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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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第1篇

委托人：叶青、叶乃夫，广东南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

法定代表人：杨俊声，拱北海关关长。

委托人：徐作朴，拱北海关高级关务监督。

委托人：罗平隆，珠海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增雄因走私香烟受到拱北海关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89）珠中法行审字第1号行政判决，于1989年10月16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理查明：

1989年3月3日凌晨，拱北海关缉私艇在位于我国内海东经114°35′45″，北纬22°10′50″，即珠海市担杆岛附近海域，查获截停“光大二号”货轮。该轮的载重量为3000吨，船上有船员31人，船舱内装有废铁500吨，瓷土500吨，甲板上堆放有用塑料袋加封特别包装的“555”、“健牌”等外国产香烟4760箱（23.8万条）。随船携带的载货清单只列明船上所载废铁、瓷土的数量，对4760箱香烟没有记载。1989年3月11日，拱北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规定，认定蔡增雄没有合法证明，运载大量外国香烟进入内海，其行为属走私，故对其作出处罚决定：一、对在扣的走私香烟4760箱，予以没收；二、对“光大二号”轮的全体船员、船只和所载瓷土、废铁予以放行。

蔡增雄对拱北海关的处罚决定不服，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原告驾驶的“光大二号”轮，在我国内海运载大量香烟，没有合法证明，依照海关法的规定，应以走私论处。拱北海关所作的处罚决定，证据确凿，处罚有据，程序合法，1989年8月17日判决维持拱北海关的行政处罚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第2篇

一、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职能急剧增加，为了有效履行广泛的监督管理职责，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据调查，1991年，仅北京市

行政机关实施的处罚行为就达800多万次，其中罚没款物处罚700多万次，折合金额9000多万元，警告拘留违法人59.9万人次，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756起，拆除违章建筑2000多起。行政机关广泛行使处罚

权，对于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承认，目前的行政处罚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现有处罚手段跟不上，难以制止和纠正日益增多的违法行为；二是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现象日益严重，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法律尊严，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此，必须尽快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统一解决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体而言，制定处罚法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处罚法有利于监督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务。

由于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遇到很多困难。（1）违法现象日益增多，行政机关现有处罚手段制止不力。如制造假药违法案件1986年2000多起，1990年时达1.3万起，卫生检疫违法案1990年177起，1991年上升为277起。对于酒后开车、超载运输、道路遗撒等现象仅采用小额罚款已远达不到制裁效果。（2）执行处罚缺乏有力手段，非法干预和妨碍执法现象十分严重，据反映，北京市每年查处900万起违法案件，除现场处罚外，有近500万起处罚决定存在执行问题，完全推到法院是不可想象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1990年发生妨碍公务案件1.7万起，造成13名执法人员死亡，754人重伤，35人致残。（3）处罚制度不健全，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处罚不服引起的，但由于立法对行政处罚的依据、证据要求、程序、原则及幅度等内容的规定不统一、不明确，给行政机关造成较大被动，使法院也难以审查裁决。（4）由于财政体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机关处理罚没款项做法不一，为违法截流、坐支、引诱相对人违法获取财源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处罚法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缺少法律限制，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超出法定幅度规定人身罚、财产罚，致使设卡罚款泛滥成灾、劳役罚花样翻新。许多县、乡、区自行设定各类处罚，严重破坏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2）某些行政机关钻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对罚款幅度规定或规定的幅度过宽、罚款上缴程序不严的情况下，显失公正处罚相对人。坐支截流、非法获利。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罚款养执法"，以罚款解决奖金、福利，乱开财源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3）行政机关处罚管辖权不明确，出现多个机关争夺一项处罚权，"互相打架"。如海关与公安、工商对走私的处罚、食品卫生与质量监督对食品的管理、药品与工商对药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对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经常发生的摩擦纠纷。据统计，目前已有16对机关在处罚管辖权方面出现争执和矛盾。由于多机关处罚和重复处罚，给公民法人带来不公正的处罚后果。（4）行政处罚缺乏严格的程序限制和证据规则，出现大量罚款不开收据、扣押财产不列清单、吊销许可证不说明理由、处罚不告知诉权等随意处罚现象，侵犯权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因此，制定行政处罚法对于限制监督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制定处罚法对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事后监督行政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行政机关随意设定处罚权、不公正行使处罚权的问题。实践中迫切需要对处罚行为加以事前事中监督，避免违法处罚实施造成的损害。为此，制定一部处罚法，对行政机关享有什么处罚权、如何行使处罚权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有利于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完善对行政行为的事先监督机制，也有利于维护和加强法制统一。

（四）制定处罚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纠正"为罚而罚"的传统观念，加快改革开放均有重要意义。

传统上政府管理注重计划与命令、强调制裁与禁止，助长了行政处罚中"为罚而罚"的不良观念，忽视了说服与指导、服务与保障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传统的管理经验与观念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管理模式。现代经济要求政府多服务，少计划，多指导，少命令，多监督，少制裁。为此，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多机关职能交叉、争抢处罚权，为了罚款而罚款，忽视指导与服务的现状。而重新划分处罚权，转变单一处罚职能、增强服务与指导观念必须通过统一的立法才能完成。

有同志认为，制定行政处罚法的条件尚不成熟。目前行政处罚条款多出自各部门的法律法规，因而完全可以通过修改部门法的方式解决行政处罚种类不齐、力度不够、程序不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不必另起炉灶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处罚法。加之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一事再罚、多机关争夺处罚权、罚款流向不明等问题并不是缺少一部处罚法造成的，而是立法缺乏协调、行政组织权限不明、财政体制局限性、执法人员素质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制定一部处罚法就得以根除的。

我们认为；这些同志的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消极悲观了。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是一部包罗万象、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为它作用有限而完全舍弃它。行政处罚法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现存的问题。一是通过规定处罚设定权的归属来限制各级政府滥设处罚的权力，从而结束所有机关均可创设处罚的混乱现状。二是通过规定处罚程序规则切实有效地保障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消除行政处罚的任意性和不公正现象，同时也可以保证合法的行政处罚决定得以顺利执行。

二、行政处罚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行政处罚的种类问题

行政机关普遍反映，现有处罚手段不够，难以有效制裁违法相对人。例如，市容管理部门仅凭罚款手段难以及时纠正建筑运输单位的道路遗撒问题；渔政管理部门对外国船只进入我国渔域捕鱼行为也往往束手无策；交通管理部门对酒后驾车行为也缺乏有效处罚手段。为此，我们主张在处罚法中增加几种新的处罚手段，同时对现有一些处罚手段加以修改和调整。例如，申诫类处罚应建立警告登记和累积转罚制度，对多次受过申诫罚的违法人应转换适用更重一类的处罚。规定申诫罚的必要公开制度，使之发挥有效的威慑力。财产罚应解决罚款幅度过大、随意性强、流向不明的问题。建议将罚款的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分离开来，避免处罚者获益不处罚者失职的现象。将没收非法所得、扣押

、变卖、销毁等措施纳入处罚手段范围。行为罚部分则需解决"责令赔偿""责令履行某种义务"等决定的性质问题，特别要解决"责令性决定的"的执行问题。增加劳役罚内容，通过恢复原状等劳役措施教育违法人。除此而外，应当明确行政机关适用人身罚具备的条件和范围，规定除公安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均不得适用人身罚手段。

至于如何在处罚法中规定处罚种类，我们认为应当采用归类与列举并用的方式。即规定行政机关可以采用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人身罚的同时，还应规定几种主要处罚形式的适用方式，如警告登记累积制度，罚款决定与收缴分离制度、拘留处罚的传唤、讯问、取证制等。

（二）行政处罚种类的设定问题

行政处罚事关重大，只有特定层级的国家机关才有权规定处罚种类。对哪些机关有权设定哪类处罚，理论和实践界有较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有权规定处罚，人身罚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机关及组织都无权规定并适用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立法现状，取消规章的处罚设定权是不合适的，因为规章是多数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而且已经规定了不同形式的处罚，因此，应当允许规章设定一些非人身罚。还有同志认为，既然法津赋予地方政府诸多的管理职责，并允许市、县、乡制定在本地区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那么就应当认可地方政府设定部分处罚的权力，体现"权责一致"原则。

