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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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一、政策需再发力，改革啃硬骨头
展望2013年，资本市场发展的宏观环境逐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赵锡军预测，今年经济总体情况会好于2012年，经济增速将在下降一个台阶后寻求平稳增长，预期全年将实现8%以上的增长速度。
在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今年宏观经济目标有所改变，定位为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控物价、防风险这五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从过去只顾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变成多元目标，意味着将很难全力追求经济增长。这也是中国在经济危机深化的环境下做出的选择，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不再仅是逆周期调整，还增加了调结构、防风险的重任，社会也已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对经济危机长期化、持久化达成共识，更加追求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已从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转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态势。对于这场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存的危机，专家认为，今年宏观政策需要再次发力。
高培勇指出，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时指向了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往顶多是逆周期调节，但是今年还要推动结构调整，把两个作用并列起来。这次危机中，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存。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是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必须转方式、调结构。
政策还将继续协调“三驾马车”的关系。赵锡军指出，宏观政策将致力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新一轮促销政策有望出台，并通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对投资的支持力度。在政策作用下，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加大，生产者整体经营环境会有所改进。另外，今年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外需难有明显起色，但会好于2012年。预计央行将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延续双向波动的情形，为外贸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新的一年，改革还将继续，红利的来源在于“啃硬骨头”。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要走到新路上，必须下决心抓住改革的关键一招，最大的改革红利来源是啃硬骨头。如果回避，就是拖延我们实现倍增计划的过程，积累矛盾，到了最后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他指出，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敢低到7.5%以下，不敢高到8.5%以上，这样的局面必须下决心破解。在中国，基础能源和不动产的价格形成机制严重扭曲，定价方式不利于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若调控不能解决这个瓶颈，发展的弹性空间会越来越窄。可考虑从资源税改革入手，结合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关系的通盘改革、电力部门垄断改革、发改委对电价的行政管制，实行价、税、财及金融等生产要素的配套改革。
二、宏观政策更趋宽松警惕通胀抬头
今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表述上仍为“积极稳健配”。专家认为，宏观调控总基调没有变，但预调微调将增加，货币政策会保持稳中有松的状态，对总体的流动性有所支持，向着略微宽松的方向调整，不可能有很大的放松。
赵锡军预计，宏观政策将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总体较2012年有所宽松，全社会融资成本将有所降低，资金环境较2012年略微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多方。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表示，今年是连续第3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去年中国货币（M2）增长13.8%，社会融资总额增长16.7%，今年仍然会维持这样的水平。
虽然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同时要避免通胀重新抬头。焦瑾璞指出：“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转轨过程中，通胀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控制通胀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货币政策宜冷不宜热。”
他表示，2009年至2012年，新增货币占现在贷款余额的60%多，这四年的新增贷款等于建国六十年的新增贷款。“货币发行过多，受害的肯定是百姓。下一步要消化中国长期积累的庞大的货币量。”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建议，控制通胀、调节物价可以考虑除货币政策以外的方法。如果不考虑经济和企业状况，简单地收紧政策、打压物价，效果不好，在经济滑坡的时候会加剧企业的困难。应针对食品类的消费品消费特点和属性，想方设法保证食品供给的稳定，才是治本之策。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增长目前仍面临不确定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而决定股市难以形成由资金推动的行情。中国为了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和波动，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经济结构转型中，消费将受益于经济增长所引发的消费升级和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所引发的消费扩展。扩大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市场流通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发展新兴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倡导节约低碳消费等，都会为上市企业提供发展机会。战略新兴产业会受益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既包括在传统制造业中要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更包含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会得到优先发展与支持。在这些领域也让许多企业大有可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会重点支持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以及海洋经济的发展。水电、核电、智能电网、高速铁路、三网融合、物联网、软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将会成为积极财政政策扶持的领域。还要注意的是服务业，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推动服务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比重的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从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方面，为服务业的发展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生产业、生活业会获得良好的发展机会。区域振兴同样受到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在许多领域，都会看到巨大的区域发展机会。