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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特殊功能,本文首先从两方面论述了基础理论模型,这两个方面分别是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区制识别、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然后从识别作用区制和基于FTPL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分析两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政策。
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实证研究
1.基础理论模型
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是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研究宏观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对实现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稳定物价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政策在F区制下的作用是控制通货膨胀而在M区制下的作用是盯住实际债务。货币政策在F区制下的作用是维持债务价值而在M区制下的作用是盯住利率。Sargent利用货币主义算式说明了在实行财政政策的过程中通过铸币税来影响价格水平。在2001年,Woodford以FTPL为基础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建议。2011年,Leeper认为铸币税不再是唯一财政政策影响价格水平的途径,货币发行量对价格水平也能产生影响,他指出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发行过度也不再是唯一一个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的途径。
1.1 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区制识别
根据Leeper的观点,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在F区制下是主导作用,在M区制下是辅助作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现值给出他的基础模型,如下:
Bt+1Rt=Tt-zt+Bt+Mt+1-Mt (1)
其中,Rt表示第t期的名义利率,Bt表示当期政府名义债务量,Zt表示政府转移支付,Tt 表示税收收入,Mt表示当期基础货币名义存量。公式(1)表示政府债务由新发行的债务、政府收支差额和基础货币发行量偿还。
从实际值考虑政府跨期预算约束,则有:
Bt+1+Mt+1Pt=Tt-ztPt+Rt1+RtMt+BtPt (2)
其中,Pt为实际价格水平,Tt-ztPt为政府基本盈余实际值dt,Rt1+RtMt+BtPt表示铸币税贴现值,他是由发现新债务和增发货币得到的,可用λtbt表示。由此得到:Bt + 1 + Mt + 1 Pt = λt bt + dt (3)
由此的一般均衡方程为:bt=∫∞t=0λtdt*dt (4)
其中,公式(4)是PVBC(政府预算约束现值),可用来检验财政政是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在2009年,Leeper和Daving认为政府预算约束现值是均衡条件,党PVBV不成立时,财政局和中央银行可以对政策做出选择使PVBC成立。如果公式(4)中的dt增加,那么下期的bt就会减少。如果dt的增加会造成下期的bt增加,则央行可通过调整货币供给量实现PVBC。
1.2 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
1981年,Sargent和Wallace将通货膨胀和财政政策的关系动态化,他们指出在F区制下,贴现价值由财政赤字的多少决定,由于借债允许政府对铸币税的分配可以跨期,也就是说通货膨胀、铸币税和财政赤字同期不一定相关。在2000年,Sargent和Ljungqvist提出了通货膨胀和财政政策在小型开放经济体中的一般均衡模型。在FTPL下,假定货币存量通过影响交易成本从而影响宏观经济。此时政府对通货膨胀和名义货币需求的影响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进行。模型如下。
其中家庭贴现消费效用函数是:∫∞0βtuct dt (5)
ct表示t期家庭消费量,β表示主观贴现率,μ(……)是严格的凹函数,指t期贴现效用方程。
每一期,家庭的支付税收Tt,补贴收入zt,初始财富为yt,通过持有货币或持有无风险债券Bt来转移税后净收入或消费,在此情况下,家庭的预算约束为:ct+Bt+1Pt+Tt=yt+zt+Rt-1BtPt (6)
家庭持有货币需求为:mt+1pt=Mdct,1Rt(1+πt) (7)Md随着Rt和πt的增加而减少,随着ct的增加而增加。
政府可通过印制钞票、发行债券和征税来弥补财政指出,其中公式(4)就表示政府预算约束。将(7)代入公式(4),得到的经济一般均衡关系为:π1+π=pd+bR-1/RM (8)
得到通货膨胀和财政政策间的长期均衡关系。M与π反向相关,当π上升时,通货膨胀税金减小。此时意味着财政政策使价格趋于稳定性的效果更强。
2.实证检验分析
2.1 识别作用区制
首先选取变量并检验数据。我们选取bt和dt作为变量。从《中国财政年鉴》中选取1982-2011年的年度数据。首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简阳,这是为了避免为回归问题。通过检验显示bt和dt都是非平稳的。然后对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检验单位根,现实其都是平稳序列。其次,以VAR方法的协整关系为依据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bt和dt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关系一成不变,只是表示他们不能无限偏离均衡关系。
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作用区制转换时点,我们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如下:
bt=0.696+dg1t*dt+μt (9)
[7.455] [9.019]
(0.000) (0.000)
dg1t=1.889+1.003*dg1t-1+vt (10)
[185.000]
(0.000)
圆括号内的数为相应参数的概率值,方括号内的数为相应参数的t值。可看出,参数估计结果显著,模型的整体估计结果较好。dg1描述的是dt对bt的时变影响,请看图1.
由图1可以看出dg1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变化效应,这说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起到了区制转移作用,时点为1997年。在1982-1996年间,dg1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检验,我们选取两个时间段的年度数据(即1982-1996、1997-2011的数据)对bt和dt设定修正模型,在设定协整检验中,SC准则、AIC信息准则的最小值都指向了第四种模型以及等级1。选择有趋势较为明显的一项,设定滞后阶数为1,从而得到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
图2 政府债务对实际财政基本盈余的脉冲反应模式
由图2可看出,从1982-1996年,任何一期dt的增加都会导致其下一期中的bt减少,这是李嘉图政策的典型信号。而从1997-2011年,任何一期dt的增加都会导致其下一期中的bt增加。
由以上两种检验方法可以得出1997-2011年为F区制,1982-1996为M区制。
2.2 基于FTPL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分析
首先选取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我们选取的数据为1997-2011年季度的数据,将其作为样本区间并采取SVAR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此区间是中央银行实行被动型货币政策和自主型货币政策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反应一定会出现FTPL,但是FTPL不一定会有这个时期的反应。
St1指实际政府财政基本盈余,对数据的处理我们采取全样本长度非对称BP滤波,然后得到新的变量是st1_bp1,通过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出的结果显示数据序列是平稳的;mt代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长率,利用同样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也会得到新的变量是mt_bp1,而且同样利用单位根进行检验得出的结果同样显示出数据序列是平稳的;pi1表示实际通货膨胀率,CPI基月期是1997年的第一季度,基数是100.
