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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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1篇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2篇
1957年8月31日来亚独立。1963年，马来亚联同新加坡、沙巴及沙捞越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首都为吉隆坡，人口167.4万（2011年7月统计）。
全国国土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人口 3000万。其中马来人68.1%，华人23.8%，印度人7.1%，。马来语为国语，通用英语，华语使用较广泛。伊斯兰教为国教，其他宗教有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
实行君主立宪联邦制。全国分为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因历史原因，沙捞越州和沙巴州拥有较大自治权。
主要经济：上世纪70年代前，经济以农业为主，依赖初级产品出口。70年代以来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电子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实施马来民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旨在实现消除贫困、重组社会的目标。
1987年起，经济连续10年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1991年提出“2020宏愿”的跨世纪发展战略，旨在于2020年将马建成发达国家。重视发展高科技，启动了“多媒体超级走廊”、“生物谷”等项目。2010年马公布了以“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为主题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并出台了“新经济模式”，继续推进经济转型。
2014年马来西亚GDP为3356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039美元，对外贸易总额为4547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160亿美元。汇率：1美元≈3.2林吉特。
资源：自然资源丰富。橡胶、棕油和胡椒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前列。马来西亚石油储量为52.5亿桶，可供开采19 年，天然气储量丰富，达24889.85亿立方米，可供开采33年。此外还有铁、金、钨、煤、铝土、锰等矿产。盛产热带硬木。
工业：政府鼓励以本国原料为主的加工工业，重点发展电子、汽车、钢铁、石油化工和纺织品等。2014年，马制造业领域GDP为2055.3亿林吉特。
农林渔业 ：耕地面积约485万公顷。农业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有油棕、橡胶、热带水果等。粮食自给率约为70%。2014年农业总产值为582.5亿林吉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8%，就业人口167.7万。
服务业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马政府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使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行业之一。就业人数约535.36万，占全国就业人口的50.76%，是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
旅游业 ：国家第三大经济支柱，第二大外汇收入来源。拥有酒店约4072家。主要旅游点有：吉隆坡、云顶、槟城、马六甲、兰卡威、刁曼岛、热浪岛、邦咯岛等。据马旅游部统计，2014年赴马游客人数为2743.7万人次。
交通运输：全国有良好的公路网，公路和铁路主要干线贯穿马来半岛南北，航空业发达。
公 路：2013年全国公路总长14.4万公里。截至2013年底，注册机动车2381.9万辆。
铁路：2013年马来半岛铁路总长1641公里。。
水运：内河运输不发达，海运80%以上依赖外航。
空运：民航主要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和亚洲航空公司经营。2013年运送旅客8101.6万人次。
对外贸易： 2014年主要出口市场为新加坡、中国、日本，主要进口来源国为中国、新加坡、日本。
大力吸引外资。主要外资来源地为日本、欧盟、新加坡、中国、韩国和美国。2014年，马外资流入量为1121亿林吉特。
文化教育：实施小学免费教育。马、华、印各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政府推行“国民教育政策”，重视马来语的普及教育。华文教育比较普遍，有较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2015年教育经费预算为560亿林吉特。2013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6.6%，中学入学率为91.1%。每12名小学生一名教师，每13.1名中学生一名教师。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3篇
“高、精、尖、特”产业，
瑞士经济发展的源泉
《经济》：瑞士的投资优势是什么？截至目前，在瑞士投资的中国企业有多少家？
Laurent Knecht：瑞士的投资环境及经济均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首先，瑞士政治稳定，法律法规健全;其次，瑞士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第三，瑞联邦政府重视教育，鼓励创新，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第四，金融体系健全完善，拥有独立的货币体系，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和良好的服务，在银行保险等服务领域享誉世界;第五，瑞士经济主体构成合理，产业优势独特，产品以“高、精、尖、特”著称。另外，良好的基础设施、较低税收、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也是瑞士吸引外资的优势。
瑞士奉行自由的国际资本准入原则，几乎所有行业领域都对外资开放，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为各种商务活动创造良好条件，有利于各国企业在瑞士建立地区总部，从事经营和研发等活动。
目前，包括在中国银行、无锡尚德、中石化，海南航空在内的近60家中国企业都在瑞士设立了公司。
《经济》：瑞士希望引进哪些类型的产业到当地投资？
Laurent Knecht：瑞士素有“高科技企业和研发中心的首选”之称，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被评为最具创新性的国家之一，瑞士更趋向于在现有的经济框架内，在精通的领域吸引外商投资，如生命科学、化学、机械和金融等。
