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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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第1篇
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处在低增长的陷阱中，年增速在3%左右。持续的低增长削弱了人们对于未来产出的预期并导致削减当期支出，从而影响了潜在产出增长。放眼世界，私人部门投资疲弱，政府部门投资减速，国际贸易塌陷，这些因素限制了就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的提高，进而阻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结构性政策目标的松懈以及政策不协调导致商业动能衰竭，限制了要素流动，削弱了金融机构，并反映在生产率上。在这些困难面前，我们呼吁各国能全面、协调地动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支持经济增长。
财政举措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推动全球经济增速在2018年达到3.5%。能否持续摆脱低增长陷阱，取决于货币政策之外，即财政政策、结构性政策和贸易政策，特别是执行层面。即使是对于那些需要整固财政的国家，例如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实施总量扩张的财政政策也会支持内外的增长环境。
或许有人会基于公共债务负担认为财政刺激没有空间了。实际上，在过去五年的财政整固以及GDP增长之后，多数发达国家的债务/GDP之比已经稳定了。现在需要关注的是，趁着宽松货币政策还在，利率水平也还低，财政刺激还有时间窗口。低利率便于公共债务融资和债务滚动。平均而言，OECD经济体可以支持3-4年由赤字融资的财政刺激，同时保持债务/GDP之比长期内几乎不变。而且，未来如果提前终止财政刺激，还能够让这个比率下降。
关键的问题在于，各国需要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以支持短期需求和长期的供给能力，不仅关注增长问题还能解决公平问题。因此，这就需要各国兼顾基础设施和教育、研发等“软项目”。即使是那些面临长期失业问题的国家，如果财政政策能够有效执行，并且与国家层面的专项结构性政策相协调，他们也可以在需求和供给能力方面同时得到改善。
基于财政举措的前提，推动国际贸易增长将推动全球经济摆脱低增长陷阱，同时激发劳动生产的增长。我们认为，全球贸易额/GDP之比将会从目前惨淡的80%上升到接近于100%的水平。过去数十年该比率在大约200%左右。相比于历史经验，国际贸易短期内失去的那20%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衰减。这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但是考虑到生产力在金融危机后只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还是很可观的。
有人认为，全球化放缓会缓和企业和劳工层面的调整。但我们认为，保护主义和贸易纠纷会抵消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所付出的努力，推升物价，拖累生活水平，并且让各国置身于更糟糕的财政处境中。贸易保护主义或许会挽救一些岗位，但是对于前景和多数人的福利来说都没有好处。在许多OECD国家，超过25%的就业都和外需相关。因此，各国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保证通过贸易实现的好处能够被更好地分享。幸运的是，至少推动需求和供给潜能释放的财政政策包含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当中，这是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
通往可持续增长和平衡政策的转变之路充满了金融风险，但是依赖于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如此。金融市场的价格扭曲已经大量存在。负利率和平坦的收益率曲线依然存在。即使高风险债券发行量增加，信用风险定价也在缩窄。宏观审慎措施难以遏止房地产价格的升势。汇率波动令货币市场焦躁不安。这些金融扭曲和风险令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资产负债表十分脆弱，同时损害发达国家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养老金计划的稳定性。
只有当财政与结构性政策能够提升更快和更具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预期，货币政策才能回归中性，至少先在美国，然后是其他经济体。即使是增长加速，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分化也将是未来两年金融市场动荡的来源。这也使得各国协同促进增长更具必要性。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文献回顾
在调节范围、调节手段、调节的侧重点以及作用机理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必须紧密结合，扬长补短（贾中慧，2009）。我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和互动性，不仅要防患外部经济的冲击，也要重视本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随着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将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但是会暂时出现的脱节现象，这就需要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贾康，2009）。在两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都赞同“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控总量”的观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政策组合方式，即对“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的选择（任碧云，2009）。毕海霞（2006）分析了过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基本轨迹，发现两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时，缺乏更深层级的配合，包括调节分工不明确、配合效果不明显等。影响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两方面，前者是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手段和工具紧密联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实施的宏微观环境和政策执行能力等。技术因素由于其对政策配合效果影响的直接性而更为重要（任碧云，2009）。对于两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侧重两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运用（王国林，2004），同时注重政策配合环境的建设，主要是相关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设，健全货币市场，从而提高政策实施主体和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贾康，2009）。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模式上，只是简单地描述IS-LM模型，并没有突出“协调”，而且单纯地从目标与现实的不合，理论性地评价政策配合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方法缺乏科学性，并没有真正发现两大政策的不协调之处，因此政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在一定的经济时期，要优化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某种更有说服力的方法寻找两者之间配合的不足以及影响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对协调和配合进行重新界定，并尝试将协调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通过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纵向对比，探讨两次危机时的政策配合的差异，并分析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试图寻找现实中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协调。
二、政策协调――以两次金融危机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辞海》中，配合是指通过各方面分工合作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协调不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当。二者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间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可以指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过程，强调“理想”。那么政策协调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针对分工合作中出现的与任务目标相悖的问题进行政策手段的调整，以达到政策配合的最优化。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协调，而不是配合。本文将协调分类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时期相似经济环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标、政策有无调整；后者则指在某一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经济形势的“左”（与政策调控方向相反）变化或者政策效果与目标相悖时，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会出现某些政策手段的调整。
2.纵向协调――两次经济危机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相同的，过度金融创新而忽视了安全性，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尽管二者在影响力度等方面有所差异，然而都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消极影响广泛，主要表现为出口贸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资情势恶化、内需不足、经济增长放缓。
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是购买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鼓励投资消费，刺激出口的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稳健的货币政策涉及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的调整，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增加财政支出，税制改革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与前次金融风暴不同的是，面临本次经济危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政府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支出重点倾斜于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以及中小企业；税制不再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是变动了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即真正意义上的税制改革。总的来说，财政政策特别着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更大，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和力度都明显增加，为了吸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优化信贷结构。这不再是只关注货币政策调节总量的一个转变，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节经济结构。
通过对比，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1997年金融风暴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其目标也是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费的财税力度不大，且消费人群更关注城市居民民，尽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对低收入人群消费的转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忽略了乡村居民的消费培养；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拉动经济增长三大马车的结构不协调问题，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倾斜。事实也证明，前一次经济危机暴露的问题，接下来的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选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手段、调节对象等方面需要改进。第二，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经济政策不仅刺激投资，更关注内需的扩大，不仅要出口数据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税政策限制“三低一高”产品的出口；不再将收入分配的重点置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者和农民给予充分关注。这种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侧重点的转变和调整表明我国进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纵向协调――不同时期相似经济形势下的政策协调，以期更好地解决经济问题。
3.横向协调――2008年经济危机
如上所说，2008年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贸易逆差，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凸显；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外汇储备风险增加；证券市场受挫等。面对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果断实施了“双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强劲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国整体经济复苏速度较快。当然，其成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无缝”？
首先看一组宏观经济数据。到2010年5月份，CPI为3.1%，首次超过3%的调控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维持高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9%，比预测高0.2个百分点；5月份出口增速达48.5%，大幅超预期。再看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调控准备金的频率：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10年2月25日，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6.5%（上调0.5%）；2010年5月1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出口逐渐回升、居民消费持续上涨、整体经济回暖。但是进入2009年下半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因此，2010年货币政策更侧重于“适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供应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贷货币，保证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在“适度宽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流动性。
这一事实说明了两点：第一，我国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在现实经济出现了与目标相悖的情况下，对政策手段和侧重点进行调整，以达到预期目标。但是这种调整只是货币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没有涉及财政政策，忽视了配合系统的优化；第二，不管是货币财政还是财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调控宏观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更应该注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保持经济长久增长的关键。而不应该只关注形式上的经济数据，即关注促进经济质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单纯地刺激数量。这两点也应该是今后两大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贾中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规律及发展趋向研究[J].现代商业,2009(21).
