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手工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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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1篇
随着少府中央工官系统的建立与发展，汉代的工艺美术种类具有明显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特征。正是具备了这样完整严谨的工官管理制度，在工艺美术上必然造就了辉煌的工艺美术。其层级化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央和地方；官营与私营。汉代铜镜的制作时继战国之后又一次大的发展，是青铜器的主要品种。官方的制铜机构有中央少府属官的尚方令、考工令。至武帝时又进一步细分，分为左、中、右三官属。在这种官方管理下产生了螭形镜、规矩镜、画象镜等众多精美的铜镜。随着镜子的普及，民间的私人制镜也开始大规模出现。从出土的铜镜铭文上有“刘氏”、“李氏”、“王氏”、“翟氏”等均可以证明。在发展官方的手工业之下，相对而言的民间手工业并没有因此停滞，两者相互借鉴、并行不悖。在铜镜的制作上，两汉时期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各种合金间的比例分配、金属特性，在铜镜中加入一定的铅，利用铅溶液的流动状态良好的特点，从而有助于镜面的干整，减少气泡，增加了文字和花纹的清晰程度。这种以少府为中心的工官体制加强了匠师们之间的技艺交流，彼此之间相互切磋，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可思议的技术参数，这又是它的优势体现。总之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层级化管理，还是官营与私营的规范化程式运作，一方面保证了工艺品顺利流通，广大劳动人民也能够从中受益；另一方面这种双轨体制有效的保证了艺术设计的高品质，两者之间相互补充，资源共享，共同促进了工艺美术的繁荣，艺术设计门类的齐全，使手工业的发展潮气蓬勃。
二、工艺督造的严格化
在谈到工艺督造的严格化方面就不得不提及汉代的计量工具。的制作要求也是异常严格。据《陶斋吉金录》记载西汉建始二年造鐎斗“中尚方造铜鐎斗，重三斤九两，容一斗”。《善斋吉金录.任器》有莲西宫铜鸟奁铭文：“莲西宫铜鸟链，容一斗八升，并重十一斤二两”。这表明在用料选材上精确到了“两”的程度。汉代陶器等日常用品也都注有具体的容量体积。小山富士《中国青瓷史稿》有中平六年陶匝，记载：“中平六年五月十二日，尚方作，容一升八两”。这些表明当时官府对这些器物制造设计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主要有少府属官专门统一管理监造，从而避免了民间粗制滥造现象的发生。在西汉时期铜钱的制造也值得一提。主要流行五铢钱，在汉武帝时期统一将货币的铸造收归官造，技术相对以前也有所提高。在出土的王莽时期的陶器范中刻有工人姓名，例如陶范中出现的“工乘山”、“申工长寿”等人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工人在制造过程中偷工减料，通过刻名的方法能够在出现问题时加以追究考证。这虽然是古代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证据，但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铸铜工艺督造的严格化。
三、工官管理体系对器物生产专业化、标准化趋向的影响
器物设计的标准化专业化与计量工具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汉代在先秦统一度量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范，使得其他艺术设计的种类具有统一的标准化程式成为可能。为了符合设计的标准要求，这种特征在设计材料中也明显的表现出来。从发掘的东汉砖室墓葬用砖的情况看，虽然墓葬的大小规模不同，但大部分主要是长方形砖、字母砖为主。有时候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变，增加或者减少尺寸。这些都说明不管是砖的形制还是其他的器物形态，基本上都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对器物设计的专业化、生产的标准化具有重要影响。正是因为具有了一定的标准化规格才使得无论是在民间运用还是皇家采纳都能有一定的认可的标准，大大提高了手工业的效率与质量。总之由于汉代的器物的尺寸有了精确的计算，材料的长短有了具体的说明，布帛的长度有了明确的确定，漆器制作中的用漆分量等等，都慢慢的具有了统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化、程式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设计制造变的相对规范和统一。
四、结论
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2篇
1.1税收制度影响瓷业生产者的价值取向
《陶记》记述官府按窑炉烧成容积的一定比例征收窑业税。刘新园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瓷窑课税征收于产品烧成之前，官府并不考虑瓷器在烧成中的风险。即是说，瓷器一旦在烧成过程中，温度以及气氛控制不周，则极有可能前功尽弃。因此说这样的征税制度很不符合常理。不合常理之处在于，窑业税不是按照瓷窑实际的烧成产量，而是按照瓷窑容积应该达到的产量征税。如果说，税收征纳于窑炉烧成之际，那么窑业主必然要承担烧成中的风险。按上述税制计算，成品率越高，窑业主的收益就越高；反之，成品率低，收益也就越低。因此，窑业主为尽可能增加收益，只能设法通过增加产量，降低相对次品率。为此，窑工采取从北方定窑传播过来的“覆烧法”将产品依次叠置，以增加单位容积的装窑量。但同时，因为此种装烧方法采取芒口叠烧，碗盘边沿无釉，而影响了产品质量及美观，售价想必也相对低廉。当然以上分析，仅就碗盘而言，其他器物需要另行考虑。此种税制对工艺的改进也存在另外解读。正是受当时税制影响，致使景德镇窑炉形制发生改变，由宋代龙窑发展到元代中晚期的马蹄形窑。此项窑炉改进结果是，窑炉长度缩短，烧成空间变小，烧成温度提高，窑温更易控制。从而产品品质和附加值也相应提高。无论哪一种分析，都说明税收制度促使聪明的窑工设法通过改进窑炉结构或者装烧工艺，来提高产品品质或产量，其最终目的无不是增加烧成收益以抵消高税赋带来的损失。当然我们还不清楚的是，在制定这样的税制之前，税务人员与窑业主是否共同商议过，一定的瓷窑容积究竟应该达到多大的产量，或者是否理性地考虑过瓷窑烧成时的风险概率，借此折算出一个常数，以扣除因烧成风险而造成的损失。至于课税比率《，陶记》虽然没有说明，也未发现相关文献记载。也许，官府会以丈量所得的瓷窑烧成容积，计算出应该到的产量，再按照一定比例征收税额，将会更加合理。
1.2税收的针对性强，规模大
北宋初期景德镇就因瓷业的兴盛而设置监镇，管理税收。通过《陶记》以及《元典章》的记载可知，当局针对瓷业专门制定了详尽的税制和征收办法，这样可促进税收效率的提高。随着产品质量和镇瓷名气提高，市场需求量也相应提高，并不断扩大景德镇的制瓷产业规模。这些情形《陶记》的开篇有所反映。刘新园先生通过考证《宋会要辑稿》和《元典章》等文献，对有关景德镇宋元课税收入内容，说明景德镇在此期间课税地位的不断提升。他指出“按《陶记》提供的数据，南宋时代景德镇每月交纳的杂税与附加税为三一一五多缗以上，一年就至少需要交三万七千余缗。如果把这数字和《宋会要辑稿》中记过的熙宁十年（1077年）景德镇全年的商税三千三百三十余贯相比，南宋时代一年的杂税竟然比北宋全年的商税高十一倍”。而到元代，在有记录的全国设有税务机构的一百七十四个地方，景德镇竟然位列一百七十三位，全年商税达到五百锭以上。其行政地位，也与税收贡献相应得到提升，元代时达到正八级，乃至与饶州路平级。由此看，景德镇通过制瓷业的兴盛带动了市镇经济的不断发展。
1.3杂税过多造成政商关系的紧张
《陶记》记述：“上司限期稍不如约，则牙校踵门以相蠹蚀”；“狱失其校，权官散分，迩来猾商狡侩，无所惮怖”；“土居之吏，牢植不拔，殆有汉人仓库氏之风”。可见《陶记》作者写作之时，景德镇瓷业生产和商业环境比较恶劣，杂税过多，赋税过重，加上官吏催逼，商人不得已逃税避税。显然，官商之间矛盾加深，不利于瓷业生产和商业发展。此外，《陶记》记载“又闻镇之巨商今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徙之亏”。作者又记述当地官员经营瓷器的现象极为普遍。宋代官吏俸禄不高，因此政府默许了官员经商的做法。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官吏经商，与民争利，必然会打击工商业主的积极性，以至于缺乏投资经营的意愿和热情。因此，税收制度稳定、明确与公平，对一段时期内工商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1.4税赋过重造成征收困难
《陶记》记载“予观数十年来官斯者，无不有州家挂欠之籍”。“挂欠之籍”也许来自两方面，一是税收官员不能完成期限内的税收任务，二是拖欠应收而未能足额征收的税款。《陶记》写作时期是一个赋税不断加重，税收制度缺乏合理性和稳定性的时期。从事瓷业的工商业主经营营利空间被压缩，实力较小的经营者可能面临倒闭破产的境地，原有产品质量普遍下降。如此情形，导致更多经营者因赋税沉重而拖欠税款。瓷器品质下降，市场销路不好，就会明显感受到来自其他窑场的竞争压力。以上分析表明，当税收制度处于宽缓、明确与合理的时期，陶瓷产业不仅会蓬勃发展，还能带动城镇经济规模的整体提高。而税收制度缺乏合理性，且税赋沉重时期，则会导致各种阻碍瓷业发展的弊端。
2当代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状
近二十年来，景德镇陶瓷产业可以说正经历一次历史性转折。在这一过程中，景德镇瓷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现代工业化生产向传统手工业回归，产业形态发生复杂变化。向传统手工业的回归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而是具有新时代的鲜明特征。
2.1手工制瓷作坊的涌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大型瓷厂的关停，原有国营瓷厂员工立即面临再就业的窘境与方向抉择。一部分人租赁承包原有工厂的部分厂房设施，成立个体私营企业继续生产。而一部分凭借技术、营销经验，因陋就简地开设手工制瓷作坊。经过二十年的前进摸索，如今景德镇拥有众多大小不一的私营手工制瓷作坊。或集中、或散布于城市的各个区域。制瓷业是一个工序繁多，对生产合作有着较高要求的产业。而景德镇正拥有这样的生产经营模式的传统。从原料制备、产品成型、装饰彩绘、烧成、营销等一系列的生产分工，自宋代就已逐渐形成。私营个体作坊由于财力有限，实力单薄，所以无法形成大规模、全产业链于一体的工厂。因此也难以产生强有力的社会效应，进而缺乏当代陶瓷产业的话语权。如何获得话语权，实际上也是提升自身产品知名度和附加值的关键所在。
2.2陶艺家、大师工作室的形成
景德镇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出现过许多极有名气的制瓷艺人，明代浮梁流霞盏昊十九（号壶隐道人）、清代雕瓷艺人刘炳荣，及民国的“珠山八友”为代表的陶瓷名家等。他们开创了景德镇名家创作的传统。如今，陶瓷材料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创作载体和语言，吸引了大批艺术家、陶艺家在景德镇设立工作室。产业转型后，景德镇找到一条也许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由于各个作坊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使景德镇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上手工制瓷生产条件最为便利的城市，从而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爱好陶艺的人士，因此也有“景漂”之称。这些陶瓷艺人的到来，丰富了景德镇陶瓷艺术创作的理念，为其注入了生产活力，使之具有开放性。当然，众多独立的工作室和作坊也为城市带来整体规划管理的难度。此外，对政府的税收征缴工作也是考验。城市发展应是管理者与民众通力合作的结果，作为城市居民的个体经营者和艺术家，如何在取得声名和利益的同时，发挥他们各自的社会影响力，为城市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至关重要。
2.3从“硬”到“软”的制瓷产业
以前景德镇只是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之地。生产者与消费者远隔千里，消费者很少顾及审美体验与制瓷工艺之间的联系。然而，随着交通与服务业的便利，促使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景德镇，通过各种方式体验陶瓷文化，丰富个人生活。一批批热爱陶瓷的人来到景德镇进行陶艺制作、研修和交流。景德镇正面临这样的历史机遇，即超越以往只强调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思维，将制瓷技艺、设计、审美与瓷业习俗相结合，增强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使源远流长的景德镇制瓷文化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实现这种设想，则城市基础和文化设施建设还要不断完善。
2.4文化创意产业方兴未艾
景德镇陶瓷产品以艺术礼品瓷为主，其中包括收藏、仿古、陈设及茶具、餐具等瓷器。生产以中小私营企业和个体制瓷业为主，销售也多为民间个体的流通。此种生产经营模式虽然灵活，但难以形成规模化和社会化效应。因此，近些年，景德镇探索建立陶瓷文化创意园，为众多中小私营企业和个体私营业主营造一个集生产、展示和营销的平台。虽然这还在发展当中，但已有很好范例，如“归然”、“乐天”大学生陶瓷文化创意集市的发展经验，都值得研究借鉴。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是一个集知识，生产和营销为一体，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它不仅服务于当代生活，还能够为城市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政府财政做出贡献。
3税收制度与当前陶瓷产业的发展