《经济》：瑞士对前来投资的企业提供了哪些帮扶政策？
Laurent Knecht：瑞士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联邦制国家，各州间会有相对区别的招商引资政策，结构相对复杂。瑞士当局致力于为投资企业提供专业的服务，从支持外来企业与当地环境的早期接触，到投资的具体规划设置，事无巨细。瑞士商务促进中心在中国北京、上海及广州均设立了地区办事处，以促进中国企业到瑞士投资。与此同时，我们还为中、小型的瑞士企业提供具体服务，从而加强和发展中瑞两国的经贸往来。
冷风过后 经济复苏
《经济》：在法郎币值居高不下和欧盟国家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压之下，瑞士经济仍能表现出强劲的恢复能力，呈现出回暖趋势，核心原因有哪些？
Jeyanthy Geymeier：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居于西方发达国家前列，即使在国际经济市场萧条和欧债危机的共同影响下，瑞士国内依然保持着平稳和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和瑞士本身的经济投资环境和外放型、开放型的经济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众所周知，瑞士不仅在机电金属、化工制药及钟表制造等工业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更在保险业、银行业等领域在国际市场独树一帜，尤其近年来瑞士政府大力发展新能源领域和可再生能源，更是吸引了国内外大量投资者和财团的到来。
瑞士新能源政策的提出，为瑞士经济的回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政策是瑞士联邦政府推出的名为“瑞士能源”的新能源政策，以鼓励企业和居民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能源，对瑞士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瑞士联邦和地方政府通过法律、税收和财政等手段，在工业制造、交通等领域推广节能技术，倡导使用可再生能源，同时还在全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以鼓励人们合理使用能源。调查显示，瑞士新能源和再生能源行业2012年一季度的出口业务有所增加,未被列入分类指数的出口指数达到51.7点。这充分说明瑞士着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领域所取得的成效和巨大的经济利益。
此外，在瑞士法郎不断升值的压力下，瑞士政府出台各项政策坚守瑞士法郎的汇率底线，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外币进口，鼓励输出等方式加大出口贸易，以缓解货币不断升值给国内市场带来的压力。除这几点原因外，瑞士一直保持较低的失业率，并通过海外投资机构提供的就业机会和高端人才的输出， 缓解国内压力，也为经济回暖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瑞自由贸易搭建起新桥梁
《经济》：2011年1月28日，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与瑞士经济部长约翰·施奈德-阿曼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会晤，正式启动“中瑞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这无疑是中瑞间贸易合作的又一利好迹象，您如何看待中国、瑞士之间的经贸关系的？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贸易逆差美国经济经济利益
一、美国贸易逆差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一直居高不下，除少数年份以外，其逆差额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199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额达到2334亿美元，而到2004年，美国的全部贸易逆差为4177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2003年增加24．4％，占美国GDP比重的5．3％。
美国贸易逆差来自于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逆差。2004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达到6661．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1．7％，服务贸易则是顺差，其顺差额484．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之所以长期存在并呈不断扩大趋势，既有美国自身的原因，也有国际环境的影响。
二、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经济政策
美国的贸易逆差与美国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有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强势美元”政策。美国从1995年起就开始实行“强势美元”政策。该政策的出发点，是通过促使美元升值降低外债成本，使美国可以采取财政赤字政策，同时让美联储得以实施低利率政策，从而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该项政策一方面使美国政府通过不断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降低利率会减少储蓄，从而增加消费；降低利率也意味着减少了投资成本，从而刺激投资的增加。
另一方面，“强势美元”政策的实施导致了美元汇率的不断攀升，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低廉，同时美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使得进口增长的速度远远大于出口增长的速度，贸易逆差扩大。
2．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上占有较大比较优势，特别是航空航天产品的出口，对缓解美国贸易赤字起了重要作用。但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强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使得2003年高技术产品出现268．22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扩大到370．24亿美元，增加了38％。
3．财政赤字政策。一般而言，政府财政赤字越大，对外需求就越大，贸易逆差也就越大；赤字越小，对外需求就越小，贸易逆差也就越小。而美国长期实行的财政赤字政策，构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美国的经济特点