[2]贾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J].行政管理改革,2009(2).
[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J].中国经济问题,2009(3).
[4]毕海霞等.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实践研究[J].金融教学及研究,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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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日本 货币政策 利率
一、引言
日本在1985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的同时，也与美国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签订了 “广场协议”，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日元快速大幅度升值。
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极大冲击。为防止经济增长下滑，日本实施了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掀起了一轮设备投资热潮，投资的增长远高于消费的增长。低利率更是刺激土地和股票价格持续而急剧地上升。到了1989年5月，由于资产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上涨，日本政府在美、欧各国纷纷加息的背景下，日本银行也不得不从1989年5月开始多次上调贴现率，这成了泡沫经济破灭的导火线。从1990年开始，日本股价持续下跌。1992年8月18日日本股价降至14309日元，与1989年最高点相比下降了63％，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股灾”。以至于1990年之后的十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这十年呈现严重的经济停滞发展状态。
为了恢复和刺激经济的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怎样的货币政策及其运用效果如何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对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取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货币政策的回顾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政府针对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经济长期不景气状况，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低利率时期（1995~1999）
公定贴现率是90年代早期和中期日本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指日本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商业票据、国债和特定证券的抵押贴现率，是商业银行等从日本银行取得贷款的成本。公定贴现率作为当时日本金融市场的基本利率，其变动可以影响各种短期利率的变动，且变动方向与公定贴现率保持一致。作为当时日本银行的重要政策工具，公定贴现率是日本货币政策的风向标，金融机构、企业和公众会根据公定贴现率的变动来改变各自的经济行为。日本银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于1991年7月1日开始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连续9次下调公定贴现率至1995年9月8日的历史最低水平0.5%，并保持这一公定贴现率到1999年初。
2. “零利率”政策的初步实施阶段(1999年2月一2000年8月)
1999年2月，日本银行为应对经济衰退和金融系统大量的不良债权，决定实施“零利率”政策，将有担保的隔夜拆借利率降至0.07%，同年4月进一步降至0.01%的超低水平。扣除货币市场经纪佣金成本，短期利率己经降至O。
3.数量宽松政策的实施(2001年3月至2006年)
2001年3月l日，日本银行将基本贴现贷款率再下调至0.25%，将有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02%。3月19日，日本银行采取进一步的放松银根政策即数量宽松货币政策。
2006年3月9日在经济回暖的背景下，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决议结束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三、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3.1对前面两个阶段的分析
日本的货币政策是不是落入“流动性陷阱”了？
1992年1月，经济企画厅宣布日本经济扩张局面在1991年第一季度最高峰后进入衰退期。
日本政府在1991年7月开始逐渐下调利率应对经济的衰退，见下表：
“流动性陷阱”指的是在货币政策的极端情况下，名义利率已经接近或为零时，货币当局扩大基础货币对宏观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也就意味着传统的货币政策已经失灵。根据克鲁格曼（Krugman，1998）的理解，“流动性陷阱”是名义利率为零或接近于零时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形，此时的最大特征是货币政策基本失灵，因为货币与短期债券被视为完全替代品，所注入的基础货币不会起任何作用。
关于这段时间日本货币政策是否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很多学者做了深入的的研究。
吴群刚和胡鞍钢将通货紧缩划分为初发期、发展期和恶化期。在此理论的研究下来分析,日本所谓的“失去的10年”(即1992~2001年),就是日本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10年。
谌坤认为,日本经济经历长期衰退的真正根源在于,日本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导致了流动性过剩,从而导致资产泡沫迅速膨胀,随后急剧地紧缩银根,刺破资产泡沫,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金融体系在零利率货币政策时期,面临着“流动性陷阱”的高风险。虽然这一观点得到诸多学者的实证证明,但是日本经济是否真正陷入“流动性陷阱”,一些学者仍坚持不同的看法。 关键问题在于对“流动性陷阱”定义的分歧方面。可是不论大家对日本是否陷入了“流动性陷阱”的观点如何，针对这段时期，日本流动性过剩的看法还是一致的，而且对于这个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普遍都认为收效甚微。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学界普遍把眼光集中放在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来。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
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一般有三个基本环节： 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然后到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以及从非金融部门经济行为主体到社会各经济变量，包括总支出量、总产出量、物价、就业等。
例如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买入证券、降低贴现率以及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利率降低。更低的利率降低了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刺激了额外的支出。利率的降低还降低了投资的成本，促使投资增加，这一系列的传导最终会影响到生产、消费等各个社会经济变量，从而总产出增加。
虽然凯恩斯理论是如此阐述，可是在20实际90年代的日本，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看来，发现了诸多问题。
日本经济战后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萧条始于泡沫经济的破灭，其直接后果就表现在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和银行产生的大量不良贷款上面。
资产通货紧缩本身就对消费、投资的支出有很强的逆效应，而且资产作为资金借贷市场的担保物的价格下降会造成借贷双方交易成本的提高，会抑制银行的对外贷款。
所谓不良债是金融机构指因担保价值贬值而无望回收的债权等。当时日本金融界的不良债有如下特点：大量的旧债未处理完，新债更加迅速积累，处理不良债的费用甚至超过了银行业主的收益，不良债的发放对象多在地产、建筑行业，对这些行业的贷款当时还在增加。
大量的不良债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有效调节：首先银行很难回收不良债导致金融中介功能的减弱，再者在一些生产效率不高的行业和领域出现了资本等经济资源的紧张，最后不良债使消费者和企业对金融业信任降低，最后也抑制了消费和生产的再投资。
3.2对第二个阶段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小泉内阁上台后，进行了强有力的经济改革，2002年推出了《金融再生计划》加速处理不良债权，主要把不良债权的焦点集中在一些大型银行上面，包括三点：1.对银行的资本核定制定了严格的标准2.充实银行的自有资本3.加强银行的治理。到2006年末，大型银行的不良债比例已经由2001年末的8.4%下降到了4.5%。
处理不良债的同时，日本政府保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即所谓“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对于不景气的经济有诸多好处：1.可以提高国民和生产者的消费、投资预期。2.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3.伴随着不良债的处理，金融体系抗风险的能力得到加强，金融的中介功能也得到了改善。
当然，任何经济政策要发挥作用都会有一个政策时滞的问题，也还有要面对世界经济环境、自然灾害等问题。从现有的GDP数据来看，2004年之后日本经济恢复了稳定的增长和日本既定的相关货币政策不无相关。
四、对中国的借鉴
日本的经济在战后飞速飞速发展，其历史经验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情况。在泡沫经济破灭及相关的问题上，学术界予以了很高的关注。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其实也是日本反思和探索的十年，借鉴日本大约二十年的货币政策轨迹至少可以给当前的中国几点这样的启示：
1.在货币政策方面要保持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可以看到，90年代初日本央行对于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影响没有及时反应，并给以货币政策的调整，失去了较好的时机，以至于后来的多次下调利率收效甚微。
2.在货币政策的使用方面要注重货币政策的指导。日本90年代中后期所执行的急速下调的货币政策与前期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这种急速调整的货币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和对经济的指导作用，片面高估了货币政策的作用，以至于要面对“流动性陷阱”这样的问题，货币政策一度失去了主动性。