我们认为，行政处罚涉及公民、法人基本人身财产权益，必须由特定的立法机关规定，这是保障人权，维护法制统一的基本前提。行政机关规定处罚必须有法律授权，而且授权的范围和规定处罚的行政规范必须受一定的限制。从我国目前处罚设定状况看，由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据法律授权设定部分处罚是必要的，但只能就非人身权方面设定处罚。其他行政规范可依授权规定一些实施细则和标准，而不能创设处罚权。

除对设定处罚的机关作一定限制，还应该对设定处罚的文件加以限制，即任何机关都不得通过非正式的规范性文件，如政策、通知、技术标准、规程设定行政处罚权。

三）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

关于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理论和实务界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行使两类权力的机关应当分离。至于分离到什么程序，有两种方案，一是相对分离，在同一个机关内，行使管理权的机构与行使监督处罚权的机构分离开，使监督处罚机构专司处罚及执行，不进行一般管理活动。二是完全分离，行政管理机关与监督处罚机关完全分开。各机关原有的处罚权从管理部门分离出来，组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综合监督处罚机构。如目前地方从城建、交通、卫生、公安、税务、工商部门分离出来的综合执法队、市容监察组织等就属这一类。

另一种意见认为，管理权和处罚权是不可分离的两项权力，处罚权是行政管理权的一部分。例如，许可证管理中，吊销许可证是处罚的一种形式，但是，很难将吊销权从许可证管理权中分离出来。

解决好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有利于减少行政处罚管辖冲突，也可以保证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贯彻实施。例如，由多机构组成的统一市容管理组织负责维护市容的各项工作，不仅减少多机并争夺管辖权的现象，而且能够避免就某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

（四）法规竞合与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个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行政机关应如何处罚，这是一个法规竞合行为。例如，某人用毒药制成的诱耳在渔塘捕鱼的行为，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渔业法、环境保护法等多个法津。在目前行政管理权交叉重叠、法规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各个行政机关依据各自的法律对某一行为分别作多次处罚，显然有失公允。对此，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即对某一违法事件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但对"一事"的理解不尽相同。较窄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规范为"一事"，较宽的理解是一个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也算"一事"。由于每一行为，每一事都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多次划分，而且处罚机关也不止一个，所以，也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难以成立。

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专横武断的重要原则，应当在行政处罚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一事"的范围如何界定，必须考虑目前处罚机关职权交叉重叠的现状。为避免行政执法机关失职不处罚或越权滥处罚，应当将"一事"界定于"一个行为违反一个法律"的范围之内。例如，某司机出车时被交通警察以尾灯不

亮为由处罚一次，在他驾车回单位期间，交通部门不得以同样理由再次处罚该司机。

那么如何解决因一个行为受多次处罚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案：一是参照刑法中法规竞合理论采用"重罚吸收轻罚"方式处理，即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由其中量罚最重的机关处罚。但这种方式

存在一个问题，即会出现各机关争夺或推脱处罚权、互不通气现象。第二个方案是重新整合行政执法机关，改变传统上"一个机关执行一部法律"的习惯，将拥有相同或类似职权的行政机关合并，由综合性执法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重罚吸收轻罚"的选择性处罚。我们认为这种方案是合理且可行的。

（五）行政处罚权的委托问题

行政处罚权涉及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应由法律规定的有权行政机关行使。但是，由于个别部门执法任务重、条件跟不上，遂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给下级机关和所属机构同级其他机关，非行政机关、个人去行使。随着委托处罚权现象日益增多，交通、市容、物价、城建、计划生育、公安等部门执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第一，谁有权委托？并不是任何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将自己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委托机关必须是依法享有处罚权的机关。本身没有处罚权或其处罚权来自其他机关委托的组枳不得委托。例如，接受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政府不得再将其处罚权委托他人行使。第二，委托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委托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同时也必须符合其他定法条件。第三，委托应履行哪些手续？有些行政机关向个人组织委托处罚权时不办理任何手续，致使委托随意性增加，委托后责任不明确。为此，应通过立法明确委托处罚权的必经程序，如签定委托书、划分双方责任，约定委托权限、范围及期限。第四，委托处罚的责任归属如何？目前委托处罚的责任并不明确，具体做法也不一样。例如委托权限内的处罚行为由谁负责？委托权限以外责任由谁承担？有同志认为，无论处罚是否超出委托权限，都应由委托机关负责。第五，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是否无须委托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有同志认为，目前大城市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担负大量行政职责，相当于一级行政机关，但又没有明确的执法主体地位，引讼被告资格的混乱。为此，应当明确其独立执法的地位，不必履行一般委托手续。

（六）行政处罚程序问题

行政处罚程序不完备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处罚程序种类不全、没有关于溯及力和时效的统一规定、证据规则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执行措施和执行保障、协助执行不力等。

1.程序种类不齐全。行政处罚是针对不同程序、情节、条件的违法行为实施的制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普通处罚程序，即通过正常程序实施的处罚，原则上应履行通知、讯问、听证、制作处罚裁决等程序；特别处罚程序，对紧急情况下或是非清楚的现场违法行为实施的处罚，如强行制止、纠正、现场处罚等。特别程序可以省略某些手续，如通知、听证等，但有的事后应补正。

2.时效规定少。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必须有时间限制，即超过追究时效，不应再施处罚。治安处罚条例规定为6个月，是否该时效规定也适于其他种类的处罚？我们认为立法原则上可规定为6个月，其他法律法规另规定的除外。

3.处罚适用规范的溯及力不明确。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前后规定不一致的，处罚应本着"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法律实施以前的违法行为，不适用新法律处罚。对过去开始，持续到新法律实施后的违法行为，应适用较轻的法律予以处罚。

4.证据规则不明确。行政处罚往往涉及转瞬即逝的违法行为，难以收集到明白无误、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证据。加上行政证据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行政机关根据现有条件，也无法象刑事侦查一样，收集到准确完整的证据。为此，应当确立

几项特殊的行政证据规则。如处罚只需主要证据确凿、对于某些现场处罚，如交通警察对违反交通规则的处罚、市容部门对无照经营者的小额处罚和纠正行为，诉讼中处罚机关不负举证责任，只有在受罚人证明执法人员与其有私怨恶意的情况下，执法机关才举证。现场笔录在受罚人不签字的情况下，只需两个以上执法人员签字或证人签字就有效。证人不作证或作伪证应当负法律责任。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第3篇

（一）制定处罚法有利于监督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务。

一、不明确，给行政机关造成较大被动，使法院也难以审查裁决。（4）由于财政体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机关处理罚没款项做法不一，为违法截流、坐支、引诱相对人违法获取财源大开方便之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制定一部行政处罚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处罚法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三）制定处罚法对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诉讼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四）制定处罚法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纠正"为罚而罚"的传统观念，加快改革开放均有重要意义。

二、行政处罚立法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行政处罚的种类问题

（二）行政处罚种类的设定问题

除对设定处罚的机关作一定限制，还应该对设定处罚的文件加以限制，即任何机关都不得通过非正式的规范性文件，如政策、通知、技术标准、规程设定行政处罚权。（三）行政管理权与处罚权的关系

（四）法规竞合与一事不再罚原则

亮为由处罚一次，在他驾车回单位期间，交通部门不得以同样理由再次处罚该司机。

（五）行政处罚权的委托问题

（六）行政处罚程序问题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第4篇

自由裁量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这些自由裁量权是从法学意义上说的，而不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说的。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由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

根据现行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可将自由裁量权归纳为以下几种：

1、在行政处罚幅度内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时，可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自由选择。它包括在同一处罚种类幅度的自由选择和不同处罚种类的自由选择。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第规定了违反本条规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也就是说，既可以在拘留、罚款、警告这三种处罚中选择一种，也可以就拘留或罚款选择天数或数额。

