面理解。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但是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把组织看成功能性的生存需要且仅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几乎没有考虑组织的价值取向。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而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但是,系统理论也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而广泛应用。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一选择一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故而,管理理论围绕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问题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当代组织理论研

究者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新的终极价值观系统,而这种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性得以真正彭显。

五、幸福管理理论的基本构架

企业组织是对人员的一种精心的安排,以实现某些特定的目的,它具有明确的目的,包含人员和成员以及具有某种精细的结构。为此根据组织目标、结构以及人员的框架来构建幸福管理的内容并采用人本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组织目标、组织结构以及组织成员。

(一)组织目标:幸福最大化

早在约公元前430年,Xenophon就首先提出了管理水平优劣的判别标准问题,他认为检验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准是财富是否得到增加,并认为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得到更多的财富,即管理最优境界就是财富最大化。古典经济学认为财富的增长一定能够带来人们快乐的增长,所以,只要研究财富的原因并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社会的幸福与快乐就自然会不成问题。因而,财富的多寡被视作间接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财富的获得一定能增进幸福吗?Easterlin(1974)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财富增加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伊斯特林悖论意味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l的提高,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会显著地影响个人幸福水平。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认为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因此,幸福而不是收入应当成为政策制订者的主要关注目标。人本经济学正是从这一视角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人本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人的生命成本最小化,幸福满足最大化的学说,幸福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而人本经济学就是解决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幸福满足最大化的问题。因此,企业组织存在的使命是最大化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幸福。

(二)组织结构:信息成本最小化

组织结构是指组织内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描述组织的框架体系。它主要涉及企业部门构成、基本的岗位设置、权责关系、业务流程、管理流程及企业内部协调与控制机制等。组织结构直接影响着企业内部组织行为的效果和效率,从而影响着企业宗旨的实现。组织结构的本质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和物的配置使得系统要素更为协调、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因此,为了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管理者的有限理性,组织必须设计一定的结构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以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从信息的观点看,组织结构可以看成是一个信息交换和调整的过程。既然把组织结构看成一个信息交换和调整的过程,那么,组织结构如何提高组织运行的信息传递效率呢?机制设计理论认为,信息效率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寡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信息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的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也就是说,组织结构的运行要求尽可能低的信息成本,这样就能提高组织结构的信息效率。卡森也认为某一时期存在的组织结构就可被解释为对节约信息成本这一组织需要的一种理性反应,最优的组织结构是能够在既定的环境与信息成本条件下有效地配置决策权,从而形成有效的信息流结构的制度。为了达此目的,组织结构经历了最初的官僚组织结构到知识经济时代的网络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变革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使信息成本最小化。

(三)组织人员:生命成本最小化

组织是由人构成的行为系统,组织借助人员来完成工作。如何设计一套机制发挥组织成员的最大积极性,是组织面临的严峻挑战。人本经济学认为在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全过程中,无不显示出生产的唯一投入是人力投入,即人的脑力、体力投入,交易成本则更加直接表现为人的生命成本支出。因此,人的生命成本才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根本的成本支出。经济发展根本上是要解决以尽可能少的生命成本付出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满足的问题,这是人类所有经济行为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处。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使人类有限的生命能够更加有效,在生命成本的约束下实现最大化的幸福满足。而机制设计理论认为组织成员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经济机制下能激励相容,即所制定的机制能够给每个参与者一个激励,使参与者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了设计者所制定的目标。组织要使组织所有成员能激励相容,真实地显示有关个人经济特征方面的信息,必须在人力的最终成本方面最小,才能使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组织成员在生命成本最小化下达到激励相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企业组织与管理者之间的激励相容,一个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激励相容,这涉及到对管理者和员工的激励相容问题。组织管理从两方面来分析激励相容问题:一方面从管理学视角进行分析,激励机制主要是在组织制度的指导下,根据组织成员的不同需要,对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激励方法,来满足组织成员各自的需要,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励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实现组织的目标,其主要理论有需要激励理论、团队运作、组织文化等;另一方面,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激励主要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根据人是经济人假设,设计出一系列旨在以维护出资人利益的企业制度,其主要理论有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等。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组织成员的生命成本最小化。

(四)组织结构与组织人员的互动耦合

管理从本质上是通过人的两类行为(被动遵循与主动选择)实现的,即通过组织中一定规则的结构和能动的人共同作用来实现的。在管理理论中随处可见“人之设计结果”的建构秩序,如扁平化管理、流程再造、虚拟化等,管理者通过一系列的规则、程序、制度(确定性)来保障实施,他们的研究充满了建构的踪迹。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及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人须接受普遍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的约束,即“人之行动结果”的演进秩序,如行为理论、组织文化、治理结构等,管理者通过灵活的政策有目的性诱导而使组织人员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秩序性。演进与建构秩序不仅独立存在,而且有着互为补充的关联。当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隐性信息演进成显性信息,并经过实证证实,那么,演进的显性信息就逐步转化为可建构的规则;对于建构无法处理的信息,即“人之设计”无效时,必须将其转化为“人之行动”去处理。可见,管理中建构和

