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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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第1篇
经济的构想和作法
印度计划委员会认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已经替代了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印度认为，21世纪，知识经济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信息通讯技术在全球范围的飞速发展，使服务成为可以进行跨国贸易的商品，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将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过去的3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主要出现在制造业，下一个浪潮将出现在服务业。印度没能赶上制造业转移的浪潮，但是应当抓住服务贸易全球化的浪潮。
印度认为，在知识经济的服务出口方面，印度具有比较优势。一是拥有一支庞大的讲英语的科技和专业人员队伍。印度高等教育发达，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为310万人，到2010年毕业生的人数还要增加1倍。二是劳动力成本低。例如，印度从事外包服务的雇员工资要比美国的雇员低1.5―12倍。三是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趋势。据预测，到2020年，印度15―59岁的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35%升至47%，届时印度将成为世界上工作和消费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印度在软件开发、外包服务、工程咨询、研发服务、生物技术、医药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印度将充分利用本国人力资源的脑力优势，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知识服务产业。因为与制造业相比，知识服务业更节省自然资源，更能保护环境，而且附加值也更高。目前，印度国内和世界对教师、医护人员的需求不断增长，护士和医疗技术人员已经供不应求。印度将大力发展这些领域的人力资源，把印度建成面向全球服务的信息技术服务中心、研发中心、教育中心和医疗保健中心。
为了促进印度的知识型服务出口，印度全印管理协会建立了一个由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组成的高级战略小组制订规划和行动建议。该小组认为，印度可以用两种方式向发达国家提供服务：一是利用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提供远程服务（包括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服务、电子诊断医疗和电子教学，以及法律咨询等等）；二是吸引顾客到印度接受所需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旅游、教育服务，以及护理服务等等）。该小组认为，成功地扩大印度服务出口应当从市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努力，最为关键的工作有3项：一是推销印度，建立信誉；二是教育和培训具有专业服务技能的知识型人才；三是充分发展连接印度与外界的基础设施，如电讯、信息技术和机场等。
当前，印度知识经济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构建知识社会和发展知识经济，印度政府决定成立国家知识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负责在5个方面制订具体的目标和行动方案，即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科技体制改革；扩大知识的传播；激励企业应用知识以提高生产力和获得竞争优势；促进政府机构应用信息技术以改善公共服务。
目前，印度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加大对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资，创立更多的世界级的大学；增加学生的数量并提高质量；建立教育投资公司；使课程设置更能适应人才的市场需求；加强学生对英语和其他语种的学习。
2．加强应用型的研发项目以实现技术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变为生产力，加强科研机构、大学与商业的合作；加大对基础科学、特别是大学从事研究的支持力度；建立科技企业家园，解决技术开发与技术应用脱节的问题。
3．加大对知识密集型行业和企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创立世界级的研发中心，设立信息技术园、生物技术园和药品工业园；利用人力资源优势、投资自由化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来印度进行研发投资。
4．充分发挥海外印度人才的优势。鼓励外国公司在印度建立研发中心或与印度联合开发研究，鼓励海外印度专业人员和企业家参与合作。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副所长、研究员孙士海撰稿）
法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法国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计划调节管理体制。二战后，法国发动多次国有化运动，将煤矿、电力、航空、银行和汽车等部门的一些公司收归国有。法国是西方国家中推行“中央集权经济”的典型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国家干预始终起着突出的作用，对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和持续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国家干预的过度强化，逐渐造成法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僵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进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90年代以后，希拉克政府全面调整内外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是改变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向更加开放的自由经济体制转变，以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主要的战略措施包括:..