2、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在选择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上，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它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例如，《海关法》第21条第3款规定：“前两款所列货物不宜长期保存的，海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处理。”也就是说，海关在处理方式上（如变价、冰冻等），有选择的余地，“可以”的语义包涵了允许海关作为或不作为。

3、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有相当数量的行政法律、法规均未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限，这说明行政机关在何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4、对事实性质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被管理事项的性质的认定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例如，《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21条第（3）项规定：“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的”可给予警告式或罚款。这里的生产活动对海上交通安全是否“有碍”，缺乏客观衡量标准，行政机关对“有碍”性质的认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5、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的行政法律、法规不少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这样语义模糊的词，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这样行政机关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自由裁量权。

6、决定是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即对具体执行力的行政决定，法律、法规大都规定由行政机关决定是否执行。例如，《行政诉讼法》

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里的“可以”就表明了行政机关可以自由裁量。

二、不正确行自由量权表现形式

从以上的分类可以自看出，行政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几乎渗透到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但是，所谓“自由”是相对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正如英国十六世纪某大法官所说：“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意见做某事……，根据法律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做某事，自由裁量权不应是专制的，含糊不清的，捉摸不定的权力，而应是法定的、有一定之规的权力。”（注1）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辩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注2）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1、。它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其导致的法律后果──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是一种目的违法，其特点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它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以实现种种不廉洁的动机。人民法院对的审查有两方面：首先是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目的（包括被适用文条的目的）；其次是确实具体行政行的目的，然后将二者相对照，以便确定是否。由于是一种目的违法、人民法院在确定法律目的和具体行政行为目的方面，难度较大，特别是对行使职权的目的难以取证。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与案件有关的各种情节、因素和行政执法的社会效果等方面来推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否违法，对此要充分尊重合议庭审判人员一致作出的认定意见。

2、行政处罚显折合公正。凡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责任的，其立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便是合理和公正的原则。这里的合理和公正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理和公正，而是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合理和公正，即注入了国家意志的、成为法定的合理和公正。如果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就是违背了国家意志，即不符合立法本意，这实质上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又一表现形式。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依据公正原则予以变更。

3、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由于有不少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因而何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便可以自由裁量。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效率原则，如果违反这一原则，或者出于某种不廉洁动机，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也是不正确地行使了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便可依法判决行政机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

三、关于衡量行政执法行为的标准

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产生是否违法的问题，只有是否适当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关系到衡量行政执法行为的标准问题。

前已述及，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机关的一种权力，因此，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必定是行政执法行为。我国法律体系是以成文法为本位，《宪法》第5条规定了法治原则，即强调依法办事。

因此，衡量某项行政执法行为的标准，只能看其是否合法，不合法即违法，这是符合逻辑学中的二分法的。如果评价某项行政执法行为抛开是否合法不谈，只讲是否适当，必然增加了执法活动的主观随意性、独断专横，甚至导致以适当为由堂而皇之地为目的违法而辩护，从而丧失执法的公正尺度，以致行政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受到动摇，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依法行政丧失信心。可见，这种衡量标准的多元化是不可取的。只有在那些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行为（非行政执法行为，与自由裁量权无关），才有是否适当的问题。

笔者认为，合法的行政执法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2）符合立法本意。那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就是“合法”的观点。是对“合法”的曲解。如果不符合立法本意，即不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即便在法律、法规范围内，也是不合法的，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应当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将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都视为违法行为，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将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实质上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又视为合法性的一种例外情况予以规定，又反映了立法时的矛盾。笔者对此问题的论述，意在对自由裁量权应加以限制，并非要否认自由裁量权存在的价值。

四、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客观依据及利弊

无

论在任何一个国家，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存在的，区别在范围不同和监督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考察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存在的客观依据及其利弊是非常必要的，这对完善行政执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有着重要意义。

1、保证行政效率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决定因素。依法行政管理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就要求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权必须适应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具体情况。为了使行政机关能够审时度势、权衡轻重，不至于在复杂多变的问题面前束手无策，错过时机，法律、法规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在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灵活果断地解决问题，提高行政效率。在现代社会中，必然要加强行政管理，讲效率，因而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会越来越大，这对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提高行政效率是有利的，但也容易产生弊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假公济私、武断专横，导致“人治”，就必须对自由裁量权予以一定的限制。

2、立法的普遍性与事件的个别性之矛盾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又一决定因素。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对各种情况也不可能概括完善、罗列穷尽。因此，从立法技术来看，立法机关无法作出细致的规定，往往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规定一些有弹性的条文，可供选择的措施，可供上下活动的幅度，使得行政机关有灵活机动的余地，从而有利于行政机关因时因地因人卓有成效地进行行政管理。但是，法律条文的“弹性”与执法的“可操作性”却容易产生矛盾。如果“弹性”到不便于“操作”，那么法律实施的效益就要大打折扣。（注3）这也是有些行政执法人员钻法律的空子的重要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行政法学者认为，昔日消极的“依法行政”，在今天应有新的解释，即所谓“依法行政”并不是指行政机关的任何活动都需要有法律的规定，而是指在不违反法律的范围内，允许行政机关有自由裁量权，即具有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权力。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活动并不限于现有法律明定范围，只要不违反法律仍被视为符合法治，这不仅不予“法治”相矛盾，而且是对它的发展和补充。因为，原来讲法治，主要从消极方面考虑问题，即主要是防患行政机关。其实，法治也有积极的方面，即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职权，以维护法律和秩序。这种理论在资产阶级法学界正日益得势。（注4）

五、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

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注5）自由裁量权亦复如是。自由裁量权的授予，绝不是允许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它作为独断专横的庇护伞，相反应当实行有效的控制，正如詹姆士。密尔在《政府论文集》中所说的：

“凡主张授予政权的一切理由亦即主张设立保障以防止滥用政权的理由。”（注6）法律、法规赋予人民法院对一部分具体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原则，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应由行政复议处理，”也就是说，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依法对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不适当性。

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就无法进行司法监督了。

如前所述，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渗透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各个阶段，由于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等，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人民法院有权依法撤销，限制履行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

然而，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原则，表明了人民法院的有限司法审查权。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强调为政清廉，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既要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克服畏难思想和无原则的迁就行政机关。另一方面要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权，对那些确实者，或者其他违法违纪者，人民法院无法通过行政诉讼予以纠正的，应当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有关部门提出，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六、控制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自由裁量权变成一种专断的权力，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如下对策：

1、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主体不仅有党、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组织和公民。对已有的法定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对没有法定监督方式的，要通过立法或制定规章，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有对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人员的奖励和保护。

2、在立法方面，要处理好法律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尤其是对涉及到公民合法权益的条款，更应如此。同时，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务院1987年4月21日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17条的规定：

“行政法规规定由主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细则应当在行政法规的同时或稍后即行，其施行日期应当与行政法规的施行日期相同。”以保证行政法律、法规实施的效益。要抓紧制定与《行政诉讼法》相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如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复议法等等。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第5篇

随着报关专业化程度提高，部分关区报关已达90%以上，解决了对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和报关企业的分类管理问题，也就解决了海关实施企业分类管理的绝大部分问题。因此，企业分类主要针对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和报关企业。包括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企业，同时，在海关登记的加工生产企业，按照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实施分类。

报关企业也分为AA、A、B、C、D五类。

AA类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已适用A类管理1年以上；上一年度申报的进出口报关单及进出境备案清单总量在2万票（中西部5000票）以上；经海关验证稽查，符合海关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和贸易安全的要求；每年报送《经营管理状况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每半年报送《报关业务情况表》。

A类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已适用B类管理1年以上；企业以及所属执业报关员连续1年无走私罪、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连续1年报关的货物未因侵犯知识产权而被海关没收；连续1年无拖欠应纳税款、应缴罚没款项情事；上一年度申报的进出口报关单及进出境备案清单等总量在3000票以上；上一年度申报的进出口报关差错率在3%以下；依法建立账簿和营业记录，真实、正确、完整地记录受委托办理报关业务的所有活动；每年报送《经营管理状况报告》；按照规定办理注册登记许可延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的换证手续和相关变更手续；在商务、人民银行、工商、税务、质检、外汇、监察等行政管理部门和机构无不良记录。