演进两类秩序明显对应于组织结构的信息传递性与组织人员的激励性两类作用模式,建构即管理者计划、设计的结果,而演进实际上是在一定环境影响或诱导下“人的能动性”结果。组织结构的信息成本最小化和组织人员的生命成本最小化互动耦合机制就是管理哲学中“演进”与“建构”两类倾向的实现机理。组织结构是在对生产和任务有相关运行知识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确定的结构、流程、制度等给出组织人员确定的规则加以解决,相对处于稳定的关系。而组织人员由于受人的能动性影响相对处于变化之中,只能靠一系列的激励机制赋予组织人员在一定行为空间内选择的权力以提高组织人员的努力程度,从而发挥其能动的创造作用。组织结构和组织人员的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而和谐共生,共同促进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

最后,我们通过“信息成本”和“生命成本”两维度构建幸福管理结构框架。第一个是信息成本维度,通过它可将组织结构界定在高信息成本和低信息成本这一范围内,高信息成本是指对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需要花费大量信息传递成本,低信息成本是指对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需要花费少量信息传递成本。第二个是生命成本维度,通过它可将组织人员界定在高生命成本和低生命成本这一范围内,高生命成本是指对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所付出的人力投入最大,低生命成本是指对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所付出的人力投入最小。如果幸福管理既是高信息成本又是高生命成本且互动耦合成本也很高,则称其为贫乏式管理,组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利益相关者幸福最小化。如果幸福管理是低生命成本但信息成本高且互动耦合协调性差,则称为关系管理,组织成员在工作中能明晰产权关系,但组织机构臃肿,信息不能有效传递,对顾客的需求反应迟钝。如果幸福管理是低信息成本但高生命成本且互动耦合协调性差,则称为规则或程序管理,组织建立了一系列的规则、流程、制度等来规范信息传递能力,但组织缺乏激励机制来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产生人员内耗,人浮于事,浪费了组织的知识和智慧。如果幸福管理的信息成本和生命成本及其互动耦合成本都很低,则称为最优管理,这是幸福管理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一方面,组织的规则、流程和制度能优化组织的信息传递能力,提高信息在组织内部传递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并加快了信息流转的速度,使组织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更敏感、更灵活;另一方面,组织成员在激励相容的管理环境中形成各自的人生目标,并使组织成员与组织目标相一致,从而在和谐、统一、高效、有序的管理场中激励组织成员个人成长和自我发展。再者,只有将规则或程序管理和关系管理有机耦合在一起,才能促进组织结构与组织人员的共生发展,使企业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

行为科学的概念范文第5篇

1、中国古代政策思想的内容

1)“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策思想。

2)以民为本,政在得民的政策原则。

3)“惠民”“养民”“富民”的政策传统。

4)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

5)“不惠寡而患不均”的政策倾向。

6)无为而治的政策构想。

2、亚当-斯密对政策研究的贡献:

1) 他谴责一切封建关系,既对重商主义进行了严峻的批判,又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偏见,力图证明刚刚诞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理性,证明只有分工进一步发展才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反对一切阻碍经济自由的政策和学说,并提出了一套理论和经济政策。

2) 他有关政策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对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政策理念,界定了政策的范围和方向。经济自由是它的基本观念。

3) 在研究方法上,他以经济人的利已心这一假设作为立论的基础。

3、克劳塞维茨的贡献:

1) 他提出系统的战略决策思想,认为应当把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并把每一个战斗都看成这条锁链中的一个环节。他认为要取得相对的优势,即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往往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而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这样,他就正确地设定了战略、策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为政策研究中“政策链”“政策群”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 他将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

3) 他强调战略决策须依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为公共决策如何根据内部情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予以修正和完善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4、马克思的贡献:

1) 他的全部理论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与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规定了根本的政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重要途径,为社会主义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元政策和各项基本政策,甚至为各个领域的部门政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理念,界定了政策的范围和方向。

2) 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政策研究从注重政策结果到注重政策过程的转变指明了方向,而且政策研究遵循这样的认识论路线能够正确地勾画出政策过程及其各个主要阶段的一般特点。

3) 他的历史唯物论为我们深入地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探索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5、韦伯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贡献

1) 他强烈地主张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文化解释,甚至将社会科学称做文化科学。

2) 他认为,人的行动或社会行动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动机和目标。

3) 他提出了官僚制理想模型,并通过对官僚制组织结构的设计而探讨了合乎理性的、科学的决策模型。

4) 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建树,就是提出了理想类型和主张价值无涉。

6、拉斯韦尔对公共政策学的六点界定

他是公共政策学的创立者,是政治学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者和重要代表从物之一。

代表性著作:〈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1) 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

2) 它的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

3) 它是一门对于时间和空间都极敏感的学问。

4) 它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5) 它是一门须和政府官员共同研究的学问。

6) 它们是一门以社会变迁和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动态模型为核心的学问。

7、德洛尔的主要学术成就:

