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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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第1篇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间所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成为大萧条，在此情况下，商业和经济运营普遍衰退。首先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农业衰退，引发了金融行业的恶化，大萧条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比以往经济衰退的影响更为深远。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引起经济的衰退，进而经济发展缓慢，引起失业增加，工业化国家中资木的短缺引发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间搭配存在多样性的特点，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乘数都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政府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数不确定的情况下，考虑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选择，最佳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政策组合的工具。实施多样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机会使一个乘数的估计误差被其他乘数的误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额情况下，制定政策的误差会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中的微调是指存在于宏观调控中，针对现实社会运行的经济中存在的小冲击、小波动、小十扰而做出的相应的小调整。不断地试图稳定经济的政策行为。对财政政策而高，长时间的内部时滞，使得采用相机选择的微调措施在实际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存在不可能性。尽管社会中存在的自动稳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政策中的微调效果。对于货币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经常运行的，内部存在的时滞较小，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施所起到的影响一直是在应对晓得波动，则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恰当的。
相机抉择是政府根据经济市场所发生的情况和各项调节在采取过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点，进行需求管理从而机动灵活的采取一种或几种措施，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实行相机抉择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总需求，又不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根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决策速度，作用速度，预测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个方而的差异，相机抉择一般有三种搭配方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单一政策规则是指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学派，关于货币供给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长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建议的唯一政策是货币供给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单一政策规则的目的在于是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的速度。货币主义者主张的这一政策被称为单一的政策规则。
积极地规则是指对重大的经济冲击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质的规则，在讨论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达到的效果时，要把对重大经济冲击做出反应的政策行动与微调加以区别。而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决不能主张不应该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及时采取反周期性质的政策措施在未来政策的确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之间的权衡中国，积极地政策制定者重视政策实施过程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而那些赞成难以变动规则的人则重视中央银行在过去竞技场反错误的政策措施。
三、动态不协调与规则及斟酌使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与以往相比肩负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也面临更多的挑战。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存在诸多模糊、边界不清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深层次挖掘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才能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货币政策和财政、外汇、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
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关系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一是在宏观调控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有特点，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在实际操作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时效，所以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对经济进行调控。二是同是资金分配的渠道，都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对资金流通中出现的对有悖于货币流通和市场供求的现象进行调控。三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通过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和采用税收增减、发行国债、调整支出规模与结构等手段实现对全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二者都是主要通过实施扩张性或者紧缩性政策，调控总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使之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但同时二者的调控范围存在差异，在流通领域中货币政策起主要作用，在分配领域中财政政策起主要作用。四是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总量特征，而财政政策的结构特征较为突出。二者虽然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货币政策具有更鲜明的总量特征，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全国的货币供给总量。财政政策具有更鲜明的结构特征，财政政策可以调节不同地区、产业、企业甚至个人的收入水平①。五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侧重于货币稳定，而财政政策的目标则更为广泛。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收支平衡等都是二者调控的目标，但各有侧重。其中，货币政策侧重于价格和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财政政策起着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的作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公平方面，货币政策也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一般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②。
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的关系。一是外汇占款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供给结构改变及供给内生性增强。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外商直接投资及热钱的流入也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截止2014年3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为272149.14亿元，较2014年2月末的270407.88亿元增加1741亿元，为连续第九个月增长。可见，外汇占款是货币供给的主渠道之一，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随着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根据货币供给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随着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货币供给量扩张。其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改变。外汇占款导致对外部门资金充裕，对内部门资金匮乏，从而对外部门发展较快，对内部门发展受到限制。我国的外向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向型企业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远好于内陆地区，这将加剧我国的“二元结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再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大量企业或个人的外汇收入卖给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不能独立自主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③。二是汇率的灵活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随着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本流动加剧，汇率的灵活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外，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微观主体适应汇率变化的意识增强。
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一是产业政策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引，起到方向性作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把握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把产业政策的方向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二是货币政策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政府希望发展的行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实际上是通过信贷政策来最终实现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控制产能过剩的行业的信贷投放力度，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另外一方面货币政策从信贷政策出发向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倾斜，降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金融门槛，通过贷款优惠鼓励行业投资。三是产业政策作为结构调控政策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货币政策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具有总量特征。而产业政策是指向产业的特定政策，从而可以作为结构调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