报关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C类管理：

有走私行为的；1年内有3次以上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或者1年内因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被处罚款累计总额人民币50万元以上的；1年内报关的货物因侵犯知识产权而被海关没收达3次的；上一年度申报的进出口报关差错率在10%以上的；拖欠应纳税款、应缴罚没款项人民币50万元以下的；报关的货物涉嫌走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拒不接受或者拒不协助海关进行调查的；被海关暂停从事报关业务的。

报关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D类管理：

有走私罪的；1年内有2次以上走私行为的； 1年内报关的货物因侵犯知识产权而被海关没收达4次以上的；拖欠应纳税款、应缴罚没款项人民币50万元以上的。

报关企业未发生C、D类情形，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适用B类管理：

首次注册登记的；首次注册登记后，管理类别未发生调整的； AA类企业不符合原管理类别适用条件，并且不符合A类管理类别适用条件的; A类企业不符合原管理类别适用条件的。

实施细则：

报关企业及其跨关区分支机构管理类别的适用问题

自2008年4月1日起，海关对报关企业及其跨关区分支机构暂按B类实施管理，适用时间以企业首次注册登记日期起算。各关将按照《办法》的规定对上述报关企业及其跨关区分支机构进行审核，对达不到B类条件的，在2008年6月30日前完成企业管理类别的调整工作；对已达到A类条件的，则根据企业申请在规定的3个月期限内完成企业管理类别的上调工作。

海关按照海关编码对报关企业和其跨关区分支机构实施分类管理。

对于有跨关区分支机构的报关企业，海关在适用或者调整其管理类别时，对进出口报关单及进出境备案清单量、报关差错率、拖欠应纳税款和应缴罚没款项等，以该报关企业及其各分支机构之和计算。

分支机构申请AA、A类时，上述统计的指标采取单独计算，而总公司申请AA、A类时，则把总公司和所有分支机构的指标纳入其名下计算。

由于跨关区分支机构原因产生的刑事、行政处罚及拖欠应纳税款、应缴罚没款项等法律后果，在类别调整时，仅作用于该分支机构和设立分支机构的报关企业，而不作用于其他跨关区分支机构。

关于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管理类别的适用问题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库经收；业务监管；建议

国库经收是国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国库资金的安全与完整。如何加强对商业银行国库经收业务的监管、有效防范资金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人行江阴市支行组织对辖区相关商业银行国库经收业务进行了调查，发现部分商业银行国库经收业务不规范，存在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

一、江阴市商业银行国库经收业务现状

江阴辖区各家商业银行国库业务主要有国库经收业务及国库集中收付业务，其中国库经收业务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3年年末，江阴市辖内商业银行共计23家，开设国库经收业务网点共计246个，基本实现全辖经收业务网点全覆盖。全部经收网点中，乡镇154个，占全部网点的6260%。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江阴市实现全级次预算收入48799亿元，还原预算收入退库后，实现全级次预算收入59481亿元，笔数合计2716364笔。分征收机关来看，国税实现预算收入22671亿元，笔数合计234853笔，占总笔数的865%；地税实现预算收入14752亿元，笔数合计2463373笔，占总笔数的9067%；海关实现预算收入10153亿元，笔数合计17812笔，占总笔数的066%；财政实现预算收入11905亿元，笔数合计326笔。

上述数据可见，随着本地区域经济的不断壮大，近年来各级次税收收入业务种类繁多、涉及面广；国库经收业务量相应增加，对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影响也日显重要。

二、商业银行国库经收业务的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部分税款未通过预算收入专户核算。调查显示，部分行手工模式下受理的税款业务从缴款单位扣款后直接通过同城票据交换系统汇划至人行国库，未按规定通过“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下的“待报解预算收入”专户核算；个别银行网上支付的海关税款使用内部过渡性科目下的暂收账户进行收纳和报解，也未通过“待报解预算收入”专户核算；二是存在部分预算收入延解现象。部分商业银行还存在税款解缴不及时的情况，如涉及外地企业的税款；个别行出于业务成本因素考虑，与海关部门约定的取单次数过少，使一些已经实扣成功的海关税款资金不能及时缴库，存在非客观原因的预算收入延解现象。三是经收业务柜面审核把关不严。部分商业银行的柜面业务人员对税款收缴凭证审核把关不严，业务监督不到位，提交国库的部分经收业务缴款书不规范，发生退票延误税款的正常入库，降低了国库资金的运行效率。数据表明，2013年江阴市人行国库业务累计发生收入退票38笔，金额达3241849万元；近至2013年1季度，发生收入退票14笔，金额达14661831万元，退票原因主要包括要素不全、大小写不规范、非支库业务、重复提入等。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商业银行的国库经收业务机构设置不健全。从目前情况来看，商业银行国库经收业务人员配置有限，大都由商业银行临柜会计人员兼任，要办理各种税、费、工资等代收、代付中间业务，日常业务繁忙，工作量大，人手紧张；人员素质及业务技能难以保证，特别是临时替岗人员，未经正式国库业务系统培训，不了解经收业务的办理要求就上岗；人员调动频繁，交接不到位，票据传递不及时等，导致在业务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库经收业务的正常开展。二是商业银行对国库经收业务的重视程度不够。就商业银行而言，国库经收业务等国库业务只是性质，同时从商业银行逐利性角度出发，业务支出成本可能会大于所得，对其并无实质性利好，因此商业银行对国库经收业务不重视，在监督和管理上不到位，只重视资金对银行利益的影响，忽视了对资金核算合规性和安全性的考虑。三是国库业务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受管理层影响，商业银行一线经办人员对国库经收等国库业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学习业务的积极性，对相关国库业务制度规定不熟悉不了解，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一旦工作繁忙，业务人员责任心不强，不按规定流程进行操作，就会造成违规现象发生。四是对国库业务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近几年国库业务发展迅猛，信息系统不断上线，国库业务种类和工作量增加，国库与银行的业务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国库业务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如不及时加强对国库业务人员的上岗培训和再教育力度，业务知识不能及时更新，业务处理水平就跟不上业务变化要求，容易发生业务偏差。

三、商业银行国库业务监管现状及存在困难

经济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基层央行要适应变化，提高国库业务管理水平，加强对商业银行国库业务的有效监管。以前，基层国库对商业银行的国库业务监管主要采取现场检查和行政处罚为主的硬性手段，但从目前情况分析，该手段已不适应变化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另外的一些现实因素制约也造成国库监管工作产生“瓶颈”。

（一）国库业务监管内外环境发生改变。一方面，基层国库人员紧张与监管成本上升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实施现场检查，必须满足行政执法的要求，相应的监管成本很高。但基层国库有限的人手还需要处理基础核算、统计分析、国债管理等其他业务，特别是国库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展、国库创新工作的不断涌现也需要人员的支撑。这种矛盾在近几年尤为突出，因而基层国库一年一般只能组织1-2次现场检查，对银行的监管覆盖面和监管力度明显降低。另一方面，监管工作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一是各银行业务品种的不断创新，业务流程和制度的不断变化，营业网点和区域的不断拓展，造成基层各级国库所需监管的银行数量和难度不断增加；二是征收机关各类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他们对各银行也相应提出了多样化的需求，而基层国库无法第一时间掌握；三是国库相关业务电子化的高速发展，各类风险可能造成的传导反应较强且更为快速，迫切需要基层国库提前介入并且采取措施。