上文关于景德镇宋元时期瓷业课税的分析表明，税收制度与制瓷业发展密切相关。历史上任何时期税收制度对当时瓷业发展都有显著影响。明代匠役制度对民间制瓷业侵扰严重，中官监陶的暴敛，也弊端极大。嘉靖《江西省大志》记载，有些工匠在官窑服役超过二十年不得解脱，还有不少工匠“身服佣役，又纳班银”。显得这些不合理制度妨碍了民间制瓷业的自由发展。清代官窑实行较为宽裕的雇役制，督陶官制度也较明代完善。嘉道以前，民间制瓷业的发展环境较为有利。乾隆时期，裘日修在朱琰《陶说》序言中写到“我国家则慎简朝官，给缗与市肆等，且加厚焉，民乐趋之，仰给于窑者，日数千人，窑户率以此致富”。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在困境中艰难前行，税制同样也是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向焯在《景德镇陶业纪事•瓷器纳税之手续》中指出民国关税“所经之处，无不有税，按其税率，各不相同，大率百分之十以上(江西税章订为值百抽十二)”，因此关税重征对商品自由贸易很不利。此外，“镇瓷纳税，其制以碗、盏三十六只，束以稳草，名曰‘一支’。有单支、双支、四支、六支等名目。其盛以竹篮者，有圆式、扁式之分。单支纳税，约计洋一角有余，其他各支，视此略有出入。竹篮则以高低口径为衡。瓶尊以圾数为准。其纳税时，只论件数多寡，不分瓷质优劣。故其税率与货殖实际上有过与不及之患焉”。显然，只按产品的件数或数量征税，而不考虑产品的实际价值，政府税收则会多征或少征。以上情形说明无论哪个时期，政府税收制度与瓷业发展都紧密相关。以后，随着对私营企业的改造，相继成立了十多家大中型国有陶瓷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它们分别在国计民生方面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而随着90年代中期的企业改制与转型，当代景德镇瓷业逐渐呈现出比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多元的生产格局。改制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税收制度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特点。因此，与企业改制并行的是国家税收制度的改革调整。国家针对新形势下的经济特点，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等重要税种都做了新的调整。但是各个地区、各种行业之间的特点千差万别，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的税收状况和特点也有不同。同样是陶瓷产业集中地区，但产业生产结构不同，其征收方式和结果也必然有别。虽说如此，产业发展水平应该从政府财政税收中得到反映。城市规划建设资金多来自政府财政收入，而陶瓷产业作为景德镇的重要产业，瓷业税收在政府财政中就尤为重要。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后，产业结构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使得陶瓷产业的税收一直不能真实反映其活力。因此，政府税收如何在国家税收制度的规定之内，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进而促进景德镇城市的建设和陶瓷产业的蓬勃发展则至关重要。以下对景德镇陶瓷产业税收中的具体环节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做一简要分析。首先是私营企业的纳税。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以后，国有大中型转变为众多小微型企业以及个体生产经营者。
相对于前者的税收环节，后者显然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大中型企业工业化水平高，原材料加工、人员工资等费用以及企业的年销售额都相对固定，因此其应纳税额较明确、易计算。而景德镇小微型陶瓷企业在生产、销售环节中容易受市场影响而产生波动。如材料和加工费用的变动等。以交纳增值税为例。增值税应纳税额等于当期销项税额减去当期进项税额。小微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常常采取民间个体之间的流通，因此各种进项费用没有增值费发票相冲减。按照正常财务流程计算，其应纳税额就会偏高或过高，面临税额多被征收的风险。企业营业税也十分典型，由于企业经营无法通过正常发票制度得到真实反映，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则大多根据企业的用工和能耗进行估算。而此种方法很容易导致过征或者少征现象发生。这两种情况是征税方和纳税人都不愿意见到的。就如上文所分析，税赋过重会影响企业资金积累和投资意愿。而一些企业虽有纳税意愿，但不明确的税制存在风险，企业为了自保只能往小里做。如果税制合理，更多企业更愿意通过纳税，获得企业话语权，为自身企业和产品赢得长远利益。其次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国家规定对个人取得的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早在1950年，国家就已经开列“薪给报酬所得税”，但一直没有征收。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开始针对外籍来华人员开征个人所得税。经过一系列规范调整，1994年国家正式实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由此可见，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仅有二十年时间。这使得全国范围内，个人对交纳其应税所得的意识不强。除对工薪中高收入人员能够固定征收外，对其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都不顺利，因此，会显得税收极不公平。当前景德镇陶瓷产业中，随着个体生产经营者的增多，其中不乏艺术家、大师工作室，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仍是困难重重。很多年收入超过起征点12万元的个人缺乏自行申报意愿，使得税收缺乏公平合理性。再加之历史文化的影响以及税收环节不明确、申报手续繁杂都是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景德镇从事陶瓷绘画创作的约有两万人，这其中不乏国家级和省一级的陶瓷艺术家，这个群体的生产、经营、创作多属于民间个人的流通，因此个人销售所得以及产生的成本、费用都难以准确计算。这种情况下，税收制度规定只能由税务人员进行年度估算，从而为纳税的公平性埋下隐患。各中原因是缺乏明确衡量计算个人应税所得的方法。如陶瓷艺术家在单位、家庭以及参加笔会取得的收入如何区分；对热衷于慈善事业的陶艺家向社会捐赠作品的行为如何减免；对其纳税过程中个人隐私的保护等，都是税务征收过程中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第三是税收文化发展的滞后。税收制度研究有“税收遵从”概念，它是指纳税人是否依照税法履行了纳税义务，如果纳税人没有履行或逃避这些义务就是税收不遵从。将政府全年实收税款与应收税款进行比较，前者如果没有达到应收税款总额，那么其差额被看作是税收缺口，凭此可以判断税收遵从的好还是坏。影响“税收遵从”因素中有一个国家的税收文化特征。税收文化是近些年才逐渐形成的一项研究，一些学者还专门针对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税收文化的滞后性做了研究。他们指出一个国家的纳税人对依法缴纳税款的态度，历史性地扎根于该国文化特征。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受到苏联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曾一度推行“无税论”思想，加之几千年来集权专制体制下民众的“厌税”意识，所以自觉缴税的文化意识水平还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提高自觉缴税意识，必须使税收的征缴方和被征缴一方认识到，纳税不仅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而且更是纳税人依法行使其权利的基础。从经济学中人的“自利”观点看，每个人都不愿纳税。所以只有义务与权利对等，人们才能意识到有必要让渡一部分个人所得，作为政府必要的公共服务性开支，用于城市建设和治理中，并使纳税人拥有监督权、建议权和话语权。这种良性的互动和循环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
4对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中税制改革的初步建议
税制的制定和赋税的具体征收措施，任何时期都是影响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并制约政府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财政投入。90年代中期，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以来，国有大型企业的工业化生产模式逐渐没落，而个体私营企业的传统手工制瓷模式逐渐兴盛。这期间，国家有关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制度也正处于改革进程中。显然，新税制与税收征缴措施的调整步伐跟不上景德镇陶瓷产业特有模式的发展。即是说，税制与景德镇特有陶瓷生产模式不协调，从而形成政府财政税收不能真实反映陶瓷产业发展的面貌与活力。虽然景德镇陶瓷产业税收与城市发展之间缺乏必然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前者仍是反映景德镇城市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全国陶瓷产业格局的调整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发展，与其他瓷区相比，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税收规模很小。加之落后的城市建设，景德镇陶瓷产业势必给人以衰落之感。不过，我们身处景德镇制瓷产业之中，随体验认识的不断深入，又能深切感受到根植于景德镇传统制瓷手工业的魅力和活力。这其中包括景德镇丰富多彩的制瓷技艺和产品种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景德镇瓷业的外在衰落与其内在活力之间的矛盾进行反思。而且我们发现，这对矛盾所形成的陶瓷产业未来发展张力，是最具反思意义的。通过前文对《陶记》税制内容以及景德镇当前陶瓷产业中的税收问题讨论，可以看到：税制简便明确、公平合理、针对性强、易于操作是各时期促进陶瓷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当前国家税收制度改革的原则也正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如何改进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税收，使之既能促进产业发展，又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我们认为：
1）、结合景德镇目前陶瓷产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寻求合理的、简便的税收方法。这与国家税制改革中提出“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的观点相符合。
2）、鉴于中小型企业经营灵活、生产规模各不相同等特点，税务部门有必要一是建立中小型企业的信息反馈制度，提高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动态信息的能力，便于合理灵活地调节税收；二是采取层级制、定额制方法计税，使税收更加明确。
3）、制定更加具体的、公平的税收政策，以适应个体经营者纳税。如建立个体经营者税务登记册，完善相关个人资料记录，以便根据个人经营特点和背景采取综合分类方法，制定具体税额。
4）、对于大学生创业的经营所得，可采取先纳后返的奖励方式，以培养其依法纳税的公民意识。
5）、严格税收征管制度，同时规范税收款项的使用制度，提高政府税务部门的服务意识。或与相关部门建立资助扶持陶瓷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系统平台，为纳税人提供保障机制，使税收不仅仅是单向纳税行为。
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专科学校：职官教育；艺徒制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源远流长，其灿烂和兴盛几乎贯穿整个古代社会，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才开始衰败。我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特别是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科技的发达与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一、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
我国古代职业分化程度较低，主要是农牧业，虽然也有官吏、教师、僧侣、手工业者、商贩等职业，但这些职业数量少且多为世袭或半世袭，农民进入这些职业的社会需要少。各社会职业流动十分有限，因此在我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开放的社会化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仅局限在各个职业圈内进行就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一)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萌芽产生时期
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在我国跨越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三个历史时期。
1．我国原始社会的职业教育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职业教育的萌芽和先民们最早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在农业和畜牧业方面，“教民以猎”、“教民以渔”、“教民以耕”等职业教育活动十分活跃，古籍中曾记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来耜，教民农耕”；“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而在手工业方面，除原始石器、骨器、木器等工艺制作外，还出现了制陶、纺织、房屋建筑、育蚕治丝等专门手工艺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如史书记载：“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蚩尤作兵”和“以铜为兵”的记载标志着我国手工工艺的教育在原始社会达到了职业教育的高峰。
2．我国奴隶社会的职业教育
随着奴隶社会的建立和社会生产技术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而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使大批奴隶被驱人手工作坊，商周奴隶社会中出现“百工”的记载。发达的手工业生产要求对手工业奴隶进行强制性的技术培训，因此出现了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职业性教育形式。此外，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成为专门掌管农业、建造业和手工业的官吏，出现了设官分职的现象。奴隶制社会是官守学业，为官之父兼而为师，传其学；为官之子则就其父学，习其所业，于是又产生了在官吏中实行子习父学的职业教育形式。这两种职业教育形式是出现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通过学校教育、职官教育、世袭家传、艺徒传承、行业教作等多种途径进行，这也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长期兴盛的基础。我国学校教育不仅产生较早，而且职业教育贯穿学校教育始终，最早的“六艺”中的乐、射、御、书、数都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如“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认为数术包括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六项．即所有表述自然之理和技术技巧以至用宗教迷信来解释自然与人事现象的技巧和技术都可称之为数；而书教也包含了“铸鼎象物”的自然博物知识教育和甲骨刻文等技术教育。