近几年来美国贸易逆差激增也与美国国内的一些经济特点有关。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国内消费支出不断膨胀。美国经济的2／3靠消费者支出来支撑，因而消费支出在美国经济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超出当期收入增长承受范围之内的消费，只能通过从国外借入资源的方式实现，表现在国际收支上，就是贸易逆差的增加。
2．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21世纪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国经济加速国际渗透，加深参与和利用国际分工，为了占据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抢占信息时代的制高点，美国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90年代以来，美国发展最快的行业就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行业，在技术、信息、金融、保险等服务贸易领域，美国稳居世界第一；而在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则逐步让位于日本，在制鞋、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基本退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加速将资源、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低附加值的行业，如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水泥、塑料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虽然信息产业是发展最快、最具潜力的产业，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但在信息社会全面到来之前，钢铁、汽车、电器等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国际贸易中仍处于主导地位，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美国在信息化的道路上步子迈得太大，为了弥补产业结构升级所造成的国内市场缺口，满足美国大众对基本消费品和国民经济对部分生产资料的需求，同时保护国内的资源和环境，美国必须进口大量自然资源、原材料、消费品和其他制造业产品。所以以经济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角度看，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有一定的必然性。
3．服务贸易竞争力下降。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世纪90年代，美国服务业产值占美国GDP比重一直超过70％。服务业不仅是美国国内的支柱产业，而且也是对外贸易中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美国是国际服务贸易大国，也是服务贸易顺差大国，1999年服务贸易顺差达创纪录的827．6亿美元。尽管美国货物贸易已经形成了长达几十年的巨额逆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保持大量顺差。
但自2000年以来，由于美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逐步下降，2000―2004年服务贸易顺差逐年减少，对外服务贸易在美国GDP的比重也不断下降。
(三)美国经济全球化
美国经济全球化表现在很多方面，笔者这里仅分析与美国贸易逆差相关的两个主要方面。
1．美国跨国公司的经营导致贸易逆差。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在不断膨胀。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的特点之一是交易内部化，其结果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迅速发展。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产品转移占了美国总进出口额的1／3。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美国相当一部分生产转移到了国外，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内消费需求日益膨胀，美国已成为一个高消费的国家，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在75％以上。因此，美国需要大量进口自然资源、原材料和其他制造业产品等生产消费品以及大量的生活消费品。而进口的产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视为美国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因此，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局面，美国出现大量贸易逆差在所难免。
2．资本流入使贸易逆差得以维持。美国经济全球化不仅表现在商品跨国界的自由流动性较强，而且还表现为资本跨国界的自由流动性也较强。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X-M)+(IE-Ii)=O
其中，X和M分别表示出口和进口，IE和Ii别表示资本流出和资本流入。由该等式可知，国际贸易逆差可以通过资本流动的差额来抵消。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是通过美国的净资本流入来弥补的。
长期以来，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流入最大的国家。近年来，美国的净资本流入不断扩大。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的净资本流人为2430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1977亿美元。虽然美国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是资本净流出国，但国际间接投资的净流入远远超过了直
接投资的净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以及美国股市与美元不断走强，经济出现了长期高增长，美国的资本流人格局也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流入美国的证券投资资本超过了其他投资资本。外资的流入会导致美元资产价格的上扬，国民储蓄进一步下降，投资进一步上升，并且带来每年高额的利息支付，从而进一步恶化贸易收支状况。这也是美国大规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
(四)国际环境因素