（二）国库业务监管制度建设缺失。一是适用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现行的国库业务最高层次、最具权威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还是上世纪80年代颁布的，《商业银行、信用社国库业务管理办法》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已沿用了十多年，相关条款早已滞后，监管制约的运用范围和实用性愈显狭隘。二是相关法律制度规定与现实脱节。如对国库经收业务的罚则，目前使用的主要依据《商业银行、信用社国库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信用社占压、挪用所收纳税款的，按《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予以处罚”；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仅规定有关“占压资金”的相关罚则，对“挪用”并未提及，且此条款中规定“金融机构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在现实情况中，随着国库业务电子化、规范化发展，检查中发现的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的数额越来越小，对有违法所得的单位计算的罚款反而比无违法所得的单位有利，这就显失公平。三是现有监管法律制度的行政威慑力不强。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和《商业银行、信用社国库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制度并没有对国库经收处作很具体的监管制约，只对业务层面进行规范。商业银行业务的主要罚则依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适用法律条款过于陈旧，处罚力度较轻，行政约束力有限，无法满足形势变化和业务需求，造成检查无法可循，处罚无据可依，影响了央行行政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国库业务监管手段及措施乏力。一是国库监管手段滞后跟不上业务发展变化。会计核算电子化进程使银行账务核算的隐秘性更高；会计资料不再按科目顺序装订而按柜员号单独装订，保管方式改为统一上收保管或采用影像系统等，造成会计资料调阅不便，隐秘性更强；会计业务量的日益剧增，检查工作量和难度不断加大。二是基层国库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目前基层央行的国库监管人员由于人手紧张，大都由国库会计核算人员兼任，属于业务操作型而非综合管理型，监管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不高，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岗位要求愈显无力。三是国库监管手段不足。国库制度要求基层人行要对商业银行的国库经收处进行监督检查，但由于国库业务商业银行不是人民银行的直属机构，人民银行对其并没有直接的行政、经济控制力，行政管辖权与经济处罚权的脱节，造成国库业务监管的局限性；同时行政处罚权限过小，使得基层央行的行政执法检查没有威慑力，陷入“行政不作为”和“行政无效率”的尴尬局面，国库监管无法真正落实到位，监管效果大打折扣。

四、强化商业银行国库业务监管的建议及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提高国库监管的权威性。

建议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从法律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国库业务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利，提升制度执行层次和效力；尽快修订《商业银行、信用社国库业务管理办法》，去除与实际不相符的规定，出台更明确的管理细则和处罚条例，进一步规范国库业务行为，满足现实需要。

（二）健全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指导，增强国库业务监管水平。强化对银行新设机构的从业准入管理，实行国库业务人员上岗培训和考核；对商业银行已设机构，人民银行应定期进行业务指导，定期培训、组织考试，普及国库业务相关制度规定，提高业务人员的重视程度，规范国库业务操作流程，减少业务处理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另外，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提高国库监管人员业务素质，更新知识适应现实需要，提升素质提高监管能力，加大国库业务监管力度。

（三）健全完善监管考核机制，构建全方位监管理体系。在传统的硬性监管手段已不适应现实监管工作需要的情况下，要创新非现场监管手段的国库监管软约束机制，营造银行内部自主管理和银行间良性竞争的良好氛围，激发银行的积极性、自觉性，化外部压力为内部动力，促进国库业务的规范运转，实现人民银行与银行的互动共赢。具体设想是建设重要事项报告、运行情况通报、高管诫勉谈话和综合考核评价等四位一体的非现场监管制度体系。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私权行政权公法债权限制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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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事权利的行使遇到行政权力的介入时，长期以来人们的通行观念认为，作为私权的民事权利应当让位于国家公权力，因行政权力的行使而给民事权利主体造成的损失，或者由其自身承担或者由与民事主体处于对立地位的民事当事人承担。一言以闭之，“公权力优先”。但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由于民事权利的性质不同，在特定的场合，私权为公权让位的简单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以及民事权利的不同性质，来判断究竟是私权服从公权还是公权应尊重私权。本文通过一个案例的分析来具体说明这个问题。

一、基本案情与问题的提出

1998年12月15日，M农行与H公司达成了进口棕榈油的贷款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由H公司先交纳一笔保证金，M农行为其开具信用证；货物到港后，H公司无条件同意将全部货权交M农行，并由其负责存放；H公司在全额交纳关税、有关费用及全部信用证款后才能取得货权。12月28日，H公司及另外五单位签订了担保合同，由五单位为H公司向M农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H公司交纳保证金后，M农行为其开立了信用证，付款日期为1999年4月3日。1999年1月27日，提单项下的货物抵港。由于此前H公司将保税进口的货物在国内倒卖而涉嫌走私，海关已于1999年1月4日立案调查。在该批货物进口后，海关于1月28日将H公司该批棕榈油2000吨收取作为抵押物，致使M农行与H公司2月5日报关不成而未能通关。3月15日，应某法院的协助通知，海关协助将1150吨棕榈油提走作为H公司另一案件的赔偿款。M农行于1999年3月23日以案外人的身份对法院查封H公司进口棕榈油提出异议，但未获答复。6月12日，M农行以该批货物所有权为其所有为由，向海关申请放行所扣货物，未得到允许。7月8日，因H公司逾期三个月未缴纳税款，海关将作为抵押物的850吨棕榈油予以变卖。在扣除关税、滞纳金及港杂费以外，尚余534多万元，由海关作为涉嫌走私案件的保证金予以保存。10月19日，海关对H公司作出追缴走私货物等值价款人民币560万元的处罚决定。送达后，因H公司未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在限期内也未履行，海关遂将暂存的余款全部执缴入库，不足部分仍在执行之中。

M农行在信用证付款日期届满后，于1999年4月6日开始对外付款，实际为H公司垫付769万多美元。为追回垫付资金，6月12日，M农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H公司偿付信用证垫付款，并由五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终审判决认为：M农行与H公司协议约定的担保为一种让与担保，该种担保方式虽未在我国担保法中作出规定，但理论上已有论述，实践中也广泛存在，虽然协议内容中有关标的物所有权在未受清偿前归债权人所有的约定内容无效，但承认M农行就担保物享有担保权，有权向海关和法院申请优先偿付，其范围限于该笔货物变卖价款扣除其该缴关税等有关费用后的剩余部分。

终审判决后，M农行因未能通过执行程序实现其债权，于2001年7月13日向海关申请将变卖后的货款扣除关税等有关费用后的剩余部分优先给付。海关则以其所变卖货款扣除关税等费用以及执行对H公司的处罚后无剩余，即使有剩余也因所有权属于H公司等为由予以拒绝。在此情况下，M农行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海关查扣、变卖货物及收缴款的行为违法，要求被告给付变卖款534多万元。作为被告的海关提出抗辩，认为其对H公司的进口货物作出的扣押、变卖及执缴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M农行的优先受偿权缺少法律根据，其与H公司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应通过民事渠道解决，请求法院判决驳回M农行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典型性在于：H公司分别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约行为，依法需要向国家承担行政违法责任和向对方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行政机关作出追缴税款决定和民事主体主张优先受偿权利的情况下，是国家的公权利优先？还是民事私权利优先？

二、分析之一——M农行的原告资格问题

在本案中，被告海关提出的主要抗辩理由之一是自己的执法行为属于公法行为，其与H公司建立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属于行政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M农行与H公司之间建立的是民事法律关系，由此引发的纠纷应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与自己的执法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法院应驳回M农行的行政诉讼请求。

分析被告海关提出的抗辩可以知道，其真实的意思是认为作为与H公司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M农行本身并不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法院不应受理M农行提出的行政诉讼。理由即认为M农行与H公司之间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与自己和H公司之间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无任何关联。

法院并未认可海关提出的抗辩理由而驳回M农行的起诉，而是受理了本案并对案件作出了实体裁判，从而在事实上肯定了M农行与海关的行政执法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认可了M农行的原告主体资格。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海关关于M农行与H公司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就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的主张能否成立？

本文认为，海关的主张代表了一种十分普遍的观念。即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即使民事法律关系存续期间出现了行政权力的介入，也不必然引发行政诉讼，而可能只引起民事诉讼。上述观念的存在具有以下观念支持：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各自具有产生、变更及消灭的独特规律。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由民事主体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协议的方式实现，由此发生的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行政法律关系主要基于行政行为的作出而产生、变更或者消灭，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一般只影响行为直接作用对象的权利义务，由此引发的纠纷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不同的法律关系应进行严格区分，否则将可能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上述观念的存在导致了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论的形成：