3．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职业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这时期科学技术呈现空前繁荣，手工业内部分工更为细密化．手：厂技术更加规范化、科学化，而私人手工业者的出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再加上私学的快速发展，这些都促使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进入了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①大批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朝廷编辑的《考工记》、《术经》和私人编撰的《墨径》等书籍，为职业教育教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教材蓝本。②私人办学的兴盛拓宽了职业教育途径、丰富了职业教育内容。很多私学实际上就是传授专业技能的职业学校，如墨子创办的私学传授木工与器械制造等手工业技能；许行创立农家学派，设学收徒，著书立说，组织学派，传授农业生产知识与技能；建筑业的“祖师”鲁班不仅发明创造众多，而且也广收门徒，传授技术。③出现了新的职业教育形式。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奴隶得到解放组成个体经济的家庭进行物质生产，同时也进行着家庭型的职业技能传授，于是出现了家业父传型的职业教育形式。《管子．小匡》曰：“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荀子．儒效》曰：“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这些典籍所反映的便是这种职业教育形式。
(二)我国古代职业教育鼎峰兴盛时期
秦王朝的建立至唐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从发展走向繁荣昌盛，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也达到了顶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
1．教育形式的丰富
首先，先秦时期家业父传的职业教育形式通过官府加以推广。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继承父业从事历史著述的。而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其曾、祖、父辈都是有名的医生，家传基础十分丰厚。其次，出现了设官教民的职业教育形式。“设官教民”是指国家在管理机构中设立专门的部门和官员，负责传播职业知识和工具的应用，指导百姓从事生产。如历代历朝设立的劝农官有治粟内史、大农令和大农司、典农都尉、督农功长吏、司农参军、劝农使、巡行劝农使、劝农司、司农司、行大司农司、营田司等数十种，这些劝农官名称虽不同，但职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即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教民耕种。第三，艺徒制的出现。这一时期手工业技术的传授，除家传和私人授徒外，还实行了艺徒制。朝廷垄断了冶铁、盐、官陶等大量行业，集结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艺人，其技术知识在师徒之间通过艺徒制传承开来，据史书记载．唐朝设有“掌百工技巧之政”的少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的将作监，这两监的职能之一就是培训艺徒。
2．专科学校的创立
专科学校始建于东汉末年灵帝时期，当时称之为鸿都门学，这是一所专门学习尺牍及字画的艺术专科学校。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请南朝宋文帝设立医学校，成为中医专门职业学校的雏形，，唐朝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门类齐全、学制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央官学中的专门职业学校系统包括尚书省国子监管辖的律学、算学、书学等专科学校：尚书省管辖的四种职业技术学校：太医署管辖的医药卫生学校、太乐署管辖的音乐舞蹈学校、太卜署管辖的卜筮学校、司天台管辖的天文、历数、漏刻学校，这些都可算是高等职业学校。另外，在地方官学中还设有府州医药学校，在普通学校系统中设有实科学校讲授自然科学等实用学科。这些教育机构的设立有官办的，也有半官半民的，有中央设置的，也有地方民间设置的，但都有相当的办学规模。到了宋代，专门学校中又增设了武学和画学，各类专科学校招生人数大大超过前代。在历朝的专科学校教育中，有专门的教材和严格的考核制度。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欧洲到公元9世纪才有医学专科学校在意大利创建，比中国约晚二、三百年，而欧洲的实科学校则是在17、18世纪才出现．比我国隋唐之初的实科学校晚了近千年。
3．职官教育的转变
在我国先秦时期，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往往都是通过父传子受的方式传递这些专业性科学技能。如夏商周三代的“畴人”，是指掌管天地神祗物类的官，因这些职务的神圣性、专业性，故而总是世袭的。而所谓的“畴人之学”，即是指那些世袭的专业科技教育，其教育内容包括了天文历法、农业技术、地学、医学等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畴人之学在丧失世袭性的同时，保留了职官性的特点，逐渐转化为秦汉时期的宦学，宦学即古人所说”宦学事师”，是“政教合一”的又一种职官教育形式，求学要人仕途，就教于官府，边仕边学，学习为官之术，秦汉职官不为世卿世禄，宦学不为父传子学．秦朝贯彻的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而汉代则是在官学中贯彻“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在宦学体现“仕而优则学”的原则，官学本着“士先志”的精神施教，宦学则根据“官先事”的方式传授。王充曾对此作过认真比较，“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指出了官学培养的儒生和宦学培养的文吏各有长短。宦学的教育内容除律令、文学外，还包括农田水利、算学、管理等技术知识，标志了“文吏”的职业化要求和水平，而这些在西方国家却是资本主义文官制度建立之后的产物。从畴人之学到宦学则是我国职官教育的一大创举，开职业教育之先河。
(三)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缓慢发展时期
元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衰败阶段，以传播科学技术为主的职业教育也受到一定影响，但仍处于缓慢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
1．传统私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加强
在传统私学教育中出现了研讨和传播自然科学与技术应用的新风气。如元朝朱世杰，他是研究和传授数学的职业数学教育家，著有《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天文、律历和地理学家刘秉忠聚徒讲学，共同研讨天算学术，其学生包括张文谦、王恂、郭守敬等，这些都是元代《授时历》的研制人物。
2．官营作坊中的艺徒制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历代朝廷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中都设有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系统，这些官营手工业作坊均采用艺徒制的教育形式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掌管百工技的少府监，每年十月，从刑部都官司的官奴婢和官户中挑选一部分人为工户，送到少府监学习细缕、车辂、乐器制造等精细手艺。少府监还对不同工种的学徒年限作了明确的规定：“细缕之工，教以四年；车辂、乐器之工，三年；刀鞘之工，二年；……”这是一份完备的职业教育教学计划或大纲。传技师傅从全国各地挑来，代表当时各行业职业技术的最高水平。在皇权命令和物质奖励下，师傅们不得不拿出祖传的绝技。这极大地提高和推广了当时各行业的职业技术水平。
3．出现了大量职业教育的教材
这一时期反映农业技术的教材有《沈氏农书》、《补农书》、《三农纪》、《农言著实》、《知本提纲》和《豳风广义》。反映水稻生产技术的教材有《江南催耕课稻篇》、反映烟草生产技术的教材有《烟草谱》；反映棉花生产技术的教材有《木棉谱》、反映甘薯生产技术的教材有《金薯传习录》等，反映畜牧兽医技术的教材有《元亨疗马集》和《养耕集》，此外，职业教育的教材还有：传授种棉织布的《木棉图说》，传授园林建筑技术的《园治》，传授经商计算服务的《算法统宗》、《盘珠算法》。
4．职业专门学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这一时期职业性专门学校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增多，规模扩大，管理日趋完善。如元朝统治者为提倡农耕，在各地创办了主持教化的“社学”，凡农田、水利、树艺、鱼畜等职业教育都在社会学中进行。据《新元史·食货志》记载：“凡五十家立一社，每设立学校一，择通经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择年高晓农者为社长，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事。”社学的创建对组织农民及劝课农桑起到一定的作用，是我国古代建立的一种兼有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比欧洲国家1723年在英格兰建立的农业知识改进会要早400多年。
二、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教育形式——艺徒制
(一)对艺徒制的认识
艺徒制是学徒一边从事劳动，一边接受师傅关于操作技艺教育的一种职业教育形式，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除家传外，在官营和私营作坊中都是通过艺徒制来传授手工技艺的。民间的一些工艺技术的传授，也是依靠艺徒制来进行的。在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中，艺徒制是最为普遍、受教育者也最
多的教育形式，同时，它也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中时间保持最长的教育形式。
艺徒制作为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中最为典型的教育形式，是以奴隶制社会中统治者集中全国功匠艺人建造作坊为开端，在封建社会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兴盛。从西周时的工肆制度到封建社会的行业教做，则把艺徒训练推向了高峰。正是由于艺徒制这种行业内的相互学习，切磋技艺，其效果远远超过了家业父传型的行业教做，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职业技术传授水平。当然，来自民间的父子相传的技艺知识、经验等，是国家艺徒制的基础，而国家对技术知识的不断总结和著述，又大大推动了民间的职业教育。元代“棉神”黄道婆便是艺徒制传授职业教育的典例。她首先虚心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习了纺织，然后逐步加以改进、革新和推广。通过她的推广和传授，到元末时，乌泥泾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
(二)我国古代艺徒制的特点
1．艺徒制是一种全程教育模式
学徒要全面掌握一项工作，其内容涵盖工作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培养出的工匠不仅对自己的职业，而且要对整个行业都有全面了解．才能保证工匠的专业水平。因此，古代艺徒制教育贯穿于行业生产的全过程之中，具有全程教育的特征，这种教育培养出的人综合素质较高，富有创造精神。特别在古代社会末期艺徒制职业教育培育出许多杰出人才和能工艺匠，他们创造了我国古代精湛的工艺业，有的产品今天被视为“国宝”，成为我国古代高度文明的重要标志。
2．艺徒制以技能传授为中心
由于古代没有多少技术理论，因此也没有独立的理论教学。但师傅也不是仅让徒弟机械重复操作，他们也非常重视技术经验和行业规范的传授，师傅通过自己演示和在指导徒弟操作的过程中传授技术经验，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行业规范。因此，艺徒制职业教育是以职业实践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内容，学生不注重学历，只注重其就业价值，只重视操作而不重视理论原理的追寻。
3．艺徒制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以现场学习为主
古代艺徒制职业教育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学徒主要是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边看、边干、边学的。一般过程是徒弟先在旁边看师傅干，了解了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后，徒弟便可帮着师傅做一些简单辅助活计．徒弟辅助工作干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达到胜任基本工序以后，便可在师傅指导下开始系统工作并逐步过渡到独立工作。但还要继续领悟师傅最精妙的“绝活”，学徒期结束后才成为独立的工匠，其学徒期长短中国有习俗约束。
4．艺徒制中师徒之间关系非常亲密
艺徒制职业教育在早期都是父子相传，然后过渡到师傅收养子作徒弟，最后才扩展到一般的师徒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私人性质，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了保证技艺和秘诀的代代相传，必须加强亲密关系，视师如父，视徒如子。有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傅是徒弟的衣食父母”之说。“尊师”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绳。这种“情感效应”对知识技能的授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它限制了技术的传播范围和对象，有时还会因偶然因素导致技术失传。
5．艺徒制的教育效率较低
艺徒制职业教育属于个别教育形式，徒弟在独立操作之前必须首先要熟悉所有工序。但每道工序又很少单独教授．大多是在完全自然的工作过程中随机学习，因此学习的周期特别长、教育效率低下。
古代艺徒制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教育的规律，它的许多做法对于今天我国职业学校消除“学用脱节”、“手脑分离”、指导无计划性等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分析
与西方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先进性是非常明显，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我国古代职业教育行为的强制性