美国的外部环境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加速，达到了4．4％的增长率，高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需求不如进口需求，贸易逆差随之加大。虽然美国不断加大了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力度，但是就整个世界出口市场而言仍显疲软，美国商品出口依然困难重重。特别是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强了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流，成为美国商品出口的一大障碍。
2．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进口石油消费量占全部石油消费量约60％。虽然美国国内也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为了防备未来可能发生的能源危机，美国政府鼓励大量进口原油和石油制品。因此，长期以来，进口石油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中最大的单项商品。由于战争等因素，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美国对进口原油及石油制品需求不降反升。因此，石油价格的上涨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扩大。
三、美国利用美元特权维持贸易逆差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铸造了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美元等同于黄金，美元成为各国最重要的外汇储备手段和国际清算与支付手段，而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便可以单方面滥发美元，用美国印刷的纸票向各国换取物质财富。从1989年到1997年，在世界主要26个国家的国际储备中，外汇储备增长228％，黄金储备则下降1％。目前，美元总量达到23万亿，占世界金融资产的60％和各国外汇储备的70％。各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都是各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所换来的，当美国印制的新美元投放国际市场时，美国便可以仅用印刷纸币的成本换取外国的相当于美元票面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美国人的高福利、高消费是众所周知的，据统计，美国人的消费要超出其生产的20％以上，而这么多消费的物质财富正是来自通过印刷美元的低成本与世界各国交换得来的物质财富，来自于其对世界各国的合法剥夺。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其他任何国家如果面对如此长期、巨大的贸易逆差就会陷入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正因为具有印刷美元的特权，美国不用担心无法弥补巨额贸易逆差，也不用为巨额债务而惶恐不安；正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以美元储备为主，再加上一些西方国家拥有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债权，大家自然不希望美元贬值自己遭受损失，所以西方国家经常会发起抢救美元的运动。这种局面也是美元霸权给国际经济关系带来的不公平之一。美元霸权下发行的新美元通过贸易逆差的扩大使世界资源和财富源源流入美国，新美元与贸易逆差共同维系着美国的高消费，保证了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进而支撑着美国经济的高增长。
四、小结
从对美国贸易逆差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形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美国并不在乎这些巨额的贸易逆差，反而有继续维系下去的趋势。因为从这些众多的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特征导致美国国内经济失衡，实际上是美国贪图经济利益谋取经济霸权的必然结果；而正是在近年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尤为迅速，无论是从入围500强企业的数量来看，还是从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看，美国已将日本、德国等竞争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而由于美国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性比较强，国际环境看似对美国贸易逆差推波助澜，实际上是缓冲美国国内经济失衡的“蓄水池”。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5篇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遏止经济过快下滑，中央及时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同时强调，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为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很大。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既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又要充分估计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保持清醒头脑，做好应对更大困难的长期准备。
今年的时间即将过半，保增长、调结构、抓改革也到了关键阶段。如何研判经济形势以及其中潜藏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实现今年的改革发展目标？我们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一组文章，从今天起陆续在“经济形势专家谈”栏目刊出。
经济形势研判
我国一季度和4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指标统计结果已陆续公布。应当说，统计结果大致符合原来的预计，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力正在显现。
从采购经理指数、经济景气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汽车销售量、住房成交量、铁路运量、港口吞吐量以及投资（包括新开工项目）、消费的数据看，都是向好的，有利于恢复和增强信心；用电量、工业增加值在1—3月明显上升后4月小幅回调，这尚待观察是否为窄幅波动现象，还不足以动摇总体回升态势；外贸出口形势仍然严峻，但月环比的降幅已明显收窄；信贷增量非常大，同时物价已处于低位，表明通胀压力消解，而通缩亦有望得到积极防范。在物价继续负增长、未形成企稳局面之前，我们还不必担心通胀方面的问题。