3.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主要是集中在以证券为代表的金融行业和房地产为代表的建筑行业上面，而逐渐牵引影响到其他领域。我国2008年股市暴跌之前，就有学术界从日本的历史经验给当时的经济建言，现在的情况是我国的股市泡沫破灭了，而楼市的价格还在一路上升，这就与日本当年的情况非常不同了。这两个市场迥然相异的格局，到底是我国特殊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所产生的，还是因为我国在泡沫经济破灭问题上吸取了日本的经验，有意的时楼市泡沫维持下来，以便于银行业有时间处理其资产组合，降低因为楼市泡沫破灭可能带来的银行业的大量不良债，最后减少对整个经济体的损伤呢？若是这样，在股市泡沫破灭后的三年以来，银行业已经有了很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应对楼市泡沫的破灭。那么今年二季度新一轮的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得出的“即使房价下跌五成，银行业也可以承受”的消息对于无法抑制的楼市泡沫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
参考文献：
[1]乐绍延.日本金融市场为什么出现负利率.全球缭望[J，2003年第8期。
[2]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年。
[3]陈作章.日本货币政策问题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堪坤. 克服货币政策的“流动性陷阱”：日本的经验及影响. [J].福建金融，2007年第l期。
[5]尹玉梅，刘洪仓. [J].日本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
[6]]辜岚.从货币传导机制看日本货币政策的失效「J〕.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n期。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共投资;流动性过剩;宏观调控;经济增长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high investment growth and credit growth in 2009,explores the future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possible paths of the system optim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Basic conclusions are: first, rapid public investment growth in 2009 reflects the private nature of public goods-earnings received by some groups but the cost has dropped from a greater group. Hence,it is a rational choice for individuals to grab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s much as possible. Second,the central bank did not carry outthe excessive loose monetary policy,but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promotes the excessive credit delivery. At the same time, the output efficiency of credit continued to decline. As a result,we are faced with systemic credit risk and the continuing pressure of the asset price bubble,and drag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o the trap of low interest rates. Third,it is necessary to withdraw the positive fiscal policy firstly,in order to obtain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then withdraw loose monetary policy,and carry out structural adjustment,promot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reform.
Key Words:public investment,excess liquidity,macroeconomic regulation,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2-0003-06
一、引言:2009年的体制复归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收入、财富分配或私人产品的再分配是永恒的争论内容,并主要与经济体的制度特征相关联。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所不得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似乎是一个与中长期制度结构无关的短期调控问题①,但是,有两个宏观经济典型事实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美国与中国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与数量扩张相结合),但是中国出现了货币乘数大幅度提升并推动广义货币增长率快速上升的局面,而美国则面临货币乘数下降近一半,广义货币几乎不增长的状态(见图1)。更有意思的是,自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后,在整个2009年并未再度采用更为宽松的数量或价格型工具,反而自2009年7月起,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基础货币约7000亿元。尽管如此,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依然呈过快增长态势。于是,我们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供应量不出现显著增长;而中国在相对适度的“宽松”政策下,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同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了不同的货币效果。显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猛增背后一定存在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制度背景――其直接体现是政策对金融资源的动员力,或者说,尽管经过了金融体系改革,但投融资体制并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化特征。
第二,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200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为-44.8%;如果消费和净出口体现为对中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新增需求,那么两者相抵所形成的净贡献效果为7.7%。换言之,在8.7%的年度GDP增长中,真正的终端需求所提供的经济增长为0.7个百分点。那么,剩余的8个百分点增长来自何方?表1显示,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92.3%,占8.7%的增长中的8个百分点。亦即仅靠投资,我们实现了GDP“保八”的基本目标。
我们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上述两大经济事实,但真正的理论思考或许应该集中于从政策传导到政策效果的一系列安排。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银行似乎在2009年具有不可遏制的投资和信贷冲动,且此种冲动让人直接联想到1993年之前的状态?一个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及具有良好风险管理制度的银行体系,显然不应该出现非审慎行为。第二,什么外部力量推动了投资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如果银行体系的行为是审慎的,那么一定存在某种强力投资需求主体,至少让银行认为――客户是优质的,信贷是安全的。第三,即便银行体系认为其金融资源配置是安全的,是否可能存在预期偏差?即是否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未来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显然,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货币政策导致了投资和信贷旺盛,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财政政策推动信贷和投资高增长的结论,且银行有理由作出某种假设:还有哪种信用比(政府)信用更令人信服呢?第二,相信政府信用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既然终端需求只提供了0.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那么实体经济部门的违约率显然更高,信贷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推动财政投资和“铁公基”项目上马就是合理的选择。但是,一旦政府信用凌驾于实体经济部门,其结果是显著的体制复归。
二、公共产品与再分配:对投资和金融资源的瓜分
结合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状况,其均衡结果显然符合Romer(1975)、Roberts(1977)以及Meltzer和Richard(1981)的典型再分配模型:第一,对于给定的财政政策,个体最优化其决策变量――投资项目上马多少,信贷投放多少。第二,在个体最优化基础上,个体行为加总构成了整个经济体的财政和信贷规模。Safire(1978)以“猪肉桶”(pork-barrel)理论很好地描述了抢项目行为――各地方当局会象“从猪肉桶中多抓一些猪肉”的方式尽可能多上马地方公共工程项目,获利是本地,而财政成本却由全体居民承担。
(一)投资项目的私人性及再分配效应
在研究公共投资的学者中,Lowi(1964)、Wilson(1989a、1989b)以及Shepsle和Weingast(1981、1984)证明,公共投资项目属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利益由一个小集团享有,但成本却由一个大得多的集团来分摊”的均衡结果。且由于非货币化再分配具有非透明性,往往会造成项目总经济成本高于其社会经济效益的净结果,即所谓的“无效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2009年的财政政策行政决策者偏好财政投资甚于货币性转移支付――如减税和直接的民生领域开支。在理论上,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很难具有完全的公共产品性质。公共产品的性质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这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关于公共品供给和消费性质的描述,即公共产品在供给上不存在厂商竞争,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上不存在排他。但事实上,公共项目投资显然在供给上存在竞争――如不同的承包商对高速公路、铁路和基础设施合同的竞争;在消费上存在排他――如全国性财政资源支持某一段或若干段高速铁路、引水工程,但可能绝大多数消费者从未享受过高铁或引水福利。