货币政策受到的挑战和限制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挑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目标在于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总体上是一对矛盾，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都相对容易，难的是二者兼顾。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往往会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如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增加投资，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造成物价上涨，这样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就出现了矛盾④。如何平衡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二者的目标设计在一个合理的波动范围内，将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独立性与政府干预的挑战。央行独立性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扩张经济的冲动，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更低成本地遏制通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这主要体现在目标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上，而政治独立性依然较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实施货币政策的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当前这个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货币政策对独立性的要求会逐步提升，如何平衡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将成为货币政策未来重要的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缺位”、“越位”及配合协调机制不充分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缺位”主要表现在：近年来社会资金总量、结构存在扭曲现象，一方面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资金结构不合理、资金供求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二者“越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界限模糊、互相挤占。第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代行财政职能，如在有些地区用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补贴，财政与信贷存在扭曲现象。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的机制，政策配合不够，容易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
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外汇政策的考验。在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时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而被动吸收外汇，此时货币投放量会增加；而有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供给量，又无法维持汇率稳定，使得货币政策陷入抑制通货膨胀与维持汇率稳定两难的境地。为解决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只能采取再贷款进行冲销。但是目前，同时把握这两个目标难度也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资本流动不断加快，中央银行既要协调内部均衡又要协调外部均衡，还要不断应对外来冲击，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峻考验⑤。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货币、财政与产业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财政部希望中央银行能够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其财政借贷的成本，而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在于维护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这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愿景就有所冲突。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存在互相扯皮的情况，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可能演变为政策内耗，这会进一步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⑥。
理顺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建立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发改委、外管局等部门的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目前，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门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各政策部门的交流通道。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货币、财政、产业、外汇政策之间的磋商机制。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成员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及外管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构成，定期召开政策协调会议，就不同调控政策进行协调。评估前期不同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再针对下一阶段的预估从政策协调的视角提出改进政策措施的意见，并向其他部门通报下一阶段本部门拟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或内耗。另外，要建立各部门间统一的政策信息数据库，完成对各部门政策实施信息的汇总、整理及分析，为各部门下一阶段的政策提供依据，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以避免决策口径的偏差，提高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
货币政策应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但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等的倾斜。第一，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过剩、落后产能的贷款，加强信贷管理、着力优化信贷结构。第二，适当加大对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服务业等的贷款投放，降低这些行业的金融门槛，并给予优惠的贷款利率。
政府应加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目前，社会已进入信用经济时代，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信用成为信用经济中重要的一环。但目前，我国金融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金融信用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应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是建立金融信用法律体系，使得金融信用能够有法可依，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信用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二是以中央银行作为依托，建立金融信用平台，既包括对企业的信用管理，也包括对个人的信用管理。三是完善信用奖惩机制，惩罚不良信用的同时，对信用良好予以奖励，以保障信用体系的高效运作⑦。
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为“咨询议事”机构，但这从法律角度来讲是不够明确的，从其近年来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是一个“准决策”机构。短期内，应当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准决策机构”的地位，从法律上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逐步由“咨询议事”机构、“准决策”机构向专门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转变⑧。
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一是调整成员结构。为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增加中央银行内部成员、工商业界的代表及学术界代表。同时，要明确委员的任期，并且要增加一定比例的专职委员。二是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并向社会公布货币政策决策的程序、决策过程所依据的经济金融信息，披露会议记录及投票的情况，以让市场和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趋势，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
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中，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要进一步提升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样能够使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有迹可循⑨。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在制定国家的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要充分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并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为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方向。
新时期，可以利用深化金融改革的时机，进一步理顺我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总体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汇政策、产业政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同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货币政策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同时，货币政策与政府之间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如何理顺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在行业层面，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的贷款投放力度；对于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方面要明确其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调整其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金融信用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后，要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释】
①《中国金融》编辑部：“金融改革发展建言录―两会经济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员谈金融”，《中国金融》，2014年第6期。
②贾康，孟艳：“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个问题”，《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7期。