这种机会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在财政政策支持下改变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区域振兴集聚效应会拉动许多行业区域需求的高速增长，凸显区域市场投资价值。各行业分类及其走向分析（1）家电行业—TCL集团：家电行业2011年一季度保持增长.受"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惠民"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影响,我国家电行业内销量增长迅速;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回暖,2011年一季度家电行业出口复苏强劲. 内销量的快速增长,出口的不断回暖是家电板块一季度受基金青睐的主要原因。（2）民航机场—南方航空：我们认为在前期航 空股的上涨主要是由于近期人民币升值加速以及高铁降速带来的估值修复,我们也指出航空可能存在一定交易性机会. 但由于通胀和谨慎仍在持续,我们预计短期内航线增速仍将较为缓慢,运力控制虽然使得淡季不淡,但我们认为如果需求仍然疲软,旺季的运力控制效果可能会降低,从而降低旺季的景气程度,而且国际航线的景气可能仍会延续之前下滑的态势.因此，专家建议: 从航空供需改善的大周期角度去做航空股投资, 在目前需求增速不振的情况下,行业的供需关系可能会出现逐步逆转, 尽管短期可能存在交易性机会,但从中期的角度我们对航空股仍持相对谨慎的态度,我们仍建议持续关注行业需求同比增速的环比变化。
推荐投资行业及其原因：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货币政策：货币刺激政策原本就不是带动经济增长的良方，而退出效应将给经济带来滞胀风险。
房地产：今年地产会受压。去年地产市场涨得那么高，地皮比较贵，现在房价肯定要往下掉。目前来看，二级市场的房价已经在开始往下掉了。不过，如果国家再不改政策的话，房地产市场会出问题。
潘向东（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政策：不会改变太多，上半年稍微偏紧，下半年如果经济下滑，会实行适度宽松政策。
财政政策：会延续去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房地产：这可能是今年“两会”最热的话题，我认为短期内观望气氛浓厚，国家不会加大筹码。
城镇化：今年城镇化会加快发展步伐，这会给内需动力提供源泉。
补充：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
金岩石（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政策：今年应该是在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之下，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防范通胀风险。
财政政策：今年还只能搞公共投资。基建投资的特点，决定了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停止。
房地产：房地产政策实际上只能是通过多种政策组合，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千万不能打压下去。因为打掉了房价，也并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结构问题；相反，遏制房地产，无异于自杀。
城镇化：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存在两个盲点：一是省级权力配置资源，二是城乡差别配置资源。
李迅雷（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与财政政策：这些经济刺激政策会慢慢退出，尤其是今年经济有些过热，而美国经济增长过快，这些使得货币与财政政策退出会越来越明显。
房地产：这是民生问题，会成为今年“两会”讨论的热点话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和房地产相关，而且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动力，如果要使高房价降下来，建议应该放弃将GDP作为地方政府首要考核的目标。
城镇化：我认为目前应关注农民工问题。
马骏（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政策：在CPI同比增速达到2.25%(即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之前，中央银行就应该用上调利率的手段对市场和百姓传递一个“政府将努力保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的信号，以防止通胀预期的恶化。
财政政策：2010年财政赤字应该比去年下降。由于GDP增长已经很快，出口即将大幅反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加剧过热和通胀的压力。
汪涛（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财政政策：将延续中央定下的基调，即积极财政政策，对民生领域会加大投入力度，但不会如去年一样出台新的刺激方案。
货币政策：将由去年非常宽松转向适度宽松，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会成为主要形式，另外预计加息会在“两会”后启动。
城镇化和房地产：尽管城镇化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化的过程，但许多地方政府几乎可以肯定会将城镇化的实质理解为建设大量城镇住房，从而积极地推动商品房地产建设来取代原有的农村和郊区住房。
陈昌华（瑞士信贷中国研究部主管）
货币政策：政策定调适度宽松，问题关键在适度。
财政政策：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中央投入了4万亿，地方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投入，这部分贷款没有体现在政府财政上，但是以政府信用进行担保，是隐性财政支出。
房地产：政府的政策处于两难状态，如何将房价维持稳定，但同时保持活跃是个难题。
城镇化：这是好的目的，但问题是如何做，关键问题不是促进地方政府去搞投资，而是要解决农民工社保转业以及产业配套转移问题。
刘利刚 （澳新银行（ANZ）中国经济研究总监）
货币政策:目前已经开始走向中性。下一步应是加息，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趋于泡沫的时候。2010年货币政策将是量化工具与价格工具齐用，人民币也应适时升值。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降温效应非常明显,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面回落: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6月份的16%迅速下降到2008年12月份的5.7%,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由6月份的8.8%迅速下降到12月份的-1.1%,当月出口额同比增速由6月份的17.2%下降到12月份的-2.8%,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也由2008年第二季度未的10.4%下降到第四季度未的9%。面对经济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国务院迅速作出调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由2008年初的“防通胀、防过热”转为“保增长,促内需”,财政货币政策也由年初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微调为七月份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再到十一月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可见,宏观决策层对此次危机及其对我国经济影响程度认识明确,措施出台迅速及时,意义重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社会的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水平,存在失业或者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指一国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影响。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模式
(1)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发展不景气,出现萧条,同时又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应对经济萧条;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
(2)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采取“双紧”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等方式压缩社会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缓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