由此形成的再分配效应有二。一是投资领域的国进民退。从2009年开始,国有部门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见图2),结果是公共财政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部门倾斜,即所谓的体制复归。
二是轻重工业增长结构失衡。自2000年以来,重工业增加值增速与轻工业增加值增速差异并不大,但在2009年,增速差达到了10个百分点(见图3)。其内在原因是,财政性投资快速上升拉动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即主要形成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
(二)金融资源的失衡配置
但是,由于投资、信贷和货币交易具有跨期性质②,我们还需要叠加另外一个因素,未来的成本由谁来承担。或许,2009年的投资和信贷还必须从通胀预期中得以解释。
一是在并未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出现流动性严重过剩。从历史看,2009年是流动性过剩最为严重的一年,超过了1986和1990年(见图4)。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并非特别宽松,从政策操作事实看,存贷款基准利率在2008年9-12月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5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亦相应下调后,在2009年没有任何放松性政策出台。相反,自2009年7月起,中央银行反而大力度在公开市场回笼货币,应对外汇储备的再度上升。2009年1-9月基础货币增长率仅为13.7%,而2007、2008年两年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分别高达30.6%和27.5%。那么,中国30%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从何而来?显然,来自货币乘数,2009年前三季度为4.39,而2007、2008年全年分别为3.97和3.68。这说明了商业银行具有不可理解的信贷冲动――根据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到2009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2.6万亿元,同比增长33.0%,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5.1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10.5万亿元,同比多增5.5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0.0万亿元,同比增长31.7%,增速比上年高13.0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全年贷款多增额相当于2007、2008年全年的贷款投放额。
图5显示,在2003-2007年间,广义货币(M2)增速与信贷增速并不完全吻合,但在银行改革后的2007年1月-2009年12月,M2与信贷增速基本同步。
二是中长期贷款推动信贷增加额至历史高位。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来自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来自信贷增长,2009年信贷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中长期贷款,而信贷增长来自财政投资项目。2009年,仅企业部门的中长期贷款年度增加额就达到5万亿元,恰好相当于贷款的多增部分。换言之,如果没有上述中长期贷款,2009年的信贷和货币将回归正常年份。那么,是什么因素拉动了中长期贷款?首先是“铁公基”项目贷款。根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制造业。2009年,主要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投向这四个行业的本外币中长期贷款分别为2.5万亿元、6404亿元、6013亿元和5025亿元,占全部产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分别为50.0%、13.1%、12.3%和10.2%。其次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年度个人贷款同比多增的1.8万亿元主要为中长期住房抵押贷款。
综上,2009年的投资项目和信贷恰如“猪肉桶”里的肉,尽可能多抓一点成为所有现实和潜在借款人的理性选择。
三、信贷生产率:要素产出下降与危机
(一)信贷生产率:系统性信用风险
根据上文对信贷总量以及中长期贷款扩张所隐含的问题有二。
一是系统性信用风险上升。我们用同期的GDP比同期贷款增加额作为“信贷生产率”,以此观察信贷作为金融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结论是令人担忧的――自2001年以来,GDP/信贷比(信贷生产率)逐步降低,大致从7倍以上下降到5倍左右。而2009年的信贷生产率降到了历史低位――GDP为33.5万亿,信贷增量为9.6万亿,则信贷生产率降低到了3.48倍(见图7)。低信贷生产率意味着产出无法抵补要素投入成本,或者说信贷作为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极低,违约概率相应较高。
二是资产价格压力。我们之前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在扩张性宏观政策效应上的差异,事实上,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美国金融体系处于“去杠杆化”阶段,而中国恰恰处于“增杠杆化”时期。从借款人的负债率角度看,必须提高资产价格才能形成(公允价值计算)自有资金,并撬动信贷增长。这就形成了当前的资产价格循环――在税收压力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只有依赖非税收入才能继续推动地方政府投资,土地价格必然成为其中的关键变量,即土地价格走高才能形成可继续拉动信贷增长的“自有资产”,土地价格走高必须依赖房地产市场繁荣,而房地产价格走高却造成抵押品价值处于高风险状态(当然也会形成居民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危机故事都在描述同样的场景:金融杠杆推高资产价格,在某个时点出现资产价格的崩溃。
(二)挤出效应与低利率陷阱
一方面,由于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铁公基”项目和国有部门,需要后续资金配套跟进,这意味着2010年非国有部门投资将被部分挤出。基建项目一旦上马就形成了对资金的持续需求。这对于信贷供应方构成了考验。如果不持续投入信贷,则借款人因项目难以为继而出现违约;如果继续投入,则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必将难以形成足够的信贷资源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要。这一问题显然延续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从图8可见,2010年1月中长期贷款增加额超过了2008、2009两年同月的总和。
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很可能陷入低利率陷阱,即中央银行由于2009年的天量贷款而很难上调基准利率。原因在于加息既会进一步挤出非国有部门投资,还会加大已经进入“借款俱乐部”的各类基建项目融资方的利息支付压力,导致违约风险上升。实体经济(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过度负债导致2010年付息压力巨大。2009年底中长期贷款余额22.24万亿元,按中长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7%计算,年利息支出为1.27万亿元。如果利率在2010年出现上调2次(如果利率上调0.54个百分点),则利息支出将增加1200亿元。于是,我们将再度面临中央银行利率政策成为利益调节工具的问题――加息则基建项目借款人不堪重负,不加息则债权人(银行和公众存款人)受损。一个最为可能的结果是,为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提前爆发,为维持已经上马基建项目得以顺利投产,在中期实施低利率政策。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的理论分析――基建投资和金融资源在公共投资面前具有非货币性再分配效应,只要在2009年获得尽可能多的融资并上马项目,就是最优选择,且融资成本不会迅速上升,而社会成本则由债权人承担。
(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
即便金融资源推动投资持续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在理论上并不一定意味着泡沫化,只要投资回报率持续上升。稳定的经济增长等于就业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增长率则仅仅等于技术进步率。我们的问题是,如果就业人口不增长就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不能立竿见影,就只能依靠资本积累――即2009年的高投资和高信贷。问题是,资本需要回报,于是资本市场必然虚拟出某种“预期”回报。一个例子是关于房价的。房地产投资是资本投入,预期回报依赖于城市化,意味着有人进城,并以其终身收入买你手头的二手房。且不论其合理性(诸如是否新的资本剥削劳动形式),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进城?因为有就业。为什么有就业?因为有预期收入。如果收入低于预期呢?那就有自愿或非自愿失业。因此,“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的麻烦,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则资本无法得到回报,投资就是灾难性的③。反之,就业导致收入,进而形成总需求。
四、结论性评价:如何获得可持续经济增长