③王爱俭，王Z怡，武鑫：“国际资本流动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外汇占款传导路径的分析”，《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④黄燕芬，顾严，翁仁木：“近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1期。
⑤朱亚培：“开放经济下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⑥吴盼文，任碧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华北金融》，2007年第9期。
⑦岳隆杰：“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途径”，《济南金融》，2004年第3期。
⑧何运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作用与边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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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常态；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层人民银行处在货币政策传导体系的前沿位置，面临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势，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结构调节中的作用，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实现地方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一、制约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层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较长
目前，Υ笮蜕桃狄行的管理实行统一法人制度，准备金由总行统一缴存，并且商业银行采取集权式的信贷管理体制，贷款审批根据项目额度分层授权，基层行特别是县级商业银行授信权限较小，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多个环节的影响而削弱。另外，由于经济条件或认识因素限制，基层市场主体反应还不灵敏，对宏观调控政策动向关注不够，各方主体不能及时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调整投资计划，使得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层可运用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层人民银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导、再贷款、再贴现等，而“窗口指导”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强制性的措施，对金融机构缺乏“威慑力”，至于再贷款和再贴现，也由于基层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观调控作用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货币政策在基层传导效能不高。
（三）企业资金需求与信贷资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业资金需求具有季节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而商业银行对贷款手续要求实行审贷委员会层层审批，与企业对资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贷款风险客观上就存在，而金融机构对发放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信贷部门开展贷款营销的积极性。三是基层部分小微企业财务管理还不规范，财务体系不健全，难以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管理要求。
二、货币政策传导中需关注的问题
（一）完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
目前，金融、财政、发改、税收、建设等部门职责不同，在宏观调控中各部门的意志和步调很难统一，基层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或将影响宏观调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既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搭配，还要做好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二）准确把握宏观调控力度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行为模式等各不相同，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认知角度、承受能力和执行效果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基层行应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准确分析判断经济形势和各行业景气的状况，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把握好调控力度，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
货币政策的迅速传导必须要有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这样才能做到上下贯通，各项宏观调控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因此，应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推进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改革，推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推进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为基层人民银行传导货币政策营造有利的市场空间，推动提升货币政策在基层的传导效力。
三、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应
引导商业银行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加强风险约束的同时建立相应的信贷激励机制，促使基层行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此外，地方政府应引导各方加大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在对逃债企业黑名单曝光的同时，采取行政和经济惩罚等强有力措施打击企业逃债行为，使之付出失信代价，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增强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投放的信心，为基层人民银行在辖区内有效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提供先决条件。
（二）健全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执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银行、监管机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新闻单位组成的金融工作协调督促机构，完善货币政策的交流、反馈、检查、宣传工作，为政府了解和响应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贯彻货币政策、媒体宣传货币政策提供窗口或平台，发挥各方主体在促进货币政策实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全社会投资、消费预期，提高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拓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息渠道
不断完善人民银行、地方经济管理部门、监管机构、大型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从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炼有价值的信息，使基层央行真正具备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应有的视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的质效。同时，人民银行要不断结合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向上级行和地方党政反映，以便决策参考。
（四）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衔接，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基层人民银行、财政、发改、工信、农牧、税务要加强横向间的联系，根据辖区实际做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衔接，建立银行与地方财政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主体产业、项目建设、 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努力拓宽融资渠道，优化企业资金结构，使项目建设与信贷资金更好地衔接起来，增强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董琦.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1（4）：26-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对措施
金融危机即一个或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部分或全部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整个区域内货币贬值并伴随着企业的倒闭现象，既而失业率增高，社会普遍存在经济萧条的现象，在此次金融信用危机中表现为投资者对投资失去信心从而引发流动性危机。本文主要针对此次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及两国政府各自对此的应对措施和政策，系统性地进行分析和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经济危机中表现上的差异，并明确了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启示性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中美国透支掉很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财产，然后通过公司破产将风险转驾于他国。也就是说美国破产的公司都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营着他国的金融资产，即便虚拟经济破产损失的也并非自己国家的钱。同时美国还逼诱中国外汇资产投资其国债和金融公司，譬如中国投入美国的外汇资产就已超过了1.2万亿，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金融产品皆是虚拟资产，而美国购买的中国金融产品皆是实体资产。这就同美国用衍生金融工具等手段套取中国资产以摆脱其市场监管一样，达到继续扩大控股中国实体经济的目的。
二、中美两国的应对措施和政策比较
（1）采取对策的时间比较。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中国要采取应对措施将在6个月后，在判断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以及采取有效政策上落后于美国。（2）中美两国经济政策比较。一是财政政策。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美国将货币政策变为财政政策，应对措施主集中于针对金融系统的货币政策；中国则一直以财政政策为主。美国务实本国利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调和；我国政府考虑到可能会通货膨胀而实行了传统的减税调控。二是货币政策。美国刺激国内需求并通过集中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和减税措施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刺激投资和扩大出口并增加货币供应量；美国强化了政府力量，而中国则是培养消费和市场。
三、中美两国在经济危机中表现上的差异
（1）衰退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虽是一个人均GDP仅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但它拥有比发达国家更强的经济承受和消化能力，因为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我国，拥有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抗衰退免疫力。（2）影响经济产业结构的形式不同。金融危机一般会向实体经济传递，对金融部门依赖程度高的实体经济产业首当其冲。据统计美国失业率已达10.2%，而中国受危机影响的恰是出口工业，银行受冲击较小；加上中国产业结构具有二元性且面临经济均衡增长的经济问题，面对危机美国经济的一元性决定了美国在短期内便可退出刺激政策，而在中国却只能长期均衡发展以缩小二元差距。（3）在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不同。美国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因为美国的投资需求不取决于政府政策，而取决于投资者对金融投资市场的信心，美国要扩大内需的主渠道就是刺激投资；中国却是消费需求不足，据统计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30%，消费需求就会出现负增长，所以中国存在投资需求增长速度过快的经济问题。