其次是建立模型,包含st1_bp1,mt_bp1,pi1三个变量。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短期和长期影响,得到的SVAR模型如下:
Cyt=A1yt-1+…+Apyt-p+Bεi (11)
其中C,Ai(i=1,…p)和B是三阶方阵,yt=(st1bp1,mtbp1,pi1),ε=(εst,εmt,εpt)是白噪声序列,假设条件为各冲击相互独立。
简化公式(11),得到yt=dtyt-1+…+dpyt-p+μt (12)
最后得到的结构冲击长期效应公式为:D=φC-1B
首先做短期效应分析,其中pil对同期的mt_bp1几乎无影响,而mt_bpl对同期的st1_bpl也几乎无影响。脉冲响应结果显示,pil在stl_bpl冲击后,前四期增强,随后反应减弱。而pil对mt_bpl的短期冲击无反应。同时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货币供给增长率有不显著的微小的正向冲击,这表明货币供给增长率受财政政策的影响较小。
其次做长期效应分析。按照与检验区制相同的步骤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非李嘉图区制下,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政策,而辅助原因是货币政策。同时发现实际政府财政盈余对货币供给的冲击较小,说明货币超发不是通货膨胀效应的唯一途径。而且发现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长期和短期,长期是一个交替过程,而短期的影响为正。这说明财政政策在长期内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得出通货膨胀受财政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影响不同,由此得知通货膨胀也受财政政策结构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的路径更加复杂。
3.治理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
3.1 调整预算方针,变赤字财政为平衡财政
应贯彻“收入政策从严,支出政策从紧,预算平衡”方针。首先大力组织收入,消除收入流失“死角”,加强对税收的征收以及管理工作,从而增加财政的总收入,其次要严格控制支出的增长速度,对某些没有必要支出的项目进行削减甚至消除。第三不得做赤字预算,而要以收支平衡作为指导方针努力消除赤字,最终达到预算平衡,减少财政赤字并最终走出向银行增发钞票的行为,从而消除通货膨胀。
3.2 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在税收和财政政策上产业倾斜
要在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给予扶植和鼓励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重大的产业部门。使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贯彻有所倾斜的方针,通过运用财政手段,加速某些对国民经济有利的产业部门的法,同时限制与国家政策相违背或准备淘汰的落后产业的发展,逐步协调产业结构,使其走向合理。例如,当前我国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在十中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对环保产业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而对污染型的产业进行限制,使地方经济结构朝着国家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要大力征收税费以及环境保护费等。对于那些对优化环境的产业要减少征收的税费,以慢慢引导地方产业走向低碳化和环保化。
3.3 改进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政企分开,逐渐完善企业的经营体制,规范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保证企业产值、企业收入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逐步完善目前企业承包责任制,使国家与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逐步规范化,改变新增收入首先流向企业的状况,走向税收和利润分流的模式。要求企业除正常缴纳正常流转税等外,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其公司类型将企业的税后利润在企业与国家之间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分配。通过采取税收和利润分方向流动的方法对国家和企业都有好处,对国家而言可以提高国民收入中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对企业而言,可以确保其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加强完善其经营管理机制,同时也会鼓励他们扩大生产规模,最终提高总体经济效益。
3.4 加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在稳定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的基础上,改变目前所存在的财力分散以及资金使用效益较低的状况,从而完善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而改变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现有体制。强化中央财政对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扭转资金使用效益低下、财力分散的局面。首先要使地方财政利益实现稳定,鼓励当地政府发展本地经济,但是也要改变现存的地方与中央财政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总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从体制方面来讲,要最终实现税收分开的体制,在各个地方建立其财政的独立税种体系,从而使地方政府所支配的收入与其所承担的责任相协调。
4.小结
财政政策主导的政策区制下使得货币政策失去了控制通胀的能力。根据本文的实证结论可知这是由于目前我国的政策区制正处于F区制,中国在控制通货膨胀时应借助财政政策的供给,控制公债和支持,而不仅仅是稳定物价。
参考文献
[1] 董秀良,帅雯君.中国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3,30(3):43-50.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的财政环境急剧恶化。
其中,欧元区的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赤字率),从2007年的0.6%,激增到2009年6.8%,财政状况严重恶化。但是它从2010年开始实行财政稳固政策,欧元区政府财政赤字迅速降低,德国近年开始还实现了财政盈余。欧盟的整体情况也从2009年的6.8%峰值,降低到2015年三季度的2.3%。
毫无疑问,危机爆发后欧盟国家打破陈规的应急性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欧元区经济和市场的信心。然而,欧盟很快就着手稳固财政,并对欧盟的财政政策,以及接受欧洲央行援助的国家实行一系列改革,从而让公众对公共财政恢复信心。
在改革与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双重拉动下,欧洲经济在2015年企稳。根据欧洲央行2015年12月的报告,欧元区实际GDP将在2015年达到1.5%的增长率,并预计在2016年和2017年稳步增长至1.7%与1.9%;通货膨胀率有望在2017年提升到1.6%,就业率也会上升。
若不未雨绸缪,它们很快会在中期遭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更何况,截至2015年11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估计已有 85万难民进入欧元区;而这一数字将在2017年比2015年6月再增加240万。大量涌入的难民亦会对欧元区财政环境造成压力。
这次缘起美国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捶打了欧盟的财政治理框架――“稳定与增长协定”。
最初,作为治理构架法律文件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定下政府赤字占GDP比重不得超过3%,以及公共债务不超过60%的标准,从而防范一国的财政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整体的货币政策,造成负面的溢出效应。
《马约》规定的财政政策原则,确定了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规则、过度财政赤字的惩罚程序,以及建立预警机制监督各国财政运行状况,保证各成员国在中期内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者略有盈余。《马约》被认为是欧盟经济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欧元稳定的基石。但是,它最终还是没有避免欧盟国家大规模的财政不平衡。赤字率上限规定限制了各国财政政策的反周期调节作用。
欧盟创始之初,就存在一些“赤字”国家。它们并非体现为糟糕的政府赤字,而是在本国需求激增和大规模资本流入的年份里,积攒了大量的净外债,例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