我国古代职业以农牧业为主，特别是农业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历代比较有作为的政府及官吏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国家收入，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生产者进行职业教育。因此，推行职业教育便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国家统治者运用手中的权力，集中国家力量，总结推广来自民间的创造、发明和职业教育经验，使得职业教育技术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和管仲执政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子就父学，弟从兄学。西汉武帝为了推行赵过的代田法．命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民到京师培训，学成结业后负责教民。通过这种强制性的教育行为，代田法在汉代僻远的居延(今甘肃北部)也得到了推行。北宋太宗时期规定，中央政府在京都汴梁、洛阳及全国各地设置“农师”，让其会同地方政府官员督导农事、教化农民。明朝时期国家规定，医者之子恒为医，考试成绩好的可享受国家薪俸(有俸无职)，喻 仁、喻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培育出的著名兽医兄弟。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政府推行职业教育的典型例子。
(二)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性
职业教育自古以来都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历代历朝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国家举办为主、民间举办为辅便成为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办学途径。在此特征下，教育形式多样化特征—卜分鲜明。从“六艺”之教为发端的官学教育，到专科学校的创建与发展、从畴人之学到宦学、从劝课农桑的社会教化到官府作坊艺徒制的建立、从民间的世袭相传到师徒相传，其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相比的…正是因为如此，使得我国在封建社会里就办成了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得以办成的职业教育，但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由于长期处于“治术教育”的附庸地位，只是“实效”之学而已，难以真正形成完整独立的教育体系。
(三)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内容的丰富性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到了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天文历算、冶炼铸造、纺织造豁、农医兵器等无所不有。但从整个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教育内容主要集中于四大门类——天、算、农、医，这四门学科的教材也相对比较完备，如历代的天文志、《算经十书》、著名的农书以及《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经药典．都是由朝廷组织人力不断编订校刊，诏令颁行，代代承传，不断完善的。当然，我国还有其它门类的职业教育专著数千种，如《夏书》、《墨经》、《考工记》、《法式》、《天物开工》等，它们同样在我国漫长的职业教育历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倡导“博通物理”的辩证思想，即培养善于将事物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在把握事物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具体掌握一技一艺之理，它体现了以理御术、培养辩论思维的特点。这种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辩证思维理念，从整体上影响着古代职业教育的目的观、价值观和质量观，具体反映在“师生论难”，言传身授、考试考核等人才培养过程之中，这也说明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先进思想同时还反映在注重实证和应用的理念上。
(五)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创造性
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与“人文教育”不同的是它注重教学的直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古代数学家赵爽就创立了图解法，而墨子在二千多年前就创造了小孑L成像实验法，而取象比类的比较法和观象制影的实验观察法更是一直在职业教育实践中长期占据重要位置；而在医学教育中，自秦汉到宋元一直使用的极富创造性的案例教学更是比西方的早了近二千年，此外宋代医学教学中还创造了第一台医学教学模型——针炙铜人。在职业教育考核中，我国自古就重视操作性应用考核，无论是工艺技术的考核，还是宦学中的职官考试；无论是医学的实证案例考试和平时的实证性记录考核，还是天文历法和作坊制器的考核，都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以操作和应用能力为目标的。
古代中国“对西方世界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些贡献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而古代中国之所以能为人类社会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这跟我国古代社会重视对生产实践者进行职业教育是分不开的。这也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与劳动者的职业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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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4篇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兼业化/人口压力/工商政策/李约瑟之谜
【 正 文】
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户兼业化行为产生的动因
中国小农经济的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具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小农户家庭生产中的兼业化倾向，这个特征几乎伴随着小农经济存在的始终。兼业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户在小规模土地上的农业生产经营间隙，或多或少的进行着一些其他如纺织业、小商业、小手工业等的具禀赋优势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农业生产的特性提供了兼业行为所需的时间、空间甚至原料方面的保障，在技术上为其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在土地资源过度分割，每一农场的规模小于维持家庭生计的最低限度时，农户需要谋求非农行业的收入来满足生存要求的必要性；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商品经济下小农户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等等。这种种因素分别在传统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影响着农户的行为，造成了他们的兼业化选择。
黄宗智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一书中强调，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小农个体性质的认定起基础性作用。部分农户在商品经济程度不高，无力参与市场交换时，这种兼业行为为维持家庭生计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虽然并不是出于主动参与商品经济和交换的需要。这种类型在中国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户不需参与市场交换，形成了耕织结合的家庭生产方式，并因此导致了我国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方式下，一方面小农户进行着类似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活动，在租金和粮食自足之后所剩无几，来自于衣食住行其它方面的需求难以从市场上解决；另一方面，却模糊了社会生产专业分工的界限，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扩大。从各种史料记载中都体现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国家对于这种结构的组合方式始终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态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这种组合方式下，个体小农户可以承受来自于国家对更重的租税的索取而依然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在均田制下的国家这种欲求暴露得最为明显。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是：首先，极不利于农户经营单位自身积累剩余，扩大投资和经营规模，使生产完全处于一种简单的再生产状态；其次不利于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广大个体农户需求的分工和深化，阻碍了商品生产交换的发展。
事实上，国家因控制土地资源而产生的对经营者租税收入无限膨胀的索取欲望，加剧并强化了农户的兼业化选择。正是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封建王朝依靠所固有的强制力（暴力潜能）支持，小农的经济能力往往被压制在最低生活线附近，因此不得不做出多元化经营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逐渐弱化时，这种兼业化选择的动因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即使是在国家对经济资源控制最强，也就是均田制能够得以实施时，也有过小农生产者因不堪忍受国家租税以及人工调用等各类经济与非经济的剥削和控制，宁愿逃避到大土地私有者的庇护下耕作。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往往产生于国家统治的官僚体制之下，更可能逃避对封建国家承担的赋税义务。小农作为有限度自由的劳动者，相比较成为国家的附庸，拥有更强的谈判力量，从而在通过大土地所有者与土地结合的同时，也拥有比与对国家博弈更为有利的地位。小农争取获得更多生产剩余的过程，也就是小农经济地位更高，生产活动经营决策更经济的过程。这一博弈的过程可以从后半期中租佃关系变迁中有所显示：从分成制到定额制再到永佃制，体现了两者间力量的对比发生的变化，地主阶级为了更大化利益总额向小农一步步做出了妥协。
在这种趋势下，小农可能掌握更多剩余产品进行储蓄投资和消费，因此其生产活动越来越多的体现了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最大化的色彩，他们根据市场价格调节自身行为，“小而全”的生产方式逐渐不再经济，市场的需求逐渐开始使具有相应资源或技术禀赋的小农更多的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生产，不再局限于提供自身再生产的必需品的目的。这时，小农兼业行为逐渐导致了小农的区域间差异性开始产生，小农阶层发生分化。有学者研究发现，清江南地区的小农工农结合体内部结构已发生变化，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方式不是以自给型农业和自给型手工业的结合为主，而是以自给型农业和商业型手工业、及商业型农业和商业型手工业结合为主[1]。这导致了某种被学者称为“收入重心转移”[2]的现象发生，当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农业收入低于维持家庭生计的最低限度时，农户不得不做出兼业化生产的决策，当非农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时，农户就必然会选择粗放耕种农场。据有关研究，苏南的大农场比小农场具有更高的土地产出率，因此小农户粗放经营农业的机率要比大农户大的多。部分小农家庭，因非农产业的效益和收入比重不断上升，使得农业收入本身在其家庭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步的缩小；因此农户会自动放弃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追逐，而仅仅满足于其土地产出率相当甚至低于当地的一般水平，仅达到维持其生存或经营的需要，缺乏激励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可能导致在部分地区农户将土地的耕种作为他们的“副业”[3]。这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相对发展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有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无地少地农民对棉纺织手工业生产的依赖加大，在部分小农家庭中，棉纺织手工业由副业逐渐转化为主业，手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成为农民家庭生活的第一经济来源。
这种小农兼业化现象的产生犹如一把双刃剑，对于当时的经济有双重的作用。首先这种兼业化的经营促进了当时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使得一些非农产业的分工逐步细化、深化，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收入重心效应”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会造成某些重心已经转移至非农产业的农户对土地进行“粗放化”经营，失去更大发掘土地效益的激励，从而局部的使农业生产率增长停滞、效率降低。
这类兼业化生产因为依附于家庭农场的经营单位之下，因此多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且较集中在农闲时间进行。这样并不利于适合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工商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产生，也不利于提高家庭非农产业的生产效率。对促进市场经营的发展，非农产业分工的细化、深化作用是有限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约束也在这里体现出来。因为对未来经营不确定性的预期，出于对安全的偏好和规避风险的目的，以及“以农为本”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即使在家庭收入重心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收入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农场仍要“兼营”农业，以保证自身对粮食消费方面的需求。