1．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增强经济活力。经济结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减少国家干预改变传统的中央集权经济管理体制，将国家指导性计划转变为战略性计划，即中央计划通过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优先行动领域指明总体经济发展目标和方向。推进经济自由化，废除历届政府一直执行的各种有碍自由竞争的行政立法和规章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发展股票市场等。但是，法国并未放弃混合经济管理体制，而是试图实行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
2．以科技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强法国的竞争力。为适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根据政府制订的目标，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换，首先完成对传统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以及老工业区的结构改组，继而大力发展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群，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了促进高科技的发展和注重提高科研投入产出效益，法国政府确定了电子工业、医学研究和环境技术等重点发展领域；改革科研体制，规定科研项目的社会经济目标，坚持科研面向企业，面向生产；制订和实施诸如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等高科技产业专项远景发展规划；积极推动和参与欧洲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3．推行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战略，促进就业增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把实现财政平衡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注重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增长由以出口带动逐步转向以内需拉动为主。
4.推行对外经贸“多元化”战略。提出经济优先、外交服务于经济的对外政策原则,推行全方位务实外交。
德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7.8%，1968年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战前经济发达的基础。二战前，德国经济发展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其汽车、飞机、电机、金属冶炼和化学工业已居世界前茅；农业基础也比较雄厚。二战期间，国家经济的基础（硬件）大部分虽被摧毁，但软件如技术、知识、企业的结构组织，经营管理经验、教育机制、文化基础以及部分熟练工人都保留下来。这些软件优势在举国一致重建经济的努力下，充分释放出了增长潜能。 （2）欧洲长期的和平环境。二战后，美苏虽在欧洲尖锐对立，但一直未发生热战，西德军备和军费开支较少，对经济较快发展有利，促使其成为“经济巨人”。 （3）美国等外来因素的支持。主要是美国出于东西方冷战对峙和自身利益的需要，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措施采取了支持德国复兴的“输血”战略。
2．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这一时期，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3.1%，通货膨胀率平均为4.89%。导致长达10年经济滞胀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技术进步缓慢以及生产费用大幅增加，导致国内投资盈利率相对降低，以致固定资本投资停滞甚至下降；政府错误的财政政策造成的恶果。后来，联邦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又不得不实行包括紧缩银根在内的经济紧缩政策，从而影响并限制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缓慢发展时期。80―90年代，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9%；2001―2004年，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1.37%，低于欧元区12国的年均增长率。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有：（1）国内需求不振。私人消费与出口一向是德国经济增长依赖的两个轮子，但80年代以来德国私人消费一直不旺。近年来，德国虽实行了税改，但对机动车课以高额使用税和生态税，使其他领域的减税黯然失色，民众消费行为未见起色。（2）失业率不断攀升，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的失业率在10%以上，目前失业人数已超过500万，创历史新高。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周期性问题变成了结构和社会问题，导致国家减弱对经济发展支持的力度，使经济发展后劲不足。（3）社会福利过高，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不足。
英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英国经济走走停停，增长乏力，出现“英国病”的现象。其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老化、国有部门比重大、福利负担重、投资乏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等。1979年，撒切尔政府开始对英国经济进行改革并采取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摒弃了战后一直奉行的以扩大政府开支和刺激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转而推行以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为指导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减少国家干预。政府制订并实施了以下经济政策措施：
1．坚持以货币主义为主的紧缩政策，制订并推行中期财政战略。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等措施抑制通货膨胀，为生产和就业的增长创造条件，同时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2．放松政府管制,强调市场机制,鼓励自由竞争，以调动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保守党政府先后废除了180多项对经济活动的限制规定，通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化市场的功能，从而将经济决定权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手中。
3．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减税措施以刺激投资和消费，调动全国各方面的资金，加快投资步伐，更新设备和技术,增加供应，以此推动经济增长。
4．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措施涉及约50多个行业，英国政府出售了200多家国有企业，如英国钢铁公司、航空公司、货运公司、电讯公司、石油公司等，甚至大部分铁路也实现了私有化。
5．改革福利制度。英国过高的福利制度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撒切尔政府上台后便开始改革福利制度，削减福利津贴，撤销部分福利机构，使政府节约了大量的福利开支。为了控制工资增长，颁布了限制工会权利的法律，冻结工资，改革劳动力市场。
6．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保守党政府废除英国执行了40年的外汇管制，实行金融管理的自由化。在英国的外国公司可享受国民待遇，与英国企业同样获得减税、财政补贴、新技术开发补贴等。由于英国基础设施完善和政局稳定等有利条件，形成了对外资的巨大吸引力。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第2篇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以解放束缚了多年的生产力，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使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法律制度，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对经济运行的机制从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当时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对经济运行法律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法学的雏形。
也许是受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影响时间太长的缘故，刚刚改革开放的经济使得法学工作者有些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对市场经济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研究的范围，于是相应地形成了大经济法的概念。在当时，人们以谈经济为时髦，对于经济法学和其他法学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问题都当作经济法问题来对待。为了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人们一方面立足于本国资源，从理论上对经济运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外国积极引进各种经济法理论，借鉴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在这个阶段，有一大批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发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前苏联、日本的一些经济法学著作和教材，如前苏联拉普捷夫主编的《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日本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概论》、丹宗昭信、厚谷囊尔主编的《现代经济法入门》、《日本经济法概要》等。此外还翻译了一批经济法学论文。在国内则出版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众多的经济法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纵横经济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对法院的司法实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大量经济案件的出现，使得各级法院相继成立了经济庭，专门处理这些案件。在当时看来，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涉外经济纠纷等，只要涉及到钱的纠纷案件（民间借贷除外），一般都当作经济案件来对待，而民事案件则只限在婚姻家庭纠纷、民事侵权等很小的范围内。