第一,如上文所论证,由于中央银行在2009年并未实施过度放松的政策,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总需求萎缩的进程中,中国事实上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公共投资在事实上具有私人品和非货币性再分配性质,“多抓一点”成为公共投资部门的抉择,其宏观后果是信贷和投资增幅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第二,为确保2009年高投资和高信贷所伴生的潜藏危机不爆发,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先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退出。尽管2010年的外需好转和国内消费需求稳定有利于民间投资复苏,但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在2010年上半年仍将保持过快增长,导致面向国有部门的“定向”宽松政策无法退出:一是2010年的中长期贷款仍必须向已经投放的中长期项目倾斜,否则将因项目缺乏后续资金而造成不良贷款,因而数量从紧无从谈起。二是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越发艰难,2009年末已达22万亿元的中长期贷款的利息负担过于沉重,这造成了对货币政策的牵制效应。对国有部门融资的定向宽松意味着对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挤出――银行可贷资金日益收缩导致即使基准利率不变但利率上浮趋势明显,挤出了原本可获得融资的非国有项目。中国的特定经济运行风险分担机制决定了财政货币双松政策退出必须遵循财政政策转向中性,货币政策滞后退出的的操作逻辑。2009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事实上体现了货币信贷仍然是财政政策的配套工具――中长期贷款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部门,扶持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只要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不转型,则货币政策很难退出宽松状态,否则将出现银行部门最终承担所有基建投资项目损失的局面。据此,首先应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把可盈利投资项目向民间转让;其次应逐步减少新开工政府投资项目,重点确保2009年上马项目不烂尾;最后应建立土地出让金运用制度,避免形成高地价、高房价、抵押品价值高估的信用风险循环。当前,轻重工业增速依然保持失衡态势,工业产出面临从政策短期拉动向中期依赖发展。轻工业增速依赖于国内消费和外需两大终端需求,而重工业则依赖于轻工业旺盛或政策拉动形成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稳定,外需温和复苏,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直接造成重工业以及整个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然而,继续维持财政投资的后果将是上中游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及持续提高的银行部门信用风险。
第三,调结构是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手段。只有民间投资繁荣、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上升、终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才可能形成真正可持续的总需求,并降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
注:
①如中国与各国类似,采取了经典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而凯恩斯主义仅仅属于宏观经济学的政策调控,与制度无关。
②即当前的贷款在未来是否会演化为不良,投资是否具有良好回报或烂尾,都具有跨期性质。在中国的财政投资决策中,还存在一个行政跨期问题――新官是否理旧账。
③美国2007年的金融风暴与2004年起出现的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显著相关,中国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3%,而经济增长逐季上升,亦具有不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态势。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0年2月.
[2]Lowi,T.,1964.“American Business,Public Policy,Case Studies,and Political Theory”,World Politics,16: 67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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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hepsle,K.,and Weingast,B.,1984.“Political Solution to Market Proble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8: 417-34.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第5篇
当前，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风暴过处，哀鸿遍野，不仅肆虐了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部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当然也难独善其身。
减税，降息，注资……当欧美等国忙得焦头烂额，当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调整各自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疲于救市之时，东方的中国――2008年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却迟迟未见大的动作。
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刺激内需的十项措施，明确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
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消息一经公布，便成为国内外的热点话题，十大措施和约4万亿的投资，对下滑的中国经济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衰退的世界经济亦是如此。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调整符合市场预期，尽管姗姗来迟，但此次调整仍将为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旨在刺激内需的十大措施，面对世界金融风暴的肆虐和中国GDP下滑的风险，政府还需做些什么？4万亿，究竟如何花呢？如何能用到点子上呢？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叶航教授。
记者：从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保持数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前三季度GDP首度跌破两位数，有许多专家悲观地预期，明年GDP可能在6%-7%之间运行。而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GDP一旦“破八”，便会陷入衰退，您是如何看待的呢？由大洋彼岸美国引发的这场不断恶化的金融海啸，会不会加速我国GDP的下滑呢？
叶航：我们不妨回头看看以前。1999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曾经创下年增长率7.1%的低点。其后，在中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国民经济于2000年走出了低谷，实现了连续8年之久的高速增长，并在2007年创下本轮经济周期的最高年增长率11.9%。根据历史经验，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大约为10%。超过这一增长率，国内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就会难以承载，CPI和PPI就会出现明显上扬。经济周期自身的力量，就会迫使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在我看来，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所呈现出来的下行趋势，从本质上讲，是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体现。事实上，我在3、4年前就已经大致预测过这一经济拐点的出现。因此，我们不要简单化地把国内目前出现的经济下行趋势“归罪”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美国实体经济的衰退和全球经济衰退，必然会加重我国宏观经济的下行趋势。正如许多国际观察家所预测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将大幅减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从而我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行至6%-7%，甚至更低的水平。一般认为，如果经济增长连续三个季度出现下滑，且幅度达到10%-15%，短期的经济衰退即可以确认。事实上，我国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下行幅度已经超过了16%。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明年的增长率极有可能接近甚至低于8%。与2007年的11.9%相比，下降幅度将超过30%，那就会形成一场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
记者：自从9月17日，央行首次下调“两率”，货币政策开始松动，时至今日，中国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宏观经济明显的下行趋势。就此，从2003年9月开始的以紧缩为特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5年后的今天，终于宣告彻底结束。那么“双松”的调控政策，能抑制住下行的GDP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会产生哪些积极影响呢？
叶航：正是基于上述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我国政府从今年9月以来连续两次下调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并在最近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决定实施大力度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此举表明，从2003年9月开始的以紧缩为特征的宏观调控，在施行了五年以后正式宣告结束。在未来一个阶段中，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又将进入一个以扩张为特征的时期。在我看来，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转变虽然有些过于迟缓，因为最佳的政策转变时期应该在去年下半年。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面对国际、国内的经济局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不可能完全扭转明后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但最起码可以抑制过于急速的经济衰退，避免导致更大的经济危机。因此我预计，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较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将有效填补社会投资的萎缩，在未来两年中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2-4个百分点的实际增长率，从而有望使中国维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
记者：哭声一片的房地产市场，终于迎来了紧缩政策的终结。地产商们弹冠相庆，这个冬天似乎即将过去。此次政策的重大转变，房地产市场是否会一扫过去惨淡的阴霾，迎接新时代呢？还有暴跌70%多的A股指数，何时才会构筑真正的底部呢？您可否预测一下。