(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较多而民间投资不够旺盛时,可以采用这种模式。紧缩性财政政策有利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压缩财政赤字;扩张性货币政策促使银根松驰,刺激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
(4)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当经济严重衰退、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采取“双松”政策,在财政减收增支的同时,抑制利率上升,扩大信贷,刺激企业投资,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缓和衰退,刺激经济复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
二、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1、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举措
(1)在财政收入方面,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8年实施的税费减免措施主要包括实施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多次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等。在此基础上,2009年又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举措,这些政策全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以上。
(2)在财政支出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此带动和引导投资与消费需求。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拟增加政府公共投资1.18万亿元,加上带动的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约4万亿元。此外,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等途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我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有五点。一是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贷的规模,探索在出口信贷中提供人民币中长期融资。四是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五是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
三、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保增长,促内需”,为此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手段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运用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可以达到收入效应和扩张效应。从收入效应来看,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如减税、取消或停征行政性收费等举措,既增加居民收入,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又减轻企业负担,如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减轻企业负担,还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换代,长时间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转移性支出,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大力促进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如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等。还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直接拉动我国农村的消费,扩大内需。从扩张效应来看,增加政府投资不仅能直接、迅速地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具有促进全社会投资的扩张效应,能带动企业和民间投资。
2、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质上就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进一步活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扩张效应和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从扩张效应来看,一方面是直接的资金供应扩张,自2008年9月份以来,连续多次下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货币信贷扩张趋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的机会和便利。包括加快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股票市场平衡健康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展示平台。从经济结构结构调整效应来看,通过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资金投向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分析
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的效应已逐步显现。宏观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已得到抑制,总体来看,经济运行呈现出筑底回升的态势,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已显现出积极效应。从社会发展来看,民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性支出,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得以提高,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性支出,社会就业形势得以好转,社会稳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产生大的变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较好地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总之,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我国及时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了“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积极效应。
四、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
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货币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挤其他经济主体进入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2009年以来,地价高涨,国企频当地王就是一个例证。美联物业根据北京土地储备中心公布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2月17日,北京合计拍卖涉及住宅类地块为69块,其中有30块地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获得,占市场总比例43%。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国企高价拿地频繁,明显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下半年北京成交的30块住宅地块中更有18块由国企拍得,占到了市场的60%。地王的频繁出现与楼市过火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国企地王过多的情况,与今年4万亿的投资不无关系。还有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银行大量配套的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客户集中,小城市、城镇、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匮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2、“双松”政策搭配要注意天量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研究员预测,2009年全年信贷增长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但与银行放开信贷闸门“结伴而行”的是,A股市场牛气冲天,截至2009年9月30日,沪指上涨幅度最高超过90%;还有在北京、上海等全国不少大中城市,房地产商们纷纷斥巨资“跑马圈地”,地价、房价走出低谷,向上攀升。中国社科院金融专家彭兴韵指出:“这说明,新增信贷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而悄悄进入了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推动了这些领域的‘虚热’。”因此,相关部门要严查信贷资金的动态流向,确保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以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而不是助推虚拟经济的火热。