（一）公权力的行使构成民事债务不履行的豁免理由——不可抗力表现之一种。在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严格分立的情况下，民事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过程中，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自然成为了一种外在力量，该种力量的作用构成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一个外部因素，与因民事主体自身的行为导致的民事法律关系变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在通常情况下，由于行政权力的出现而使民事权利的行使或义务的履行遇到困难时，民事责任主体可以将行政权力的作用作为豁免责任的理由。由此形成了所谓不可抗力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公权力属于不可抗力的一种形式，可以作为民事免责事由。不可抗力除自然灾害、社会异常事件外，还包括政府行为。作为免责事由的政府行为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以后，政府当局颁发新的政策、法律和行政措施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如订立合同以后，由于政府颁发禁运的法律而使合同不能履行。基于政府行为属于不可抗力的一种类型，因此而导致的债务的不能履行，构成一方当事人的抗辩理由。〔1〕

2、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有无的判定标准——“直接关联”理论的形成。行政诉讼制度建立早期，原告资格构成理论认为，只有作为行政行为直接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能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而对于与上述主体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即使其权利因行政行为的作出受到一定影响，也会由于该种影响与行政权力的行使之间不具有直接联系，从而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无权以行政诉讼原告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注意不能扩大行政管理相对一方的外延。扩大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倾向往往是因为混淆了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不能划清他们的界限。行政管理相对一方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民事主体同其他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权益纠纷。在具体行政行为不是以这一关系和纠纷为对象而作出时，即使因为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会间接波及其他民事主体的权益，他们也不能获得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权。”〔2〕这就是“直接关联”理论（或可称为“间接波及”理论）。常见的例子是相对人因存在行政违法行为而被罚款，由此不能履行其在民事合同中所负担的金钱给付义务，与之存在民事债权债务关系的对方民事当事人因与行政权力的行使无直接关系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

撇开民法学理论不谈，单就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理论而言，随着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司法实践的发展，“直接关联”理论已不能成为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由此确定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不再以当事人所处的法律关系为标准，而是以当事人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标准。上述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关联情况下，非行政行为直接相对人的民事主体的原告资格问题，使诸如民事相邻权人、被侵害人等均具有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鉴于法院受理了M农行的行政起诉，表明其认为M农行与海关的执法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于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并未明确加以说明。笔者认为，之所以赋予M农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主要是因为其与海关作出的执法行为确实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从本案的案情来看，M农行针对H公司享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首先，基于M农行与H公司之间成立信贷关系，其对H公司享有民事债权。其次，由于其与H公司签订了债权担保合同，约定H公司以进口棕榈油作为偿还信贷的担保，由此在H公司的进口棕榈油上，M农行又享有担保物权。

单就主债权来讲，M农行尚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理由是该种债权的不能实现与被诉海关的执法行为之间尚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正如学者所言，“并不是所有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都具有控告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告资格，而只是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或组织才具有控告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告资格。例如，工商部门对甲企业罚款50万元，甲企业因此而还不起乙企业的债。乙企业虽然与工商部门对甲企业罚款50万元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不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为工商部门的罚款不是乙的债权得不到实现的唯一原因，而且乙的债权并没有因工商部门的罚款而消灭或减少，只是使债权实现的时间推迟。可见，只要把一般利害关系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不适当地扩大原告资格的情况出现。”〔3〕M农行作为信贷企业，必然要对自己的信贷行为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单就其对H公司的主债权不能实现而言，其与被诉海关的执法行为之间只存在一般的利害关系，尚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但就M农行针对作为债权担保的H公司进口棕榈油而言，由于该种担保形式被民事终审判决认可，因此，该种担保设定了M农行对于H公司进口棕榈油的优先受偿权。由于海关的执法行为直接影响到该种优先受偿权的实现，M农行与海关的执法行为之间具备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基于此，M农行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法院受理其起诉是正确的。

三、分析之二――民事担保权与征税权的优先位序问题

本案争执的另一焦点是海关认为自己针对H公司的进口货物作出的执法行为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其采取的措施未超出法律的规定，且符合法定程序，因而属于合法行为，依法应当维持。M农行则认为，虽然海关针对H公司的执法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但由于该种行为影响到了自己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所以不能认为海关作出的行为合法。正确处理上述争执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海关与M农行各自主张的权利的性质

1、海关主张的权利的性质

本案中，海关作出了四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扣押行为、变卖行为、关税征收和执缴行为。其中，征收关税行为是海关针对H公司进口的棕榈油采取的正收行为，非本案争执的焦点，在此不予以讨论。扣押和变卖行为是一种程序性行为，服务于最终的追缴行为，其最终的目的是保证追缴行为的实现。

《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对于无法或者不便扣留的货物、物品或者运输工具，海关可以向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收取等值的保证金或者抵押物。在本案中，H公司存在将保税货物在境内倒卖的走私行为，为保证国家税款不至于流失，且依法制裁违反海关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本案被告海关依法有权对H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追缴其偷漏的税款。鉴于H公司的走私行为发生在1998年，所涉及的货物已经倒卖。在无法追缴该笔货物税款的情况下，根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21条的规定，海关依法扣押了H公司于1999年1月28日进口的棕榈油作为抵押物。从法律规定的意义上看，海关作出的上述扣押行为具有法律依据。

转贴于原海关法第37条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的次日起七日内缴纳税款；逾期缴纳的，由海关征收滞纳金。超过三个月仍未缴纳的，海关可以责令担保人缴纳税款或者将货物变价抵缴；必要时，可以通知银行在担保人或者纳税义务人存款内扣缴。进出境物品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在物品放行前缴纳税款。在海关依法扣押H公司棕榈油并将其中部分用于执行法院民事裁判之后，由于H公司在三个月内未依法缴纳该笔进口棕榈油的税费，海关依法将收作抵押物的850吨棕榈油予以变卖，并征收了有关税费，该种执行行为也符合法律的规定。由于海关依法作出追缴H公司走私货物等值的价款的决定，该机关对于征收涉案棕榈油税费之后剩余的款项予以执缴入库，不足部分仍保留着执行的权利。

本案中M农行争执的标的物即是这剩余的款项，因为在执缴之前，该笔货物是H公司履行债务的担保物品。由此对于该笔款项同时存在海关的征收权和M农行的民事赔偿权。

海关作出的追缴行为所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呢？笔者以为，该权利是海关代表国家所主张的公法上债权。按照一般公法理论，征收税款的权力属于行政权力，征税行为依法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且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关税征收权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从权利的实质内容来看，征收税款的权力具有与民事权利相同的特征，即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一方要求负有纳税义务的相对人履行给付义务，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征税权与普通的民事债权具有一种相似的特征，即要求对方当事人为一定的行为、不行为或者给付的权利。所以征税权属于一种公法上的债权，〔4]具体地讲，属于公法上的金钱请求权。〔5]

2、M农行主张的权利的性质

从本案的案情来看，由于M农行与H公司之间成立两种合同。一种是作为主合同的信贷合同，在该合同关系中，M农行作为债权人，依照民法的规定有权要求债务人H公司偿还贷款，H公司作为债务人，依法应当按期偿还所借款项。另一种合同是依附于信贷合同的债权担保合同，根据该种合同的约定，M农行作为担保权人，针对H公司提供的担保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H公司作为债权担保的设定人，以进口棕榈油作为偿还信贷的担保，如果到期不能偿还M农行的贷款，则任由M农行通过变卖其进口棕榈油实现其优先受偿权。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H公司与M农行之间为保证主债权的实现而签订的担保协议事实上设立了一种独立于我国《担保法》之外的担保形式――让与担保。按照我国《担保法》第2条的规定，为法律承认的担保方式主要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五种形式。让与担保不属于法定的担保方式。但由于法院对民事案件的终审判决认可了本案中M农行与H公司之间成立的担保为让与担保，且受法律保护，M农行因此而享有了让与担保权人应享有的权利。从学理上讲，让与担保是指以担保债权为目的，而依信托约款，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让与债权人，而于债务履行时，返还于债务人，如不履行时，则就该标的物受偿。〔6〕让与担保的构成要件是：（1）须有被担保债权的存在；（2）担保标的的财产权移转于债权人；（3）以债务人就标的物的使用及收益为常；（4）让与担保权人取得担保标的的财产权，有排除第三人的优先效力。〔7〕