四、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启示性建议
（1）财政政策方面紧跟民生。一是要调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美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的是政府买单、市场花钱的经济政策；我国则直接由政府开发项目，因此这便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改善政府参与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二是恢复市场的消费和需求。譬如美国的7870亿计划中约35％曾用于减税。（2）警惕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国家在刺激需求拉动经济的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和股市问题就是因为货币的供过于求，实际上大量的刺激资金并没能传递到实体经济中去。（3）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一是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学习美国高度重视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二是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美国国会公布的《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的草案包含增加133亿美元科技投入，其中研究和开发99亿美元，研究和开发设施设备34亿美元，正说明了美国十分重视科技研发的意义；三是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我国应遏制高失业率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不良后果，放宽即将施加给小企业贷款机构的薪资限制及其他限制。
参 考 文 献
[1]李增刚．发达国家政府规模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当代财经．2007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欧元区 政策配合 不对称冲击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财政约束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合理配合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在欧元诞生之际，欧元区并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将难以满足各成员国经济对货币政策的需求。不仅如此，《稳定与增长公约》(SGP)对成员国的财政约束将导致成员国在经济衰退时陷入政策配合的困境。也就是说，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经历衰退的成员国将难以利用财政政策来摆脱衰退。此外，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过低的通涨率目标加剧了政策配合的困难。政策配合的困境可能导致成员国的经济衰退更为严重，甚至影响到欧元区的稳定。那么，面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欧元区是如何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十年后的今天，政策配合的困境还存在吗?如果存在，欧元区应该如何应对?
一、欧元区政策配合的困境
政策配合是指政府将两大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进行合理搭配，以使本国经济在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
(一)欧元区不是最优货币区
不同的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拥有同样的名义利率。这样一来，各成员国将不再能够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来自行确定利率，利率也就不再是各国调节本国经济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由于成员国不再拥有本国的货币，汇率也就不再是调节外部失衡的权宜之计。
什么样的国家或地区能够成功地采用同一种货币?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根据该理论，若不同国家要成功地使用同一种货币，从而组成“最优货币区”，则需要货币成员国的经济具备某些特征，其中的两大特征尤为重要。首先，这些国家的经济要不容易受到不对称冲击(asymmetricshock)。所谓不对称冲击是指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不同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某些成员国的经济受到相对更多的负面影响，导致这些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其次，如果上述条件不具备，则要求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样，不对称冲击发生时，劳动力能够快速地由经济增长放缓的国家向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转移，从而避免失业率持续上升。
但是，在欧元诞生时，欧元区并不具备上述条件。
首先，相关指标显示，欧元区成员国较容易受到不对称冲击。一般而言，成员国经济的差异越大，越容易出现不对称冲击。尽管为了加入欧元区，成员国都努力达到了SGP所规定的“趋同标准”，从而彼此在经济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但是，从GDP增长率和通涨率等指标来看，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差异还相当大。以德国和爱尔兰为例，爱尔兰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46％，通胀率为2.13％。相比之下，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97％，通胀率只有0.6％。就通胀率而言，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都远远高于德国。在各成员国通胀率差别如此大的情况下，统一的名义利率意味着各国有不同的实际利率。例如，高通胀的爱尔兰拥有较低的实际利率，而低通胀的德国拥有较高的实际利率。但是，这样的实际利率分布情况恰恰有悖于各成员国经济的需要：高增长和高通胀的爱尔兰需要的是较高的实际利率来防止经济过热，而低增长、低通胀的德国则需要较低的实际利率来刺激经济复苏。
达到趋同标准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成员国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趋同标准只是关于一些名义变量(包括通涨率、财政赤字、国债、汇率和长期名义利率)的规定。因此，即使成员国达到趋同标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实体经济(比如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率等)进行了整合。另一方面，在争取达到有关财政的趋同标准的过程中，有些成员国采取了做表面文章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财政状况的真正改善，来达到趋同标准。例如，法国政府1997年预算赤字的减少得益于当年因公司私有化而得到了一次性收入；意大利政府索性征收所谓“欧元税”来抵补财政赤字，并承诺将来返还此项特殊税收。因此，在1998年底，虽然从帐面上看，各成员国都达到了“趋同标准”，但并不意味着成员国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巨大差异性已经消失。
部分经济学人士则认为，由于各成员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因而存在发生“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
当成员国的经济受到“不对称冲击”，它们对经济政策就会有不同的要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国家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尽快复苏，避免失业率的上升；对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来说，相对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有助于防止经济过热。
其次，就劳动力的流动性而言，欧元区也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特点。尽管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已经为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在法律等方面扫清了道路，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的流动性很低，不足以使欧盟成为最优货币区。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与另一个单一货币区――美国相比，欧元区11国劳动力的流动性对人均收入和失业率的敏感程度为零，而美国则呈负相关。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欧元区劳动力因收入差异而引起的流动性远远低于美国。
因此，从理论上讲，欧元区不是最优货币区，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满足各国经济对货币政策的需求。
(二)SGP严格的财政约束易使欧元区陷入政策配合的困境
当统一的货币政策不能满足本国经济需要时，成员国是否可以利用财政政策来弥补失去的货币政策自?答案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成员国难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走出衰退。按照SGP的约定，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国债不得超过GDP的60％。例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预算赤字非常接近GDP的3％，奥地利、法国
和德国也都超过GDP的2％，只有芬兰、爱尔兰和卢森堡三个国家有财政盈余。从成员国的预算情况可以看出，SGP的财政约束过于严格，会导致成员国在失去货币政策自的同时，又难以利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问题上陷入困境。
(三)ECB的通胀目标加剧了政策配合的困难
ECB的通胀目标使成员国的政策配合变得更加困难。根据法律，ECB的唯一任务就是维持价格稳定。在这一点上，连美联储都无法与ECB相比。至少在法律上，除了维持价格稳定之外，美联储还有支持经济增长的任务。因此，为了防止高通胀，ECB的货币政策可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而且，ECB的通胀目标为不超过2％，这是很低的目标。在1987-2007年间，G7集团中除日本因通货紧缩而陷入长期萧条，因而通胀率长期接近于零外，通胀水平最低的国家要数德国，其通胀率为2％。以这样一个低的通胀率作为欧元区通胀率的上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免令人担忧。当ECB为防止通胀压力而提高利率时，经济增长缓慢的成员国会发现高利率妨碍了它们的经济复苏。
De Grauwe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ECB低于2％的通胀目标对成员国经济的紧缩作用。1999年至2006年，意大利的竞争力相对于其他成员国大大下降。在ECB的通胀目标前提下，意大利的通胀率必须长期低于2％，才能恢复竞争力。即使意大利把通胀率控制在1％的水平上，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恢复竞争力。
二、面对政策配合困境。欧元区如何走过了第一个十年?
(一)违反SGP财政约束：权宜之计
欧元启用十年以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成功”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经济领域里的成功。十年来，欧元区内年均通胀率为2.14％，仅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2％的目标通涨率。外汇交易成本和风险的消除促进了区内的跨国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进一步一体化。在国际方面，欧元成为第二位的国际货币。另一方面，欧元的成功体现为欧元区的稳定性――欧元区没有一个成员国退出，而且成员国数量有所增加。
那么，面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欧元区如何走过了第一个十年?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面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成员国的权宜之计就是违反SGP财政约束。