从“龙头指标”gdp增速看，尚“比较难看”，处于增长6.1%的较低位，与年度8%左右的增长目标存在差距。但与去年从13%跌到四季度的6.8%相比较，下跌速率已明显减慢。财政收入数据则可谓“非常难看”，1—4月累计同比降低9.9%（同比减少2257亿元），与年度增长8%的目标相距甚远。具体分析，累计降幅较大的原因除了经济增长率走低、企业效益下滑、政策性减税较多（含出口退税大幅增加），还有物价下降导致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去年同期结转自上一年的收入比重较高等。同时应当指出，今年一季度也有成品油税费改革使国内消费税大幅增长38.5%的因素。如果把去年和今年同期不可比的因素都作剔除，那么，纯因经济下滑带来的减收因素，粗估应有1000多亿元，这凸显了由经济低迷所带来的财政困难。我国财政运行已明显进入一个“过几年紧日子”的新阶段。但为大局服务，财政收支安排仍需积极而稳妥地实施总量扩张，并特别注重引导和支持结构优化。
从企业层面看，部分大企业情况好转，一般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困难还在延续，但企业的预期已有所好转。
总的来看，我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滑入低迷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正在接近底部或正在完成触底，如不出现极大的意外，当扩张性政策对冲净尽经济自身的下滑惯性后，国民经济有望在今年由“前低”转入“后高”，即实现触底后的回升。同时，也应看到，在一季度6.1%的gdp增长速度基础上，要达到年度8%左右的gdp增长目标，有关方面的工作任务将是很艰巨的。
前瞻与应对
结合世界经济的最新动态看，高外贸依存度情况下无法独善其身的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仍然具有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但随着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态势出现企稳迹象，这种不确定性已不像先前那么大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相机抉择”的原定框架不应改变。今年二季度后两个月的主要指标演变情况十分关键，需要对其密切跟踪观察，作“好”与“坏”两个方向上的准备。
首先，从“坏”的方向考虑，宁可把下一阶段的局面想得坏一些，把困难想得大一点。假设二季度末主要指标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则有必要启动预案，给已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加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这个决心不应晚于6月末下定，因为那时有关部门应已能估计出二季度和上半年主要指标的大致模样；否则就要等待三季度数据，那时再下决心就嫌晚了。从我们自己的调控经验看，1998年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在1999年，当一季度数据表明投资增长率明显偏低时，又曾实行给扩张性政策加码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当年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100亿元；在20xx年，当二季度看清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再一次实行增强扩张力度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500亿元。今年，我们也有必要防患于未然，搞好政策储备预案。当然，其中需要动用的手段，不一定是单一的 增发国债。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6篇
美元前尘
美元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是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正式确立的。当时，在经历过灾难性的1929年大萧条、贸易障碍和货币管制之后，各国之间的贸易几近崩溃。于是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在布雷顿森林镇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各国货币则通过固定的汇率与美元挂钩，并可按每盎司35美元的官方价格跟美国兑换黄金。
就这样，世界上新崛起的超级货币――美元的地位，通过世界上主要国家签署的文件得到确立，其优势无可比拟，这是2500年世界货币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元与黄金挂钩，事实上是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确立了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而美元也代表了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具购买力的货币。这样大的战利品，是美国无法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能够获得的。
然而，新的货币体系面临着两个潜在的制约因素。首先，美国向各国央行保证，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以美元兑换黄金，但是，美元的流通量扩张的速度已超过了金矿的开发，这就意味着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与美国以美元兑黄金的承诺不再相称；其次，世界主要国家的汇率高度稳定，这看似不错，却有一个致命的命门：它们把美元当成主要储备资金，而美国只有长期出现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扩散到世界各地，而长期贸易逆差有势必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非常矛盾。暴发危机只是时间问题。美联储担心，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将导致欧洲盟国怀疑美元兑换黄金的能力。如果这一怀疑变成现实，就将导致各国的银行挤兑。这样一来，面临崩溃的就不仅是美元，还有全球的金融体系。
我们的美元，你们的信心
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总统上台后，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确定的政府目标是说服欧洲盟国，重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帮助美国提高出口地位，使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小。当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olly），是个雷厉风行的强硬派，他对欧洲盟国丢下了他的名言：“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康纳利有他强硬的理由，因为欧洲盟国希望继续得到美国对它们的军事支持。不过，到了1971年8月，为了使美国摆脱经济困境，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制”，这一举措被称作“新经济政策”。可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种货币像美元那样，永久地脱离金银或其他任何有形资产的抵押而流行于世。惟一支撑美元的是脆弱而抽象的东西――信心，信心来自于人们相信美国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将所有美元兑现。