第二代公共政策学家,其学术背景是公共管理学而不是政治学。

1) 分析了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在学科建设上存在的一些误区。

2) 肯定了管理科学和决策科学研究中使用的系统群研究方法,并大力主张将这种方法引进公共政策学。

3) 提出并界定了“总体政策”“超政策”“政策系统”的概念。

4) 强调公共政策学的跨学科性质和实践性。

8、公共政策学在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取得的成就:

1) 方法论的多样化。

(1)行为主义虽受到批评,但是尽可能地赋予公共政策学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仍然是重多学者的追求。

(2)公共选择方法论崭露头角。

(3)博弈论成为公共政策分析中一种重要的方法论。

(4)个案研究受到重视。

2) 对政策过程研究的重点的转变。

第一阶段重点在政策的制定上,第二阶段转变为政策的执行。

3)对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因素和伦理因素的作用给予了重视。

4)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开始起步。

9、学科的近期发展:

1)课题选择的新取向——伦理取向、管理取向、政府改革取向

2)方法论的非科学趋向

3)公共政策学的建制化

(1)学会的成立和专业研究刊物的问世。

(2)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

(3)大学教育中专业与课程的设置。

10、学科形成的历史条件:

1)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产生

系统论——贝塔朗菲((1)系统论原理(2)系统方法(3)系统工程)

信息论——申农

控制论——维纳

三论提供的思维方式的特点:系统性、动态性、化。

三论提供的基本方法:系统方法、反馈方法、信息方法、功能模拟方法。

2)决策科学的形成(巴纳德、西蒙)

西蒙理论的贡献:

(1)以“有限度的理性”“令人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构建了有限理性决策模型;

(2)借助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决策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概括出他的决策过程理论。

3)行为科学的形成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进展

泰勒——设定理性人为经济人,首创科学管理理论。

梅奥——设立理性人为社会人,创立“人群关系理论”。

4)凯恩斯主义的出台与政府政策领域的扩大

行为科学的概念范文第6篇

    关键词:成本系统;期望差距;成本效用

    一、传统成本理论及其期望差距

    真正意义上的成本理论发端于科学管理的成本控制内核,三个基本出发点为成本控制过程构建了一个机器化的客观环境,这是人们科学管理的开始,也是进行成本控制的最低级阶段。从理论上说,单纯的机械系统中的成本不仅是能够控制的,而且可能找到一种固定的、简单而精确的控制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对于成本控制问题的有效性即在于此。然而,任何经济系统中都存在人的因素,随着技术进步及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成本控制过程中的非确定性因素(或参数)逐渐增加,人们不得不把管理和控制的重点从单纯的机械性过程转向经济过程的人性面,成本问题开始复杂化,并直接影响着科学管理的有效性。从成本控制的角度说,行为科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真正正确关注和描述了成本形成过程与成本控制过程的复杂性,使泰罗的科学管理走出了机械的"简单而精确控制模式"的死胡同。但是,过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与假设又限制了行为科学的实践性。

    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技术进步速度日益加快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过程的大规模广泛协作大量增加,跨国企业更使企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微观的企业经济过程中,人们迫切期望找到一个既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降低综合经营成本的模式与方法,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先前的科学管理只偏重于管理与控制的工程技术方面,而行为科学则只专注于对人的研究,因此都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为了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矛盾,许多研究人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在实践领域,则形成了较具可操作性的方法体系,如人们通常所谓的财务成本过程控制、ABC管理模式以及近年来形成的战略成本管理方法等。这些方法构成了传统成本控制方法论的主体。

    之所以称之为传统成本控制方法,是因为概括地说它们都自成体系并被应用于不同经济系统的不同经营过程与环节,多数控制方法在一定时期内也曾显现出较为显着的控制效果。但在本质上,这些以现代信息科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方法体系并没有真正有效并完整地遵循现代信息科学的基本要求。它们均重于成本行为的限制,而一般不强调对成本形成过程的了解,整个控制过程的主观色彩浓厚。同时,由于其缺乏对控制对象的理性了解,以系统论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成本控制系统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完整的系统,本质上属于一种粗放型成本控制模式。在战略成本管理中,系统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1].但是,成本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因为战略成本管理研究问题角度的变化而有所改观,在一定程度上,战略成本管理实践发生了类似于行为科学时代的复杂性回归。

    在传统成本理论体系中,每一种成本研究的新思路都在某些方面触及了当时较为迫切的成本矛盾,但由于成本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对于成本系统特征把握的不足,都没有解决成本系统的根本问题。所有成本理论都积极关注了投入与产出效率这个在经济学中表现为效用的概念,但在具体的方法与成本实践中,又都放弃了对于成本系统综合效用的追求。这就是传统成本理论与实践的期望差距。分析与界定成本理论与实践期望差距及其产生的原因,对于优化成本系统,提高现代经济系统中的成本控制效率,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对于现代成本控制理论的形成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