这种经济基本面使得在危机来临、流动性短缺之时,私营经济遭遇严重负债危机,最终传导为经济下行、失业率激增、市场失去信心。
有借款的企业,就有贷款的金融机构,这便造成欧元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最终导致欧元区危机。
因此,欧洲的问题并非仅仅靠逆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而是需要展开一揽子措施,以扭转当时极有可能出现的金融体系倒塌,并有效地促进短期本土需求,从而稳定局面。
危机爆发后,G8中的欧盟成员国在2008年的巴黎峰会上共同宣布,它们将采取一些需要的措施以保障其银行与金融系统的稳固;同时,欧元区政府首脑在2008年宣布协调性的《欧洲行动计划》,以稳固市场信心和金融系统的功能。
与此同时,公共部门不得不对原本就有缺陷的金融部门进行援助。从2008年9月开始,欧洲央行与其他的欧洲国家央行,对银行业采取大量拯救措施,以防止其流动性短缺、确保具备正常的其偿付能力。
这些援助措施从最开始的瞄准银行负债项下,扩大到后来的银行资产项下,以防止银行资产减记,进而防范投资人对银行业的信心动摇。
2008年至2009年,虽然欧元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援助占总体政府赤字的比重较小,低于GDP的0.1%,但是它在部分国家则占比极高,例如比利时的6.4%、爱尔兰的6.7%、卢森堡的6.6%,以及荷兰的11.3%,造成严重财政负担和财政风险。
欧洲议会在2008年通过《欧洲经济复苏计划》,以协调成员国的反周期财政政策。这个大包裹一共价值2000亿欧元,约占当年欧盟GDP的1.5%,其中成员国共投入1700亿欧元,欧盟与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共提供300亿欧元。
这些手段在恢复金融稳定性和逆周期财政政策干预的同时,给公共部门带来高额的负债。欧元区的债务GDP占比从1998年欧元成立之前的73%,稳步降低到2007年危机前的66%后,迅速攀升至2015年一季度的92.9%。
根据欧洲央行2010年所发表的《欧元区财政政策与危机》报告,为了应对危机而提高的预算赤字,首先会推高通胀预期,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负担。
2012年中国经济处于底部突围的状态,突围之道将是政策先行。一季度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出现明显的回落,经济将出现快速下滑,通胀已经进入了快速回落阶段,而全球经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2012年中国经济将处于底部突围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明显转向。预计政府将在2012年提出增长7.5%的目标,相对于前几年8%的增长目标有所降低,政府隐含的增长期望大致是8-9%,较过去降低1-2个百分点。
政策围绕保增长而展开,与2011年相反,2012年政策将是逐步放松的过程,政策手段侧重于结构化政策,并由此激发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8+14”是基础组合
我们预计2012年M2为14-15%,贷款为8.2万亿,增长15%,由于2012年债券发行规模将扩大,14-15%的货币增长和8.2万亿的贷款可以匹配。准备金率还将下调200个基点左右,我们预计,第一季度结束之前下调准备金150个基点。利率政策保持稳定;人民币升值放缓,预计全年升值3%左右,年底美元兑人民币达到6.10。
财政赤字料超万亿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上看,“控制通胀”已经让位“稳增长”,2012年全球经济减速,中国经济也存在快速下滑的风险,因此,在整体通胀水平不高的格局下,财政政策还将延续扩张的态势,部分领域的扩张程度还将有所加强。
根据年初财政部的计划,2011年安排的预算赤字为9000亿,其中7000亿为中央赤字,2000亿为财政部地方债,合计占GDP比重约2%。我们预计2012年财政预算赤字为8000亿,其中2500-3000亿为财政部的地方债。地方债的增加主要是2012年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保障房、民生支出规模依然较大。表面上看,8000亿的总赤字较2011年规模有所降低,但财政政策的实际力度并未减弱。主要原因是,2011年财政收支状态较好,前11月实现财政盈余1.3万亿,即便后两个月按照2008年的支出节奏,后两个月收支差额也仅为1.8万亿,即全年实际完成赤字约5000亿左右。按照一般规律,结余的4000亿财政盈余将转入下一年,2012年实际可安排的赤字有望达到1.2万亿。相对良好的财政状况将确保积极财政政策顺利推行。
促进消费政策力度加大
消费政策的重点预计将放在内贸“十二五”规划的出台,支持农产品、工业品物流建设和推动电子商务,加大节能产品补贴,促进局面服务消费,降低进口关税等方面,加速放开医疗、交通通信等垄断领域,收入分配改革提速,大幅降低税负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等。
地产调控可能放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型城市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占建制市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目前,一批中小型城市创造的GDP已达数百亿元,创造的财政税收已达数十亿元。中小型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我国城市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中小型城市经济的良好发展状况是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和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最优的财政政策规则,保证我国中小型城市经济平稳的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我国中部中小型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D城市为例,分析我国中部地区欠发达中小型城市的财政政策的抉择问题。
1财政政策选择的一般原则
1.1财政政策的搭配使用原则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并不能独自完成既定的经济目标,在实践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往往要配合使用,才能共同对经济起调节作用。一般有四种模式,如表1所示。四种组合的调控对象和调控机制如下:上述这四种组合各有特点,具体采取哪些调控手段,应视当时当地的现实经济情况而定,灵活、适当地选择和运用。
1.2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原则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原则是指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为达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采取相应的公共支出和税收措施,对经济运行的有意识干预。在决定财政政策的取向立场时,搭配原则和相机抉择原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应当视宏观经济现状或可能产生的隐忧,结合短期经济和预期较长的经济变化,通过微观主体实证研究来支持或决定相关政策的选择。对于D城市的类似城市而言,在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经济发展方式处于调整期的背景下,由于其自身财税收支不高,政府可用来调控的资金不足,资源合理的运用就显得更为关键,为了城市长期、持续、稳步较快的发展,其财政政策的优化选择问题非常值得探讨和研究。
2D城市近几年宏观经济现状及分析
关键词:预防;通货膨胀;财政政策
作者简介:商丽景(1979-),女,河北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贾瑞峰(1973-),男,河北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金融统计学。
中图分类号:F812.0;F2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4.5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117-02
2011年我国的CPI经历了高速上涨,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物价水平的上涨。2012年的我国的CPI将呈现何种走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该何去何从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一、2012年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由于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 2012年诱发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粮食价格趋于平稳,非食品作用凸显