不幸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率超过了5%，消弱了美元的币值，外汇交易员狂抛美元。那时美国支持美元价值的惟一手段，就像今天一样，是向国外出售美国国债。当美国通胀率高达13%时，国外买家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元价值进一步下跌，从此恶性循环。
从黄金到“黑金”
真是“天佑美国”！正当美国陷入绝境之际，欧佩克国家实行石油禁运，那时美元已折损了1/3的价值，而欧佩克升降梯般上下变动的石油价格，直接、合乎逻辑地呼应着尼克松的重大决定。
1975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主要内容只有一项：这些国家在石油交易中只能用美元来结算！如此一来，全球的石油进口国就都必须持有美元，而随着油价上涨，进口国还必须持有更多的美元。于是，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又找到替代黄金的新的依托――“黑金”石油！美国不惜花费巨资攻打伊拉克，其真正原因无非是为了确保石油按美元结算。
不是最好朋友，却是“惟一”朋友
不过，如今美元保持独一无二的地位，要“感谢”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不惜以逼近20%的高利率，“杀死”了13%的高通胀，使美元价值的上下波动，完全能根据美国的需要而确定。
美国需要借钱时，美元就变强势；需要赖账时，又成弱势稀释债务。现如今美国债欠太多，便忽悠大家“黄金能保值防通胀”，把黄金炒高。可炒高黄金究竟对谁最有利？自然还是美国。单美联储在纽约那个金库就储藏了全球25%的黄金。截至2010年9月底，黄金占美国外汇储备的72.1%，而黄金仅占中国外汇储备的6%。一旦炒到足够的高价，美国很可能大量抛售黄金来回收美元。届时，美元肯定立刻转弱为强，而黄金则大幅下跌。美元已玩到了最高境界，对外贬值，对内保值，想低就低，想高就高，大斗进小斗出，不断地循环，完成对全球财富的掠夺。
从此判断，由于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所以美元中期走势还会以偏弱为主，以稀释债务。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经济法产生条件 历史起点 内在精神追求 现代性
一、引言与解题
社会是法律发展的基础，法律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受一定的社会需要所制约，立法者必须以社会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质为前提，以事物的必然性为依据。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1，他还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2，“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3。因此，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是法律创制活动的深厚渊源，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也直接同社会经济生活相关联。研究经济法的现代性，必须首先理解经济法起源的社会历史基础，理解经济法的成长机理。亦就是说，经济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有何特点？这些社会因素和条件是怎样影响并作用于法律生活从而形成了经济法（部门）？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入手，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法现代性的历史奥秘。
长期以来，经济法学界在系统研究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这方面，著述较少，较早对此有过专门研究的著作仅有两本：一是张守文，于雷合著的《市场经济和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93年版），二是周奎正等人合著的《中国当代经济法论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93年版）。此后，纷繁众多的各类经济法教材对此问题偶有触及，但多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提，甚而还有一些让人费解的论述（本文第五部分将对此展开反思）。令人欣喜的是，在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研究》第1卷中，刊登了两篇有关此问题论述的力作：漆多俊教授的《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周林彬教授的《经济法的经济根源——兼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边界》。但遗憾的是，漆文对政府干预失灵的原因以及由此对经济法的影响未加以分析，而周文虽有所论及，但由于文章论述的中心议题并不在于此，也未加予深入分析，但窃以为，正是在这里，现代经济法才得以真正产生！
毋庸置疑，政府干预经济必然带来经济政策立法，但是否可以认为经济法就由此产生了呢？不能！因为政府干预失灵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大量经济政策立法的失灵和废除即经济法律的失败。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立法，必须考虑其计划性，稳定性和协调性和合理性。在这一点上，那些大量的为应付经济危机的一时经济立法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而且还应看到，这些立法仅仅是带有干预经济的性质，其职能远非今天的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的职能。所以，这些所谓的经济政策立法与其说是经济法，倒不如说是披着经济法的合法外衣，实质上 是政府一时的经济性的行政指令，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
那么，经济法的现代性或者说经济法到底有什么样的显著特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何谓“现代性”。“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讨论中心之一，其核心是合理化问题。大致说来有两种分析，一是把现代性作为断代史意义上的史学概念，描述的是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特征，是和“古代的”“近代的”相并列，和“传统的”相对立的一种对欧洲近现代史的概括性的称谓；二是把现代性作为精神理想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探求的是支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历史变迁背后的规范和理想。本文认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也从上述两方面来论述，一是从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起点上分析，二是从经济法的内在精神追求上分析。本文认为经济法的现代性表现在：