    二、传统成本理论期望差距的历史必然性

    一般来说,理论研究对于成本问题的关注总是超前于成本实践的,以期望差距为表征的传统成本理论的诸多缺陷,大都属于一种成本实践性的不足,要么是没有正确地遵循其所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而发生定位错误,要么是没有正确而全面地考虑成本系统的现实特征。这两方面问题实质上都是对于成本系统运行环境缺乏正确把握和界定所引致的。

    以会计核算为基础的费用性成本控制是传统成本控制理论的核心[2],受财务会计理论的影响,其关于成本问题的研究首先基于成本核算,其次才是成本控制。由于相同的原因,在研究范围上它还忽视了对于诸如无形资产消耗、机会成本等的关注[3],在控制方法上则仅重于事后考核型控制。这不但与成本理论所要求的灵活多样的控制方式以及全面控制大相径庭,而且由于会计信息的局限性而不可能涉及到不同成本投入过程的综合效用问题。这是传统成本控制理论期望差距形成的根本成因,同时也与企业主体特征等客观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工厂制度开始,人们就逐渐形成并接受了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运行与经济管理方式。由于资源经济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市场机制的制约,对于企业成本问题的研究还无暇顾及到企业外部的宏观成本问题;而在企业内部,成本控制既不能彻底摆脱以财务成本核算为表征的节约与守财意识的束缚,也不能正确界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在农业经济及工业经济早期,经济活动主要是依赖于人类的体力的,自18世纪中叶以后,以机器为标志的生产力系统才开始将社会经济不断推向工业经济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成本控制的诸多理论就是致力于研究对机器系统投入资源数量的节约的。随着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转化成产品,工业经济过程在给人类带来极大物质和精神享受的同时,它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以节约为出发点的传统成本控制定位低级化缺陷的严重性。还应当指出的是,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及知识经济的不断演进中,知识要素投入量在逐渐增加的同时,物质资源的投入量必然会逐渐减少。因此,以节约与守财意识为出发点的传统成本控制方法的有效性还将不断下降,传统成本理论期望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我们联系成本控制的客观环境去探索成本控制的新理论。

    三、现代经济环境中的成本理论期望差距态势

    科学管理时代成本控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管理对个别成本要素使用效率的关注,因此尚不存在成本理论与实践期望差距的问题。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逐渐使经济过程的投入与产出要素变得复杂起来,从而导致了成本控制过程中非确定性因素(或参数)的增加。因此,在科学管理实践的后期,科学管理的成本控制开始出现"失效"现象,成本理论的重点开始从单纯的机械性加工过程转向经济转换过程。先前的科学管理只偏重于管理与控制的工程技术方面,而行为科学则只专注于对人的研究,因此都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在成本理论演进的历史进程中,第一次出现了成本理论与实践的期望差距。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此时的所谓期望差距还主要是由于成本系统投入要素的多元化与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成本复杂性。

    如前所述,传统成本理论与实践期望差距自科学管理的成本实践后期出现以后,虽然每一种成本理论与方法由于解决了当时经济过程中最为迫切的成本问题而有所改变,成本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总体上存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人们对于经济系统的高级化趋势及未来成本系统的特征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企业组织理论的逐步成熟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战略成本管理理论的出现才开始有所改变。与以往人们对于成本的认识不同,以科斯的市场替代为核心的企业组织理论,把成本作为企业产生的根本动因来研究。然而不可避免地使不确定性问题制约了交易成本的理性计算,影响并最终制约着他们对于交易替代过程的数学描述。这些限制与困难,迫使企业组织理论逐步放弃对于企业成本问题的研究而形成了新时期的期望差距。随着以技术创新和经营国际化为特征的竞争环境的恶化,成本问题的复杂性在战略成本管理理论体系中得以进一步强化。由于过多地考虑外界环境因素,战略成本管理对于具体的成本管理过程束手无策,构成其管理方法与程序主体的战略定位分析、成本动因分析以及价值链分析等,本质上属于一种一般意义的政策或战略研究。

    四、成本效用研究及其优化是消除成本理论期望差距的必由之路

    随着经济过程中知识要素比重的不断增加,以知识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也就成为可能和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弹性制造系统"和"弹性管理系统"(FMS)就是时势所趋。FMS的弹性特征本质上就是其对需求多元化、生命周期短缩化和细分化的适应性,更具体地说,是其对市场要求的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的适应性。另外,FMS的高度自动化对于产品成本的构成(包括宏观的社会产品)也造成了直接冲击,其弹性特征使传统成本控制方法的有效性大大降低。这些都是新的成本控制理论与方法体系应当考虑的问题。

    1.FMS使ABC成本模式中所关注的成本结构问题进一步突出,从而使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归集与控制过程趋于失效。在FMS中,由于单个工人监控范围的大幅度扩大,以及机器效率的增加,直接人工费用比重不但锐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使原有的作业细分也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机械的作业划分由于不能与作业的消耗过程相联系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FMS中,分析作业及作业成本的效用,可能要较作业细分本身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2.控制对象已经摆脱了人为控制而直接受制于自动化的机器系统,生产过程趋向于走向封闭状态。此时的生产过程大部分是在FMS的控制之下自动完成的,控制人员虽然能对FMS进行总体管理和控制,但对于产品成本形成过程的了解和控制不仅没有必要,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