从1999-2007年对欧元区成员国(12国)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出，除芬兰、爱尔兰、卢森堡和西班牙四国外，其他成员国都未能严格遵守SGP财政约束。尤其当“不对称冲击”发生时，经济受到负面影响的成员国往往无暇顾及那些严格的财政约束，纷纷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复苏。其结果是预算赤字和国债分别超过了SGP所规定的上限。据IMF和Eurostat的数据，在预算赤字方面，德国连续四年、法国连续三年、意大利连续五年超过GDP 3％的上限，在国债方面，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葡萄牙均连续六年超过GDP60％的上限。
在第一个十年里，欧元区分别经历过一些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冲击。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定。在欧元诞生的第一个十年内，除2000-2001年及2007-2008年外，其他时候世界经济增长较为平稳，尤其是通胀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直到2007年开始有所上升。同时，世界范围内未发生直接影响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动荡，从而为欧元区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说，十年间已发生的外部冲击未对欧元区产生严重的不对称影响。这些外部冲击包括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的冲击。其中，需求方面的冲击有2000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2001年“9・11”事件所带来的需求的下降；供应方面的冲击主要是1999年以来的石油涨价。事实证明，欧元区较好地吸收了这些外部冲击，使得这些冲击没有成为严重的不对称冲击。
相比之下，欧元区内部的冲击对成员国经济的不对称影响更大。这些内部的冲击主要表现为 “轮流萧条”(rotatingslumps)。十年间，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依次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高涨期，而后分别陷入萧条。根据IMF数据，2001年，葡萄牙的经济开始衰退，经济增长率比前一年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2002年更降至0.76％。为摆脱萧条，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葡萄牙只好诉诸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预算赤字于2002年超过了GDP的3％，成为第一个违反SGP财政约束的成员国。德国则是由于两德统一的滞后影响，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竞争力下降，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01％，2003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尽管德国向来以注重财政纪律著称，但面临经济的衰退，也只能求助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其预算赤字于2003年超过GDP的3％，并持续到2006年，国债也略微超过了GDP的60％，并持续至今。法国和意大利也是由于在2002年出现明显的经济萧条，而在2003年分别采取了违反SGP财政约束的做法，来摆脱经济衰退。
由此可以看出，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成员国往往求助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摆脱萧条，从而导致预算赤字和国债都超过各自的上限。
(二)违反SGP财政约束：非长久之计
1 “搭便车”问题
SGP财政约束旨在防止欧元区出现严重的“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因欧元区的某一个(或某些)成员国财政松弛、负债过度，金融市场将其高风险成本分摊在所有成员国头上，以致让那些财政状况良好、资信级高的成员国为其分担高利率成本。因此，如果SGP财政约束屡屡被成员国置若罔闻，那么，金融市场可能将此解读为欧元区缺乏财政纪律，因而会调低整个欧元区的资信级，增加其风险成本，提高其债务利率，从而导致“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当“搭便车”问题变得严重，财政情况良好的成员国，如卢森堡、芬兰等不得不因为“搭便车”者而支付更高的债务利率时，它们就会产生退出欧元区的动机，从而动摇欧元区的稳定。
其实，早在欧元诞生前夕，“搭便车”的现象就已经存在。在90年代后期，当金融市场预期意大利、比利时和葡萄牙等国即将加入欧元区时，就大幅降低这些国家的债利率，尽管这些国家本身的财政情况较为松弛，且没有着眼于长期内降低预算赤字和国债的改革措施。以德国和意大利的十年期国债为例，1995年时意大利的债利率比德国高出600个基本点(1个基本点为0.01％)，而到1999年2月时，意大利的债利率仅比德国高出21个基点。
如今，欧元区成员国的地位
还是给那些资信不佳的成员国带来了低廉的利率成本。例如，鉴于意大利连年违反SGP财政约束、高额负债，2004年7月标准普尔公司将意大利长期国债的资信级从AA降至AA一，2006年十月标准普尔和惠誉两家评级公司又将其资信级从AA-降至A+。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总是有这样的预期：一旦某成员国无力偿还债务，其他成员国不可能袖手旁观，因此，意大利等财政状况不佳的成员国的国债利率也仅仅高出德国国债几十个基本点。
有趣的是，在欧元的第一个十年里，违反SGP财政约束的国家除了意大利这样向来财政松弛的国家，还包括历来注重财政纪律的德国，以及在欧元诞生前竭力主张严格财政纪律的法国。如此这般，“搭便车”问题所导致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还没有到有成员国不能接受而因此退出欧元区的程度。所以，尽管财政情况良好的国家也对“搭便车”问题时有抱怨，但它们并没有真正产生退出欧元区的动机。
2 预算赤字政策不可持续
预算赤字意味着同期国债的增加，这会增加将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长期的预算赤字则会转化为国债的增加，继而导致债务利率提高，过高的利率甚至使得政府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筹借资金。这样一来，政府只能诉诸于“赤字货币化”，即通过增发货币来为预算赤字融资，从而导致高通胀，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在欧元区老龄化的今天，提高财政状况的质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欧元的第一个十年，面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欧元区成员国采取了违反SGP财政约束的权宜之计。幸运的是，在近十年所发生的不对称冲击并不十分严重，成员国违反SGP财政约束所产生的“搭便车”问题还没有引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未影响欧元区的稳定。但是，如果长期违反SGP财政约束则可能使“搭便车”问题变得很严重，继而可能影响欧元区的稳定。而且，长期违反SGP也不利于成员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而它不是积极应对政策配合困境的长久之计。
三、欧元区的政策配合困境亟需改革
当前，导致欧元区政策配合困境的因素依然存在。为积极应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欧元区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一)欧元区的政策配合困境犹存
十年来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虽有一定整合，但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性，尤其是竞争力的不同所引起的对外收支状况出现了更大的差异。十年前主张使用欧元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期望通过使用统一货币来来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的整合。但是，十年来的相关数据却没有能够对此给出十分肯定的答复。虽然相关数据表明欧元区的经济确实有了进一步的整合，但是，其主要特征仍然是巨大的差异。
不仅如此，通胀率的差异还是造成各国劳动力成本差异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成员国竞争力此消彼长，最终导致成员国对外收支状况的巨大差异。在劳动力流动性方面，欧元区的进展也不大。《2007年欧盟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anUnion 2007)显示，从2000年至2005年，欧盟15国的年均劳动力流动率只有0.1％，而同期的美国各州为3.1％。到2007年，欧盟15国只有4％的人口曾经在国外工作和生活过。
所以，从经济的差异和劳动力两项标准看，欧元区仍不是最优货币区。另一方面，虽然SGP于2005年经过了改革，从而更富有经济意义。但是，严格的财政约束，尤其是预算赤字上限并没有发生变化。此外，从统一货币政策方面看，ECB还是恪守2％的通胀率目标。因此，欧元区仍然面临政策配合的困境。
(二)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增加
据IMF预计，欧元区今年的通胀率将达到2.75％。尽管自2006年起，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已明显下降，但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使ECB不会为刺激欧元区经济复苏而制定较低的利率水平。据IMF估计，明年欧元区经济将继续下滑。欧元区黯淡的经济前景对不同成员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可能会应对自如，而竞争力弱的国家，除非它们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否则可能面临更艰难的经济情形。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从2007年开始出现增长速度减缓、通胀率上升的趋势，IMF预测这种经济下滑的趋势直到2009年才会有略微的好转。在世界经济开始下滑，且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欧元区发生来自外部的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随之增大，对欧元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欧元区需通过改革来走出政策配合的困境
当前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大，欧元区能走出政策配合的困境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导致政策配合困境的原因能否消除。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成员国在经济增长和通胀方面的差异应当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应增强。同时，成员国应增强财政自律，ECB的通胀率目标应增加灵活性。为此，欧元区需要进行要素市场的改革，以增强其灵活性；增强各国的财政自律，尤其要加强金融市场对各国财政的约束作用；增加SGP财政约束以及ECB通胀目标的灵活性。
1 要素市场改革
要素市场改革主要指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改革。
对那些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成员国，比如意大利、希腊、葡萄牙等国家而言，劳动力市场改革尤为重要。只有当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更富有弹性，使劳动力成本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它们的竞争力才会增强，经济才会重新快速增长，从而有助于缩小成员国经济实力的差距，使成员国经济进一步整合，减少不对称冲击发生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值得其他成员国借鉴。2001年，德国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被称为“欧洲病人”。接下来，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劳动力市场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终于在2006年德国重新担当起欧洲经济“火车头”的角色。
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性源于金融市场在吸收外部冲击方面的重要性。进一步消除欧元区成员国在金融服务方面的壁垒，加强金融服务领域的竞争，将有助于欧元区金融市场化解外部冲击，从而减少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
2 加强成员国的财政自律，让金融市场成为约束各国财政状况的重要力量
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到目前为止，成员国的财政自律不充分。SGP的财政约束除了预算赤字和国债的上限外，还要求成员国在经济高涨时期严格财政纪律，争取预算平衡，甚至盈余。这样，当经济衰退来临时，才有余地让财政政策发挥其“自动均衡器”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经济衰退时，保持原有
税率和财政支出不变，因产出下降导致预算赤字增加，预算赤字的增加则会导致需求增加，从而使产出相应增加。因此，为了在经济衰退时有余地利用赤字政策，则需要成员国在经济高涨时期严格财政纪律。