叶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房地产市场的周期通常要滞后于经济周期。根据我的判断，如果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能够使经济在未来两年中企稳并探底回升，则这轮房地产业的周期性调整最起码要维持3-4年。因此，我们不要指望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在短期内就会“雨过天晴”。在这一周期性的调整中，国内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平均回落将达到20%左右，个别地区的价格水平回落30%-40%，也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也将有效抑制投机性的房屋需求，使国内畸形的高房价得到合理的回归。
至于股市，其调整周期通常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因此，我预测中国股市真正走出熊市迎来新一轮行情的时间大约在明年下半年。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东南亚危机期间我国股市的运行轨迹：1998年政府开始启动大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中国经济在2000年走出低谷、探底回升，而股市则于1999年的5月19日爆发了一轮大行情。最先启动的板块，正是受国家财政投资拉动最快、最直接的水泥产业，接下来启动的是整个建材板块和钢铁板块。这些行业在国家大力度的财政扩张下首先走出业绩下滑通道，从而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记者：应对危机，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您是如何看待的？能否为读者解读一下。
叶航：我认为要正确理解这些措施，首先应该明确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国内可能出现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我们不能以“微观效率”来评判“宏观效率”。所谓“微观效率”，就是投资的直接效益。在政府实施大规模财政投资时，我们最容易听到的批评通常是，修那么多铁路、公路，造那么多水库和机场，会不会造成新的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这种批评就是犯了典型的以“微观效率”代替“宏观效率”的错误。“宏观效率”是什么？就是抑制经济可能出现的严重衰退。因此，凯恩斯当年在《通论》中甚至比喻，政府通过招标在平地上挖一条深沟，然后再通过招标把这条深沟填平，都能拉动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危机。那么，现在政府通过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来拉动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有何不可？从长远来说，由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往往会导致投资不足。在经济衰退和下行时期，利用社会投资萎缩导致的资源闲置和产能过程，正是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好时机。况且，它还能起到拉动需求、刺激增长、避免危机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的区别。不认识这点，我们就不能正确评价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大转向。
由此带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既然政府大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是为了在经济衰退、社会投资萎缩时拉动经济增长、避免经济危机，那么当衰退趋势得以扭转，社会投资信心开始恢复时，扩张的财政政策就应该及时改变取向。如果在社会投资开始恢复时，政府仍然不能及时缩减财政投资的规模，就会导致与社会投资争夺资源的局面，从而再次引发新的经济过热，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在上一轮扩张周期中，政府已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即当2000年我国宏观经济已经成功摆脱衰退后，政府没有及时改变扩张的政策取向，结果直接导致了2003年以后我国经济出现的过热局面。也许，在政府刚刚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就担心下一轮的经济过热有点“杞人忧天”，但历史的经验永远值得汲取。提醒政府、批评政府，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尤其是一个以经济学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第6篇
是到了发出政策调整信号的时候了。1月12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1月18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18个月以来,央行首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2009年底,监管部门多次要求商业银行改变以往在一季度集中放贷的习惯,但今年1月的信贷增长仍将惊人。有消息说,2010年第一周的新增贷款总额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我们认为,决策者宜未雨绸缪,更加关注去年的大规模信贷扩张造成的一些行业过热,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问题。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4万亿财政支出带动近10万亿信贷投放,是这一波复苏和恢复增长的直接动力,其间并无所谓“奇迹”。大量信贷即使堆积在产出效率较低的部门,也会造成增长表象,但究其根本是一种资源错配。
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扩散遵从了既往的差序格局,靠近权力中心的部门先得到了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加剧了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眼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题尚未解决,又面临着成为压缩产能首选目标的风险。此一最具活力部门的进退失据,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拯救行动还影响了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保增长”催生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保就业”提供了落后产业苟延残喘的空间。不平衡的信贷分布和被延续的落后产能隐身在高速增长背后,正成为未来发展的掣肘。
市场秩序的扩展是自发而缓慢的过程,拔苗助长只会破坏市场根基。单边倚重投资驱动的增长不仅会推高资产泡沫、累积银行坏账,还会加大通胀压力。当信贷发放不顾成本核算、风险监管时,开闸放出的就是未来的呆坏账。
由于中长期贷款的收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考察,注重短期考核的决策也必然选择更加快速发放贷款。变化不定的短期存款与股市的起落暗合,难以统计但可以观察的是资金推高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正在累积。
是调整的时候了。事实上,由于对外贸易反弹和消费稳中有升,进行政策调整的空间较此前已更为裕如。尽管宏观数据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才能确定经济复苏持续的根基是否稳固,但如果出口和消费持续改善,要维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无需过分倚重激进的财政和信贷政策。
央行1月7日上调央票利率和随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回应的是此前一周显露的信贷狂飙,但已透露出货币政策趋紧的端倪。预计下一步央行会加强窗口指导,细化信贷发放的要求。
释放政策信号,是预防通胀的关键一步。不过,从宽松货币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遵循的仿佛依旧是拯救危机的思维,而忽略了政策的时滞效应。相关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政策的时滞约在6个月到12个月之间。随着2009年的宽松政策后果继续显现,2010年的宏观政策将面临巨大考验。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反通胀政策屡屡遭遇行政干预,可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首先是因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足,易受其他考量之牵连。加之以行政措施调控宏观经济仍有很大的惯性。
因此,只有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考虑政策时滞效应,方能避免宏观调控政策被扭曲,从而实现更有效的调控。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后者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此次金融危机再次凸显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央政府亦冀图通过加大对国民福利的“补课性”投入来有效拉抬内需。然而,以“消费券”和“家电下乡”等措施为代表的刺激内需手段,仅是临时性配套应对危机的方案,无法从长远和根本上动员内需。
要想真正有效扩大内需,就必须增收与减负并举。要增加收入,就需要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改变低附加值产业绑定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格局,同时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割据局面,以释放劳动力的潜能,形成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此外,还要启动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改善政府职能,从而为建立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第7篇
虽然食品价格是整体通胀的主要推手，但核心通胀压力一直在增加，并于2011年3月达到3.9％的高位。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通胀风险正在累积。而遏制通胀的过程最终将有损于经济增长。对于印度和中国而言，情况尤其严重。
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这一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纷纷采取了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抵消外需崩溃带来的影响。
除日本以外，亚洲出口指数从2008年7月的最高点100下降到了2009年2月的70。相应地，这一地区的加权平均政策利率也从2008年8月的6.6％的高位降至2009年8月的4.4％。
其中印度利率更是从2008年8月的9％降至2009年4月的4.8％。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加权平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则从2007年的-0.3％一路上扬至2008年的-2.1％和2009年的-4.4％。
这些政策在刺激整个地区的内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强劲的结构性增长动力推动下，中国、印度和印尼的经济率先开始复苏。