    与之相应的是,对于成本控制进行考核的责任成本制度也遇到了新的困难: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中心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对于作为责任中心的成本中心的考核是一切成本理论的基础和归宿,新的成本理论必须重建界限明晰的成本中心概念,此时,对于成本效用的研究要比成本性态分析更有利于把握成本动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FMS条件下,以成本效用分析为基础重新界定成本中心,考察其成本效用率,并进而寻求成本控制的措施,是现代成本理论研究的方向。

    成本效用是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过程相关的一个概念。经济学认为,经济效用目标是通过效用生产实现的[4],因此,经济效用目标的实现过程,本身在客观上又构成了一种派生需要,即经济效用生产的需要。而这一派生需要又是由经济过程的成本投入来满足的。可见,从满足需要这一角度说,成本就有了效用,我们称之为成本效用。这也就是说,经济效用目标是由满足最终消费需要而决定的基本效用,而成本效用则是在此基础上、由派生需要而产生的派生效用,它具体表现为对经济效用生产过程的投入需要的满足程度。

    与一般效用的形成过程一样,经济效用生产过程中成本投入的不同部分对于经济效用生产的作用是不同的。同一资产项目对不同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具有不同的用途与功能,同一企业的不同资产投入的后果也是千差万别的。在宏观经济领域,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可能是以一定程度效率与公平的牺牲为代价的,但不同时期同一公平与效率的丧失也常常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况且,经济效用生产过程本身的紧迫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以上两个方面因素都决定了成本效用的非一致性。这种由成本投入不同部分对于经济效用生产过程不同作用而形成的派生效用差异,称为成本效用差异。既然存在着成本效用差异,成本控制过程在经济意义上就表现为对成本的低效与无效部分的约束以及对其有效部分的强化,是成本综合效用提高的过程。从数量角度说,传统成本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缺陷,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于成本效用差异的忽视而进行单一变量约束的结果。

    成本效用对于成本动因的逆向界定突破了成本性态分析的局限性,它不但有效地回避了传统成本理论关于成本性态界限模糊性的难题,同时还加强了成本动因与成本控制过程的联系。因此,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动因研究的高级阶段,它使成本动因研究更加适合于FMS环境。同时,由于突出强调了成本动因诸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还打破了成本信息系统未知因素的限制,主张从系统内部研究问题,充分发挥已知成本信息的作用,这正是以白箱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科学的基本要求。

    五、结论

    成本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其对成本控制对象所进行的理性分析和合理把握,即对成本形成过程或成本动因进行的适当界定,传统成本理论称这一过程为成本性态分析。但现在看来,成本性态分析并不能摆脱未知成本信息的约束,进而消除传统成本理论的期望差距。因为成本性态分析与成本动因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而成本效用差异分析则较好地弥补了传统成本理论的这一缺陷。

    成本效用研究的目的在于实现成本效用最大化,在现代成本控制系统中,成本效用最大化与通常意义上的成本最小化目标并无本质区别,二者是对于同一成本控制系统不同侧面的描述。成本效用差异的存在是制约成本控制系统升级的根本障碍,差异意味着潜力,界定差异就是为了消灭差异,只有在消灭或基本消灭了成本效用差异之后,整个成本系统才真正实现了综合效用的优化。这就是在新的经济环境中进行成本效用研究的意义所在。

    成本理论期望差距的彻底消除标志着成本理论的完善和经济系统中成本过程的优化,而进行成本效用研究及其差异界定则正是成本过程优化和增强成本理论之有效性的必然方向,这也是成本理论走向成熟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1]夏宽云。战略成本管理[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

    [2]陈元燮。成本控制的理论与方法[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88.

行为科学的概念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亲密关系科学;需求论;婚姻教育;婚姻咨询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259-03

一、亲密关系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辨

亲密关系是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人际关系,主要指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一般来说,亲密关系有这样一些特征:关系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关系的内涵是多样的,关系对于双方有重要影响,双方有经常的身体接触。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理论界逐渐地把两性关系、爱情、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问题统摄为亲密关系问题,亲密关系的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和使用。

人类的知识、观念和生活有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分,在亲密关系领域尤其如此。古今中外的亲密关系知识大都是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表现为社会习俗、家庭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等形式,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地域性、族群性、个体性。就个体性而言,人们的亲密关系知识依赖个体的成长、体验和情感,相信主观、非理性和信仰,认可迷信和权威。这些知识有部分的道理,也有很多是偏见和谬误。在这些知识的支配和影响下,人们只能把各种好的和坏的亲密关系,都归结为缘分、运气、宿命。