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各成员国的财政纪律，除了成员国之间相互监督以外，还应该让金融市场发挥其监督作用。尽管目前成员国的债务和资信状况差别很大，但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各成员国征收的利率无甚区别，存在一定程度的“搭便车”现象。“搭便车”问题归因于金融市场这样的预期：如果某一个成员国出现偿债困难，欧元区不会袖手旁观。金融市场这样的预期也不无道理。例如，当ECB为引导市场利率而对货币市场进行干预时，它并不区分成员国的资信，对来自不同成员国的担保品一律同样接受。对此，欧元区应该向金融市场明确强调SGP所规定的这一信息：每个成员国对自身财政和债务状况负责；对出问题的成员国，欧元区不存在对任何救助。这样，金融市场会相应增加债务较高成员国的利率，从而让高利率成本来约束成员国过度负债。
3 让财政约束更加注重成员国经济长期内的周期性特征
SGP已于2005年进行了改革，目的是让财政约束更富有经济意义。财政约束应该更加注重成员国经济在长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特征，应当根据成员国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来判断成员国的财政状况是否违反财政约束，而不是静态地仅仅盯着某一年份的财政状况。
4 调整ECB的通胀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第7篇
一、传导模型：一国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比较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市场以及其参与者、传导载体、传导链（层）。广义讲，还包括与本国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他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并由此划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条途径、经济变量传导和金融机构、市场传导两种方式、金融自身调节和金融作用于经济两个阶段。经综合简化，我们得出一国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要说明的是：（1）货币供应量（M）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预设指标，表现为预期的中央银行货币量、货币供应总量或货币增长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借助M，影响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随之形成市场利率（i）、证券价格、汇率（e）向国内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他国向本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亦复如此；（3）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可能部分增强或抵消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间传导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4）国际贸易（B）是联系国内、国际产品市场的桥梁。M、i、e、B的变动，最终实现一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内外供求均衡，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完成。
货币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若假定联盟内各国经济周期一致、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要素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影响产品市场的外生变量如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统一，则货币政策在联盟内各国间的传导基本上可视为被扩大了的一国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其传导机制与后者并无二致。但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对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因之更为复杂。
与一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同的是：（1）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响联盟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最重要变量和基本出发点，前已述及；（2）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是统一货币监控指标M、i得以实现的关键；（3）在联盟内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要素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变动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响统一货币政策下名义i、e和真实i、e在各国间的变动差异，则可能出现货币流动和货币替代导致货币供求的地区性结构失衡。因此，货币政策传导中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以弥补或抵消这一缺陷；（4）与（3）相适应，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或最终目标是且只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则需要由联盟其他机构或各成员国政府完成。就强化货币政策效力和联盟“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联盟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则该国要么退出货币联盟，要么向统一货币政策妥协。
有鉴于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货币一体化伴随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成员国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国内到国际由局部到整体的传导过程，初步实现了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条件，如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形成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核心，双重中心汇率运行机制（ERM）为主体，以信贷体系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9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所有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固定汇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EMU的建设进程和引入单一货币——欧元（EURO）的设想；经实施，第一阶段（1990.7.1～1993.12.31），欧洲统一大市场启动，欧盟（EU）取代欧共体，旨在促进欧盟各国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和趋同的《马约》正式生效，《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出台，EMS进一步强化；第二阶段（1994.1.1～1998.12.31），欧洲货币局（EMI）建立，从欧盟总体货币形势出发，每年公布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上下限，以此监控、协调各成员国货币政策，EMS汇率运行窄幅波动再度缩小；1998年3月，欧盟执委会宣布11个欧盟成员国达到实施单一货币条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阶段开始，至2002年6月30日欧洲货币一体化完成）启动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永久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三个统一”；ECB执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决定权，NCBs参与并执行ECB货币政策的决策，决定各自的业务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等。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构建初具雏型。
二、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看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欧洲中央银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二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对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无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监控货币供应量M3，协调运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改变银行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间接地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以及德国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和物价的决定。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受信用机构的货币扩张机制、德国最低准备金以及再融资制度特征的制约。由于整个银行体系信用货币扩张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无弹性需求和滞后效应，联邦银行就此可凭借其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运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调整利率和货币市场的需求条件，使之与货币目标相一致。首先，它改变自已的再融资交易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其次，它选择提供或抽取中央银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决定干预货币市场的时间和在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区间。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管理，联邦银行对信贷和资本市场条件施加间接影响，使在预定的方向长期影响银行贷款愿望，以及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从而使货币扩张适应其货币增长目标。与长短期调节相结合，联邦银行还常常利用外汇掉期和外汇回购交易，对货币市场进行“微调”，通过吸收和提供流动性抵制每月最低准备金缴存期间信用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所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波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因而得以巩固。
由于ECB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一脉相承，故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章可循，特别表现在二者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高度相关、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流动性管理和利率机制。
1、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均是两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操作主要采用有价证券回购协议方式。其实质是中央银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从联邦银行的经验看，它适应了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密切的德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从而可对金融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货币市场的水平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交易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所决定，且可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对定期存款利率进而对银行从非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施加影响。此外，回购协议方式的公开市场利率报价和寻价还具有心理上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可利用它们去影响市场上的利率预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由NCBs组织实施，但其适用条件（如回购利率）等则由ECB统一制订。这意味着，ECB为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制订了依据。