3、“双松”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在本轮财政货币政策运作之前,我国国内刚刚经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上涨4.8%,2008年前三个季度CPI同比上涨7.0%,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变、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重大问题的背景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要警防通货膨胀的再次发生。当经济复苏,走出萧条的阴影时,就要考虑“双松”政策的逐步调整,如果担心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可以对“双松”政策进行微调,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以确保扩内需、调结构。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要微调,如果担心利率上调加重企业负担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回收流动性,以预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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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第6篇
国务院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基调落定。
此前,在与网友交流时表示,“如果说过去的一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那么今年(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对于“最复杂”这个字眼,《政府工作报告》中陈述得更为清晰:今年发展环境虽然可能好于去年,但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因此,“调结构”被不少专家认为既是当前第一要务,也是问题之本,而财政政策作为调结构的主要政策工具,其表现更受到普遍关注。
“积极财政”力度维持
积极财政政策的本质,是通过减少税费或增加财政支出来扩大总需求。
单从数字上看,2010年财政赤字比2009年的9500亿元赤字增加了1000亿元。按照预算报告的安排,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10500亿元,其中财政收入73930亿元,增长8%,财政支出84530亿元,增长11.4%。
就中央和地方分配来看,中央财政赤字拟安排8500亿元,比2009年增加1000亿元;财政部地方债2000亿元,与2009年相同,并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10500亿元的财政赤字预计占GDP的2.8%,也与2009年基本持平。财政部的考虑是,由于中国经济回升基础并不稳固,需要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在财政收入增长较低、支出压力很大的情况下,2010年财政赤字仍需保持适度规模。同时,为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防范财政风险,为以后逐步缩减赤字留有余地,要将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
“正由于今年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很多,刺激政策目前还不能退出。赤字力度的保持便是明确信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除此之外,“4万亿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问题,也需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刘桓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积极财政”的力度可以逐渐减弱,实现软着陆,将调结构放在首位,改变过去不讲究长远经济效益的方式。
支出结构“变身”
仔细对比2010年和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被视为2010年的首位要务,而2009年的第一项内容则是“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
有专家认为,2010年财政支出向社会性支出进一步倾斜,加大了民生方面的财政投入力度。
财政部对此的表述是:2010年财政工作将更注重推进结构调整,更注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更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注重深化财税改革。
“应该退出的财政刺激是投资方面,加大的是社会性支出方面。”刘尚希说,投资资金的安排只能放在在建项目的续建和收尾,而新开工项目应严格控制。
为扩大消费需求,政策举措包括:促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完善引导消费的财税政策;并进一步增加农民补贴,提高城乡居民低保标准,支持落实最低工资制度等。
在财政支出安排领域上,资金仍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以及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等领域和欠发达地区。
从投资领域分配上,第一、第二位分别是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等基建的2597亿元,和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的2536亿元。
在2010年全国支出预算安排的分细项中,教育支出增长14.3%(2009年为15.1%),科学技术支出增长12.2%(2009年为27.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0.4%(2009年为11.1%),医疗卫生支出增长13.8%(2009年为36.4%),环境保护支出增长16.1%(2009年为28.5%),住房保障支出增长6.6%(2009年为205.8%)。
单看数字,同2009年增速相比,不少领域2010年增速都有明显放缓。对此,刘尚希向《财经国家周刊》解释说,2009年情况特殊,我们不能要求财政对民生方面的支出保持那种高增长,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要看到加大民生投入的力度和方向没有改变,支出的倾斜性没有改变。”
再看中央财政支出结构的盘子,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住房保障支出在总盘子中的占比均有提升。与2009年相比,教育、医疗卫生占比均提高0.1个百分点,社会保障和就业占比提高0.2个百分点,环境保护占比提高0.4个百分点,而住房保障支出占比则大幅提高了0.8个百分点。
资源税改提上议程
从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来看,资源税改革的信号比较明确。
资源税制度改革包含怎样的具体内涵?财政部的解释是:对部分资源改为从价定率计征;提高部分资源税负水平;扩大征税范围;统一油气资源税费制度。
“资源税改革方案已经成熟,但具体时机选择要考虑通货膨胀压力。”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副主任张斌向《财经国家周刊》表示,之所以定2010年通胀预期3%左右的目标,也是为资源环境税费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留有一定空间。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说,资源税改革2010年上半年不适宜进行,“至少要看第一季度的经济情况来决定。”
资源税制改革正式提上日程,可以说是调结构的良好契机。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建议,应以能源税收为重点改进相关税收和财税政策。具体而言,能源开发环节的资源税负应向上调整,可考虑提高化石能源矿产资源税的从量定额征税、同时加大从价定率征收力度;能源消费环节的消费税,应重点考虑把煤炭等其他化石能源使用者的税负向上调整。