数千年来,亲密关系知识和规则的产生、内容、传播、实践等等,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的价值需求,其次才是满足人类的一般自然需求,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表现的极为突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宗教与宇宙论是阴阳学说,其社会论的主要内容是把人际关系划分为君臣(君民)、父子、夫妇等,这些关系在根本上都是上下、尊卑贵、贱的政治关系。现在来看,传统的君臣关系属于政治关系,父子、夫妇关系属于亲密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半是讲政治关系的,一半是讲亲密关系的。

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亲密关系的性质、准则和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为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的僵化教条,倡导男女平等,亲密关系从传统的社会制度安排转变为一种私人事务和私人权利,强调性是亲密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些变化带来了一些尖锐的社会实践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传统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亲密关系研究在西方发展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或学科。亲密关系科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人的亲密关系心理和行为,研究亲密关系形成、演变、调整的规律,对亲密关系现象进行解释、预测、控制的科学。学术界广泛采用自我报告、观察法、生理测量、档案材料分析、夫妇报告、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进行有关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布雷姆等人的《亲密关系》是亲密关系科学的重要著作,“它至少使得人们对关系科学的认识向着更加学术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将使我们对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理解、沟通、亲密、依恋、伴侣选择、嫉妒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1] 2002年,弗莱彻在《亲密关系新科学》一书中,把亲密关系视为很有前景的新科学,还详细论证了亲密关系科学具有的科学特征,即解释性、预测性和控制性 [2]。

当然,应当认为,亲密关系属于一门“软科学”,还不属于像物理学、化学、生理学那样的“硬科学”。强调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是指其可以像物理学、化学等科学那样,进行理性的逻辑的实证研究,进行定量的或确定性的研究,可以进行证伪。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对立排斥的一面。长期地看,科学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要退却,或者被批判、否定,或者被消解、重构;反之,科学不够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会流行,就会有话语权。在亲密关系领域,人类的知识和生活,总是从人文主义走向科学主义,并形成新的人文主义。当然,人文主义范式的亲密关系知识有着特定的传播机制和应用价值,并不会因为相应的科学主义范式的知识的兴起而自动消退,科学主义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取代人文主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也并不是截然分明、非此即彼的。正因为如此,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知识都很流行。

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士,习惯性地狭隘地从人文主义认识亲密关系现象,而没有同时意识到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所以,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如何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呢?方法不外如下:

其一,整个社会,尤其是科学界、学术理论界,应大力宣传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的观念。

其二,应当重视和加强多学科的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

其三,应当在学校和社会大力推广亲密关系科学的教育。

其四,应当用亲密关系科学咨询和辅导人们的亲密关系问题。

二、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

西方亲密关系科学研究涉及的学科非常宽泛,主要是心理学,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吉登斯从政治学和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其《亲密关系的变革》[3]一书对中国学术理论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加强了对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例如,张洪等人研究了亲密关系的外显与内隐测量问题[4],叶映华等人研究了个体自尊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模型问题[5]。总体来说,中国学术理论界对亲密关系的研究大大落后于西方,研究成果少,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视角有限,这也表明中国的亲密关系科学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和更新自己的范式或理论。不论从什么样的视角探讨研究亲密关系,都会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问题。综合有关研究资料和社会实践,笔者认为,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是人类针对这种特定关系的需求或利益,需求论或利益论可以成为亲密关系科学的一种范式。主要理由和依据有:

其一,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的核心问题都是需求和利益问题,需求论范式有助于超越心理学,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和学科来认识亲密关系,把亲密关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离开需求和利益,是无法说清亲密关系问题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就说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同理,关于亲密关系的知识及观念一旦离开需求和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其二,需求是心理活动,也是外在行为,研究需求,意味着人的主观心理与客观行为能够高度结合。需求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各种心理学理论和流派都与需求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系。从需求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问题,有利于整合尽可能多的心理学知识。从亲密关系问题的心理咨询实践来看,来访者提出的问题,也大都与需求满足与否有关。

其三,需求也是行为科学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亲密关系科学是行为科学的一部分。从需求的角度认识亲密关系现象,有利于吸收和借鉴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如需求、动机、激励、人性、态度、目标、期望、公平、强化、归因、惩罚、沟通,等等。

其四,很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婚姻家庭咨询专家都提出了需求论。在于立东看来,利益和需求是心理活动的本质,并决定人的心理状态;心理咨询的任务,就是通过利益分析,揭示心理问题的形成机制,重新构建利益均衡的心理机制[7]。倡导亲密关系科学的布雷姆等人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是亲密关系科学的基础,人在亲密关系中都是有需求、企图和“贪婪”的;相互依赖的伴侣在使彼此幸福上负有责任,对伴侣的慷慨大度往往对自己有益;人们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得到较大的回报,都希望自己得到的好处与贡献能够平衡[8]。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益和需求。哈里认为,亲密关系中存在一个爱情银行,满足与不满足对方的需求,就是存款和取款行为;婚姻幸福在于满足彼此重要的需求[9]。海灵格指出,亲密关系中的一方有所付出,就会产生受补偿的愿望,幸福婚姻是收益与付出的均衡,只有收益而没有付出,就会伤害关系[10]。在中外的各种婚姻状况测量工具中,实际上关注的都是性生活、财务、家务等需求的满意度以及满足行为问题[11]。