确实有迹象表明，这种不完全的工商化只是一种过渡阶段，转化仍然在进行中[4]。随着粮食供给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农业与非农产业相对收益差异的继续扩大，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约束随现实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弱化[5]，退出农业领域专营工商业生产的阶层开始崛起。因此这一领域的约束更多的是来自内生于家庭农场产生的先天性障碍。这种自发转型受到家庭生产方式的影响，小家庭农业生产的剩余积累约束，共同导致了对非农产业的投资规模约束，成为阻碍工商业生产经营的规模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由家庭农场兼业化发展起来的小型工商业，完全是根植并服务于家庭经济的，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逐渐建立起来的以雇佣工人、分工协作产生规模经济、追求资本增值的工商业化有截然不同的路径。这种内生于小农业生产组织的路径使得非农业发展传染上了农业领域里小型家庭农场暴露的问题：规模小型化、分散化、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投资不足等，因此对于资本积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做准备的作用极其有限。
人口压力、土地政策和工商政策下的兼业化经营
人口是长期困扰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大问题，约束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路径，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人口问题既是约束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阻碍条件，更成为历史对现实遗留下的苦果[6]。
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中国古代封建制国家一直采取了鼓励生育、吸引和争夺劳动力的政策，这一政策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劳动密集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意味着投入更多的劳动就会有更多的产出。除了为提高农业产出，国家还制定了其他制度来加强其人口政策的导向，以控制“非农人口”和农业流民的产生与存在。比如很多学者都提到的“多子均分制”[7]，是我国法定的家庭财产分配方式，其主要内容是无论田宅、生产工具或其他，每一家庭的财产最终都必须在诸子中进行均匀分配。历史上的授田于民的政策中，大多数朝代对土地的分配都是根据人口数量（甚至包括奴婢、牲畜）作为分配单位，那么家庭成员与占地数量的增减间就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土地政策同多子均分的分配制度相结合，更加强了小规模的农业经营格局。
尽管如此，本文仍然认为中国历史上被众多学者所强调的人口压力并非是一种绝对量的压力，恰恰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人口过剩。这种人口过剩是对于农业生产部门与农业劳动者而言的。有学者研究并比较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晚期与当时西欧的人口密度，得出结论当时中国的人口压力客观上并非已到达某种极限和临界点，而与其他农业社会同期的水平相当[8]。真正使人口压力显得异常沉重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走出“古典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质变，无法使经济资源对人口的容纳提升到新的层次而体现出的危机。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
认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部门已经不够了。虽然伴随着封建社会本身带来的种种制约和不彻底性，但由于中国土地资源很早就成为一种可私有买卖的商品，作为农业生产的必要资源，人地结合的一个根本点，某种程度上，必然会伴之兴起令各王朝深感头疼想要极力安抚的失业大军，我国古代称之为“流民”。大量无地农民的出现并非偶然，纯粹是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后备军而已。事实上，在农业部门产生的大量过剩人口本应存在着疏通的可能，那就是非农产业的经营，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领域进行转移。如果这种转移曾经有规模的发生，那么中国的经济史亦将重书。很多国家所谓增长方式的转变往往可溯源于专营工商业者的兴起，但这种产业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而且足够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事件，却因为中国封建国家的政策导向，未能发生[9]。
由于封建统治者不愿看到因大量此类人口的存在和流动带来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国家采取了强制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将有限的国有土地按人头均分下去的“均田制”。除去其它诸多因素，将这些“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将其保证在国家户籍制度的视野之内，生产资料的供给保证了他们最低的维生可能，同时还可以负担起国家税赋和地租，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的万全之策。这种安排在不短的时期内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功不可没，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自然增长，尤其是可分配的国有土地的减少使国家意志力不从心，这种方法显然难以长期维继。据史料记载，商鞅变法之后，封建国家就在原有的商贾户籍上增加了抑商限商的内容，形成了市籍制度，加强了对商贾及相关资源的控制利用能力，抑制和打击私营商业。尤其是针对从农民中转化而来的中小商人，以士科谪、毋得名田、算缗、告缗等进行限制。这种性质的政策在各朝各有差异和不同，但始终是工商政策的主流。即使在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情况下，人口与耕地矛盾加剧导致了农民的产业间流动：转向官私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部门，但由于种种限制，这种流动仍有很大局限性。
未能产生可以吸纳农业剩余人口的商品市场体系和工商业部门是很关键的原因，自身羸弱的体系当然就无法承受来自农业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考证和分析，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市场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非常活跃，甚至有学者认为当时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和成熟的全国市场网络[10]。但很快封建国家就发现，经营工商、富比王侯的工商阶层的崛起，会对国家经济政治的权威带来极大挑战，使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人口的有力控制大打折扣，而且工商业丰厚的利润使得具有垄断力量的国家也不肯主动放弃[11]。因此国家统治者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与民争利”的过程。这在一些关系民生的重要部门尤其突出，比如盐铁禁榷制度等。国家不但垄断了其生产销售以至运输仓储的命脉，对价格的变动和掌握也极其严格。一方面成熟庞大的官僚体系可以使统治者介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次，这样就使得一些本需市场机制来完成的功能存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替代完成的可能。另一面对工商领域产生的收益的垂涎，使其以市场主体和市场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制造垄断并获取工商业利润。至于经营工商领域所需要的劳动力，由于政府控制着规模、组织和技术（甚至工匠的人身自由），其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和来源也基本稳定。
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统治者认识的局限，“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统治思想根深蒂固，占据主流思想几千年。这种意识形态统治和影响下的劳动者都更倾向于“置田买产”的小康殷实的耕织自给生活，即使为生计所迫专一从事小的工商活动，也往往是救急的权宜之计，一旦可能仍会回归农业生产。至今，意识形态的约束痕迹仍在某些传统力量厚重的地区中广泛存在着。根据诺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意识形态是不会一成不变的，人们会根据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修正原有的意识形态而建立新的更有效率的体系。在中国封建国家中，真正起到强制性约束力量的仍然是国家对工商业的介入和对市场机制的替代。
首先，工商阶层的羸弱使有势力的工商市场力量不能崛起，一方面既妨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滋生和可能引起的社会结构和增长模式的巨变；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使大量的农业过剩人口游离于农业产业中无法流动和转移。这样就使得农业受人口压力而发生所谓“内卷化”[12]、“过密化”[13]趋向，牺牲了农业生产效率，工商业的发展缓慢、停滞。虽然在宋之后随着授田制的瓦解，人口流动逐渐增强，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也被迫放松，工商业开始成长和发育。但由于既有的经济结构特点已经形成，且中间阶层的缺乏，如前文兼业化部分所述，工商业领域以小规模、小型化的家庭经营为主，且多寄生于家庭农场的组织形式上，有着很强的局限性。
王朝更迭、兼业化特征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权结构形式及与其相伴随的种种变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极其缓慢且多有反复，从长远的角度观察农业的发展显得比较沉闷。基于这种观察，形成了李约瑟所提的两个谜，也是中国经济史界长期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停滞。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历史演进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家权力意志影响之下的土地制度的设计，与由此为起点的土地所有权结构的演变。由此而引发的农户的兼业化生产选择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停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中国社会虽早在两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政权，但天灾人祸、政权的频繁更迭却也伴随着整部经济史。这种政权的周期性更迭是伴随着每一王朝的经济周期与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产生的。每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国家对政治、军事、经济的控制都最为有力，国有土地也占有较大份额，授田与民的部分实施保障了农业无地少地人口都被分配有或多或少的土地。同时新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能力尚弱，土地兼并因之并不明显，王朝的经济安全是比较稳固的，大型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成为可能，这些都保障了农业产出的稳定，也使统治者的财政收入有可靠的来源。以至于每每在改朝换代之初，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盛世即经济期出现。之后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恢复增长，官僚贵族地主依靠政权力量开始竭力兼并土地，与统治者争夺垄断租金，使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下降，财政状况紧张，而忽视甚至缩减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一旦出现天灾人祸，政权就会产生危机。很多王朝在产生这种危机时，往往有改革者出现，企图力挽狂澜，改革举措也每每集中在土地兼并和财政改革两点上。这时往往就会面对“诺思悖论”中所说的矛盾：兼并的受益者往往是体制内或者与之结合紧密的官僚士绅，这一利益集团对统治阶级而言是极具谈判力量和竞争的威慑力的，触动这一阶层会耗费统治者巨大的成本，且可能直接对王朝带来动乱的威胁。因此往往使统治者只能以放弃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和小农集团的利益为代价，获取人集团的支持。最终危机的积累一旦遇到涨落，系统就会不堪重负只有崩溃。这种三阶段周期几乎在每一个王朝上演过。这样的周期性波动和更迭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当下一个王朝重新建立时，同样的周期会被重演，大量积累在这种所有权结构安排和经济模式下的能量被阶段性释放，从而保障了系统的整体长期稳定性。
一方面，王朝的更迭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明显迂回前进的轨迹；另一面，农户兼业化作为效率很高的精耕细作、劳动密集型中国传统农业的必要补充，稳定和延缓了整个社会系统的演进步伐。在中国古代传统农业所有制结构下，受国家授田于民的政策和“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激励，产生了极有效率的以家庭农场为经营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比领主制下大庄园农奴集体作业更加优越，不同类型的所有者大多都选择了家庭农场的生产方式。国家为自己的编户齐民提供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这种供给为大量分散的小型家庭农场的生存提供了保障，使以小型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体系能够保持稳定和平衡。为安置过剩农业人口进行的家庭授田，阻碍民间工商业发展、阻碍人口流动转移的制度安排，迫使小家庭农业经营者不得不采取兼业化经营方式维持再生产，这种兼业化经营方式给与国家从农业中最大限度获取财政收入的可能，国家对农户的榨取又反之加强了农户的兼业化生产模式。这种种制度与绩效间相互作用，形成自增强机制，使得这种形态的农业特点就会不断地被强化，导致“路径依赖”的产生。