中国已经经历了从2004—2011年粮食连续8年的增产,国内粮食储备充足。2012年中国如果没有较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即使气候中等或中等偏差的情况下,国内粮食也不会出现短缺现象,可以预知2012年中国粮食价格不会有大幅度的上升,有可能呈整体回落的趋势,甚至个别粮食价格还将下跌,比如玉米。因此,食品将不再是推动CPI上涨的首要因素。2011年,非食品类价格上涨,如加工维修服务、家庭服务、服装价格等均创历史新高。这些非食品价格上涨均与人力成本上升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2012年,随着食品价格趋于平稳甚至下滑,而非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将成为推动CPI上涨的重要因素。
(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很大
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更为复杂,由于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将呈现出高位震荡的局面,震荡幅度可能比2011年更加剧烈。根据Wind数据显示,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上半年价格高位运行,下半年铜、铝、锌、铅等基本金属以及原油、农产品等价格全面震荡下行。而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由于受国际情况的不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上涨预期。比如原油,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伊朗局势紧张,如果爆发战争,那么国际油价将直线上升,有可能远远的高出2011年国际油价;2012年初,铜价涨幅达到8%;主要受到印度政局的影响,铁矿石也维持在较高的价格;原油、大豆的价格也在高位运行。而我国对铜的进口依存度达90%,原油和大豆的进口依存度达50%—60%。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预期必将对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形成一定的压力。
(三)外汇占款将会减少,货币供应机制发生变化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2011年前9个月外汇占款持续增长,但从10月份开始外汇占款余额出现下降,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12月份。2011年10月末,我国外汇占款总额为254869.31亿元,而9月末为255118.23亿元,10月份外汇占款月环比负增长248.92亿元,11月,外汇占款余额减少279亿元,到2011年12月末外汇占款余额为253587.01亿元,较11月末余额减少1003.3亿元。2011年外汇占款的减少,是自2007年12 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2012年的外汇占款是在2011年12月份的基础上继续下降还是反弹上升主要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总体上是非常严峻的,由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美国经济的低迷、欧洲的债务危机困扰都将导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几率上升,整个世界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而世界经济的下滑将使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减少。根据中金公司的预测,2012年全年外汇占款增量在人民币1.5 万亿元左右,将远远低于2011年的2.5万亿元。自2001年到2011年,我国M2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是外汇占款的快速增加,外汇占款占比一度超过了50%。2012年将是我国外汇占款的减少将导致我国货币供应机制发生变化。为了抵制经济的低迷,国家有可能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增加货币供给量,仍有可能造成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上涨。
(四)通胀预期将推动物价上涨
通胀预期是人们对通货膨胀的一种心理预期,也就是人们已经估计到通货膨胀要来,为了避免通货膨胀给自己造成损失,而预先做好应对通货膨胀的准备。通胀预期虽然只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预期,不是真正的通胀,但它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通货膨胀有了预期,那么他们就会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比如,如果消费者和投资者认为某些产品的价格会快速上升,那么他们就会将存款从银行提出,去购买产品,从而达到保值或减少损失的目的。人们采取的防范通胀的措施本身就会加快通货膨胀的到来,造成社会商品价格的继续上升,从而加剧通胀,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2011年物价持续上涨,消费者和投资者对2012年的物价只会看涨而不会看跌,从而形成通胀预期,这种通胀预期的存在将严重威胁到2012年的物价水平稳定。
二、2012年采取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主要使用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并不是十分理想,需要财政政策与之进行配合来调控经济的运行,达到治理通货膨胀的目的。
关键词:地方政府;举债;可行性;举债规模
一、可持续性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确定
(一)地方政府举债的基本概念
地方政府举债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项成熟、常用的政府融资制度。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政府在进行地方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建设中对建设资金的需求。通常它有地方税收作保证,所以在证券市场上有较高的信誉度,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工具。
(二)理性预期均衡模型下地方政府可持续性债务规模的确定
1.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提出。理论上,只要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规模不超过预期的财政收入盈余,则这样的公债将会具有持续性。但根据Heuristic的谨慎性标准,地方政府公债与地方GDP比值应该保持在60%以内,在这个范围内的公债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地方政府对未来主要资金盈余流入控制得不完善,当债务规模一接近可持续性规模时,理性投资者就会觉察到政府的违约风险并拒绝为其扩大的举债进行投资。
为解决理性预期均衡模型,我们提出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流动临界点这一概念,在临界点之上的公债,投资者将拒绝购买。又由于政府债务的不流动会导致政府违约,所以可以将此临界点看做是一个新的政府违约点,即政府将违约的债务规模。
2.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假设。模型假定经济体中只有政府和私人投资者,并且政府只能发行单一时期的债务。
Dt表示在t时刻发行的地方政府公债;Et表示在t-1时刻计划并在t时刻可以获得的财政盈余;t-1rt表示在[t-1,t]时间内公债的收益率;在t-1时刻,政府计划出在t时刻可以获得的财政盈余;在t时刻要实现政府的财政盈余,但由于管理的不完善,实际盈余不同于计划盈余。对于已确定的前期债务和实际财政盈余,地方政府将会发行新债;在t时刻,对于政府给定的公债数目,投资者对违约风险进行评估,并且对于给定的风险,投资者要求一个相应的利率水平t-1rt;如果风险水平可以接受(也就是说,如果主观上认为的在t+1时刻的违约可能性小于1),政府会将其债务销售出去。这样就确定了下期的政府债务负担(1+t-1rt)Dt政府计划下期财政盈余Et+1。并且在t+1时期,政府将会重复上述步骤。
然而,如果在时刻t,投资者确定政府将会在t+1时刻违约,他们会拒绝购买政府新债。结果政府不能偿还其未清偿的债务而被迫违约。
对于政府在t时刻可以获得的盈余Et,我们假定它有一个确定的上限,R。因此,Et∈(-∞,R]。因为政府不能完善控制t时刻的盈余,实际盈余将受到随机项εt的影响。为了简化计算,我们认为εt的取值范围为[-A,A]。相对于R的值来说,A的值是对经济体的不稳定性的一种的度量。假定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则表明A的值比R的值要低,在这里我们认定2A
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在t时刻)可以写作:
Dt=(1+t-1rt)Dt-1-(Et-εt), ?坌t(1)
发行的新债Dt等于本期的债务负担减去实际财政盈余(Et-εt):随机干扰项可能起到反向作用(即εt0,财政盈余低于预期水平,因此新债规模就大于预期水平)或者可能起到正向作用(即εt0,财政盈余高于预期水平,因此新债规模就小于预期水平)。
私人投资者要对是否购买政府债务作出决定,如果购买,应该以何种价格购买。我们还要假定如果出现违约,政府债务的市场价格将变为0。用i记作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用trt+1记作公债利率,用tπt+1∈[0,1]表示投资者主观上认为的政府违约的可能性,这三个数值的平衡关系应该服从:
1+=trt+1= (2)
很明显,trt+1≥i。在政府违约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trt+1=i;在另一种情况下,投资者确定违约将会发生,tπt+1=1,他们拒绝购买新债。在这种情况下,当私人投资者在t时刻拒绝购买新债,流动性危机将会引起违约。
3.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推导。政府预算约束等式(1)的等价形式可以写作:
Dt+1-Dt=trt+1Dt-Et+1+εt+1 (3)
当政府必须发行的债务规模DtR/i,那么即使政府执行了最严格的财政政策使得Et+1=R,投资者也会认为公债在进行爆炸式的增长,他们会拒绝持有这样的债务。因此,如果债务规模超过R/i,它将不会持续下去。我们用0=R/i作为公债产生不持续性的第一个临界点。
在t-1时刻给定这个临界点,投资者可以判断出所发行的债务在t时刻产生不流动性的客观可能性t-1Pt:
t-1Pt=Pr[Dt0](4)
将等式(4)中的Dt用等式(1)替换,所以等式(4)变为:
t-1Pt=Pr[(1+t-1rt)Dt-1-Et+εt0]=Pr[εt0+Et-]Dt-1(5)
又因为,εt的取值范围为[-A,A],所以:
t-1Pt=F(t-1πt,Et,Dt-1,0)
= 0,if[A-0-Et+ Dt-1]01,if[A-0-Et+Dt-1]1[A-0-Et+Dt-1],ifelse (6)
我们可以发现,t-1Pt是t-1πt和Dt-1的递增函数,是Et和0的递减函数。
当政府违约的主观可能性t-1πt与t-1Pt客观可能性相等时,理性预期均衡将会发生。在模型中,均衡条件如下:
t-1πt=F(t-1πt,Et,Dt-1,0)(7)
对于均衡解-1πt∈[0,1],政府可以以一个确定的价格销售其债务,并避免违约风险。而在t-1πt=1的情况下,违约将会发生。
4.理性预期均衡模型下政府债务规模的确定。在t-1时刻,政府的任何尝试发行规模在0左右的债务都会产生流动性危机,并导致政府违约。
如果政府执行了严格的财政政策,Et=R,等式(7)变成了如下形式:
t-1πt=[A-0-R+Dt-1] (8)
将1记作Dt-1的临界债务规模水平,并且它是等式F(0,R,Dt-1,0)=0的解,所以:
1=0 (9)
对于任何Dt-11,有F(0,R,Dt-1,0)0,?鄣F/?鄣t-1?仔t1(i2);因此对于任何t-1πt∈[0,1],等式(8)右边将会大于左边。唯一的理性预期均衡将会在t-1πt=t-1Pt=1处取得。
这个结论对于任何其他可行的财政政策Et
对于任何比1大的债务规模,债务的不持续性风险将会变得足够大,投资者将拒绝持有新债。由于债务的不流动性危机会立刻引起违约,1就被认作新的临界债务规模初始点。
遵循同样的推理过程,对于接近这个新初始点的债务规模,投资者将会觉察到不流动性风险,并拒绝购买。再一次的,这种不流动性危机引起政府的违约。这个逻辑推理过程经过反复多次,则可以归纳出一系列递减的临界初始点序列。
设j0为一个债务规模的初始点,如果发行的债务的规模超过j,投资者将会拒绝购买。因此,在t-1时刻估计将在t时刻发生不流动性违约的客观可能性t-1qt变成如下形式:
t-1qt=Pr[Dtj]=F(t-1πt,Et,Dt-1,j) (10)
t-1πt=[A-j-R+Dt-1] (11)
对于t-1πt=0,等式F(0,R,Dt-1,j)=0的解为:
j+1= (12)
所以j+1是一个新的临界初始点。模型经过多次这样的变换可以归纳出一系列临界初始点§={k,其中k=0,1,2…}。给定j,j+1
根据递归式的推理,投资者持有的债务规模将不会大于k=0,1,2…。
由于(1+i)jj=0+(R-A),所以limj+∞j=。
因为序列§汇聚成一个正的有限值=(R-A)/i,所以投资者愿意持有的债务规模不会超过。
其中,政府财政盈余的上限值R可以用政府的财政收入预测值来进行估算。所以说,当投资者是理性的时候,初始点表示政府发行的债务的最大规模。而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初始点和0的差别要受到A的值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论的前提是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投资者要逐渐获得与理论一致的实践经验。在早期的学习过程中,投资者们持有可持续的但易于违约的债务规模,而在9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投资者和信用等级评定商都调低了无风险公债的规模。
5.结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表明,当政府不能完善控制未来的现金流动时,投资者会拒绝购买公债,即使它没有超过可持续性的公债规模。因此,一个较小的无偿债能力风险会导致一个较大的不流动风险。所以,无违约风险的债务规模水平要比通常可接受的可持续性债务规模水平低得多。
如果部分严格假设被放松,这些结论将被放宽。例如,如果政府发行长期和重叠的债务时,不流动性风险将会下降。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制,但是模型指出了随机环境中不流动性的重要作用。这个风险因素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流动要比发达国家更不确定。所以当前谨慎的财政政策可能并非完全可靠,因为它们容易忽略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
二、地方政府负债能力实证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地方政府融资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直接贷款,借款对象包括中央财政、上级财政、外国政府和组织、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二是变相借款,包括国有企业贷款还款承诺、施工企业垫付工程款等。第一种情形下,借款的最终主体一般仍然是国有企业,政府起到转贷或保证的作用,但资金是用于政府项目,可以视为政府融资。
(一)地方政府负债能力评价的一般模型
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评价应从地方财政可持续角度出发,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包含两重含义:第一,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地方政府财政是可持续的,换言之就是没有财政危机;第二,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能够通过负债手段为财政赤字融资,则地方政府财政依然可以是可持续的
地方财政负债能力受以下因素影响:(1)负债率=负债余额与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超过10%;(2)债务率=债务余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的比例,一般不超过100%;(3)偿债率=还本付息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的比例,一般不超过15%。
在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负债能力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βt=λ×y0×(1+g)t
βt为负债余额;λ为负债率,及负债余额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可以看做负债能力;g为GDP的增长速度;y0为GDP的初始值。
(二)辽宁省地方政府负债能力预测(2007—2012年)
按地方政府负债能力评价的一般模型,如果λ、g、y0为确定值,则第t年债务余额可知。以2006年为基准,预测2007—2010年辽宁省地方政府的负债余额(负债能力):y0为200亿元;g为20%;λ分别取10%和15%
表1 辽宁省地方政府负债能力预测表 (单位:10亿元)
预测结果表明,到2009年辽宁省地方政府负债能力(债务余额)不超过500亿元。如果2007年底辽宁省地方政府直接债务余额为300亿元,则到2010年尚可举债200亿元。如果考虑可支配财力的限制(含土地有偿使用收入),2010年债务余额应不超过400亿元,则到2010年尚可举债100亿元。
2007—2012年累计债务余额可以不超过178亿元。不超过GDP的10%(一般标准)。
三、 政策建议
1.健全法制。中国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发行公债。要使地方公债顺利发行,必须修订相关法规。适时制定包括地方政府融投资决策条例和决策责任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实行法制化、规范化管理。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制定处罚的细则。
2.建立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地方财政应该建立健全透明的财务报告制度,在发行债券时,从程序上保证信息能够真实、有效地公开。同时,要求地方审计部门对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监督,而国债利率则是成为引导市场的最合适的基准利率。
3.严格遵循发债原则。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必须遵循发债原则,使债券的发行、偿还真正得到保障。不能滥发、偷发地方债券,以免造成偿付危机,影响政府的债信,更应杜绝隐性负债和公募债券并存的情况发生。地方政府在获得发行债券的权利之前,必须清理所有的隐性债务,并不再增加新的隐性负债,从而理顺地方政府负债形式和总量。
参考文献:
王妍.中国发行地方公债的若干问题思考[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3):80-81.