以往的亲密关系需求论的主要缺陷在于,重视研究如何满足需求,而忽视了研究人在亲密关系中究竟有哪些需求,忽视了对需求进行系统的类型划分和定义,这样就造成了如何满足需求的研究,常常是片面的,缺乏针对性及有效性,其结果是无法真正指导人们去满足需求。所以,亲密关系科学首先应当研究需求的类型及划分问题。

亲密关系是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包含性质不同、相互独立并关联的五类需求:、情爱、子女、财务、服务(家务)。绝大部分亲密关系现象,都与这五类需求有关。这五类需求有不同的特点、功能、价值和意义,每类需求都是可以进行符合生活实际及逻辑的逐层逐项划分的,每一类每一项具体的需求,也都有确定性的内涵、外在表现或心理特征。需求满足情况决定了亲密关系的质量和状态,决定了亲密关系中的爱与情感。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决定亲密关系的危机或和谐;亲密关系的危机和破裂,大多是意识及潜意识层面的一些需求长期没有满足的结果;亲密关系的和谐,意味着每人的需求得到了一种综合性的均衡的满足。全部需求都得到满足是不可能的、是不存在的,是非理性的。均衡满足往往意味着满足了生理与心理均衡、物质与精神均衡、亲密关系与人生均衡,也满足了收益与付出均衡。均衡与否,取决于双方的构建行为,取决于个人的内在心态以及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样,由于我们能够科学地合理地把亲密关系的复杂需求明晰为一种多元多层的结构,我们也就能够做到解释、预测、指导、控制人们的亲密关系及其行为。

总之,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就是把需求作为亲密关系本体论和方法论,实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亲密关系中包含哪些需求;需求满足与亲密关系满意的关系;如何满足亲密关系的需求;需求对亲密关系演变的影响;有哪些因素影响需求满足;如何从需求满足和均衡的角度进行亲密关系的干预及咨询。

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衔接、融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只有需求满足和需求均衡,才能体现有关的各种人文主义观念和诉求,如爱、爱情、感情,等等,否则,这些观念或诉求都是空谈。因此,需求论范式有助于人们消除人们对亲密关系科学的抵触,反思、松动和扭转某些错误的人文主义观念,自觉地排除其不利的影响。

三、需求论亲密关系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会同时流行着很多杂乱的亲密关系观念,当今西方社会如此,当今中国社会更是如此。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婚姻、爱情等问题是纯粹的感性问题,是说不清的,是没道理可言的。在恋爱与婚姻问题的教育、讲座、咨询、辅导中,在各种影视节目、网络传播、图书出版活动中,充斥着大量的有问题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例如,倡导男女大不同的庸俗心理学;提出了很多不靠谱的所谓关系技巧、宝典;宣扬一些信仰和教条,诉诸真爱、感恩;强调与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潮流相违背的传统观念;夸大原生家庭的影响;把个人体验和感悟当做普遍的道理;把内容含混的情商、沟通、爱的能力、爱的语言等作为核心话题;更有甚者,宣传一些荒谬或玄奥的东西。种种情形都有一定的市场,笼罩在浓重的非理性氛围中,其情形远比西方严重和混乱。

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有了很多新的思考、选择和要求,亲密关系问题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个困惑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亲密关系科学,去反思、评价、取舍各种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观念和说教。可以说,倡导亲密关系科学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实际意义。

需求论范式可以为亲密关系科学提供大量的学术理论上的课题,更有很强的社会应用价值,这也是亲密关系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指导人们的亲密关系行为,增强人们爱的能力。

需求论范式认为,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很强的爱的能力。一些人常说的爱的能力,其实就是认知、满足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构建彼此的需求均衡的能力。需求论范式能够指导和帮助人们多层次、系统化地认知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有选择地有效地满足伴侣的一些重要需求和关注,彼此灵活而积极进行需求满换、回报、应答,互利互惠,认可自己某些满足能力的不足,认可自己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不断强化需求满足的互补和依赖,,构建合理的现实的亲密关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实现需求满足的大体均衡,而无须苛求伴侣和自己,无须求助于难以做到和未必有效的奉献、忍让等等。

其二,指导亲密关系的教育及咨询活动。

需求论范式是以问题解决和社会实践为导向的一种理论探讨,这也决定了亲密关系的教育与咨询是一致的、一体化的。亲密关系教育,就是说清楚亲密关系中有哪些需求,有哪些均衡,如何通过经营构建行为实现需求均衡。亲密关系咨询,就是了解和解释哪些需求没有满足,有哪些需求失衡,并指导帮助人们改变需求认知,采取行动弥补失衡。也就是说,通过规范化操作,诊断需求满足情况,调整需求失衡。需求论范式与认知行为疗法、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等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因此,可以更好地推动这些理论和技术在亲密关系咨询中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 莎伦・布雷姆,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亲密关系[M].郭辉,肖斌,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2] Garth J.O.Fletcher.The new Science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M].Malden,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 Inc.,2002:4-12.