1.在历史和时间起点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的特定历史下产生的法律部门。它并非是政府干预出现伊始便产生，而是在政府干预失灵后为解决政府干预失灵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国家干预，制订了大量的经济政策，但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立法先天就不具备现代经济法的规范政府干预的职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干预的滥用，最终政府干预走向失败，从美国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60、70年代经济出现“滞胀”，宣告“政府失灵”。也正是在这时候，现代经济法作为解决“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应运而生了。
2.在内在精神追求上，一方面，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干预的约束和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可以说，只有认识到经济法的双重职能，才能防止出现“政府失灵”，使政府干预经济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协调，长久，有效地进行。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产生的经济法无疑应肩负起上述双重职能。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法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实现社会公益和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和平衡。
据笔者翻阅的资料，国内经济法学界首先提出经济法具有“现代性”这个词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守文教授，他在《论经济法的现代性》4一文中提出了此概念。笔者深感此概念的理论意义和精辟所在。（在笔者看来，它至少有三点理论意义：1，有利于划清经济法和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2，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论证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有力地论证了“经济行政法”和“战时经济法”，“古代经济法”等不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本文将从作为一个真正法律部门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分析中来引出经济法的现代性，并试图运用经济法的现代性对我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国内若干教材上的理论进行反思。
二、市场经济与市场失灵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就业增长 就业弹性
一、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然而有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这些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
二、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就业弹性的具体测度上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进一步地,围绕这种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早期,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非一致性,有论者利用技术进步加以阐述。虽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GDP潜在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利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的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在大多数年份,其GDP就业弹性几乎是我国的2-3倍。
龚玉泉、袁志刚(2002)认为,上述的解释并未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阐释。他们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我国,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职无工”,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
胡鞍钢等(2004)认为,从1992年至今,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中期。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地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大量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三、结论性评论
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具体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就业弹性是否偏低,以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仍存在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一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就业弹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适用范围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
我们相信,在正确看待“就业弹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制度变迁,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进而,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