一、可持续性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确定
(一)地方政府举债的基本概念
地方政府举债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项成熟、常用的政府融资制度。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政府在进行地方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建设中对建设资金的需求。通常它有地方税收作保证,所以在证券市场上有较高的信誉度,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工具。
(二)理性预期均衡模型下地方政府可持续性债务规模的确定
1.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提出。理论上,只要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规模不超过预期的财政收入盈余,则这样的公债将会具有持续性。但根据heuristic的谨慎性标准,地方政府公债与地方gdp比值应该保持在60%以内,在这个范围内的公债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地方政府对未来主要资金盈余流入控制得不完善,当债务规模一接近可持续性规模时,理性投资者就会觉察到政府的违约风险并拒绝为其扩大的举债进行投资。
为解决理性预期均衡模型,我们提出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流动临界点这一概念,在临界点之上的公债,投资者将拒绝购买。又由于政府债务的不流动会导致政府违约,所以可以将此临界点看做是一个新的政府违约点,即政府将违约的债务规模。
2.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假设。模型假定经济体中只有政府和私人投资者,并且政府只能发行单一时期的债务。
dt表示在t时刻发行的地方政府公债;et表示在t-1时刻计划并在t时刻可以获得的财政盈余;t-1rt表示在[t-1,t]时间内公债的收益率;在t-1时刻,政府计划出在t时刻可以获得的财政盈余;在t时刻要实现政府的财政盈余,但由于管理的不完善,实际盈余不同于计划盈余。对于已确定的前期债务和实际财政盈余,地方政府将会发行新债;在t时刻,对于政府给定的公债数目,投资者对违约风险进行评估,并且对于给定的风险,投资者要求一个相应的利率水平t-1rt;如果风险水平可以接受(也就是说,如果主观上认为的在t+1时刻的违约可能性小于1),政府会将其债务销售出去。这样就确定了下期的政府债务负担(1+t-1rt)dt政府计划下期财政盈余et+1。并且在t+1时期,政府将会重复上述步骤。
然而,如果在时刻t,投资者确定政府将会在t+1时刻违约,他们会拒绝购买政府新债。结果政府不能偿还其未清偿的债务而被迫违约。
对于政府在t时刻可以获得的盈余et,我们假定它有一个确定的上限,r。因此,et∈(-∞,r]。因为政府不能完善控制t时刻的盈余,实际盈余将受到随机项εt的影响。为了简化计算,我们认为εt的取值范围为[-a,a]。相对于r的值来说,a的值是对经济体的不稳定性的一种的度量。假定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则表明a的值比r的值要低,在这里我们认定2a
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在t时刻)可以写作:
dt=(1+t-1rt)dt-1-(et-εt), ?坌t(1)
发行的新债dt等于本期的债务负担减去实际财政盈余(et-εt):随机干扰项可能起到反向作用(即εt>0,财政盈余低于预期水平,因此新债规模就大于预期水平)或者可能起到正向作用(即εt<0,财政盈余高于预期水平,因此新债规模就小于预期水平)。
私人投资者要对是否购买政府债务作出决定,如果购买,应该以何种价格购买。我们还要假定如果出现违约,政府债务的市场价格将变为0。用i记作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用trt+1记作公债利率,用tπt+1∈[0,1]表示投资者主观上认为的政府违约的可能性,这三个数值的平衡关系应该服从:
1+=trt+1= (2)
很明显,trt+1≥i。在政府违约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trt+1=i;在另一种情况下,投资者确定违约将会发生,tπt+1=1,他们拒绝购买新债。在这种情况下,当私人投资者在t时刻拒绝购买新债,流动性危机将会引起违约。
3.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推导。政府预算约束等式(1)的等价形式可以写作:
dt+1-dt=trt+1dt-et+1+εt+1 (3)
当政府必须发行的债务规模dt>r/i,那么即使政府执行了最严格的财政政策使得et+1=r,投资者也会认为公债在进行爆炸式的增长,他们会拒绝持有这样的债务。因此,如果债务规模超过r/i,它将不会持续下去。我们用0=r/i作为公债产生不持续性的第一个临界点。
在t-1时刻给定这个临界点,投资者可以判断出所发行的债务在t时刻产生不流动性的客观可能性t-1pt:
t-1pt=pr[dt>0](4)
将等式(4)中的dt用等式(1)替换,所以等式(4)变为:
t-1pt=pr[(1+t-1rt)dt-1-et+εt>0]=pr[εt>0+et-]dt-1(5)
又因为,εt的取值范围为[-a,a],所以:
t-1pt=f(t-1πt,et,dt-1,0)
= 0,if[a-0-et+ dt-1]<01,if[a-0-et+dt-1]>1[a-0-et+dt-1],ifelse (6)
我们可以发现,t-1pt是t-1πt和dt-1的递增函数,是et和0的递减函数。
当政府违约的主观可能性t-1πt与t-1pt客观可能性相等时,理性预期均衡将会发生。在模型中,均衡条件如下:
t-1πt=f(t-1πt,et,dt-1,0)(7)
对于均衡解-1πt∈[0,1],政府可以以一个确定的价格销售其债务,并避免违约风险。而在t-1πt=1的情况下,违约将会发生。
4.理性预期均衡模型下政府债务规模的确定。在t-1时刻,政府的任何尝试发行规模在0左右的债务都会产生流动性危机,并导致政府违约。
如果政府执行了严格的财政政策,et=r,等式(7)变成了如下形式:
t-1πt=[a-0-r+dt-1] (8)
将1记作dt-1的临界债务规模水平,并且它是等式f(0,r,dt-1,0)=0的解,所以:
1=<0 (9)
对于任何dt-1>1,有f(0,r,dt-1,0)>0,?鄣f/?鄣t-1?仔t>1(i<2);因此对于任何t-1πt∈[0,1],等式(8)右边将会大于左边。唯一的理性预期均衡将会在t-1πt=t-1pt=1处取得。
这个结论对于任何其他可行的财政政策et
对于任何比1大的债务规模,债务的不持续性风险将会变得足够大,投资者将拒绝持有新债。由于债务的不流动性危机会立刻引起违约,1就被认作新的临界债务规模初始点。
遵循同样的推理过程,对于接近这个新初始点的债务规模,投资者将会觉察到不流动性风险,并拒绝购买。再一次的,这种不流动性危机引起政府的违约。这个逻辑推理过程经过反复多次,则可以归纳出一系列递减的临界初始点序列。
设j<0为一个债务规模的初始点,如果发行的债务的规模超过j,投资者将会拒绝购买。因此,在t-1时刻估计将在t时刻发生不流动性违约的客观可能性t-1qt变成如下形式:
t-1qt=pr[dt>j]=f(t-1πt,et,dt-1,j) (10)
t-1πt=[a-j-r+dt-1] (11)
对于t-1πt=0,等式f(0,r,dt-1,j)=0的解为:
j+1= (12)
所以j+1是一个新的临界初始点。模型经过多次这样的变换可以归纳出一系列临界初始点§={k,其中k=0,1,2…}。给定j,j+1
根据递归式的推理,投资者持有的债务规模将不会大于k=0,1,2…。
由于(1+i)jj=0+(r-a),所以limj+∞j=。
因为序列§汇聚成一个正的有限值=(r-a)/i,所以投资者愿意持有的债务规模不会超过。
其中,政府财政盈余的上限值r可以用政府的财政收入预测值来进行估算。所以说,当投资者是理性的时候,初始点表示政府发行的债务的最大规模。而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初始点和0的差别要受到a的值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论的前提是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投资者要逐渐获得与理论一致的实践经验。在早期的学习过程中,投资者们持有可持续的但易于违约的债务规模,而在9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投资者和信用等级评定商都调低了无风险公债的规模。
5.结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表明,当政府不能完善控制未来的现金流动时,投资者会拒绝购买公债,即使它没有超过可持续性的公债规模。因此,一个较小的无偿债能力风险会导致一个较大的不流动风险。所以,无违约风险的债务规模水平要比通常可接受的可持续性债务规模水平低得多。