可以说，这是在国家垄断经济资源谋求租金收入最大化时最有可能产生的结果之一。这同大量经济史学家认为中国农业社会之所以会延续几千年，主要是封建地主制下对小农过于残酷的剥削而使得农民的积累发展无法完成相呼应，这也是以阶级分析角度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资本主义因素难以确立的有力证据之一[14]。包括兼业化在内的这些政策的绩效，对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要一起为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轨迹负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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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邓福秋：“西汉前期的市场经济和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4
[12] 农业内卷化：由于家庭小农场都是为生计所需，对过剩劳动力无能为力。因此家庭小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远大于雇佣劳动的农场，以致于这种劳动力集约化出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吉尔茨(Ciord Geertz)将这种现象称为农业内卷化。新谷：“外国学者眼中的近代小农经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述评”，读书1994.3
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5篇
1月23日，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会议中，4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学者们齐聚一堂，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全方位影响及挑战。此次会议还探讨了全球安全局势、经济增长、环境问题以及地区社会转型等热点话题。
在本次大会召开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大会的报告也显示，经济低迷使全球商业信心指数达到3年来新低。在此背景下，参加此次大会的全球政商学界精英普遍的关注焦点是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如何转化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论坛，并在中国经济和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专场会上发表题为《为世界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的特别致辞。
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开幕式上就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发表了演讲：
我们即将迎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将彻底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社交的方式。无论从其规模、影响范围还是复杂性来看，这场转型都将和人类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革命截然不同。我们尚不清楚这场革命将如何展开，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公共部门到私营部门，到学术界和公民社会，全球各利益相关方必须协调一致，采取全方位的综合策略共同应对这场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采用水蒸气为动力，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电力实现了大规模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使用电子和信息技术，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一场发轫于上世纪中叶的数字革命。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各项技术的融合，并将日益消除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界限。
本次转型不仅仅是第三次革命的延续，而是象征着一场有着自身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这是依据其速度、影响范围和对系统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当前各项突破性技术的发展速度可谓史无前例。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此外，第四次革命正在颠覆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行业。这些变革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彻底改变整个生产、管理和治理体系。
各种移动设备拥有前所未有的处理和储存能力，能够轻易获取相关知识，并将数十亿人连接了起来，从而释放出无穷的潜力，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科技、生物科技、材料科学、能源储存和量子计算等科技领域的最新突破更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无处不在，从无人驾驶汽车到无人机，再到虚拟助理和能够进行翻译和投资的软件等等。人工智能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计算能力的指数级提升和大量可用的数据。这既包括可用于研制新药物的软件，也包括预测文化倾向的算法。与此同时，各类数字制造技术正与生物世界进行日常互动。工程师、设计师和建筑师正在综合运用运算化设计、增材制造、材料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等科技知识，率先实现微生物、人体、消费品、甚至住宅之间的和谐共生。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论坛上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发展不再是以线性速度，而是呈几何级增长，它不仅将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还会改变人类本身。
风险同样不容低估
施瓦布还表示，未来，技术创新将实现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和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交通和通信成本将下降，物流和全球供应链将更高效，贸易成本将降低，这些都将打开新的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新技术革命也会带来相应的许多风险和挑战。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应用，将导致就业市场日渐分化，出现“低技能、低收入”和“高技能、高收入”两个极端，进而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报告预计，到2020年，科技发展将导致15个主要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净损失逾700万个工作岗位，女性受到的影响将会更大。其中受最大影响的可能是对那些原本自认为不会受到影响的中等技术人群，例如客户服务等，他们将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取代。有专家估计，美国约45%的就业岗位将受到自动化技术的影响。
早在18世纪，经济学家已对工业化带给就业市场的影响进行过辩论。纺织业和农业中引进新技术导致大量人员被解雇。手工业者和农民不得不当起了雇佣工人，劳动条件较以前明显恶化。机器接替了简单工作，但却给专业技术行业提供了新的机会。
这样的趋势在工业4.0引入后仍将继续。纽伦堡就业市场和职业研究所学者恩佐·韦伯说，没有专业技术的劳动力找工作会越来越难，需要中等技术的行业，就业机会也会减少，现代职场首先需要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但他认为，这样的变革时期不会只带来负面的影响。“技术进步会激励创新，促进投资，创造新机遇。”韦伯认为，挑战在于对那些被排挤出就业市场的人员进行再培训。“工作永远不会没有”，他说，但在根本性变革后总是会出现短期的失业问题。纽伦堡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2015年10月的一项研究显示，今后几年里德国将有大约6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也会创造21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主要集中在更为专业的领域，例如计算机、数学、建筑以及工程等。报告指出，这些新工作岗位的产生可以部分抵消工作岗位减少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高水平的自动化和互联功能将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制造新的财富差距。瑞银集团在此次论坛上的白皮书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削弱新兴市场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更大挑战，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政策，这次工业革命将加剧不平等。
尼尔·弗格森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不仅将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而且将改变我们人类自身。它将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所有权概念、消费模式、投入工作和休闲的时间，以及如何发展职业、磨练技能、待人接物和改善人际关系等。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工业升级转型：人才是关键
本次冬季达沃斯的主题为“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与处于谋求转型升级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不谋而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与人工智能的完美应用将给传统制造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个与所有经济体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就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人才展开了讨论。
通用电气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表示，工业的未来不但要有“硬件”，还要有很好的“软件”。“发展工业不仅需要很多优秀的材料工程师、物理工程师，还需要优秀的软件工程师，”段小缨说，“对于人才，需要更多真正的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创新，还有模式创新。”
目前，钢铁、煤炭等传统工业产能过剩，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痛点之一。那么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缩短阵痛期呢？来自德国西门子的凯飒就表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如何重新训练剩余劳动力，让他们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十分关键。
“这方面我认为德国可以帮助（中国）。因为30年前，德国钢铁业受到过强烈冲击，矿业也受到冲击，我们不得不重新培养人才，以适应自动化生产需求。”凯飒说道。
分析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信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和运用，比如移动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已经在互联网应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中国可以抓住这一契机，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中国仍然需要加快在部分核心技术领域的步伐，并着重解决能源、环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持续的发展。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分析，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中国经济完全有条件抓住机遇，促使经济结构升级。
那么如何抓住机遇呢？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建议就是充分发挥人才优势。
“中国制造”大有可为
施瓦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中国制造”会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不断深入，会有更多企业生产出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在本次论坛就“中国制造”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召开的专题讨论上，与会嘉宾们一致认为，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制造”将大有可为。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创业研究专家艾米·魏克森认为，中国在许多产业领域已经有了大量杰出的创新产品，例如在互联网领域，诸如微信、支付宝等产品提供的许多创新性应用功能甚至让美国企业也赞叹不已。
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董事长奥列格·杰里帕斯卡认为，“中国制造”在原材料制造、基础设施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很有竞争力，而在新的工业革命中，中国将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重视环境保护，对中小企业给予更多支持。
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柞水县；农民工返乡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28-02
后金融危机时代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研究