除主要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融资操作外，ECB还可利用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外币掉期、吸收定期存款开展公开市场长期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过向非银行部门出售货币市场票据，利用价格竞争机制，直接影响银行的存款利率。外汇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场利率下进行，除影响流动性外，一般不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经德意志联邦银行运作实践所证实。
2、存贷款便利
ECB为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基本立场，设立了存贷款便利。在此种便利下，ECB可向市场提供或吸纳流动性，使市场利率不致超过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范围，即上限是贷款便利利率（类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类似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贴现率），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回购利率。在德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结构常随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并与联邦银行流动性政策相互关联。其基本关系用之于对ECB存贷款便利的分析，则可解释为：当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十分紧张，存款便利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利率（如回购利率），则主要的银行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的自发联系将使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只能通过银行向其客户提供资金而逐渐传导出来。如果银行不使其利率适应于一般的货币市场条件及其边际融资成本，则盈利机会减少，以致银行贷款愿望迟早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流动性政策与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控制经济中的信贷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货币扩张。反之，对贷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复如是。如此ECB可达到维护市场稳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ECB还决定向欧元区内所有信贷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最低准备金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给ECB通过改变其比率以持续地调节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或贷款便利提供了选择，或在特定的准备金比率下，使银行的货币创造比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相比更依赖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动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准备金同时也用作银行的“流动资金”，可使ECB在不丧失对货币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货币市场上稳定流动性和利率变动的趋势；其次，除影响流动性外，最低准备金还影响利率，表现为准备金比率的增加首先减少银行盈利，削弱其对外授信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负担转嫁过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贷款利率困难得多，从而抑制了货币扩张效应。ECB最低准备金制度的这一内在特征，同时也正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对ECB即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一基本描述：为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ECB选择货币供应量M3作为中介指标，由各成员国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三大法宝”，使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动性和利率——从各国货币市场开始，进而通过金融市场扩展，使M3年度目标和主要经济目标变量在长期内也有望达到。ECB还须在一年内经常考虑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条件使货币扩张对货币目标的偏离得到纠正。故货币、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事实上和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汇率、利率、经济的实际增长）将受到监控，并采用各种指标评估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且必将对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为此须作进一步分析。
三、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
按内外因论的思想，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源于欧盟及ECB自身的机制缺陷和外部潜在的干扰力。前者作用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后者主要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独立性设计上，ECB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股权结构、权力行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较独立性久负盛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基于欧盟机制上的缺陷，如欧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稳定委员会”，将是ECB在执行货币政策上的对抗者，ECB与联盟其他机构存在的各种联系，也可能影响ECB的独立性及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参差不齐，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缺乏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要使其完全脱离政府指导，任务艰巨。由于ECB货币政策统一且不可分割，NCBs独立性高低不同势必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指标的地区性失控，进而削弱整个ESCB的可信度，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适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态势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各国，不同指标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增强透明度可使各国经济实体事先了解ECB货币政策调整姿态，从而形成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期，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保证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与独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协调性程度同样影响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由于各成员国金融制度、中央银行业务政策的不一致，对币值稳定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的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也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势必引起ESCB货币政策决策特别是执行上的分歧和抵触，从而导致稳定币值目标处于次要地位或客观上造成反通货膨胀不力的危险。而加强协调，，取决于ECB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管理艺术。
（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ECB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从而是谨慎的独立货币政策。“增长与稳定条约”则明确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奉行财政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稳健财政政策。但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内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将显现，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欧盟执行的严格的货币、财政纪律、政策的矛盾，货币与财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差异与欧盟财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等使各成员国经济离异增大的情况下，国家的利益与联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甚至扩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国财政政策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压缩预算赤字方面尚且勉为其难，双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能否维持，则更难以预料。即便维持，各国也需付出经济增长的相当代价。这也正是欧盟试图只控制银行信用而对各成员国财政信用无力控制的机制缺陷所在。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仍存在差异，没有财政转移机制，且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较差的欧元区内维持固定汇率制仍存在困难，从而影响ECB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的内外稳定。
从非联盟国家对联盟的货币政策传导看，如果美国提高利率，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流动性遇到困难。为对付美国，ECB相应提高利率，结果导致失业率上升，欧盟一些国家就会难以承受，进而调整其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极可能与ECB统一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ECB与美联储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统一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三）各成员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最终有赖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运行和反馈。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续存在于生产和物价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转换带来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不确定性尤显扑朔迷离，进而对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ECB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经由流动性得以实现，并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功能货币乘数效应间接提供或在公开市场上与非银行部门直接交易提供流动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效应。但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非仅由银行等金融部门决定，现金漏损率和货币结构等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由社会公众决定。因其对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不同，银行货币创造环节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断，而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中，货币替代效应增强，也会使货币政策效力削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范文第8篇