从民事权利谱系角度考察，民事财产权主要分为物权和债权两种形式，其中物权分为所有权和限制物权。限制物权又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按照民法学基本理论，凡物权均具有以下效力：（1）支配力。指物权具有的保障物权人对标的物直接为一定的行为，享受其效益的作用力；（2）优先力，即物权具有的能够比标的物上的一般债权优先行使的效力；（3）妨害排除力。指物权具有的排除他人妨害、恢复权利人对物正常支配的效力。〔8〕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M农行与H公司之间事实上成立了让与担保合同，但终审法院作出的判决却不认可该种担保所设定的在债权实现之前，担保物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约定内容，由此，法院的终审判决只认可了M农行基于该担保合同对H公司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该种优先受偿权具有限制物权的特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本案中M农行享有的权利具有双重性质：相对于H公司而言，其依法享有附财产担保的债权，针对进口的棕榈油而言，其基于让与担保的设定及法院终审判决所认可的具有限制物权性质的优先受偿权。

（二）不同权利主张的先后次序

根据前面分析，海关针对H公司享有的权利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据此海关享有向H公司要求缴纳关税及相应费用的权利。M农行则对H公司进口的货物享有限制物权性质的优先受偿权。因为公法上的债权与私法上的担保物权分属于不同领域，因此在两种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究竟谁有优先主张的权利呢？

关于公法上的债权与民事权利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哪种权利处于优先位次的问题，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多，搜索相关规定，可以发现以下几项不同处理原则：

1、民事债权之间，设定担保的债权优先于未设定担保的债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2条规定，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其数额超过担保物的价款的，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依照破产程序受偿。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0条第一款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

2、公法债权之间，给付性金钱债权优先于由制裁性金钱债权。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3、公法债权与民事债权之间，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1）普通民事债权优先于惩罚性金钱债权。如《刑法》第36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

（2）公法给付性债权优先于普通民事债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7条第二款规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3）设立在先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优先于公法给付性债权。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优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此外，有担保的民事债权不受公法上的强制措施的影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规定，已经设定抵押的财产被采取查封、扣押等财产保全或者执行措施的，不影响抵押权的效力。

从以上情况看，在公法上的金钱给付债权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之间发生冲突时，在法律无另外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遵循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优先于公法给付债权的原则。

具体到本案，海关的征税行为属于税款征收行为的一种，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该机关征收关税的行为应遵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即在设定担保的债权与关税征收权之间发生冲突时，关税征收权应当让位于担保债权的实现。〔9〕

从比较法的观点看，关税台湾地区关税法55条第三项规定，应缴或应补缴之关税，应较普通债权优先清偿。台湾最高法院于1968年在台抗字第27号裁定作解释认为，对于应税进口货物而言，关税的征收优先于质权、抵押权等担保物权。〔10〕从保证国家的关税征收利益角度考虑，上述解释是正确的，即对于应税的进口货物本身，海关征收关税的权利应当优先于民事担保物权。上述解释同样适用于本案。在本案中，H公司涉嫌走私行为，海关有权依法追缴其关税以保证实现国家利益。但由于H公司已经将原货物倒卖，无法就该批货物本身追缴关税，于是海关将H公司后来进口的棕榈油收取作为抵押物，该批货物不属于应税货物本身，而属于其他财产。正是由于该批抵押物不具有应税货物的性质，所以在该货物上已经存在担保物权的前提下，所谓的关税优先受偿权也就不能实现。

综合全文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得出一个结论：在特定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行使也要受到私权利的制约，无视私权利的行政执法行为即使在执法程序和法律依据上均无瑕疵，也将由于对私权利的忽视而不再具有合法性，在特定的私权利目前，国家公权力也要有所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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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315页。

〔2〕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3〕江必新：《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19页。

〔4〕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认为，若债权的观念可解为特定人作行为不行为或给付的权利，那末，这观念决不仅为私法所独有，而是公法私法所共通的。见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87页。

〔5〕据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解释，公法上的金钱请求权包括诸如租税和公法上的手续费、负担费、特权费等之课赋征收的权利。见美浓部达吉上引书，第87页。

〔6〕王泽鉴：《“动产担保交易法”30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7〕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426页。

〔8〕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364页。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范文第8篇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罚没财物、追回赃款赃物和无主财物的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

（一）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按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处罚时所取得的罚没财物；

（二）司法机关办理各类案件时依法没收的财物和依法应上缴国库的追回赃款赃物；

（三）按规定应上缴国库的无主财物。公民个人和单位上缴国库的礼物、礼金等视同无主财物管理。

以上所列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统称执法机关。

第三条执法机关依法取得的罚没收入是国家预算资金，必须及时、足额上缴国库。

本规定所称罚没收入包括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没财物、追回赃款赃物和无主财物以及罚没物资、赃物和无主物资的变价款。

执法机关对依法取得的罚没收入实行罚缴分离，分别设立各种罚款、没收（追缴）财物、无主财物的帐目、帐务，不得以任何借口截留、挪用、坐支、欠交、调换、擅自出售或者私分。

第二章收据管理

第四条罚没财物、追回赃款赃物及上缴无主财物的收据（以下简称罚没收据）由省财政厅统一制定。

各执法机关包括中央各部门驻本省的行政执法机关均应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制发的罚没收据，但财政部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罚没收据种类：

（一）代收机构代为收受罚款和没收款时，使用代收罚没款收据。

（二）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罚没款时，使用下列收据：

1、定额罚款专用收据，用于执法机关依法收缴数额固定的罚款；

2、罚没款专用收据，用于执法机关依法收缴数额不固定的罚款和没收款；

（三）其他罚没收据：

1、罚没物资专用收据，用于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罚没物资；

2、暂扣款物专用收据，用于执法机关依法暂时扣留款物；

3、发还暂扣款物专用收据，用于执法机关对暂扣款物定案后的清理发还；

4、追回赃款赃物专用收据，用于执法机关依法收缴应上缴国库的赃款赃物；

5、罚没物资上缴专用收据，用于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各种罚没物资及追回赃物的缴库；

6、无主财物上缴专用收据，用于单位、个人上缴国库的无主财物和礼品、礼金；

7、罚没物资变价专用收据，用于罚没物资及追回赃物的变价；

8、经省财政厅批准的其他罚没收据。

第六条罚没收据实行定点印制，全省统一编号，套印江苏省财政厅罚没收据监制章。定点印制单位由省财政厅审核确定。

各省辖市财政部门根据省财政厅的授权，按照省制发式样印制本辖区内使用的罚没收据。

代收罚没款收据由省财政厅统一组织印制发放。

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指定专人管理罚没收据，建立、健全领用登记制度。执法机关需要罚没收据时，应持合法、有效的执法依据，向同级财政部门申领罚没收据领用登记证，无罚没收据领用登记证的，不得领用罚没收据。

罚没收据领用登记证由省财政厅统一制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每年应对执法机关的罚没收据领用登记证进行年度检查。

第八条执法机关领用罚没收据时，应当持罚没收据领用登记证副本、单位介绍信和本人工作证，由单位财务部门统一向同级财政部门领用罚没收据。

代收机构使用的罚没收据，由代收机构按规定向财政部门领取。

第九条中央各部门驻本省的行政执法机关使用的罚没收据，按本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向所在地财政部门领取。