随着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经济法学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经济法研究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应当属于民法的研究范围。于是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法和民法的范围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92年，中国正式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不但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借鉴，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参考。法学家们对经济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已经跟以前的经济法观点有了明显的不同，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坚持。这些观点被称作为“新经济法理论”或者“新经济法诸论”。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新经济法理论逐渐定型以后，人们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驻足不前的局面。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法各部门学科的研究，甚至还有少数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来民事立法的显著成就，使得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权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启动，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民商法学研究。同时，法学研究的结果对法院的司法实践同样产生了影响。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还存在不同看法，对经济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异，但是他们之间都达成一种共识，即经济法只调整跟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有关的法律问题，而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来调整。对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界已经很少有人表示怀疑。至少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属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人们都不表示怀疑。由于经济法研究范围的缩小，于是有人对法院经济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怀疑。认为经济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围，而真正属于经济法范围的案件则很少，因此主张撤消经济庭，变经济庭为民庭。这种观点是一种狭隘的部门利益观点。人们意识到经济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属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围，这是人们认识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学研究的进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经济法庭的地步呢？我们应当承认，经济法庭的设立，对我国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经济庭审理的大量经济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进民法学家的观点也不应当属于民法的受案范围。例如，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等等。当然，他们可能会说，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从本质上说是侵权纠纷案件。反垄断案件（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实际上是合同纠纷案件，即这种合同是否违背社会公益，因而是无效合同的问题。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其实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侵权纠纷或者合同纠纷。行政纠纷从本质上来说，难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机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酿成的侵权纠纷吗？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设置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有的法庭是根据受理案件的性质来设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则是根据其他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处理某一类案件的方便而设立的，如铁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设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们同属于某一个部门，集中起来由某个单独的法庭来处理比较方便。我们也不否认法院各审判庭的设置都是从审判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诉讼活动的进行。经过近二十年的审判实践，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经济庭的概念，人们已经对经济庭的受案范围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如果突然间取消经济法庭，势必使人们对法院的行为感到茫然，对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无法了解，从而降低诉讼效率、提高诉讼成本，甚至使人们产生经济法是否已经已经被废除了的疑虑。这对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经济法庭即便是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质在法理上说得过去，但是，在经济法庭取消以后，本来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或者将来肯定会出现并且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的案件，缺乏相应的受理机关。我们总不能把它们让民庭来受理，因为那将在法理上又说不过去了。例如，近些年来，人们对垄断现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认为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将来，《反垄断法》出台以后，人们想提起反垄断诉讼应该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呢？以及现在还经常出现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应当继续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来受理，这样岂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论，回到了原来大经济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认为，撤消经济法庭的提法应当慎之又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保留现有的经济法庭，但是对其受案范围作适当的调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说得过去，同时也不至于让人们一时无法接受。对于经济法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张守文教授在其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法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到，中国经济法学在世界法学舞台上的地位问题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中，似乎比较注重从外国借鉴，而忽略了向外国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也许考虑的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还不够成熟，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国介绍。实际上，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还不长，我国当初从外国引进经济法理论时，外国的经济法理论也同样很不成熟。通过二十来年的研究，我国的经济法学已经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经济法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经济法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但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和外国的经济法理论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我国的经济法已经不再是前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法著作中所说的经济法了。美国的法经济学（lawandeconomics，law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也和我国的经济法概念有着质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这些法律问题不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问题，也包括法制史上的问题。