我国货币政策正面临新挑战
自2009年下半年伊始,从总体上看,我国宏观经济开始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V型”恢复增长,但是增长的基础并不牢靠,而且金融危机的阴霾尚在,所以危机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仍将继续。但刺激经济政策的负面效应已日益显现,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
资产泡沫的严峻挑战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引起西方国家货币乘数下降、银行惜贷、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加、居民收入锐减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从而对宏观货币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国,由于外部订单减少,企业过剩产能不能得到及时消化,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和失业增加。随即,我国政府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投放了大量的信贷资金,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实体经济发展不能有效吸收过剩的货币,必然出现资产泡沫。可见,所谓的“资产泡沫”其实就是结构性通胀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且,结构性通胀的“资产泡沫”迟早会波及消费领域。因此,“资产泡沫”已成为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临通胀预期压力按照常理,基础货币进入实体经济后,货币循环运动将按照GDP的构成实际形成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和谐循环运动。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近年来我国正常的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比例关系已被破坏,货币在各领域中的分配出现严重失衡。在总需求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供给不能及时增长和结构不能有效调整,必然导致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我国CPI已于2009年11月开始转正,受其惯性影响今年上半年将呈逐月走高态势。进入下半年,预期全球经济呈强势恢复,国际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几成定局,我国将出现明显的通胀预期。
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受到了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迫使央行被动地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在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时,人民币也被迫进入逐渐升值的轨道。无疑,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已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给央行造成了一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认为,从本质上看,国际收支失衡反映了国际资本廉价利用我国的劳动力和资源的现状,而经3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经济结构则是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产生的重要经济原因,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否关联度不大。据央行披露,至2009年9月底,我国货币当局储备资产13.34万亿元人民币,但因其国外资产高达17.97万亿元人民币,故发行3.99万亿元债券进行对冲。否则,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将大大超出实际货币需求,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外,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央行的货币投放已形成制约,从而增加了我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一是商业银行存在不均衡投放货币的冲动,造成资金供给的周期性波动;二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三是受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影响,居民投资行为非理性,影响了经济稳定发展;四是国企和民企行为方式差异导致融资机会的事实上不均等,不利于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和金融稳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效果。
我国货币政策必须与时俱进,既要继续盯住以CPI为标志的通胀目标,同时还要兼顾资产泡沫、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等多重目标。因此,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绝非简单的历史回归,更彰显其针对性、灵活性和稳定性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国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水平的成熟表现。
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基调
我们认为,今年货币政策的调控基调是灵活收缩流动性,即控制货币供应总量,把住市场流动性闸门;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和存贷款利差等政策工具,并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适,从而实现针对性的货币政策目标。理由是:
把住市场流动性闸门2009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上半年M2和M1增速分别达28%和24%,信贷增长率高达32%,均创历史高位,下半年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速虽大幅回落,但全年货币信贷供应量增速仍处高位,这为今年的货币政策提出了很高要求。因此,在继续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的同时,央行必须管理好市场对通胀的隐忧和预期,加强货币供应总量控制,利用可能的政策工具和手段,牢牢把好市场流动性的总闸门。
央行正在加大调控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力度由于银行体制和体系的缘故,我国的商业银行具有内在的信贷冲动,导致货币政策作用传递迅速,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迅速转化为市场流动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明显受限。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总体上仍属于总量型,信贷规模仍然是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最有力的手段。因此,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将不仅控制市场的流动性,还将与银监会合作,协调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发挥金融中介的主体作用,重点控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货币政策工具的多元性决定了调控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历经市场经济洗礼,我们在保持总量控制的同时,还应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实施方式和工具,包括利率、存款准备金、存贷款利差调控等,加强货币政策的结构和作用,实施更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因此,近年来央行频频使用利率、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利用其货币信用创造与收缩机制,表明我们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经济已日臻成熟。当然,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时机颇有学问,更需我们认真研究把握。
今年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微调为主基调年初央行发行600亿3月期央票利率上调4个基点,公开市场资金净回笼量陡升至近11周来的新高1370亿,二级市场交易连连下挫数日,进而引发业内人士对货币政策的转向担忧和疑惑。我们认为,新年伊始货币政策多项工具的综合运用,不外乎央行释放出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微调的信号,表明管理层对货币政策的工作重心已从去年纯粹的“救市”逐步转向管理通胀预期,货币政策正在“微调”。仅此而已,我们没有必要惊诧。
货币政策目标理应且已然回归央行2010年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货币政策需考虑多目标,即“既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力度,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稳定价格水平,有效管理通胀预期”,并表示将密切跟踪监测国际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国内外经济运行和市场流动性情况,适时适度调节。这说明,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宏观管理和调控水平及能力已上新台阶。2009年,我国商品期货价格呈现V型反转走势,有色金属指数全年上涨108%、石化指数涨65%、谷物指数涨15%,铜、铝、燃料油、白糖、棉花等品种价格普遍回升至危机前水平,年末又开始调整电价、水价。同期,印度、越南等已现通胀,澳大利亚、挪威等国相继加息,国际大环境显通胀之虞。因此,高层加强了通胀的预期管理,这是应该的,也是可理解的。但同时,2010年是巩固经济企稳回升、战胜全球金融危机的决胜年,也是圆满决胜“十一五”的关键年。因此,进一步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继续巩固经济回升基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是今年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使然。
我国货币政策的几点建议
货币政策工具及手段是有效和有限的统一,我国货币政策亦然如此。2010年,我国将继续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其针对性和灵活性,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需积极配合产业、收入分配特别是财政等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多元化、货币政策工具更加多样化。为此,建议:
切实把握我国货币供给适度宽松的水平和时机今年,我国信贷投放相对去年略有减少,年信贷投放总量控制在7万亿―8万亿元人民币范围内是可行的。日前爆发的迪拜和希腊债务危机,均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彻底结束。加之目前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状况欠佳,西班牙、墨西哥、委内瑞拉、乌克兰等国随时可能步其后尘,而越南、印度相继出现严峻的通货膨胀,国际经济环境要求我们继续经济增长的刺激政策,但必须解决银行信贷资金的不均衡投放及其周期性波动问题。因此,务须科学设定我国货币供给总量的宽松幅度及其时机,把握存款准备金、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时机,争取货币政策效应最大化。
加强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管理从根本上讲,除了控制基础货币投放外,重点还在于改善供给结构,合理“吸纳”过多的流动性,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科学调整。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发行,增加金融产品供给,引导社会资金合理有序流动,积极开展区域性OTC资本市场的改革试点,拓展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规模,改变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间接融资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