实行垂直管理方式的中央和省级各部门驻各市、县（市）执法机关使用的罚没收据，由中央驻本省的执法机关和省主管部门统一向省财政厅领取。

第十条执法机关及代收机构必须加强对罚没收据的管理，指定专人负责罚没收据的领取、发放和使用，建立健全发放、使用、缴销制度，保证帐、证、款、物相符。各种收据存根应保持完整，并列入单位会计档案管理，以备财政部门查核。

第三章罚没物资、追回赃物及无主物资的管理

第十一条罚没物资、追回应上缴国库的赃物及无主物资，根据不同性质和用途，按下列原则处理：

（一）属于一般性物品的，由执法机关分别开列清单，在结案后一个月内送交财政部门仓库或财政部门指定的场所。凡属当年本级行政事业单位需要购置的物品，经财政部门批准，可以无偿调拨，但不得调拨给上缴该物品的执法机关。除此以外的一般物品，由财政部门会同执法机关送交定点拍卖单位公开拍卖，定点拍卖单位由省及省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对不适宜拍卖的，送交各市定点变价商店，由财政、执法机关、物价、技术监督部门派人参加，按质定价，纳入正常销售渠道变价处理。送交时间由有关部门商定。参与作价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内部选购。

（二）属于专管机关管理或专营企业经营的财物：

1、金银及其制品、外币，由执法机关定期送交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会同执法机关按规定处理；

2、有价证券，由执法机关开具证明后，交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会同执法机关送有关单位兑付，取得的兑付款上缴国库；

3、文物一律无偿交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处理；按规定允许流通的，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委托具有文物拍卖经营资格权的拍卖行进行拍卖，所得收入全部上缴省级国库；

4、专卖品由专卖部门依法处理，变价款上缴国库；

5、和原植物，没收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6、假冒伪劣药品交医药管理部门按规定处理；

7、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器材等，由收缴机关拍照存入案卷后，无偿交由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处理；

8、物品、吸毒用具、赌博用具等违禁品由公安机关处理；

9、其他属于专管机关管理的物品（包括动植物），交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

10、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处理。

（三）无使用价值的伪劣商品或按有关规定应销毁的假冒伪劣物品，以及其他无保管价值的物品，由有权部门和单位认定后销毁。

（四）鲜活商品可由执法机关及时处理，变价款上缴国库。

第十二条执法机关按本规定第十一条处理的罚没物资、赃物及无主物资，应开列清单，贵重物品应附照片及有关特征说明，一并送交有关部门或随缴库凭证存档备查。

第十三条执法机关对各类罚没物资、追回赃物及无主物资实行收缴与保管分开的制度，在按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处理之前，应指定专人妥善保管，防止物资的毁损、短缺、变质。执法机关财务部门对本单位执法过程中取得的罚没物资、追回赃物及无主物资应当实行统一、严格的会计核算。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收取的罚没物资应当加强管理，并及时按规定处理。

第四章罚没收入的收缴和处理

第十四条代收机构应按规定将代收的罚没收入直接上缴国库。执法机关直接取得的罚没收入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直接缴入国库或同级财政部门在银行开立的罚没收入专户（以下简称罚没收入专户）。执法机关收缴的罚没物资、追回赃物，应在取得变价收入时由同级财政部门或同级财政部门指定的部门、单位直接上缴国库或罚没收入专户。无主财物按照上缴单位按与同级财政部门商定的办法缴库。

第十五条罚没收入专户内的资金，应按规定及时上缴国库，除上缴国库和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外不得出帐。

第十六条执法机关对暂扣款应开具暂扣款物专用收据，并在取得暂扣款时直接存入财政部门在银行开立的暂扣款专户。结案后，应退还当事人的，开具发还暂扣款物专用收据发还；该没收的，按规定上缴国库；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罚没清单应随案移交。

执法机关对暂扣物资应开具依法暂扣款物专用收据，由专人保管。结案后，应退还当事人的，开具发还依法暂扣款物专用收据发还；该没收的，按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处理，其变价款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十七条被罚没的款项，企业单位从企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中开支，不得计入成本（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不得挤占应上交财政的收入；行政事业单位从本单位的结余或事业基金中开支；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用公款报销。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执法机关和代收机构应当加强对罚没收入的管理，定期组织对帐，执法机关应及时催缴应缴罚没收入，保证罚没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

第十九条罚没收入按执法机关行政隶属关系相应的预算级次上缴国库，上下级联办案件的罚没收入，应当按照办案双方确定的比例分别缴库。随案移交作为证据使用的赃款赃物，其变价款由最后审结单位按规定入库。

海关、外汇管理部门、铁路公安部门等隶属中央的行政执法机关的罚没收入，50％上交中央财政，50％上交地方财政，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实行垂直管理方式的中央和省级各部门驻各市、县（市）行政执法机关收缴的罚没收入，其应缴地方财政部分全额上缴省级国库。

第五章奖励

第二十条为鼓励人民群众举报违法犯罪活动，对向执法机关检举、揭发各类案件的人民群众，经查实后，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十一条案件举报人的奖金，根据其贡献大小，在每案罚没收入总额的5％以内掌握，但最高不超过50000元。有特别重大贡献的案件举报人的奖金，经同级财政部门特案批准，可以不受限额控制。对无罚没收入的案件的举报人，可酌情发给奖励金，但一般不超过20000元。法律、法规对案件举报人的奖金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对第一线查缉重大案件的破案有功人员，经省辖市以上执法机关和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以发给重大案件查缉破案奖，或在年度考核评比时给予一次性嘉奖。

案件主办单位对协助办案的单位，可发给一定的办案费用补助。

第六章执法经费预算管理

第二十三条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级执法机关的正常经费纳入行政事业经费预算管理。对需专项拨补的办案费用补助，由各级执法机关按规定编报“办案费用补助预算”，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财政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核，单独列项安排。财政部门安排执法机关的办案费用补助数额不得与执法机关上缴的罚没收入挂钩。

第二十四条办案费用补助不得用于增加人员编制开支和基本建设支出或者给执法人员滥发奖金。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可以在上年入库罚没收入总额的3％以内安排专项经费用于罚没财物、追回赃款赃物及无主财物的管理，并拨入财政部门的财务经费帐内，专款专用。

第二十六条罚没财物管理专项经费的主要开支范围：

（一）罚没收据及有关宣传资料等的印制、运输费用；

（二）罚没物资、追回赃物及无主物资的仓库建设、维修费用；

（三）罚没物资管理必需的交通、办公等设备的购置、维修等费用；

（四）罚没物资的运输、整理、保管等费用；

（五）其他罚没财物管理必需的有关费用。

第七章监督及处罚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执法机关、代收机构的检查和监督，防止其罚没收入管理和罚没收据使用等方面出现违法、违纪的现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加强自身的财务管理和内部监督，并接受同级政府及上级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执法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

（一）未按规定建立罚没收据发放、使用制度，或罚没收据遗失的；

（二）擅自将罚没物资、追回赃物及无主财物留用或不按规定处理的；

（三）因保管不善等人为因素造成罚没物资、追回赃物及无主物资发生毁损、短缺、变质的；

（四）不执行罚收分离规定擅自自行收缴罚没收入的；

（五）未将罚没收入缴入罚没收入专户或未按规定将暂扣款存入暂扣款专户，而存入本单位财务部门自行开立的帐号、小金库或截留、挪用、坐支的；

（六）罚没财物、追回赃款赃物及无主财物帐目登记混乱的；

（七）未按规定及时将罚没收入缴入国库的；

（八）违反规定发奖金的。

第二十九条执法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时，不使用罚没收据或者不使用财政部门制发的罚没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或者上级执法机关应当对使用的非法定罚没收据予以销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执法机关违反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由上级执法机关或同级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执法机关将罚没收入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罚款代收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财政部门应当给予通报批评，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代收资格。

（一）未按规定建立罚没收据发放、使用制度，或罚没收据遗失的；

（二）故意拖欠应上缴国库的罚没收入的；

（三）不积极履行代收罚款协议的；

（四）不向当事人出具罚没款收据的。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对举报、控告违章执罚的单位、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