在内需迅猛增长的同时，外需的复苏速度也超过了预期。出口增长恢复到危机前高位所用的时间，几乎与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科技泡沫危机所花的时间相同。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于经济增长前景依然担忧，它们在退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时行动缓慢。
2010年中爆发的欧洲债务问题，导致这一地区出口的短暂下滑，同时，也更坚定了该地区政策制定者的缓退决心。
回头看，这一段外需疲软的时间很短。出口增长迅速复苏，相比2010年10月，2011年4月的增长已达到21.6％（季度增长）。我们认为，由于内需一直非常强劲，所以出口的强劲反弹增加了该地区的通胀压力。
除强劲的内需和外需增长导致的通胀压力外，主要粮食出口国和粮食消费国的连续歉收，推动了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2010年6月以来，美国商品研究局（CRB）食品价格指数上升了42％。由于持续的供应干扰因素，布伦特原油价格虽然在达到每桶125美元后有所回落，但目前仍维持每桶110美元左右的高价。加之金属和其他输入性价格上涨，这些因素导致了生产价格的上升。
目前，这一地区的生产价格指数的增长已高于CPI3个百分点，这大幅挤压了亚洲制造企业的利润率。这一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已在部分扭转其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最近中国和印度的加速紧缩颇为突出。
在中国，与未来GDP名义增长成相关关系的M2增长已从2009年末的接近30％降至15.1％。除印度外，这一地区的加权平均政策利率已从2009年8月的4.4％左右上升至 2011年5月的5.4％。
同样，该地区的（加权平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也从2009年的-4.4％减少到了2010年的-3.4％，预计今年仍将小幅缩减至-3.1％。
相比而言，2007年 (通胀达到峰值的前一年) 该地区的财政收支接衡。
3月份，我们调查了亚洲六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印尼、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5270个家庭，以了解他们的活动在通货膨胀中有何变化。整个地区71％的受访者表示对通胀感到担忧，另有2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忧”。大多数受访者预期未来12个月通货膨胀将达到6％－10％，而27％的中国受访者则预期通胀将超过10％。
此外，整个地区59％的受访者预期通胀速度将超过其工资增长，意味着未来的购买力将有所下降。我们还了解到，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受访者已计划削减开支，特别是自由开支和住房、汽车等大额开支。
随着政策制定者和消费者纷纷对通货膨胀采取各自的应对措施，我们预期，今年底之前，亚洲企业（尤其是可选消费品以及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制造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将受到进一步的压缩。
因此，我们对2011年企业收入增长的预测（13％）以及股指目标价位的预测均低于市场共识。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第8篇
要]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对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它的价格非正常上涨既有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因素，也有农产品供给减少、短期资金炒作的因素。我们应该采取适度的货币政策，加大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管理，增加农产品供给，限制游资炒作，并做好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工作，以应对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
[关键词]农产品价格；非正常上涨；治理。
通货膨胀成为目前社会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政府最近频出政策，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进行调控，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很大。专家预测，今年CPI将要突破4%，明年上半年还有可能进一步攀升。如何控制物价的上涨，尤其是如何控制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是目前我们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
一、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态势及影响。
从2008年开始，农产品品种价格轮番上涨。从最初的大蒜、绿豆到目前的生姜、棉花、食糖以及大白菜、土豆等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引发居民对生活成本上升的担忧。
2010年许多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引人瞩目。棉花的价格急剧上涨，2010年9月10日，棉花价格尚在17800元/吨的价位徘徊，到10月19日，猛涨至25000元/吨，仅仅一个月涨幅近40%。而与去年相比，更涨了60%还多，去年同期棉花每吨价格仅为16000元。今年由于受气候影响，甘蔗减产，而经济复苏导致对糖的需求增加，致使糖供求紧张，国际大宗商品的糖价连续大涨，影响到国内市场的价格。2010年9月，国际糖价突破6000元/吨，创下历史新高。国内糖批发价水涨船高，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达70%。10月18日，中国糖烟酒公司通知将食糖价格全面上调13%。
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对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一）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对农产品加工工业造成影响。
由于食糖价格上涨，对国内的糖果食品行业造成了冲击。为了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大的糖果加工企业选择提价，徐福记、金丝猴、大白兔等知名糖果涨价都在10%以上，而大量的糖果加工小企业因为产品缺乏知名度，无法用提价应对竞争，致使许多此类小企业纷纷倒闭。棉花价格的上涨对于棉纺和服装企业也有很大影响。对于纺织业来说，棉花一般占到企业成本的60%~70%，棉花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对于企业的生存是严重的挑战。一些实力雄厚的纺织企业依靠库存的原材料来度过目前的难关，而对于资金紧张、实力弱的中小纺织企业而言，只能选择减产或者停产，这促使纺织行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棉花价格的非正常上涨，促使下游产品的价格上涨，今年棉布价格上涨了15%~20%，并进一步影响到服装价格的上涨。
（二）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影响到居民生活。
食糖和棉花价格上涨，导致下游的糖果食品和服装等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进而对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而蔬菜水果等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更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
面对涨价，一些消费者选择减少消费或者选择其他的替代品，商家的生意也不好做，进而影响到全体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使居民的生活预期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降低物价上涨对生活的影响，部分居民不得不选择作“海屯族”：囤积衣物、冬季过冬的大白菜等等，以应对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由此可以看出，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已经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重视。
二、我国农产品价格非正常上涨的原因。
我国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并非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因素。
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货币的供给量增加。
尤其是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一直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美元的流动性泛滥，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两年来，美联储主要通过购买国债和其他资产等手段不断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其投放的货币量已经达到约2·25亿美元，造成美元流动性过剩，进而影响到全球经济。国际大宗商品，包括铜、橡胶、小麦、燕麦、猪肉、咖啡、蔗糖和棉花在内的一篮子大宗商品，过去12个月来价格已经上涨50%以上，通货膨胀有在全球蔓延之势。因为相关的经济数据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经济有再次探底的风险，美联储在11月3日宣布购买6000亿美元国债，实行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由此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再次走高。而因美国经济形势不乐观，美联储正计划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美元流动性过剩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发展，而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高企，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价格，对其他国家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国因此也未能幸免，国际食糖、棉花、原油价格的上涨已经对我国造成很大影响。国际市场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给我国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我国这两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也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增加很快，造成货币超发。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GDP为33·54万亿元，是1978年3645·2亿元的92倍。专家认为，我国的货币至少超发43万亿元。中国自身的货币高速增长，对物价本已形成上涨的压力，遇上国外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就更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