[3]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 张洪,王登峰,杨烨.亲密关系的外显与内隐测量及其相互关系[J].心理学报,2006,38( 6):910-915.

[5] 叶映华,吴明证,姚乃琳.个体自尊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模型构建[J].应用心理学,2009,15:84-89.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 于立东.心理咨询中的利益均衡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1-238.

[7] 莎伦・布雷姆,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苏珊・坎贝尔.亲密关系[M].郭辉,肖斌,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168.

[8] 威廉・哈里.他需她要[M].刘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4.

行为科学的概念范文第8篇

关键词:营销创新 网络营销 展望

前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营销观念的创新是营销领域前进的动力和知识源泉,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竞争越激烈,创新就越存在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营销学作为一门研究交换的应用学科,脱胎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其重要作用一直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

1.营销观念创新:过去的历程

生产观念是指导销售者行为的最古老的观念之一,消费者被认为都是一样的。福特认为“天下的汽车都是黑色的T字型车”,所以成功的关键被认为来自于改变生产线、大量生产而降低成本。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一段时期内,由于物资短缺,市场产品供不应求,生产观念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颇为流行。具体表现为工业企业集中力量发展生产,轻视市场营销,实行以产定销;商业企业集中力量抓货源,工业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工业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也不重视市场营销。这种企业之间逐利的竞争降低了成本,实现了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使消费者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二战后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使新产品不断投入市场,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消费者不再被物资的稀缺而困扰。在变化后的市场形式下产品观念开始流行,产品观念认为消费者最喜欢高质量、多功能和具有某种特色的产品,企业应致力于生产高值产品,并不断加以改进。面对变化的市场,推销观念(或称销售观念)是为许多企业所采用的另一种观念,它认为消费者通常表现出一种购买惰性或抗衡心理,如果听其自然的话,消费者一般不会足量购买某一企业的产品。因此,企业必须积极推销和大力促销,以刺激消费者大量购买本企业产品。但企业对自己产品和推销能力的迷信最容易导致市场营销近视,即不适当地把注意力放在产品以及对它的推销上,而不是放在市场需要上,在营销管理中缺乏远见,只看到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推销能力,而看不到市场需求在变化,致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正如哈佛大学的莱维特在5营销近视病6一书中所道“根本没有所谓的成长行业,只有消费者的需要,而消费者的需要随时可能改变。”

2.创新与营销观念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际上对创新的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他于1912年在其著作5经济发展理论6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新的组合,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即涉及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又涉及非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创新的观念对现代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竞争越激烈,创新就越存在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营销学作为一门研究交换的应用学科,脱胎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其重要作用一直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也许是巧合,在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同一年, 1912年哈佛大学的哈格蒂出版了第一本5市场营销学6,自此以后营销学领域的新概念就不断涌现。从理论上看,营销学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根本原因还在于它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上的不断发展创新,而且这种发展或创新动力总是源于现实经济需要,而创新的观念反过来又指导现实经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过去营销学发展的近百年的历程中,营销观念不断创新与丰富,不断地实现螺旋上升,在营销领域差不多每隔1”年就会产生创新的观念以及创新的作法,营销观念的创新是营销领域前进的动力和知识源泉。我下面拟对营销过去的观念创新作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对营销观念以后创新的方向作个展望。

3.营销观念创新:将来的展望

20世纪的结束宣告了工业文明之后一个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的到来,在21世纪的开始,经济正在日益全球化,企业生存日益数字化,商业竞争日益国际化,在美国率先出现的新经济沿着经济全球化的轨迹业已波及世界各国。以互联网、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为代表,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信息产业成为新经济的首要推动因素,网络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服务业在社会分工中正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营销处在这样一个高度竞争、瞬息万变的宏观环境之中,新经济的发展要求营销观念必须继续创新并继续起到指导企业营销活动的作用。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更加重视消费者的终身价格以及股东利益,营销上注重以人为本,通过实际行动来创立品牌,努力保持和开拓客户资源,追求的是差异化、个性化、网络化和速度化。新经济要求企业拥有一定的顾客满意度和一定的顾客保持率并能够实现本企业对消费者作出的承诺。

结语:目前经济正在引发着营销观念继工业社会诞生以来最深刻的变革,展望未来可能创新产生的营销观念可能大多数会与新经济有关。新经济的发展带来营销理念的变化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发电子商务和电子交易,建立和使用数据库进行客户管理,注重客户终身价值、客户价值管理、客户利益以及客户收益率,将推广资金从概括性的广告中转移到更加直接的推广活动中,用新的方式建立品牌,向电子化和无纸化方向发展,与雇员、顾客、供应商及分销商结成战略伙伴,建立的营销组织必须变革以适应新的市场营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