笔者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法经济学会年会的一份会议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经济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还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发言。这也就说明，美国的法经济学和我国的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过来，如果认为外国没有我国所说的经济法，怕他们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国介绍的话，就更加不应该了。如果国外已经有了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理论，而且发展得更加成熟，这时向它们介绍，反而有班门弄斧之嫌。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我国的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我们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绍给他们，使他们了解、接受我们的经济法学。美国没有大陆法中的民法学，但是，美国用英文出版的各国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国民法著作。美国还用英文出版了我国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经济法含义上的著作似乎还没有见到。近几年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今年北京大学针对美国学生办的中国法短训班都没有安排经济法的课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法学者没有努力争取也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在向外国借鉴法学理论时，一般都比较注意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法国、德国等加以借鉴，因为他们的经济比较发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在向国外介绍中国经济法时，同样应当以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要目标。我们要想经济法在世界法学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动向它们介绍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来取经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考虑。
一、出国讲学。近些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不少法学家到国外作访问学者或者讲学，但是经济法学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国门的经济法学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都是去当学生，了解国外的法学研究动态，介绍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国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法理论。我盼望我国的经济法学家，尤其是经济法权威们不要将自己的影响局限在国内，而应当向国外渗透。出国讲学，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尤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二、单独或者和国家立法、行政机构举办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经济法专业的留学生。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即使没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了解。他们回国之后，有的从事法学研究，有的从事法律实务。我们可否建议他们利用所学的中国经济法理论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对他们本国的经济法进行比较研究，写出文章或者专著在本国发表或者出版。同时在有关的经济法国际研讨会上和国内学者进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进中国经济法在国外的影响。
三、注重直接用外文尤其是英文著书立说，或者将国内有影响的经济法理论著作翻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每年我们都能在外国的期刊上见到相当数量的中国法论文，但是关于中国经济法的论文却很少见到。正如我前面说到的，如果我们不主动走出去，他们可能不会请进来。因此，如果我们的经济法学家能够申请科研立项、争取获得国内或者国外的科研资助，将中国有影响的经济法研究成果向外国介绍和推广，那么，他们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将会更加完整、准确、清楚。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第3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经济体系，那么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
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标志着19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20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20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
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发”和“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时序关系的阶段和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
二、作为反例的日本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奇迹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模式：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在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的主要因素。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即美国对日本的持续贸易逆差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别优惠的汇率，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复苏而确立的，名义上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结束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15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缓解来自日本的经济压力。1985年9月22日，法国、德国、日本、 英国和美国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云集在纽约的广场旅馆，达成“广场协议”。美国和欧洲认为日本在国际贸易中因其价格优势获得了太多好处，因此强迫日本同意一项抛售美元的协商机制，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这一协议导致美元贬值30％，日元则相对升值。这就是著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它成功地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1月的1美元兑换262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早期的1美元兑换158日元，日元升值导致日货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恰当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采取改革措施扩大内需，将它的经济重点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仅仅对日本有利的贸易关系。开发国内需求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一个人口规模是美国一半的社会兴起的池田消费革命是日本开始经济起飞进入高速增长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同样有很多机会扩大内需，如住房、医疗、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很有开发潜力，但日本没有采取这条路线，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转形。相反，日本却更加强化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更紧地将自己和美国绑在一起。在大藏省的命令下，日本银行大幅降息以刺激投资。据东京的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估算，1986～1991年，日本共向新企业、设备和研究投入了约3.6兆美元，目的是将生产成本减少40～50％。结果，由于没有考虑国际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导致了日本至今仍没有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滞胀。
由于利率太低，日本银行也向高风险和投机的借款人贷款，尤其是房地产部门。日本的土地使用模式过度地向农业用地倾斜，这构成了对农场主有利的政治体制，而农场主本身又是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支柱之一。在这种结构下，日本的城市土地奇贵。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投资繁荣时，城市土地价格投机性上涨，成为投机性泡沫的基础。土地成了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被用来购买土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时，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日本政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便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1989年11月25日，将贴现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软着陆产生了不良贷款危机和对整个银行体系无法清偿的威胁，这一威胁持续了10年，2001年早期仍没有迹象表明有所改善。