彭琨成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各地纷纷掀起农民工返乡潮，农民工返乡后就业问题越来越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农民工就业形势的恶化，将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将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金融危机影响下农民工大批返乡为背景，通过研究陕西省柞水县农民工返乡原因及经济社会影响，进一步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柞水县；农民工返乡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28-02 爆发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海啸蔓延全球演变为经济危机，已经使全球经济蒙受了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中国最终没有在这场世纪灾难中独善其身，中国大多数劳动密集后金融危机时代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研究
彭琨成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各地纷纷掀起农民工返乡潮，农民工返乡后就业问题越来越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农民工就业形势的恶化，将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将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金融危机影响下农民工大批返乡为背景，通过研究陕西省柞水县农民工返乡原因及经济社会影响，进一步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柞水县；农民工返乡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28-02型企业已身受重伤，裁员或放假导致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失业或提前回家，金融风暴吹乱了他们像候鸟一样“东南飞”的迁徙节奏。返乡农民工增多劳动力是农村工作的一个机遇，同时其就业问题又成为必须解决好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柞水县返乡农民工的主要特点①
从农民工的返乡情况看，一是农民工群体庞大。2009年柞水县共有农户3.76万户，农业人口13.52万，农村劳动力总数73 235人。外出农民工的户数21 420户，占全县农业户的56.9%，外出农民工总数34 880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25.7%，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5%。举家外出的农户775户。二是农民工返乡后大量滞留。春节前返乡农民工总数16 172人，截至2010年2月底尚未外出的农民工6 703人，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42%。三是返乡时间提前，较往年提前两个多月。
从返乡农民工的结构看，一是返乡农民工男性多于女性，返乡男性9 981人，返乡女性6 191人。二是高年龄段的返乡农民工成主体，29岁以下4 463人，占总数的27.6%，30到40岁6 663人，占31.2%，40岁以上5 046人，占总数的41.2%。三是低文化程度的返乡农民工明显较多，返乡农民工小学及以下学历4 415人占37.3%，初中8 232人占40.9%，高中及以上3 526人占21.8%。
从返乡农民工的意愿看，一是个体有差异，务工意愿有差别。性别、年龄、学历的差异造成选择务工意愿不同。87%的年轻女性一般选择进入电子、制衣、制鞋、玩具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务工；75%的男性选择进入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地、煤矿、工厂从事建筑、开采运输，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务工地点普遍为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在工地上干活的较多。二是自主创业意愿强烈，但缺乏资金。调查中80%的人希望能自主创业，比如办加工厂，办场搞养殖、规模化种植，但资金是最大的障碍。
从返乡农民工的务工环境看，一是流动频繁，务工地点多变。农民工即使在同一务工地点，换的工作也比较多，不论公司、工厂或建筑工地等都存在阶段性用工现象，“订单”做完后，他们就得重新找工作，使务工地点变换较多。二是举家外出呈上升趋势。调查中发现夫妻双方都在外面打工，为方便照管子女，将子女带到务工地点就近入学的情况呈上升趋势。三是找工作的途径不多。农民工在外打工，主要是依靠熟人介绍或自己找，存在一定盲目性和扎堆现象。
二、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1.农民工返乡易引发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民工失业可能衍生出企业欠薪逃匿行为。企业亏欠农民工工资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平常年份况且如此，在形势急转直下的当下情况恐怕更见严重。其次，失去得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失去养家糊口的收入来源，农民工的家庭生活就将面临威胁、家庭关系受到威胁；更让人担心的是农民工周边社会关系，因失业而导致心情郁闷、脾气烦躁极易引发民间冲突，甚至引发民事、刑事案件，这对于社会治安管理来说将是个重大挑战。
2.农民工返乡加剧了当地农村土地压力、严峻了本地就业形势。长时期以来，柞水县农村土地上人口密度居高不下，农民生产成本的提高和总产量的低下，而农民从土地上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收入甚至不足以弥补其生活生产开支，更无须说子女上学和医疗保障，而这也正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弃地进城打工的原因之所在。如今原本因农民工进城而转让的土地必将重新索回，当地土地压力也会因此而再次恢复到以前的高压状态；此外，原本当地存在的一些手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秩序也可能被返乡归来的农民工所打破，这些从沿海发达地区归来的“准工人”的技术水准相对高于固步自封的本地工人。如此一来，很多企业在招工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甚至可能出现“辞旧迎新”的局面，因此大量本地工人即将面临就业困难甚至失业的困境。
3.大量农民工的失业，给农村土地流转的风险敲响了警钟。随着提前返乡农民工的增加，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却可能随之升温。随着规模扩大、速度加快、流转对象和利益关系多元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等案件逐年增多，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群体诉讼，呈现出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度高、处理难度大等特点。而事实上，返乡农民工出于对生计的担忧，更多的是要求为自己的土地权益讨回明确的说法，而他们对于收回土地后重新务农的积极性不会太高——返乡毕竟是暂时的，很多人还是会继续回城找工作。尽管如此，现阶段柞水县农村流转合同的签订不规范或根本没有签合同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生计压力的加大使得返乡农民工更加关注土地问题，而这些不规范的流转行为将成为加大纠纷的导火索。
三、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政策建议
1.积极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稳定并拓宽农民工就业门路。应降低对于中小企业的信贷标准。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支持。针对目前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着的渠道不多、形式单调的问题，可以考虑采取兴办由非政府机构组建的信用担保机构，组织中小企业建立资金互助会等措施。
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各种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组织在开展专业化协作、产品销售、进出口业务等方面为中小企业牵线搭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对中小企业提供培训、信息、咨询、融资服务、税务、记账等服务。
对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引导其采取灵活用工、弹性工时，企业和员工协商沟通，尽量做到降薪和不裁员，待日后经营好转再恢复员工原有工资，这无论对企业克服眼前困难还是促进长远发展都是充满积极意义的；另外应适当创新、力求产品多元化，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企业也应注意建立储备人才资源，对其农民工进行适当培训，使其能够掌握更多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
2.积极扶持有条件、有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积极推动农村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实践证明，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是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的平台和载体，为广大农民离土不离乡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农民工本地创业对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拓展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都将产生积极、深刻乃至历史性的影响。
在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在资金扶持、信息共享、社会保险接续、工商税费优惠等方面给予农民支持；认真考察创业项目可操作性、风险性和加盟资金适度性，搞好金融服务，落实小额担保贷款，符合规定的给予财政贴息。在具体形式上，家庭养殖、餐饮业、服务业、运输业、农产品加工业、地方特色产业、物流业、经纪人等都是农民工创业的基本形式，其中农村物流业和经纪人都是较新的形式，鼓励返乡农民工参加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3.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推进像柞水县这样的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工就业岗位。小城镇今后应当成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村非农人口和工业的主要集聚地。为此，柞水县有必要在地面交通、自来水、地下排水管道、垃圾和污水处理厂、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大幅增加投入，并规划出一定的建设用地，用于支持工商业的发展。
相对于大中城市，小城镇更容易腾出建设用地。由于小城镇非常贴近非农人员在农村的老家，因此，当地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收购进城农民的老房子、加以拆除并复原为可耕地的形式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政府还可以用平整农地、复垦荒地、搬迁散居在村落的小工厂等方法来增加可耕地面积，以此来交换小城镇的用地指标。除了建设用地外，对那些有自主居所、工作比较稳定的进城务工、务商人员，小城镇不仅应给予其居民身份，还应用一定的社会保障待遇来换取其承包的土地，并交还给非农人员原来所在的乡村，以此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4.继续稳定并深化各种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吸引部分返乡农民工务农，以切实解决农村空巢化和务农人员年龄严重老化的问题。要进一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变化，灵活运用多种手段保护农产品价格，防止谷贱伤农；要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促进粮食价格合理回升，增加主要农产品储备，鼓励企业增加商业收储；密切产销衔接，畅通流通渠道，完善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逐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农业补贴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效措施。要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应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补贴办法。
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制定有效政策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县域流动，统筹配置各种资源，有效集成各项支持政策，增强县域经济对农民就业增收的带动能力；要科学规划产业发展，大力培育特色支柱产业；要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重点支持成长性好、就业容量大的企业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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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手工业的特点范文第7篇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是利用社会的资源而生存、成长，反过来也都对社会负有责任。然而，不同群体的社会责任有所不同，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与西方中产阶级也有所不同。
中产阶级正在中国出现
“中产阶级”是个西方概念，其中的“阶级”和“中产”都产自欧美。所谓“阶级”是相对于“等级”而言的。在封建时期，西方是个等级性社会，贵族和僧侣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等级，其下层为农人和农奴等级。在封建阶段的后期，工商业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小工业主、小商人和小食利者、小手工业者，还有独立从业的教师、医生、律师等。这些人拥有一些生产资料和其他私人财产，经济地位高于农人和农奴；但并不像贵族和僧侣那样拥有权力。所以，被称为“第三等级”或“中间等级”。