（二）农产品供给减少。
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还受到供给减少的影响。比如去年的大蒜价格上涨，与气候所造成的产量下降有关系。
2009年的气候与往年相比有些反常。往年一般每年3月气温回升都比较快，但2009在四五月份反而出现了比正常年份气温低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零度的气温，这对大蒜的生长非常不利，一些不抗病的大蒜就死掉了。这造成大蒜减产，形成了供给的缺口，从而造成大蒜价格的上涨。而游资炒作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年绿豆价格上涨也是因为供求不平衡引发。绿豆属于杂粮小品种，不能像其他的粮食产品那样享受到国家的补贴，因此过去绿豆价格不高，影响到农民的种植积极性。2004年我国的种植面积为90万公顷，今年只有约80万公顷，种植面积逐年下滑。今年受气候干旱的影响，绿豆总产量下降，只有74万吨。反之，居民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年居民注重养生，绿豆作为一种保健品种受到越来越多的居民青睐，需求逐年增加。2009年我国绿豆出口达27万吨，同比增加了13万吨。如此逐年减少的供给、日益增加的需求，就造成很大的供应缺口，导致绿豆价格上涨。其他农产品，比如糖、棉花、苹果、土豆等价格的非正常上涨，都有产量下降、供应存在缺口的原因。
（三）短期资金炒作。
我国货币超发，致使在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传统行业因为产品供过于求，缺乏投资机会；而新兴行业发展尚未成熟，风险大，门槛高，缺乏吸引投资者的热情。于是，大量剩余的资金在缺乏适当投资渠道之际，不忘寻觅增值时机。以往许多游资进行房地产等行业的炒作。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日益严格，这些游资开始选择另外的投资渠道，农产品的炒作成为他们新的选择。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炒作起来不愁没有销路，大蒜、绿豆、糖等产品耐储藏，也方便操作。我国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的管理还处于粗放的阶段，缺乏有效的监控，存在管理的空白，游资炒作农产品有着合法的空间。而且，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阶段，许多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家庭行为，由于规模小、实力弱，尚未形成产业化，各个流通环节就很容易被游资炒作者控制。而今年来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有所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延长，也给游资炒作者提供了操作空间。由于种植、运输、加工生产各个环节之间往往是采取订单的形式进行交易，因此即使某个环节出现了价格高涨，后面仍有接盘者。这造成炒作农产品的门槛低，只要有一定的资金，就可以在农产品市场翻云覆雨，获取厚利。转贴于
三、采取措施，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
针对目前我国农产品价格非正常上涨的态势，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已经出台不少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一）转变宽松型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的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今天，我们无法改变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只能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我们的物价上涨。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收到了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经走出危机，复苏势头强劲。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也要随之调整。去年我国政府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为保增长、防通胀、调结构，虽然今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我国政府已经改变定调，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政府的政策转向已经表现。今年在11月11日至11月19日的九天内，央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一个政策转向的信号，由刺激经济增长转为重点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
随着事态的发展，预计近期还可能加息。这些措施意味着金融管理部门再度对市场发出紧缩信号，显示了政府抑制通胀和收紧流动性的决心。
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转向，为我国的通货膨胀防治打下了基础。
（二）加大农产品的管理，增加供给，流动性过剩是造成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农产品供应缺口是造成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耕地不断减少。“十一五”期间，我国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稳定在15·6亿亩以上，有效遏制耕地减少过快的势头，但是经济发展对耕地的侵蚀始终存在。保护耕地的任务仍然很艰巨。我国农业现阶段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要有效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就要加大投入，促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尽快实现现代化，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农产品的产出。我国的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首先，中央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补贴，尤其是对粮食类作物的补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影响到粮食生产，今后十年小麦和谷物的平均价格将比1997年到2006年期间增加15%到40%，植物油价格增长40%。农作物的种植，尤其是粮食的种植，附加值比较低，需要政府的补贴，以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保证我国粮食自给。我国是人口大国，要实现粮食的自给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居民的生活安定。
其次，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要建立政策性的农业投资公司和农业生产发展基金，促进和扶持现代农业企业的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向规模化、现代化方式转变。探索建立财政扶持农业保险的机制，逐步扩大农业保险品种，完善理赔制度，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调动农民和相关企业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发的积极性。
第三，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业生产领域。
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大多还处于家庭小作坊的生产模式，要实现现代化，资金和技术等要素不可缺少。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业生产，一是为社会的大量闲置资金找到新的投资渠道，减少社会的游资；二是可以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为增加农产品供给提供物质条件。
（三）加强对农产品流通的管理，限制农产品的炒作。
针对我国近期农产品价格增长过快，政府出台了“国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保障化肥生产供应等等；主要目的是为加大农产品供应和降低流通成本，从而稳定农产品价格。此条例一出，打击了游资的炒作，许多农产品价格纷纷回落。
但是我们也要看得，对于农产品价格的调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管理，加强对农产品价格的监控，完善农产品市场的预警机制。虽然我国早在2002年就启动了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系统建设，但该监测范围仅包括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的玉米、小麦、棉花、大豆、糖料、稻谷、油料等。覆盖的范围也并不是全国，而是少数地区。预警的方式也仅限于监测分析和凭借经验。
这两年“蒜你狠”、“豆你玩”、“苹什么”等现象的出现提醒我国政府：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建设更加全面而科学的监控和预测手段，必须在全国建立庞大的市场信息网络，收集各区域的农产品面积、产量等信息，了解覆盖全国的市场销售信息和农产品生产及价格行情，同时收集国际农产品贸易与市场信息，建立预测和科学的分析系统，为来年的农产品种植提出指导性意见，防止农产品结构性生产的不平衡，也可以减少农民生产的市场性风险，提高农民的收益。要加大对小宗农产品比如绿豆、杂粮等产品的管理，这些农产品因为市场小，更容易被人控制，从而引发价格大起大落。
同时，应加强国家对农产品的储备，以平抑价格。2010年，国家已向市场投放国家政策性粮油2550万吨，增加了农产品的供给，也打击了游资的炒作，这对于农产品价格的调控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做好低收入者的补贴工作。
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农产品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受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家庭，他们的生活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
如何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保证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不受太大的影响，这个问题早已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部门已经建立低保户生活补贴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如近期成都、海南等地给低收入者发放临时补贴，以应对物价上涨，正是这种联动机制的体现。
生活补贴与物价联动机制需要完善，需要进一步科学化、制度化。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开展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编制工作，建立一个指数体系，以对补贴起指导和联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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