如果部分严格假设被放松,这些结论将被放宽。例如,如果政府发行长期和重叠的债务时,不流动性风险将会下降。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制,但是模型指出了随机环境中不流动性的重要作用。这个风险因素在发展编辑整理
关键词: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政府违约;研究理论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03108
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基于公共债务过高引起政府违约甚至导致经济危机的担忧,引发了对适度公共债务水平或合理的公共债务路径的深入研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举发国债,2010年初欧洲债务危机凸显,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更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过程中实施公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公共债务及其可持续性问题更不能忽视。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巨额国债和90年代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债务问题,早已引发了大量关于公共债务、赤字或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本文试想通过对国外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文献的综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文章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是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定义进行概括评述。第二部分是综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现有的研究循两个思路:(1)展望的视角――探讨适度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指标,以求得一个不致使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水平;(2)回顾的视角――根据历史数据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状况进行检验,关注于不引发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路径。第三部分是有关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边缘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异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含义但仍然联系到公共债务政策能否延续问题的观点;最后一部分是全文观点总结及研究展望。
一、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概念
在现有的相关文献中,都将“财政可持续性”、“赤字可持续性”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视为同一个概念[1-3],在文献中这三种表述似乎是等同的。诚然,从政策的执行来看,由财政政策引起赤字,赤字是由债务融资来支撑;从可持续性来看,公共债务的可持续状况直接影响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而影响一国的财政可持续状况,这三种表述是同一的。但是,本文认为,对政府偿付能力问题的上述表述中,“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更为准确,因为“财政可持续性”的表述没有直接的研究对象,虽然“赤字可持续性”的表述中可以将“赤字”视为研究对象,但仅以赤字作为研究对象却忽视了累积债务这一重要对象。所以,本文将以公共债务可持续性作为核心概念。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涉及两个问题:(1)什么样的公共债务政策是可持续的?(2)如何评价实践定政策的可持续性?大多数文献跳过了第一个问题而关注于第二个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中对可持续性蕴含了这样的含义:如果一个公共债务政策的运行轨迹满足预期的未来基本盈余现值等于初始债务,那么它是可持续的。Burnside认为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是指在不断偿付(而不是拖欠)债务的同时能够无限期地保持同样的一套政策[1]。显然,以上定义的出发点都是政府跨期预算约束,这些定义关注于公共债务的时间路径,而不是公共债务本身的规模,也就是说,这种定义存在着不符合直观认识的情况:即使当前的公共债务(或赤字)非常高,只要未来的基本盈余能够保证抵消这些债务(或赤字),它仍然是“可持续的”。Chalk 批评了上述定义中存在的“反直观情况”[2],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出发定义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固有缺陷,于是,他从OGL模型出发对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没有给出可持续性的定义,但显然他认为可持续性的定义中还应当规定赤字或债务存量规模不能“过大”。同时,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与经济运行情况相联系:(1)经常的预算赤字并不能说明不可持续性,因为在低利率下,有可能在经常的(甚至是永久的)基本赤字下的公共债务仍然是可持续的;(2)一个稳定的债务负担率并不能证明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不可持续政策并不一定有爆发式增长的债务负担率,例如在未来经济增长率低于利率时,即使基本盈余为零,(已存在的)债务不断滚动会违反可持续性。
综观上述各种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定义,以及下文将提到的非主流的可持续性观点,可以认为公共债务的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偿付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能够履行它的债务义务而不是拖欠或拒偿债务的能力。因此,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是政府债务清偿能力问题。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公共债务就是可持续的;反之,公共债务就不可持续,政府就要违约或“破产”。可以说,可持续的公共债务是指不会造成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水平或债务路径。
二、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研究
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是为了回答上文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如何评价实践定政策的可持续性?现有研究文献在对可持续性条件的研究中已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思路:(1)可持续指标研究:依据对当前公共债务水平和财政状况的认识以及对未来财政收支的预期,计算出适当的可持续性指标,这可以视为一种展望的视角;(2)可持续性检验研究:根据历史数据来检验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状况,虽然这也会对未来作出预测,但可以认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回顾的视角。
(一)可持续性指标研究
1.Domar条件
(二)政府违约阀值
Besancenot、Huynh等研究了在流动性不足假定下的可持续公债的拖欠问题[25],他们