另外,对于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生产和使用,应制定一套税收减免优惠和补助支持的鼓励政策。
财科所税收政策研究室孙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资源税改革不仅有利于资源能源的有效利用,还可以增加地方收入,尤其是资源比较丰富的西部地区,因此对于区域的协调发展也是有益。
不过,刘尚希提醒,税制改革应通盘考虑,比如资源税和环境税改革都要结合起来考虑,光改一个不利于整体局面。
张斌认为,为了贯彻资源价格改革,上调力度会加大,而推出资源税的难题是会增加企业负担。
“改革还是要逐步进行,因为现在普遍存在产能过剩情况,企业调价调不上去,资源税得自身承担。”杨志勇说。
对这个问题,贾康的看法是,化石能源开发环节税收负担的向上调整,需要考虑开发企业增负的其他举措,如建立权利金制度、矿业权制度、生态补偿与修复基金制度、安全生产保证金制度等,做出合理的通盘协调设计。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则可适当直接补贴。
重点区域倾斜
除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这一变化,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的另一亮点是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具体举措包括,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加大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和贫困地区的支持,研究制定进一步支持西部大开发的财税政策。
预算报告显示,2010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额25606.64亿元,将增长8.1%,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8.6%,占转移支付总量的48%;专项转移支付增长7.7%,占转移支付总量的52%。“主要因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大部分支出,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补助给地方。”财政部解释说。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第7篇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范文第8篇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任务，这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战略任务，也揭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首度低于7%面临的重要挑战。
虽然应对挑战需要财政货币政策的双重结合，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空间在缩窄，国际经验也表明财政政策在应对宏观经济减速时应发挥更大作用，当前供给侧改革更需要财政政策的积极作为。 未来财政政策应更侧重激活消费的政策调整。
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揭示的五大挑战来看，高杠杆是其他四大挑战的重要原因，促使信贷等货币政策扩张空间显著缩窄，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作用。高杠杆促使投资较快增长，既推动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也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投资扩张与杠杆率提升往往相互强化，结果导致高杠杆、高库存与高产能并存。同时，高杠杆引发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攀升进一步滋生投资与信贷相互强化的现象，大量资源进一步流入相关的行业，促使研发创新、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资源支持不足，宏观经济出现结构不协调的短板问题。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财政政策调整完善应成为重要内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了2007年之外，我国预算收支全部是赤字，这与宏观经济已经历多轮的周期性运行并不匹配，财政政策面临着低效率挑战，也使得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清晰。应推动财政政策调整完善，特别是构建跨周期财政预算平衡机制，发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与此同时，实施科学化及精细化的预算制度，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微观主体更好地独立运作，助推竞争环境的改善，推动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健康发展，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诉求。
从创新引领宏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宏观经济减速虽然与全球需求疲软引发的外需减速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全球贸易数量并未出现大幅下滑，我国劳动力等成本上升构成的竞争力下降问题日益突出，源于我国竞争优势弱化的外需减弱现象越发明显。我国亟待大幅扩张财政支出，借助PPP等手段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引导资本进入高科技行业，集聚社会资源助推创新升级，逐步提升我国的全球竞争力。然而，在经济减速时期，社会资本往往更加谨慎而不愿意增加投资，财政通过投资、贴息、奖励等办法有助于引导社会资金的积极参与。
从降成本扩投资稳增长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应积极介入。结合我国实际来看，通缩压力成为宏观经济的突出问题，企业利润缩窄的压力在加大，由此引发企业投资意愿减弱，在此情况下，减税等财政政策成为最为重要的选择。减税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增大企业盈利水平，提升企业投资回报率，既增强企业投资的动力，也使得相关商品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在近年来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商品的竞争力受到影响，通过减税有助于缓解企业出口困难，为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应持续加力。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预示我国消费空间较大的事实。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增大，体现了我国消费潜力已经开始释放。未来财政政策应更侧重激活消费的政策调整，一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重点应着力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及医疗保险体系。二是稳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费的边际倾向。重点推进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向综合转变，切实增大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财政政策亟待创造新空间
当前宏观经济问题亟待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财政政策必须有相应的空间，否则减收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难以起到稳增长促发展的目标，而且可能滋生新的财政风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也面临财政债务结构性风险升级等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亟待进一步拓展财政政策新空间。
首先，财政赤字率空间较大有助于解决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收支矛盾，可以考虑通过提升财政赤字率以增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力度。我国当前的赤字率仍然显著低于发达大国的水平，而且低于欧盟所倡导的3%的赤字率标准，即便与我国历史水平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均小于3%，预示我国财政政策整体处于比较稳健的情形，我国财政赤字率空间仍然较大，可以考虑2016年我国进一步将赤字率提升至3%以上。在去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楼继伟部长明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逐步提高赤字率。预示财政赤字率的提升将进入政策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