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形成之后，西方社会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由先赋性身份变为了自致性的契约。在契约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不再是等级关系，而变成了阶级关系。最初出现的是作为雇主的资产阶级和作为雇工的工人阶级。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后，受雇担任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的脑力劳动者迅速增加，这些人因为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成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包括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业务人员和政府雇员等，他们与资产阶级相比没有生产资料，与无产阶级相比却拥有专业技术资产。
概言之，“阶级”是以所拥有资源（“产”）的品质和在市场契约中的位置决定的，“中产”则是没有资本资源却拥有知识技术资源、在市场契约关系中处于中间位置的一类人。
中国有中产阶级吗？回答是“正在出现”或“刚刚出现”。在封建社会，中国并没有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中间等级。传统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只存在官员和小民两种身份的人。如钱穆所说，这个社会是“平铺”的，在少数官僚之外只有茫茫一片“小民”大众。财产的拥有往往与官位联系在一起，所以没有多少纯民间的财主或小工商业主。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也算不上独立的“中间等级”，而属于官僚群体的帮手。第一种情况是，知识分子与强力人物结成同伙，共同谋求政治权力，“打江山”、“坐江山”，例如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与刘、关、张。第二种情况是，知识分子辅佐强力人物，共同谋求政治和军事霸权，例如战国时代各国所养的士。第三种情况是，知识分子参加国家的治理，或者直接担任官员，或者担任官员的幕僚，例如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形象地概括说，知识分子是“毛”，只能附在官僚体系的“皮”上。
迄今为止，行政机关和公办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依然属于“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让中产阶级“正在出现”。这一中产阶级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这部分人按照资源属性应归于“有资产”阶级，但在市场经济初期，他们与权力行使者相比依然属于“中间等级”。第二部分是市场性企业中的高中级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在职业属性上类同于西方的“中产阶级”。第三部分是从事专业性、知识性、技术性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例如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律师等。第四部分是改制或改革后的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事业单位的改革包括养老保险体系与企业并轨，人员使用实行聘任制，工资实行按绩效取酬。这一改革让人们走出官僚体系的“皮”，成为市场中相对独立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刚刚出现，人数还不算多，彼此很分散，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阶级。在这样的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意识更是微弱。
从纵向依附走向横向认同
马克思将“阶级”划分为“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两种存在形式。“自在的阶级”指有相同的客观地位，例如均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均为受雇者等。“自为的阶级”指彼此有“类”的认同，意识到处于同样地位，拥有相同乃至共同的利益，进而形成类的联合，采取共同的行动。“自在的阶级”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群人，“自为的阶级”则是有共同意识、共同组织和共同行动的群体。
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个人是独立性、自主性的主体。鉴于个人力量和能力的微弱，不足以抗击被伤害、被掠夺的风险，所以个人之间总是通过契约等方式进行联合，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因为客观地位相同者具有相同的风险和诉求，所以更可能形成类的联合。这就是阶级的联合、阶级的组织。在法国大革命中，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成为革命的核心力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中产阶级发现自己这群人既不相容于资产阶级也不相容于劳工阶级，既受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压抑又受到工人阶级的威胁。他们在“中产阶级的惊恐”下走向了阶级联合，最终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各类中产阶级运动，同样展示了其阶级联合。
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中产阶级，也就没有中产阶级的“类”的认同和类的行动。甚至可以说，中国根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横向联合的阶级。传统中国的联合是纵向性的，即较低等级的人与较高等级的人、较低能力的人与较高能力的人之间的“纵向跟随”、“强者依附”，或称“结伙生存”。联合体中的最强者属于“老大”，其他中强者、弱者围绕最强者形成体系。帮伙共同“打拼”争取利益，然后进行“吃肉――喝汤”型的分享。
知识分子与封建王朝之间的关系是“结伙生存”的普遍类型。知识分子在传统上称为“士”。“士”辅佐“王”，利用人文和诗书礼乐知识为王服务，获得职位和俸禄。王利用士出谋划策、计划管理、统治民众，生产和传播官方的意识形态，并将通过强权所获取的资源分给士一部分。士依存于上层贵族，以附属的形态而存在。就士的“结伙生存”倾向，钱穆先生曾经设问：“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唐太宗则对此十分欣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另一方面，“君子不党”。知识分子不进行同类人的联合。“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们追求个人性的谔谔出众，以被强大的帮主“伯乐相马”，良禽择木而栖。或者说，知识分子之间是互相竞争和排斥的。
“结伙生存”几乎谈不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在结伙中主要致力于帮主和帮伙的利益，对帮伙之外的社会和人群则不管不顾。在帮伙体制之内，他们既是帮主的助手，同时也是被强权压迫者和利益的受害者。在王的眼中，知识分子则是其政治统治的工具，权力的奴仆。在各种排位中，无论多么资深的知识分子，总是排在哪怕是很小的官员之后。权力者认为是自己养活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能卑躬屈膝地分得一杯羹。只有走出结伙生存，产生中产阶级的意识和认同之后，才可能形成作为阶级整体的责任意识。
可以看到，市场体制改革之后，“纵向跟随”、“强者依附”尽管依然在延续。但因为博弈规则变化，中产阶级的横向认同、横向联合也在出现，并且逐渐增加。其表现之一是网络虚拟群体的形成和舆论的一致性，包括网民（网民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对特定事件的一致评价、共同声讨和彼此配合的人肉搜索。表现之二是中产阶级的自组织，例如业主委员会、驴友俱乐部。表现之三是非直接利益性集体事件的出现。可以预期，随着庞大的公办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无论是经营的市场化还是用人的市场化，这些部门的知识分子都将因纵向依附机制被市场机制割断而改变对于权力的纵向认同。他们将变得相对独立，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形成独立的价值，独立地为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去斗争。由此，他们会转向横向的阶级认同，出现相对应的阶级责任感。
从依附性履责走向独立性履责
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利益独立、行为自主的群体。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与雇主平等地讨价还价，自由地与雇主签订和解除雇佣合约，凭借自己的人力资源以主动行动追求自身的利益。鉴于与工人阶级均属于受雇阶级，他们的利益诉求也部分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鉴于与资产阶级一样都希望社会政治体制相对稳定，排斥激进的革命，他们的诉求也部分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诉求的“双向包容”，使他们在争取本阶级利益的同时也让其他阶级受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为了壮大行动力量，也主动地让自己的利益诉求包容其他阶级乃至全社会的诉求。这样，中产阶级的诉求就代表了社会的需求，其权利诉求同时也在履行社会责任。总之，当中产阶级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时也就成为了责任主体，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中产阶级都成为社会的建设性和稳定性力量。
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但是，因为他们与“王”之间处于依附关系，不具备独立性和自主性，所以只能借助于王权实现自己的社会抱负和道德情怀。又因为“王”具有独立和强硬的一己利益，他们的社会抱负和道德情怀即难免受限和碰壁。
孔子要求“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 孟子要求“士尚志”。中国传统社会士的道德理想是“天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些“士”力求通过参政议政来创造理想社会，实现理想人生。他们通过“为帝王师”来贯彻自己的主张，以“死谏”来约束君王权力的滥用。然而，士道与王道并非走在同一条道上。一旦冲突，士是必然的失败者。对此，孔子只能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历史上，士借助于王进行的社会改革几乎都是无疾而终，或者身败名裂。
摆脱依附、走向独立，是中产阶级追求自身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条件。当一个阶级缺乏履行责任的能力，不可能自主地实现自己的责任时，这个阶级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责任意识。然而我们看到，随着因为市场而相对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的责任意识也显露出了端倪。例如，四川汶川地震之后民间志愿者积极救灾，中产阶级发起的环保运动，律师群体为保护劳工的权利而促进国家立法等等。国家对事业单位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也会让这一领域的中产阶级走向独立，从而形成独立的责任能力和责任意识。
从个人性钻营走向制度性设计
西方的中产阶级往往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改良来实现阶级的改善乃至全社会的改善。他们基于自己的地位对现实社会提出批评和质疑，从自己的处境和历史趋势出发提出理想社会和合理社会的标准，借助自己的知识和洞察提出对于社会关系的新解释，基于对社会规律的把握和对人性的认识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同时通过对思想与方案的宣传促进认同，动员民众和官方进行实际的社会改良。
以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为例，他首先提出，每个人都拥有对于生命和自由的自然权利，这一权利是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然后，他推理说，个人力量毕竟是薄弱的，所以必须通过联合以保护这些权利不受侵犯。而一旦联合，就需要权力的管理，所以个人需要服从国家权力。另一方面，正因为国家的权力来自民众委托，所以它必须服务于民众的需要。正因为国家权力是由民众授予，所以民众有权利选择和更换政府。洛克通过这样的思想和逻辑论证了民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英国、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蓝图。该思想和主张传递到社会大众，促进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的发生，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都导致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社会制度改造，中产阶级彻底摆脱了封建专制的压迫，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平等。
社会制度的改良和改造是中产阶级实现整体性地位改善的必由之路，也是中产阶级履行对全社会责任的必由之路。中产阶级只有让全社会得到改善，才能实现自身状况的真正改善。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力求通过社会改良来谋求自身改善和全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孔子、墨子、老子都曾经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主张。孔子要求：“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也曾提出“士志于道”的道德抱负和社会情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然而不幸的是，因为条件的变化和市场原则的嵌入，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理想衰落了。钱穆在60年前就说，“中国当前知识分子，论其文化传统，本已学绝道丧，死生绝续，不容一线。经历了满清政权两百四十年的传袭，中国传统精神，早已纸片化了。”这样的情形，到当前可说是依然如故。封建社会尚有“为民请命、冒死直谏”者，现今能看到几个？
吴敬琏近日撰文指出，中国当前的中等阶层存在很大的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有些人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可是本人得到特殊好处的结果，却是损害了同一群体中别人的利益。二是公民意识缺乏，忘掉了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