认为基于可持续性定义所确定的“合理”债务规模,如马约规定的60%的债务负担率,并不是排除债务危机的充分条件,如墨西哥政府1995年被迫发生债务拖欠时,债务负担率远远小于一般的合理标准(30%,1993),这次债务拖欠的根源是投资者拒绝购买延期的政府债务。他们运用博弈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有时投资者不愿去购买“可持续”的公共债务,建立了一个基于重复博弈的理性预期均衡模型,通过反复迭代,该模型得到一个不断降低的阈值(Threshold)。它将收敛到一个极限,这个极限相当于一部分未来基本盈余的贴现,即为投资者开始拒绝购买新债务的临界值,也即为政府的违约阀值。
违约阀值:
(三)财政政策的非线性调整
IBC的另一层含义,或者说是IBC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共债务的均值回归(债务收敛于未来基本盈余的现值),这个回归能够说明政府在采取正确的措施,也就是在债务规模过大时致力减少赤字。近年来在许多检验IBC的研究中发现了财政政策的非线性调整:政府的政策反应程度取决于财政不平衡的规模,并证实这个反应系数是随着不平衡的规模而增加的。Bohn通过增加高次多项式,以及一个在dt=0.343(这是他得到的dt的样本均值)时的分段线性函数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非线性模型,得到了一个递增的盈余对债务的边际反应,从而提出了它们之间的非线性、凸性关系。
Sarno运用美国1916年以来数据提出了美国债务负担率的非线性均值回归的证据。美国债务负担率呈现一种非线性均值回归,政府在公债特别高时会对财政赤字作出更大的反应[26]。Arghyrou和Luintel在对4个欧元区国家(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挪威)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中发现了所有国家的财政非线性调整的证据:当财政赤字很高时,向均衡的调整速度就越快[20]。但Bahmani通过对28个国家的赤字-GDP比率运用KSS检验与ADP检验进行对比研究发现[27],只有4个国家在线性检验中不平稳而在非线性检验中平稳,10个国家在线性和非线性检验中都平稳,另有14个国家在线性和非线性检验中都不平稳。这个发现虽然说明了很多国家满足IBC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线性检验有时对财政的非线性调整是无效的,但似乎也说明了非线性调整效应不够明显,这也许是因为作者检验的是赤字-GDP比率而不是债务负担率。
四、借鉴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关注于不引发财政危机的公共债务水平或路径。前文介绍了近年来国际上有关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观点,系统归纳了国际上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含义、可持续性指标和可持续性检验等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边缘问题。国外的研究有如下方面值得借鉴与深入研究。
第一,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是与政府偿付能力相联系的一个概念,政府偿付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能够履行它的债务义务而不是拖欠或拒偿债务的能力。国外学者的研究提示,在研究政府债务清偿能力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公共债务本身的规模,更应该关注公共债务的时间路径,也就是说,可持续的公共债务是指不会造成政府违约的公共债务水平或债务路径。
第二,关于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回顾与展望的研究视角统一起来进行。回顾的视角与展望的视角各有优劣,比如可持续性检验的政策意义模糊不清,可持续性指标的研究过于简化,与现实情况有较大出入;但可持续性检验也有较稳定的一致性,可持续性指标对短期预测更为灵敏,不适于长期预测等。然而,两种研究思路却并不矛盾,通常它们得到的结论是相似的;当出现相悖的结论时,一般以可持续性指标为准,因为指标可以对突发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检验依赖于较大的样本容量,但如果突变后的子样本空间足够大,仍然可以通过结构转变模型得到与可持续性指标相一致的结论。
第三,可持续性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一个确定性环境中的可持续政策在不确定条件下不一定仍然可持续。大多数现有研究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进行。虽然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可持续性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但目前来看,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处理不够精确,显得有些任意武断,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同一样本的基础上,对折现因子的不同处理得到的检验结果大相径庭。所以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纳入随机因素和风险度量后的可持续性研究:包括折现因子的不确定性和主要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
第四,现有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对内生性关注不够。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是与经济运行状况紧密联系的。大多数研究看到了经济增长率对公共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影响,但很少考察公共债务及其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效应,现有研究只是将经济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考察其对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而反过来,实质上财政政策的运行无疑对经济运行有着显著影响。出于研究需要,当前的公共债务可持续的研究对此鲜有涉及,如Chalk甚至将财政赤字作为消耗性(NonProductive)支出,以此简化模型。所以,
今后的研究应该把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与经济内生因素紧密联系起来进行。
第五,关于可持续性检验的起点――现值预算约束受到质疑:现代财政主义提出的“价格决定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认为,政府预算等式并不是一个约束,而是一个均衡条件,也就是说,在均衡时,现值预算等式是确定成立的,在FTPL框架下,传统的“公共债务可持续性检验”只是一个统计问题而不具有理论意义。这一批评对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检验研究无疑是致命的,理应在实证检验之前对这一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另外,与成熟市场经济体不同,对于财政状况较差及金融市场不完备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公共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一些边缘研究可能更有意义:如能保证财政危机下债务偿还的自然债务警戒线,投资人意愿认购公债水平的政府违约阀值等研究,应当获得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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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ory and Method of Research on Public Debt Sustainability
DENG Xiaolan1, HUANG Xianlin1, ZHANG Xutao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P. R .China;2. Postdoctoral Workstation, 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Shenzhen 518026, P. R. China)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