三、中国旧经济模式的缺陷和向新经济模式的转变
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始于，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工业点。但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增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全面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最后，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
上述事实表明，由至抗战结束期间的殖民侵略及其相应的资本输入，确实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工业，但这种工业从来就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生产力。这种殖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殖民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殖民工业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继而导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现实。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力与其所需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严重脱离。拥有工业资源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都不占有与其资源相吻合的工业生产力；而工业产值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却不具有像内地和西部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如此，中国发展农业自然条件最好的东南、华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工业产值最高，而工业动力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工业与农业在同一自然空间发展导致在一个自然空间内的竞争：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占，工业污染又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从长远看，这都将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基础性的破坏。
一个大国经济的形成大致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种生产力应尽可能地与本国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二是这种生产力应与本国的市场相结合，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向型市场需求上。
中国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即中国工业经济向西部内陆腹地的开发始于1949年。这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政府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改变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留下的畸型的生产力布局。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对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和开发。40年来，内地工业产值增加40多倍，相当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倍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生产力与其相应的自然资源严重脱离的经济格局，并减轻了工业对农业所产生的空间压力。但没有摆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束缚，这次西部开发，尽管作了大量投资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在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形成国内市场机制，国家的最终实力只能根植于国内市场，而中国最有深厚潜力和资源却有待于大规模开发的市场并不在沿海地区而在广大的西部内陆。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就是东接（东部沿海、财门）西引（西部内陆、发展空间）的大循环发展格局。中国西部正是中国生产力的走向所在，它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加入WTO将会加快两大变化趋势：一是， 中国经济将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诸如上海、香港、深圳以及北京这些金融中心从国外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对西部内陆产业进行结构改造和重构，这种颠倒的经济模式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会加速发展。二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出口暴跌，日本经济再次陷于低迷，亚洲的整体经济结构正处于重组之中。亚洲所有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都需要重新配置，以尽可能充分利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增长潜力。简言之，亚洲必须围绕来自中国的新生产能力和资本积累对自身进行重构。此外，中国入世的意义还在于国内市场国际化，由于中国在实物经济产业制造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人工成本比较优势，所以，中国市场将是国际市场中最具有竞争性的组成部分。从产业制造的规模和能力看，有的经济学家甚至预测：继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制造”、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制造”之后，新世纪有可能出现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
四、中国经济新发展模式的关键和难题
通过对中国经济新发展趋势与美日经验的比较，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的未来走势变得清晰起来。首先，中国在整体上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对此无需担心，正如无需担心美国凭借贸易赤字建设铁路一样。然而，吸引巨额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新发展模式的关键。“中国必须使外国投资者确信，投资中国将有利可图。换言之，中国必须说服发达工业国、尤其是日本向中国输出资本品和先进技术，而中国则只需报之以写有所有权的承诺，即股权凭证。”
事实上，这种变化正在开始。还在去年夏天，《日本经济新闻》对日本大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50％的被调查公司表示计划扩大海外生产。随着中国产品同日本产品之间的质量差距的缩小，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日本厂商相信，中国是最重要的成长市场，发展潜力无法估量。今年，东芝已关闭了日本国内的电视机生产线，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接着，美能达也宣布，公司正逐步停止国内的相机生产，转而从上海进口。同其它日本公司一样，松下电器的生产重心也正向中国转移。11月，索尼宣布，将在中国投资设厂生产最新型的Vaio系列电脑，目前这种电脑只有日本和美国的厂家才生产得出来。另外，富士通和日立公司也有类似的投资计划出台。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10月份开始，数家日本制造商纷纷公布了从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口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移动电话的计划。
日本经济学家相信，成长中的中国经济也将对21世纪的亚洲经济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按照经济学家早就得出的结论，如果高工资水平国家同低工资水平国家发生贸易关系，高工资一方不可能占到便宜。数据显示，中国从日本吸引走的投资导致日本国内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了20％，日本开始出现了“制造业空洞”。
另外，在中国广大的内陆西部地区，外国投资者难以判断投资的价值。这意味着中国的不同地区将专门从事投资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沿海地区将专门生产其它国家需要但自身无法供应的产品和服务，向中国内陆投资就是这样的服务；内陆地区则专门为沿海地区生产产品。中、美、日三国贸易模式的演进中也存在着这种地区分工的复杂情况。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于对日本的赤字。目前，日中贸易第一次出现了赤字。从贸易关系上看，现在的中国之于日本正如40年前日本之于美国，中国正在成为日本关键的供应者，日本则正在成为中国关键的市场。另外，亚洲其它位于中国周边的国家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而这些资本品最终将用于中国内陆。这些周边国家将依赖“中国发动机”带动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不仅包括东南亚，还将包括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亚地区。
对于外国向中国提供的资本、高技术和产品，中国将以实物产品和股权进行支付。但这一新发展模式在操作中的困难在于，国际投资者将如何决定二者的构成比例，因而在这一模式中决定最优汇率成了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贬值的人民币将会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但却会减少流入的外国资本。尽管中国控制国内投资的自主权将因此加大，但外国投资的附加利益将减少。而且，贬值的人民币未必会带来就业上的净收益，因为资本流入可能会创造出新的出口行业，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相反，人民币坚挺会降低中国的出口额，从而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将为外国投资的部门释放出劳动力，外国投资带来的附加性利益将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